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8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苏联电影事业部部长
波尔沙科夫谈苏联电影
——莫斯科访问记之五
刘白羽
波尔沙科夫是苏联电影艺术的最高领导者。在我的日记上记载着七月二十五日我们与他会见的情形:
“我们走上电影部大楼,顺着长长的走廊,进入电影部部长的会客室。波尔沙科夫从与办公室相通的侧门走出来,——将近五十岁的人,微胖,带着一付眼镜。他那紧紧的握手,让你感到衷心的诚意与热爱。
“这是一间巨大的房屋。
“窗下,波尔沙科夫坐在他那巨大橡木办公桌后的高背椅上。我们就在桌前,一圈红天鹅绒沙发围着一只圆桌。在办公桌的一端坐着苏联电影总输出公司负责人季明。窗下坐着莫斯科文献制片厂厂长塔斯铁林。”
一般说来,这是一个难得的访问,因为在我们面前,将要回答我们问题的,不只是一个艺术家,而是一个苏联政府的部长。我能得到这个访问的机会,是因为我参加中国与苏联在艺术工作上第一度合作,——拍制五彩电影片《中国人民的胜利》的缘故。我们被邀会见,正在我们的编制工作将近完成的时候。
现在,请允许我做片刻的回想:五月末,贝加尔湖周围的山顶上还闪着白雪。夜间,我们的列车开进西伯利亚首府的车站,宏大而美丽的车站,灯光与音乐,站房内挤满人,——就在这里,我发现无数候车者在欣赏着电影。莫斯科街头墙壁上,贴着无数电影海报。我常去的米多罗波尔电影院,无论红厅、绿厅每次满座。一个苏联工业大学的学生告诉我:苏联青年是没有一部电影不看的。在工厂、集体农庄、军营里,甚至在露天的收获的田野上,到处都有电影放映。根据我的观察,电影在苏联是一种最广泛、最深入的社会教育。这一事业的开端,远在一九一九年,列宁签署了关于电影移交教育人民委员会管理的、有名的法令。斯大林经常亲手扶育着这个事业,他认为“电影是鼓动群众最伟大的手段”。三十年间,这一最年轻的艺术部门不但得到巨大的发展,而且已经创造了世界人民艺术当中非常辉煌与宝贵的成果。
波尔沙科夫首先关切地问到我们在莫斯科的工作。后来,我们谈到苏联电影在中国的情形,我告诉他,今年我们电影局有翻译八十四部苏联影片的计划。他也告诉我们,莫斯科最近将演出第一部中国电影《中华女儿》。他又详细的问到中国电影设备与组织情况。这时,他说:
“列宁说过,电影是艺术中最重要的一个部门。”
当我们提出,希望他能对中国新的人民电影事业给以建议时,他这样开始他的谈话:
“苏联电影有了三十年历史,最初一个时期,——一九三一年以前是默片时期,那时电影艺术很深的受着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影响,但是,开始了社会主义思想意识与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斗争,在斗争之中,产生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它的任务是真正反映苏联现实、合乎党性与历史真实性。在这一个阶段里,一个大的转折点是“夏伯阳”,这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最初的代表作,在这时候,也就产生了有声影片。一九三八年以前,全苏联各主要城市如奥德萨、基辅、列宁格勒都有电影厂,但是没有总的领导,到一九三八年成立了电影委员会,统一了全国的电影事业。在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中,开始一部分地区被德寇占领,很多电影工作者,如导演、演员们,到前线去作战去了,这样一来,电影的工作范围就缩小了。战争之后,有些导演和剧作家,受了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影响,对于电影艺术创造上,有了一种错误的了解。他们以为人民经过战争的疲劳,需要娱乐,因此应该制作一些轻松的、没有思想的娱乐影片。联共中央做了关于“伟大生活”的决议,批判了这一种错误,给苏维埃电影艺术工作者以新的路线。苏联电影应当反映苏维埃现实生活,战后的恢复建设,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道路的迈进。”
波尔沙科夫简括地总结了苏联电影三十年的经验,然后,他转而谈到今天:
“目前苏联电影新的方向:
“第一种是深刻地表现了苏联现实生活的影片,如《乡村女教师》《西伯利亚交响乐》以及最近制成的《库班哥萨克》。
