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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忆汉城
李庄
朝鲜人民军带着悲愤、沉重的心情离开汉城。他们临走时向汉城宣誓：“我们还要重来，我们将有总反攻的一天！”
美国人把汉城烧成“火海”。据美英通讯社报道：“汉城最繁华的商业区已成一片瓦砾。”在这个巨大的瓦砾场上，美国人开始了惊人心魄的恐怖行动。一万个“据传曾与共产党合作”的“嫌疑分子”被美李匪帮逮捕，奸淫、抢掠公开进行。但是，据美国人自供：“汉城不断发生破坏行动。”这就是说，汉城沦陷以后，人民的反抗并没有停止，而是采取了一种新的更加巧妙的方式。
在汉城看到的一切，使我确信这个城市的沦陷只能是暂时的。三十多年以来，汉城就是一个不屈服的城市。在那疯狂轰炸的日子里，我看到汉城人民的工作和斗争，信心与勇气，这种基于热爱祖国、仇恨敌人而产生的无穷力量，永远是不可战胜的。暂时离开汉城的人民军向她作了庄严的宣誓，留在汉城的人民正在进行各种各样的斗争，全朝鲜都在等待着重新光复汉城的日子。
朝鲜人爱汉城。汉城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林荫大道宽阔平坦。李朝故宫中各种各样的林木，散放着一种深远的清香。傍晚，在轰炸间歇以后，汉江显得格外宁静。晚霞照在无波的水面上，映出一片锦绣似的光辉。朝鲜人在汉城建设了几百年，他们亲妮地称它为“梭尔”——首都。
汉城人常常说：“过去不是我们的。”真的，汉城有朝鲜最高的洋楼，也有朝鲜最大的监狱。日本人侵占朝鲜后，立即在汉城建造了一座高大的白色的钢骨水泥的“总督府”，用高墙和电网围着，附近都被划为禁区。日本人投降以后，这座房子被美国人改成“军政府”，李承晚粉墨登场后，又在门口挂上“总统府”的牌子。各种杀人的法令从这里飞出来。汉城人经过这里，都对它怒目而视。八层楼的半岛酒店是汉城最高的建筑物，这里曾经住过李承晚的太上皇——美国驻李承晚傀儡政权的缪锡俄“大使”。缪锡俄从这座大楼中发纵指使，每年从南朝鲜抢夺几百万石大米。朝鲜人民用血汗造成这些富丽堂皇的为他们的敌人所盘踞的建筑物，他们自己却被投入另外一些大建筑物中，这就是能容两万“犯人”的西大门监狱，永登浦监狱，麻浦监狱和陆军监狱。这些监狱中的设备是应有尽有，从囚室到绞架，从公堂到储藏各种刑具的大房子。
多少年来，朝鲜的革命者以汉城为中心，对民族统治者展开生死的斗争。汉城人以虔敬、哀悼的语调，向我叙述金善隆和李舟河的光荣事迹。金善隆是南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委员，李舟河是南朝鲜劳动党中央组织委员，他们在汉城坚持长期的地下斗争，后来被美李匪帮逮捕了。敌人施用各种刑罚，强迫他们说出组织秘密。没有丝毫效果。最后，敌人给他们注射一种特制的能麻痹神经的药水，想让他们在不知不觉中说出一些事情。也没有达到目的。六月二十七日，汉城解放前夕，美李匪帮秘密地处决了这两位忠贞不屈的革命战士。类似的事情在汉城是很多的。朝鲜人具有反抗外国统治者的光荣传统。四十年来，争取民族独立，始终是朝鲜人民梦寐求之的伟大目标。近几年来，无数英勇的事情曾经吓坏了侵入朝鲜的美国人。一九四六年，美国人在汉城发出逮捕南朝鲜劳动党领袖朴宪永的命令。朴宪永没有被捉住，三十万朝鲜工人却发动了一个大罢工，抗议美帝的罪行。这个罢工带有坚韧的持久性，以后发展为有名的“四月抗争”。“四月抗争”的中心内容是要求美国人立即退出朝鲜，参加这个运动的工人、农民、学生有两百万人。一九四七年，汉城人民举行盛大的“三一”纪念大会，反对美国人的侵略和压迫。三月一日是一九一九年全朝鲜人民举行反日起义的纪念日，“三一起义”曾经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起义虽因日本人的残酷镇压而失败，但是，“三一起义”的历史光辉，却给朝鲜人留下永远不能磨灭的记忆。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美国人在汉城向朝鲜人民开火，杀死五十多个爱国的朝鲜人。“三月一日”，又增添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新的内容和意义。
