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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十月二十三日在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上
维辛斯基关于苏联和平提案演说全文
【新华社讯】塔斯社纽约二十五日电：维辛斯基本年十月二十三日在政治委员会上的演说，全文如下：
九月二十日，苏联代表团向联合国大会提出其旨在制止新战争威胁及加强各国和平与安全的建议。
苏联代表团在其向大会发表的声明中已经列举促成苏联政府建议联合国大会第五届会议讨论这一问题，并据此通过苏联代表团提出之宣言草案的一些基本动机。我们当时也强调指出，如果联大通过这一号召为反对新战争威胁、争取各国和平与安全而坚决大力斗争的宣言，会有多么巨大的意义。
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通过这一宣言具有特别意义；目前，战争正在朝鲜及远东其他地方进行，威胁着全人类的切身利益与福祉的新战争煽动者继续不停地进行他们的阴谋。
另一方面，亿万劳动人民却以空前未有的力量发出抗议准备新战争的强有力的呼声，要求各国政府采取坚决的、信守不渝的措施，来加强和平、制止新战争威胁，保证各国人民的安全。
苏联代表团认为，为保卫和平坚持不渝地完成联合国大会面临的任务，过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联合国的活动具有非常的重要性。苏联代表团所提出的各项建议，其目的即在实现我们宪章中论述联合国的宗旨与原则的一章中已经规定和列举的这些目的。这一为和平斗争的思想在我们整个宣言草案中都很突出。宣言的序言强调指出，现在正在朝鲜及太平洋其他地区发展着的事件以新的力量证实：五强大国——负有维持国际和平之特殊责任的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共同和平努力，对各国和平与安全的事业，具有非常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无需强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谋取和平的努力是和一切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中小国家——的努力极其密切地结合起来的，是和一切努力避免为人民带来不可言状的忧患与苦难的战争灾祸的人们，以及一切努力促进各国友好关系之发展及各国解决国际问题之合作、从而保持并加强世界和平的人们的努力，极其密切地结合起来的。
苏联始终一贯坚决遵循和平政策
为巩固国际合作进行了不屈斗争
尽管在走向加强各国和平与合作的道路上遇到许多障碍，苏联仍坚持不渝地、坚定地遵循这一道路，苏联知道而且深信，这充分地符合苏联人民及一切其他爱好和平的民族的希望和意愿；这符合全体人类的利益。
苏维埃国家及其外交政策的历史上的许多事实与文件证明，苏联政府为争取和平与巩固国际合作坚决地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这些事实证明了苏维埃政府自从伟大的十月革命初期以来就为了达到和平的目标并为社会主义社会、工农的社会主义国家创造条件而始终在进行惊人的努力，表现了无穷的主动性。从事于和平建设劳动的苏联人民没有任何好战的意图和战争计划。苏联人民痛恨战争，他们正作极大的努力，要制止新战争的威胁并保证我们的人民为胜利地完成社会主义建设而迫切需要的和平与安全。苏联和伟大的苏联人民的一切创造力量都是为了要达到和平的目标。苏联的科学和技术是为和平服务的，为和平建设劳动服务的。整个的苏联工业、整个的苏联国民经济都朝着同一方向发展。
和平的思想与和平创造性的努力渗透了苏联的全部生活，无论战争贩子们说些什么，无论他们如何费劲地设法用对苏联的卑鄙诽谤来欺骗人民，我们相信，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没有一个正直的人会相信什么苏联对其他国家，对其他民族有战争计划的诽谤谰言。
这些不正直的人们为了本身自私的利益，企图通过散布各种各样中伤社会主义国度的恶意捏造与诽谤谎言来破坏各国人民对苏联和平政策的信任，可是不论他们进行什么样的企图，他们都无法从全世界亿万普通人民的心中泯除这样坚定的信念：正是苏联是和平的堡垒，是和平的坚强而且忠诚的捍卫者；苏联——正如苏联政府的元首斯大林所说——能够遵循并且实际上也正在遵循和平政策，不是虚伪地，而是诚恳而公开地、坚决而始终一贯地遵循和平政策。
任何人企图在这问题上欺骗老实的人民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任何人都无法靠歇斯底里的叫嚣，靠什么苏联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和平共存，以及什么苏联并不努力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属于不同的社会制度与政治制度的国家谋取合作与保持友好关系等谰言，来掩饰他们对苏联的敌意阴谋。
所有这种敌视苏联的阴谋都被许多令人信服的事实所驳倒了，都被苏维埃国家的三十余年历史、苏联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全部方针与内容所驳倒了。
然而时常在国际性会议上而且特别是在联合国中提出的问题，究竟怎样呢？这问题便是关于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和平共存与合作的可能性问题。在大会历届会议中，这个问题已经引起许多注意，而且经过详尽的讨论，虽然有某些代表团歪曲历史事实，曲解这一问题。不过这个问题似乎仍没有讨论透彻，因为在本届会议中某些代表团曾经企图重提这个问题。虽然我不喜欢多话，然而我仍然认为有必要也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并且追述若干重要事实来充分说明这个问题。
斯大林在一九二七年就曾经指出
两个制度的协议是可能而合宜的
事实是这样的：
约·维·斯大林在一九二七年接见第一个美国劳工代表团时曾指出：两个相反的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并不能排除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方面、商业方面、在外交关系方面取得协议的可能。
在这次会晤中，约·维·斯大林说：“我认为这样的协议在和平发展的情况下是可能的而且是合宜的。进出口是这种协议的最适宜的场所。我们需要机器、原料（例如原棉）、半制品（金属等），而资本家则需要这一类货物的市场。这就为协议提供了基础。资本家需要石油、木材、谷物等产品，而我们则需要这些货物的市场。这也为协议提供了基础。我们需要信用贷款，资本家则需要因信用贷款而取得优厚的利息。这又是一个可以令人取得协议的、在信用贷款方面的基础。尽人皆知：苏联机关付款是最守时的”。
