第5版()
专栏：
我国作家应该是怎样的
——在索契城党积极分子会议上的广播演说。
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编者按：十二月二十二日，为世界文学不朽杰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逝世十四周年纪念日。这里所发表的这位教育了并将永远教育着全世界无数青年的伟大作家的一篇演讲词，是含意湛深，值得细读的一篇文章。它对于我们的作家尤其是有益的。
同志们！我和你们，我的战友们，索契的党组织的积极分子们（我们都是这个组织的成员），是第二次见面了，热烈地紧握你们的手，朋友们！
同志们，我听到了很多致送给我的美丽的话语。我只能说一点作为回答：政府的最高的奖赏，我们共和国的光荣的标志——列宁勋章，既已挂在了战士的胸前——这就是要他不仅不许退出已经占有的阵地，而且更要胜利地向前推进。
同志们，我们现在都是生活在伟大的时代里。我们，人类的新生的一代，布尔什维克的新生代，在沙皇的俄罗斯曾高举反抗的旗帜；并且就从沙皇俄罗斯里，创造了非凡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我们把压迫者从国内赶出去之后，就把全副的精力，全副的热情都贡献给了和平的劳动。
国家复兴了，开始壮大了。我们高举了文化的旗帜，而一切由人的天才所创造的财宝也都成了劳动人民的财产。以前，这些都只是属于上层统治者，金融寡头的。什么人能告诉我们说还有这样的国家，他各方面的文化都高扬到如此从来未曾有过的高度？我们获得这样成功并不是容易的。一切都得重新建设。旧世界给我们留下了一份苦难的遗产：文盲、贫穷、混乱，被沙皇制度所压榨的少数民族的蜕化。野蛮的阶级敌人，眼看到自己的灭亡，所以用尽一切丑恶的方法企图破坏我们伟大的事业。但是无论什么都不能阻止奔向新的美丽生活的解放了的人民的强有力的行列！在今天，甚至我们的死敌也不得不承认我国人民的财富和文化的巨大的成长。
在我们，在作家们，“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们”的面前，正摆着具有重大意义的任务：用艺术的形象写出一切正在发生的伟大的事物。如果不是我们，这伟大革命的参加者与见证人，那么，还有什么人能完成这个任务？我就想来谈谈这一点，苏维埃国家的作家应该是怎样的。
首先应当是——作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而不是漠不关心的“观察者”。是战士。战士，教师，护民官。一个博学的人。这是不容置疑的。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不仅应该学习自己的语文，还要学习一切的生活和修养。
我们知道，在战斗和困难的时期，常常会出现一些胆小得像兔子一样的无力战斗的人，他们常常混乱步伐，妨碍进攻，革命的巨浪把他们冲击到一边。我们，作家们，应当暴露那些叛徒的、两面分子的、阶级敌人的代理人的、还有那些懦夫的、造谣惑众的、以及那些被革命抛弃到历史的臭水洼里的人们的丑恶的形象。必须要这样做，因为敌人还没有完全被打倒，已被打垮，还未完全消灭的敌人还在钻空子。我们应当让青年们认识这些背叛者的可恶的面孔。
我们的生活给我们作家们以丰富的材料，来创造可敬的热心劳动者的美丽的形象。我们的国家已经培育出了许多英勇的人；在我国，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著名的人，因为在我国劳动已经成了崇高的、勇敢的、光荣的、以及英雄的事业！每天都给我们带来日新又新的，解放了的人们的劳动英雄主义的事绩，第一次认识到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幸福而劳动的喜悦。