这种斗争一直延续到今年六月，朝鲜人民军解放了汉城。为了保护这个可爱的城市，人民军受命在攻城时不得用大炮射击。我曾和一个身材不高、脸色苍白的青年军官谈话，他叫金衡玉，是艺术学校的学生。他说：“我们爱汉城。我们小心谨慎地攻打汉城，汉城是完好的。当然，它也有一些损伤。你看，汉江大桥被敌人炸断了，西大门监狱的大门被我们的坦克撞坏了。”他摇摇头轻快地说：“不过，这不算什么。我们很快会把桥修好的。”每一个朝鲜人对于汉城的迅速而完好的解放，都感到光荣和骄傲。但是，几天以后，大规模的破坏就开始了。
美国飞机疯狂地袭击汉城，龙山区几被夷为平地。有些日子，汉城整天都在警报中。我在防空洞中，听到婴儿的哭声和母亲们的咒骂；在马路旁边的屋檐下，看到挟着皮包等待解除警报的公务员的焦急的表情；在汉城东山上一个林木森森的兵营中，我参加了人民军战士们神态安详的讨论会，附近不断传来重磅炸弹的爆炸声；在富丽堂皇的朝鲜饭店的客厅中，汉城市政当局招待中国人民访问团举行宴会，中朝人民的代表情感交融，共同举杯庆祝朝鲜人民的胜利，这时候，美国的喷气式飞机不断掠空而过，机枪声响彻汉城清朗的天空。
我在无数事实中，发现美国人的暴行给予朝鲜人民的，不是恐怖，而是愤怒；不是畏缩，而是蔑视。在朝鲜饭店，我看到一个年青的汽车司机，他一语不发地躺在一个大沙发里。他才从东大门回来。东大门有他一个三间房子、一个老婆和一个孩子的家庭。上午，这个家庭还是好好的，下午，这个家庭变成一个大坑。他在大坑附近，没有找到任何东西。人们没有适当的言语安慰这个青年人。两小时后，行车任务打破了这种可怕的沉默。青年人抓起帽子，用一种近乎狂怒的语调说：“美国人，老子开上车子打你。”在汉江桥上，我参加过几个工人的一场笑谈。他们脱光衣服，一面工作，一面奚落美国人。工人朴昌举用氧气烘烧被敌机炸坏的钢梁，大声说道：“同志们，糟糕。美国人把炸弹丢到江里，把咱们的水底电线搞乱了。”旁边的工人接着说：“还是丢到桥上吧！水底电线炸不坏，咱们还可以休息一阵子。”朴昌举完全不同意这个意见，他说：“美国人和咱们不对头，他可不愿意让你休息！”汉江桥是美国飞机的主要目标，但是，这些在目标下工作的朝鲜工人，丝毫没有被Ｂ二十九式或喷气式飞机所吓倒。
我在汉城看到无数参军的行列。汉城参军的工人、学生、市民有十几万人，几乎占了这个城市的十分之一。一个中午，一队新战士走在一幢四层楼的大厦附近，遇到美国飞机的袭击。新战士穿着白衣服，站在大厦北边的阴影里。一个带头的人民军中尉军官向新战士们解释，这是Ｂ二十九，这是Ｐ五十一……大家没有任何惊慌的样子。新战士中有一部分农民，从来没有打过仗，现在自动到前线去。这时候，汉城郊区的土地改革已经完成，农民们得到七百三十三万坪（三千坪相当一海克脱）土地。有一个名叫金昌义的农民，蹲在一边，向我叙述他半个月中两种不同的经历。他说，他三代务农，没有一坪土地。在土地改革中，他家得地三千多坪，四口人的家庭，一夜之间变成中农。但是，三天以前，他的老婆背着两岁多的孩子在田中刈草，母子两人同时被美国飞机打死了。金昌义收拾了妻儿的尸体，告别了年迈的母亲，他向人民委员会要求，马上到大邱前线去。
汉城有无数金昌义，全朝鲜有更多的金昌义。美联社记者说：“情报地图上代表敌人（指朝鲜人民军）游击队的小红点，散布在整个南朝鲜。”这些都是金昌义。他们正在作着坚苦卓绝的斗争，他们都是确信“我们还要重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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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毒害意识的美国“文学”
奥·莫宪斯基
自古以来，一向认为文学是人类文化的最高表现之一。至少在几十年以前，人们在欣赏托尔斯泰、狄更斯、巴尔札克、马克吐温等的作品时，还是如此说法的。可是，大家知道，今天的美国官方宣传员，想尽方法在讴歌现代美国文化的种种“成就”，喋喋不休地强制其他民族去接受这些“成就”。试问他们所宣传的文化究竟是些什么呢？到底是些什么“高度艺术性”的作品足供一般美国人消遣呢？它在那个方向里影响着读者呢？
