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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东·中南·华北各地青年学生工人
踊跃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
华东
【本报讯】华东各地青年学生踊跃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并得到各校教师和不少家长的热情鼓励。继上海、南京、山东等省、市之后，浙江、福建、芜湖等省市招生委员会也已相继成立。上海市申请报名的青年学生已达一万人。南京市大中学校，自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籍教授诽谤与侮辱中国人民、中国学生事件发生后，掀起了抗美爱国运动。在运动中，由于学生思想觉悟普遍提高，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学生极为踊跃。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学生李锦华、金陵大学学生吴庆敦、金陵女中学生李秀群等，过去受美帝欺骗宣传的影响，表现不够积极，经过控诉美帝罪行的教育，都决心要用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实际行动，来回答美帝的阴谋手段。该市青年学生十六日报名截止，报名总数达七千四百六十三人。济南市报名学生有三千五百多人，首批正式批准四百零九人。省立农学院被批准的四十人，在盛大的欢送会后，已于十六日下午由该校师生组织的腰鼓队欢送至市招生委员会。青岛市山东大学、华东大学两校，已有千余学生报名。无锡、苏州、芜湖三市报名学生已达两千人。
各校学生的教师和家长们看到他们的子弟这种热爱祖国的光荣行动，都极为高兴。上海天厨味精厂经理七十岁的吴蕴初老先生在答复他的唯一女儿吴志莲（复旦大学新闻系学生）征求投考军事干部学校意见的信中说：“志莲：你十二、九来信收到。吾垂暮之年，只有你一个女儿，自不愿与你分离。但是你为祖国为人民愿意献身祖国，并预备流最后的一滴血，这行动和精神是伟大的。吾岂能以抵犊之爱忘却了保家卫国之义，特对你作热烈之鼓励和赞美。”十三日解放日报社举行了一个“我为什么鼓励子女参加军事干校”座谈会。会上吴老先生发言中提到：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匪帮发起组织“青年军”，打内战进攻人民，吴志莲的哥哥想去报名，他坚决予以反对；但今天情况根本改变了，人民政府爱护人民，青年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真正是为了保卫祖国，保卫和平，所以他非但不阻挡，而且要鼓励女儿去。无锡市文教学院工农教育系主任刘百川，写信给他的第四个儿子古润说：“如果你也愿意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去学习，那是我最大的光荣，也是全家的光荣。爸爸过去未能参加人民革命的斗争，至今仍是无可补偿的遗憾。如果你能和你哥哥姊姊一样，参加革命斗争行列，那便可以使我得到很大的安慰。”南京市市立一中为了征求学生家长关于学生参加军事干校的意见，十二日举行了一个家长座谈会。出席学生家长四百余人。许多贤明的家长们对已经要求参加军事学校的子弟表示赞许，他们说：共产党、毛主席是最爱护青年的，一定会好好照顾我们的孩子。有些因事没有出席的家长，写信给该校保送委员会，要求保送自己的孩子去参加军事学校。南京大学学生陈震宙在报名时，她的母亲在签名典礼会上说：“我的孩子参加军事干部学校是为了巩固国防，保卫国家，保卫千千万万的母亲。我感到很大的光荣！”该校教授郑万钧有三个儿子报名参加军事学校。他说：“孩子们的思想比我走前了一步。祖国号召他们参加国防建设，我欢送他们走上这个光荣的岗位。”金陵大学经济系主任曹国卿鼓励自己的儿子去报名时说：“我不但赞成儿子去，如果祖国需要我时，我也要去。”南京大学的教授纷纷到学生宿舍里去访问，并写信鼓励他们。英籍教授戴乃迭（Glodys M.Jgler）对学生们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的军队非常强大，非但保障中国的和平，而且保卫世界和平。”
中南
【本报讯】中南大中城市青年学生、青年工人踊跃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