作家们就必须要去描写这些，要把它们描画得如同我们生活一样的鲜明。我们，作家们，没有权利落在生活后面。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用全副力量去工作的原故；也就是说，用一切的精神的创造的心力去工作，以使我们的可赞美的读者得到书，得到对他有价值的书………
常常有人问我，我是怎样成为作家的。这个我可不知道。但是我怎样成为一个布尔什维克的，这一点我却知道得非常的清楚！
在结束演讲的时候，我要告诉大家我的一些遥远的童年时代的事情，一段插话，它能部分地回答这些问题。
记得，那时候我才十二岁，我在车站食堂厨房里当“小伙计”，差不多还是小孩子，我就从切身的体验里认识到资本主义下的苦役劳动的一切重量。我费了很大力气得到一本书——法国资产阶级文人的一本什么长篇小说。在这本书里，我清楚地记得，有一位顽固的伯爵，他闲极无聊，便嘲弄他的仆人，在这件事上费尽了心机，出其不意的敲敲仆人的鼻子，或者突然叫他来恐怖地跪在一旁。
我把所有这些事情都念给妈妈听，我渐渐不能忍受了，而到了伯爵打仆人的鼻子——因而那个仆人把茶盘子掉在地上——的时候，我不是如作者所写的那样，说仆人卑躬屈膝地笑一笑，然后走开，而是充满了愤怒，照我自己的方式咒骂起来。
滚它法国优美文体的蛋吧！这时候，这本书用另外的语言说话了：“那时候，仆人回过身来走向伯爵，就打他的脸，还不只一下，而是两下，只打得伯爵的眼睛直冒火………”“等一等，等一等！”母亲叫起来，“这那儿看见过呀，作兴打伯爵的脸？！”这时候我是热血沸腾：“他活该，这该死的坏蛋活该！也让他晓得不许打工人！”“这又那儿看见过？我不信。把书拿来我看！”母亲说，“那上面没有这个！”我愤怒地把书摔在地上，叫道：“如果书上没有，那也不管它吧！我却简直要打断这个坏蛋所有的肋骨！”
瞧！同志们，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一读到这一类的故事，我便向往着那样的，给伯爵以回击的仆人。也许，这便是我的作家的生涯的开始——当然，那还是非常幼稚的，不过，现在我已经把自己的资质提高些了。
同志们，我要结束我的演讲了。我们将很快的再见面。这将是和我的新书的见面。热烈地紧握你们的手！
伟大的列宁、斯大林党万岁！
（黄非译。时济据奥氏全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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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马雅柯夫斯基论美国
马雅柯夫斯基有九次离开祖国到国外旅行。他的最长和最大的一次游历是在一九二五年夏天，访问了西班牙、墨西哥和美国。这次周游的结果是一大批诗章和游记，这些后来陆续在“西班牙”、“海洋”、“古巴雪茄烟”、“墨西哥”、“美国”等标题之下发表，并且收进了《我发现美洲》这个集子。
在外国旅行的当儿，马雅柯夫斯基总是锐利地警觉到他那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诗人的责任。
“我是诗的大使，”他骄傲地写过。
对祖国的爱渗透在马雅柯夫斯基所有的作品里。他的最热情和最有力的诗句就是呈献给这种伟大情绪的。
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爱，这一主题，在他的关于外国的诗和散文里突现得甚至更加明朗。在苏联国土之外时，他把自己看成新世界的一个使者，而骄傲于他的国家的优越，这个国家，已经驾乎资本主义诸国之上，而实现了人类的最崇高的理想。
