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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期刊工作的方向问题
介绍几种主要杂志的典型报告
期刊是教育、团结和组织群众的有力武器之一，我们应该好好地掌握这一武器。本刊第十二号曾经刊载了斯大林《论＜红色青年＞杂志的任务》一文。当时我们曾经指出，斯大林的这篇文章“对我们的杂志界有两个切中时弊的一般性指示：第一，杂志和报纸一样，应当是团结群众进行批评以改进工作的武器，而不应当每期不关痛痒地无目的地发表一堆文章完事；第二，各个杂志应当有自己的为人民事业所需要的特定的任务，而不应当互相重复——至少应当尽可能避免重复。”这就是说，各种杂志应该根据它自己的性质及读者对象，做到专业分工，同时各种杂志的编辑工作应该密切注意到掌握政策，联系实际，团结读者作者，经常研究读者群众的情况及需要，制定编辑计划，更好地完成任务。
在最近举行的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中，曾具体地讨论到改进期刊工作的问题，所作的决议是与我们上述的意见完全符合的。在会议中，有若干杂志社作了典型报告。这些报告指明：凡是有专业方针并经常走群众路线的都是成功的。我们以为将一些比较成功的杂志在编辑工作中所已获致的宝贵经验发表出来，对于从事杂志工作的同志们是有帮助的。这里，特地选刊了几篇典型报告——一、销行最广的“学习”，二、以青年读者为对象的《中国青年》，三、给工人看的《科学技术通讯》，四、销行东北农村拥有广大农民读者的《新农村》。
怎样把编好了的和印好了的杂志送到读者手里去，同样是一件重要的组织工作。因此，杂志的发行工作也是应该予以重视的。在这里，我们选载了《展望》杂志关于“邮发合一”的发行工作经验的报告。这一报告对主动地进行推销工作和充分运用邮局发行力量两点作了具体的说明。
最后，还须提到的是：第一，如同图书出版一样，在杂志的出版工作上，今天也还有着重复混乱的现象，这是需要在自愿的原则下，从分工、联合或合并等过程去克服的。第二，另一种情形是配合工农兵识字教育和文化、政治、技术教育等各种性质的通俗期刊还是不够，这种情形也需要加以调整，希望杂志界能够尽力满足这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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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学习》编辑部是怎样工作的？
《学习》杂志编辑部的工作主要分为三个部分（行政部分不计在内），即：通讯联络部分、辅导部分及编辑部分。
通联部分负责与读者联系的工作。《学习》杂志与读者的直接联系，主要有这三方面：一、很多读者向《学习》杂志投稿。编辑部收到的读者来信每天平均约一百封。对这些来稿，我们必须认真审读，提出意见。审读读者来稿，不仅是为了要在这些稿件中选出我们所需要的稿件，更主要的是在于向读者提出我们读后的意见，领导读者来写我们所需要的稿件。此外就是要把读者来稿加以研究综合，从这里面来了解一般读者的思想情形和有关学习运动的情况。二、很多读者向《学习》杂志提出他们在学习中遇到的问题。我们每天收到的问题总有五六十则，有时多至百余则，处理这些问题，是一个很繁重的工作。我们大体上把这些问题分成三部分，一部分直接个别答复，一部分在刊物上答复，还有一部分则是综合研究后答复。我们的问题解答工作，一方面是给读者的学习以具体的帮助，一方面更重要的也是为了从读者提出的问题中了解每一个时期读者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和一般的思想情况。三、《学习》杂志每期都附有征求读者意见的条子，要求读者读过每一期后，提出他对于这一期的意见或对某一篇文章的意见。现在我们每天收到几百份读者的意见，这些意见我们分类加以整理研究，并复印若干份分送有关作者。此外，还有与读者间接联系的工作，这就是通讯员的工作。《学习》杂志在全国范围内共有通讯员三百余人，这三百多通讯员，大部分都担负着所属机关的领导干部学习的责任。他们的工作，是每月填写一份通讯表，报告他们所属机关的学习情况，搜集有关学习的材料和反映读者的意见和问题。
