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电力工业的成本分析与电价制度
谢佩和
一、电力工业成本的分析
电力工业的生产也和其他工业的生产相同——需要有一定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再加上人的劳动力才可生产。但它却具有两个特点：（一）电力工业的产品“电”是不能储存的，必须随产随用。所谓蓄电池因成本高、容量小，故适用的范围有限，也不足以影响这个特点的存在。（二）电业线路设备遍布广阔的地区，机器设备的利用率和各该地区的需要量有密切的关系，必须适当地互相配合，才能达到经济运用与减低成本的目的。因此，在一定地区内电力工业是独占性的公用事业。
我国电力事业绝大部分由国家经营，私营部分也依照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办理，自然不会纯粹从本身利益着眼，发生独占的情形。但于照顾其他工业和一般用户之中，如何保证电业自身的发展，如何维持安全供电及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的一切费用，使电力工业的固定投资得以收回，实应密切注意；而其主要关键，在严格依照企业化的原则，精确计算成本，附加合理的利润，以订出适当的电价。
电业成本包括下列三种：
（一）消耗成本：即在生产过程中必须支出的费用。此种费用与用户用电度数的多寡成正比例，而与用户用电设备容量的大小无关。换言之，即用户多用一度电，电业机构即多支出一度电的成本（可以燃料费用为代表）。
（二）用户成本：即按用户的多少而增减的费用。此种成本与用户用电度数和需电容量都没有关系，即使用户一度电未用，电业机构仍需照支（可以营业费用为代表，如抄表及收费工作等）。
（三）需要成本：这是为准备随时供给用户所需的容量而支出的费用。在总成本中所占的比率很大，可以发、送、变电等设备的折旧利息作为代表。此种费用和用户成本相似，即使用户全未用电，而电业机构对所需设备的投资和维持费用仍需照支。
由于上述三种成本的分析，说明了：由同一发电机所发出的电力对于电灯的售电成本和电力的售电成本是不同的，而电力与电力之间的成本亦因用电时间的长短和用电的多寡而有不同。
二、如何订定合理的电价制度？
研究电价制度时，必须考虑到下列三个原则：
（一）由于各用户间用电的时间和用电量的不同，所需的成本亦各异。在上述三种成本中，用户成本和需要成本在用户用电容量不变的条件下是固定的。所以用电时间愈长，平均每度电的总成本愈少。例如：一般的电灯用户每天用电仅数小时，而电力用户用电的时间较长，因此，电灯用户每度电的总成本应较电力用户为高。
电业成本的高低，除由于电力工业本身的机器设备、运行技术标准、管理制度以及职工的觉悟和工作的努力程度而决定外，在用户方面也有两种因素足以影响电业的成本。
甲、容量上的因素：用户需电愈多，则电业的设备容量愈大，平均每马力（或每千瓦）的设备费及每度电所耗的燃料、材料和人力亦愈少，因而电业成本愈低。故容量大的用户用电与否往往可影响整个电业的成本。
乙、时间上的因素：电业的负荷时时刻刻在变动，通常有一定的规律。以每天而论，在电灯用户多的地区晚间的负荷最高，午夜至次日黄昏前最低；在工厂用户多的地区则可能在上午的负荷最高。以每周而论，约以星期日的负荷为最低。以季节而论，则以夏秋季的负荷较低。但电厂的机器设备必须要足够应付最高的负荷。所以用户如果在负荷低、电量有余的时候用电，则电业机构所供应的这一部分的电，因仅略增加有限的消耗成本，电业的总成本可赖以降低。
（二）目前我国电力工业的设备容量还不大，而正在大力恢复发展中的各地工业需电颇殷。所以必须配合国家整个的建设方针，结合各地区的实际情况有重点地供应。如重工业、国防工业以及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业，应鼓励其多用电，并尽先供应其电力的需要。对非民生所必需和其他奢侈品工业，可将电价酌予提高或竟不予使用。至于住宅和商店的照明用电，在目前还不能鼓励多用。故在订定电价时必须与重点供电的原则结合起来。
（三）目前我国不但电业设备的总容量不大，而且还没有做到充分地利用现有设备。据中央燃料工业部的统计：华北区一九四九年的平均利用率根据发电容量计算，每千瓦全年发电仅为二千四百八十度，估计一九五○年可提高至三千零二十度。东北、华东主要国营电力工业的平均利用率还低于华北。而苏联一般的电力工业每年的平均利用率即高达六千度。仅以华北的每年平均利用率计，如提高至苏联的标准，就等于将发电容量增加了一倍。所以我国的电价的订定一定要有刺激生产和增加利用率的作用，才能使电业与其他工业密切配合，加速发展。