武汉市各校学生对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政务院的联合决定曾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该市大、中学校校长、各民主党派及工商联负责人，十日联合发表告学生家长书，劝说他（她）们鼓励子女参加军事干部学校。武汉市工商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林厚周对他的儿子参加军校予以极大鼓励。他说：“我极爱我的儿子，我更爱我的祖国。我深知只有建设了强大的国防力量，才能索还我们的血债，报我们的血海深仇。”他并发动他的亲友和工商界人士鼓励自己的子女参加军事学校。现在该市大、中学生正在热烈报名；已经报了名的，则急切地希望招生委员会批准。武汉大学学生已有一千一百五十三人写了决心书。物理系学生周乐曾在决心书上说：“看到美帝国主义的炸弹投在祖国的土地上，我的心就被愤怒的火焰燃烧着。现在祖国在呼唤我们，为了保卫祖国，我决定参加军事学校。”教师、工友也表示准备随时响应祖国号召，为保家卫国而奋斗。该市青年工人，据十五日初步统计，报名的已有三百六十余人。
广州市军事干部学校招生委员会于十二日成立。中山大学、广雅中学、大中中学、培道女子中学等校学生都欢欣鼓舞地响应祖国的召唤。广雅中学的青年团员岑国锦说：“我过去只懂得爱自己的父母，但今天我要把我的爱推广到爱祖国上去。我已经决定参加军事学校。”长沙市学联十日召开的全市各校学生会执委扩大会议上，曾强调参加军事干部学校一定要坚持自愿原则；学生会要抓紧加强反帝教育的一环，提高学生思想认识。湖南大学的学生经过两个星期的时事学习，纷纷表示要把抗美援朝的认识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去。学生们情绪高涨，热烈要求参加军事学校。长郡中学、楚怡工业学校、明德中学等校学生都纷纷报名。不少家长，鼓励自己的子女参加军事干部学校。例如楚怡工业学校学生唐乾三的父亲鼓励他说：“现在祖国正需要你们，这正是为祖国服务的机会到了。你应该参加。”截至十二日，学生、工人已有两千五百余人报名。
此外，河南郑州、开封、镇平等地的青年学生普遍展开了参加军事学校的热潮。开封、镇平已有不少学生被光荣批准。这些被批准的学生受到各该校师生热烈欢送；各该校的教师和学生曾举行隆重的欢送会并给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学生赠送纪念品。湖北省各地参加军事学校的学生已有一千人以上。黄冈、孝感、襄阳等专区的中学，报名的学生已达各该校学生的半数。南昌、萍乡、南宁、桂林等地青年学生、工人，也纷纷要求参加军事干校。
华北
【本报讯】华北各城市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纷纷响应祖国的召唤，报名参加各种军事干部学校。
天津市南开大学、北洋大学、河北工学院和各公私立中等学校学生到保送委员会报名的极为踊跃。北洋、南开两大学，已有八百多人报名。河北工学院在保送委员会成立前，机械系三年级学生就有三分之二在学生会签了名。南开大学学生阎荣第决定报名后写信给他的父亲说：“我并不是不顾家庭，而是为了照顾更多的家庭，使更多的父母不受凌辱，所以我决定参加军事学校。”津市各厂青工也踊跃报名参加。国营棉纺二厂，十四、十五两天即有七十二人报了名。
河北省保定市各大、中学校学生一千二百余人举行座谈会，讨论了美帝国主义侵略我国领土台湾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罪行。各校学生有一百五十多个青年学生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河北省的唐山、石家庄等城市的大、中学校学生经过深入的时事学习，爱国热情高涨，也纷纷要求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石家庄市到十日止，已有一千三百多位爱国青年报名。十四日在车站举行了一个各界欢送大会；首批七十六个青年学生、青年工人，在各界热烈欢送下，赴军事干部学校学习。河北省立通县男师五十多岁的教师王梅村动员自己孙子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他并且对学生们说：“要说我疼他，还是真疼，不过他不应该属于我私人的，我要让他作祖国的好儿女。我这样大年纪，经过帝国主义侵略我们的事儿太多了，我深深知道战争一起来家败人亡的惨痛，所以我决心动员他去上军校，保卫祖国，保卫我们。”他的行动和谈话，鼓励了许多学生下决心走上光荣的国防建设岗位。河北省立通县女师一百九十四个人报名，该校保送委员会保送了六十个人。全校正筹备欢送。该省职工也纷纷响应这一号召。石家庄电信局职工张铁军带着对帝国主义的极端痛恨，首先报了名，并且说：“参加军校后，我一定要好好学习，来回答党团对我的培养和人民对我的希望。”
平原省安阳市各中等学校学生，热烈学习了军委和政务院联合决定，对家庭进行了劝说解释，在十二、十三日两天，即有八百多人报名。
绥远省归绥市归绥、奋斗等八个中学，已有一千多个学生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
察哈尔省立张家口师范举行的控诉美、日帝国主义罪行大会上，青年团员白士芳悲愤地说：“血债要用血来还！我坚决要参加军事学校去学习，以保卫我们的祖国，为死难的同胞报仇！”山西大学十二日已有一百七十人报名。山西省立太原师范、国民师范、五寨师范、工业技术学校及山西省机器公司等六单位连日举行座谈，已有二百六十余名学生和青年工人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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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时事宣传·示威游行·生产竞赛 西南中小城市展开抗美援朝运动
