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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十月二十八日联合国大会第一（政治及安全）委员会上
维辛斯基关于“制止新战争威胁巩固世界和平与安全”案演说全文
【新华社讯】塔斯社纽约三十日电：维辛斯基一九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在联合国大会第一（政治及安全）委员会中就“制止新战争威胁、巩固世界和平与安全”案发表演说，全文如下：
我们委员会中有某些人想避而不讨论苏联代表团所提出的“制止新战争威胁、巩固世界和平与安全”案，然而这种企图全部失败了。不仅如此，苏联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主动已迫使某些代表团跟着这条路走，提出了它们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提案。玻利维亚提案的提案人不得不承认，他之所以这样做，正同六国提案的提案人一样，是由于害怕世界舆论；他们害怕，反对苏联的提案会激起一切正直的人民、所有谴责战争贩子和爱好和平的民族的义愤。
苏联提案符合一切正直人们愿望而使美英集团处于很狼狈的地位
玻利维亚代表公开宣称：严格说来，苏联提案本应完全加以否决；但是说到这里，他又说：如果光是把这个提案否决掉，可能会——用他的话来说——落入苏联宣传的圈套，而苏联的提案中——这是他承认的——又包含了某些好的东西，所以就更其否决不得了。新西兰代表虽然公开攻击我们的提案，可是他不得不承认这个提案非常有吸引力，可能成为一种“钓饵”。荷兰代表也谈到这个问题，他认为：对于苏联的提案，第一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要消除一种唯独有苏联爱好和平的印象。
由此可见，玻利维亚代表团提案、六国提案以及希腊代表团刚才提出的提案之所以会出现，是由于英美集团发现它们自己处在一个很狼狈的地位。律师们把这种处境叫做极端迫不得已的情况，使人不得不采取违反自己心愿的行动。
我暂且不谈这三个提案的问题，因为后面我们还有机会来谈到它。我想先直接谈谈那些抨击我们的各项建议、抨击我们的宣言草案的人们。
首先应该这样说：那些可以被认为是最有意义的演说的独特之处，是它们企图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不惜歪曲和捏造事实——来诽谤苏联代表团的建议，并连同一起诽谤整个苏联的外交政策。在这方面特别热心的是美国代表。奥斯汀在他的十月二十六日的演说中说：苏联今年是在武装侵略的情况下提出这些建议的，而照他说，正是这个提案的提案人在支持和鼓励这个武装侵略。
这是完完全全不负责任的挑拨的说话。这使我不得不回顾一下朝鲜局势的发展过程，并追述一下苏联代表团在第一委员会和大会讨论朝鲜局势时所提出过的，证实美国侵略朝鲜的许多证据。这些证据没有人驳倒过。正是在那个时候，奥斯汀先生和他的朋友们似乎很可以提出一些文件，引证一些事实并提供一些证据出来，以便证明“北朝鲜发动侵略”的说法。
但是当这个问题在会上讨论，而且讨论了相当长时间的时候，这类的东西却一点也没有提出来，因为美国代表当时和现在都没有丝毫的事实和丝毫的证据可以提出来反驳美国侵略朝鲜的证据。
英美集团拒绝在这里以及在大会或安理会中听取北朝鲜代表的意见，这是一个事实。听取北朝鲜代表的意见本来是公平而且合理的，是客观地对待这个问题所必需的。
由于目前这个问题牵涉到朝鲜，我们应该指出，朝鲜这个屠场的组织者在朝鲜发动军事冒险以后，粗暴地破坏了国际义务和国际法还不罢休，他们竟然利用日本军队与朝鲜人民作战。这是我们一再讲过，而且拿出证据来证明了的。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相朴宪永曾于十月十四日发表声明，这个声明已分发给联合国的各会员国。声明中提出事实证明日本军与美军联合在朝鲜作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有正当理由对这种事情提出抗议。
我们完全支持这个抗议，因为这种行动是美国彰明昭著地破坏关于日本战后地位的国际协定，破坏联合国组织的基本原则。
从这一切无可置辩的事实——我再说一声，这是无可置辩的事实——看来，奥斯汀所说的关于武装侵略的话——硬说这个侵略获得本提案的提案人的鼓励——就显得特别是虚妄和伪善的了。
有了这些事实，奥斯汀本来应该不再阴谋诽谤苏联提案的提案人了。但是，奥斯汀毫不犹豫，毫无约束一下自己不去搞这种诡计，很明显的，他企图阻挠冷静地讨论苏联的重要建议。他竟然说：苏联代表回到联合国后，就成了侵略者的代表。此外，奥斯汀在提到斯大林大元帅十月十二日的电报之后，还作了粗暴的诽谤攻击，苏联代表团愤慨地将这种攻击置之不理。
奥斯汀无法抵抗我们在讨论朝鲜局势时所提出的事实，因为这些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北朝鲜发动侵略”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揭穿了美国确是在侵略朝鲜人民。奥斯汀攻击——这种攻击虽然来得迟了一些，但都是很凶暴的——维护朝鲜人民的正义事业的人们。他采取了卑鄙肮脏的讽刺和诽谤。但是，他应该知道，俗话说得好，造谣中伤无济于事，过不了几天总会给戳穿的。
苏联认为必须进行有效积极斗争以更坚决的方法谴责战争煽动者
在还没有直接谈到讨论我们宣言草案的情形之前，我想先谈谈新战争的宣传问题。
苏联代表团提出它的宣言草案，它所主张的是什么呢？它主张宣告：大会谴责若干国家内所进行的新战争宣传，并要求所有国家禁止在它们的国家进行这种宣传并惩办进行这种宣传的人。
有人说：这样的决议已在一九四七年通过了。这是错误的。这样的决议并不曾通过。在这种问题上曾经通过了一个决议，但是这个决议是不够的，虽然这个决议如果有效地实现了的话——这是我的希望——在当时和现在都会是有益处的。可惜它并没有能够实现。因此必须加强这个决议，必须再次提醒联合国各会员国：它们参加这样一个追求着崇高目的的组织——它的目的是在各民族和国家间建立起友善睦邻的和平关系，反对任何煽动新战争、破坏和平和阻挠各国间友好关系的企图——与它们国家内的新闻机关和个人——这里把他们叫作不负责任、说无聊话的人——的行动是不相容的，与这个国家里高踞要津的代表、著名的政治人物和政治领袖们的行动更是不相容的。这些人在从事疯狂的新战争宣传中毫不迟疑地公开宣称必需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作战。
事实上，在这样的情况下，苏联政府认为它的职责乃是不满足于三年前通过的关于同类问题的决议，而且要建议再度宣布谴责战争宣传，宣布决心进行有效的积极的斗争来反对战争煽动者和战争贩子，并且用比大会一九四七年通过的方法更为坚决的方法来进行这一斗争。
就是因为这个原故，我们现在的草案中包含有追究进行这种罪恶宣传的罪人的新规定。
这是从前通过的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三日决议的必要的而且重要的补充。它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战争贩子不肯罢休，是因为联合国组织必须采取更坚决的措施来对付这些先生们，以便遏制肆无忌惮的和平之敌。他们的活动构成了具有世界规模的显明的公开危险。我们就是这样看这个问题的。
奥斯汀杨格使用相同的杜撰材料诬蔑苏联的文化批评为敌视外界
奥斯汀对这一重要问题采取的不是严肃的态度，他反而开始寻找一些借口，来阻挠这一高尚的提案通过。但是正如过去所料，他并没有找到合适的借口；因此他就不得不硬说苏联违犯联合国大会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三日的决议，硬说在联合国大会通过上述决议后，过了一周，苏联就开始了一个现代史上几乎空前未有的官方策动的敌视外界的时期，但他又举不出任何证明。
凑巧得很，英国代表杨格也发表了字句完全一样的类似声明。
显然，杨格和奥斯汀两人根据同一来源，使用同一种杜撰材料。
这一在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敌视外界的”时期原来只不过是（代表先生们，你们以为怎样？）对于在西方与资本主义文化面前献媚和奴颜婢膝地拜服的批评——当时在苏联进行、现在也仍在进行的批评！