三、电价制度概述
现在一般的电价制度不外下列各种：
（一）定额电价制度：这就是不论消费电度多少，按其设备容量的大小按月收费。如包月灯和包月电力等。这种制度的惟一优点，就是可以节省大量的电度表。但却不免因此而浪费了电力。
（二）单纯消费电度制：即不论设备容量的大小，仅按其消耗的度数计收电费。这种制度虽然避免了电力的浪费，但需要装置大量的电度表。如用户用电过少或竟不用，则电业机构的固定消耗（用户成本和需要成本）即无从取偿。
（三）三部电价制：系根据“消耗”、“用户”和“需要”三种成本分别计算，亦即电度、用户和基本三种费用的总和（总电费）。此种制度最为合理，但因其计算方法过于复杂，或甚至因此而增加了用户成本，故采用者极少。
（四）二部电价制：即将“需要”和“用户”两种成本的和作为基本费，以“消耗成本”作为电度费，将基本费与电度费相加，合而为总电费。关于此种制度，后面将予单独说明。
（五）底度费制：即每一用户有一最少用电度数的限制（底度）。如用户用电不及底度时亦按底度收费，如超过底度时则按其实际用电度数计算。这种制度虽有照顾到“需要成本”的意义，但作用并不大。我国采用这种制度的（尤其是对电灯用户采用这种制度的）却比较普遍。
此外，还有将底度度数内的电价较其余电度的电价特别提高者。但在我国还没有采用这种制度的。
以上各种电价制度，除定额电价制外，对于基本费及电度费的计算都有直线式、阶段式和块量式的分别。在基本费方面，一般都是块量递减；在电度费方面，又分块量递增和块量递减两种。
【注：块量递增即以若干度（例如十度或二十度）电为一阶段，每阶段的电价都不同，用电愈多则电价按阶段依次增加；块量递减则反之，用电愈多，电价按照阶段依次减少。】
四、现行电价制度的情况
我国各地的电价制度极不一致，除三部电价制尚无采用者及少数地区采用了单纯消费电度制外，其余三种制度均在各地普遍采用，甚至有在同一地区同时采用两种或三种不同制度的情形。
定额电价制在我国除东北有采用包月电力者外，其他地区仅用于照明（即包月电灯）。但采用这种制度的地区同时也有装电度表按抄见度数计费的办法。
二部电价制度曾于抗战前在电力用户中普遍采用过，后来在抗战时期又改用底度制，推行至今。但用于电灯用户的极少（仅东北与烟台采用）。
底度费制除东北区外，在关内无论是电力抑或电灯用户均极普遍采用。
若干地区如旅顺、大连、北京、天津、济南、西安、兰州、武汉及广州等地，对于电灯用户电度费的计算仍沿用抗战时期的块量递增制度。青岛的大电力用户及西安、兰州等地的电力用户，电度费的计算则采用块量递减制，其目的在刺激工业生产与增加电业设备的利用率。
根据不完全的资料，苏联的电价制度是：一般电力用户其用电容量超过五十个千伏安的采用二部电价制。不满五十个千伏安的小电力用户，仅收取电度费；并按照各类用户的性质和视其与国计民生的关系而订定不同的电价。
在莫斯科地区，农业电力用户的电价和普通小电力用户相仿。公用交通事业的电价则较普通小电力用户为低。一般电灯用户更分为很多类，最低的较普通小电力用户约高百分之五十。
苏联全国的电灯电价一般地说来是一致的。它根据用户的性质分为下列各类电价依次递增，其最低与最高之比约为一比七。
（１）村镇（大多为工农兵集居的地方）。
（２）一般住房、农场、宿舍等。
（３）各种交通站（如车站码头等）、托儿所、儿童剧院及电影院等。
（４）路灯。
（５）学校、研究所、试验所、文化馆、图书馆、合作社、公营事业、公共俱乐部、公园、大会堂、博物馆、体育馆、浴室及药房等。
（６）旅馆、理发馆、照像馆、停汽车处及商用货栈等。
（７）剧院及马戏团等。
（８）公寓、餐馆、咖啡馆及跑马场等。
（９）宗教团体等。
由此可见苏联电价的订定，首先是照顾到一般人民生活的需要，其次是儿童、文化及卫生等方面。而对于非大众生活所必需的消耗或近于奢侈的用电，其电价则定得较高。这是十分合理的，也是必要的。
五、我国应采取的电价制度
根据上述各点，可以看出电力工业在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性和我国电力工业的一般情况。但究应如何来培养我国的电力工业并使其逐渐发展呢？无疑地，我们应该采取最合理的电价制度和营业方针，才能使电业设备得到最经济的使用，促使我国工业早日走上电气化的道路。