【新华社重庆十八日电】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已在西南区中小城市蓬勃展开。
贵州遵义县城曾于十二月二日举行抗美援朝的万人示威游行。川东江津、川南宜宾、内江和川北蓬溪、仪陇等城镇，也都举行了几千人到两万多人的游行示威。
各地人民团体都成立了抗美援朝宣传委员会，组织文教工作者和学生们用化装表演、访问、座谈会和闲谈的方式，深入农村进行时事宣传。有的学校还举办“屋顶广播”，向居民讲解国内外形势。
各地工厂的工人们展开了爱国主义的生产竞赛。川南自贡市盐场各井灶产量较十一月份已增加了百分之十。某修械所在劳动模范刘子栋的带头努力下，半个月中使生产率提高了一倍以上。川东万县发电厂职工将十二月份订为“爱国主义生产运动月”。西康省运输公司工人表示决以做好运输工作，支援进军西藏的人民解放军来保家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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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来函补正编辑同志：
十二月十三日协和医学院发出的拥护伍修权发言电文与斥奥斯汀通电，签名者尚有卢学辉、张英珊、彭世瑜、侯淑英、陈达民、宋怡、金汝煌等七人，希补充发表。（原文载本报十二月十七日三版）
协和医学院工会 邹德声
十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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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荣誉给热爱祖国的人们！
首都报名参加军事干校的学生受到各方面的热情赞扬与尊敬
【本报讯】京市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学生，受到各方面的赞扬和尊敬。
(京市大、中学校，正在筹备欢送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学生。各校普遍创作和准备欢送的文艺节目，准备开小型，以至全校的欢送会。农业大学园艺系计划开一个轻松愉快的欢送会，以谈心为主，文娱节目为辅，彼此鼓励在不同岗位上搞好工作和学习。该系系主任陈锡鑫教授将以园艺技术促成花开，用鲜花布置会场，把鲜花送给走上光荣岗位的学生。市立三中教职员、工友正在准备给参加军校学生送纪念礼品。河北省师高三全班学生一齐动手给报名学生拆洗棉被，补衣袜，织毛裤。
北方交通大学北京铁道学院热烈展开了对报名学生的慰问。每天有许多写给报名学生表示慰问和敬意的信，交到该校广播站广播。该院刘院长在同学访问他时表示：他不但一个人对该校一百二十五个报名学生表示崇高的敬意，并且代表全校教职工学生向报名学生致敬。他说：“报名的同学，已经决定把自己年青的生命贡献到最伟大、最光荣的事业里去了，这是我们十分钦佩和敬慕的！”他自己的两个儿子也已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为此他表示感到非常欣喜和光荣。燕京大学化工、化学系学生敲锣打鼓地去拜访报名学生，在他们门口贴起红的对联。平民中学工会为给光荣报名参加军校的学生祝贺，在十六日下午举行了一个热烈的茶叙会。
学生家长，对自己的子女报名参加国防建设，感到非常光荣，纷纷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努力工作。农业大学园艺系二年级学生王龙华报名后，得到了父亲、哥哥的来信鼓励。他父亲的信中说：“你回来告诉我，你已报名参加军事干校，我心里感到无限光荣。美帝国主义阴谋扩大侵略，使我们国家无法和平建设，现代青年都应当起来用实际行动响应祖国的号召，为民族解放事业而斗争。你的参加完全表现出爱祖国爱人民的坚强意志。光荣地献身于这一伟大事业，是完全正确的，我很赞成。你一切不必顾虑，勇敢地在毛主席英明领导下前进吧！”
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共卫生局第三医院，为了给报名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学生检查身体，十四日晚开了一个全体工作人员大会，院长报告了这一任务后，当场便有大夫站起来表示：同学们为了祖国，离开了学校和家庭，是非常光荣的。我们为他们服务也觉得光荣。大家争先恐后地要求工作。护理部正在赶年终总结和预算，很多护士为此都自动加了班。该院各处贴着“英雄气概，人人敬仰！”“保卫国防，打倒美国帝国主义！”等标语，表示他们对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学生的欢迎和尊敬。其他给报名学生检查身体的医院的工作人员，也特别兴奋。第一卫生事务所工作人员，星期天也加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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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
