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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所已经达到的和还没有达到的成就
胡乔木
在纪念鲁迅先生去世十四周年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我们的文艺工作的巨大的和不容怀疑的成就。我们终于从根本上廓清了鲁迅所痛恨而毕生与之作殊死战的那些反人民的、反革命的、封建主义的、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刽子手的旧“文艺”，而在全国范围内发展了人民的、革命的新文艺。在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方针下，新的为工农兵服务的作品，其中包括专为供给工农兵的大众化作品，大量地出现在出版物上，画册上，舞台上，银幕上，得到了几百万和几千万人民的欢迎。新的作家和青年文艺工作者的队伍，在斗争中生长成了强大的力量，而很多旧的文艺工作者也纷纷以新的热情加入了这个队伍。应当说，这是中国文艺历史上翻天覆地的伟大事变，这是鲁迅和他的后继者们长期奋斗的伟大胜利。忽视和降低这个胜利的重要性，是完全不正确的。
由于我们是生活在人民革命的胜利时代，我们不但在工作规模上而且在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程度上都超过了鲁迅，这是容易理解的。广阔的阵地已经占领了，需要的是在这个阵地上着手新的庄严的建设。这却是一个加倍困难的任务。声音洪亮的警钟在惊醒我们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在这里，我们马上就发现了在几个最重要的方面我们仍然落在鲁迅的后面。我们的祖国的解放战争还没有完结，而且正处在敌人的新进攻的边缘上，我们时代的光明与黑暗的世界性斗争比鲁迅生前更加紧张和显著，这使我们更加痛感鲁迅的丧失，因为在我们的文艺战线上，恰恰缺少着对于政治生活的鲁迅式的战斗性、敏锐性和严肃性。人民是多么迫切地要求着进军的号手啊！但是我们却常常写了些不关痛痒的应景文字来代替战斗的作品。我们有许多同志在文艺事业上表现不能容忍的潦草态度，他们拒绝认真的学习，而满足于用粗制滥造的生产品供给人民。……一切这些，都和我们所已经得到的胜利不相称，都和几万万人民的已经被解放了的对于文学艺术的要求不相称，都和我们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在经济战线上的严重的劳动不相称。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已经太长久地没有进行批评。为了继续前进，现在是进行这种批评的时候了！
鲁迅式的战斗精神、工作精神和学习精神——这是医治我们中间的懒懒散散、嘻嘻哈哈、无事奔忙而又敷衍了事的最好药方。更多地传布和使用这个药方吧！让我们更多地温习鲁迅，让我们有更多的老作家和新青年在政治的热情和艺术的严肃性方面赶上鲁迅吧，——这绝对不是什么苛求，这是鲁迅的后继者不可逃避的天职，而且在我们今天做起来比鲁迅多了不知多少的有利条件，因此我们不但应当这样做，也一定能够这样做，也已经有不少人这样做着。
我们已经得到了伟大的胜利，而且依靠我们的继续努力，依靠我们的自我批评和改善工作，我们定将巩固和扩大这个胜利。当我们注视着遥远的前方的时候，让我们欢呼：活着的和将要活着的一切大大小小的鲁迅们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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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思想的才能和文学的才能
——鲁迅逝世十四周年感想
雪峰
一