从那时到现在，时间已经不算短了；我们的需要在这一段时期中也已有改变。有许多东西我们已不再需要通过商业机关从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了，但是即使到现在，贸易关系问题也还没有失去其力量，也还没有丧失它在巩固国际关系方面的意义。我之所以要追述一九二七年苏联政府元首向美国劳工代表团所说的这些话，主要的是为了要表明：只要具有善意，并诚心为真正的合作而努力，建立并加强国际关系从而有助于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是有许多可能性的。
约·维·斯大林在这次会晤中强调：苏联实行着和平政策，并且愿意和资本主义国家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愿意和它们缔结关于裁军等问题方面的协定。斯大林在那次和美国代表团的会晤中，在追述了当时业已和其他国家缔结的协定以后曾宣布：我们希望这些协定多少有些持久性，但是他警告说：“这当然不仅取决于我们，而且也取决于对方”。
二十年代以来苏联致力加强和平
为争取集体安全展开了积极斗争
尽管某些国家，例如美利坚合众国，那时以及在后来十六年中不承认苏联，并且用各种方法反对这种承认，反对美国舆论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进步人士关于美国应放弃对年青苏维埃国家实行抵制的荒谬政策的要求，苏联仍试图同别的甚至有不同社会、经济及政治制度的国家进行和平的合作，并得以与若干国家改进了关系，与它们缔结了若干关于贸易、技术援助等方面的条约。
恰在此时，尽管苏联遭受若干资本主义国家和美利坚合众国之类的大国的抵制，苏联仍参加了凯洛格公约，并按照此公约和其他国家签订了议定书，并为争取集体安全展开了积极的斗争。自二十年代开始，苏联积极参加了当时在国际联盟主持下所举行的若干会议；不是别人，而正是苏联政府，在一九三三年二月建议通过关于侵略及侵略者的定义。虽然许多国家支持这个提案，而且由十七国代表组成的安全委员会的多数也在大体上通过了这个提案，但是它却被那时按照英法政府代表指示行事的会议所拒绝了。
然而苏联与其西方及南方的多数邻国（包括芬兰、波兰）以及所谓小协约国的国家，缔结了关于侵略者的定义的公约。同时，并与同一样一些邻国及法国和意大利等缔结了不侵犯公约。
国际联盟的大多数国家反对苏联当时正在大力争取的国际政策的这一方向，并否决了苏联的和平建议。苏联克服所有这些阻碍，遵行这条加强和平的道路，凭它自己的倡议并支持若干其他国家的倡议，缔结了条约和协定，这些条约和协定自然不是具文，而是实际的行动。这正是有些代表们过低估计了的事情，他们用陈词滥调来在回答我们提出的关于和平的建议和关于采取措施加强和平的建议。他们说：“不要仅用言语而要用行动来证明你们是真正准备履行这些措施的”。他们是提出这些问题来逃避支持苏联建议的必要性，来在一种借口下（像我刚才说过的，他们说：这些都是空话，你们要以行动表明你们的话和建议将如何付诸实行）击败苏联的这些建议；难道我刚才谈到的这些事实还没有雄辩地驳倒他们想借此干出的任何企图吗？
我已经列举了一些事实，这些事实显示：苏联的话和建议是如何始终不变地付诸实行和实现了，只要这些建议得到其他代表团，其他国家的即使是一点点的支持的话，只要这些国家表示一点点愿与苏联、与苏联政府在某些实实在在的问题上达成协议的愿望的话。
这就是那时候苏联的和平外交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几年和战后的几年也提供了许多例证。这个时候，由于苏联的倡议和努力，苏联并非仅是建议，而且与许多国家建立了友好认真的关系与联系。
苏联领袖坚信两个制度可以共存
苏美间争执的和平解决绝对必要
苏维埃国家的领袖们不只一次地指出，苏联的外交政策产自这样的信念，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的长期共存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可能的。苏联认为苏联与那些准备以相互关切的精神来行动与愿意诚恳地履行它们所承担的国际义务的政府和平合作是充分可行的而且是可能的。
一九四六年九月，星期日泰晤士报驻莫斯科记者Ａ·渥尔斯曾问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斯大林：随着苏联进一步迈向共产主义，苏联与外面世界的和平合作的可能性是不是不会减少，苏联政府的元首约瑟夫·斯大林当时答道：
“我毫不怀疑，和平合作的可能性将不但不会减少而且甚至可能增加。”
也是在一九四六年，伊里奥特·罗斯福曾问约瑟夫·斯大林：你相信美国有可能与苏联那样共产主义形式的政府和平共存而且双方都不企图干涉对方的内政呢？
约瑟夫·斯大林当时回答道：“我当然相信。这不仅是可能的。这也是明智的并且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在战争最艰苦的时候，在政府形式的不同并没有曾妨碍我国两国家联合起来和战胜我们的敌人。那么要在和平时期继续这种关系就是更加可能的了。”
约瑟夫·斯大林在一九四八年五月着重地说：苏联政府认为：“尽管经济制度与意识形态上有区别，可是为了普遍和平的利益，这些制度的共存以及苏联和美国之间争执的和平解决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绝对必要的。”
大家也都知道，约瑟夫·斯大林对于国际新闻社欧洲分社社长史密斯的问题所作的具有历史性的答复，当时，这位苏联政府的元首曾说：“自然，苏联政府是可以在采取为了实现这个和平公约的措施上，并在逐渐实行裁军上，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合作的。”
伟大的苏联领袖这几句话决定了苏联外交政策的整个路线，它是坚持不渝地奉行符合苏联人民与一切爱好和平民族的基本利益的目的。
在我看来，这些事实足以使毁谤得最后鸦雀无声——所有那些把散播卑污谰言、诬蔑苏联及其外交政策、诬蔑其诚意及其真正愿为一切爱好和平的民族的利益而合作之心意，当做自己的职业的毁谤家。
美英集团实行武力恫吓外交政策
迷信实力是解决世界问题的条件
美利坚合众国的外交政策是怎样呢？事实证明，美国的外交政策完全不同。美国的外交也是另外一种。国务院的首长在他二月十六日的演说中依据“总体战”称这种外交为“总体外交”，这一个定义充分雄辩地说明美国外交实际是什么东西。为了使人在这一方面无所怀疑，艾奇逊先生在同一演说中强调说，美国领袖反对在例如对苏联的关系上有善意的容忍，并说只有创造有实力的局势才能对付苏联。
几天以后，在另一场合，艾奇逊先生在谈到美苏关系时重申这个思想，这一次并加以详细的阐释。他在谈论美国外交政策时说道，我们的基本政策在于创造那种会使可能的协议的范围扩大的局势，这就是说，创造实力以代替现在在许多地方存在的孱弱……。他继续说，西欧经济复兴计划（按即马歇尔计划）的整个目的在于创造实力以代替孱弱……，他又说，这就是军事援助的目的，第四点计划的目的。