美国每年出版着二百五十种新的侦探小说，此外还在翻印约同等数量的此类旧有小说。这些侦探小说的出版量达数百万册。在花花绿绿的俗不可耐的封面上，不是绘着血淋淋的尸体，便是全副武装的强盗的书，随时随地都不离开美国人的身边。美国反动派的各种报纸，关心着这种书的销路，竭力宣传侦探文艺作品。这种文艺作品的主要供应者像翟蒙、勒农或亨利·米勒，报界一致把他们捧为“真正美国”精神的宣扬者。
在美国只有所谓“连环图画小说”，足以与侦探小说并驾齐驱。这些小说是“美国天才”的特有产物。这类发明中的一部分，任何其他国家是不会去和他们竞争的。普通这种连环图画小说，大都是分集出版的，每册约三十五至五十页。而书里的故事，则用粗野的图画配以简单的字句。显然使读者在阅读这些连环图画小说时，脑筋的运用，可较阅读侦探小说更为省力。
据美国出版界的证明（例如《新闻周刊》，）这种连环图画小说，每月出版三百至四百种，其中二百七十种以上，是定期连载丛书，全年总出版量达七亿二千万册。这些刊物出版人的流通金额，占全国出版界流通金额的三分之一。
这些连环图画的小书，对沉溺于血腥恐怖案件的读者们究竟讲些什么？据美国的统计资料，这些小书的读者，成人占百分之六十，儿童占百分之四十。这些小书正和那些侦探小说一样，把读者的幻想导至同一方向。这两种红极一时的当代美国“文学”，在内容上并无任何差别。连环图画所叙述的，只是些神出鬼没的狡猾盗匪和机谋卓越的侦探。它又把一般美国侦探小说所特有的那些因患淫虐症并以犯罪称快而造成的谋杀案和强奸案，用适当的画面，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来。所以连环图画正如侦探小说“作品”一样，完全充满了色情。
下列几个书名——《女人的罪行》、《白发鬼》、《超人》、《伏魔大师》、《特务》、《火炬人》，正是某些按期连载的连环图画刊物的触目名称。
占美国书籍出版量绝大多数的连环图画和侦探小说，在内容上与好莱坞的电影和美国国内无线电的“文艺广播”，简直是如出一辙。震慑着电影观众的被害者呻吟声和杀害他们的那些“超人”的得意叫嚣，在家里从收音机中传入了他们的耳鼓。美国的一切反动“文艺”，都把一般美国人压制在以作恶为荣的气氛中。
不过，不要以为美国反动派的“正派文学”与供给千百万群众的“通俗文学”，有性质上的根本差别。证诸美国《周末文学评论》杂志的自供，这种正派文学也是对于一些神经衰弱者、心理变态者、疯人院中的病人等施用私刑和曲解事实的描述。
在美国简直找不到一本不讲谋杀案、不描写淫虐狂和疯人的书。甚至有所谓“临床现实主义”的特殊文艺潮流的兴趣，这一派的作家在其作品中宣称，正常心理和病态心理之间并无界限存在。例如查利·杰克孙所著的小说《外缘》中的主角阿达姆斯，他犯一件命案，起因并非由于谋财，因为本性需要如此。在阿达姆斯杀死了两个儿童之后，在他居住的地方，全城居民都害了精神病。甚至一向安份守己的居民，也企图作杀人的尝试。原来，在他们中间每一个人的心里，很早就潜伏着犯罪的本能。最有意思的，是审问阿达姆斯的一幕。法官准许犯人申述他最后的愿望。阿达姆斯就从容地说：
“我想炸平一个城市。”
这句话说明了很多东西，它并非偶然地使人连想到美国政界名人的那些老生常谈的演辞。它帮助解答一个问题，就是当今美国文艺和其他各种艺术为什么要把宣扬罪恶当作他们主要的工作。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且看美国《神经病》杂志的副主笔莱格曼的解答。这解答曾载在《每日指南》的讨论栏上，题目是《侦探文学的流行是否是世俗堕落的标志？》
莱格曼写道：“你说，你的主人虐待你，剥削你，是吗？但是你不要杀死他，否则你会被绞死的。你每天晚上在纸上杀死他罢，把你自己当做一名侦探，而他正是你要追逐的凶手。这样一来，暗杀之类的小说便可以预防革命……幻灭是二十世纪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特点，使人不得不吞噬大量暗杀文艺，由早餐餐座上报纸标题的人命案子起，到午夜凶杀案之类的小说止……。所以我们在幻想着暴行和死亡时，最好把自己也视作凶手或超人。”
这种解释倒有着一部分真理。诚然，在金元至上的国家中，老百姓的幻灭是太多了。因此美国反动分子已把文化贬低到避雷针的地位，或者可以更正确些说，把它当做鸦片。文学、电影、无线电——美国统治阶级利用这一切，来引诱美国人的思想离开他们那悲愁生活中的尖锐问题。