记不得是那一位同志在口头上这样说的：现在有些诗人的诗，满满的一大本，还不及鲁迅的一篇一两千字的杂文，无论在思想上在诗意上。
这样的话，当作对于一些不好的诗的批评是对的，当作对于鲁迅的杂文的看法也是对的。鲁迅的杂文要比我们很多诗更有思想和诗的要素。
但我想，这决不是拿鲁迅来压制人；也决不是心目中只有一个鲁迅，好像有了一个鲁迅就一切都看不上眼，一切都可以抹杀了。我想，决不是这样的意思。
这只是一种反映，说明我们某些诗既没有思想也没有诗。
可是，我们的诗，别的作品也一样，例如小说、剧本，是必须有思想，又必须有诗有艺术的。
作家和诗人是必须有政治的、思想的敏感，又必须有诗的、艺术的敏感；有政治的、思想的才能，又必须有诗的、艺术的才能的。
鲁迅是我们可以和应该学习的，因为他是政治的、思想的天才，又是诗的、文学的天才，尤其是把两种才能统一地发展的天才。
我们现在还低下和缺少的也的确是这两种统一的才能。
二
譬如我们是把鲁迅当作伟大的人民作家和文学家看的，但当作伟大作家看的鲁迅的最大和最基本的特色，就是他是一个革命思想家，一个革命启蒙主义的伟大的战士。
他的诗和文学上的一切特色，都是从这里产生的，都是建筑在这上面的，都是服务和为了完成他的思想的。所以他的文学的作品，是思想的诗，政治的诗，强有力的生活的概括的诗。
而因此，把鲁迅当作思想家来看，他的一切文学的特色所起的作用又是怎样的大。他的思想是衬托在珠宝一般的诗的智慧和语言里的。他的新颖深切的诗感和丰厚的诗的情绪，和他的反映了中国民族的智慧和文化优点的文学上的特色，就丰富了他的思想，使他的思想深厚化，并增加无限的活力和光辉。他的艺术的力量使他的思想在传播上能够“不胫而走”。
有人说，鲁迅因为是一个高强的文学家，所以反而把他的思想家掩盖了。我觉得这个说法并不恰当。因为鲁迅的文学上的高强，就由于他是一个思想家，他的文学上的高强不但来自他的思想的高强，而且也使他的思想家的势力雄伟和提高了。
又有人说，鲁迅的思想如果不采用文学的表现方法就要好得多，他的文学手腕的优长反而妨碍了他的思想的系统化、明了性和大众化。这个问题，就要复杂得多。第一，思想的表现方法原来是有科学的表现方法和文学的表现方法的分别的。科学的思想和科学的革命理论，就最好而且必须采用科学的表现方法。例如马、恩、列、斯和毛主席，他们是伟大的革命的科学思想家，并且我们还知道他们又都赋有文学的诗的伟大天才本质的，他们为了保证和发展他们思想的科学性，当然采用严密的科学的组织和表现方法。我们甚至可以看得出来，这些伟人当他们从事科学的论著而觉得文学的诗的方法足以妨碍科学性的时候，是竭力压制着他们的文学的诗的天才和气质的。这样，就典范地显示了他们的最科学的表现方法。但他们也把他们丰富深厚的诗的情绪，压缩到他们论著的根底里去；同时，在没有妨碍而反有帮助的时候也采用一些文学的表现方法，所以不但他们的语言是正确的、精练的、科学的而又文学的语言，并且随处可以碰见文学的警句、机智、幽默、讽刺和抒情，等等。我们都感到，像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等人的著作是特别深厚的，因为不但他们科学的思想是深厚，而且他们的著作也反映了他们热烈深厚的感情。他们是完全用科学表现方法的，但也不妨碍采用一些文学的表现方法，这证明这两种方法也并非怎样冲突的。
说到学习，不管我们是作家和诗人，首先就应当学习这些伟大的革命导师。譬如说学习思想，则不但思想方法是应该向这些伟人学习，就是表现方法也应该学习，因为不管作家和诗人，表现思想总必须同样表现得正确而合于科学的。而且在这些伟人的著作里，我们也能够学习文学和文学表现方法。我们首先当然应当把这些导师的著作当作革命的科学经典来读，但如果同时也当作古典文学作品来读，也能够学到文学，同时又能得到品质的修养上的好处。
但他们的思想表现方法究竟是科学的表现方法。这些伟人虽然都有伟大的文学和诗的天才，可是都统一于伟大的思想家。