因此，如果我们对艾奇逊先生的这些言论加以分析（而我仅仅是援引了他许多言论中的一些言论，它们也许不够有力，但在我看来却是十分明白的一些言论），那么就可以看出，美国国务院（它自然对美国外交政策负主要责任，和美国其他也对这一政策负有责任的高级领袖一样），认为未决的外交政策问题的解决，就是说认为国务院的外交政策，只是一种要以这样坚固的论据，如武装部队、如陆军、如海军、如空军为后盾而用武力、压力、命令来实施的政策。美国政治领袖们在他们的一切言论中有计划地加以强调的——好像是炫耀一样，正是美国政府对外政治活动中的武力，所具有的重要性。这提供了充分的根据来说，武力构成整个美英集团外交政策的基础。我是用的美英集团，但我了解，在这一事件上的决定作用仍属于美利坚合众国，更不要提某些其他国家了。这些国家，我很遗憾地说，在经济上是大大依赖美国的。不仅仅美国领袖与重要官员们公然说武力是调节国际关系的主要工具与武器，而且其他国家的部长们也重复同样的论调。
例如，据大不列颠外交大臣贝文先生说，英国的外交政策遵循着同一方针。据纽约时报报道，贝文先生最近说，由于西方国家的实力已有增加，因而有可能经过大国间的直接会谈解决世界问题。
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说，只有当一个人感到可以相信他自己的力量时，他才能与苏联进行谈判。换言之，这就是说，只有当这些打算与苏联谈判如何解决某些国际未决问题的政府武装到牙齿时，才与苏联进行谈判。一个人要与他国进行谈判，而采取这样态度，首先露出戴铠甲的拳头及他为谈判所作的“外交”准备的其他特性，其结果会如何是很明显的。
根据贝文的说法，实力是解决世界问题的先决条件，这些问题只有在必要时不惜使用武装力量的恫吓下才能解决。这些话表示出美英集团外交政策的真正方向。
在谈到联合国组织讨论美英集团所提保障和平的联合行动案——我们刚刚审议完毕的议程的第二项——的情形时，贝文先生把事情说成，好像是授权大会支配武装部队，通过与有关各国谈判来促进未决问题的解决；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也是着眼于武力因素，我甚至应该说是恫吓与引起他方恐惧的因素——这是十分明显的。
无须多说，根据这种原则的政策一般说是莽撞的，不会得到什么收获的，对苏联采取这种政策尤其是如此。
诸如武力，诸如关于这些谈判的某些特别后果的恫吓之类的论据，对于苏联只能起一种消极的作用。应该选择其他伙伴来进行这样的实验。苏联当然是不适合进行这种实验的。
侵略集团领袖崇拜毁灭人类武器
企图用武力来建立对苏联的关系
贝文先生声明，英国政府仍然相信联合国组织是解决国际争端的工具，认为需要建立北大西洋公约以及其他类似措施来加强其地位，他这么说时更确切地说明了问题的本质。
这样地提北大西洋公约是很可以说明其特性的，因为北大西洋公约的侵略性质人人都知道得很清楚，不需要特别证明，自然，如果在这方面有人提出任何反对意见的话，我也并不拒绝提出证据来说明这种说法的正确性。
为了使人彻底明了贝文先生对于苏联的想法，我们必须注意他演说中的一段话。在那一段话中，他表示：西方国家必须强大起来，然后四国会谈才能产生良好的结果。贝文的这种说法吸引了报纸的注意。例如，纽约时报——你们全都知道的报纸——在评述贝文的这句话时追述到（不是偶然地追述）邱吉尔的声明。邱吉尔说：事件进一步的发展要看西方外交如何利用原子弹给予西方的那种邱吉尔所谓的“喘息时间”。该报评述贝文演说称，走向安全的唯一道路在于恢复从前西欧的军事力量。
利用这种大规模毁灭人类的、惨无人道的武器来取得两次战争之间的“喘息时间”，宣传原子弹是保卫和平的工具而且还将这种非人道的死亡武器描绘成生命的源泉，有什么比这更为可耻的事吗？
我们很难想像还有什么比这更可耻的作法了。
英美集团的领袖们宣称：对武力的崇拜、对原子武器的崇拜是美国、英国和其他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的国家对外关系的主要推动力，是整个外交政策的主要杠杆和枢轴。
这些事实说明了美国和它的盟国——英国与法国——的外交政策的本质是什么。
对于苏联，很明显的，美英阵营的高级政治家们企图用武力来建立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他们企图以它们力量的对比——我再说一声，用它们军事力量的对比——来决定与苏联合作的可能性的比例。
杜鲁门最近的旧金山演说证明：决定美国外交政策的整个路线的正是那个力量，美国总统在这篇演说中企图为目前美国统治集团政策的侵略性路线辩护，把这种路线说成是美国“被迫”采取的路线。于是，他运用了充分的反苏捏造来掩盖这种路线的实际内容与性质；这种路线疯狂地扩充军备与发动新战争，是与他的花言巧语高唱和平的论调完全相矛盾的。
这篇演说对美国人民的警告也不是偶然的。它警告说：美国人民将来要负担更沉重的军费，美国——如杜鲁门所说——应以更多的资源用于军事目的，而以更少的资源用于消费品。
这不是别的，而是从希特勒反动阵营里出来的每一个人所熟悉的老调——“大炮先于牛油”。
大家知道：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通过了一个计划，要把税收总额增加五十亿美元，这将使本年十月一日起，个人所得税平均增加百分之十六，此外其他税收也有增加。
美英阵营领袖假装愿意与苏合作
企图掩盖他们从事新战争的准备
这些事实说明：关于集体安全、和平的愿望——这种和平，艾奇逊先生说，必须是合乎道义的和平，给人民以兄弟般地团结起来的可能性的和平——等等夸夸其谈的话，是一个钱也不值的！很明显的，这些夸夸其谈的话是用来欺骗本国人民和其他国家的人民，使他们看不见美国外交政策的真实本质，美国的外交政策是以使用武力的方法为根据来与其他国家打交道的。
这些事实充分揭露了美英阵营的许许多多领袖们所发表的他们愿意与苏联合作的声明是何等的假仁假义与虚伪。他们在作这些声明时提出初步的条件，要苏联提供证据以表示它事实上确实施行和平的政策，合作的政策。这一事实就揭穿了这些声明的不严肃性。这种声明不能不认为是企图借此隐蔽他们自己不愿与苏联合作、不愿为了和平与任何人合作；也不能不认为是借此隐蔽他们愿望毫不受阻碍地实施他们的侵略计划与意图，而且这种侵略计划与意图要比已经在世界上许多地方进行的规模还要大。
这种声明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掩盖他们自己对国际协定的破坏并帮助他们从事新战争的准备。
一方面，美国、英国、法国以及一些和它们结成紧密政治军事集团的其他国家的负责领袖们毫不在乎地发表一大堆的演说，谈论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意见一致的重要性，协商和协议的必要性，也说到设法消除意见分歧和获致符合联合国宪章的要求和原则的一致同意的决定的必要性，而他们有时甚至按照这种精神通过一些决议案，像几天以前会上讨论所谓“保障和平的联合行动”案时所表现的那样。虽然一方面是这些漂亮的演说、不算坏的提案，例如叙利亚和伊拉克联合提案等等，还有所谓保障和平的联合努力。而另一方面却公开破坏他们以前所缔结的国际协定和国际条约中所规定的义务，与巩固和平的任务不相容的破坏行为。