但是，这种解释是不够的。美国反动“艺术”所以宣传强盗主义，是另有其用意的，可说是有外交企图的。这种艺术中的主角是些残暴嗜血，可以为所欲为的超人，使人并非偶然地想到这一切和当年纳粹头子所赞赏的《白发兽》是一模一样。美国反动派向普通的美国人灌输着暗杀是人的天赋和自然的操行，这样便教育出了新的希特勒式的冲锋团。他们企图压制美国老百姓与各民族和平共处的愿望。他们希望每个美国人幻想着去“炸平”一个城市。
所以，美国将大量的侦探小说和好莱坞影片运往马歇尔化国家，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照美国帝国主义者的狂妄企图，这些书籍电影，会促使为建立英美世界霸权去作战的大批佣兵的出现。
当然，在今日的美国也有真正的艺术，具有真实文艺性的前进文学。例如霍华·法斯特和亚尔培·马兹的著作，在美国国外也是声名卓著的。但反动派用尽一切可能方法设法去压制这些英勇文人的活动，消灭美国国内任何的思想自由，他们囚禁霍华·法斯特。美国的统治者不愿有人去干涉他们毒害美国人民的意识。
同时，甚至于最反动的美国报纸，也恐慌地承认最近几年内红极一时的侦探小说和好莱坞影片的流行，已日趋衰落。这是必然的趋向。数目日益增多的美国劳动大众，看透了反动派的“文学”代理人所进行的“恐怖宣传”的真面目。越来越多的美国老百姓已开始了解到华尔街的巨头们是想把他们推到什么样的深渊里去。强大的世界拥护和平运动，已席卷全球，这一运动也同样在美国日益增长，日益扩展中。（转载《时代》本年第十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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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帝国主义者把人民带向死亡
麦绥莱勒作
（原画无题，作者为反法西斯的著名木刻家，今年六十一风。鲁迅先生曾介绍过他的连续木刻“一个人的受难”，并为翻印本作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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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马歇尔计划（木刻）
沙代兹·摩拉陀作
（这是去年在墨西哥城举行的美洲和平大会上展览出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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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冷战中的好莱坞
大卫·卜拉蒂（注）作 罗静予译
今天在好莱坞最有名的导演和作家，正忙着制造像垃圾样的故事和影片；为了他们个人的前程，他们不断地制造着这样的废物。
自从纽约华尔街和他们在华盛顿的代言人发动“冷战”以来，好莱坞就开始拿杀人犯罪，种族歧视，迷信式的宗教，反苏等等作为他们制造影片的题材。
在一九三○年代，曾经制作过进步影片的人，假如今天还容许他们继续工作，他们只好去制作令他们自己也觉得羞惭的影片。这些作品如果不是完全令人憎厌的，也不外乎是逃避现实的无稽之谈。
在最近两年之中，约翰·福特竟然制出了《亡命者》和《三教父》那样充满反动内容和迷信神灵的作品。金维多导演了《水源》这样明显地是宣传法西斯主义的影片。
威廉·魏尔曼导演了《铁幕》。弗兰克·卡布拉把身体降低到去制造适合低级趣味的赛马故事·威廉·戴德尔同弗锐慈·蓝也只好去制造侦探影片。
以上这些人，都是好莱坞有名望的电影工作者。
但是，在罗斯福实行新政，美国的经济危机得到相当改良的那些年代，才有像卡布拉这样的艺术家完成了《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和《狄慈先生到城里来》，这样一些含有民主意义的知名作品。
在同一个时候，约翰·福特完成了《告密者》和《愤怒的葡萄》两部世界闻名的作品。