辅导部分负责与各机关学委会和其它领导学习的机关的联系。这工作目前主要有两面：一方面是调查研究机关干部学习的情况，其办法是：一、向各机关要各种有关干部学习的材料，二、召集各种座谈会，三、经常派出记者访问各机关，了解干部学习情况。另一方面是辅导各机关的干部学习，其办法是：一、举办定期的学习报告会，由各机关选派适当干部听讲并负责在本机关传达，二、举办各机关学习指导人的座谈会，口头解答问题，三、有重点的派人帮助一些机关的干部学习，四、编印函授讲义。
通联工作和辅导工作，是我们编辑部工作的基本环节。这工作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给群众以东西，另一方面是向群众要东西。通过这工作，巩固了编辑部与广大读者和各学习领导机关的联系。我们向群众要来的东西，主要是一些有关学习和一般群众思想的情况，这对于《学习》杂志编辑部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编辑工作是在这个基础上面进行的。
现在再来谈一下我们的编辑工作。在做好了通联工作与辅导工作之后，大体上我们已能掌握一般的情况，这时的编辑工作主要的是根据这些情况，结合总的方针，来制订编辑计划。这个计划包括一定时期的主要内容和主要各栏的题目。然后根据这计划组织稿件。
《学习》杂志编辑部与作者之间有善比较密切的联系。主要的是经常邀请作者举行有关杂志内容和编辑工作的会议。编辑部并经常整理读者的意见和问题，以及有关的材料送给作者参考。这样不仅使作者在写文章时得到一些便利，而且由于比较了解编辑部的意图和读者的情况之故，写出来的文章也比较的能结合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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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青年》的编辑工作
在《中国青年》的编辑工作中，我们深深地感到，刊物是否能联系实际联系群众，解决群众中存在的实际问题，是办好刊物的主要问题。关于这方面，我们做得还很不够，只就一些体验提供一些不成熟的意见：
（一）首先要确定刊物主要希望解决那些群众的那一方面的实际问题，因为我们感到一个刊物不可能照顾所有的群众，解决所有的实际问题。要确定刊物的读者对象，以《中国青年》而论，青年中有工人、农民、学生……等等，文化水平也有高有低，需要确定得更明确些，我们确定以初中三年级以上文化水平的青年为读者对象，包括大中学生、革命干部，和同等文化水平的青年工人、农民、教员、店员、职员等。其次，要确定刊物的方针任务，《中国青年》以“指导青年团工作，帮助青年学习”为编辑方针，根据青年工作、生活、学习中的实际问题，起思想指导的作用。
（二）需要经常研究群众中的问题，密切联系群众：（１）联系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中国青年》有特约记者六十人，大都为各省市青年团团委的宣传部长或副部长，负责经常写稿，供给各该区青年的工作、学习、生活、思想各方面的情况材料。有特约通讯员约二百余人，分布在全国各主要地区的主要部门中，大都为青年团基层干部、通讯组长、学习组长、学生会主席、黑板报编辑等，任务是每月填通讯表反映情况，组织读者阅读等。此外，普通的通讯员有六百余人，大都为读者中较为积极者，不定期写稿，反映各种情况，并于必要时召开座谈会交换意见增强联系。（２）通过读者来信联系读者。编辑部设读者来信组，负责与读者通信，解答读者提出的各种问题。读者的来信及问题的答复一部分刊登于《信箱》《中国青年问答》《团的问答》等各栏，一部分个别答复。读者来信以关于思想修养方面的问题为多，我们也从研究来信中了解群众中的实际情况。（３）读者来稿，除一部分选用刊登外，不用的一律复信退回，并从来稿中发现问题，了解情况。（４）此外，还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并通过举办座谈会等方式与群众联系。（５）我们还感到，研究群众中的实际问题，了解情况，不能盲目地做，需要有计划地主动地去做，首先要掌握群众中存在的基本情况。