马雅柯夫斯基对资产阶级文化的态度，是伟大的俄罗斯文学传统的一个继承和发展。
卓越的俄罗斯作家和革命家拉吉希切夫，在短诗《自由》里，欢呼美国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痛斥“新世界”统治者们的暴虐和掠夺。他看到了与美国资产阶级民主并生的贫穷和奴役。他讽刺地把美国称作：“一个幸福的地方，那儿百来个洋洋得意的人们沉溺在奢侈之中，而千千万万的人民却没有最起码的生存手段和遮避寒暑的房屋。”
普希金用深刻的洞察力，看出在他那时代的美国，人类的最高尚的动机和抱负被粗暴地压制着。他在那篇写于一八二六年的《约翰·坦诺尔》里叱责了美国民主和文化的“不能忍受的专制”，“无情的自私自利主义”，和“可憎厌的犬儒主义”。
一八四○到一八六○这一时期的革命民主派的最优秀的代表们——柏林斯基、赫尔岑和车尔尼舍夫斯基也同样暴露了美国资产阶级“自由”的虚伪和腐败的性质。车尔尼舍夫斯基指出了美国资产阶级民主的奴隶制度和虚伪的骗局。他认为奴隶制度是美国的基本罪恶，认为那大吹大擂的美国民主是有限制的和假的，是依附钱袋的。他把资产阶级美国的报纸叫作“以股票交易的算盘作基础的纯粹投机”。
著名的民主作家柯洛连柯，在他的小说《没有语言》（一八六五年）和他的叫做《美国游记》的散文集里，把美国扯谎的自我宣传家们所描画的神气活现的“新世界”的图画同这个国家的实际情形——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法庭和报纸的腐化，美国殖民家的兽性和粗野、虚伪和残酷，以及盛行于美国的警察恐怖——作了一番对照。
一九○六年去过美国的高尔基，称纽约为“黄色魔鬼的城市”。高尔基嘲笑那些自称“超于政治”和“不受金钱支配”的受雇佣的美国作家们的虚伪姿态恰恰暴露了美国报纸的拜金主义、文化艺术的退化、以及美国资产阶级社会的虚伪和粗俗。
马雅柯夫斯基后于高尔基十九年“发现”了美国。他在“繁荣时代”的表面下看到一个被尖锐的社会矛盾所撕裂的国家，一批被股票交易所大王们所统治的贫困不堪的受压迫的人民。
面临着有摩天大楼和巨大工程的美国，看着纽约的桥梁、地下铁道和空中铁道的马雅柯夫斯基，从来没有忘记这一切都是“伟大的劳动军”所创造，但却被资产阶级所占有，用以服务于他们的自私目的。对照着这种背景，那个“深渊已经被一座直通共产主义的桥梁所跨越”的苏维埃祖国的形象，就在这位诗人的心灵中愈加庄严地涌现出来了。
马雅柯夫斯基的尖锐的观察力，他的结合着对事物的热烈兴趣的，战士和爱国者的热情天性，产生了有巨大思想深度和感染力的诗的意象。
诗人指出，在美国，寄生的少数人对劳苦的多数人进行可怕的剥削。诗人指斥福特主义是一种精妙的剥削制度，他揭露了：福特工厂的非人情况正足以表示美国的技术并没有减轻人的劳动，反而是耗尽了他们的力量。
诗人指斥了资本主义美国的民族歧视和种族歧视。他忿怒地描写那些剥夺了被压迫人民的基本生存权利的帝国主义大好佬们：
高高在上的是官儿们，
被钻石的光芒所照耀。
下面是人民。
光着屁股，没有裤子遮掩；
第一是根本没有，
其次呢——他们是印地安人：
禁止穿裤子。
马雅柯夫斯基认为美国是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最后堡垒。“可能发生这样的事，”他写，“美国也许会变成资产阶级的绝望事业的最后的武装保卫者——那末历史就能够写出像威尔斯的《世界大战》那样一部紧张的小说了。”
在暴露资产阶级民主的反人民的性质时，马雅柯夫斯基指出了“资产阶级自由”的虚伪，资产阶级文化和道德的拜金主义和欺骗。“那些报纸，”马雅柯夫斯基说，“是托辣斯所创办的，托辣斯、托辣斯的老板们把它们卖给了广告家们、百货商店的店主们。整个报纸都被卖得那么彻底，而且卖价那么昂贵，以致使人觉得美国报纸是不受贿赂的了。”
