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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帝是怎样对待科学家的？
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 华罗庚
在本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由于希特勒的残暴，很多的德国科学家们为了逃避希魔的毒手，为了消极地反抗法西斯的政权，跑到这茫茫的世界上，重新寻求可以工作的环境。那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许多国家的创伤尚未恢复，而当时的北美合众国，既未受到战争的破坏与灼伤，相反的，战争更为她带来了一些繁荣，所以这些科学家们就贸然地抉择了这“金圆王国”，满以为这是可以终老的乐园，这是可以发展自己所长的所在。但不幸的是，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甫告结束，跟着而来的就是把希特勒的“德意志高于一切”的口号换成了“美国第一”！而科学家们辛勤劳动的成果——原子能，更被野心家们作为威胁人类和平的工具——原子弹。美帝为了完成它独霸世界的迷梦，更不惜用各种方法，威胁利诱，企图逼迫科学家成为资本家的仆从，从事他们所不喜欢的研究——为资本家及战争贩子们服务的研究。至于这批科学家所受到的迫害，是并不下于当年希特勒时期的德国所给予的。——
在美国的奥勒冈州的州立大学里，有一位化学教授斯匹兹先生，他看见美国对米邱林李森科学说的无的放矢的批评，十分觉得这不是科学家应有的态度。因之，他写了一信登在化学杂志上，非常委婉地说：“科学家的态度是应当客观的！在没有了解人家的学说，甚至于没有见到人家的著作之前而下批评，是不科学的！”想不到这样的一封信，竟会使这位斯匹兹先生受到了解聘的处分。不仅如此，化学界的权威鲍林教授为这事也碰了一鼻子的灰，他为这事写了一信向该大学校长说项，最后说起，如果奥勒冈大学如此地办，是会使人失望的，是会失掉学者们的支持的！而该校长的回信竟无礼貌地说：“没有你的支持，看我能不能办大学？”现在斯匹兹先生还在欧洲流浪着。像斯先生这样的例子，只不过是无数中的一个而已（加尼福尼亚大学一次就为思想问题停聘一百多人）。
美帝利诱科学家的方法是极为巧妙的，他们有一种所谓“战时工作”计划。海军部和陆军部都从事这一类的工作，凡从事于这项工作的科学家，可以在学校的正薪之外，再加百分之四十到六十的额外津贴。开始时，他们说：并不须要改变你的工作计划，一切照你现在所从事的研究继续工作，仅须每年做两次报告，说明研究的进展。真是甜言蜜语，引人入胜，但当你一旦入了圈套，就一步一步的迫紧：先是对你的研究方向，作若干的指定，再进一步，就给你一些特殊的问题。最后，就用“你已参加过国防机密”的借口，而使之失去行动的自由！（以上的话，完全根据我所知道的事实。由于若干当事人还依旧“活”在美国，为了不增加他们的麻烦和困难。我姑隐其姓名，地方及工作的范围。）
在我这次出席德国科学院二百五十周年纪念会时，我曾听到一个消息说：爱因斯坦曾回答该纪念会的邀请说：“如果我能取得护照，我是会一定来参加的！”但结果他并未参加！
关于爱因斯坦在美国的遭遇，可以从下列一件事件中看出：大约是在去年年底，他发表了《广义引力论》，当时一些报纸上曾以大字标题，大大的“捧”了一阵。可是在今年二月间，爱因斯坦警告美帝不要随便玩弄氢气弹，因而触怒了资本家们，因为拆穿了他们想独霸世界的迷梦，于是便指使代表资本家的利益的议员们出来说话：“爱因斯坦对原子能并无贡献，他的左倾态度，早就该把他驱逐出境！”
为什么在极短的时间内，美帝舆论的态度会变得如此之快呢？道理是非常简单的。因为美国的舆论，一般说来，是代表着华尔街老板们的利益的，而从老板们看来，科学家只不过是自己的一种雇员而已！主人对仆人可以利用的时候，就“捧”一下，当仆人的发言影响到主人的利益时，当然就免不了会遭到指斥！