鲁迅是作家，文学家。他的思想家是统一于他的文学家的。他的思想，主要的是采用文学的表现方法。文学补助科学之不足，就因为文学除反映了思想之外，还要反映和发扬人民的感情和美的感觉等等。文学以人民的思想为必要，同时又以人民的诗的情绪和优美的感情为必要的。鲁迅反映和发扬了人民的思想，也反映和发扬了人民的感情。也许文学家的他，多多少少地妨碍了他的思想的科学性的发展与完成；但在鲁迅，一个作家和诗人，却完成了反映和发扬人民感情的任务，并且也以诗人和作家的特色发展了他的思想，而在反映和发扬人民思想的任务上有些方面是他独到的，他以诗人的敏感和尖锐的眼光看到了别人所不注意和看不见的地方。这些就都不但是他的文学的特点，也是他的思想的特点。
所以，我们向诗人而兼思想家的鲁迅学习的，是他的文学，也是他的思想。在现在，更正确的说，是学他的文学的才能和思想的才能，以及两种并重的才能如何统一地发展的经验。
至于鲁迅的文学表现方法本身上也有些缺点，例如因他的文字的某些隐晦和曲折而使他的某些论点不够直接明了，因而不容易为一般人所理解，这主要的是时代的限制，特别是过去反动黑暗统治压迫他如此的。而且，这些大体上不是他本人所应负责的缺点，在鲁迅也并非主要的。再说系统化问题，我觉得鲁迅的思想还是自成一个系统的，这必须从他的思想是统一于他的文学的表现上去看。总之，这些都不妨碍我们去学习，学习他的思想的和文学的统一的天才。
说思想家型的诗人也好，说诗人型的思想家也好，总之这是统一的、最本质的和最壮健的作家和诗人。我们所要学习和预期达到的是这样的作家和诗人。鲁迅就是这类本质的、壮健的、人民性和人类性的伟大作家之一。
研究和学习这样的作家，我们也就会感到那思想和文学的统一是一个重要的关键。
例如鲁迅，他的那种统一，是可以说明他的全部思想，也可以说明他的全部文学的。他的文学和文学才能总是跟着他的思想和思想才能而发展的。原因就在于所谓思想的能力，就是对于政治的锐敏深入的感觉能力，对于现实社会和人民生活的分析与综合的能力；而尤其在于这就是作家对于人民生活和人民在生活斗争中所产生的前进思想，有锐敏深入的感觉、领悟和判断。这总是最根本的，并且也不是天生的，而是和人民接触，尤其在人民群众中参与了种种生活斗争所历次地培养成的。
但人对现实生活的政治的判断和思想，总是同时附随着一种艺术的感觉，一种好感或反感，即所谓情绪的。这也就是所谓感情，不但附随着思想，而且人对现实是往往先通过感情而深入到思想的。不但作家和诗人，就是任何普通人，都不应当抹杀感情而使自己成为一个无情的人；这是对思想有帮助的，而且必要的。一个能思想的人，一定是能感情的人，正如一个假情的人也一定是一个假思想的人一样。正确的说，感情是往往引导我们去思想的，而思想是指导我们的感情的。这就很清楚：全心全意全部热情地去趁他的革命事业和思想的人，他的思想和感情总是统一的。反之，就或者是两者都枯竭和贫乏，或者是矛盾而不统一的。
在这里，我觉得就有着我们值得反省和应该学习的地方。我们反对假的思想，也反对假的感情。我们学习深入地观察问题，学习科学的思想方法，掌握正确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要培养优美的、诚实的、深厚的感情。我们要有正确的思想，并且也要有善于喜怒哀乐的感情。这是一。
其次，我在上面说学习鲁迅的思想，正确地说是学习他的思想才能。这是说他的思想在前期是有某部分不正确的，不合马列主义的，可是整个的说，他的思想都是进步的，革命的；而且大部分，尤其后期的，是科学的，是马列主义化和合于马列主义的。但思想和思想才能也是分不开的，我们所注意的是他的思想的发展也就带来他的文学的发展，例如从旧现实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这也说明了思想和文学的统一的一个原因。文学应该跟着思想而发展，这也就是我们学习思想的才能和文学的才能及其统一的经验所应注意的地方之一。
这些都是我们从鲁迅那里所能够看到的。
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这样的鲁迅，就是思想的能力和文学的能力都很高强，而且统一地发展的鲁迅。
我们要在我们现在的基础之上提高的，的确就是思想性和艺术性。这就是要提高作家的思想能力和文学能力。
依据这样的方针去学习和提高，我觉得是符合毛主席的指示的，符合读者的要求的，也符合我们文学发展的方向的。（附图片）
鲁迅像