根据苏联所实行的先进的电价制度，我们认为国内各地尚未实行二部收费制的地区，可先对于五十马力（或五十千瓦）以上的大电力用户采取二部电价制。此项制度，是将用户所负担的电费分为固定费用和不固定费用两部分。固定费用也称为基本费，系指电业机构因必须为每一用户装设固定的用电设备，同时无论用户用电与否，在每月或规定的时期内，必须履行其固定的工作所支出的固定的“需要成本”和“用户成本”。不固定费用就是消耗费用，也称为电度费（或称流动电费）。基本费与电度费的和就是总电费。基本费是按照用户的设备容量（或最高用电容量）每月（或每年）每马力（或每千瓦）计算的。电度费是按照用电度数计算的。
我们建议对较大的电力用户采取二部电价制的理由如下：
（一）保证电业固定费用的收回和电业经营的企业化；也就是保证电力工业为人民服务的可靠性。
（二）可以压缩尖头负荷，提高电业设备的负荷率；也就是增加人民资材的利用率。
（三）可减少因用户用电设备超出实际需要的浪费，并可避免电业负荷力率（或称电力因数）太低的现象。
（四）电价成本的计算比较切合实际。因此，可使用户对电费的负担公平合理。
（五）在设备容量固定的情况下，用电愈多则平均每度电价愈低。因此，可以刺激工矿用电，增加生产。并可提高电业及用户设备的利用率。
目前在我国有很多地区对电力用户是采取底度费制的。如骤然改为二部电价制，当然是有困难的。因为在底度费制下，一般的底度度数是很少的，只要超过了底度，不论用户用电的多寡，每度电的平均电价都是相同的。例如：有甲乙两用户，其装置的设备容量（或最高用电容量）相同，用电也都超过了底度，但甲户因用电时间较乙户为长，用电度数较多。如果按底度费制计算，则甲乙两户每度电的平均电价是相同的。但实际上是甲户增加了一部分额外的负担，而乙户则少负担了一部分应有费用。换言之，就是甲户代乙户多负担了一部分费用。如按二部电价制计算，则甲户每度电的平均电价较乙户为低。因此，如将原采用的底度费制改为二部电价制时，倘甲乙两户用电的情况仍然不变，则甲户的电价必将减低，而乙户的电价将比原来采用底度制时增高，因而将使一部分设备利用率较低的电力用户有增加负担的困难。但为了整个的长远利益，这一困难是应当由用户与电业机构共同努力克服的。在用户方面应设法增加用电时间，减少可省却的设备容量；在电业机构方面可对这些将要增加负担的用户酌定期限，使其得以改善自己的用电条件——增加利用率，以减低负担。至于较小电力用户的电价制度，可按实际的情况斟酌决定。
目前对电灯用户所采用的定额电价制虽欠合理，但在我国还未大量制造电度表以前，一时不便骤然淘汰。但在可能条件下应力图改善。
电灯用户的用电既大部分受天然条件的限制，且用户之间的利用率相差也极有限，故无采用二部电价制的必要。至于究应采取单纯消费电度制抑或采取底度费制？可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而定。在电价低廉和用户用电较多的地区，则在这两种制度中无论采取那一种，在实质上都没有什么区别。
电热用电不外分家用和工业用两种。在我国一般的习惯是：家用电热按电灯计费，工业用电热按电力计费。在目前电力不足的情况下采用这种办法尚属合理。
关于各种电费的分级办法。根据第三节第（一）项所述的用电容量和时间两个重要因素，为了使各用户之间的负担公平合理，并增加二部电价制刺激用电的作用，对于较大电力用户的基本费和电度费都应该分级采取块量递减的办法。对容量特大或设备利用率特高或用电时间对电业特别有利的大用户，可另行订立契约，不受这种一般规定的限制。因这种用户的用电与否与用电多寡往往可以影响电业整个的成本和设备的经济运转。
在目前我国电力尚不十分普遍充裕的情况下，对电灯用户的用电可采取直线式收费制度。按各地情况的不同，如有限制使用的必要，可采取块量递增的办法。
在营业方针方面：对电力用户应根据国家整个的建设方针和人民的需要有重点地供应用电，并建立严格的用电管理制度，以提高设备的利用率，并促进工业的生产和发展。对电灯用户应根据新民主主义的政策和方针，按用户性质的不同而分别订定不同的电价。尽量照顾到人民日常的需要和有关公共交通、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对于非人民大众日常生活所必需和与国计民生无益的事业，则不妨将其电费予以提高，或竟规定不予用电，以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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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年来燃料工业生产上的重大改进
王林
（一）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初就很重视燃料工业。