诗人看到在资本主义之下，对于一个人的评价不是看他的天才和能力，而是看他有多少金元。马雅柯夫斯基带着辛辣的讽刺说到这个金元尺码，它统治着“美国生活中的许多方面，甚至某些最微妙的东西。”
诗人透过摩天大楼的堂皇门面，看到一个悲惨的和愁眉苦脸的美国，一个在贫困和愁苦之中憔悴下去的美国。他在纽约市中心看到“乞丐们在垃圾桶里搜索残剩食物”，这儿“离开辉煌的第五街和百老汇只有十五分钟步行或五分钟乘车的距离。昨天和前天下的雨积在肮脏的水潭里。废纸和废物深没足踝，这不是过甚其辞，而是实实在在的深没足踝。”
他同时看到了美国的技术上的成就和它的社会制度的难以置信的落后。
我原以为我向前走了一万五千里，
可是我登了岸——落后了七年。
所谓七年，是指七年前在诗人的祖国发生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
马雅柯夫斯基关于美国的每一首诗，都是以某种个别事件和某种个人观察为根据的，但是同时整个的这些诗作却描绘了一幅完整无遗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图画。这些诗洋溢着嘲讽和讥刺。那篇以《勃洛克林桥》为题的诗，从头到尾都是讽刺的调子，它的整个的形象和结构是建立在这一对照上——资产阶级文化的技术成就及其应用于为劳动人民利益的不可能。所以诗人说，“将来只有这座桥孤另另地俯视着废墟的荒尘吧。”他知道这个“技术的奇迹”同时也就是那些被资本主义制度驱于绝望的男女们实行自杀的场所。在这个电气和无线电的时代，“没有工做的人们就从这里跳进赫得森河”。
因此，马雅柯夫斯基从他的“发现美国”所得出的讽刺的结论，是完全自然的：
我呢，对于美国，
我倒宁愿把它遮起来不看
并且稍为把它洗刷一番，
然后，等第二次，
去把它发现。
美国的技术“进步”造成了几百万工人的失业和穷困。而苏联的技术进步却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诗人带着无限骄傲的感觉宣布说：
我们是规模大得无比的
力量雄伟的爱迪生们。
但是对于我们最最重要的，
而这是绝对不能埋没的，
对于我们最最重要的是
我们的光荣的苏维埃国家，
苏维埃自由，
苏维埃太阳，
苏维埃旗帜。
在《吓坏了美国人》这首诗里，马雅柯夫斯基说苏维埃人民——
……是美国的尺码
所不能衡量的。
他们决不能够被诱以金元或卢布。
观察着世界最大资产阶级国家的日常生活，看到人类的尊严如何到处受着践踏，诗人是忿怒如焚了。这种愤慨的感觉贯穿在他的所有的关于美国的诗和散文里。他的描写资产阶级社会里妇女的卑微地位的有力抒情诗（“小姐和吴尔华士”，“梅毒”，等），表现这种感觉尤其是达到了顶点。他看到在美国人被人剥削得如何残酷，说：
假如你的眼睛对敌人盲目，
假如你的仇恨的力量，
已经减弱——那末来吧，
到这儿，
到纽约。
这就是马雅柯夫斯基对美国的印象的概括。
他的关于美国的散文的结尾几段的确是预言性的：
“罗尚波号泊在哈佛船坞了……岸上挤满了做乞丐的跛子们和顽童们。
“旅客们把零钱丢到岸上（这是被认为‘幸运’的），顽童们便扑向这些零钱，你推我挤，互相用牙和手扯着别人的破衣服。
“乘船的美国人暗暗发笑，嚓嚓地拍照片。
“这些乞丐在我面前就等于那为欧洲的将来所准备下的东西的一个象征，除非她停止在美国人和任何金钱面前摇尾乞怜。”
这也许是说着了今天这些企图用马歇尔计划的“援助”来奴役和扼死欧洲人民的纽约和华盛顿的大老板们；也许是说着了那些帝国主义的奴仆，他们诏媚地允许热狂的资本家们抽紧那套在欧洲民族脖子上的圈套。
在两个世界两个社会制度的斗争里，马雅柯夫斯基作为一个自觉的社会主义战士而出现。所以他认为他的越过国境决不仅仅是地理位置的改变。他的全部关于国外旅行的作品里最精彩的一个诗集“关于苏维埃护照的诗”把这作为主题，并不是偶然的。