关于开展农民业余教育的指示
（一九五零年十二月十四日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
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农民业余教育，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是当前我国文化建设上的重大任务之一。
二十余年来，在老解放区曾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农民业余教育，对提高农民政治觉悟，完成各种对敌斗争任务，起过伟大的作用。但由于长期处于战争环境，在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方面，成绩还不很大。现在国家已经统一，农民业余教育亟应加强，以适应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的需要。为此特作下列的指示：
一、农民业余教育一般地应以识字学文化为主，配合时事、政策教育和生产、卫生教育。但各地区的情况不同，农民觉悟程度亦有差异；因此又必须根据具体条件与要求，分别步骤，因时因地制宜，依照下列原则，规定各种不同地区的教育内容：
甲、凡经过土地改革，农民生活已初步改善的老区，首先推行识字运动，逐渐减少文盲，并配合进行时事、政策教育与生产、卫生教育。但在遇有重大政治任务时，则应加重时事政策教育的比重。在对象方面，则应首先着重村干部、积极分子及青年男女，逐渐推广到一般农民。争取在三五年内使村干部及青年积极分子学会常用字一千字以上，具有初步读写算的能力。乙、凡未完成土地改革的半老区和新区，由于农村中反封建的斗争正在展开，一般地应以结合当地当时中心工作与群众运动，运用各种形式，进行政策、时事教育为主，以激发农民的阶级觉悟，提高其政治认识。如农民要求与条件许可，亦可适当地进行识字教育，为土地改革完成后开展农民识字运动打下基础。丙、少数民族地区，除按老区新区各采不同方针外，并应特别注意民族政策的教育，及针对当地少数民族特点与情况，进行其他必要的教育。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除尚无民族文字者外以用本民族文字为原则，但在自愿的原则下，亦可采用当地社会生活中普遍应用的别种文字。
二、过去农民业余教育主要是采取冬学形式，多年以来已经行之有效，今后仍应继续发展，作为广泛动员农民学习的一种方式。但为了更进一步使农民业余学习趋向经常化，同时又必须争取条件，使这种季节性的业余学习，逐步转变为常年业余学习。在有条件的地方（如某些老区）应尽量举办和坚持农民业余学校，并辅以各种分散形式的和有专人领导的识字班或小组（如与生产相结合的地头小组，与生活相应的坑头小组等形式）。学习形式必须多种多样，不应强求一律。不论集中与分散的形式，常年学习与季节性学习，均须灵活运用，并应尽量与农民的生产互助组织与文娱组织互相结合。
农民的常年学习必须不妨碍生产，农忙时应放假，农闲时应加紧学习。农民的学习必须根据农民需要与自觉自愿的原则，反对强迫命令与形式主义，同时防止放任自流的现象。
三、农民业余文化教育，不论采取集中或分散的形式，均可按照情况分设初级班（组）与高级班（组）。初级班（组）吸收文盲与半文盲入学，使其在三年内认识常用字一千字以上，并具有初步读、写、算能力。高级班（组）吸收已经完成初级班课程或有同等学力者入学，使其在二年内基本上达到相当于高级小学毕业的程度。但此项班次和期限，各地可根据具体情况加以适当增减。
初级班（组）的课程暂定为识字与算术两科，以第一年专学识字第二年增学算术为原则。高级班（组）的课程，暂定为国语、算术、常识三科。各科课程标准，由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另行订定之。全年学习时间暂定为上课一百五十次至二百次，每次一至二小时，在农作较忙时期，可酌情放假。以上规定可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与条件，灵活支配或作适当变动。
参加初级班（组）或高级班（组）的学生，在学完规定课程并考试及格者，得由县市人民政府发给农民业余学校初级班（组）或高级班（组）之毕业证书。此种证书，在证明文化程度及投考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和工农速成中学时，与初级小学或高级小学的毕业证书有同等效力。