在这里，我们可以首先问一问：在什么地方有什么国际规则与原则禁止批评西方世界的文化著名的史本格勒（他把这种文化称为“西方的衰微”），为什么我们没有权利批评在美国培养起来的那种诸如文学、戏剧与电影的倾向！在美国，这种文化的作品中的主要的和为人们所爱好的主人公是土匪、谋杀者和匪徒。他们用他们的恶毒的影响毒害青年一代的心灵，造成在犯罪案件总数中刑事犯占这样危险的百分比。我看见美国代表惊奇地望着我。他大概第一次听说这样事情。是的，我们反对向西方文化献媚和奴颜婢膝地拜服，但我们宣布，这是我们本国的事情，而且此外，它与战争宣传问题也毫无关系。连三尺童子也应该明白这一点。
当时的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艾奇逊所提到的纪念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周年的报告中说，旧俄罗斯的统治阶级对于在资本主义的意义上说来比较发达的国家在精神上常常有很大依赖性。
莫洛托夫在那时就指出：由于这种情况，因而有可能在若干旧知识分子中间培养，认为我们国家以及我们文化不如欧洲资产阶级国家并在精神上要依赖这些国家的奴性意识。
奥斯汀显然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不是一个敌视外界的问题，而是一个培养人民的民族尊严感，培养人民对他们民族文化的热爱的问题。这种民族文化对于每一个民族说，都有它自己的重要性，但是每一个民族——不论大小——都将它的文化贡献给人类文化与文明的总宝库。俄罗斯民族与苏维埃国家其他许多民族在这一方面已经做了不少的事情。对于这个宝库，它们已提供了一份丰厚的贡献，那就是我们在文化、科学、艺术、文学、批评、戏剧及电影各方面的举世知名的作品。
一切人应该明白：向其他国家奴颜婢膝地拜服与谄媚将使任何民族陷于停滞，并且是这个民族在精神及文化上的发展的致命危险。
但是，奥斯汀大概不懂这一点。他把这个称为敌视外界的宣传，仿佛宣传对于一个人本民族的爱以及宣传其本民族文化的充分价值就是敌视另一民族的文化的表现。然而，奥斯汀十月二十六日企图辩护的却正是这一点。那一天，他认为要人们爱他们本国的文化以及培养对民族尊严的尊重的这种宣传是反对其他民族的文化及民族尊严的敌对行为，而且硬说这违犯了联大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三日关于新战争宣传的决议。
还有比这种推论更荒谬的事吗？我只能衷心为奥斯汀先生及其秘书们感到可悲，这些秘书可能比他自己更要对这种荒谬奇谈负责，他们把这种杜撰材料交给他，而这一材料究竟在说些什么也显然毫无清楚概念。
新战争宣传并未减弱反而更剧烈联合国不应对这种事实毫无反应
若干代表们，特别是杨格（英国）与斯宾德（澳大利亚）在讨论我们的提案时企图在这里断言，苏联每年提出关于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提案，但同时却又采取截然相反的行动，鼓励战争宣传，允许进行蓄意憎恨西方各国政府的宣传运动，——照他们的说法。这在本质上正象我刚才揭露奥斯汀关于敌视外界的宣传运动的诽谤谰言时所说到的东西一样。因此，没有必要特别详论这个问题。然而我必须引证事实，一般地驳斥杨格先生与斯宾德先生之流的这种说法。
事实是，在一九四七年——在斯宾德先生的演说中曾经提到这一年——苏联提出了关于谴责新战争宣传的建议，而在这个时候，在美国、英国以及若干其他国家内却在狂热地进行着关于这种战争的宣传。我们当时引证了不少事实，举出了战争贩子们的名字并揭露了他们的侵略计划。无人能够否认这些事实，然而正是这些事实，正是这些国家中的这种情况，迫使苏联政府在大会中坚持必须采取坚决的措施来制止这种罪恶的活动，这种活动事实上威胁了和平与安全。
事实是那样不容置辩，局势甚至对于能够永久容忍这种罪恶宣传的最有耐心的人也是那样不可容忍，以至联大不得不通过谴责这种宣传的决议——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三日的决议；那时参加第一委员会及参加过二届联大而现在在这里的代表们一定还记得，尽管奥斯汀发出歇斯底里的叫嚣，说什么必须“击败”苏联的提案，但联大却不得不通过上项决议。
事实证明他们并没有能“击败”这个提案。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三日的决议就是根据该提案中的这个思想，这个思想现在也存在，若干代表团现在在他们的提案中也提到它。这个思想要求：今天在目前情况下，应在符合于这种思想的意义和本质的形式中得到确认并使其实现。这就是我们所建议的。
一九四七年的情形就是这样。但我们并不关切一九四七年的事情，我们关切现在所发生的事情，现在所发生的事情使我们认为，新战争的挑拨者并未罢休，新战争的宣传并未减弱，甚至反而剧烈起来，并采用了更尖锐因而对和平事业更危险的新的方式。就是因为这个原故联合国不能，例如象奥斯汀那样，不管和忽视这些事件，并且不能对象贩卖战争、象经常地、不断地在有系统地越来越大的规模上以咄咄逼人的方式散播仇恨人类的有毒种子之类的可耻的事实毫无反应。
美国政客叫嚣用原子弹攻击苏联这些人们只应该尽速送入疯人院
先生们，一个人不能够听任例如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委员、印第安纳州众议员华尔锡（Ｗalsh），而不是有人在这里提到的任何不负责任的人发表那种声明，他今年八月在邮局雇员大会上厚颜地宣称，美国在苏联纷纷投下原子弹的时候日益接近了。
想一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吧！想想一切正直的人对这种声明必须有什么样的反应吧。如果其他国家的任何政治家、议会委员会的委员说我们向你们的国家纷纷投下原子弹的时候已在不远，美国将说什么呢？你们将说什么呢？你们会说，这个人不是一个漏网的罪犯，就是一个逃脱的疯子，必须立即给他穿上疯人衣，一定不能让他再做美国众院军委会的委员。
如果我们——联合国组织——作为一个有责任维持国际和平，增进各国间和好睦邻关系的组织，不是要自杀，那么这样的事实是不能容忍的。不管你们和我们的政治见解、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等等如何，不管一切事情如何，每一个进入国际关系领域的人都必须具有一种最低限度的道德上的条件。这种最低限度的条件，与挑拨战争的怙恶不悛的罪犯们的这种野蛮见解——无论他们占据多高的地位——是不合的，是不能调和的。
我们说，人们不能听任塔姆巴城（佛罗里达州）大学的校长——请注意他是校长——一位叫做南斯（Ｎance）的发表那样的声明。他，这位校长，这位青年的教育家，这位“启蒙者”在声明中说：我认为我们必须根据蛮荒的法则进行全面的准备。每一个人都必须学会如何屠杀。南斯说，我将同意细菌战，使用毒气、原子、氰弹，及发射到别的大陆去的火箭。我将不要求对医院、教堂、教育机关或任何居民团体采取仁慈的态度……先生们，你们对于这种奉以诚实的科学之名而从大学的讲座上散播这种狂言的博士、校长、教授会有什么话说呢？我们必须怎样看待这种我们都称之为“母校”，即教养之母，而它的校长却散播这种狂言的大学呢？这种教授必须和华尔锡一道尽速送入疯人院。让他作疯人院的院长吧。他在疯人中间将是正常的，但在正常人之间他自然就是疯子了。
这里是第三个事实。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密苏里州的凯农先生也公开煽动用原子弹攻击苏联。他自然忘记了一件简单的事实，就是会有炸弹来回敬炸弹。产联书记加莱在本年初公开宣称，在上次大战中，他们团结共产党人对法西斯作战，在新战争中，他们将团结法西斯分子以击溃共产党人。
我们可以祝贺美国产联的书记有这样的前途，这种前途证实了我们所曾说过的话，即产生各种各样的南斯、各种各样的华尔锡及各种各样的加莱的美国外交政策，是要团结法西斯分子，而且这个团结已经发生了，例如在西德，在那里，美国与英国在法国的参与下为了击溃共产党人，正在组织西德军队，并任命法西斯将军们统率这些军队。
某些国家的整个外交政策归根结底就是这样，而我们则告诫它们不要这样作。我们深信：为了联合国的荣誉与尊严，这个组织应该大声疾呼反对厌恶人类的意向、趋势、计划、愿望以及这一类的打算。
斯宾德企图诽谤苏联的外交政策显示了他的无知以及撒谎的习惯