王朝闻作（一九四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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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作家的严肃的批评态度
——莫斯科访问记之六
刘白羽
在我访问苏联作家与文学机构时，苏联作家严肃的批评态度，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我想我应该先谈到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团的一次会议。
那天是六月十九日，我们在马雅柯夫斯基故居盘桓了半日，下午四点钟，赶到瓦罗夫斯基街的作家协会，走到楼上，会议早已开始了。西蒙诺夫引我们走进主席团的会议室，苏联作家与我们以热烈的鼓掌互致衷心的敬意。这次会议，是作家协会趁着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会议开会，——各联盟国、各民族都有作家来到了莫斯科的机会，主席团召开这一扩大会议，讨论关于各民族的文学问题。会议室内，坐满苏联作家如吉洪诺夫、巴西巧夫、葛利巴巧夫、戈若尼可夫等。诗人苏尔可夫在长桌的一端主持会议。作家协会民族文学委员会主席克里莫维支，在会议开始时，已向大会做了报告，现在正坐在主席团旁边，一面倾听，一面记录。一位女作家正在发言。听下来，我立刻明白，苏联作家是多么严格的，以高度政治性、原则性来讨论问题。我们所参加的，实际上是一个批评的会议。大家认为民族文学委员会的报告不能令人满意，而给以严格的批评。
事实上，这种严肃的批评态度不仅表现在会议上，而更深刻地贯彻在每一个作家身上。
我记得，和波列伏依会面时，他曾经这样告诉我。关于批评，他归纳起来讲，苏联作家发表作品，可以得到三种批评，来纠正他的缺点与错误：
第一种，来自杂志编辑部；
第二种，来自文学界之间的评论；
第三种，他认为是最好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种批评，是来自人民中的批评。
我在莫斯科访问过《旗》和《文学报》编辑部。苏联的杂志编辑部与出版部，对苏联人民是经常严肃地负着政治与艺术上的责任的。我们该不会忘记，在作家协会一次党的会议上，西蒙诺夫不是为了《新世纪》发表了《火河》及《别凯托夫的功名》而进行过诚恳负责的自我批评吗？他说：“杂志编辑部在研究分析剧本《火河》时，没有把这一工作进行到底，没有把那个作为剧本基础的生产问题之正确性加以检查。”《旗》的负责人告诉我：苏联人民对于文学作品要求很高，作家交稿到编辑部来，编辑部慎重研究，提出意见，常常要半年——一年，来对作品进行修改工作。总之，杂志编辑部对于作品，不仅在发表后，而在发表前，就负责地改正其错误。杂志编辑部为此采取了群众路线的、新的批评方法。《旗》杂志在第四期上发表一篇写渔人生活的小说，就是不但由编辑，而且邀了专家——渔业中的斯太哈诺夫运动者，共同来讨论了这篇小说。
七月二十一日，在《文学报》社，我们走进了文学艺术版文学批评组的编辑室。一走进去，我忽然怔住了。原来，这屋里挤满人，有烟草气味，正在热烈地进行会议，但，不是作家，而是红军军官，而且，在他们胸上闪烁着好几枚苏联英雄章。经过介绍，我和一位年青英俊的军官握手，——这是苏联英雄Ｂ·Ｂ·巴甫洛夫，苏德战争中杰出的游击战英雄。西加根是特种游击队的司令员。林果夫上校是苏联英雄。斯达里洛夫，游击队上校。犹尔金是一个优秀的游击队员。原来，他们是被《文学报》邀请来讨论一本描写游击战争的书，这书名：《向喀尔巴阡山挺进》。作者维尔什果拉的经历是非常有趣的。他战前是摄影师，战争中成为游击队的将军，战后成为作家，他的第一部著作《纯洁良心的人》获得斯大林奖金。他又写了第二部著作《向喀尔巴阡山挺进》。现在，《文学报》编辑部请了有丰富游击战争生活经验的人来进行讨论。数日后，我再到《文学报》社，问到那次讨论的结果如何？他们告诉我，游击战争的英雄们认为作者的第二部作品比第一部作品有了进步，读起来很有兴趣。作者纠正了第一部作品曾经被党报指出的、未很好表现游击战争中党的领导的那种缺点，在表现人物性格与描写自然环境上有进步，可是，这种艺术技巧在全书中表现得不平衡。同时，他们提出了重要的批评，他们认为未把游击战争生活全面地表现出来。《文学报》编辑部极重视他们的意见，准备根据这意见写成评论文章。