对祖国的无限的爱和对帝国主义猛兽的无限的恨，骄傲于知道自己属于一个由于建立了新的社会主义制度而达到了有世界意义的划时代进步的国家，属于一个在物质发展和精神发展方面有无穷潜力的国家——这些就是赋予“关于苏维埃护照的诗”以灵魂的情绪。
马雅柯夫斯基始终相信诗歌领域的严肃工作必须基于对生活的慎重研究，从它的发展中的一切复杂和多样的形态研究它。诗人的全部写作都显出一种对生活的热情而积极的态度，和对现实的深刻知识。他的从特殊中看到一般的能力，使他的诗篇具有了强大的说服力。
在《外国圈套》、《午夜钟声》、《一座摩天楼的横切面》这类关于美国生活的讽刺速写里，可以听到这位战士的强有力的声音，鼓吹“把种族忿怒化为阶级忿怒”，以及一种对于苏维埃民族骄傲心的肯定。这在“关于苏维埃护照的诗”里表现得尤其充分。诗人在这诗集里骄傲地宣布：
读吧并且妒忌我吧，
我是——一个苏联公民。
马雅柯夫斯基的经验帮助了苏维埃诗人们创作充满了对苏维埃国家的敌人和一切进步人类的敌人作斗争的热情的作品，充满了对现代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反动的法西斯头脑的资产阶级作斗争的热情的作品。
在西蒙诺夫的诗集《朋友和敌人》里，不难寻出马雅柯夫斯基传统的痕迹。在Ｍ·巴尚的诗集《英国印象》里有着尖锐的政治讽刺，他在这些诗里叱责工党政府使英国人民的民族利益从属于美元。米尔左·杜尔森——泽德，在他的《印度歌谣》和关于印度的最新诗集里，痛斥了不列颠殖民家们，他们放弃了一切“民主”的装饰品，肆无忌惮地掠夺和扼杀东方的人民。
西蒙诺夫、巴尚、杜尔森—泽德和其他许多诗人们的诗篇承继了马雅柯夫斯基的传统，它们洋溢着对于事件、人民和事实的真挚的、热烈的、党性的态度，而这正是马雅柯夫斯基的诗作的基本特色。
美国的宣传费尽心机地制造舆论，说美国是世界上最自由和最民主的国家。今天，当马歇尔计划下的诸国正泛滥着这种吹牛宣传的时候，我们就格外会想到马雅柯夫斯基，以及他如何无情地暴露了美国民主的骗局，如何揭发了美国资产阶级社会的伪善和庸俗，美国报纸的腐败本质和美国资产阶级艺术的停滞。
（凌冰节译自《苏维埃文学》一九五○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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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只肮脏的老鼠
十一月十九日，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第四日，美国“代表”罗奇在大会上发表他的又臭又长的无耻演说。大会全体代表，连美国代表在内，一致加以嘘斥。当天的执行主席哈地诺瓦女士不得不几次请代表们维持秩序，大家才静下来。次日，美国代表黑人律师哈华特发言。他庄严而有力地，一个字一个字郑重地驳斥罗奇的谰言。当他揭发罗奇是南斯拉夫驻华盛顿使馆的顾问，年俸六万美金时，全场爆发了一阵“呜——呜”的讥刺与厌恶的嘘声。罗奇过去是进步党，混进了第一届和大的常设委员会。现在早已脱离进步党，公开暴露了替帝国主义战争贩子做走狗的面目。
黑人歌唱家，美国的伟大和平斗士罗伯逊此次因美国反动政府阻挠不能出席大会，但他的歌唱和演说的录音在大会上曾放送了两次，获得代表们一致的狂热的欢呼和拥护。