斯宾德想要诽谤苏联外交政策，在他的演说中提到一九四七年举行的莫斯科四国外长会议，他说：这次会议已经表明苏联是在避免和美、英、法三国外长达成协定的可能性。这是纯粹的杜撰。这种杜撰不是显示斯宾德对于该次会议文件完全无知，就是显示他有根深蒂固的撒谎的习惯。但是，我认为这一次却是两者都具备。那么一九四七年莫斯科外长会议的实际情况是怎样呢？我认为，而且这是可以用文件来说明的，在这次会议上，关于德国问题的许多重要规定与决定都达成了协议。例如，通过了关于需要采取各种准备措施以建立德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决定，同时非常详细地确定了这一未来德国中央政府的权力。关于政治统一、经济统一、财政统一和司法统一各方面，临时中央政府与各州政府间权力的划分也获致了协议。那时并承认未来中央政府有权实施下列措施：管制食粮供应、分配稀有的粮食和原料、制定工业计划、管制劳动条件、工资、物价及其他具有全德意义的重大问题；关于德国肃清军国主义和肃清纳粹主义、关于取消军事企业及若干其他的问题也获致了协议。这一切都通过了，这一切都决定了。难道在这种情况下还能说由于苏联外交部长的抵制，那一次会议是一无所获吗？很明显，这话是既无知又狂妄的了。
另一方面，斯宾德对下述事实却一字不提，即在一九四七年莫斯科会议后，虽然在若干问题上已获致了协议，但是美国和英国政府却走上了分裂德国的道路，撇开了莫斯科会议所议定的义务，以及更重要的，撇开了这些义务所依据的波茨坦协定。
那时候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政府便已经设法插手西德，利用西德来达到他们侵略的目的。
我以为，上述事实绝对足以证明该澳大利亚发言人对事实的莽撞无稽了。他谈到我们在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四九年时的政策，当时我们采取各种措施来避免新战争的威胁，但是他却歪曲事实。他在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和约、“柏林封锁”等问题上以极端虚伪和别有用心的观点来陈述事实。我的朋友捷克斯洛伐克代表西罗基先生已经部分地谈到这一点，提到了这些问题的某些地方。我来谈谈其他的问题。
斯宾德重复着陈腐的捏造的谣言，这些谣言在当时就被驳斥了的。因此与斯宾德争论是没有用的，特别是他轻视了争辩的基本要求——即如实地陈述事实——与他争论就更没有用处。
去年巴黎外长会议有关德国协议由于美英制造柏林危机未能实行
我也必须谈谈在一九四九年五月——六月举行的巴黎外长会议，这次会议的结果充分驳斥了斯宾德在这里以不利于苏联的观点提出来的命题。诚然，谁不知道巴黎外长会议曾就有关德国和奥地利的若干重要问题获致了协议呢？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不管有多少分裂性的矛盾，但在一九四九年五月——六月间，四国外长终于就德国和奥地利的问题觅致了一个共同的纲领。这个纲领已经表明在公报里——这是近年来所不常有的事情。这个公报包含着若干关系重大的义务，而且是一致通过了的。这个公报并且指出了一致赞同的决定中的方针——一个很严肃的方针，并且概括地叙述了若干可能实行的措施。如果每一个人都信守这个一致通过的公报，这些措施应该是已经付诸实行了。不幸由于美英两国政府不努力解决柏林问题，这些措施竟未成为事实。当时在柏林，发生了显然是事先获得默许的铁路员工罢工，这个罢工造成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重大损害。而组织这个罢工的不是别人正是柏林西区的美英当局，它们还以金钱支持罢工。
那时我们曾建议讨论草拟对德和约的问题。甚至更早一些，在一九四八年的巴黎会议上，我们就建议解决德国问题了。那时候，六个国家的代表在布拉葛马利亚（前阿根廷外长）的主持下担负起所谓调停人的任务——其中有些人今天也在座，他们一定还记得这回事情。那时候草拟了一个能够据以解决柏林问题的纲领。那时候，六个小国在布拉葛马利亚的主持下（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在这六国代表中，有在这里担任主席的叙利亚代表团团长埃尔——古里先生）拟订了这个纲领，而且我们接受了这个纲领。但是这六个国家那时候受到了美国和英国的压力，正象现在在选举与任命联合国秘书长这个问题上，美国为了力求非法延长旧秘书长任期而施行的压力一样。现在有许多人愿意当联合国秘书长，有许多人已被提名而且受到支持——例如拉丁美洲各国的代表和阿拉伯国家的代表，但是，因为他们受到美国方面阻止一切提名的压力，他们不能有所作为。也正是由于这种压力，在那时阻挠了取得协议。
因此，如果我们要谈德国问题，那末苏联在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四九年就已经尽最大限度前进了许多步，以求达成协议，当时，苏联是十分重视与其他国家，确切地讲，即所谓小国的合作的，可是毫无结果。但是，在这些事实面前，凡是庄重的人，能够说苏联代表团在这里一方面提出关于加强和平关系与合作的建议案，同时却在背地里执行一九二八年即二十二年前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各国共产党组织所提出的要求么？二十二年前的事情，而且这居然会被引用作为苏联奉行背信弃义的政策的例证！
法西斯势力时时刻刻在奥国抬头苏联合理建议竟被美英拒绝接受
至于对奥和约，当时我们曾在若干问题上达成协议，但这个和约迄今仍悬而未决，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斯宾德应该知道：四国在象奥地利清除纳粹与解除军备这些重要问题上所达成的决定迄今尚未在奥国付诸实行。
一直到现在，当年活跃的法西斯希特勒部下仍然在奥地利，在奥地利国家机关里高据要津。各种亲法西斯分子的组织和团体日益活跃。现在正在奥地利西区大力进行重新军事北的各种措施就是事实：奥地利的军队正在恢复，军用机场、军火库和试验场正在建筑。同时，关于奥地利管制机构的协议和一九四六年盟国对奥委员会关于奥地利国家机关内清除纳粹的决定都没有履行。盟国委员会关于禁止奥地利的一切军事活动的决定也没有履行，这一切都是由于美英军事占领当局显然的默许所致。这就是为什么当今年九月对奥和约四强外长助理会议复会时苏联副外长提出建议，要求把奥政府必须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来反对法西斯主义这一点列入对奥和约中的原故，这种法西斯势力不仅一天天而且时时刻刻都在奥地利抬头。这就要求：对奥和约必须决定其内政外交政策方面的全部活动纲领，即是设法保证奥地利政府没有可能并不能容许恢复由希特勒“德奥合并”所产生的制度的纲领，这个建议也被拒绝，不予接受。很显然，这些奥地利权力机关的亲法西斯分子的活动便是以这种方式受着保护的，这些活动不愿理会具有伟大政治意义的关于奥地利的四强决定。而且另外一个应该指出的重要情况是：美、英、法三国统治阶级一方面不惜一切代价为缔结对奥和约而努力，同时却不履行前已缔结的条约所规定的要求；对意和约内关于的里雅斯特自由区的规定至今还没有履行。例如，自那时到现在虽然已经三年，但是安全理事会至今还没有任命总督，这一问题正与目前的秘书长问题的情形相同，目前的秘书长在他无法获得安全理事会支持以后就应该被认为是前任秘书长了。三年以来，不管苏联代表团提出了什么人来充当的里雅斯特自由区总督的候选人，但全都被听从美国指挥的大多数所阻挠了。
即使我们推荐的恰恰是这个集团的代表们所提名的候选人，例如推荐英国提出的候选人，但连这些候选人也被拒绝了。
但是，既然没有任命总督，那末，便没有可能将法规付诸实施，也没有可能来履行对意和约中的要求，例如规定英美军队撤出的里雅斯特等。
这就是关于的里雅斯特一案所发生的情况；这就是德国人所谓“症结所在”。
但是，假若关于的里雅斯特的条约不予履行，那末什么东西能保证履行对奥和约呢？假若由于没有履行对意和约而使的里雅斯特现在实际上变成了美英军事基地，那末什么东西能保证奥地利不变成象所谓的里雅斯特自由区一样的基地呢？绝对没有什么保证的！因此，很自然的，在九月伦敦四国外长助理会议上苏联代表又提出下列问题：即首先需要履行关于的里雅斯特自由区的条约，需要撤退该地的军队，从而证明条约不仅仅是签字而已，而且是付诸实施的。否则签订任何新条约都没有意义。