美英法对德政策破坏波茨坦协定
阴谋利用西德军队实现侵略目的
破坏在极重要的问题上的国际协定的例子，我可以举出美国、英国和法国对德国的政策，和它们彻底破坏它们在波茨坦协定中所担负的义务的事实。我们且来回忆一下杜勒斯在上次会议中说过不止一次的话吧；他说：以后再也不会回到德黑兰、雅尔达和波茨坦了。
美、英、法三国政府在走上了分裂德国，把德国拉进它们的军事侵略计划中的道路以后，现在正在采取恢复西德陆军和使西德重新军事化的措施，这在今年九月十九日三国外长发表的声明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声明极端粗暴地违反和背弃了波茨坦协定；在该协定中，四强都提出保证，决不允许德国重新军事化，决不允许德国重新成为全世界的（首先是欧洲的）恐怖中心，也决不容许它成为德国的复仇分子和支持他们的美、英、法反动集团所梦想的战争温床。
这几个国家想要携起手来，以便利用德国西部的人力和物力为它们的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以实现它们的战略计划；在这个计划背后的就是美国统治集团取得世界霸权的野心。它们以结束对德战争状态为借口，竭力制造条件，以便公开把德国西部拉进所谓北大西洋联盟的侵略集团，极力使德国西部完全变成它们在欧洲的侵略性战略计划的工具。
这就是美、英、法三国政府对德国的政策；刚在布拉格闭幕的苏、波、捷、罗、德、匈、阿、保八国外长会议的声明完全正确地说出了这个政策的特点。
希特勒的将领哈尔德、古德林、曼陀菲尔之流正在参加恢复德国（西德）陆军的工作，而且准备把这支陆军供美英集团驱使。在德国西部和柏林西区，现在已有四十五万伪装做警察而实际上是军队的士兵，这些军队包括坦克队和炮队。事实上，由前法西斯军官和将领指挥的正规的西德陆军已经恢复，并且正在柏林西区德国西部活动着和扩充着。
这些事实无可争辩地证明了美、英、法三国政府彻头彻尾地破坏了它们关于成立统一、民主、爱好和平的德国的义务，正如八国外长在布拉格对纽约三国会议将德国西部重新军国主义化的决定所发表的声明中所指出的那样。
美国和英国的外交政策就是这样，企图利用欧洲的德国西部军队和远东的日本军队来实现侵略目的。
为了要强行它们的意志，为了要——像他们所幻想的那样——实现这种政策，它们竭力要穷凶极恶地武装起来。若干年来，它们把希望寄托在原子弹上，但是失败了。现在，它们又把希望寄托在氢弹上，但是我们可以说：先生们！这也是要失败的。
美英企图将联合国拖入军事冒险
它们的政策与和平任务全不相同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组织必须做些什么呢？美国和英国代表企图将联合国拖上去的一条路就是将联合国会员国拖入军事冒险的道路，我们知道，他们有时办到了这一点，例如在朝鲜，在朝鲜事件上，这是一条致联合国组织于死命的道路，这违反了联合国原则和联合国宪章。还有另一条道路，既不伪善也不捏造，而是真心诚意和老老实实地抛弃以军队来恫吓伙伴的好战的计划、威胁和企图；并且要在平等权利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对未解决的问题获致协议。这是一条是在相互都可以接受的原则和条件上达成国际协议的道路。
人们应该认识到：在各式各样的国际组织的讲台上空谈和平，同时又在幕后，在陆军部和参谋总部里疯狂地准备进攻那些他们声言要与之谈判的国家的计划，这样和平是不可能巩固的。
我们对于争取和平与加强国际和平合作的道路上的困难并没有闭上眼睛不看。我们知道：这些困难的基本原因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那种重要的情况——某些国家的外交政策方向（而主要就是美国，它领导着某些国家组成的反动集团），它们的政策与和平的任务是毫无相同之处的。
大家知道，我们视之为和平的重要工具的联合国能够在争取和平的事业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如果联合国强大得足以抵御与和平及和平政策的趋向不能并容的倾向，如果联合国有力量反对各种各样的冒险计划，它的积极的反对能确使这些计划归于失败，那么联合国就能起这种作用。但是为了要它能发挥这种作用，联合国就必须坚定地站稳脚跟，必须具有足够的权威和影响。然而，削弱这个组织、破坏它所赖以建立的基础却不能使这个组织产生力量；使它无力按照为它订定的法律而行动，也不能使这个组织产生力量，因为这种法律是应作为它行动的指针的，它不能不遵照这些法律而行动。
那末，我们对于那种现在一贯在进行着的，已经不止是一个月，也许不止一年的对于联合国本身的政策还有什么话好说呢？这种政策的目的就是要违犯宪章，违犯宪章的原则，破坏宪章，以错误的、非法的、不公正的决定来破坏联合国的机构，破坏像安全理事会这样责任最大最为重要的机构。作出这些决定的目的好像就是专为一次又一次地表明完全蔑视国际义务似的。
这种粗暴地违犯宪章的行动在这里已经成了家常便饭了。在安全理事会辩论美国侵略朝鲜，辩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和最近在政治委员会辩论所谓保障和平的联合行动案时（其中的丙段和丁段万分粗暴地违犯了宪章，而且与加强联合国的努力不能并容。）都发生过这种事情。如果不加强联合国，那末空说加强和平是没有益处的，因为维护和平是靠着有组织的努力的，而有组织的努力则是某些组织所作出来的；如果这些组织被削弱到等于零的地步，它们所作的任务努力就不会产生任何积极的结果。
人们应该牢记，对联合国所施的每一打击，就是对和平事业的严重打击，因为联合国的巩固性和力量在加强和平、加强国际合作的斗争中是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
苏联提出裁军与禁用原子武器案
反对者以“信任”“保证”为阻挠借口
让我来紧接着谈谈我们的提案吧。
在联大这次会议之初，进行一般辩论时，在苏联代表团宣布了它的提案以后，某些代表团就出而反对苏联代表团所提出的“制止新战争威胁、巩固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宣言”。
这些代表团以他们平时敌视苏联的精神来对待我们关于宣言的提案。这一次，也和以前历届大会的情形一样，他们企图不讨论我们的问题而代之以另外的问题。可以预料，他们也可能在这里作那种打算。他们将企图以所谓“信任”与所谓“保证”的问题来代替我们的问题。
据说：我们所作的裁减军备三分之一、宣布使用原子弹为犯罪、并且宣布第一个使用这种炸弹的政府为战犯的建议是死的、无效力的，而且，要使它们有效，就需要有保证，为了有效，就需要保证信任这些建议将来真正能够实行。
这就是说：整个问题被化为说明信任的程度，信任的形式，一句话，就是以信任的问题代替禁止的问题，代替禁止原子弹的问题。然而忘记了：为了要信任，实际的行为是必要的，必要有能够作为这种信任的基础的某些具体措施。保证信任——这是作为接受苏联提案的先决条件而提出的要求。