弗锐慈·蓝制作了最有力的攻击排犹的作品——《愤怒》，和具有进步意义的作品——《你只活一次》。魏尔曼导演了《大路上的野孩子》，这部影片阐扬了罗斯福的政策，曾使美国全国轰动。他最后的一部作品《牛轭事件》——一部攻击排犹的作品，描写那些被冤枉了的人，在被吊死之后的几分钟，才证明了他们是无罪。
戴德尔曾经完成了一系列的具有进步意义的作品，如像《巴士特》《左拉传》《封锁线》《魔舞》等等。金维多制作了舞台名著改编的《街景》和《堡垒》——一部描写一个年轻的医生，反抗愚昧顽固思想的影片。
像以上所列举的那些影片，今天在好莱坞是一概不容许制作了。李弱哀曾经导演过那部有名的影片《我是一个亡命徒》。不久曾公开的说过，他今天决不再去接触这样题材的影片了。他的理由是因为好莱坞正被各方攻击调查，所以最好还是去制造专为逃避现实的消遣影片，直到这场暴风雨过去之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魏烈制作了一部十分光彩的影片，叫做《我们最好的时光》。这部影片在好几个国家获得电影奖。但是他本人最近却这样说：“我现在已经不容许在好莱坞制作同样性质的影片了。”
好莱坞拿超现实为题材来制作影片，正在一天天地增加。这说明了天主教集团在美国电影界的势力和影响，正在一天天地扩大。
这种影响是透过《道德会》（Legion of Decency）而加压力于制片人和影院的主持人。它主要的目的是要防止民主思想在银幕上的传播，而能坚持他们反社会主义化，反科学的顽固思想。
最近这个“道德会”推荐了明明是挑拨战争的《赤祸》同《叛逆的罪恶》给儿童们看，认为是适合美国儿童的需要。这证明了美国的顽固派对增长“儿童犯罪”上有多么大的贡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之前，这个同样的天主教团体——“道德会”，在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七年中检查了一百二十部纳粹德国出品的影片，仅仅其中有六部影片，认为应该有部分的修剪，其余的一概通过，认为值得一看。
近十年来，这个“道德会”有一张黑名单，把他们反对的影片都记载上去。这张黑名单内包括的影片有卓别林的《凡尔度先生》，魏烈的《我们的最好时光》，法国出品的《弗兰达的狂欢节》等等。
美国近年来歧视种族的影片，大大增加。如像《边境事件》完全是侮辱墨西哥人，在这部影片里的“好人”，只有墨西哥的特务分子。
在制造了反动影片《铁幕》的同一家公司（廿世纪福斯影片公司——译注），更制造了一部影片，叫做《路人之家》。这部影片把美国人和意大利人结婚，认为是一种犯罪的行为。
排斥黑人的影片，也继续不断地从电影艺术的“工厂”中产生。现在更打出一个旗号：对黑人平等看待。但这仅仅在表面上对黑人表示友好，实际上比那些明目张胆排斥黑人的影片，更有毒素。像《勇敢之家》、《品克》等，都是属于这一类影片。它的目的，是在想解除黑人的思想武装，停止争取解放的实际运动。所以表面上是像在提倡白种人和黑种人要联盟，好为大家的共同利益而奋斗，而实际不然。
关于排斥印第安人的影片，早在好莱坞电影的历史上有过具体的记载。不知道有多少百万数的美国儿童，接受了这种毒素，相信印第安人是拿刀割喉咙的野蛮民族，而真正的美国帝国主义者，到处杀人放火，倒算是一等好人。
谁也无法期望好莱坞能做出什么好事来！因为好莱坞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扩大它的势力圈，想赚钱。好莱坞反对进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它和美国的六十个大家族有着密切的内在关系。而这六十个大家族，在美国正控制着一亿四千万人民的一切生活。
哥伦比亚公司是和欧美两洲最大的国际银行有着连系。派拉蒙公司是和可口可乐、电力、石油、铜、橡皮、铁道、汽车、威斯忌酒同银行，完全在同一个控制的金融组织下面。米高梅公司对房地产公司和电力公司有联合投资的关系。雷电华公司是和投资的大企业组织和经纪集团有关系。廿世纪福斯公司，有着更复杂的关系，像泛美航空公司，美国信托银行，国家制酒公司，还有香烟和石油，也是在一起经营，华纳兄弟公司是和钢铁公司，汽车制造公司，电力公司是在一个金融集团控制之下。环球公司是和地产公司有着极密切的关系。