假若斯宾德有勇气在这里以检察官似的口吻发表演说控诉苏联的话，他便应该知道这一事实。他明明是知道的；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假若他知道这一点却偏要这样子说话，那末，这就不是无知而是狂妄了。
在巴黎四国外长会议上我们已建议讨论对日和约的问题，然而这却遭到如小说中所说的“冷淡的沉默”。这就是关于这些问题的事实，然而斯宾德和许多其他的人，包括杨格和奥斯汀，却竟利用这些问题为借口，硬说苏联没有履行其对于奥地利和德国的义务。但是倒底是谁没有履行义务呢？你们这些可敬的绅士们有什么权利来任意说这种话呢？没有任何权利的。
美英反对苏联禁止原子武器建议而图管制原子能限制其和平用途
美国、英国与美英集团若干其他国家的代表们曾以敌意对待，我甚至可以说，剑拔弩张地起来反对我们声明中专门论述禁止原子武器与设立监督遵行这项禁令的国际管制的建议的那一部分。
他们反对我们关于这个问题的建议，同时把我们要求联合国大会宣布无条件禁止原子武器与建立严格国际管制（如我们声明的第二段所说）的建议煞费苦心地敷衍过去。他们规避回答这个问题，即：要求宣布毁灭原子武器的决心，当时他们当然预见到有关履行这个声明的计划及其他措施的讨论必然会成为原子能委员会或联合国某些其他机构研究的主题的。
奥斯汀提到我们声明的第二段时仅仅说道，美国的国际管制计划，按他的说法，可以确保有效的强制保证。
我很明白，我们将来还得讨论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不必详细去说。我现在只说一说主要与最重大的几点，以便确定这件事目前的情形。
奥斯汀所说关于有效保证的话，我们是决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们都十分明白，一九四五年艾奇逊、巴鲁区、李连塞尔委员会所发明的这个臭名远扬的计划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们知道，这个计划所策划的是什么样的保证。我们知道，这个计划的主要的特具的规定是把一切原子资源、一切原子物资的加工企业、一切有关的企业、以及各种主要关键性的工业部门——冶金、化学与其他许多工业——把所有这些以及科学研究工作统统转归这个所谓国际管制机构的充分掌握，为其所有。的的确确，根据这个计划，只有所谓“安全”数量的原子能与所谓次等重要性的企业才由个别生产原子能的国家支配。
但是，必须指出，关于什么是“安全的”与什么是“危险的”定义，恰恰又是由同一个国际管制机构负责下界说。
这个国际管制机构有权任意限制某一国家可用于和平目的的原子能的数量，因为只有签订适当的协定后，原子能才能被用在和平目的方面。
因此，假如一个国家获得原子能，它本国也是不能处理这种原子能的——即便要用于和平目的而且只用于和平目的——而只是分给它，可以用于它的目的上的一定的数量。显然，这个国际管制机构成了管理与分配这种指定用于和平目的的原子能的全权机关。
每一个多少有点学识的政治领袖、政治家或者经济学家都不难猜出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很容易猜出的，这就是意味着要彻底取消各国独立处理用于和平目的的原子能的主权。
我唤起大家注意这个事实，即：依照这个美国计划，各国或多或少的原子能资源要来照比例用于全世界。因此，假如说苏联需要一百个单位的原子能作为和平建设之用，而依照按比例用于全世界的原则，苏联若不能有一百个单位而只能有五十个单位的话，那末它就只能得到五十个单位，而另五十个单位它便因此没有权利使用。
这样，当它需要原子能作为最有力的动源以便发展它的工业时，它却必须减缩它的工业。
这样，这对于那些缺乏动能而原子能在其经济的发展中将起决定性作用的国家，的确是特别重要的。同时这对于那些原子能可以在其经济与工业的发展与进步中起着非常重要作用的国家也是重要的，因为一旦原子能的定量不能与这个原子能国际管制机构所确定的比例相符时，原子能的定量就要予以削减。
这就是这个计划的意义。这就是说，国际管制机关在行使这项原则时，可以人为地限制所有使用原子能的国民经济的发展。每个人都很清楚，这样就不能不极为不利地影响一个国家的全体生活与人民的福利。
这件事实际上是可以导致这种结果的，关于这一点，我们清楚地可以从以佛兰克教授为首的美国社会政治后果委员会的报告中看出。这个报告是一九四六年五月一日在原子科学家公报里发表的。
这个报告直接承认：以规定这样的定量或所谓配给的方法来限制原料与铀矿是会有缺点的，正如这个报告所说——我现在引用的是这个报告——它将会妨碍发展原子能用于和平用途。
如果连这样权威的委员会在它致陆军部长的正式报告中也说，通过这样一种开发和配给的办法会妨碍发展原子能用于和平用途的话，那末，关心他们国民经济的发展、真心诚意地不想把原子能用来制造原子弹，而是想为全世界的文化和整个世界文明的利益而用于建设为人民造福的和平新经济的人们怎么能够接受这种情况呢？
但是美国所热中的却正是这个计划，它完全不顾到这个计划会致一个国家的和平经济的发展于死命。即使这个计划没有其他的缺点而仅有这个唯一的缺点，我们能不能同意它呢？何况它还有着其他的缺点，而且这些缺点并不是不严重的。
美国的国际管制计划的真正目的是要实现其垄断资本的世界霸权
那末这个美国的所谓国际管制计划的目的是什么呢？
答复这个问题并不困难。这个计划是为利用原子能仅供军事用途的任务而服务的，这种军事用途与联合国组织的目的和任务毫无相同之处，因为这个计划的目的是要实现美国垄断资本在全世界的霸权。
美国的所谓国际管制计划，是要保证美国的垄断资本在国际管制机关中具有最大程度的势力，实际上是要使这个机关成为这些垄断资本的工具，成为它们政策的工具。但是主权国家，构成每一国家独立的支柱的国家主权，严重地阻碍了他们政策的实现。
在我看来，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计划的支持者在以前的各届大会上以及在本届大会上大事攻击国家主权的原则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他们攻击这一点，说这是中世纪的观念，是中世纪的残余。
实际上，主权原则是保证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独立的原则。
有人告诉我们说，这将是一个国际机关，它将有相应的管制机构。但我们知道巴鲁区——这个计划的倡导人——关于这一点说过什么话，他说首先这个机构将根据“资格”的原则建立。某人有没有资格在这个机构内工作，究竟由谁来决定呢？还不是那些在那里控制着多数的人吗？
此外，选择参加这个国际机构的人员时，将“尽可能”根据国际代表制的原则。仅仅是“尽可能”而已！还有人，特别是英国代表杨格，在会上告诉我们背离一点——用他的话来说——“主权的传统观念”是有必要的。他责备我们，硬说我们反对任何不符合依照传统观念而严格实行国家主权的协定。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如果人们翻阅一下去年大会会议的详细记录，他就会确信苏联代表团已在这个问题上作过非常明确的声明，就是说任何一项国际协定——这也是国际法的原则——不可避免地必然意味着对于其他国家主权的某些限制。但是问题完全不在于这个举世公认的国际法的规定——这是无可争论的；问题是这种限制可以到达什么地步，在主权上这种限制可以到达什么地步，限制主权应以什么为限度？应该明确的是，人们可以争论各种不同的限度，但是对于真正了解主权的意义，和承认现存的国际法原则的人们来说，不成问题地决不可能把一国的主权到限制该国主权都没有了的地步，换句话说，这种限制主权就会把主权减到等于零的地步。
而拥护美国的所谓国际原子能管制计划的人们所要达到的就正是这种地步。我们不能同意这样的计划。
六国提案对于禁止原子武器一点只是言辞上卖关子以便随时曲解
我们的提案是从必须无条件地禁止原子武器，并成立严格的国际管制来监督执行这种禁令出发的。
奥斯汀曾宣称美国政府愿考虑在这方面的任何计划，但是不愿考虑空话。这一点当然是正确的。谁愿意考虑空话呢？然而我必须说，奥斯汀曾大胆地那样说过。假如他指的是苏联代表团的建议，那么他就必须费尽心机去证明这些建议都真正是些“空话”。至今为止，没有人能够这样做，没有人曾经这样做过；我想将来也没有人会这样做。没有人做到了这一点，我想将来也没有人做得到。