（三）在刊物的内容上，除所有文章内容要切合实际外，举办征文、问题讨论等，对于联系群众是有帮助的。
（四）《中国青年》是青年团中央的机关刊物，在编辑工作中需要学习政策，学习团中央所确定的各种方针任务，了解团中央的意图，这样就可以更好地解决青年群众中的实际问题。
（五）根据以上各点，拟订编辑计划：
（１）我们感到编辑工作需要有较周密的计划，每期刊物有一个中心比较好。
（２）特约稿件时，将与所约稿件有关的情况及问题整理成材料供给作者，可以帮助稿件内容更切合实际。
（３）要经常搜集整理读者的反映和意见，作为改进刊物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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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科技”摸索了一年
我们办“科技”，最初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要办一个给工人看的科学技术刊物。但是工人究竟需要一些什么科学技术知识，这杂志应该怎样办，当时是非常模糊的。经过半年筹备，邀请了许多科学家、工程专家来座谈，也没有得到结论，只好出出来再说，于是在去年十月一日创刊了。
经验在我们是完全没有的，怎么办呢？我们所能想到的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拜读者做老师，把我们出版的刊物，送到读者面前去请教。于是，一开始我们就重视与读者联系，为读者服务的工作。联系的方法是向许多先进杂志学来的，例如发意见表，开座谈会，替读者解答问题，退稿提意见，组织通讯员……等等，这些工作认真地做起来，果然受到很多读者的欢迎，发展到后来简直是读者为我们服务，而不是我们为读者服务了；读者替我们写稿（我们刊物上登的稿子百分之九十是从读者来稿中选出来的）；替我们校订刊物上的错误或错字；读者提出的问题，我们也请内行的读者来答复；还有些读者帮我们看稿、改稿。
因为我们是以工人为主要读者对象，因此我们特别重视工人读者的意见，经常到工厂里举行读者座谈会。在这些会里我们碰了不少钉子，也学了不少的乖，逐渐懂得了工人要的是什么，不要的什么。如果说得简单一点，就是能够联系生产实际、能帮他们解决问题的知识，他们要；不切合实际，距离他们实际工作太远的，他们不要。因此，为一般知识分子所爱看的科学小品文，他们嫌空洞；苏联科学杂志上翻译过来的一些新闻性文章，他们嫌介绍得太简单，不能仿造；文艺化的科学故事，他们嫌噜苏；而一般写通俗科学文章所避免的符号、算式、数字等，只要他们看得懂，他们非常欢迎，因为他们认为学会了对他们有好处。这些都是我们所想像不到的意见。
我们既拜读者为老师，刊物内容当然要根据读者的意见来逐步改进。但是我们经过几次有计划地搜集意见之后，遇到一个致命的困难，这困难可以用十个字来形容，就是“高不成，低不就，左右为难。”
为什么高不成低不就呢？因为我们虽然定了为工人服务的方针，但实际只是以技术工人为主要对象，而不是唯一的对象。刊物上每期登出的文章，真能适合工人看的不过两三篇。因此技术人员嫌浅，工人嫌深，有些工人严重地向我们提出，要我们“一边倒”，这是一个难题。另一方面，从事机械工作的读者嫌机械方面文章太少，电机的嫌电机少，化工的嫌化工少……这类意见，占了全部意见的绝大多数。造成这些困难的，就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没有把读者对象规定明确。
在这许多读者围攻之下，我们被迫不得不服从多数意见，把刊物内容的范围逐渐缩小。最初是科学与技术，渐渐变为只有技术，但还包含农业与工业两方面的技术；再进一步又去掉农业，只剩下工业，但还包含各种工业；最近是确定在基本工业（即重工业）的范围之内了。并且决定从第二年起，把“科技”的对象确定为初级技术人员，而替工人另外办一些刊物；马上要出版的是《机械工人》，筹备中的有“电气工人”“矿冶工人”等。我们的发展经过，说明了专业化是必然的道路，而不只是一种主观的上好的愿望。