四、农民业余教育工作，应由各级人民政府教育部门领导，其他有关机关及人民团体予以协助。各县人民政府有必要时得会同当地之农民协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民主妇女联合会等有关团体组织县农民业余教育委员会，统一领导本县农民业余教育工作。
五、开展农民业余教育，除设有高级班，并达到一定人数，能坚持正规学习的农民业余学校，可酌设专职教师外，一般地应实行以民教民的方针，号召动员一切识字的人作群众教师，以教人识字作为自己的光荣任务。群众教师中，应选择程度较高、教育有经验有成绩者为骨干。必要时并可举办短期训练班，吸收失业失学知识分子，施以政治思想教育，并辅以必要的业务教育，毕业后，使之参加农民业余教育工作。乡村小学校教职员，并应负责给群众教师以业务上的指导。各县人民政府，应经常采取各种办法，提高群众教师的政治水平与教学能力，如定期集训、巡回传授、辅导集体备课、举行教学研究会、教学展览会及组织观摩教学与典型报告等。为使群众教师能安心教学，坚持工作，各大行政区、省、市人民政府教育部门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制定对群众教师的优待、生活补助或奖励的办法。其他机关、团体、学校均有协助开展当地农民业余教育，以及在可能条件下帮助农民业余学校解决房屋设备的义务。
六、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及出版总署，应负责计划及指导农民业余教育的教材与读物的出版。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亦得自行编印教材。各省、市、县，可根据地方具体情况，编辑补充教材，有可能时并应尽量出版通俗的农民读物与报刊。
七、农民业余教育的经费，应以依靠当地群众自行解决为主。必要时得由县教育经费项下拨出一定数目，予以补助。各大行政区、省、市人民政府，应拨出一定数额的经费，专作农民业余教育重点补助与奖励之用。
八、各省、市人民政府教育厅、局得依据本指示制定实施办法，呈请上级人民政府教育部批准后公布施行。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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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刘仁静和李季的声明
编者按：这里发表的是曾经参加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叛徒组织的刘仁静和李季二人的声明书。
托洛茨基叛徒集团原来是俄国工人运动中的一个反列宁主义的派别，后来堕落成为完全反革命的匪帮。关于这个叛徒集团的演变，斯大林同志曾经在一九三七年三月“论党工作之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分子及其他两面分子的办法”的报告中作过如下的重要的说明：“过去，在七八年以前，托洛茨基主义曾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派之一，固然，是一个反列宁主义，因此也就是极端错误的政派，可是，它当时总算是一个政派。……现时的托洛茨基主义，并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派，而是一伙无原则的、无思想的、暗害者、军事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是工人阶级之死敌的匪帮，是外国侦探机关雇佣的奸细。”
在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北伐战争）在一九二七年遭受失败以后，中国也出现了少数托洛茨基分子，他们与陈独秀等叛徒相结合，在一九二九年形成了一个反革命的小组织。他们在反革命势力的暂时胜利下丧魂失魄，武断地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它对于人民的统治已趋“稳定”，中国社会已经是所谓资本主义占优势并将得到和平发展的社会，因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以所谓“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坚决地反对和破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进行的各种革命斗争，并污蔑当时的人民革命游击战争为所谓“流寇运动”。托洛茨基——陈独秀叛徒集团既然完全堕入这种反革命立场，就不能不成为中国人民的公敌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机关反对人民的卑污工具。被人民所唾弃的托洛茨基——陈独秀残余分子，在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以后虽然已经销声匿迹，但是对于他们继续进行破坏和暗害行动的可能性，仍然应当提高警惕。