然而，不管我们怎样看这件事，美国的国际管制计划并未规定禁止原子弹，这是很明显的。在我们当前的六国提案当中，这一点也很明白地表现了出来。请看一下论到这点的一段吧。那里面有没有一个字提到要“禁止”原子武器，有没有一个字提到要由联合国大会“呼吁”或者“要求”或者“宣告”或者“建议”——一句话，不管以什么形式——禁止原子武器呢？那里面只说到，每一个国家都必须承担起建立有效的国际管制的义务，以便有效地实行禁止原子武器。但是，为了要执行禁令，就必须正式提出禁令，然而六国提案对这点却一个字也没有提！
那么，谁告诉我，那一个文件约束别人不能生产原子武器呢？换句话说也就是，到底那一个文件禁止原子武器的生产呢？假如我们回头研究一下我们在这里通过的许多决议，就可看到，这些决议只是力陈必须“在这方面制定各种措施”。可是请看吧，为要在这方面制定种种措施，一直工作三年多了，但是禁止生产或使用原子武器的办法至今还是无影无踪。
由于还没有这样的禁令，要求建立国际管制的一切问题和一切建议实际上只能是空话。这些真的是空话。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到底怎样呢？让我们回忆一下吧，苏联是这样说的：为了要监督禁令的执行情况，首先就得确立对原子武器的禁令。首先是禁令，然后才谈得上管制。
有人告诉我们说：禁止吗，我们愿意的，但是也许你们不同意建立管制，那么禁令就会变成一纸空文，有禁止而无管制是毫无意义的。又有人告诉我们说，必须两者同时进行。我们同意这种见解。但是我们刚刚要表示同意的时候，我们的对手又自食其言。他们说，这不成，无论如何要先建立管制。那么让我们率直地告诉你们吧，我们怀疑你们并不希望禁止原子武器，因为空谈禁止是不会有结果的，这是空话，是烟幕。光是说“建立有效的管制以便有效地禁止”，而同时不先说“禁止原子武器并建立管制以便这禁令能够生效”，这当然就意味着在言辞上卖关子，要提出一种模棱两可的规定，以便随时都可有根据加以毫无理由的解释，当要建立对某些东西的管制之时，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
如果实行管制是为了防止滥用，首先就必需指明什么叫做滥用。但是，支持美英的国际管制计划的美英代表们，你们的计划中没有这一点。在你们的计划中是找不到这一点的。
你们在这里可以告诉我说：你们有什么理由要作这样的怀疑，我们只是认为这样对这件事更有好处而已。怀疑是有理由的，去年我指出了这些理由，今年我必须重述一下。
美国关于国际管制的一切空论证明它不打算停止制造原子武器
我记起一件很重要的文件，这就是一九四六年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委员们的一封信——由艾奇逊、布许、康耐特、麦克洛埃和葛罗夫斯将军签署的一封信。写这封信的日期是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七日。信里十分明白地说：即使在国际管制机构建立后，美国也不打算停止制造原子弹。这封信说：制定有关这类计划的详细建议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需要巨大的技术才干和众多的人员。当然这一点要最高政策的主要决定来加以明确规定。这些决定之一将是美国将继续制造原子弹多长时期的问题。那封信里说：这个计划并不要求美国在这个计划提出之后和国际机构开始执行职务之后必须停止这种生产……。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国际机构将开始执行职务。什么种类的机构呢？管制机构。
但是建立管制是为了不制造原子弹。然而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七日的信说，即使在这个管制机构已开始工作的时候，美国也无意停止原子弹的生产。
在决定美国政策的领袖们看来，关于在原子能方面禁用原子武器的问题，事情就是这样。主张按照美国计划成立这种国际管制机构的人，即使在这个国际管制计划行将实施的时候，连想也没有想到要禁止原子武器；他们不认为他们必须禁用原子武器。据说：我们还得看一看——这还有待于参议院和众议院遵照美国宪法和美国的利益以及在外交政策、国际局势等等方面的一般考虑来决定。这就是明明白白的说：虽然这种正在建立中的管制禁止原子武器生产的国际管制机构行将工作，美国政府却毫无停止原子武器生产的意思。
那末既然你们不想停止这种生产，为什么又要建立这种停止生产的管制呢？
很清楚，关于这种国际管制的谈论都是空话，都是空论，都是掩饰某国不愿意真正禁止原子武器——这种人类最可怕的灾难——的烟幕。因此我们正是在这一点上坚持我们的主张。我们建议：禁止原子武器，同时建立严格的国际管制。
美国代表团反对我们的建立在所谓定期监督基础上的国际管制计划。我不想详细谈论这一问题，我只要求各位代表先生们在讨论这问题时牢记我在十月二十三日上次演说中说过的话，那时我详细谈到我们在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一日和九月五日的信中所提出的关于监督的建议。当时我们十分清楚地圆满地提出了关于组织监督的意见，我们认为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十分圆满的办法。并且这并不仅仅是我们的意见。
国际科学界均表示拥护苏联建议各族人民要求原子能仅用于和平
如果人们听一听英国的科学界与公众的权威代表的意见，就可以知道国际科学界对苏联关于监督的建议作怎样的评价。例如，英国全国和平委员会会长贝利写道：为了建立这种管制，西方必须放弃联合国组织内多数的建议，而采纳俄国人的建议，而且西方必须承认俄国反对“多数”的计划（即美国的计划）是合理的。
英国原子科学家、英国原子科学家委员会秘书柏贺浦教授说：如果我们同意根据苏联出席联合国代表团所提出的建议进行谈判，就会有取得协议的广泛可能性。与广泛流行的意见相反，这些建议在协议将被实际遵守的条件下可以保证禁止原子武器和建立高度有效的管制。
至于原子科学家们对于禁止原子武器问题的态度，这里有若干著名科学家的意见。
著名的澳大利亚原子科学家奥立芬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无从为使用镨弹或氢弹辩解，他说，使用原子武器将构成道德上的罪行。如果把斯宾德在原子弹领域中的权威与奥立芬教授的权威相比，我一定完全宁愿说奥立芬教授是更有资格的原子物理学家和更公正更爱好和平的澳大利亚公民。
我也愿意你们知道一下十二位著名原子科学家的意见。他们在哥伦比亚大学美国物理学会会议上说：我们认为没有一个国家有权利使用这种炸弹，不论其动机如何纯正。氢弹不是战争的武器，而是消灭整个民族的工具。
使用它就是破坏一切道德标准，也是破坏基督教文明本身。这自然也适用于原子弹。
但是，关于我们在原子问题上的立场，情况怎样呢？我想，至于那一方面正确以及将来可以实行什么建议，不能有两种意见。我想不是在这个或那个委员会里的表决，而是人民的表决将会解决这问题。历史会判明谁是正确的。并且，我有把握说，这种判断绝不会是赞同违反人民利益、违反各族人民要求的美国计划的，各族人民都要求阻止将原子能用于军事目的，并要求保证各族人民有充分的机会将原子能绝对用于和平目的。
斯德哥尔摩宣言具有伟大的力量战争贩子们已遭到强有力的打击
现在我来谈谈这里反对我们提案的其他意见。这里也有人反对我们所提五大国在一九五○——一九五一年期间裁减各该国的武装部队三分之一的建议，并且还猛烈攻击斯德哥尔摩宣言；他们百般污辱这项宣言，说它彻头彻尾是某种可怕的诡计和骗局。据说，在和平宣言上签名的人民都是无知无识的，他们受了经验丰富的宣传家和煽动家的欺骗走入歧途等等。他们显然是在幻想：他们利用这种批评至少可以稍微减少具有历史意义的斯德哥尔摩宣言在社会上、道义上和政治上的巨大意义。瑞典代表先生，却使你的确为斯德哥尔摩道歉，斯德哥尔摩总还是斯德哥尔摩。其实你不该道歉，这是值得骄傲的事情呀！
但是，这个宣言的力量从何而来呢？因为它已成为亿万人民的事业，已成为被那些在这里开会的上层人士中和美英集团各国的统治阶层中的某些大人先生们以那样轻蔑的口吻提到的人民的事业，已成为拒绝充当炮灰、充当履行侵略计划的工具而亲自掌握了和平事业的千百万人民的事业。必须了解，对和平斗士无论怎样镇压，有如目前在美国所实施的由联邦调查局和所谓非美活动委员会把他们列为“危险人物”；无论怎么殴打和逮捕，有如其统治集团正在极力对付和平斗士的其他若干国家所实行的；无论怎样陷害，有如可敬的和半可敬的大人先生们在他们的公开演说中所作的，无论什么办法都一定制止不了正在为和平、为反对准备战争的反动势力而进行斗争的民主力量的增长和巩固。
和平斗士在这里所遭到的某些代表的粗鲁攻击，表明了他们的力量目前是有多么巨大。某些代表在这委员会内所做的这种攻击，表明了斯德哥尔摩宣言使一切危害和平的阴谋家和战争贩子遭到了怎样强有力的打击。