像上面所指出的事实，说明了为什么好莱坞的出品像《铁幕》一类的影片，要宣传反苏。因为垄断资本，决不愿世界和平。这正如伟大的苏联作家爱伦堡所说，好莱坞的电影与其说是一种艺术，不如说是蔓延的鼠疫菌。为了美国有垄断资本，所以才发生了黑名单和把好莱坞的十个进步电影工作者，关到监牢里去。
今天在好莱坞，是不容许任何人，制造在内容上反对有钱人的影片，更不能描写一个普通的美国工人；否则，就替你带上一顶红帽子，说你是共产党。你也不能制作一部影片说追求美元是不对的，你更不能否定美元万能！
现在美国的大资本家，又有了一个新的开发计划，这计划决定了要侵略朝鲜，占领台湾，最后向亚洲所有的有色人种宣战。这些计划，是来自一群害着严重恐惧病的人；而他们正面对着“世界帝国”的幻梦的破碎的时候。
无论美国的大资本家，想用种种方法来封闭美国人民的口舌，美国人民，正在反攻回去。许多电影观众同他们组成的团体，正开始空前的斗争，反对这种好莱坞的野蛮文化同反苏宣传。
由于美国人民反抗的结果，不得不使资本家雇用的电影记者承认这类反和平，反进步的影片，在营业上是完全惨败。
注：大卫·卜拉蒂是纽约工人日报驻好莱坞的电影记者，这篇文章是他在今年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第五届国际电影节大会上的发言。这篇发言揭穿了美国的所谓“民主”和“自由”是什么东西。杜鲁门反动政府把好莱坞的十个进步导演和作家判处徒刑，就具体说明了美帝国主义的日趋于法西斯化。好莱坞除了《铁幕》之的公开的反动影片之外，还有更多的包着糖衣的含着毒素的出品。本文所提供的材料足以说明美国电影在政治上是反人民的，反和平的，宣传侵略战争的，同时它也决没有艺术价值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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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
威廉·格罗伯作
（原画无题，作者为美国著名反法西斯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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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国反动政府统治下的艺术家
威廉·格罗伯
（原画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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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十月一日的人民广场一角
胡风
一
从太庙的古树下面穿过，走出了边门，就进了人民广场。
突然感到了满天明晃晃的阳光。高朗。广阔。好像全北京只有这里的阳光才那么亮，亮得那么广又那么高。不断走进来的观礼的人们和会场上的工作员们在快活地走动，笑着说话，打招呼。但整个会场却是弥漫着一种肃静的气氛。
这一种那么快活又那么肃静的浑然的气氛，在过去了的旧中国生活里面，只有一个场合和这有一点点相像：大除夕的黄昏，放过了爆竹，烛光在一闪一闪地亮着，一年的辛劳过去了，年终的困扰过去了，现在所有的都是亲人，都要开始几天快活的日子；那时候的小孩子，望着大人们在虔敬地忙着，看不到他们困苦的脸色，也不耽心有什么打骂了，感到一种安心的肃静，但心里却是满满的跃跃欲动的欢喜。
广场那一边，正对着检阅台和观礼台，要最先受到检阅的海、陆、空先头部队排成一堵一堵的方阵在站着，整整齐齐的，一动也不动，好像是什么就要建筑起来的巨大的建筑物底一方一方的基石。在明晃晃的阳光下面，升起一片肃静，但却是庄严的肃静。
我们从左台前面走过，从检阅台前的石桥前面走过，还要走过右台前面，从右台最右端的入口进去。左台和右台里面已经站满了人，我们一面走过去，一面时时跑到半身高的围墙前面去，和那里面的熟人握手，打招呼，快活地笑着叫着。然而，还是觉得整个会场弥漫着一种肃静的气氛；好像是天真的小孩子，在笑着跳着，但总隐隐地觉得，站在后面或跟在后面的那一双平静的母亲的目光，一直在拥抱着自己，笼罩着自己。