我必须说，这是一个久经试验的方法，想以适当的借口来规避讨论我们建议加以讨论并作出决定的那些问题；这种方法已有至少二十五年以上的悠久历史了。这种方法已为国际舞台上许多饱有经验的剑客们使用过很多次，如像张伯伦、汉德逊、庞古、克雷孟梭、白里安这样一些以一个问题代替另一问题的巧妙的大师们。
三十年以前在国际联盟集团中提出的问题——即这种信任的问题——所以从未得到解决，并不是偶然的。可是，提出这样的问题，从而就阻止了对国际合作、解除军备、普遍或局部裁减军备、缔结互不侵犯公约，以及各种旨在消除战争威胁，保证国际安全的其他措施等重要问题作出决定。
我必须追述，苏联至少在二十五年以前就碰到过对制订集体安全措施而提出的保留条件，与“先决条件”，和现在对讨论我们的宣言草案所提出的一模一样。
大量缩减军备是建立安全的保证
完成管制原子弹任务可激发信任
当我们首次提出关于裁减军备、解除军备的建议时，那时，各位都知道，在欧洲事务中起领导作用的英、法代表们，和支持他们的美国代表们利用“首先是安全，然后才是裁军”的公式企图来阻挠这些建议。现在，稍微有一点改变了，他们说，“首先是信任，然后才是裁减军备，再后才是禁止原子武器”。话虽然改了，意思却是一样的。
贝文先生在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上恰恰就这一“首先是安全，然后才是裁军”的公式发言时说，英国政府至今一直沿着它自从三十年代起便走着的道路前进，他说，那个时候的外交大臣就是他的前任汉德逊，按贝文先生说来，汉德逊在那时是积极为裁军而努力的。
这句话就历史上说是不正确的，因为汉德逊的立场是充分支持庞古的。发明这个“首先需要建立安全的保证，其次才谈裁军”的公式的便是汉德逊。如所周知，英国代表团在那时曾尽一切可能来使苏联政府提出的裁军建议失败。但是贝文对于一种情势却一字不提，这一点我倒愿提醒他——当时汉德逊虽然反对裁军——在他看来应该首先建立安全的保证，但甚至他也不能不承认——而且他曾这样说——大量缩减军备本身便会大大地促进安全，因之便加强了信任，而且这样，它就可能是这种信任的保证。
不幸的，贝文先生在这一方面却并没有追随他的前任——他这样称呼汉德逊先生，而仍然忠实于庞古的公式。但是这是他的事情。
我的事情是要说明，虽然自那时起已经过了很长的时间了，但是英国对这一问题的态度仍然没有改变。
贝文谈到苏联关于禁止原子武器问题的提案时，仍然保持我已说过的态度，他咬文嚼字地说，假若我们首先讨论原子武器的问题，那末我们两边争论的题目便极其简单了。贝文先生并称，像我在巴黎联合国大会会议上所说的，全部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信任问题。
这样，贝文先生就使我们记起了一九四八年他在巴黎会议上的发言。但他当时所说的许多话，归结起来，其含意只是笼统的一句话：“唯有安全感和信任足以导致裁军。”显然这句话是仓促提出的，因为仅有安全感是不能导致裁军的。如果我们回忆到贝文先生的前任汉德逊先生所说：反而是裁军可导致安全感的话，这一点就更明白了。汉德逊先生所说的比较更为正确。我认为他所说的才真正是正确的。
但仍然可以试问贝文先生和与贝文先生抱同样想法的人们：究竟是什么东西阻止了这种安全感和信任使它们不能产生呢？如果贝文说：那很简单，所必要的就是要有信任感，那末我就要问究竟是什么妨碍了这种信任感呢？并且——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怎样才能使这种感觉终于能够如所需要的那样强烈，至少是强烈得使英国政府主张裁军并禁止原子弹呢？
关于这一点，贝文先生——显然是对我国代表团讲话——宣称：门窗都不要关，帘子也不要放下，否则就不可能穿过门窗直看到里面，他说：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可能建立激发信任的坚固基础。”把他这种比喻用到实际问题上——这当然是我们所最感兴趣的，我认为这比任何别的事情都更使我们感到兴趣——，那末，就可以说：“敞开门窗，揭起帘子，使人能穿过门窗看到里面”这句话运用在禁止原子弹问题时，那就是说：组成一个国际管制机构，这个机构能够看见，听见，感觉到，接触到关于实现禁止原子弹方面所进行的工作——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在这里一致宣布禁止原子弹。我但愿有这样一天！
这就是说：问题是关系于一个国际管制机构的组织，它的权利，和它的管制权力。如果这一项任务完成了，那末显然就可以，照贝文所说的，谈到激发信任的坚固基础了，而信任也就将激发起来。
三年前苏联曾经提出明确的提案
对原子能采取管制和监督的措施
好，我们暂且接受关于这个问题的这种提法。那末在这一方面的事情，真相是怎样的呢？就是说在组织一种管制，以便可以说：“门是打开的，窗户也是打开的，帘子已经卷起，那末观察、感觉、思考，而且满怀信任吧！”——这方面事情的真相是怎样的呢？
这里提一提这个问题的历史——至少简单说几句——是必要的，我必须提一提。
早在三年以前——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一日，苏联曾向原子能委员会提出一个文件，明白地说必须采取管制和监督的措施，并且明确地说出了究竟是怎样的措施，该文件又指出：执行原子能委员会所决定进行的任何监督行动是可能的。根据我们的提案，在监督原子能企业方面，这个国际管制机构应当采取下列行动：
（一）调查获取原子原料和原子能的企业的工作，并审查这些企业的档案。这将是国际监督的第一项权利，国际监督将在国际管制机构的指导下进行，当然和订立这个公约的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没有关系。
（二）调查现有的原子原料、物资和半制品的存储。
（三）在为管制原子物资和原子能的使用所必需的范围内调查生产活动。
（四）监督管制公约所明令规定的企业技术运用规则的执行情形，并拟订为这些企业所必需遵守的技术管制规则。
（五）收集和编制原子原料的采购、原子物资和原子能的生产等等的记录。
所有这一切已在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一日的文件中写得明明白白。不仅如此，这个文件提出并且答复了一个问题：如果这个公约被违犯时怎么办，怎样对付这种违反公约的行为？苏联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如果发生怀疑，认为禁用原子武器的公约被违反的话，在国际管制机构的指导下活动的监督机构可以进行特别调查。如果产生这样一种怀疑，认为在某一地点、某一国家，有违反原子能生产公约情事发生，那末这个委员会有充分权利来进行特别调查。此外，正如后来在答复英国代表贾德干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一日的特别询问时所解释的那样，这里所说的是：这种调查将由国际管制机构根据原子能委员会的意见来进行，这个委员会的决定不用一致通过，而是根据多数票、根据简单多数、不是根据一致原则。