苏联不仅主张禁止使用原子武器亦主张五强缩减军备和武装部队
现在我来谈裁减军备的问题。为了分散对须要废除原子弹的注意力，有人就发明了这样一种夸大之词，说什么：不是原子弹而是坦克，才是最可怖的武器。
杨格先生和其他的人曾说过，只用坦克而不用原子武器就可以残酷地毁灭几百万人的生命。这当然是不错的。每一次世界大战都毁灭了几百万人的生命。每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说明这一点——总要用坦克和一切其他种类的致命武器夺去几千万人的生命。
但是为什么要提到坦克呢？这是否可以解释为坦克在大规模屠杀人民方面具有和原子武器同样大的危险性呢？这样说来，这话的意思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因此就不需要禁用原子武器呢？“六国”提案不提议采取决定至少宣布无条件禁止原子武器，岂不是不就是为了这种原因呢？
顺便说一句，如果批评我们的建议的人觉得坦克正是这种危险的武器，那末他们为什么不提出禁用坦克的问题呢？为什么他们不把这一问题与禁止原子武器问题一道提出来呢？为什么他们在他们的提案中关于要建立国际管制机构借以有效地执行禁止原子武器的命令而不说到坦克呢？为什么这样？在逻辑上是一点也讲不通的。
我们以前说过，我们现在还说，并且建议：禁止原子武器以及用来大规模屠杀人民的一切种类的武器和一切基本种类的所谓大规模毁灭的武器，并且把这些武器和能够屠杀人群但不是大规模毁灭的武器分别开来。
必须了解这种分别。坦克能够毁灭一群人，但是坦克不是用来大规模毁灭人民的盲目的武器。原子武器是可怕的，因为它是盲目的武器，它不是以可见的目标为毁灭的对象，是以大部分以平民为毁灭的对象。
但是我们说——请看看我们的建议——原子武器可是最怕的最残酷的武器；我们在这里不但反对原子武器，而且反对一切其他大规模毁灭人民的武器，正象我们去年和前年在这里讨论禁止原子武器问题时所做的一样。
但是坦克的情形怎样呢？显然的，坦克是武器；当我们对五强说：“让我们在一九五○年——一九五一年缩减我们的军备和武装部队，作为第一步并随后采取其他减少武器的措施”时，我们所指的也有坦克。我们说的是一切种类的武器。但是这个建议没有被多数派接受。多数派拒绝接受这个建议，说这是办不到的，因为这将使各国处于不平等的地位。
举例来说，奥斯汀曾在这里说过：按照这种比例来缩减西方的小规模的军队等于剥夺大西洋国家的很多现有防御力量。他说的是怎样的“西方的小规模的军队”呢？我们所说到的只是英、法、苏、中、美五强的军队。
因此，这个建议与北大西洋集团所有其他的参加者无关。
有人告诉我们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据说这样就会破坏武装部队的均势。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那些军力较苏联——姑且这样说罢——薄弱的国家的军事潜力将因此受到打击。那么就让我们看看，例如北大西洋同盟中的主要国家美国的所谓军事潜力究竟是什么？
苏联预算中军需支出在逐年减少美国军费较战前将增加达五十倍
我们可以看看美国的军事预算。
关于苏联代表团的立场，斯宾德曾作了某些曲解和诡辩。
讲到预算时，我并未将苏联和美国的军事需要的预算加以比较。我过去这样了解现在也还是这样了解；由于苏联预算和美国预算的结构本身的特点，要在这一方面加以比较是很困难的。我讲的是另外一些事情。我将每个国家预算中的军费逐年比较——将苏联的分别比较，将美国的也分别比较。
我的可敬的同事巴拉诺夫斯基已经在这里讲到美国的预算，他正确地指出，在杜鲁门任总统时期的军费，较之美国以前三十二任总统在职期间的整个军费还要大好几倍。但我要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一问题。
第一、关于苏联的预算。我说过而且我确认：在一九四○年我们用在军事需要上的支出占我们预算的百分之三十二．六，在一九四六年占百分之二十三．九，在一九四九年——百分之十九．二，在一九五○年——这一数字已是百分之十八．五。这种数字发表在我们报纸上。对于这可以有什么异议呢？
但是斯宾德之流有异议。他们说，“第一、没有人知道苏联用于军事需要的支出是多少”，但是如果没有人知道，斯宾德怎么会知道呢？
斯宾德说：“第二、这些支出是庞大的”。但是斯宾德既然承认没有人知道这一点，他怎么能这样断言呢？
斯宾德说：“第三、……”。第三、他不再说了。他认为他说的已经够了。在这里，我想起了纳斯里丁的故事。他向邻居借了一口锅，但却没有归还。当邻居来索取时，他回答说：“第一、我没有拿你的锅，第二、我打破了你的锅，第三、即令锅被打破了，我也老早把锅还给你了”。现在，斯宾德——这位乳臭未干的澳大利亚的纳斯里丁丝毫不差地遵循这一逻辑。
但是美国的军事潜力的情形如何呢？
美国总统杜鲁门在为美国一九五○年度的预算辩护时一字不差地这样说：“这一预算中建议维持的武装部队是我国在和平时期中维持的最强大的武装部队”。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它的意思是，在一九五○年，美国武装部队比美国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强大。
大家也都知道，在一九四九——五○年，美国拨款额达一百三十亿元以上，而在战前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则为十亿元，超过战前拨款十二倍。美国计划在一九五○——一九五一预算年度中，花费五百亿美元左右，这有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度的五十倍之多。
但是美国一些著名的军事专家们自己如何估计美国武装部队的情况呢？
我愿意宣读从有充分权威的军事专家的结论中节录的几句话。他们这样说：“在原子武器竞赛方面，美国几乎是一定居于领导地位”。这位专家说：“我们已经得到，或者已经有可能来得到新的原子武器、更轻的原子弹，比用于日本的威力更大，能够用之于战地或海上的部队、城市及工业设备集中地，而且具有同样效力。”
一位专家说：“我们有数量和质量上的优势，由于我们优越的工业潜力，这种优势的轮廓日益明显。”
第三个人说：“我们在原子弹方面握有霸权，同时在战略飞机方面也握有霸权。”
第四个人说：“我们拥有把我们的轰炸机变为可怕的毁灭性工具所必要的工具、技术、装备、经验和武器。”
第五个人指出：“我们的海军飞机是世界上最好的。在空军方面，我们在海军飞机上占着优势。美国海军是世界最大的海军。我们的造船潜力是任何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等等。
接着又有这样的人，他说：我们可以说只有人数很少的武装部队，微不足道——奥斯汀就是这样说的，我们不能同意裁减西方的“少量”军队。奥斯汀说，这将意味着“把大西洋国家防御力量剥夺掉很多”。这些人们企图把美国的军事潜力描写成不能把它的武装部队裁减三分之一的样子。此外，斯宾德和他的同僚们宣称，另一方面，苏联有四百万陆军。那末，他们是知道苏联的陆军有多少的。既然如此，为什么他们还责备我们不供给关于我们武装部队的任何情报以及不报告我们陆军有多少呢？
叙利亚代表埃尔——古里曾在这里发言，并提出下列问题：裁减军备意味着什么呢？他说，必须确定某一国家及其邻国为了安全利益所需要的某种最低数额，必须裁减所余的武装部队。
假如对裁减军备的原则采取决定苏联愿意提出这方面的充分情报
在这样情况下，请问用什么原则来确定为了保障例如苏联和美国边境安全所需的军队数量呢？边界的长度吗？领土吗？自然，如果边界线从九州岛经过被麦克阿瑟称为“不沉的航空母舰”的台湾划到菲律宾，如果美国的边界线是这样划的话，那么什么样的要求和提议都可以提得出的。然既说到军事潜力，就必须考虑到整个武装部队，而不仅仅是陆军而已，当然，为了这个缘故，需要相当的情报。杨格先生与斯宾德先生，这就是需要情报的地方——并非仅仅是从某个地方通过自己的时常丧失天良的谍报机关或者通过那些穿着在乡下人的羊皮短袄和毡靴，在若干工厂的后院中徘徊，企图在还没有大开的门窗（照贝文先生的话）后面窥视的将军们那里取得的任何种类的情报，而是政府本身所供给的情报。如果你们愿意与我们在一张桌子上来会谈，从事研究依照我们所愿同意的原则来真正裁减这些武装部队，我们总是愿意提供关于我国武装部队的情况的任何情报的。