新中国国营燃料工业（煤矿、电业、石油），一年来已经获得了某些成绩；已有重点地恢复了原有的规模，并在企业经营管理上作了很多重大的改进。
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成立到今年八月份止，先后分别召开了全国性的煤矿、电业、石油工业和水力发电工程等专业会议。根据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的规定，确定了煤、电、石油等工业今后的工作方针与任务。在每次专业会议中，陈郁部长都曾着重指出：“燃料工业是恢复和发展生产最重要的前驱部门，我们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其他工业的恢复与发展。因此，我们必须把燃料工业搞好，才能保证其他工业生产任务的顺利完成。”陈郁部长并号召大家学习苏联的先进技术。
一年来，根据目前国家财政力量的可能，中央人民政府在燃料工业方面，投入了相当数量的资金，并调配了相当数目的技术人员和行政干部，保证了国营煤、电、石油工业一年来生产与修建任务的顺利完成。
（二）
目前全国国营煤矿的全部可能生产矿井已恢复百分之八十。全国煤产量比一九四九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九（其中国营煤矿占百分之七十），充分供应之全国各地交通、工业、民用和出口等项需要。由于经济核算制度的实行，生产成本上比计划成本减低了很多。九月间关内各个国营煤矿的矿山煤价更普遍降低约百分之二十四，这对工业与交通的发展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在生产效率方面，东北、华北已达每工每日产煤零点五四吨，较去年提高百分之二十五。东北鹤岗煤矿的全员平均效率已达零点八四二吨。尤其重要的是不少矿区已经提高了煤的回收率，使国家资源的损失得以减少因而延长矿山的寿命。
今年五月煤矿会议根据某些矿区已取得的经验和教训，更进一步地对于改进生产方法和保安问题曾作出两项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决定，这是新中国煤矿生产中的一次大革命。现在业已改进采煤方法的矿区，其厚煤层的回收率已由百分之三十提高到百分之八十五。东北鹤岗矿务局一○五号采煤场子在六公尺厚的煤层里，已将回收率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三。原比东北、华北各矿生产效率较差的安徽准南煤矿的采煤工米汉章，更创造了五小时生产三十四吨的新纪录，已极接近苏联斯塔哈诺夫运动初期的生产纪录。
自采煤方法改进后，工作面延长，相继解决了井下通风问题，减少瓦斯积存的可能性。更由于将落后的房柱式采煤方法改为长壁式采煤方法及用矸石充填法代替高落式充填法的缘故，避免了冒顶片帮和运输等事故，使生产中的安全得到可靠的保障。
在八月至九月间中央燃料工业部、贸易部共同举行的煤炭产销会议中，根据“公私兼顾”的精神，曾讨论私营煤矿的管理和产销密切配合等问题，实行“以销定产”，以加强煤矿生产的计划性。供应京、津一带民用燃料的京西煤矿，改归中央燃料工业部煤矿管理总局直接领导，经检查布置与加强排水后，现已恢复生产。在此新组织下，估计该矿生产成本必将随华北各个国营煤矿之后逐渐降低。
一年来煤矿工业中的另一重要工作，是在东北、华北、华东各煤矿废除多少年来压在矿工头上的封建把头制度。这对于发挥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和提高生产效率是有重大意义的。
（三）
自从解放以来，全国电力工业在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和燃料工业部的领导下，由于工人群众的积极努力和管理制度的不断改进，也获得了不少的成绩。解放前，全国国营电业中存在的主要缺点是：发电设备的发电能力低、利用率低、损失大、煤耗高和不安全，各主要地区普遍存在着“电荒”现象。在今年二月举行的第一次全国电业会议中，曾对这些严重的情况加以批判，一方面打破某些技术人员的保守思想；另一方面介绍苏联专家建议的定额管理制度、定期检修制度、安全生产专责制、分场管理以及其他的进步经验。