一般科学家的命运既如此，至于我们中国在美的科学家的遭遇就更坏了。有一位中国在美执教的教授，在两个月以前，移民局忽然找他谈话，并要他在一项文件上签字，那文件的内容有下列四条：①不是共产党。②不是同路人。③没有来往的亲戚朋友是共产党。④在共产党政权之下，我不愿意回中国去。这样苛刻的条件，这位中国科学家当然无法签字。但为了不吃眼前亏起见，他只好委婉地说：“我没法在这文件上签字，因为我母亲在中国，迟早是要回去看母亲的！”结果，美国移民局就叫他在下列三个条件中选择其一：①扣留起来。②驱逐出国。③换一个工作。
这便是自称为“科学极发达的国家！”这便是所谓美国的“自由”，“民主”！生活在这里的科学家们，不但被否定了做人的自由，抑且否定了工作的自由——做他们所不愿做的工作！这次在柏林，我遇见的一位科学权威说得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做了德国科学家的避难所。而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科学家将要寻找着另外的避难所了！”
从美帝对待科学家的态度来看，我们不难推断：它的科学发展是正在走下坡路了！而相反的，我们——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的科学家们，在为人民服务的基础上，其发展的前途，则是无限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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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应该做什么？
北大教授 饶毓泰
保卫和平与抵抗侵略是分不开的。这是极平凡的道理，用不着多说。现在的问题是：在这个保卫和平，抵抗侵略的大时代里，我们作为科学工作者，学稼不如老圃，拿枪不如老乡，应该做些什么？可能做些什么？自然，当着时间还容许我们教书，我们应该好好教书，时间还容许我们研究，我们应该好好研究。但是，到了局势不容许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怎么做？
我建议：
（一）集中全国数学、物理、电机工程工作者专作雷达研究、构造和实际应用。
（二）集中全国化学和化学工程工作者专作气化煤和综合胶的研究和工业上的实际应用。
（三）集中全国生化，生理和生物工作者专作医药及滋养代替品的研究与实际应用。
其他学科要有类似的组织，作集中的研究，以上不过举例而已。
假如我们现在就动员起来，组织起来，虽不能有所成就，至少可以知道问题所在，至少知道我们不知道的有多少。盖必履之而后艰，为之而后难也。这可能将是我们科学工作者对于这个时代的些微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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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战争贩子，你估计错误了！
北大教授 闻家驷
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但也不害怕战争；在没有战争的时候，他埋头从事于建设，一旦战争爆发了，他会立刻把自己武装起来，为了保卫祖国而进行英勇的战斗，八年的抗日战争和三年的解放战争便是这样一种精神的一个最具体的表现。同时中国人民在八年的抗日战争和三年的解放战争当中也获得更多的经验，使他更加深切地了解在帝国主义尚未彻底消灭以前，和平的愿望和战斗的意志是不可分割的，这就是说，只有采取积极的行动来抵抗侵略，制止暴行，才能确保和平，而一个真正爱好和平的人民，必须不害怕战争。