这种群众路线的文学批评方式，在苏联文学界是被广泛运用的。比如，《文学报》到乌克兰一个工业区去讨论阿扎耶夫描写远东生活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邀请莫斯科的大学生，讨论达布洛渥列斯基表现高等教育机关与科学机关人员生活的《任尼亚莫斯洛娃》。《旗》发表了青年作家尼昂洛夫的描写女飞机师的小说后，受到了女飞机师们的抗议，她们认为作者没有完成自己的计划，写得不好，编辑部正邀请女飞机师来讨论，好让作者去修改或重写。
那么，一个苏联作家用什么态度来对待这些批评呢？
我们应该牢牢记住，法捷耶夫在每一批评文章中举例时，都首先批评到他自己的《青年近卫军》，而且现在他已经修改了《青年近卫军》，我认为这是革命的、党的作家、文艺领导者的典范。布宾诺夫在《真理报》上严格地批判了卡达耶夫的小说《拥护苏维埃政权》的严重错误后，卡达耶夫承认了他的错误，而且，对苏联人民公开表示自己决心修改。波列伏依说到那三种批评时，他几乎以一种幸福的声调说：来自人民中的意见，是最好的，最重要的意见。我在他的访问记上写过：“他拍着那捆东西告诉我：这是《真正的人》发表后，收到苏联读者的三千封信。他说：‘这有五十基罗克兰姆重了，……它们不是讲客气话，而是严格的批评。这是最好的批评，这是来自人民中间的批评。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一个普通工人可以批评一个科学家，这样就使科学家不自己关闭起来，而与现实密切联系起来。为什么作品在杂志上发表后不马上印成书呢？就因为要得到读者批评后，再加以修改。’”但他还举出这样的例子：他曾经在《真正的人》中生动地描写了密里席耶夫在森林中爬行时遇到一只熊，熊嗅了嗅他满身汽油气味就走了。可是发表后，一个空军机械师来信说：密里席耶夫所架驶的那种飞机，根本不会弄得满身汽油气味，他说：除非你那个熊的鼻子有毛病。在我这样写的时候，我还深刻记得，波列伏依当他对一个外国的作家谈到群众对他这样尖锐的批评时，他的态度是那样平静、自然。我觉得这是革命的、党的作家的好品质，是作家对人民负责的态度。
实际上，苏维埃文学艺术作品，正以它与群众特有的密切联系，在群众爱护、监督与批评中生长，成熟的。我记得，法捷耶夫在北京参加中国作家的一次座谈会上，他说过：一个作家只看自己的作品，不看别人的作品，结果他的作品也不会有人看。在莫斯科的访问中，使我更深刻地理解这句话的含意。一个苏联作家离开苏联人民整体，是没有所谓“个人”的出路的。严格的批评，正可以帮助作家把你作品中原有的缺点去掉，使你的作品成为完整的艺术品。一个有勇气写得更好的人，是随时随地，愿意吸收这样的批评的。
一个苏联大学生告诉我：没有一本文学作品，没有一部电影，是青年们不看，不严格讨论和提出意见的。青年的意见，常常是最尖锐的批评，正因为如此，很受作家重视。因此，苏联作家的每一部作品发表之后，都会很快地得到批评。比如，《新世纪》上发表了留布夫·加勃的小说《在聂斯德河的那边》。加勃是莫斯科一个年青的教员，但他非常熟悉聂斯德河那边的生活。他描写了那边苏维埃政权最初几年的情形。不久，就得到从高尔基城寄来的伊利谢夫的批评文章，指出小说的优点，它真实地描写了年青苏维埃的真实事件，人民与旧统治思想的斗争中，如何成长了新的意识，成为苏维埃人。但，同时批评了作家在运用语言上的失败。在苏联红军当中，战士们讨论到某一著作时，常常请这位作家去参加。军队里非常欢喜作家，认为作家是他们的朋友。但，同时，军队中有专门批评文学作品的组织。文学杂志编辑部为了保证作品的正确性，也把表现战争生活的作品，送交参谋总部或者被描写的部队去审查。《文学报》还经常把编辑计划拿到工厂、农庄、学校中去要求群众讨论，补充意见。苏维埃文学艺术不但在其表现斗争现实一点上与人民结合着，而且在批评一点上与人民密切结合着。人民是现实生活的创造者，正以他们的批评保证苏维埃文学艺术的正确和发展。