“科技”发行数最高曾达到三万份，最近几期逐渐下降，目前是二万五千份。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们把读者的范围逐渐缩小了。如果以目前所确定的对象来说，实际上读者的数目反而是增加了。这点可以从读者来信和来稿数量的增加得到证明。在我们发行三万份的时候，每周收到来信不过七八十封，现在每周收到来信总在二百封左右，稿件总在一百件左右。
“科技”一年来一直是在摸索之中，我们在工作上没有什么经验可说，联系读者，走读者群众路线，这一套都是向老大哥和老前辈们学来的，而且还没学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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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农村》的方向与经验
《新农村》杂志原名《翻身乐》，创刊于一九四八年三月一日，是一种通俗的、综合性的半月刊，读者对象主要是农村的区村干部。现在每期印行六万八千份，除一千余份和关内各杂志、报纸交换赠送外，全部销行东北农村。其中有很大的一部分是集体订阅的（如一个互助小组，一个农村党的支部或一个合作社等），因此读者实际数量已超过十万以上。
由于这一刊物基本上结合了东北农村工作发展的实际情况，配合了每一阶段的农村政治任务，宣传了党和人民政府的各种政策，对区村干部的思想、工作、学习指导上起了一定的作用，因此得到了大多数读者的热爱和欢迎，现在《新农村》杂志已成为东北农村区村干部不可缺少的一个读物了。
但这并不是说，这个刊物已经办得十全十美，毫无缺点了；正相反，我们还存在着很多缺点急待改进。我们深深感到：要真正办好一个通俗化的刊物，确不是一件易事。在我们两年半的编辑工作当中，曾经碰到过不少困难，我们就是在这些困难中逐渐摸索，逐渐改进的。我想分下边三个问题来谈：
第一、关于结合实际问题
要使一个刊物能够结合实际，首先一个问题就是要明确刊物的对象和方针。这就是说：你这刊物是办给谁看？办这刊物干什么？开始时，我们的对象工农兵学都有，认为对象“越多越好”，事实上一本杂志只能容纳三万多字，什么问题都谈，必然谈不深，结果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因此于一九四七年七月决定专以农村的区村干部为主要对象，但农村的实际问题也很广泛，你究竟解决什么问题呢？以后，我们从“什么问题都解决”逐渐转到只抓住几个最主要的，这就是：农业生产与干部思想教育。这样一来，我们才有了比较固定的读者群众。
明确了对象和方针以后，紧接着一个问题就是：如何配合运动？所谓实际，就是政府在农村中的政策实施以及每一时期农村主要的工作和运动。结合实际，就是要密切配合这些运动。怎样配合呢？等待运动起来了才去配合么？不行，因为刊物不是日报，从集稿、印刷一直到发到读者手里，需时一月，等运动起来你再去配合，那就成为“马后炮”，晚了。因此，一定要走在运动前面。要“走在运动前面”，这就需要编辑人员充分掌握群众的思想动态，比较全面的了解农村一般情况。如果编辑人员对情况不了解或者了解不够，对农民群众和干部的思想动态掌握不住的话，那就会“瞎子摸鱼”根本谈不到配合什么运动的。怎样去了解情况和掌握群众的思想动态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学习。我们是从这些方面去进行学习的：一、各省的地方报纸；二、通讯员反映上来的情况和资料；三、编辑人员亲自下乡。总起来说：就是编辑人员要有比较敏锐的政治嗅觉，要能够随时随地注意农村工作的趋向和运动的发展规律，以及个别事件的典型性。
结合实际的第三个问题是掌握政策，如果对政策掌握不稳，稍微出点毛病，那就影响很大，所谓“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我们在宣传政策上，也曾出过偏差。要使在刊物上不发生政策性的错误，首先编辑人员要加强自己的政策观点，进行对于政策的深入钻研，现在，我们于每期刊物出版前后，有三天的时间专门来学习政策。
最后，我想谈谈思想教育。什么是思想教育呢？大概可以分为三类：（一）解释、纠正干部和群众对政策的各种错误认识和疑虑（东北的地方话叫“交底”）；（二）政治常识和时事教育；（三）革命人生观的教育（即农民思想意识的改造教育）。怎样进行思想教育？用什么方法？这就是我下边要谈的。