美帝国主义者，被金钱冲昏了头脑，他以为中国人民爱好和平是一种软弱的表示；中国人民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来从事建设，原是中国人民应有的权利，他偏要以为这是帝国主义者肆行侵略以挽救其自身的灭亡的大好时机。至于中国人民曾经在八年抗战和三年的解放战争当中打垮了一个强大的敌人，这个强大的敌人是依靠什么力量才把他打垮的，美帝国主义者似乎并不了解；因此它才敢于扩大侵朝战争，向我国东北的边境汹涌进逼，他才敢于轰炸我国的城市，屠杀我国的人民，炮击我国的商船，他才敢于继日本法西斯之后，妄想侵占台湾，灭亡满蒙，征服全中国。然而中国人民爱好和平但也不怕战争。这便是为什么正当敌人叫嚣和行动得最起劲的时候，我们的志愿部队忽然在朝鲜的战场上面出现了。
战争贩子，你估计错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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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说的与做的 米谷
（原载上海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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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学科学的人不能对美帝存任何幻想
清华大学地质系教授 孟宪民
我们中国人民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只有一条道路可走，那就是坚决的抗美援朝。我们根据历史的事实来看：从鸦片战争、甲午之战、义和团、九一八、一二八到芦沟桥事变，美国帝国主义无一次不是站在反中国人民的立场上来压迫我们的。这是铁的事实，任何人不能否认。抗日胜利以后，美帝更变本加厉地武装国民党反动派军队来摧残与奴役中国人民，然而因为中国人民得到了共产党的领导，终于把美帝及其走狗蒋匪帮驱逐出中国大陆。现在美帝不甘认败，又疯狂的在朝鲜发动了侵略战争，完全走日帝的旧路，明目张胆的威胁我国国防。我们中国人民决不能置之不理，应誓与这恶魔作最坚决的斗争。
上面所说的，一般中国人民都能体会，我们学科学的，学工程的人，在帝国主义魔掌控制之下所受的痛苦，或许一般人还难于领会，现在略略引下面几个例子来证明这点。
李四光先生远在二三十年前就在大同找到了冰川遗迹（今年夏间我们已找到燕山一带第四纪有冰川的确证），后来又在庐山、黄山、湖北、广西等处发现了第四纪冰川的证据。然而当时美帝的科学家不愿中国人民有这样的发现，始终认为不可靠。后来李先生又写了一本《中国地质》，这是在中国地质学上划时代的著作。然而美帝的科学家却多番诬蔑，因为其中没有宣扬帝国主义科学家在中国的工作。最可鄙的是帝国主义一方面要抹杀中国科学家的成绩，一方面还要打发他的走狗来盗取中国科学家所获得的成果。例如李先生的冰川工作在抗战将开始时被一位外国科学家所盗取，而在外国发表，就成为那位外国科学家的大发现了。其次，中国科学家稍为有贡献的，帝国主义往往用一种毒辣的手段来毁灭他们。那就是倡导“为科学而科学”的谬论，使我们的研究工作脱离实际，去钻牛角尖，白白消磨岁月。像这样的情形，我们中国科学家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站不起来的。