目前，苏联文学批评方面展开的主导问题，正如一篇论文的题目：
“为布尔什维克的党性，为苏维埃文学的高度艺术技巧而斗争！”
《文学报》是作家协会的机关报，它经常注意理论与批评的领导。为了上面这一主导问题，最近陆续发表了关于艺术语言，苏联诗的形式，小说结构等问题的论文。特别是作家协会文学批评委员会主席加瓦意契卡的《论文学批评诸问题》，评论了半年来各文学杂志上的作品，文中提出如何研究诗歌中的马雅柯夫斯基路线及不仅从内容还要从艺术形式上评价作品等问题。这篇论文引起读者广泛的注意。《文学报》对《十月》《旗》《新世纪》文学杂志，以及各联盟国、各民族的文学刊物，及其所刊载的作品，经常进行评论，鼓励这些杂志有价值的方面，批评其缺点。这种批评，扼要地说，是争取苏联文学作品中高度思想性与高度艺术性的结合，以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人民，表现苏联人民生活中新的前进的事物，而暴露、批判旧意识的残余。同时，文学杂志也引导着作家为人民斗争服务的道路，比如《文学报》最进准备发表一篇文章，叫作《苏维埃文学艺术在保卫和平中的贡献》。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会议上来。
作为举例，我记录下我听到一位发言人发言的片断。卡拉别尼可夫，——《各民族人民之友谊》编辑人，他批评民族文学委员会的报告：“未指出各民族文学在保卫和平斗争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各民族曾经尽了很大努力研究了各民族的文学史；对于乌米特——这个著作甚多的理论家，特别是他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的著作，未特别介绍；对于列西连卡《论高尔基与杨卡·库巴拉》一文的缺点没有指出，以帮助这个年青的理论家的进步。”他最后严格地批评报告所以令人不够满意，原因是由于“平时对各民族文学注意研究得不够”，他认为“这种工作作风，应提起民族文学委员会的注意”。我举这个例子，读者自然明白，不是为了说明那种工作上的缺点，而是说明在苏联作家之间，进行着怎样严格、直爽的批评，说明苏联作家之间的原则空气，说明苏联作家的政治质量。
同时，我们记得，从日丹诺夫关于文学、艺术与哲学诸问题报告以来，苏维埃文学正是以不断揭露、纠正工作中的缺点，而突飞猛进，光辉灿烂起来的。
在那天会议上，西蒙诺夫坐在我们身旁。当卡拉别尼可夫讲到最后几句话时，西蒙诺夫诚恳地对我们说：“你看！——苏联作家在批评上是这样严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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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精练些
王朝闻
一个朋友这样说：那些又冗长又零乱又平凡甚至空虚的小说、戏剧、以及长诗、连环画，简直是给予读者和观众的一种磨难，一种刑罚。与其说是为了增强对方的欣赏兴趣，从而教育他们，不如说是不惜浪费他们的时间，疲劳他们的精力，叫他们害怕和厌弃这种作品。这种作品如果对读者和观众还有点好处的话，那只是借此考验和锻炼他们的耐性。
这种指责是挖苦的，但确实不是无的放矢。对于这种挖苦的指责，如果作者能够冷静地批判地看待时，对于我们那些把短的拉长和大而无当的创作作风的改进是有益处的。
其实，这种作风不只表现在文艺作品上，也不是今天才受到指责。鲁迅、高尔基、爱伦堡等等文艺前辈的主张，毛主席《反对党八股》的文件，对于绝大多数的文艺工作者说来，不是太生疏的。毛主席对于“甲乙丙丁，开中药铺”、漫无边际、夸夸其谈的长文章和大报告的极其严厉的批评，在很多文艺工作者中已经产生了很大作用。但我们还缺乏更广泛的行动的响应，还没有能够在创作上普遍地实践这一英明指示。