“第二种是表现保卫世界和平斗争的影片,这种影片,无情地揭露了世界战争挑拨者的阴谋,像《俄罗斯问题》,《易北河会师》《被揭露的阴谋》。
“第三种是表现历史伟大事件和人物的,那就是《斯大林格勒大血战》《第三次打击》和《攻克柏林》。”这时他着重地指出这一种影片“在思想、艺术上比从前都获得很大的进步,这是一种新的表现方法,新的风格,在战争以前没有的艺术性的纪录片,这种影片得到观众极好的评价以后,应当得到大量的发展。
“第四种是科学教育的艺术片,以伟大科学家为电影题材,如像俄罗斯伟大植物学家米丘林,生物学家巴甫洛夫,第一个发明飞机的科学家茹科夫,……这也是苏联电影中一种新的风格,也有很大发展前途。苏联用这些片子介绍伟大科学家的成就,这成为一种教育青年的新的方法。学习科学的青年们在课堂上只能听到讲演,从电影上则可以具体看到人物的创造与行动,这种电影,引导苏联青年对科学产生了广泛的兴趣,而进行对于科学的钻研。
“苏联同时也注意拍制科学普及的教育短片,有四个电影厂专门制造这种教育短片。比如用一部短片,来教会人们使用拖拉机,——一套可演二十六个钟点的片子,可以分段放映,其内容方面,包括从拖拉机的构造一直到怎样驾驶。苏联采用电影教育方法,教会几十万人开拖拉机。目前,大学、中学、都尽量采用电影配合课堂讲授,医科大学的学生从一部片子里学会如何进行头部开刀手术。
“最后,关于新闻纪录短片,全苏联有十五个文献制片厂,每年制做二百部以上纪录短片。”
这时,我向他提问关于苏联电影事业建设情况。他说:
“苏联各民族、各加盟国都有自己的电影厂,用自己民族的语言,用自己的演员,制成影片。这是社会主义内容与民族形式的具体结合。这种影片有的还要译成俄文,同时,俄文片也译成各民族的语言。”这时,他以微笑来答谢我刚才告他中国翻译苏联影片的工作,他说:“因此,我们对翻版片是很有经验的。”
关于培养干部问题,他说:“我们设有专门培养电影干部的学校,莫斯科电影大学专门培养创作的干部,列宁格勒与基辅的电影大学则专门培养技术的干部。”
波尔沙科夫谈到演员。
“我们的电影演员与舞台演员分开,设有‘电影演员之家’——有二百多最好的电影演员。”这时,他列举了马卡洛娃等演员的名字。
苏联电影部下,设有专门工厂制造胶片和机器。至于流动放映队,放映机装设在汽车上,这样,他们就可以一直开到收割的田野上,利用农民们休息时间放演电影,这一处农庄看完,他们马上又开到别的农庄上去。
我问他第二个问题是苏联对于一九四九年荣获斯大林奖金的影片,——如《攻克柏林》的新的艺术特点的估价。
他立刻愉快地回答我:“《攻克柏林》属于艺术性的纪录片。
“导演齐乌列里和剧作家巴甫连柯,花费了两年时间,详细地研究了所有有关战争的材料,创作剧本。影片中所有战争的场面都是到真实的原地方去拍的,这样,拍制工作从莫斯科到斯大林格勒,到柏林。这部电影除表现历史事件过程之外,还创造了两个主角(炼钢工人伊万诺夫和女教师娜塔莎)来发展主题。全部电影演员,都挑选了最好的演员,——只有沙维利斯夫是第一次饰演希特勒,但他获得巨大成功。从前饰演希特勒的演员只是把希特勒漫画化了,而沙维利斯夫真正研究了在战争中缴获到的,希特勒的亲信的日记,——研究了希特勒最后的生活,以及他和他的情妇叶娃·布朗的情形,这样,沙维利斯夫就把希特勒真正表演得很真实了。
“这部电影,剧本写了两年,拍制了一年。”
为了补充对于苏联电影新的艺术特点的理解,我在这里记下《文学报》编辑部关于《攻克柏林》的评论:“《攻克柏林》在全国放映后,得到苏联人民极高的评价,观众们都很爱看这部片子。《文学报》为此发表了大篇的评论,从内容到形式,予以很高的评价。认为导演与作者,不但在思想上,而且在个别镜头上都处理得非常生动。还特别提出灯光的自然,对片子给了很大帮助。格洛瓦尼(苏联人民艺员)多次饰演斯大林,而这一次在《攻克柏林》中演得最好。整个苏联文学艺术,都争取如何从现实当中反映新的、前进的东西,为人民指出一条发展的道路,这在这一部影片中获得最大成功。伊万诺夫是苏联千千万万普通工人中的一个人,他无论在平时、在战时,都表现了苏联人民的英雄主义,这对人民来说是创造了一个典范。”
波尔沙科夫没等我们提问,就谈到除了导演之外决定一部电影的重要因素:
“电影剧本决定着电影的好坏,所以我们应该把剧作者的名字放在最前面。在苏联电影事业部直接领导之下,设有电影剧本厂,——这里面吸收了苏联最优秀的作家,参加创作剧本,如像西蒙诺夫、巴甫连柯、吉洪诺夫。还有,像苏联诗人苏尔科夫也经常为纪录片写说明辞。
“还决定于好的演员。