这样就使全国电业工作摆脱了几十年来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桎梏，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据中央燃料工业部统计，一年来在几乎没有增添新机器的条件下，全国国营电业的供电量已比过去一年中增加百分之十六点二，而售电量更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五十三点四，这就说明了电业职工一年来在减少损失和增加生产方面的巨大努力。全国国营电业设备的平均利用率已由上年度的百分之二十四点二提高到百分之二十八点三。由于定期检修制度的逐渐建立，和有计划的检修工作的加强，不但减少了停电事故，更使全国国营电厂设备平均的发电出力由上年度的百分之六十五提高到今年的百分之七十八点八。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和石家庄电业局的凤山发电厂且已达到了百分之百，打破了一般技术人员满足于旧生产水平的保守思想。
由于初步建立了先进的定额管理制度，使国营电业的输电线路损失率逐渐降低到百分之十六点九七，较上年度减少百分之四十八点五七。煤耗率已由去年全国平均的每度电用煤一点零三九公斤降低到今年的零点八九八公斤。在减低煤耗的运动中，成绩最好的是华北的唐山电厂。该厂自一九四九年十月至今年五月的时期中，已使煤耗减到每度电用煤零点五七七公斤，不但创造了全国同类型发电设备的最低煤耗新纪录，且已接近苏联电厂先进的煤耗标准。
综计全国国营电业最近十个月中，电力消耗和损失减少了二亿一千万度，燃煤节省达十四万吨。由于大量节约的结果，使电业生产成本降低，个别地区的电价也逐渐减低，这就使新中国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得到了极大的便利。
全国国营电业的事故亦较去年减少很多。东北丰满水电局和华北石家庄电业局凤山发电厂全体职工，更贯彻了第一次全国电业会议通过的“保证全年安全发供电”的决议，创造了八个月以上无事故的安全运转新纪录。并在职工同志们的努力下继续向“保证全年无事故”的目标迈进。由于丰满、凤山等电厂所创造的光辉榜样，更使天津、青岛等地电厂也都相继创造了新的安全供电成绩，其他各地电厂的技术水平也比过去普遍地提高了一步。
中国的水力资源非常丰富，仅次于苏联而占全世界的第二位。但目前已经开发的水力仅占可能利用的水力资源的百分之零点三九。为了配合今后工业和农业上的需要，在今年七月间召开的全国水力发电工程会议中，决定以重点勘测工作为主，逐渐恢复已有的基础，发挥现有设备的效能，并在可能的条件下修建新的小型水电厂。在今年洪水期前，供给东北工业用电的主要电源——丰满水电局，在职工高度的热情工作下，提前的完成中央燃料工业部交给他们的紧急筑堤任务，抵抗了百年以来最大一次洪水的袭击，保证了电厂和堤坝的安全。在关内，供给福建古田溪水力发电工程处营造动力用的曹洋溪水电厂，在福建省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全体职工的团结努力下，建厂的施工期间比原计划七个月提早了十天完成任务。贵州省修文水力发电工程处在刚解放时，全体职、工、警同志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坚持五天五夜的英勇战斗，抵御了匪特的进攻，保卫了人民的财产。这些事迹都在全国水力发电会议中得到大会的表扬。
（四）
在国营石油工业方面，天然石油以西北为主。中央燃料工业部在召开第一次全国石油工业会议之后，于今年六月间从上海和四川等地区抽调大批有经验的地质专家到西北去进行探勘工作。今年的石油钻探队已较去年增加两倍，钻井队也增加了二分之一。甘肃玉门矿原油的生产量在保持合理的油气比的原则下，已增加百分之二十五，并提高了各种产品的质量。
东北的人造石油工业以重点恢复原有设备为主。现在东北各厂正在着手修复中。中央燃料工业部在今年七月间并邀集北京北大、清华、燕京三大学的化学教授和炼油专家组织技术研究团，前往东北实地调查与研究如何改进炼油技术和提高品质等问题。已获得部分成绩。但中国石油产量尚未能供应需要，为谋自给，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待我们加紧进行。
（五）
为了保证产销平衡以及今后工业建设的需要，中央燃料工业部于今年七、八月间曾召开全国燃料工业计划会议，制订了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三年全国燃料工业的三年发展计划轮廓。使燃料工业开始走向科学的计划经济的道路。