为什么我们没有普遍地感到上述那种倾向的严重呢？如果有人认为主要是由于缺乏明确的群众观点，我看不能算是乱戴大帽子。如果作者真能从作品的社会作用来考虑其作风，从效果出发，从群众利益出发，认真考虑群众需要，决不至于原谅自己这种作风。
当然，作品内容芜杂的原因很多：有的是限于时间，来不及精练。有的是限于批判与组织的能力，掌握不住艺术的法则，不能在千变万化的事物中间发现和抓住问题的中心，把问题集中起来。即是不能辨别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什么是不必要的，而给予适当的取舍和安排。有的是不十分理解群众的需要，在具体情况下必须解决什么问题，却以为把所有的材料通通搬出来就是丰富、是完整，就是完成了创作任务。但这些，如果真有十分明确的群众观点，十分认真、严肃、甚至苛刻地来对待自己的作品，冗长、零乱、空虚、平凡的状态将会更快地消灭，明确、单纯、有深度、有新鲜见地的作品定会逐步增多。文风的好坏和作者的思想方法思想意识是分不开的。
不论是小说，是戏，是长诗，是连环图画，必须能够揭发矛盾，明示或暗示矛盾应该和可以如何解决。不论艺术或是论文和报告，必须为群众提出和解决迫切需要提出和解决的问题。不论艺术和论文、报告，在揭发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上有什么不同，总必须是帮助读者和观众在接触作品时比接触现实本身更便于理解现实。不然群众没有欣赏这种作品的必要，我们更没有理由强迫他们欣赏这种艺术。如果要群众付出太多时间和精力的代价而得不到相当的收获，尽管这一作品中具备着生动的形象，逗人发笑的噱头，不平凡的警句，漂亮的辞藻，读者和观众也不会十分感激，因为艺术家没有给予他们应有的帮助。
当然，长而杂不好，短而空也不好。当然，该长不长，也是形式主义。但目前，最要紧的是改变那种倾向：——包罗万象，把可有可无的枝节当成群众喜欢的宝贝，片面追求丰富和完整，以为多和大就是“提高”，或者以为不噜厩就不能普及，任何事物的描写也要从前三皇后五帝谈起而不问有什么必要。为了对群众负责，为了作品的政治效果，我们应该联系自己的创作重新精读毛主席整风文件，向列宁写传单的精神学习，向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的报告学习，向鲁迅以及为人民所拥护的其他文艺家们的主张和作品学习，停止和抛弃那种不十分符合群众需要和革命利益的作风。
（《人民文学》二卷一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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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憎恨的火焰
金常午作① 张显相译
蒲公英花在稻田埂上开放着，
一架美国轰炸机被摔断了翅膀；
飞机旁边一个尸体像是在忏悔，
俯卧着，鼻子插进土里。
我们朝鲜人民，
向来对于已死的人特别宽大
——决不说他的坏话。
然而对于你呢——
美国的飞行士毛里斯·奥利瑟呀！
我可要对你的尸体
狠狠地吐上一口唾沫！
你侮辱了我们的可爱的美丽的青空，
你玷污了我们的神圣的国土，
我们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你早已失掉了疼痛的感觉，
但我决不能饶恕你！
我们的同胞被你的枪弹打倒，
他们受尽了痛苦……
在你的肮脏尸体上却要痛苦百倍！
被屠杀的朝鲜人民的
母亲、妻子和儿女都流着眼泪；
而你的母亲，妻子和儿女们
眼泪却要流到百倍！
在西半球上有你的母亲和妻子，
让他们想到，你过了太平洋到这东半球上，
把尸体横卧在异国的土地上；
而乌鸦正在你的头上盘旋。
让你的儿女们，
每想到自己的父亲作了强盗，
侵略别人的国土；被人家打死，
马上就会烧得脸红！
尽管从你僵硬的尸体中血已流尽，
但我决不能饶恕你！
因为由于你们的挑拨，爆发了内战。
朝鲜人民流了鲜血……
而你们的血却更要流到百倍！
美国的飞行士毛里斯·奥利瑟呀！
虽然你已经死了，
然而，我决不能饶恕你！
让这无限的憎恨的火焰