“第三、决定于好的摄影师,——就是说不是那些像机器一样,叫拍什么就拍什么的人,而是自己知道应该拍什么,拍出来应该像一幅画一样美丽,表现得生动而真实。
“音乐对电影也是十分重要的,因此,苏联有最好的音乐家,如像萧斯塔科维支就为《攻克柏林》创作音乐,哈恰吐梁也为《斯大林格勒大血战》作曲。
我们原来预想,这次会面,也许只能是几分钟到十几分钟的事情,但是,我们已经谈过一小时以上了。可是,波尔沙科夫还继续把两只手交叉地搁在办公桌上,他向前倾着上身,亲切的望着我们说:
“请你们转告中国电影局,在发展新的中国人民电影事业上,如果有什么困难和需要,我们一定尽量帮助。”
我向他致谢。他站起来,他最后恳切地说:
“莫斯科的电影工作者都很想和你们会面。”
他约请我们——星期六,在莫斯科的电影俱乐部举行一次专门的电影艺术界的集会。结果那是一次极为盛大而热烈的中国与苏联文学艺术工作者的联欢。从电影部部长波尔沙科夫到每一个苏联电影工作者,无论在谈话中无论在集会上,都是充溢着无限的,对于中国的热情。因此,那是一个愉快的莫斯科的星期六,让我记着那暴风雨一样的欢欣的声音,谈话,音乐与无数次的——为了未来幸福而举杯。那个集会,从头一天的黄昏一直到第二天的天明。时间似乎可以说明一切,但,在这里最重要的是说明中国与苏联人民的、永远牢不可破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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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的缺点和克服的途径
苏联电影事业部部长 波尔沙科夫
联共(布)中央历史性的诸决定,特别是关于影片《灿烂生活》的决议,在苏联电影艺术工作者面前展开了新的创作水平,新的发展道路。
从发表这些决定的时间起,已经度过几乎四年了,现下我们看到这些决定在苏联电影的整个生活上,已给予如何巨大而有成效的影响。
苏联电影艺术按照联共中央所指示的道路而前进,它已经得到了新的成功。编剧家、导演家、演员、摄影师、美术家和作曲家的技术在逐年成长着改善着。我们的影片,在思想内容上,变成越发深刻,在艺术形式上,越发完整了。彩色电影得到了广泛的流传——现下所发行的一切影片中,一多半是带色的。但是,我们的电影还有许多未解决的问题和重大的缺点,在阻碍我们前进。
在我们工作中,最重大的缺点之一,便是还继续制出了品质低劣的影片。苏联观众合法而正当地向我们要求——所有发行的影片要有高度品质。可是,若干导演家却创作了在思想和艺术上庸俗而拙劣的影片,例如,《阿里且特上山记》(导演:董斯考依)便是这样。
联共中央在关于《灿烂生活》的决议里,曾指出:“苏联的观众成长了,他们的文化问题,文化要求扩大了,而党和政府也将于今后在人民身上培养优良的审美力和对艺术作品的高度要求。”
这便是说,苏联电影工作者的任务是在于:专门生产高度品质的影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仅需要提高创制影片的整个创作团体——首先是制片兼导演的责任感,而且还要加强制造每部片子时的监督。最近几年的经验证明了:把管理工作组织得越精细、越好,就越能保证影片免于失败和产生缺陷。关于这一点,影片《亚力山大·波波夫》的创制经过,实在是一个教训。该片的制片工作起初是委托导演勒·特拉乌柏格和斯·蒂莫森科来进行的。在审查他们所拍摄的最初若干场面的时候,电影部的艺术会议和领导者们发现了该片的导演们不能保证:创造关于这位伟大的无线电发明家的爱国主义影片。失败的导演们被新的制片人拉波波尔特和爱塞孟特代替之后,如众所周知,该片结果成为高度艺术的,深刻的爱国主义的影片了。
应当用各种方法改善制片的监督与监察制度。这种监督不仅仅对年轻的导演家们需要,就是对有经验的,有功勋的大师们(他们也难保没有错误和失败)也需要。特别是,拙劣的影片《阿里且特上山记》之所以出现,也可以由对导演工作的监督不够,加以部分的说明。制片厂和电影部认为董斯考依是个有经验的大制片家,他所制的片子是具有高度水准的,因此,对于他的工作,就很少监督。这一个例子,再一次使我们相信:即使有丰富的专门的经验也不免于创作的失败和错误。
拍摄影片的精密监督工作,首先应该在制片厂组织起来。为此,就必须使制片厂的艺术会议积极工作,实行有系统地审查已经拍摄的影片材料,而且把审查的结论交给制片厂的负责人。
这种监督工作,决不是使导演和整个摄制组脱卸委托给他们的业务责任,此乃自明之理。而且,这种监督工作应当这样组织起来,让它成为对摄制组经常在创作上协助的形式之一。