从右台前面走过，从战斗英雄们和劳动模范们前面走过，突然看到了一列穿着彩色衣服的男男女女；好像是一列颜色不同的花，一下子朝着我们的眼睛开放了。这是各少数民族的同胞们，后来晓得是少数民族代表带来的文工团员们，在这里参加观礼，回头还要参加到群众行列里面去表演，接受检阅的。你边远地区的弟妹们，我看到了你们，我看到你们来到了这里。多么巧，我能够和你们站在一起了！
二
我们在他们旁边找定了位子。
我贪恋地看着他们，这些戴着奇异的白银装饰品和穿着各种样式的彩色服装的年青的面孔，没有一点生疏的神气，好像他们并不是来到了一个生疏的地方，好像他们原来就是生在这个地方，长大在这个地方的。
我贪恋地看着他们，觉得他们并不是来自边远的地方，觉得原来就是生在我们中间，长大在我们中间，那些奇异的白银装饰品和各种样式的彩色服装是我们在以前的节日里面看到过许多次许多次的。
我贪恋地看着那些年青的面孔，渐渐地觉得，在那没有一点生疏感觉的神气里面，现出了什么新的东西。那是什么呢？或者，暂时把那叫做质朴罢。那是经过了复杂的社会生活和沉重的思想负担的人所没有的东西。不，那是被复杂的社会生活和沉重的思想负担所腐蚀掉了的、宝贵的东西。
战斗英雄们和劳动模范们不断地从他们身边走过，也贪恋地看着他们。有的站了下来，对着他们微笑。渐渐地，站下来的人更多了。终于，有的掏出了笔记本子要他们签名，别人也跟着掏了出来。站了下来，掏出笔记本子的人越来越多了。他们坐在士敏土台级上面，有的用汉字，但最多的是用自己民族的文字签着名，看着他们的、要他们签名的人就弯着身子站在或者蹲在他们中间、旁边、前面。
我也挤了进去，蹲在他们中间，但我没有带笔记本子，我想听到他们的声音，我想更近一些看一看他们的脸色。我禁不住用日本话问东北来的朝鲜同胞懂不懂，他们望了我一望，一位美丽的少女轻轻地点了一点头。我不自然地说着，知道了他们身边的鼓叫做“长鼓”，知道了他们的工作是舞蹈、唱歌、音乐。我说得很不自然，好像是第一次说日本话。我不能多问了，曾经听说朝鲜人民是厌恶日本话的，这会引起他们的痛苦和仇恨的情绪。在这样匆促的谈话中间，要使这个本身本来无罪的语言在他们心里失去这种情绪的色调，是不可能的。我转向了两位内蒙的同胞。他们懂得一点汉话。我告诉他们，我认识一位乌兰同志。我学着把“乌兰”用蒙语发音，但他们居然听懂了，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地对望一望，也几乎是同时地重重地点了一下头；好像是，通过“乌兰”这个发音，我和他们之间突然又加多了一支感情的血管。
人太挤了，我站了起来，回到了自己的位子。明晃晃的阳光在温暖地照着。我望着他们，和站在或者蹲在他们中间、旁边、前面的战斗英雄们和劳动模范们。觉得在温暖的阳光下面飘动着一团亲爱的气息。
有一个少年，看得出是从西南来的，戴着一顶竹制的尖顶圆凉帽，穿着新的青布裤褂，脚下是一双草鞋，敏捷地从人缝中间穿到前面去。我觉得这在他的生活里面是最漂亮的服装，我觉得他穿了这本来面目的服装来到这里是非常好非常好的事情。
有一个青年女子，也戴着银的装饰品，穿着彩色衣服，她赤露着的膝盖以下的褐色小腿上面，有稀落的灰黑色的小斑。我好像突然清醒了，记起了旧中国的故事：在大汉族主义的封建统治下面，少数民族同胞们流住到了荒瘠的山上，生活使他们非得在荆棘和乱石中间走上走下不可，生活使他们练习得在这些地方走得比我们在平地上走得更快，更敏捷。然而，他们的双脚同样是肉做的，他们就用血肉的双脚在荆棘尖刺和石头棱角中间练出了一种比在平地上走得还快的“本领”，现在想一想都似乎感觉上有了一阵痛楚。听说他们的脚底皮是很厚很厚的……。
我记起了在桂林看到过的少数民族的舞蹈。那么健康，那么清新，使我们吃惊了，然而，总觉得他们的感情是被蒙住了，不能发散出来，我们不能从这舞蹈形式上感到产生了它的内在的热情。后来听说：在收获过后的节日，他们在山间平地上举行大舞蹈会，青年男女们热情地舞蹈着，唱着，有时多到十多万人；但反动的国民党统治害怕他们的这种感情生活，尤其是大群聚的感情生活，用残酷的手段禁止了！