刘仁静曾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七年时革命失败后即叛变了革命，一九二九年曾到土耳其去拜访已经公开叛变革命而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回国后进行托派的组织活动。虽然他自称在一九三七年已被托派开除，但从那个时期直至一九四九年止他一直都在国民党反动派组织中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在抗日战争期间，他曾在国民党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宣传处，第十战区政治部，及胡宗南的特务训练机关“战干第四团”担任职务。抗日战争结束后，曾为上海的特务造谣刊物《民主与统一》担任写作与编辑；一九四八年，在国民党的中央党部和伪国防部工作，写作诽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的文字，一直到南京解放。
李季也曾经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是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叛变革命而加入托派组织的。虽然他在一九三四年后退出这个组织，但是从那时以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没有认识托派的严重罪恶，也没有与托派分子完全断绝关系。
刘仁静和李季现在表示他们开始认识了自己过去的反革命罪恶。但是第一，他们的这种表示还不是诚恳坦白的，特别是刘仁静竭力不提及自己的实际反革命罪恶行为，而只把它们轻描淡写地说成是简单的“思想上的错误”；第二，无论他们说得怎样，他们是否确实有所悔悟，仍然有待于他们的行动的证明。刘仁静现改名刘亦宇，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教师，李季现在在上海从事翻译工作。
一、刘仁静的声明
我于一九二一年加入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工作，至一九二七年，在当时中国大革命失败后，我在共产国际内部的斗争中参加了托洛茨基派的组织及活动，一九三七年因意见不同又为托派开除，但托派思想的残余仍支配着我很久，使我不能认识党的路线之正确。去年京沪解放以后我进行了深刻的反省，由于伟大的胜利的革命之助，我发现了我政治思想的错误有以下三个根源。
第一，我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家庭，生活不接近群众，虽然主观上愿献身而且曾献身于革命，为人民服务，但总不能耐心的顽强的在群众中工作，担负起把马列主义通俗化的任务。由于我不作群众工作，我的思想总倾向于把群众的力量估计很低，因此总批评党的路线是冒险的，在这种路线下革命必遭失败。实际这只表示我的落伍，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压力，并传播这一思想的影响以阻止革命的前进。
第二，由于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劣根性，我自以为是，不肯服从组织的纪律，因此当我不同意党的路线的时候便闹分裂的派别活动，实际是削弱革命的力量，让反革命势力更容易巩固起来。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即党员一面在日常工作中须执行党的政策，一面可向党的领导机关时时提出意见，以求达到这政策的改变。我在口头上是承认这原则的，实际是破坏了它。
第三，我的思想实质上是代表上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常混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幻想可以与反革命妥协，和在反革命的统治之下进行改良，这是忘记了或否定了马列主义的最简单的真理，即是“工人阶级摆脱资本主义的压迫决不能经过缓慢变化，经过改良来实现………为了在政治上不犯错误，便要做革命家，而不要做改良主义者，……便要执行不调和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而不要执行调协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利益的改良主义政策。”（斯大林）
中国革命的胜利使我更清楚的认识我过去政治思想的真面目，即是说我过去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是一个门什维克，而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门什维克的思想决不能领导革命达到胜利，只有在无情的批判门什维克思想的过程中，布尔什维克主义才能壮大起来完成革命的任务。