因此，国际管制机关，如果因怀疑而认为有必要的话，有充分权力来进行任何调查；这种怀疑可能是根据管制机关所收到的报告而产生的，也可能是这个国际管制机关自己产生的。这在我们的文件中也明白地讲到了。
如遇对违反公约的事情有许多的怀疑时，这个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一日的文件有一条具体的规定：监督机构可以“就防止和终止违反关于禁止原子武器及管制原子能公约的措施，向安全理事会提出建议”。
批评我们的人要求有一切机会来监督原子企业中的情况。但是，我刚刚在这里宣读过的文件证明：早在三年以前就提交原子能委员会的建议，清楚地说明了国际管制机构有权派遣监督员到有这种怀疑的地方，根据国际管制机构的决定进行慎重而彻底的调查。
除了这些之外，我还要说：这些文件指出，国际管制机构有权利作下述的事情：
一、进入任何提炼，制造或储藏原子原料和物资、以及制造原子能的企业。
二、在管制原子物资和原子能的使用所必须的范围内，了解各原子能企业的生产活动。
三、衡量、调查并对原子原料、原子物资和半制成品作各种分析。
四、向任何国家的政府索取关于原子能企业活动的各种情报和报告，并加以审核。
我所复述的这一切都已确切地、清楚地、明确地、而不是模棱两可地、不是暖昧不明地写在我国政府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一日提出的文件内，写在原子能委员会苏联代表在同年九月五日所发出的一封公函内，那封公函是答复当时的原子能委员会常任代表贾德干先生在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一日所提出的问题，或者说询问的。事实是，贝文所要求于我们的——给以监督的余地——是已经有了的：门是开着的，窗户也是开着的，帘子已经卷起，任何人要想从窗户、大门与已经卷起的帘子往里看时，所需要的只是要除去遮住他们自己眼睛的东西而已，而他们自己又有一种起码的端庄的感觉就可以了——我不说信任，我只说端庄。
艾奇逊巴鲁区的原子能管制计划
反对实施任何生产原子弹的限制
总之，所有这些事实，还有其他的一切，所有关于缺乏信任的反对、暗示与宣布等，以及还有一些有待证明的东西，我想凡是任何没有偏见，而具有理性的人，都只能把它们当作空话，说这种空话的人就是企图利用这些空话来掩蔽自己其实不愿意为了组织对原子能的真正国际管制而缔结任何协定，而他们之所以不愿意这样做，又并不是由于他们想要加强和平与合作的缘故。尽管我们已指出了各种事实，关于信任与不信任的同样的一些演说仍在继续发表，关于苏联所提的管制计划仍然在发表同样的批评，那种完全缺乏根据的批评。然而，苏联的国际管制的计划——其中心特点是监督——已充分满足了这一任务。甚至就连英国下院议员布拉克博恩先生这种怙恶不悛的苏联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他在一九五○年三月在下院就这个问题发表演说时就亲自说过：“你们要知道，各位先生，我布拉克博恩，是下议院中一位激烈反苏的议员。”并且，这位按他自己说来是“激烈”反苏的下议院议员在英国议会中说，苏联（我是在引用公布过的谈话，我这里有英文的原文）“在原子能方面所给予的合作远较大多数人所显然想像到的要多得多”。不管他的政治观点如何，布拉克博恩谈到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一日苏联的提案时他倒很老实和勇敢，他说：苏联的提案也包括他所说的不预先通知即行检查的规定。换句话说，布拉克博恩的意思是说：如果任何一个国家遵照苏联提案提供充分理由，国际监督员就有可能不预先特别通知可疑的国家即行前去视察工厂。
我们这项计划既获得布拉克博恩肯定的评价——布拉克博恩是我们的政敌，但显然又是一个懂得原子战争或氢战争会造成怎样灾难的人，懂得这对于全人类（不拘其政治观点，不拘其政治的或宗教的信仰，不论存在于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内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制度）会有怎样影响的一个人，那末，反对我们的计划的是什么东西呢？布拉克博恩先生懂得使用原子弹对于人类的命运所将造成的后果，特别是在这种武器不仅是在一方的手里有，而在敌方的手里也有这种武器的时候。
那末，反对我们这项计划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又是那个臭名昭彰的艾奇逊、巴鲁区、李连塞尔计划，那个计划的实际目的已由英国著名物理学教授贝尔纳给说明了，贝尔纳教授在英国某杂志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这样说：美英两国之所以坚持这项计划，不过是要拿这项计划当作防止实施任何对生产原子弹的限制的一种工具罢了。
我们在前次会议中不是已经引述过像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公函一类的文件吗？这种文件说明艾奇逊，巴鲁区，李连塞尔三人所草拟的所谓国际管制计划根本就不会使原子武器的生产停止的。
至于说美国计划中所规定的必须根据所谓分阶段（即分期）制度——这是你们都记得也都知道的——来建立的管制，这种管制，正像那位贝尔纳教授所说的那样，不能不阻碍实行那些要把原子能应用于和平目的上的计划，特别是对于那些需要使用原子能来达到它们的经济与工业和平建设之目标的国家——例如苏联——。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记住：美国是完全不打算把原子能用在和平目的上的，因为它拥有其他的能源——如煤炭、石油和木材，这些能源，凭着美国现在所有的供给燃料的办法，足够供给它所有的工业企业，足够使它获得巨额的利润。但是，如果站在新的基础上加以改组，使原子能应用到和平目的上去，这就需要大量新的投资，结果当然要减少收入和利润；这是和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组织起来的企业的利益不相符合的。
当然，关于这个问题，我要留待将来联合国大会开始讨论原子问题时，再作更详细的审议。现在我认为我只需要重提一下我曾经在这里向委员会报告过的事情以使各国在这个重要问题上所持的立场明确化，并且重提一下，当我们在我们的宣言中专列一段叙述我们对于销毁原子武器的愿望、或至少是宣布我们具有禁止使用原子武器并将首先使用这种武器的政府定为战争罪犯的普遍的决心和意志时，我们内心确实有什么想法。
美英统治集团充满了好战的阴谋
以各种理由反对苏联的裁军建议
至于我们关于裁减军备与军队三分之一的提案，我们在本届大会的一般辩论中与在以前历届大会上，已经听到了对这些提案的反对意见，但苏联代表团认为这些反对意见并不严重。
据说——最重要的反对意见之一是这种裁减会故意地使各个具有不同战争潜力的国家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并且据说：在开始裁军三分之一以前，至少需要或多或少地使军队平等，这样，就军队来说，就不会对一方面有利，而说到这一方面，当然立刻受到注意的就是苏联。