后来从贵州过的时候，在一个小城停车，看到有两个少数民族的女同胞，背着煤炭下来，背兜下面有一个架子，休息的时候就由它支着，这就不致休息的时候放到地下再背不上肩去；颈项下面挂着一个蔑圈圈，乌黑乌黑的，拿起它来刮汗水，顺着额头一刮，向旁边洒掉；她们是连手巾之类的布片都用不起的。这一个影子一直在我的脑子里留着，后来每一听到少数民族的事情，这影子就在我的眼前浮现了出来。……
现在，这些都过去了。他们来到了这里，来到了我们大家共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他们的脸上没有一点生疏感觉的神气；在明晃晃的温暖的阳光下面，战斗英雄们和劳动模范们站在或者蹲在他们中间、旁边、前面，被一个全国人民共同享受的大节日的幸福感情结合在一起。
时间快到了。天安门检阅台上出现了一列人影。
有人注意到了，抬起头向那里张望着；接着，更多的人抬起头向那里张望着。有人举起手向那里摇着；接着，更多的人举起手向那里摇着。彩色服装的同胞们也抬起头伸着脖子向那里张望着，举起手向那里摇着。我们还没有养成欢呼的习惯，但我们的心里都在响着同样的声音：他来了么？哪一个是他，你看得清么？他来了么，来了么？……
三
庆祝仪式开始了。礼炮响了起来。
是使整个人民广场达到了最大的肃静和最高的欢呼的响声，是使整个人民广场充满了最雄壮的雄壮和最温柔的温柔的响声，是把整个人民广场震动了但却又使人民广场上每一个人的心房都甜蜜地跳动在一起了的响声。
少数民族的同胞们和我们站在一起，和我们一样听着这个响声；他们的脸色上没有一点异样，现出了和我们同样的感情，好像这正是他们所期待、所熟悉的。
分列式开始了。在雄浑的军乐声里面，在明晃晃的阳光下面，飘流着的鲜红的大旗行进；白色的海军部队行进，赭黄色的空军陆军部队行进；一字整齐的森林一样，端着枪行进，背着枪行进，抱着枪行进，直竖着的刺刀在阳光里闪耀着行进；像在地面滚动的雷声，炮车部队行进；像钢片汇成的浪涛声，坦克部队行进；像巨大的骤雨声，骑兵部队行进；像漫天的大风声，飞机列队在空中行进……。
人民的力量摇抚着我们，祖国的力量摇抚着我们，毛泽东党的力量摇抚着我们；好像我们每一个人是这万顷波涛的一点一滴，也好像我们这每一点一滴都是和这万顷的波涛连结在一起、溶合在一起的。
少数民族的同胞们和我们站在一起，和我们一样望着这大河河流似的行列，和我们一样接受着这巨大的力量的摇抚；他们的脸色上没有一点异样，现出了和我们同样的感情，好像这正是他们所期待、所熟悉的。
武装部队分列式以后，是三十多万首都人民的大行列，像是整齐地奔流着的大河河流后面跟来了跳跃着欢笑着的大河河流。
行进在最前面的是一万五千个少男少女，打着红领巾的少年儿童队员们。穿着红上衣的一列，穿着蓝上衣的一列，最多的是穿着白上衣的一列一列；这些纯真的年青的生命，一列列地拿着旗子，一列列地拿着和平鸽子，最多的是一列一列地拿着彩色的花束。从检阅台前面传来了清脆的一片“万岁！”的呼声，从检阅台上传来了洪大的“万岁！”的呼声，整个人民广场绽放开了欢乐的青春的活力。
这些纯真的生命，像放光的波浪，举着旗子，举着和平鸽子，举着彩色的花束，向着我们流来了。流来了，他们看到了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和少数民族同胞们，他们的热情又升到了一个顶点，欢呼了起来，把旗子、鸽子、花束起劲地摇了起来。一列列地过去了，跟着来的热情更高升了，把手上的花束向少数民族同胞抛了过来。花束太轻，抛不到，跟着来的就完全忘记了会场的行进纪律，一群一群地离开了行列，冲到了观礼台前面，抢着把花束送到少数民族同胞们的手上，抓着他们的手拚命地摇着，纯真而年青的脸上闪耀着幸福的笑色。一个少女一面抓起手来摇着一面叫了起来：祝你们健康！跟着有许多清脆的声音叫了起来：祝你们健康！祝你们健康！……一个少女一面涨红着脸跑去归队，一面回过头来叫着：再会！再会！好像她以为这些彩色服装的同胞们和她住得很近，在她学习和工作的路上随时都有机会再会。
我守望着这个幸福的奇景，感到有一股热力冲到了我的喉头和眼里：好艰难，几千年痛苦的阶级压迫和民族残杀，在全中国人民大节日的今天，在祖国首都的这个人民广场上面，由我们纯真的少男少女们用他们至诚的热情表现代表了新中国年青的一代，宣告结束了！……
（一九五○，十月十三日晨一时，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