我们建议这种原则：裁减所有武装部队——空军、海军、陆军——三分之一。有人对我们说：“把情报给我们”。我们答道：“如果对这个裁减武装部队与军备的原则采取决定，那么，在关于其他大国的类似情报提出的同时，你们便可收到关于我国武装部队与军备的充分情报。”但是，当然，当你们说“把情报给我们，我们再来考虑裁减”时，我们便要问：“你们要这情报干什么？”我们有权利认为要求情报是别有用心。
在回到军事潜力问题上时，我必须指出，因美国的军事力量而得意忘形的美国专家们，正在试图恫吓神经衰弱的人们，但他们同时又提出充分的材料，暴露了这里的某些代表的那种眼泪双流的说话，那种不自然的人为的装穷是毫无根据的。这些代表们提到：西方军队的军事潜力不充足，因此不能通过我们所提的在一九五○——一九五一年裁减武装部队三分之一的建议。
美国正在进行着疯狂的军备竞赛在世界各地建立了许多军事基地
美国从事疯狂的军备竞赛，在世界各地建立愈来愈多的美国基地，拨出几十亿几十亿美元的款项用于军事用途——这些全都是不言而喻的事实，说明美国统治集团的对外政治方针正在实行，并且正在全力实行。
这里有一些事实。在一九四七年，美国与菲律宾缔结协定。根据这项协定，美国租借了二十多个基地，期限是九十九年。美国正在菲律宾各岛设防，正在建筑新的军事基地，例如在吕宋岛北部，在明答那峨及其他地方。
在中国的蒋介石政权垮台，美国丧失了在中国的一些基地（青岛、昆明、成都、桂林及其他地方）之后，美国政府把它的武装部队的基地改设在台湾。而如所周知，台湾是中国领土中不可转让的部分，外国军队违反中国政府的意志和愿望并且并未得到中国政府的许可就驻在那里，这是大大地违犯了国际法的主要原则。在中国，这种合法的政府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而不是其他。美国在冲绳岛上和爪哇的泗水保有军事基地。同样也必须说到：美国特别是在佛朗哥政府的协助下，在地中海建立基地的事情。佛朗哥政府让美国政府自由使用西班牙的飞机场、空军基地和海军的空军基地，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了。同样的也必须说到：葡萄牙也有这种情形。
也可以提一提世界其他部分的许多美国基地——在近东与中东、北大西洋与北极，这些地方目前特别吸引美国统治集团的注意。美国之所以特别关心，其内幕早在一九四七年就已经史巴兹将军泄露出来了，他当时是美国空军总司令；他发表下列的声明说：“在目前行动范围的限制下，飞越北极的飞行有了重要的战略意义。四引擎飞机自极北的基地起飞，飞过北极，就可以袭击位于另一半球的工业中心。”
奥斯汀把东拉西凑的话作为证据歪曲了列宁关于正义战争的定义
这就是美国霸权的思想、渴念、意图、愿望、希望、计划的方向。我想只有存心撒谎的人或无知之徒才会在这些事实前面还要说象我们刚才在这里听到的美国代表所说的话。在作结语时，我想谈一谈奥斯汀演说中专谈苏联政府对战争的态度的那一部分。
各位都记得，他曾引用了一九四六年文学报上的某些话，引用一九二八年共产国际第六届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以及其他。他力图证明，当西方国家裁减它们的军队，如他所说，甚至是大大裁减之时，——我们刚才看到了它们，特别是美国，是如何裁减军队的——苏联报纸却号召，奥斯汀所谓“爱战争、斗争与胜利”。
奥斯汀是如此耽溺于想不惜一切代价把苏联描写为剽悍的黩武主义的国家，竟至于冒险说，在“苏维埃政权的主义”中，不可能找到“一点点憎恨战争的明白声明”。他援引了几句东拉西扯凑在一起的毫不连贯的话作为证据，他说，因此，我们不可能知道“苏联把什么认为和平，把什么认为战争”。
当奥斯汀企图论述苏联对战争的态度时，他头脑中的绝望的混乱从他的这些话里显然看得出来。
例如，竟然说苏联的政策是这样一种政策：人们无法知道它把什么认为战争，把什么认为和平。这种说法的根据是什么呢？文学报的一篇文章。可是，即使文学报曾说过在这里所提到的那些话，但它既不是苏联政府的机关报，尤其不是外交部的机关报，而且，我愿意说明，文学报并不曾说过那些话。
例如，有人提起一九二八年所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六届代表大会。但一般人都知道：对于共产党代表大会所作决定，苏联政府并无责任，苏联政府知道怎样把属于党派性质的问题，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和有关政策和国家的问题以及属于苏联政府权限之内的问题，彼此分开的。关于这一点，奥斯汀能不能费神举一些比较近一点的例子呢？因为他所提的文学报是四年以前的，他所提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是二十二年以前的事情了。怎么能够用那种陈旧的材料来证实或是否认任何有关现时的事情呢？
再说，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二日政治委员会在这一个大厅里开会的时候，奥斯汀也是一字不差地照样引述了文学报这一段话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他当时所引述的也是一九四六年的这份文学报和一九二八年的这个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但文学报和六次代表大会决议里真正说了些什么呢？奥斯汀并不懂得其政治意义而机械地引述下来的那些话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呢？
伟大的俄罗斯作家果戈里作品中有一位名叫彼特鲁什卡的人物，他喜欢读书，特别喜欢读日历。但他所感觉兴趣的却不过是读书这一动作本身罢了。他认得字母，他能把字母拼成音节，也会把各音节念成字，但是各个字的意义呢？各个字的意义他就莫名其妙了。当读文件的时候，最要紧的是懂得你所念的是什么意思，并不是重复它的词句就可了事。甚至鹦鹉也能学舌，可是它却不懂它所重复的话的意义。
首先我愿提请注意一个事实，即奥斯汀并不限于引用上述的两段话。他还援引了斯大林大元帅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在莫斯科选民大会上所发表的演说，并从演说中得出与原来讲词完全不符的结论。奥斯汀怎样居然能够带着一些不负责任的人为他准备的文件，甚至还没有校对这个文件的原文便走上国际讲坛来，这倒是真正是令人吃惊的。
奥斯汀企图提出战争和苏联对战争之态度的原则性问题。他丝毫没有读一下联共党史简明教程，在这本书里以最通俗的方式说明了列宁关于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的理论。
在谈这一理论时，奥斯汀仅仅说：“按照列宁说来，正义的战争就是为了把人民从资本主义奴役下解放出来而进行的战争，”又说，“那就是扩张苏维埃国家的利益。”但是列宁却是没有说过象“那就是”这句话的。此外，奥斯汀还歪曲了列宁对正义战争的定义。根据列宁的话，正义的战争乃是一种“非侵略性的战争，解放战争，其目的或者是保卫人民不受外来攻击和奴役他们的企图，或者是将人民从资本主义奴役下解放出来，最后，或者是将殖民地和保护国从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这才是按照列宁所说的“正义的战争”。
列宁关于正义与侵略战争的定义只有无知的人才不了解这种分类
殖民地国家争取从附属于帝国主义者与受帝国主义者奴役的状态下解放出来的战争也是正义的战争。根据列宁的遗言，如果这些附属的殖民地国家中的被压迫人民进行战争来反对帝国主义奴役，这是正义的战争；如果他们进行战争来反对进攻他们国家与试图奴役他们国家的侵略者，这是正义的战争；如果进行战争是为了从奴役——包括帝国主义奴役——状态下解放出来，这也是正义的战争。
在美国历史中，曾经有过这类的战争。例如：民主与爱好自由的北美为了反对占有奴隶的南美而进行的战争。这是一个解放战争，这是一个正义的战争。我想，美国的代表在这一点上也会同意我的意见的。
我还可以举出另外一个关于解放战争的例子。这就是反对希特勒侵略者的战争。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六日，正当希特勒匪徒逼近莫斯科大门的时候，苏联武装部队的总司令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大元帅对莫斯科劳动者代表苏维埃发表演说，讲述希特勒帝国主义者必然崩溃和当时为了抗击德国法西斯帝国主义而结成的英苏美合作的重大意义。当时斯大林在他的讲演里说：