总之，一年来的燃料工业，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已获得不少的成绩。但在一年来的工作过程中，对于企业的领导方面，由于检查工作不够，还存在着若干缺点。此外，由于计划的未尽周密，在修建工程中也造成了不少的浪费和损失。今后亟应针对着这些缺点，结合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彻底加以改进，才能保证全国煤矿、电力、石油工业的逐渐壮大与更进一步地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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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什么今年棉花能够丰收？
华 恕
一
今年二月二十七日，中央农业部发布了关于一九五○年农业生产方针及粮棉增产计划的指示。明确提出：一九五○年农业生产的中心是增产粮食和棉花。对于棉花，具体要求在现有水平上，增产皮棉四百七十七万担，即今年共须植棉五千万亩，产皮棉一三二八万担。
根据最近人民日报所发表的综合消息，今年皮棉约产一千四百余万担，比去年增产五百二十万担，超过战前五年（一九三三——三七）平均年产量百分之二十，达战前最高年产量的百分之八十二点八。即今年棉花实际的增产已超出中央原定计划七十多万担。其超出的具体情况，以各大行政区为单位，有如下表：（单位：万担）
区别 中央原计划产量 各区实际能完成产量
东北区 八二·五○ 一二○·○○
华北区 五○○·四○ 五一六·八一
西北区 一一八·八○ 一○四·九四
中南区 二四六·九○ 二六一·五四
西南区 —— 三八·六一
华东区 三七九·八○ 三八○·○○
共计 一，三二八·四○ 一，四二一·九○
上表数字，系九月间的统计，现在，棉收已近尾声，而这期间并未发生不可抗拒的灾害来影响棉花的收成。因此今年的棉花产量，以一千四百余万担计算大体上是正确的。
今年棉花刚要下种的时候，中华全国总工会曾发出援助上海十万失业工人的号召；怎么会失业的呢？主要理由之一，是由于纱厂缺乏原棉。本来日夜开工的，后来逐渐降低到一星期开工四日五夜，三日四夜，甚至个别纱厂，因而暂时停工。而这情形，不仅上海一地为然，在全国各地都有不同程度的类似情形。据估计，我国现有纱锭，共约五百二十万枚，但实际开工数，则仅约四百三十万枚，每枚纱锭平均全年用棉量，以日夜两班制计算约为二百五十斤，四百万枚，即需供应原棉一千万担，然而去年全部棉花产量也不过九百万担，还要除去百分之四十上下的民间土纺与胎絮等用耗，数量上更感不敷。本来我国棉纺工业的原棉多少年来都是以进口为主，全国解放后，帝国主义被驱逐出中国，我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耗费大量外汇，输进原棉，我们必须加速地增产棉花，大力地支持民族纺织工业，共同纲领曾明确地规定：要争取在短期内恢复并超过战前的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
今年中央所提出的那个全国棉花增产到一三○○万担的计划数字，在当时确是很高的目标。这是因为第一：由于去年的水灾使主要棉产区如河北、平原、苏北等地，都受了很大的损失，个别地区，当今年棉花快要下种的时候，还在动员生产救灾，比如苏北，华东区在布置今年苏北植棉三百五十万亩的任务时，还正在赶拨七千五百万斤粮食，以工代赈，积极办理导沂整沭和培修运河堤防的工程，那时大家都为完成苏北的艰巨任务而担心。
其次，在蒋匪敲骨吸髓的剥削破坏下，棉花历年减产，以近三年为例，一九四七年产量为一千一百万担，一九四八年跌至一千万担，一九四九年又跌至九百万担，即以抗战前五年（一九三三——三七）的平均年产量计，也不过一千二百万担。现在我们紧接着战争与灾荒之后，要一口气提高到一千三百万担，责任实在是够重的。
还有，棉花是一种最需要精耕细作的庄稼，耗工大，产量低，以全国棉作栽培的平均需工量来说，经营一亩棉田，从整地下种到收花（轧花加工还不在内）一般得十二个工（指全劳动力），每亩棉田，平均可摘籽花七八十斤，即皮花二十六斤左右，就拿今年最初计划的生产十三亿斤皮花来说，也得要栽满五千多万亩棉田，投下六万万多个人工，又以整个棉作栽培时间的一百八十天计算，便需要三千三四百万个年轻力壮的劳动农民，朝朝暮暮地从四月初起一直侍弄到十月底，还要风调雨顺，不闹大灾害。因此在灾荒之后，一年之内，这样有计划地提高产量超过半数以上，而最后不但胜利地完成了任务，并且还超额地完成了任务，这是中国历史上所空前未有的。
二