其次讲到工程方面，自从德国李希霍劳氏受帝国主义的指派，来中国做地质矿产的考察，中国地下的资源就引起了世界的注意。然而帝国主义意想不到，中国人民觉悟起来了，因此帝国主义不能随意来开发中国的矿产。例如华北的煤矿，安徽的铜矿，江西的钨矿，帝国主义虽买通当时的中国反动政府去开采，而当时各省人民坚决反对，有许多矿产终于由帝国主义手中夺回来，不让他们开采了。于是帝国主义又想了另一套方法，来欺骗我们的人民。他们利用中国某些不成熟的所谓专家来传达他们的意旨，说中国的地虽大而物并不博，有的人甚至于说“中国的矿产地面地下都不丰富”，来抑制中国人民开发富源建设工业的信心与爱国热情。这个毒计，当时使我们许多有为的青年都不读采矿而去学别的工程了。一方面使我们中国人对国家的资源发生一种不正确的观念，另一方面又不让中国的基本工业发达。例如当时要办钢铁厂就不可能。帝国主义的大规模生产使生铁及钢品在中国市场价值低于中国自制的，海关又攫在他们手里。他们这种作法，一方面驱使中国人都去钻牛角尖，为科学而科学，一方面抑制我们对开发祖国资源建设民族工业的信心，于是人才能力的发展无形中受了限制。这样，就可以使我们的工业永远不能发达，只好永远的出卖铁砂、钨砂、生锑，永远成为一个殖民地的国家。这是帝国主义真正的狰狞目的——恶狠毒辣到极点的阴谋。
所以美帝国主义势力一天在中国，我们学科学的学工程的就永远不得翻身，站不起来。我们学科学的对美帝不能存任何幻想。这些幻想都是他们给我们一点小惠，让我们为科学而科学，去钻牛角尖而来的。有这种幻想，就是中了他们的诡计。我们要肃清这种幻想，坚决的拥护各民主党派的宣言，来担当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拿实际行动来与以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集团作生死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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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纽约贫民窟居住的实况
北大教授 韩寿萱
在十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上转载了苏联高尔涅夫同志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国人民所遭受的重重压迫，揭穿美帝以民主自由自夸的虚伪和黑幕，同时告诉我们：美帝对于劳动人民的居住条件是没有的。而贫民窟的八百万处房屋，都破烂到不能再修理的程度。因为这篇大文的启发，我将纽约贫民窟的居住实况，据闻见所及，介绍于下。
纽约是美国最繁华的一个大城，但它的东南区却是贫苦劳动大众的住所，这区的居住情况，大略有四种。
一、火车式的住处：这种住处就是每一层楼上，住户有五、六家。但是除了最前和最后的两家外，其余的几家都是关在里边，并没有窗子，一年四季见不着天日，永远吸不到新鲜空气，成年是在这样的黑暗地狱里生活着，至于那两家有窗子的住户，资本家当然不会放松，一定要榨取较多的房租。这类房屋的楼梯都是破烂不堪，危险之至，我们都有点不敢上去。
二、热床：没有钱租赁上述住处的劳动人民，只好租床睡睡，但是剥削无微不至的资本家是能精打细算，将一只床分租给三个人睡，每人睡八小时，在二十四小时内无时不在剥削他人，因为常常有人睡在床上，就叫做热床。记得当时曾问过租价，大概每睡八小时是美金二角五分。
三、过道：租不起热床的贫苦人民怎样解决睡的问题，只有在这种具有热床的旅馆里，租过道来睡，那就是睡在门外的地板上。对这样的过道凶残的资本家也不肯轻放，也不让白住，依然要勒索租金，才许度夜。
四、烂报堆：据一位贫民窟社会服务者的报告，没有钱租过道的穷苦者，就在街头的一角，堆积起烂报纸，自埋在报纸堆里，取暖消夜。至于天暖时公园便是他们的住处，但常受到警察的干涉。
类似纽约的情形各大城市都有，就是在美帝的首都，贫苦大众的住处也是一样的糟。美国的物质文明完全由劳动大众创造出来，但这一切完全由华尔街的财阀统治。他们为了取得自己的利润，提高本国的市价，将麦子和棉花烧了，牛乳和苹果扔到海里去，因此一般劳动大众便不能不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而各种住处的情况就是华尔街财阀罪状的铁证。