在剧本工作方面,还是有若干大的缺点。不错,最近曾经创造了好些个独创性的高度思想性的剧本,如:巴甫连柯和齐乌列里的《攻克柏林》,波果金的《库班哥萨克》,巴巴夫的《巴甫洛夫》,罗日克夫和波梅斯契可夫的《西伯利亚交响曲》,莫·斯米尔诺瓦的《乡村女教师》等等。
可是,不幸的是:这样的剧本非常少。而我们特别少的是关于英勇的苏联工人阶级劳动功绩、关于生产革新家、关于消除精神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界线的剧本。而工作于喜剧片的导演们,也感到了好剧本的严重缺乏。
目前的苏联电影,在创造高度品质的影片方面,得到了若干成就;积极的提高了电影的领导工作者与创作工作者的责任感。因此,现在具有一切条件,在不降低质量的情形下,扩大影片发行的数量。可是,为了扩大影片发行数量,就不仅需要熟练的、有经验的导演干部和演员干部,而且,主要的是需要非常有价值的,高度品质的电影剧本。
在各加盟共和国里,关于电影剧本工作,搞得非常坏。若干共和国电影部长们,对于解决这一最重要的问题,抱着不正确的,依赖的态度。他们好这样想:各民族电影制片厂的剧本应当由莫斯科的剧本研究所供给,因此,关于教育民族的编剧干部,关于推进民族电影剧本的工作,就完全不操心了。
塔什干、叶列宛、明斯科、巴钦斯科电影制片厂的剧本一向由莫斯科作家供给,其原因也正是这样。这种情况不能认为是正常的。在所有这些共和国里,有着民族的天才文学作家与创作家的大批干部。各共和国的任务是引导当地作家的力量为电影工作,而且给他们必需的创作上的帮助。
给予各种方法的帮助以便发展各加盟共和国里民族电影剧本工作——这是苏联电影部剧本研究所的基本的主要的任务。在创造高度性思想的剧本方面,各民族作家和俄罗斯作家有成效的合作的例子,已经有不少了。例如,哈萨克作家塔日巴叶夫在创作上和波果金合作,于是写成了关于最伟大的哈萨克人民诗人江布尔的优良剧本。只有依靠各民族的作家干部才能创造民族的电影剧本。只是在必需的情形下,才应当邀请有经验的俄罗斯剧作家去为各共和国制片厂创作剧本,其方式,或者是在创作上协助,或者和当地作家合作。
剧本研究所,制片厂剧本科和电影部各局工作中严格的计划性,乃是改善剧本工作的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必须于最短期间,编造最近两年电影剧本的主题计划。苏联电影当前的任务,应当是该计划的基础,而在编造计划的时候,还要顾虑到作家与导演的创作远景。这样的计划,对于剧本作家、导演和制片厂,都有着很大组织的和纪律的意义。
为了进一步发展电影事业,极端需要解决一个迫切的问题:提拔年轻的导演干部。近年来,在电影事业中,曾经很成功地解决了提拔新的电影演员的问题。在我们这儿,出现了一大批天资聪颖的演员,他们是从全苏联国家电影大学和从剧场来到电影界的。我们只提出近年来初次然而成功地在影片里出现的演员名字,就够了,如:阿·波里索夫、犹·犹洛夫斯基、格·别洛夫、斯·古尔佐、弗·依瓦诺夫、弗·瓦西烈瓦、弗·达维多夫、斯·邦达尔楚克、克·卢契科、斯·皮亮夫斯卡娅、勒·斯各宾娜、伊·马卡洛瓦。近年来,许多有才干的青年充实了电影摄影师和美术家的行列。国立电影大学剧本系一大批最有才干的毕业生,现下正在剧本研究所见习,而且从事剧本工作,来试验自己的创作力。提拔新导演去独立工作,这事情却搞得很坏。
原因首先是在于:国立电影大学导演系的许多毕业生,训练得不足以在创制影片方面,独立工作。
创制影片,这一工作,要求导演:不仅要有天才,而且,在艺术创作过程的组织方面要有巨大的才能,要有电影技术的知识。非此,即不能有成效地领导高度熟练的摄制组(其中包括:演员、摄影师、美术家、作曲家、服装师、化装师、和别的工作者)。
经验证明了:在开始独立制片工作之前,年轻的导演家必须在有经验的导演家领导之下,诚恳而热心地在摄制组工作几年。令人惋惜的是,并非所有的年轻同志都同意这一点,而且他们好这样想:不允许他们独立工作,是因为“转保险”(保险者将被保险者让于第二个保险者,令其对于保户负完全责任,这种情形,称为转保险——译者),是因为害怕他们用国家资财的巨额开销,孤注一掷。
教育和提拔新的导演干部,这是年老而有经验的电影大师的光荣的,高尚的任务。这些有经验的大师应当谨慎而热心地培育年轻干部,而且,应当适时地推荐他们去独立工作,勿使“发酵和过热”。当年轻的制片家独立工作的时候,电影大师们还要给予创作上的帮忙。