在新社会的合理生产关系下，棉花之能够大量增产，并不是什么奇怪的现象，以后还要继续出现并继续突破。这正如在旧社会不合理生产关系下，棉花要日益减产，乃至破产，同样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为什么在旧社会下，棉花要日益减产呢？具体地说，第一，由于洋棉（主要的是美棉）的历史性地大量入超，国内原棉市场，一直被操纵在帝国主义手里。如以一九四六年为例：那年随着美帝救济物资而一齐输入了六百九十多万担洋棉，全国纱厂特别是占全国纱锭数近四分之三的上海无锡两地纱厂的原棉供应量，几乎完全被控制在洋商手里，而无国棉插足的余地。
第二，由于官僚资本的残酷剥削，亦官亦商地进行不等价交换，逼得棉农最后只好让棉田废弃不再植棉，例如四大家族吸血管之一的“农本局”，于抗战时期，在国内有数的优良棉区陕西关中一带，强制以不及实际生产成本半数的价格，施行限价收买，垄断棉花市场，因此不到五年，陕西植棉面积便锐减了百分之六十五。
第三，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与官僚资本的层层剥削下，还要加上地主阶级的无情压榨以及国民党政府对水利建设的根本忽视甚至有意破坏，例如在苏北，在黄泛区，在洞庭湖湖滨，在鄂中棉区等地，经常是几千几万亩的棉田被淹在水里，有的幸好初夏抢着下了种，但到开花结铃时，又被洪水没掉。有的万一汛期偷过，居然摘下一些白花，可是地租苛税与高利贷剥削已使棉农喘不过气来！还说什么增产？
为什么在新社会下，棉花又能大大增产呢？
具体说来：首先是人民解放战争的基本胜利，战争勤务在绝大地区已经解除，老区的土改和变工互助，新区的减租退租都使群众生产情绪和生产能力普遍高涨起来。
其次是领导政策的正确。一九五○年棉花增产计划的拟定，最初是根据基层情况的反映，在去年十二月所召开的全国农业生产会议上，经过了缜密的研讨后，各级人民政府又召开了一系列的有关会议（如经济会议，人代会议，劳模会议，棉农会议等）依据中央的计划方针，制定了适合各地情况的实施办法，以保证贯彻任务。
第三是去年棉花收购政策的成功，去年秋收以后，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全国各棉区内大小集散市场，都由花纱布公司（当地无花纱布公司者由贸易公司代办）普遍地设立了收花站，依照人民政府规定的合理比价，直接收购原棉，因而避免了中间商人的投机剥削和以往各纱厂单独收花时，因竞购或垄断所造成的种种损失，而提高了农民响应政府号召，多种棉花的信心。
第四是今年合理比价的保证：今春棉花下种之前，中财委发布了全国棉粮比价的通告，规定每斤中级皮棉，在华北、山东换小米八斤，河南、陕西换小麦七斤，长江流域换大米六斤半（按：以后又有提高）这是为了鼓励棉农大胆植棉，而提出的安全有力的保障。而东北区，以及河北、平原等省部分地区的供销社、花纱布公司，更与棉农预先订定合同，担保棉价涨了，按涨价收花，棉价跌了，按比价收购，因之山西群众反映说：“春定合同秋收花，看我种花不种花！”
第五是各级人民政府大力防洪防汛，因而保障了棉花的丰收，这里我们再以苏北为例，今年苏北淮河下游的运河防汛工作，自八月份起，在沿河两岸，包括宝应、高邮等十多个县，动员了三十多万人，日夜守护，由于他们的努力，才使得那三百七十万亩棉田得以丰收，他如荆沙棉区、浙东棉区等都是因为防汛得力，棉区才能避免灾害的，另一方面，今年政府拨发水利建设事业费十亿余斤小米，其中百分之十九用为开渠灌溉费，也给今年增产棉粮的任务以有力的保证。
第六是由于人民政府颁布了棉花可以代缴公粮的办法，减少棉农的顾虑，因而扩展了棉田。因为在较大的棉区内，粮食作物栽培的比例很低，以往棉农为了要缴纳公粮，不得已将棉花出售，因而误工费时；或者受到中间商人不等价交换的损失，所以在各个小农经营的范围内，总还要留出一隙之地，兼顾粮食而增加许多农事上的麻烦，自棉花可代缴公粮后，这一层顾虑也被打消了。
第七是国家物资力量的大力支持，今年全国棉花增产的投资，共用米达六千余万斤，用以建设棉场，轧花场，购买农用药械及调剂棉种、肥料。此外，各地供销社，银行也都进行了准备与贷售种籽、肥料、牲畜及农具等工作。特别在种籽方面，去年冬天即考虑到部分灾区及棉田扩展较大地区的种籽不足，或需要繁殖与更换良种，因而准备得比较充分，总计全国有组织地调剂了七万八千多万斤优良棉种，解决了六、七百万亩棉田的缺种问题，而为今年的棉增工作，打下了巩固的基础。