华尔街的财阀不只是在他们国内凶残地压迫和剥削劳动大众，他们狼子野心，还妄想同样地来剥削亚洲和全世界的人民。这次美帝扩大侵略，威胁我们的祖国，便是他们这样企图的一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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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是这样认识美帝的“法宝”原子弹的
师大 陈宽肠
在目前学习时事问题当中，原子弹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这个问题解决了，对美帝国主义的恐惧就很容易扫除。
最先，我碰到这个问题，照样喜欢从理论上去解决，看了许多关于原子弹的文章。开讨论会的时候，谈到这个问题，我就很直截了当地说：“原子弹当然不可怕。”我也确实知道并且说明：“第一、原子弹不能在战场上使用；第二、苏联也有原子弹；第三、事实证明原子弹也是可以防御的武器；……。”开完会以后，我脑子里却又这么想了：“假如在头上丢一个原子弹，可了不得！”“原子弹的确能杀死很多人！”躲在这思想后面的背影，就是：“原子弹虽不十分可怕，但到底比其他武器可怕得多！”
我开始感到苦恼了。我用很多时间来思索这个问题。现在我清楚了：这完全是个人主义在作怪，把个人的利益放在全体的国家的利益前头，把个人的死超越在全体的、国家的存亡上面；只看到自己，没有或忘记了全体和国家。当然，对个人自己来说，原子弹是一种可怕的武器，但是一枝敌人的枪，一把特务用的小刀，一个美国的炸弹，不是同样可以致个人生命于死地么！那么，一枝枪，一把刀也是可怕的。何以不怕敌人的枪炮，特务的毒刀，而独怕原子弹，那不是太可笑了吗？
我现在彻底认清了美帝国主义自以为法宝的原子弹，实实在在并不可怕。这一认识使我能更完全地蔑视美帝国主义，更加强了对世界人民胜利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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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五卅惨案时美帝在沪杀人罪行
一个万国商团美籍团员的自供
“一九二五年上海五卅惨案中，美国人参加屠杀中国人民？”是的，的确参加屠杀过。下面便是一个上海万国商团的美籍团员，在参加了屠杀上海人民之后两星期，写给他一位在芝加哥的朋友名叫罕克（Hiank）的一封信。这封信暴露了当时英美帝国主义者在沪的种种穷凶极恶的情状。这真是一篇血账；是一份凶手的供状；是美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残害中国人民的一个明白的铁证。
这个万国商团美籍团员名叫洛梨·史密斯（Lorry Smith），是住在上海的一个美国“企业家”，工程师出身，五卅时，替公共租界老闸捕房服务，当临时义务巡官，曾亲自指挥屠杀中国人民。
这信是在上海美国俱乐部写的，后来在美国某杂志上刊露出来，内有诬蔑中国人的谣言谬论，也有自己承认的种种暴行。兹将其参加屠杀上海人民的经过，摘录如下，作为中国人民、我们必须牢牢记住的仇恨！
“……我们在这里天天早晨分派巡捕到各处去站岗，上半天就在礼查饭店里喝酒打架，到了下午同晚上呢，去枪杀那些发狂的中国人。
“就在暴动的那一天下午，我奉令出动。我在刚开过枪的时候到达指定服务的老闸捕房门前。当我正挤过暴动的群众，身上挨了石块，距捕房大门口还差几步路时，排枪声起，登时便有八个人吃着枪子，四个人死在捕房门外，还有许多死的伤的，都歪斜的躺在街心……门上溅的血有八英尺高，路上因为流血过多，渐渐地泞滑起来。死在前一排的人简直被打成碎块，因为我们用的是柯利特四十五号式的快枪……