目前,风景片和记录性的电影速写,有着巨大的意义。这是完全明显的。在我们眼前,出现了国内最伟大的变革,这种变革不仅是经济上的、文化上的、习俗上的,而且也是自然界中的变革。作为自己国家主人的苏联人,希望看见和知道这一切。只是具有极大表现力的电影才能满足苏联人民这种合法的愿望。但是在创造风景片和记录性电影速写的时候,却有着许多重大的缺点和严重的失败。并非所有导演都理解这种样式的重要性,而且,常常对待这种影片的创制,有如对待次要的和轻微的事情那样。导演伊·安年斯基所以创制了关于乌克兰首都——基辅——一套非常坏的风景片(在这影片里,非常缺乏表现力和非常简陋地表现了出名的和最优美的苏联城市之一的面貌)其原因,就正在这里。导演雅·布料赫也是这样简陋地对待影片《里海渔夫》的创制的。
今年计划发行四十五部彩色记录片和彩色风景片。特别是要创制关于各联邦和许多自治共和国的记录片。这些影片的任务是表现苏联人民——他们正在有成效地建设新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多方面的生活和劳动的英勇果敢。
苏联人民和他们在改造自然改造经济方面的创造的活动,应当是风景片创作者注意之中心。渗透着当代伟大思想的、政治上有目的的、思想上有方向的这种样式的影片,应负责在观众身上培养对我们优美祖国的深切热爱,鼓舞对我们胜利的高傲之感,传播前进的苏联人民的经验与成就。
关于展开理论与批评工作,情形也不好。现在电影艺术所达到的思想创作水平,与当前影评的情形,两者之间,形成了不平衡的状态。
战后的年份,在苏联电影艺术里,发生了非常有趣而重要的创作过程和现象,这些都需要在理论上研究和概括的。例如,新的电影样式(艺术记录片、艺术科学片)的形成和有成效的发展,广泛运用色彩作为电影的一种新的表现手段——都可以归到上述现象之内。但是有许多批评家和理论家只限于用浮浅的文字评论电影剧本和影片,而且拙劣地概括着电影大师们的创作经验。处理电影艺术的一般美学问题——关于它的党性与人民性、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关于形式和内容——也是非常之拙劣。
其原因不仅是电影批评家与理论家人员少,而且主要的是电影部与一般的组织(苏联作家协会电影组、苏联科学院艺术史学会、《电影艺术》杂志社和《苏联艺术》报社)对批评家与理论家的工作,缺乏指导。
为了更加提高电影艺术的思想与艺术水平,为了更迅速地克服电影事业中所具有的严重缺点,必需用一切方法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必需与阻遏批评的人们坚决斗争,必需百般奖励这些人——他诚恳而正直地希望用自己的批评帮助电影艺术前进,他勇敢而真实地揭露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我们应当时刻地记住斯大林同志的指示:“没有意见的斗争,没有批评的自由,任何科学也不能发展和成功。”因此,应该时常组织创作讨论会和组织关于电影重要问题自由交换意见的会议。必需使“电影演员之家”的工作活跃起来和使“电影演员之家”在制片厂的支部工作活跃起来。
我们领导者们应当更细心地倾听普通工作者的批评,更经常地到营业中、厂房里、摄制组里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干部,适时地用考验过的有才干的工作者加强落后的部分。我们现在具备一切可能,更加提高苏联电影艺术的思想与艺术水平,和积极改善电影事业所有部门的工作。
目前,我国正以极大热情进行和平签名,我国劳动者正以愤慨之心在侵犯朝鲜的美国侵略者身上,打下羞辱的烙印,在这时候,电影工作者神圣的义务便是站在争取和平的战士们的最前列。在保卫和平的事业中,电影工作者们最好的贡献将是:他们创造新的高度艺术影片——这种影片把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带给千百万劳动者——的动人的工作。
(戴彭荫译自一九五○年七月二十五日《苏联艺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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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死在美国战争政策下的马蒂逊
杨刚
马蒂逊教授(F.O.Matthiessen)是美国资产阶级治文艺的学者中最出色也最难得的一个。最近忽然听说他在本年三月间死了,而且是从波士顿旅馆的高楼上跳下来自杀的!