第二、关于通俗化的问题
人们一提到“通俗化”，似乎是不大感兴趣的，认为这有什么了不起，把“我们”改成“咱们”，把“干什么”改成“干啥”，不就是“通俗化”了么？其实，从我们的工作当中，感到并不是如此简单。通俗化的工作，决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记得毛主席曾说过一句话：“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确，对农民的教育，这和对知识分子的教育完全是两码子事，因为农民有个特点：“眼见是实，耳听是虚”，要“样子”看。所以光靠讲道理不行，一定要把道理和他们的实际生活强有力的结合起来。这样农民才“服气”，不然，他说你“摆活”，“胡扯”。
根据这个总的情况，在编辑工作上，我们提出了四个编辑原则：
一、从事实到原则。举个例子说：我们给农民解释社会主义，曾像对知识分子一样，一开口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值”，虽然用了非常通俗的解释，可是道理越讲越糊涂，最后不但没有达到教育农民的目的，反倒引起了农民的怀疑，说社会主义就是“归大堆”。以后改变了方式，从苏联农民的生活讲起，说苏联农民今天的生活水平已如何高，住洋房、喝牛奶、家里都有电话。可是农民却反映说：“咱们下地站在村当中一吆喝就行了，打电话多麻烦。”“牛奶酸不溜溜的，喝那有啥味？！”有一次，我们发表了一篇《一个苏联的集体农民一年有多少收入？》的小文章，介绍了一个苏联集体农民的实际收入，折合成中国的钱。这篇文章普遍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反映说：“看人家社会主义国家有多好。一个农民比咱省主席都挣的‘分’多。”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呢？为什么同样介绍苏联农民的生活，前一种方针受到了反对而后一种就得到欢迎呢？这就因为：后一种的介绍和他们的生活距离近，前一种就距离远了。从这样与他们最接近的实际问题谈起，最后得出结论说：这就是社会主义。这样的教育方式，作用很大。
二、从具体到抽象。比如自然科学，我们曾经像给小学生编课本似的，从日、月、星谈起，既有秩序，又有进度，可是农民不喜欢，因为这样讲起来问题很抽象，他们觉得不需要，与他们的关系不大。后来我们改变了方式，先从一个具体问题谈起：比如要讲空气，就从“白菜窖里为啥闷死人”谈起，先谈事实，后谈道理，这样一来，他们很“服气”，说“可不是咋的，就是这样子。”要谈下雨的道理，就先谈“锅盖上还有龙王爷吗？”既打破了农民的迷信思想，又传布了科学知识，比单纯讲道理作用大的多。
三、从近到远。这主要用在政治和时事教育上，尤其是时事，单纯的报纸新闻解决不了问题。比如你讲联合国开了个什么会，他根本还不知道联合国是什么。你讲审判日本细菌战犯，这和他的生活距离很远，当然就不十分关心了。于是我们就从日本战犯在东北到处搜集老鼠，火车过某一段铁路要放下窗帘（即过去细菌制造工厂地区）讲起。这些事情农民都很熟悉，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告诉他：这就是日本战犯过去在东北制造杀人的细菌，现在这批战犯已经被苏联逮住了，要求人民审判，大家说怎么办？这样一来，大家都举手赞成。
四、从简单到复杂。带有原则性的理论教育，一开头就把原则条文和理论根据摆出来是行不通的，要先从最简单的问题谈起，好像画图画一样，先画单线条的，然后再慢慢添上阴影和光线。有许多带有理论性的文章，我们都是这样写法的。
另外，对每一篇文章，我们有两个要求：
一、这篇文章解决了什么问题？（内容）
二、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写法和形式）