“事后，我们又到出事的地点，将武器分散给美国商团；我们有很多的枪弹，极重的灌铅棍子，哀斐利达式的枪械（是用榴霰弹的枪）；夜里，我们因为要把这消息（南京路的暴动）通知外人居住区域，所以我们必须要驱逐东劳合路的暴徒。……我们同上万的无知识的中国人对峙了三个钟头。我们一共有十八九个人，都拿着打棒球用的棍子，同爱尔兰式的一样，很粗很不容易断的。我已经打坏了两根；我们打断了许多中国人的颈骨，打破了十二三个中国脑袋，捶碎了一个中国人的背脊，打烂了许多面孔鼻子手脚。第二天（按系六月一日）饭后，我们又全副武装，持久地同他们对敌，打死了十多个中国人，有许多成了终身的残废，南京路上流了许多鲜血。
“我们又开起铁甲汽车，钢甲有一英寸多厚，上面有炮架子，有机关枪，装制得好像坦克车一般模样。这两辆铁甲汽车开足了马力直往人堆里冲去。这种车子开过去之后，发生的惨状真是厉害得很。压死了两个人，这两个人的内脏挤得满街都是，他们的手脚筋骨都压断了，逃避的人也大半压碎了手足。可是马路上却清静了，外国人的汽车都能畅行无阻……
“一夜到天亮，我们四个人一行，五个人一队地传口号，有些时候中国人躲在屋角朝我们打枪，有些时候不怎样，那些预备盖房子的砖头堆，推倒在我们头上……我们不敢走进华界去。
“六月二日的清晨，街上的中国人都聚满了……他们都带着家伙，但是没有枪械。起初，我们用救火水龙向他们射水，可是一点效验都没有……把他们浑身都浇透了，这些混蛋还照旧拿砖头砍我们。我的脑袋上吃着他们一下子，制服的背面被他们用链刀划破。我随手就把这个混蛋的性命结果。在救火队被他们用砖头打得落花流水，不得不退的时候，机关枪队第一次朝他们开枪，打死了几个人，辗转呼号的声音立刻充满在空中，死者伤者的鲜血马上就染红了街面。
“有一头街梢上，有许多的中国流氓把电车拦住，用煤油浇在上面……自然我们送给他们了最残酷的酬谢，一下子就叫他们寂然无声。
“我和一小队精悍的英国陆战队中的水兵，一齐去贴戒严布告。贴到最不安的区域，我们便被中国人挤散……印度兵用枪刺向群众乱扎。我只拉住向导的人前行。有五个中国人被我们扎伤很重，一个人被我们打开了脑袋。……我们躲到一家旅馆里去……为着防卫起见，不得不朝他们开枪。这次的开枪一个也没有打死，只是打伤了几个。我们听见枪声和机关枪响……在远东最著名的地方——那里有最大的珠宝店、金铺，还有一座极大的东方建筑物——发生了战斗。这街的一端有一队苏格兰兵，两队美国的马队，有三辆铁甲汽车慢慢地在街上走过去。在这汽车的钢板里面，有机关枪朝着人群射击，他所经过的地方，全成为血路。
“在新世界游戏场的窗户里，有中国人支着枪往外放；同时，在我的一所新造的房子里，我们的人也架着几架机关枪。我带的印度兵跑到有几个中国人朝外开枪的小屋子里去，那里的枪声马上就没有了。我也跑到别一所有中国人开枪的屋子里去，我们把那些开枪的全活活地打死在那里，就把这个地方占据了。
“我们往火光集中的地点，开了两个钟头的枪，直到黄昏时候。我们冲进宁波同乡会，在二层楼上把许多人捉住了。万弹齐发，把他们的性命早结果了。这个有重大的意义在里头，他们那些放枪的全是赤党……
“我要说：美国水兵是上海的宝贝，他们包围上海四郊，军事战术的经验很好，不费丝毫气力便镇压了暴动的上海。美国水兵以前也常常到上海来，然而从没有像这一次的出风头——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里的银行家都亲自和他们接谈……
“我们攻入了同德医科大学，第二天，便派了水兵来，代替我们的队伍。水兵占领同德校舍，把他当作战时的地盘——因为这一校舍刚刚在华界和租界交界的一条马路上，在麦根路桥边。水兵一到之后，立刻开始工作，把两英尺高的墙上石灰都去掉，安置起机关炮和军用无线电站来。他们派了四个人到桥上去。……过了三秒钟，华界交界线已经退后了二百码……
“后来我又参加一次‘醉游华界’：海军陆战队长，字林西报记者和我三个人。我们到了华界，那时华界军官有命令，凡是武装外人入界，兵士可以开枪。我那天穿的是便服，可是身上带着枪，没走多远，我们已经醉得很了：我们闯进‘苏俄奸细的屋子’；我们之中，只我有武器，我就拿起枪来向天花板上放。这样一来，我们可以说立刻征服了这个区域的居民，我们就在此地‘起造地狱’，一直到天明。”