又据说，在目前条件下，这种裁减军备将只对具有较少战争潜力的国家有效，而对拥有大量战争潜力的国家便没有作用了。
贝文先生曾企图讽刺这一点，他说，假若接受了这一提案，那末就会好像是高谈和平呼吁、和平运动，实际上却在树立某种宣传屏障以便在发动进攻之前削弱牺牲者。
假如我们分析一下贝文先生的这些议论，那末会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是：苏联建议裁减三分之一的军备，即是力图削弱它将来进攻的牺牲者。可是鉴于我在这里所谈到的整个政策，你们有什么可以根据作这种推想呢？对于这一政策你们除了捏造所谓某种苏维埃“殖民主义”，某种“赤色帝国主义”等等之外，实在是无法反对的。而且这是发生在这样一个时候：就是说在其他国家驻有大批军队并正对各国——马来亚，越南和朝鲜——人民进行战争的是你们而不是我们，对于中国，你们正准备在那里滋事，想在建立联合国托管的伪装下攫夺中国的台湾——你们要至少割去中国人民不可转让的领土的一部分。
这就是拿来冒充和平政策证据的东西。但是真正进行和平建设的却正是我们的国家，在那里，没有丝毫好战气氛或战争准备的迹象。亲爱的批评家们，至少你们应该读一下纽约时报记者沙利斯柏雷的莫斯科通讯，他谈到了莫斯科及苏联民用建设如火如荼的情况，在苏联，正在建筑着庞大的水电站，它的发电量超过世界最强大的水电站！但是在美国呢，整个统治集团的生活中都弥漫着好战的气氛，充满了好战的阴谋，而且，实际上已陷入战争狂之中。
即使在这一点论据上，贝文也没有表现什么独创性——或者说：真知灼见。他仅仅在他的第二点论据上表现了某种独创性。你们也许记得，贝文在大会上说过：在裁减武装部队以前，必须将第五纵队从英国，以及他所谓西方其他“自由”国家驱逐出去。由他的话看来，仿佛英国的陆军不能够裁减，因为它是用来作国内的用途，不是来保卫边疆的。
因此，我觉得，就是贝文提出的这唯一具有独创性的论据也和我们的问题无关。我们建议以五强实行缩减军备及武装部队作为第一个步骤，此后就可以而且应该在同一方向实行其他的步骤。
我必须顺便说一句：我们对于我们的宣言——当时曾作为本委员会的文件散发——有一点修正。这就是：裁减军备三分之一，不是如原文所说的在一九五○年，而是一九五○——一九五一年。
因此，我们认为一切关于战争潜力的话都是没有道理的，而且是虚伪的，如果我们也考虑问题的本质，那就更加是如此了。关于这五个——至少——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战争潜力的情况究竟怎样呢？我请你们注意著名的军事问题专家鲍尔温最近在纽约时报星期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作者列出一个美国武装部队的清单，清楚地显示了美国的战争潜力。这篇论文表明：北大西洋公约的领袖绝不低估该集团中各成员国的战争潜力的水平，更不用说，它们对这一集团的武装部队寄予巨大而绝无根据的希望，迄今为止，它们一直在强调这一集团的优势，特别是在原子武器方面的优势。
但是，无论如何，事实是：虽然由前述论文中所列举的材料看来，这些国家中有一些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战争潜力水平，但是这一集团的国家还正在进行疯狂的扩军运动，而且拨出巨额款项供军备之需。
美国统治集团为战争狂迷了心窍
垄断企业在军事定货上搜括巨利
仅就美国而论，在一九四九——一九五○年就拨出了一百三十多亿美元作为战争用途，而在战前的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却只有十亿多美元，因此，这次拨款超过了前一次十二倍。在一九五○——一九五一财政年度，美国计划支出约五百亿美元，比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的支出几乎多五十倍。同时，美国还计划将它的陆海空军人数从一百五十万增加到三百万。这是美国总统杜鲁门在九月一日说出来的，当时他曾警告说：如果需要的话，军队人数还将进一步增加。
大家知道，目前美国在国外维持着数十万脱离家庭和平生产与并从事各种各样战争冒险的官兵。大家知道，美国有数百个空军基地遍布世界各地。大家知道，美国已在加紧进行战略原料、资源与物资的动员并疯狂地进行重整军备运动。
美国若干有势力的领袖，像美国副总统巴克莱所做的一样，公开宣称，美利坚合众国必须在全世界各地保有武装部队，并且说，美国“在冷战结束以前，可能不得不再占领若干国家。”
这种战争狂热病对于美国垄断企业是甚为有利的，它们在军事定货上搜刮到巨额利润。现有材料证明，美国最大的四百五十家垄断庚秉纳本年第二季的利润总数较去年第二季高出了百分之四十三。
至于美国统治集团对于解决原子问题的态度，艾奇逊先生在其开幕演说中已经谈及，在这问题上垄断企业的利益也支配着一切，把它们的努力导向扩展原子工业并且时时觅取新的拨款以制造原子武器，发明氢弹。为了使这个战争工业部门变成拥有数十亿元资本的部门，并且如一份美国杂志所表示的选样，使之成为美国最大的新兴工业，使这个部门成为真正庞大的“企业”，种种办法都用尽了。即使是现在，原子武器生产的投资几乎已达五十亿元，而为氢弹工作的每年支出已超过十亿元，这并不是偶然的。
所有这一切都与原子托辣斯、供应军事装备与原子工业的物资的商人之发财致富有关，并且可以从下面这个事实中得到解释，就是说美国的统治集团现在可以说是已为战争狂迷了心窍，处在完全的战争昏迷与战争狂的状态之中。同时那些在军事目的上花费比往年为少的各国却被指责为图谋反对和平，而另一方面军费达数十亿元，超过了战前年代五十倍以上的那些国家却好像是一心一意要加强和平的。没有人会同意这种奇怪的逻辑！
在美国，没有人对于利用原子能于和平目的是有兴趣的。
贝尔纳教授在其令人颇感兴味的论文《原子——为战争呢？为和平呢？》中指出，除了这是极为勉强地留出来供医药上和生物学上某种目的之用的几公分追踪剂之外，美国实际上简直没有原子能用于和平这回事。
美国的计划之所以把重点放在所谓对战争需要的国际管制上面，乃是为了迎合美国外交政策中主要倾向。这个重点也说明了为什么巴鲁区——李连塞尔计划并没有考虑个别国家经济上的特殊性和经济发展上的困难。这是区分美国与苏联对原子问题的分歧立场的根源之一。
把原子企业的所有权转移给所谓国际管制机构这个建议是主要障碍之一，使人不能在对禁止原子能用于战争目的国际管制上获致协议。尽管艾奇逊——巴鲁区——李连塞尔计划（这是美国所谓国际管制计划的基础）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可是美国和英国显然都不想加以修正。艾奇逊先生在大会上说美国将继续小心地研究所有的建议，他这话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因为艾奇逊有一个保留。他说这里所指的是那些按他说来将同样有效或者更加有效地促成这个目标的建议。换句话说，艾奇逊——巴鲁区——李连塞尔计划被认为是解决原子能使用问题的最有效的方法。