这样一些要求当然是比较严格些，但不这样又不行。那么，稿件的来源如何解决呢？这的确也是一个难题。我们的稿件来源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上边搞通俗工作的人不多，下边的来稿百分之九十以上又全是新闻通讯，因此只好加重编辑部的工作，对下边的稿件，采用了“纸上座谈会”的方式，先出题目，征文章，把征来的稿件，经过整理与编辑（一篇来稿中即使有一句话好，也采用），按次序排列，用“座谈会”的形式在刊物上发表。这样不但解决了一部分稿源的困难，确也增进了刊物的质量，提高了读者的来稿水平。拿我们这个刊物的性质来说，这是一个比较可用的方法。其次就是组织有关机关的人写稿（编辑部供给材料），然后再由编辑部修改。除此之外，主要写稿任务是担在我们编辑人员自己身上，这期刊物付印之后，就召开一次会议，具体计划下期内容（文章种类、数量、字数、写作形式都得确定），然后分工准备，再提出初步写作计划讨论，写好后传阅修改，最后付排，差不多每篇文章都要经过三四次的修改。
第三、与读者的联系问题。
我们和读者的关系，打个比方说，好像老师与学生的关系，还没有变成亲密的朋友。但农民对刊物的号召却是积极响应，比如刊物上提出“和平签名”的号召之后，已有将近六万人的签名书送到编辑部来（现还在发展中）。
通讯联络工作是联系读者的一个环节，在这个工作上，我们曾经走过一段弯路，一开始就强调了要作好通联工作（这是正确的），大撒网，发展通讯员。去年十月前后，能经常来稿者达千人以上，因此我们抽出绝大力量去给作者回信。每天收到大量来稿，转到编辑部去，但编辑部的人少，稿子看不过来，又选不出来几篇能用的稿子，因此编辑部埋怨通联发稿太多，能用的稿件又组织不起来，通联又埋怨编辑部不采用来稿，辛辛苦苦组织来的稿件又原封退回去，退得多了又觉得“对作者不好说话”，因此编辑工作和通联工作发生了很大的矛盾，而通联工作又变成了单纯的一个作文函授学校。这时候在我们面前提出一个问题：是照顾这一千个作者，培养他们学习写作呢？还是加强编辑部的工作，把刊物提高一步照顾十多万个读者呢？有人说：都要照顾。但我们力量有限，双方照顾不过来，最后只好“有多大本钱，作多大买卖”，改变通联作法，采取“重点联系”，即在所有通讯员中，挑选一批有培养前途者，修改稿件，指导写作，加强培养，其余则一般联系，不退稿。这样就节省了人力，加强了编辑工作，稍微提高了来稿质量。但还有一个基本问题未解决，即通联不了解编辑企图，对组织稿件觉得“不摸门”。今年全国新闻会议后，编通合一，才解决了这一问题。但这里又发生了另外一个问题，由于编辑工作一忙，又放松了通联，虽然组织来的稿件一般在采用的比率上多了，但数量又显然下降，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我们正在研究改进中。
对通讯员的任务，过去一直强调写稿，但农民对写稿的确不能和知识分子相比，他们一提起笔来，首先就受到了形式的限制，本来有很多宝贵材料，一写成“稿子”就变成一块生硬干燥的东西。因此在今年五月通讯员座谈会上，我们规定了通讯员的任务是以反映情况为主，这样一来，用写信的方式所反映上来的情况，一般都很自然，可以采用，另方面，也鼓励和提高了通讯员的写作兴趣。
对通讯员的教育，我们出版了一个“新农村通讯”，专门指导通讯员写作。
读者服务的情况，也和通联工作差不多，在刊物上特辟一栏“问事处”，为读者解答疑难问题。我们的作法是“有问必答”，有些有价值的，带有普遍性的，就在“问事处”公开发表，一般都采取个别回信。但来问的问题中，上至政策理论，下至鸡毛蒜皮的事情都有，有些问题真是无法答复，因此弄得很被动，有一个人专门坐在资料室解答问题和给各有关机关转送问题也忙不过来。后来我们就研究，读者服务是不是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工作要作呢？有，这就是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如果把这个工作搞好了，那不是比给一个读者解答问题要有价值得多么？因此我们就转变了服务工作的方向，变成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为主，多多反映来自农民群众的呼声。最近这个工作已有了一个开端，我们已接到一些读者对某些违反政策的干部的控诉和批评。