（转载上海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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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法西斯绞杀下的美国科学与科学工作者
平原
当美国法西斯的汤姆斯——伦金委员会在无耻地制造所谓“好莱坞案件”的时候，被审讯的美国名电影剧作家道尔敦·特伦波曾经向全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描述过美国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已经成为了一个“可诅咒的腥臭的制度”，他曾极度愤慨地宣布：“华盛顿变成了这样的城市，那儿没有一位职工会的领袖能相信自己的电话；那儿的老朋友们不敢在公共场所互相招呼；那儿的男男女女只有在行驶的汽车中、或露天的地方说话才不怕被人偷听。我们的首都，现在使人想起国会纵火前夜的德国首都，而那些记得起一九三二年秋天的德国历史的人们，又闻到了这地方的烟味。”
道尔敦所说的话还是一九四七年的事，如今，美国人民不仅闻到了这种法西斯的烟味，而且早已看到了这种焚烧民主的火焰，这火焰已烧到了每一个美国人民的身上。
美国的科学和科学家们也便是毫不例外地在这种法西斯的火焰中受着煎熬。举几个顺手拈来的例子，便可以令人想见美国军国主义者在如何绞杀美国的科学和有正义感的科学家了。
科学家的厄运
美国反动政府无理扣留我国科学家钱学森、赵忠尧和我国的留美学生的事实已是大家所熟知的了，且让我们看看美国的科学家遭受的法西斯迫害：
美国《民族》杂志，曾一连串地报道过美国警察对付所谓有“叛乱”嫌疑的科学工作者，许多科学家都给蛮横地推出于政府机关和私人企业的工作部门之外，甚至不许他们有询问的权利。一位著名的美国生物学家，他在一个军事机关的重要科学部门工作了不到三个月，便接到了限定在二十四小时内“办理移交”的命令。几个星期之后，这位科学家才在华盛顿得知他被解雇的理由。原因是一位“保安机关”的代表，认为这位科学家有“危险的关系”，因为这位科学家时常资助援助反法西斯流亡者联合委员会。
另外有两位物理学家（夫妇两人），离开了美国“通用电气公司”，要参加原子能委员会的实验工作，但他们奔走了八个月，却因为弄不到“忠实保证书”，而并没有得到这个实验工作。为什么他们找不到“忠实保证书”呢？根据所谓“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的解释说：不发“忠实保证书”给这两位科学工作者，是因为那位做丈夫的在一九四六年表示支持工人罢工，反对“通用电气公司”。（从这个声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所谓“美国科学家联合会”与“通用电气公司”的关系了。）
不久以前，美国奥勒冈大学史彼泽教授，因为他主张李森科的生物学作品至少应该让学生阅读，而被解除了教授的职务。
以上，这仅是在所谓“民主美国”遭受迫害成千成万科学家中的几个。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看出华尔街的御用匪徒们，在美国科学界中的狂妄行为。
一九四八年的秋天，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传遍全国，美国法西斯分子，冒牌科学家如低能的生物化学家库尔特·莱昂叫喊出了“建议草拟思想统制机构”，莱昂公开无耻地说：靠着这种机构的帮助，就可以“分析并控制共产主义的传染病”和“建立健全的理智，使这种不幸成为不可能”。
战争贩子的帮凶——芝加哥大学的席拉德，公开广播，叫嚣科学服务战争，他曾荒诞地说：“我算了一下……用这个特别的方法我们要有多少‘中子’或是‘重氢’才能炸死地球上每一个人呢？我算出来五十吨‘中子’足够把人类杀光，换句话说，约略需要五百吨的重氢。”