苏联建议通过禁用原子武器宣言
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良心的呼声
苏联政府已经一再努力，将来它也准备同样地努力；作出一切必要的努力，以求解决这项原子问题、实现禁用原子武器，并对这种禁令的实施建立真正有效的国际管制，俾使不致有违犯或逃避这个禁令的情事发生。
苏联代表团建议通过一篇关于原子武器的宣言，作为走向这个目标的第一步骤。宣言称：“鉴于原子武器用作侵略和大量毁灭人类的武器乃是违反良心和民族荣誉，且与联合国组织成员的资格相矛盾的，大会兹宣布无条件禁止原子武器，并建立严格的国际管制以保证这项禁令得以严格地无条件地实行。”
我强调：这个宣言宣布了、表达了意志和决心，实际上这种宣言将有道义上的意义。
同时，大会宣布——我还要强调“宣布”这个字——“首先对任何国家使用原子武器或大量毁灭人类的任何其他武器的政府，就是犯违反人道罪，并被视为战争罪犯”。
全世界各国人民都这样要求。已有五万万人民签名提出这种要求，而且尽管在有些国家里，和平战士遭到恐怖与恫吓，和平斗士的队伍仍与日俱增。在这一队伍中，有许多举世闻名的人物：著名的科学家、作家、艺术工作者，许多国家的议会与立法议会的议员、著名社会名流与政治领袖，成千成万各种宗教信仰的牧师、农民、工人、知识分子。
社会上的一切阶级，一切阶层的人民中每天都继续涌现出无私的和平战士、争取和平的斗士。
我们不能不注意到美国一位科学家——原子学家的话。他说：“未来不属于制造原子弹与氢弹比其他国家为多的国家。未来属于首先为了其人民的和平进步而利用原子能的国家。”这位教授说：“我相信苏联人民已经在这样作。如果美国不试图达到同一地步，我们国家在世界上的政治威望将化为乌有。”
我也不能不提到法国知识界向联合国抗议使用原子弹的信件（这一信件显然没有及时分发，至少未按照文件分发；我愿请贵主席注意把这封信分发给我们这个委员会的各国代表团）。在这封信上签名的人中间我们见到了杰出的法国科学家们，诺贝尔奖金的获奖人约里奥——居里、法国科学院院士摩根，索邦纳大学的名教授们及许多其他法国知识界极著名的代表人物。
所以我说，我们提出的宣布原子弹为禁用武器，并宣布首先使用这一武器的政府为战争罪犯的建议，乃是已经在斯德哥尔摩宣言上签上了五万万个名字的世界各国人民的良心的呼声。有些人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想到这一宣言就觉得如此不愉快，但这一宣言存在着，而且已经用永不能磨灭的字迹把斯德哥尔摩的名字记载到世界历史中。
这一建议对于消除战争威胁与加强和平的事业，具有非常的意义。
苏联政府重申它争取无条件禁止原子武器的坚定决心。苏联政府一向坚持、现在仍坚持这个要求：苏联政府一向坚持、现在仍坚持实施足以保证防止把原子能用于战争目的的严格有效的国际管制。我们现在坚持、我们过去一直坚持而且将来还是要坚持这种主张，因为我们深信，支持这种建议的人数将会一天天增加，因为和平拥护者的行列正在壮大并将继续壮大，因为全世界人民都渴望和平，厌恶战争。
美国利用新战争宣传来毒害人民
苏联坚决主张应该制止这种宣传
和平的敌人正广泛地利用报纸、广播与电影来宣传新战争，有系统地用这种宣传毒害着广大人民的思想。凡是真正要和平的人都不能容忍这种可耻的现象。我们不能考虑借口所谓不容许限制言论与新闻自由来反对禁止新战争宣传。所有这些借口我们必须坚决驳斥，因为它们是毫无根据的。然而，直到今天为止这种宣传却仍继续传播着；在某些国家里，这种宣传甚至规模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广。
举例来说吧，对于像美国海军部长马休斯这类新战争煽动者的说话，我们是不能置若罔闻的，他说：为了和平而强行促成合作起见，我们必须准备付出任何代价，即使这种代价包括宣战在内，也在所不惜。我相信，这种无耻的声明是不值一谈的。
任何人也不能对英国议员怀特那一类的谈话默不作声，他主张“一劳永逸地结束关于禁止原子弹的伪善的呓语”；还有美国已卸任的国防部长詹逊的谈话，他屡次以加紧军备竞赛，特别是加紧制造原子武器与细菌武器的鼓动者的面孔出现；任何人也不能对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将军的话置之不理，他在他的公开演说中有系统地恣意对苏联造谣毁谤，鼓动加紧扩军与准备新战争。
我们还必须提一提麦克阿瑟致“国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的信”，那里面包含着对中国台湾及整个太平洋的公开掠夺计划，麦克阿瑟把台湾叫作“不沉的航空母舰”和潜艇基地，把太平洋叫做“广阔的壕堑”，“保护整个美洲大陆的盾牌”。
苏联政府认为，对新战争的肆无忌惮的宣传，对攻击其他国家及夺取它们领土的无耻的挑拨，侵犯它们的领土主权及政治独立，是与联合国的原则、目的和任务不能并容的，它认为大会的职责是利用它的影响来制止这种宣传。如果考虑到战争宣传已为大会的一项决议所谴责的话，那这就更其是大会的职责了。这项决议建议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政府采取措施鼓励爱好和平的宣传，以加强及发展各族人民间的友好关系。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杜勒斯一九五○年五月十六日在纽约国际大厦所发表的声明。杜勒斯那时说道：我们已不再需要仅仅从事于高谈阔论的国际委员会了，这种委员会成了在采取行动的道路上的新障碍。这是直接暗指联合国，因为从他的声明里直接可以看到是联合国妨碍了杜勒斯及其同谋者朝着我已经讲过的方向——实现美国侵略外交政策的方向采取行动。杜勒斯说，“在军事方面，我们需要最高盟国统帅部”。这就是这位“爱好和平的”人的愿望，有人还把他叫作是“最温柔的基督徒”。
我们在前几届大会上，已举出一些新战争的挑拨者的名字，例如现在仍不罢休的邱吉尔；又如范西塔德，他已仍在努力继续进行他的宣传新战争的恶毒的工作，他正在借各种可怕的事情来施行威胁和恫吓，据他说，这些可怕的事情正在铁幕后面准备着，其实铁幕并不存在，正好像这些可怕的事情并不存在一样。
苏联提案符合整个人类切身利益
对所有侵略阴谋予以决定性打击
我们的宣言草案是出于巩固和平的必要，该草案也注意到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的特殊责任、安全理事会的主要责任和我们这个组织里的所有会员国的责任，因为这些责任是彼此分不开的。
我们的宣言建议大会向上述五大国呼吁，希望它们联合作和平努力，并在它们之间缔结巩固和平的公约。
我们在去年也曾说过这话，并且我们现在也说这话，因为整个人类的切身利益需要这样做。
主席先生，诸位代表，现在无需强调该提案的特别重要性。这个提案的通过将会予所有侵略阴谋以决定性的打击，予新战争的制造者的一切计划以决定性的打击，并将会对巩固和平与世界安全有极大的贡献。
苏联代表团提请所有其他代表团注意的正是这一点。
（文内插题是本报编者所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