第八，人民政府各级干部对植棉工作的充分重视，当棉花播种的时候，都把它当作压倒一切的任务，如河北省曾动员一万五千余干部，投入突击植棉运动，如中南区农林部及湖北省农林厅，曾组织七十余技术干部之植棉工作队，分赴各地指导推广，如华北山东部分专区县级干部，在下乡指导植棉之前，都加紧学习技术，甚至还举行考试检查。下乡后又利用电话汇集情况，交流经验。不少地区在当时都成立了植棉指挥部或联合办公室。而各地报纸，也都配合植棉，重点报导，大力鼓动，至于劳动模范和生产能手们，更是兴高采烈：订计划，下挑战书，上书毛主席提出保证，……形成了一种空前的以多种棉花为光荣的新风气。就拿这次全国劳模会议来说，在出席会议的农业劳模代表中，如赵启志、张福龄、佟相臣、黄燮阳、杨锡庆、程光敏、杨天才……全是以植棉技术优良，或推广植棉成功而被群众推选出来的模范棉农或干部。
第九，各地都大力开展了精耕细作和多施肥料的运动，棉花原是一种集约经营的作物；对“细作”的要求最高，据各地情况的反映，今年一般地都做到了中耕四次至七次，施肥量平均也比去年增加一半，由于群众觉悟程度的提高，在栽培技术上的研究和改进，也逐渐深入，如河北省劳模高贯斗互助组，发明了夏季浇水效率持久的方法，安国县劳模杨八子植棉技术小组，在棉虫猖獗时期，自动到闹市上去配制杀虫药剂，鼓动大家来学习，再如部分棉区的妇女，原无下田劳作的习惯，可是由于女青年团员和劳动模范的带头影响，妇女下田锄草、治虫、施肥、摘花……已形成一种群众性的行动，至于各地学校团体，特别是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在棉花播种、棉田治虫、夏季防旱和棉花收获期间，有的利用假期，有的正式放假几日，来协助棉农，无偿地争取不误农时，这更是与今年棉增工作的胜利不能分开的。
第十，也是最后必须提到的，今年入春以来，全国各地尤其是各主要棉区，都及时地普降透雨，首先造成了棉田播种的有利条件，既省劳力，又保证了出苗，更鼓励了群众积极扩大植棉的情绪。
由于以上十项以及其他尚未完全包括的理由，今年，在新中国的广大田野上，才能有五千多万亩棉田，开遍了花朵，结满了“桃子”。
三
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年产量一千四百万担的棉花，虽然我们已初步地达到了四百万纱锭的原棉自给，可是，在人民生活水平不断地提高中，这个生产数字，与今后的实际需要量，还是有着距离的。
刘少奇副主席在五一前夕的演说中，曾提到近年来东北棉布的供应问题，他说：“一九四七年在东北销售的布匹是八十万匹，一九四八年是一百二十万匹，一九四九年是三百二十万匹，一九五○年预计可能达到九百万匹”。随着农村购买力的提高，今后全国各地对棉布的需要量，虽不一定会像东北增加这样迅速，但也将大大增加，是无疑问的。
根据过去的记载，纺织一匹棉布所需的原棉是十二斤（按十二磅布计算），解放以来，由于工人阶级的努力和精简节约政策的成功，已节省到十一斤半还不到，就以十一斤半计算，则今年东北所需九百万匹布的原棉，便要一百多万担。东北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十二分之一，设以同等需要量计算，则仅指纺织用棉一项而言，全国所需即达原棉一千二百万担以上，何况其他还有胎絮用棉，医药用棉，化工用药，国防军事用棉等等，据一般估计，目前全国皮棉的总需要量，当在一千八百万担以上，当然其中还未包括用以交换工业建设物资的出口棉花在内。
要完成国棉的自给自足，更进而争取出超的可能，就从今年棉花增产的速度与成效来看，其前途是无限乐观的。这里主要的就是单位面积的增产。
今年全国棉田的每亩平均产量，还只有皮棉二十六斤，所以栽了五六千万亩，产量仍不过一千四百多万担，但只要每亩还能够增加一斤，总产量就可以提高五六十万担，这个效率是够惊人的。而这种可能又是完全存在的。
说到提高产量，办法也很多，但唯一重要的是推广良种，因为目前良种栽培的面积，还只有一千万亩，而今年我国各棉区内栽培良种的地带，如山东每亩平均产量可达皮棉四十斤，河南可达三十五斤，其他各地也至少在三十斤以上，至于个别的例子，则过去长江下游和鄂中荆沙区，有达到过一百斤至一百五十斤的纪录，华北和陕西更有过二百斤以上的成绩。
在苏联，据今年七月社会主义农业报所载：阿捷尔拜疆共和国伏罗希洛夫集体农场，一九四七年时，于五公顷耕地上，每公顷产棉一一一·二公担，折算起来，合每亩产棉一千四百八十三斤，当然这是指籽棉而言，以一比三算成皮棉，也将近五百斤了。
虽则突出的例子，不能与一般情况同日而语，但从现在每亩产量二十六斤提高到三、四十斤的可能性，根据每亩可产一、二百斤甚至五百斤的纪录来推测，我国棉花增产的前途，将是无限美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