这个消息使我感动,而愤怒。又是一个有良心的诚实的人在美帝国主义灭绝了人性的战争政策之下牺牲了。他的死具体地象征了美国资产阶级民主传统对帝国主义统治的微弱的反抗,同时也表现了那个传统的空虚和邻近死亡。
我认识马蒂逊是在一九四四年冬天。在波士顿有一个晚上,我被邀旁听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政治行动委员会的一个小组会扩大会。会上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在哈佛大学成立“产联”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支会。那时的“产联”还是相当进步的。到会的一些教授们大都对组织支会表示怀疑和退缩,吞吞吐吐地表示怕被共产党“利用”,有的还羞愧地承认自己软弱畏葸。当时从屋角里站起一个身材矮胖的人,面容紧张,强调地主张需要这样一个支会。他对于他的同事们作了很多批评,指出他们不愿参加工会是一种成见,说不愿组织“产联”政治行动委员会支会是徘徊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当时我很注意这个人,但一直到一九四五我选了他的课,才知道这矮胖子就是深得哈佛学生敬仰的马蒂逊教授。
和马蒂逊熟识了之后,知道了这人对文艺的看法,他的唯心论的出发点是和他参加政治行动的要求不相符的。但是他对于中国问题的大方向却很了解而且同情。在辩论唯心论的文艺思想和现实主义的文艺理论时,我说到中国文艺与人民结合的实际情形和意义,他好像颇有触动,想到中国来看看,并且商量了一些办法如何使他自己能来中国。我知道,当时马蒂逊是抱着想看见新鲜事物的态度而这样作想的。可惜办法都未成功。几个月后,我离开了哈佛,也就不大知道这位先生的情形了。
一九四八年冬在香港偶然读到马蒂逊一篇文章,知道他不能来中国,却去了东欧,并在捷克教过书。那篇文章发表在捷克革命政变之后,文中引述捷克学生的来信为革命的捷克辩护。直到最近,忽然间接从一篇书评里知道他跳楼自杀了。这之后,又从《群众与主流》杂志上读到追悼他的文章,才知道马蒂逊早已被美帝国主义的大小文丐走狗和托洛斯基派流氓所猛烈攻击。他写的关于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一本书《来自欧洲的心脏》遭到美帝的走狗文丐们无耻的诽谤。在哈佛也受着种种不着痕迹的迫害。但是马蒂逊不顾这些。他坚决地与美国和平阵营的人们站在一起,在进步党中积极活动,参加了去年在纽约举行的和平大会,尖锐地斥责那些在会场中故意扰乱法捷耶夫的演辞的破坏分子。
这样一个人自杀了。他是为什么呢?
通常我们容易把自杀归咎于自杀者的软弱。在一个意义上这种说法是对的。尤其是当进步力量与反动力量作生死斗争的时候,基本上属于进步力量的个人或由于不堪忍受反动势力的压迫,或由于斗争激烈,胜负不分,形势混乱而产生了思想矛盾,看不见前途的情况,便决心以一死来解决一切。这种事情总是软弱无力的表现,但是单纯地从个人的因素来解释那一个人不愿意活下去的原因,并不足以说明什么。尤其是如马蒂逊,本质上是美国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优良的继承者。他死,是因为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他未能取得阶级斗争的思想内容,而又失去了他旧日的精神依据。
美国人称他们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传统为杰弗生传统。这个传统表现在文艺方面的是爱默生(Emerson),梅菲尔(Melville),梭罗(Thoreau)和惠特曼这些人的著作。这些人有的强调性灵、反对任何压力,如爱默生和梭罗;有的强调个人对压迫势力的反抗斗争而反对集体行动,如梭罗;有的强调因人因时而制宜,反对专断独裁,如梅菲尔。惠特曼有广大的人民的观点,风云一样的自由主义,无保留地投身在反奴隶制度的战争中,不稍退缩。一句话,今天美国垄断资本所豢养的战争贩子为了欺骗比较落后的人民而高唱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原是被上述这些人所强调发扬了的资产阶级传统的东西。这些东西在当时是起过了好作用的。马蒂逊一生治英美文学,尤其是美国文学,他是这些人精神上的儿子。他相信艺术家的价值观点和垄断资本的价值观点是冲突的,却不知资产阶级的所谓艺术家的价值观点只有一个唯心的,抽象而笼统的内容。他相信“社会主义”,但是他的社会主义的来源是十八世纪法国空想的社会主义。他承认健康的民主有赖于进步的劳工运动,但是他不承认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及其世界观。他采取了行动来对反动统治抗议,但是他的出发点是个人的立场而不是阶级的立场,他始终想保持其个人的“独立性”和“自由”。在文艺思想方面他是二元论的,认为除了现实主义之外还有一个超现实的真实。他真正心爱的作家是艾略特,是梅菲尔这些喜好象征主义重空想的作者。