由于我的脱离群众，不肯服从党的纪律和代表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所以我在政治上长期的和党对立，表现于对中国革命和对国际革命的诸问题的看法完全不同，而事实和经验都证明我是完全错误。
关于中国革命问题，我以为在上次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必须经过一个经济恢复或资本主义相当发展的时期，共产党才能进行夺取政权，下次革命将为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之扩大的再版。本此见解，我以为在以后的革命发生以前共产党应集中力量于城市，从事民主运动。不知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联合统治下的中国，经济发展极微弱而跛行，不及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之破坏作用。革命分子在城市中无法容身，工人的民主运动亦无法生长至夺取政权的程度。我的思想执着于俄国革命胜利的道路，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这一特点是，如毛主席所指出，中国和西方国家不同，不可能有和平的合法的工会运动及议会运动。革命的斗争即是武装的斗争。由于我这一错误的思想体系，我于是怀疑在党领导下以农民为基础的革命能够胜利。在抗战胜利后，我更迷惑于美帝帮助中国发展工业的前途，以为党应当放下武器，从事民主运动。不知党在政协时期，为争取国家的和平发展，关于整军问题不惜作最大让步。只因为代表豪绅地主的国民党，为维持其封建统治，必欲消灭共产党的实力，党才进行自卫的和解放的战争。由于我的错误思想的逻辑发展，在解放战争胜利以前的两年，亦即阶级斗争最激烈的两年，我竟站在国民党一方面，批评党的革命路线。
关于国际革命问题，我过去接受托洛茨基的现成见解，不去考察事实内容。托洛茨基批评联共党内不民主，以为俄国革命将走法国大革命失败的旧路。即由于执政党内部的分化而发生“德尔米多”式的政变，不知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可贵，即在于它能从过去失败的革命获得教训，避免重复它们的错误。托洛茨基的要求民主，用意在于动摇党的领导机关的稳定和威信，不知，在集中全国人民的力量，忘我的劳动，从事艰巨的经济建设的时候，为了防止和打击一些小资产阶级离心的享乐的个人主义倾向，假借民主主义的名义复活，党的领导机关的稳定和威信正是绝对必须的。托洛茨基攻击联共背叛世界革命，事实是，苏联的存在和世界革命的利益不可分，不过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低落的时候，和资产阶级国家或敌对的政党成立一些临时的妥协，以保障革命的政权，为革命的战略所许可。由于苏联的继续存在及其在第二次大战中的胜利，战后各国革命运动才能发展，并在中东欧及中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正是斯大林的坚决意志和天才领导保卫了苏联和保证了战后各国革命运动之发展。至于托洛茨基在这次战争以前则预言在战争中如果先进国家不发生革命，社会主义的苏联一定会失败。
从托派形成的时候起，共产国际即指出它是以左倾的空谈、革命的词句掩盖其孟什维克主义、取消主义、悲观主义的实质，将来必然走到反革命的阵营。以后各国托派的发展都证实了这一预见之正确。
现在中国革命已胜利，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真正统一的、有能力和有威望的、廉洁的民主政府，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中国革命之能胜利，当首先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尤其是毛主席能把马列主义的理论融合于中国革命的实际。我过去所理解的马列主义是观念主义的，缺乏革命的实践，所以失败是必然的。今后必须向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学习。我过去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以后决重在党及毛主席的领导下，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谨此声明。
二、李季的声明
中国自一九二五至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一九二九年出现一个托陈派。我也是参加者之一，不过于一九三四年即行退出。我在一九四七年大学月刊六卷一期批评胡适的一篇论文中，顺便提及“十二、三年来，我不属于任何党派，”就是指这事说的。
直至去年五月底为止，我在上海度过十五年孤独的译著生活，解放后，我公开了。现在对于过去这段历史，应该有所声明。