把你的尸体烧尽，烧尽！
注：①金常午是朝鲜的有名的诗人。著名作品有《初雪》《我们这样念着》等。——译者
②朝鲜民间的简单道德，不说死者的坏话。
译自七月二十九日朝鲜劳动报
第5版()
专栏：
《东欧杂记》后记
冯至
编者按：本刊自第五十六期（七月九日）起，陆续刊载了冯至先生所作《东欧杂记》九篇，尚有《波茨坦纪游》、《莫斯科》、《新中国在东欧》等三篇已先后分别发表在《北京文艺》、《人民文学》、《新观察》等刊物。这些《杂记》即将编集出版，这里刊出的是集子的《后记》。
一九五○年三月三十日，到了莫斯科，第二天清早，乘飞机到布达佩斯。十天后，从布达佩斯飞回莫斯科。在红场旁住了将近二十天，四月二十九日飞到柏林。五月四日到布拉格，二十六日重到柏林。六月四日又飞回莫斯科，七日离莫斯科回国。在东欧停留了两个月零八天，经过的国家除了伟大的苏联有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是从天空飞过的，在华沙的飞机场停了两次，所看见的只有飞机场旁的几座建筑，上边飘扬着上白下红鲜明耀目的波兰国旗。时间有限，地域有限，接触的事物既不能深入，更不够全面。如今把一些见闻略加清理，写成十二篇短文，不成系统，只能说是杂记。
此外却还有难于忘记的事，没有写在杂记里，我只能在这里记下来，作为补充：
我难于忘记的，是和一个保加利亚女拖拉机手的谈话。在柏林全德青年大会游行的那天，她在检阅台上遇见我们，她热烈地要和我们谈话，要知道新中国的情形。通过翻译，她说这是第一次看见中国人。她说，若不是保加利亚解放了，不用说到柏林，就是走出乡村的边界都很少有机会。她关心中国的妇女，她问中国人民政府里有多少百分比的妇女在工作，政协里有多少女代表，中国有多少拖拉机，多少女拖拉机手。同时她从衣袋里掏出几个季米特洛夫纪念章，送给我们每人一个。她的谈话朴素而诚挚，最后她重复着说，她从前只局限在小小的乡村里，不知道这乡村以外的事，如今她的眼光扩大了，扩大到东方大海里的台湾。
我难于忘记的，是一个希腊的儿童。也是在柏林，一天我们去参观少年先锋队共和国，被成千成万的儿童围住。他们争着向我们握手，请我们签名。正在忙乱的时刻，我们面前出现了一个褐色皮肤的儿童，睁着大眼睛，手里举着民主希腊的旗帜。少先共和国里的工作干部向我们说：“希腊的民主战士正在国内进行艰苦的反保皇法西斯的斗争，无法照顾自己的子女，因此把他们送到友好的国家抚养。在这共和国里就有几队希腊儿童队，最近还要有几千个希腊儿童送到德国来。”我们于是和这希腊儿童紧紧握手，祝他的父母迅速获得胜利，好早一些接他回到祖国去。
我难于忘记的，是布达佩斯自由山上的少年先锋队铁路。铁路长十公里，沿路有四五站，除去车上的司机是成年的技师，每站上有一两个成年人指导外，大部分的工作都由少先队里十岁到十四岁的优秀儿童轮流担任。他们在这里学习着守纪律，守时刻，为人民服务。我们在四月一日的下午，乘坐这列电力火车，穿过山上嫩绿的树林，每到一站都受到他们的欢迎，从他们手中接受许多刚刚从山上采来的野花野草。
我难于忘记的，是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看见的一些民间舞蹈。人们穿着彩色的服装，奏着民间的音乐：现实与幻想，严肃与诙谐，力与美，都在舞蹈里结合，表现出生活的欢悦。舞蹈的形式是旧的，欢悦的情绪是新的，因为它有了解放后新的社会基础。
我难于忘记的，是苏联人的友谊。在苏联境内，无论是火车里，或是大街上，我们不解俄语的中国人每逢遇到困难时，便会有人自动地走来帮助我们。在其他国家，我们偶然遇到的苏联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热诚的，直率的，像是多年的好朋友一般。
最后，我要重写一遍《莫斯科》杂记里结尾的两句话：
“在白天，我们看见列宁墓前参拜者的行列是永久不断的。
在夜里，我们望着克里姆林宫塔顶上红星的光芒是永久不灭的。”
因为这对于莫斯科红场旁旅馆里住过的客人是最难于忘记的。
（转载十月十四日上海《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