“列宁把战争分为两类：掠夺的、因而也就是非正义的战争，解放的、因而也就是正义的战争。
“德国人现在正在进行掠夺的战争，非正义的战争；其目的在于攫取他国领土，征服他国人民。这就是为什么所有诚实的人民一定要起而反对德国侵略者、把他们视为敌人的原因。
“与希特勒德国相反，苏联及其盟国正在进行解放的战争，正义的战争；其目的在把被奴役的欧洲和苏联人民从希特勒的残暴统治下解放出来。这就是为什么一切诚实的人民必定支持苏联、英国和其他盟国的军队，把他们视为解放军的原因。”
这就是解放战争，正义的战争！
我们赞成这种战争，而且我们认为：当问题涉及这类战争的时候，就绝不可以渲染它的恐怖来吓唬人民。只有侵略者的同谋犯，只有人民的叛徒才能这样作。爱国者在这种战争中不畏惧任何的牺牲与流血，因为这是保卫祖国反对外国侵略者的事情。在这种时候，如果制造惊慌、假仁假义及非战主义的分子出头露面，试图用“战争的恐怖”来吓唬人民，我们就要说：不许这样，非战主义是敌人的帮凶。斯大林在一九三○年写给高尔基的而为奥斯汀在这里厚颜无耻地歪曲其意义的一封重要的有原则性的信件，其中所谈的正是这个意思。
斯大林当时写道：“战争问题不能与政治问题分离开来，战争是政治的表现方式”。斯大林在写给高尔基的信里说：“书店里有大批描写战争‘恐怖’灌输厌战（不只是帝国主义战争而且包括其他各种战争）情绪的小说，这些资产阶级的非战主义的故事是没有多大价值的。”
“我们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因为它是反革命的战争。但是我们拥护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解放战争，革命战争；尽管象大家知道的，这类战争不但免不了，而且甚至是充满着‘流血恐怖’的。”
这些便是我们的导师在一九三九年致高尔基的信里所说的崇高的话。而奥斯汀先生却歪曲了这一切，说它是呼吁战争，引用它作为违反关于禁止战争宣传的决议的例子。但是，难道我们禁止自卫的战争、正义的战争，禁止反对入寇者、反对侵略者的战争吗？不，我们的宪章鼓励我们进行这样的斗争。宪章是禁止掠夺的、侵略的战争！不管自卫战争会多么艰苦，只要它是反抗侵略者的战争、反抗入寇者的战争，只要它是伟大的列宁过去曾经说过，而伟大的斯大林现在所说的正义战争，我们这个组织就以来保护它——宪章。
斯大林大元帅在一九三○年致高尔基的信中包含着同样的列宁主义原则，说明了如帝国主义战争那样的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十分明白地确定了我们对战争的态度。只有无知无识的人才不能了解正义和非正义战争的分界线，假如连战争与和平的分界线也分不清楚的话，那就更是无知无识了。
奥斯汀的说法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粗暴地歪曲了斯大林演说的真义
奥斯汀还有更甚的说法。他声言，苏联政权认为战争不是由法西斯国家发动，而是因西方国家的经济制度而造成，苏联这种见解到一九四六年二月便明显地表露出来了。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引用斯大林在一九四六年二月的演说中的几段，那里面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世界经济和政治力量在今日的垄断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展的必然结果。
奥斯汀还声言——用他的话来讲——按苏维埃的语言发动战争的垄断资本家正是那些战时协助苏联进行反德国侵略战争的国家。因此，这个二月九日的发言恰正意味着战时合作政策的终止。
这种说法是奇怪的，先生们！这种说法是奇怪的，因为它空前粗暴地歪曲了二月九日演说的真义。要完全明白这一点，你们只要亲自读一下演说词便足够了，甚至无须我来帮助。在上述的演说中，象奥斯汀那样的推论绝对找不到一点根据，没有一丝一毫事实和奥斯汀所说的相象，甚至找不出丝毫这种暗示。此外，在二月九日的演说中，斯大林大元帅明显地指出，反对轴心国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同，这次大战从一开始就具有反法西斯战争的性质，其任务之一就是恢复民主自由。在二月九日这篇演说里，斯大林大元帅是这样说的：“苏联之参加反轴心国家的战争只有增强——而也的确增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和解放的性质。”这意思就是说，我们当时和美国、英国和其他目前出席这会议的国家共同进行了反法西斯侵略者的解放战争。
奥斯汀对下列事实却一字不提，即，斯大林正是在他这篇光辉的演说中说，“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在反抗德国侵略者的解放战争的基础上——维辛斯基注），苏联、美国、英国和其他爱好自由的国家的反法西斯联盟产生了，而且后来在击败轴心国家的军队中起了决定的作用”。难道这还不足以了解二月九日所说的话，明了战争的正义属于那一边，认识奥斯汀如何蛮横地歪曲事实硬说二月九日的演说是苏联转而破坏其与别的国家的友好关系，与那些在大战期间曾与苏联有过友好关系的国家的友好关系吗？奥斯汀的话从那里产生的呢？他的话从那里引来的？这是蛮横地、居心诽谤地歪曲事实。
我现在就我们关于缔结五强和平公约的提案讲几句话。从本质上说，在这里，对宣言中这一项的实质，除去一个反对意见外，别无其他反对意见，唯一的反对意见就是所谓我们既已有了联合国宪章，还需要这样的公约干什么呢？为什么要重复呢？但是，让我问一问，那末为什么要通过重复宪章若干条款的六国提案，或者说玻利维亚提案呢？为什么呢？
然而，能否容许以这样态度来讲道理，说因为有了宪章，那末其他的一切便都是多余的呢？将宪章的某些原则提出来赋以今日政治的实际形式，并且在这一基础上组织我们的联合的力量，俾使宪章中所宣布的原则得以实施，难道不必要吗？即令在宪章实行得不好，或者被违反了的时候，宪章当然还是宪章。但是，这一点却并不排除根据宪章的原则性条款采取决定之必要，在目前政治情势下通过这些决定唯有加强宪章中所表示的那些原则的重要意义。
否则，便需要整个地反对一切以宪章为基础的实际行动了，或者说有必要开始实行与宪章背道而驰的实际行动了，因为这种行动才恰恰是宪章中所没有的。然而，这却是新奇的建议。
苏联建议缔结五强公约维护和平因为它是保证各国安全重要措施
我们正建议缔结一项公约——五强公约。为什么是五强呢？因为这五国负有特殊的责任，不是主要的责任，也不仅仅是一般的责任（主要责任是由安理会担负，维持和平的一般责任由我们大家共同担负），因为这五国为了十分可以理解的理由，握有和平与战争的大权。发动世界战争要取决于它们，加强国际和平也取决于它们，因为它们手中握有战争及和平的最大的手段。这是事实，我们必须估计到这个事实。
尼加拉瓜因为没有象美国那样的空军和海军就有了过失吗？不，它没有过失。但尼加拉瓜如果参加实施我们加强和平的共同措施就能够对一般的加强和平的事业贡献它的一份力量。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小国就是这样对战争贡献出它的一份力量。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如此。如果真的有和平愿望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们大家不接受缔结这种公约的建议呢？我们有这样的愿望。我们认为这种公约是有用的。我们知道，即使从这里所谈论的加强信任的观点来看，这种公约也会有异常巨大的社会及政治意义。
真的，每一个老百姓将会说：“是的，你看，不管他们意见怎样不同，他们已一致同意共同维持和平！这就是说，我们能够在和平之中为了获得我们的面包而工作，我们能够在和平之中睡眠，我们能够在和平中抚育我们的儿童，知道他们不会成为原子弹的牺牲品。”难道这不是有巨大的政治意义吗？毫无疑问，是有的。
这就是为什么苏联代表团全力拥护它所提出的关于缔结五强公约以加强和平的建议的原因，因为它认为这种公约是维持和平、消除新战争威胁及保证各国安全的最重要措施之一。
（文内插题是本报编者加的）
（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