最后，我必须要说明的，就是这个刊物是在东北局宣传部的直接领导和扶助下生长起来的，今天这个刊物如果说有进步的话，这个进步是和东北局宣传部的领导分不开的，由于东北局宣传部的直接领导和扶助，使我们编辑工作者少犯许多错误和少走许多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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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展望”对“邮发合一”的经验
（一）发展概况
“展望”的整个业务尚在萌芽期内，一切都还不够，经验是浅薄的。发展的情况大致这样：
我们目前的销数是四万五千份，这是在一年的时间中，从五千二百份的基础上发展过来的。预期到年底可以发展到八万份。根据过去的发展经验，要达到这个数字大概还不顶困难。从发展的过程来说，大致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摸索时期，在这时期里，我们的销数步步跌落，一直跌到五千二百份，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刊物的内容不能配合客观的条件，不过，工作人员缺乏对工作的认识，在工作上无计划无预见，也是主要原因之一。第二阶段是初步发展时期，也可说是起死回生时期，在这时期里，我们从加紧学习提高工作人员的认识入手，慢慢地确定了在发行上走群众路线的总方针，定下计划，稳步前进。这时候，我们的发行量已提高到一万四千份。第三阶段是新发展时期，在这时期里，我们与华东邮政管理局首先签订了邮销合约，一开始，销数就增加了三千五百份，另外的发行关系也帮助我们开展，这样就一直的发展到今天的数字，其中的有百分之六十是邮局发展的。从九月一日起，我们更进一步把发行工作全部交给了邮局，此后的发展，确信当能进入另一阶段。
（二）我们对邮局发行的粗浅认识
邮局发行报刊，根据苏联与山东等老区的经验，它的前途是美好的。目前我们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追求这样一个美好的发行前途。
邮局发行的有利条件有：
甲、有普遍众多的机构。据调查，全国有各级邮局三、一○二个，有邮务所、邮亭、邮站、代办所等二万三千一百五十九所，这些机构都是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进行工作的。
乙、有众多的工作人员。根据邮电部朱学范部长的报告，邮局共计有工作人员五万三千余人，其他的发行机构有二万余人。由于他们的机构普遍，人员众多，这正符合了发行上普遍、深入的要求，并且收结刊费也方便。读者又可以不出信函邮寄费与汇费来买书或订阅刊物，减低了负担。
丙、接触读者的机会多，有主动的工作条件。因为众多的邮递员每天要和有信件的人接触，他会晓得那些人是读期刊的，那些人是他发展为读者的对象，发展为读者之后，他又可以把读者的意见传达给刊社。
丁、发行迅速。所谓“邮发合一”就是把一般的发行工作与投递工作结合起来，而邮局的工作人员，一般又都熟悉交通情况，有些邮局本身也有运输工具。
戊、分工精密，管理准确，这是邮局的传统工作制度。
邮局目前存在着的一些缺点：
甲、发行工作在邮局是初办的业务，一般的说，工作人员缺乏经验，业务技术差。
乙、一部分人员认识不够，敷衍工作，也有在工作上发生偏差的，如纯经济观点、包办观点等。
丙、机构组织与一定的行政制度限制了工作的机动性。
不过综合起来说，根据以前经验，我们认为邮局是有力量来帮助我们开展发行工作的，目前重要的是怎样组织与推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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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之声
读者之声
谈谈翻译小说的文字
我们部队中一般同志，凡是有相当文化程度的，都很喜欢读苏联小说，如《日日夜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恐惧与无畏》等等，都流行得很广。可是，我们总感觉到：译文好的，就容易念；译文不好的，就不容易念，甚至不懂。在碰到后一类书的时候，只要看上几段蹩扭的句子，就得把书撂开。如果书真是好，那么，读也能读下去，可是不是原原本本、一字一句的读，而是“了解故事”，把故事知道了就算完事。虽然这也还是有所收获，但损失究竟太大，对于原作的欣赏与体会，是大大的减低了。