不过,由于痛恶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本的丑恶,马蒂逊在最后几年曾经起始来从现实主义的观点研究一些作家。对于德莱塞他向来是不大佩服的。但是在《美国文艺复兴》那本书中却选择了德莱塞作近代文艺趋势的代表。他在去欧之前,写成了《詹姆斯家族》一书,竟然跳出了所谓纯艺术的观点,看出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一家对于金融资本的厌恶,反抗,妥协逃避的过程。应该说在他自杀以前,他是朝着进步的方向走的。他是三十年代新政时期的后期才觉醒起来的人,反法西斯战争也曾经帮助过他。但是他走得不算快,因为他始终不肯摆脱他所归依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传统,而那个传统又已经绝对没有力量来支持他突破帝国主义战争贩子狂风暴雨的袭击。事实上,那个传统到了今天早已被战贩们挖去了其在资本主义发韧时期所有的一切进步内容,连它所标榜的形式上的民权(Civil Rights)都被剥夺,而变成了他们用来进行战争,寡人之妻,孤人之子,掠夺人民的一切据为己有的欺骗工具。资产阶级传统的进步内容只有等到社会主义社会到来时才能被吸取而发生它的意义。在目前的斗争中始终把自己挂在那个将死的传统上面的人因此就不能不是有意或无意地替帝国主义杀人犯做帮凶,否则他只有另寻道路对帝国主义作更坚强的反击。又不能如此,他就会和那个传统一样的空虚而自杀了。
但是,就马蒂逊在美国资产阶级文学批评上的成就来讲,就他困难地矛盾地反抗其本阶级的罪恶行动的斗争来讲,他的死对于美国人民是很大的损失。甚至于在一定限度以内,对于世界人民也是有相当损失的。美帝国主义者由于害怕苏联,害怕世界人民旭日方升的正义斗争,正在对外则穷凶极恶地制造战争,扩大战争,并准备原子战争,用飞机大炮毁灭朝鲜的和平村庄,成千上万地屠杀朝鲜城镇乡村的和平居民,连飞鸟都赶尽杀绝;对内则撕破了一切法律和民主的面孔,运用特务警察和流氓来迫害,监禁,逼死一切敢于对它的战争政策心怀反抗的人民。他们监禁美共十一领袖,迫害罗伯逊,以及无数知识分子和工人,现在又逼死了马蒂逊,即使他是资产阶级传统的追随者,他们都要迫害他,以致于他走头无路而不得不自杀。帝国主义战争贩子是文化的毁灭者,是人类的公敌。不管他们的大小宣传机器在马蒂逊死后如何继续地诬告他,污蔑他,甚至于咒骂他,他的死不可能不在许多有良心的美国人心中种下愤怒的种子。这些种子一定要随着世界人民和平运动的强大发展而滋长爆发起来,将战争贩子埋葬在愤怒的火焰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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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女英雄
王亚平
中华儿女出英雄,
英雄名叫郭俊卿,
五年战斗杀贼寇,
女扮男装立奇功。
郭俊卿生在热河凌源县,
自幼儿吃糠咽菜受苦穷,
她的娘劳作不闲常带病,
她的父一生给地主当长工。
那一年,俊卿才只十三岁,
正赶上,大雪遍地刮北风,
田野的菜根都死尽,
鸟雀儿也饿的难飞行。
她父亲荒山以上把柴打,
又冷又饿倒在雪地中,
摸黑路,母女二人上山去,
寻到了四肢僵冷的亲人实在心疼。
狠心的地主没人性,
硬逼着俊卿的父亲去上工,
郭俊卿恨在心中开口骂,
痛骂那黑心地主太无情,
一句话惹下了滔天祸,
地主买动警察来行凶,
走进门,不管她父亲人老又生病,
先脚踢,后拳打,不问黑白上了绳,
雪地上把老人拖走下监狱,
审问拷打受苦刑。
出了狱不到三天人死去,
混身发肿脸发青,
郭俊卿荒山以下埋老父,
母女和幼弟直哭的血泪滴零零。
有一个妹妹才两岁,
挨不住冻饿死的叫人疼。
郭俊卿决心替父把仇报,
做一个女扮男装从军去出征,
母女三人逃到林西县,
投奔到叔叔家里去求生。