美国这些少数反动的科学工作者们和战争贩子们一样，高喊杀人，高喊用杀人代替“道德”，他们说：“我们可以立刻处理‘道德’上的辩论，一决定应该杀人之后，‘道德’问题便全部解决；杀人的工具（按指科学）根本与人道或道德的问题无关。”
在法西斯的美国统治者，利用“忠诚令”，“非共具结”，“政治考核”等法西斯法令，残酷地统治着的美国，有正义感的科学家们，更是走头无路，到处遭受迫害，而只有像莱昂这一类为血腥的统治、为残酷的战争贩子们服务的科学界的败类，才可以在美国立脚。
“科学”的堕落
这就无怪乎，连闻名世界的大科学家＾·爱因斯坦，以及著名的美国科学家、教育家等等在他们共同发表的《美国的军国主义化》的报告中，高呼反对美国统治者将法西斯的枷锁加在美国科学和科学工作者的身上。在这个报告中，曾这样指出：美国科学已经被拴在战车上了，科学的研究只有合于军事需要时，才能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钱袋握在美国国防部手里，研究费由军费中支出，当然管理权也在军部的手里。科学机关，已经成了军事机关的附属部门。据统计，远在一九四六年，美国法西斯军人统治的科学研究所花费的钱即达二亿八千万美元。在一九四七年，美国陆海军单单用在各大学的军事目的研究费，即达九千六百万元。
美国的科学，已不是在为人类谋福利，而是专门在为制造原子、细菌、化学等破坏世界文明和进步的工具上了，它全被控制在美国法西斯军人的手里，例如科学研究与发展局，便是统治美国科学的一个机构，其中的领导人，据我们所知都是些臭名卓著的法西斯分子，如卡尔·Ａ·史巴兹将军，雅谷勃·Ｌ·但佛斯将军，海军部次长Ｗ·凯纳，海军作战部副部长Ｃ·雷姆赛海军大将等。
美国的许多全国性重要的科学团体或与研究科学有关的团体，也都控制在美国军人和法西斯分子的手里，例如“大学基金捐献委员会”，为海军研究处所控制，而美国众议院通过法律：“凡是未经联邦调查局调查过的人，基金会（‘全国科学基金会’）一律不得聘用，基金会并不得赠予以学位……”
在这些反动法律与法西斯分子统治下的美国科学，自然不是在为人类谋幸福，而是堕落到为人类谋死亡了。对于美国这种倒行逆施的科学，曾经在二次大战中主持过美军传染病计划的生物学家罗斯波莱揭穿得很清楚，他说：“如果你要了解Ｂ·Ｗ·（即生物战争），你必须譬喻似的，在脑中记住，Ｂ·Ｗ·是一种毁灭的科学，是自然界的倒行逆施。正常说来，我们研究疾病是为防止它或是治疗它。这是细菌学的正态。但是Ｂ·Ｗ·却是产生疾病。它不是正常与自然的，而是变态与矫作的。”现在美国的科学便是这种变态的，倒行逆施的堕落科学。
这种科学及其制度，便大大地阻止了它的发展。美国原子能科学协会干事会推远的一个特别委员会，曾说：“保持秘密既危害科学，也危害民主。”
这就自然而然地使那些有正常意识的科学工作者，纷纷退出了那种倒行逆施的科学工作。有一位欧莱教授曾说：“我战后原子研究的进步，从哪一方面说都不能和战时的进步相比……多数著名的人物以及许多优秀的青年人物，已经舍弃种种计划回到大学工作岗位去了。”他并认为这与美国法西斯统治的“秘密与忠贞检查”等有主要关系。
早在一九四七年，在孟哈顿计划的芝加哥实验室和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研究原子能的康几尔大学教授，即曾在《美国学者》杂志发表文章，反对美国军人统治科学，他说：“如果科学受了军人的束缚，我们必不能希望它再用于和平。而且，科学需要社会的协助。它必须以研究的本身的名义和权利去获得这种协助，不能假借战争武器的名义……在我们那渴望和平的世界里，科学必须再度为全人类追求真理，而不只为美国人。如果它是狭隘的、国家的、和秘密的，它就不能实现上述的目标；如果它被视为一项新的更残酷的战争的热诚的武器供给者，它就不能实现上述目标。”
可耻的是，美国战争贩子们，并没有如摩立逊教授这种“希望”去作，如今在美国，科学已堕落成了阻止人类进步的科学，破坏人类文明的科学。美国科学家不是被拴上了战车，便是被囚禁在“非美活动委员会”的法西斯集中营里了。
（转载南京新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