先就公的方面讲，中国是一个三千多年传统的专制国家，至近百年又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因此，中国人民是受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两重压迫。在农村是地主严重的剥削，农民得不到土地，不能解决最低限度的生活问题；在城市是官僚资本家勾结国际帝国主义，操纵我们的经济命脉，扼杀我们的民族工业。要解放中国，本只有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一条革命大道；而农民战争尤应为主力军，一则针对了卖国政府武力不及广大农村的弱点，比较容易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二则在农村中所培养的基本队伍，一经壮大，即能走向城市，推翻卖国政府，廓清帝国主义的势力。
陈独秀派看不清这种局势，更分不出缓急轻重，一味以所谓“国民会议”为标榜，盲目反对中共的武装革命，甚至诬为“土匪”“流寇”的行动。这的确是取消革命，变成完全反革命的了。
这一派既不能把握现实，提出为一般人民所能接受的策略，便走入绝境。它的分子于是开始堕落，投入蒋匪帮底下，为其爪牙。直至日本投降，这一派的主要分子之一彭述之还在上海创办两种公开的杂志，用尽“革命”的空话，攻击中共的每一行动，希图混淆是非，蛊惑青年。
至于我个人，因长期秘密生活的关系，养成了一种偏于读书译著而绝少行动的习惯。我的知识大都是从书本上而不是从实践中得来的。我之所以加入托陈派，原希望中国的工人运动能和西方民主国家的一样，于每次革命失败之后，重新起来争取基本权利，参加以至领导民主运动，借以迎接将来的革命高潮。但我忽视了中国传统的专制政治，和农民斗争的巨大力量，以致取了一条相反的反动的道路。旋因事实的教训，和学说的印证，我才逐渐明了这种情形。同时，我深深感到托陈派局促城市中，自己不行动，专门攻击中共坚决艰苦的行动——这样去帮助敌人，无论如何，是不应该的。于是因一次最后的冲突，我于十六年前宣布退出。但我未能早就认识托陈派的反动性，在退出以后也未能公开宣布与之决裂，是错误的。迨彭述之在一九四六年的“求真”创刊号化名鼓吹老子的学说，并准备将此学说和托洛茨基主义结合（他这样对人扬言）时，我便起来迎头痛击，至再至三，直到他压下我的反攻文字不登为止。
其次，当二十多年前中国社会史论战时，我曾认周代是封建社会，自秦汉至清是半封建社会。此后虽没有工夫再去研究中国历史，但直至三年前为止，也没有改变自己的意见。因为文献通考的封建考明明说过：“立国曰封，分土曰建。”秦废封建为郡县，自汉至清，大都是分封而不建国的局面，故我称它为半封建。然两年前读西洋史，发现西方国家也常有有无封建之争，我开始注意到封建问题不能单凭字面，甚至也不能单凭一种政治制度去判断，应以社会结构中的实质为衡量。近半年来，我初次看到报纸上所暴露的许许多多农村、矿山、城市的压迫和剥削，还全是封建的，而非资本主义的（把头制度即是一例）。推而上之，秦汉至清自不能称为半封建社会。否则其余的一半是什么？从前总以为是商业资本主义。其实在这个长时期中，外患频仍，一治一乱，一切的一切，大都趋于停顿，商业并不普遍发达，尤其在农村中是如此。何况商业并不能单独构成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商业上所袭用的压迫和剥削手段，仍然是封建的，而不是什么资本主义的。故自秦汉至清仍然是封建社会。
举凡有关现实的大问题，常是极端复杂，需要正确的理论和实践配合，经过慎重和长期的考虑，才能决定的。我在二十多年前，凭着青年人的一股勇气，和书本上的片面材料，即贸然加入托陈派，判断中国社会的性质，这是错误的。可是看到了事实的证明，我愿意虚心承认并改正我的错误。
托派认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由无产阶级专政），这种主张是荒谬的。我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所草“现阶段的民主主义”（登在翌年出版的“求真”创刊号）一文中，承认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之前，应经过一个民主主义的阶段（即“现阶段”），在此时期中，农民应分配土地，工人应参加生产的管理等等。总之，我“所要求的民主，不仅是政治的，而且是经济的，社会的。”我完全拥护毛主席所提出的先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然后转入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
现在全国解放将近完成，新民主主义的建设正在开始，我愿诚恳地在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站在自己的岗位上，以最大的热忱，为祖国工作。
一九五○年十一月三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