举个例说：时代出版社的《青年近卫军》和《真正的人》，就是不容易念的。
这两本书内容，无须多说，谁都爱读，拍成电影，同志们看了都说好。可是，书呢？据我所接触到的十多个初中以上程度的干部、战士们的读后感，就是一句话：“噜苏又难读”。
故事是读懂了，但对于描写背境和心理状况等等部分，大部分是一翻而过，直到看到人名字或是有“他”、“她”等字眼，确定是叙事的文字时才停下来继续念。
译文的主要问题在太欧化，形容词堆叠的、接连两三个代名词的长句，译者没有加以消化，把它写成中国式的句子。这样一般知识分子也难念的懂，工农出身的士兵和干部，简直读不下去了。这里，随便举出“真正的人”中译本（磊然译）的句子作例子：
“他蓦地在听惯了的耳朵几乎不再捉住的其他的林中响声里，听见了遥远的，开动的发动机的声音。”（三十三页）
“他从刀鞘里拔出剑，开始有萎顿无力的敲击斫劈水壳……可是发动机的轰轰声又在他耳朵里萦绕……那时他严苛地检查了自己的工作……。他以极大的困难翻越砂石的胸壁。”（六十四页）
“窑里的喧噪常是可怕的，但是只要头脑狡猾的老爹向这喧嚷纷乱的恶狠狠的女人的声音里投下一个什么农事的小主意——……——这些争吵立刻就息了。”（九十五页）
我不准备详细评论上述两本书的文字，只是想把这老问题提出来，请目前正在大量译作的同志们，为了读者的利益，多注意一下中文的修养。
我的意见是：外国文的句式和中文相差很远，但译文应该以中文习惯为主，长句子——复合语、重叠修饰语等等，应尽可改成短句，字眼也要尽量用通俗的，除了自己谁也不懂的千万不要用。其次，原作是文艺作品，翻译的时候，应该把这艺术性传达出来，不能在旁插的、修饰的文字方面马虎，放松了。要使描写部分也能念上口才好。这一点，我们也曾有过讨论：有人说，中国文艺作品着重故事、结构，而弱于描写。因此，对译文的描写部分，一般人也看不惯，不耐烦看。可是这不能作为描写文译不好的借口。而且事实上，外国文章的一些习惯，我们是能接受的，只要译文好念就行。现在许多中国的文艺小说等，也有满多的长长一段描写背境的，大家并不感到不耐烦。
最后，我以为，拿一个普通知识分子所有的语汇去译人家词藻丰富、描写深刻的作品，自然是抓了瞎，这还得要求译作家多多学习群众语言，这一种功夫作好了，还不止是对译书有帮助，而且，对丰富我们的词汇上面，也会有成绩的。
这些意见虽然不太具体，却是我们很久以来就想提的，希望作为读者意见发表出来。
编者按：李路同志的来信，反映了一部分读者对于译文上的要求。希望翻译工作者加以注意。
对翻译外国作品的希望
不久以前，从报纸上知道艺术局今年计划出版七种外国文艺丛书，选印过去及近代的各种创作和翻译，约有一千万字。这是一个很令人兴奋的消息，这对于一般从事文学学习或研究的人，将会有说不尽的好处。不过在翻译外国的作品方面，我却有一点小意见。
首先是，我觉得这丛书既由国家艺术局领导出版，翻译外国作品，就应该采取比一般个别译者更审慎，更认真，更负责的态度。这也就是说，应该由专家们集体负责来翻译，而不是由一两个人各自去翻译。过去我们的译品，虽不能说本本都是粗制滥造，错误百出的东西，但只由一两人翻译，为能力所限，不忠实或马虎的地方常常难免的。法捷耶夫在与中国作家的座谈会上说他们翻译外国作品的经验，记录上有这样的话：
“在谈话中，法捷大地也曾谈到他们把外国作品翻译成俄文的经验。他们在做翻译工作时，有三种人参加，第一种是通达两国文字而且是具有相当文化程度的人，由他们先把外国作品直译成俄文。其次是请一些作家来修饰这部直译的作品，使其成为艺术品，最后由原作者本人或有才能的作家再来校对修饰一次。”（见文艺报一卷三期）
这样的办法，我以为是我们必须采用的。我们艺术局可以建立统一的文艺作品翻译机构，多聘专家来从事工作。这不但为了多多翻出好作品，也为了建立一种认真负责的翻译风气。
其次，我觉得对于外国的人名、地名和术语，翻译必须力求统一。过去许多人翻译外国人名、地名、术语，都是“独出心裁”，各自为政。往往同一个外国作家或同一个地名，因译者不同而有不同的中国名字。甚至在同一本书上，也有前后不同的译名。我希望：在艺术局领导的翻译工作中，对译名应求严格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