——作者看！一只肮脏的老鼠窜进了会场，几千对眼睛放射出利剑似的闪光。最初它还想偷看，马上它再也不敢张望，厌恶的嘘声像暴雨般来自会场四方。诬蔑和平，诬蔑中国，诬蔑苏联，拼凑着它主子的滥调想把血腥的罪行遮掩。赞扬铁托，赞扬叛徒，唱了一遍又是一遍。毒蛇披着人衣，嘴里转动着叉形的舌尖。可是蛇皮一下就给剥光，无耻的原形完全暴露。那勇敢的黑人律师用手指着，一字一字地控诉：他是南斯拉夫叛徒的走狗，他的主子是铁托政府。六万元美金收买了他的一切，连皮带骨。他既不能代表美国代表团，也不能代表美国人民。美国人民的代表是哈华·法斯特，是保罗·罗伯逊。他过去是进步党，可是现在他懊悔过去自己的说话，甚至他也懊悔南北美战争，懊悔美国的独立革命！三千人的会场响起了春雷似的掌声，千万道灯光照亮了高举的手臂好像森林。从地球的那一半传来了罗伯逊的雄壮的歌声，仿佛会场上来到了千千万万爱好和平的美国人民。他们打碎了法西斯的锁链，冲破了杜鲁门的牢门，他们流着欢欣的眼泪和我们拥抱得紧紧！只有他——罗奇——闭着厚嘴唇坐着，默不作声，好像是大海上飘着一只老鼠的尸身。
一九五○、十一、二十二，华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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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了朝鲜，为了人类！》后记
《为了朝鲜，为了人类!》是一首诗，曾在上海《解放日报》发表，单本即日出版，本文是它的后记。
——作者
对于朝鲜，我虽然只有很少的接触，但这些接触是给我留下了伤痛的印象的。我读过几篇朝鲜作品，感到了朝鲜人民灾难的深重和斗争的艰苦。我不能忘记，在东京街边背着孩子坐在地上的，张着饥饿和惶惑的目光，一声不响的朝鲜女子。我不能忘记，在长崎的小街里面，误把下等暗娼的小饭馆当作普通饭馆走了进去，看见年青的朝鲜女子脸上长着脏疮的那种凄惨的样子。我不能忘记，在东京的拘留所里，朝鲜斗士的那一种坚决的精神和吸吗啡的朝鲜流浪人的那一种卑屈的神气。我更不能忘记，拘留所里的看守，总是故意把“朝鲜”当作朝鲜“犯人”的总名字，“喂，朝鲜！”“喂，朝鲜！”地叫着的那一种侮辱的调子。……
朝鲜人民经过了深重的灾难和艰苦的斗争，所以，解放了以后，沿着正确道路前进的他们，就表现出了那么英勇坚贞的力量。他们绝对不会被美帝国主义者所征服，而且，由于新中国人民的侠义的援助，他们一定要取得最后的完全胜利的。
现在在朝鲜的斗争，是一个人与兽的斗争，是和平阵营和侵略阵营的一个接触点。美帝国主义者对于朝鲜的侵略，不过是想把侵略的战火烧到我们中国以至苏联的一个步骤，飞机侵犯我们东北，海军侵入我们台湾海峡以及我们一切领海，就是已经表现出来了的事实。美帝国主义者的目的是想在我们新的人民的中国再建立一个黑暗的殖民地的统治。明智而英勇的中国人民，不能不马上把朝鲜人民的斗争当作了我们自己的斗争，不能不把这个斗争当作了争取全世界和平的大斗争的一个斗争。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现在所执行的是一个扭转乾坤的伟大的事业。
任何战斗的要求，都会成为感情的要求，它总是和感情的要求同在，甚至是以感情的要求为先锋，而提升出来，综合出来，再把感情的要求引到更高的高度的。抗美援朝的大运动一开始，在作者里面激起了一些东西，回旋了两天，就这样倾吐了出来。当然，这个斗争的内容太庞大了，作者所能够做到的，只是从某一点上突破进去的感受而已。
大概，可以集体朗诵的罢。但如果有作曲家得到了同感，作者有一个希望：作者没有力量完满表达出来的这一点感受，或许可以成为一支乐曲的内容的。也似乎可以用舞蹈的形式表现出来。
这里所说的“四十多年”，是就甲午之战（一八九四年）以后不久日本在朝鲜建立了实际的统治说的，形式上的所谓日韩合并，那还要后一些。
（一九五○年十二月五日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