正赶上四五年八月十五日,
日本投了降,苏联红军开进城,
郭俊卿看见几个女战士,
下决心立志去当兵。
头一回报名没有录取上,
嫌她十四岁人小太年轻,
第二回假说十六岁,
改名郭富招兵处里去报名,
不几天,把她编进县支队,
穿上新军装,小人儿显得很威风,
学习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她更爱听。
十一月大军开到东北去,
把她编进了独立营,
风雪天长途行军六天共六夜,
脚打泡,腿发肿不叫一声疼,
只感到阶级友爱多深厚,
伙伴、指导员处处给她来照应。
有一人帮她学习大进步,
此人是团支书的爱人叫李萍,
有几回心里矛盾起波动。
想暴露女扮男装投军营,
又一想,杀父大仇未曾报,
等只等,杀敌战场去立功。
这时候,部队发动倒苦水,
大会上,郭俊卿诉苦成典型,
找到了仇恨和苦根,
那原是地主蒋匪制造成,
宣下誓,一生不变为革命,
打救那劳动大众苦弟兄。
郭俊卿学文化思想进步,
骑马送讯人人称英雄,
夜风儿吹着大雪弥漫了天地,
灰沉沉的天空没有一颗星,
郭俊卿沿着山沟催动了马,
又沉着、又机警任务都完成。
有时候,送文件通过敌人封锁线,
火网里来去快如风,
不管它任务多么严重,
她都能完成它不怕牺牲。
在步兵二团通讯班学习军事科目,
各样的枪法她学的精通,
有李萍帮助她提高觉悟,
加入了共产党无上光荣。
在当时,她把决心书来写,
上写着为党为人民不怕流血牺牲。
四八年又调她到三连担任班长,
临走时,李萍对她嘱咐又叮咛,
干革命要有信心和勇气,
不怕那一切困难争取多立功。
在班里她早起晚睡勤操练,
投弹,刺枪样样都叫灵,
热爱战士团结做的好,
原则强,又虚心真是好作风。
平日里,给战士缝衣补鞋袜,
缝的密做的快手儿巧又灵,
战士们动疑心说她一定是个女性,
她笑着回答声音儿很从容:
解放军里战斗三年整,
难道鞋袜破了自己不会缝?
战士说她走路说话不像男子汉,
她背地里学走路,说话也放粗了喉咙,
行军时,她爱护炊事员和战士,
替他们背枪,抬担架,挑着铁锅和油桶,
“走过一山少一山,加把油儿就到江南”,
她编成歌鼓励战士向前行。
宿下营给战士洗脚铺床位,
到夜晚给战士盖被窝怕他们着凉受风,
因此上,她的班团结又英勇,
作战冲锋个个能立功。
有一回,在平泉战壕里忽然晕倒,
原来是来了月经身子难支撑,
醒转来,两个敌人已冲近,
她端起刺刀对着敌人冲,
生死临头力壮手又快,
好一个刺杀英勇的郭俊卿,
刺死一个又一个,
敌人倒地血流红。
紧接着一看敌兵又冲上,
第二次吹起冲锋号连声,
她站起身来又晕倒,
忽想到党的任务,死也得完成,
带领全班弟兄冲上去,
砰叭的手榴弹炸成一片红,
“这是为党为人民的时候啊!”
郭俊卿连喊带打向前冲,
这一仗全歼敌人得胜利,
多亏了英勇机智的女英雄。
郭俊卿战场以上把功立,
“战斗模范班”——全团都有名。
说到她救护伤员更出力,
抬担架直压的两肩冒血红,
“班长爱咱好比亲生的母”,
战士们争着夸赞郭俊卿。
她对待俘虏多教育,
以苦引苦一个个思想都打通,
全连的战士思想得改造,
俘虏们变成了英勇的子弟兵。
南下进军调她到团部,
担任指导员带头打先锋,
越过了千山万水泥泞路,
和战士共甘苦大队向南征。
打一仗,胜一仗,仗仗胜利,
直杀得敌人节节败退乱逃生,
郭俊卿艰苦战斗五年整,
没有人发现她原是女英雄。
眼望着全国胜利心欢喜,
各地的农民翻身起斗争,
她家乡封建地主已消灭,
母亲和弟弟过着好光景,
恨只恨蒋匪占据台湾岛,
美帝国主义还出钱派兵来帮凶,
郭俊卿五年战斗积下妇女病,
却不愿暴露自己为的是杀敌再立功。
今年四月间调她到师司令部,
病体太沉重,指导员的任务难完成,
她看到多少妇女把功立,
多少女同志成了模范和英雄,
人民的中国男女真平等,
暴露了自己,前途一样很光明。
伙伴们见她是个女同志;
都说道三年相处恨我眼睛太不灵;
有的说我原来猜她并非男子汉,
她装的真好,打仗行军比咱们还行;
司令员叫她登台作报告,
五年的战斗令人敬爱又心惊,
这一回全军战士选代表,
郭俊卿推选做特等英雄第一名,
一路上受尽欢迎和爱护,
来到了人民首都北京城,
全国的英雄模范来会见,
一朵朵的红花佩在胸,
郭俊卿代表大会来讲话,
她感谢共产党,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泽东,
大会开罢回前线,
为了消灭美蒋军,献出一切去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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