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任樟元和三个地主
魏金枝
编者按：任樟元是华东区治水劳动模范，他是浙江衢州叶家村农会主任和水利委员会主任。在他的领导下，群众修筑了一道重要的防堤，使十七万八千亩稻田，没有遭受洪水的灾害。作家魏金枝此次随华东英模代表团来京，在旅途中访问了任樟元。本文记的是任樟元过去受地主压迫的情形。这是一篇优美的访问记。
任樟元这个老头子非常健谈，谈完了他的治水工作以后，又谈到土改；因为谈到土改，他又谈起曾经剥削过他的三个地主来了：
“地主，你说多可怕！他们也和我们一样，总是连在一起；都要剥削我们。
“自从日本人烧了我的房子，我同我的老太婆（老妇人，指他的老婆——编者注），就没处安身，东住几天，西宿几夜，简直像个叫花子。我们总是想：总要扛间草房，那怕鸟笼那么大也好。就是单靠一根扁担，最多只能图个三餐，图不得一宿。
“虽然没钱造屋，心里总还是想着这件事。想着想着，我到底留心到一个地方了。不远，就在码头边，一面靠河，一面靠大路，土名叫做魁星坪。那里有块坟地，除开几个坟，就是一片大荒地，堆着死猫死狗，碎砖碎瓦。搬脱这些，正好搭个茅篷。我想：搭了茅篷，老太婆就好在门口摆个摊，卖茶水，卖柴火，我到码头上挑担也方便。真是一个好地方。
“一打听，原来是孔家的地。孔家人，我只认得一个孔鉴清。是个没落地主，常在码头碰着他，就认得了。一问，正好就是他家的。我们就讲定：三斗谷押租，三斗谷年租。我附带给他看坟，他也答应我开点荒地种种菜。
“订好租约，我就到龙游县阿姊家里借了点钱，买了些竹木稻草。就同老太婆先把废料搬开，地基填平。再是老太婆畚泥土，我筑墙。苦是苦一点，一想到造好新屋，就有一个自己的家，手脚也不酸了，腰骨也挺直了。就这样，到底造好两间小茅屋。真好，夜里睡觉也睡得特别熟，特别香。
“造好了屋，我们又动手开荒地种菜。正在动手，我就看见一个穿长衫的，背着手，老在大路上走来走去。一走过，总是笑眯眯的看看我。我想：不对，我又不认得他，他又是个有钱的光景，对穷人板脸孔，是常事，笑眯眯，就有些蹊跷。果然，正好开了两楞地，这个人又来了。这次，他不笑眯眯了，对我板起脸孔，动动下巴说：‘嗳，你这个跷脚叫什么名字？你晓得这块地是那家的？’我想：我怕什么，我手里有租约。我就把我的名字告诉他，也把向孔鉴清承租的话告诉他。
“他说：‘不成，这块地是我的。’我说：‘孔鉴清说是茔产，他是管茔帐的；而且我和他已经订了租约，我已经交过六斗谷；你要算帐，你向孔鉴清算去。’他说：‘你交你的租，管我什么事。就算是茔产，他孔鉴清租得，我孔章福就租不得？告诉你，你识相些，地是我的，穷骨头已经收了你的租，算是我倒霉，我们来商量，就算他收去年的，我收今年的。’我说：‘我们订的是年租，还没有满期，你怎么又来收租？’他就说：‘既然这样，我就告你。地契在我手里，我还不能告你？不坐牢，你那肯出租！’
“我就跑去和孔鉴清说：‘这块地终究是那个管的？你收了我的租，孔章福又跑来收租了，怎么办？’孔鉴清尴尬的说：‘不错，帐是我管的，地契是他藏的。’我说：‘那么我就一年出两年的租？’孔鉴清不开口，老半天才说：‘为得省事，你就付今年到明年的。他是个刻薄鬼，肚子里又有鬼计，你弄得过他？’我说：‘你倒说得风凉，收了我的租，不帮我，还来劝我。我就是付不出；付得出，付个十年也不要紧。再说，第三个姓孔的又来收租怎么办？’他就罚咒赌愿的说：‘不会，再有别人来收，你问我孔鉴清。’
‘怎么办呢？土地是那个的，又向那个付租，我都不明白；不是我的土地，总是真的。我就和老太婆商量：搬了砖瓦，全是黑土，种菜种麦都好，丢了这块地可惜。造了房子，再拆屋还基，更加可惜。想想以前流荡的苦处，就随便怎样都舍不得还地。再说，到别处租地，也还是要出钱，同样出钱，还不如在这上面多出几个。这样一想，心又就软下来了。
“自己是商量好了，只怕再来一个姓孔的，再来一笔竹杠。因为想做得牢靠，我们就想好法子：只要有地契，有地契的一定是真地主；孔鉴清既然是管账的，也要叫他着花字（画押—编者注）。只要办得到，我们就订约。
“我就先问孔鉴清：‘这个办法好不好？’孔鉴清答应了。他说：‘只要孔章福肯，我就没问题。”
“我就跑去对孔章福说：‘我愿意承租，不过我要看看你的地契。’他不说他有没有地契，倒问我肯出多少租。我说：‘就照孔鉴清的样，押租付过了不算，再付三斗年租。’他说：‘三斗？做我翻契箱的手工钱也不够。再说，地是我的，孔鉴清还收押租，我为什么不收押租？亲爹不认，你去认晚叔，你昏了头！告诉你，押租两担，年租两担，一颗也少不得，要少，你就拆屋吧！再告诉你，搬了的东西也给我还原，开了的地也给我填平。我不贪你这个便宜。’
“四担，那里来的四担谷？我那敢答应。我说：‘也是六斗吧，照孔鉴清的样！’他还是不答应。
“我呢，总是一斗一斗的添，添一斗就譬如割了一块肉，心里痛一阵。老实说，真的没有钱，我总是想好了什么可以卖一斗谷，就添一斗谷。一斗一斗的添，就譬如把家里的被头衣服一件一件往外搬。但是，我是一件一件往外搬，他却一斗也不肯减，他只是摇头，一句话也不说。我一直添到一担五，不能再添了，他才肯让到两担。不过他说：‘两担，一颗也不能再少。’
“讲是讲定了两担，可真是一点把握也没有。东凑西借了一阵，还是不够，天虽然已经冷了，还是把棉被拿去上当，才凑满了数。以为有了屋，虽然没有被，总比宿在露天下暖和些，这就到孔章福家看地契去了。
“看地契，自然也只是个空城计。我只认得自己的名字，也还是在浙赣路上做工时学的。他也猜透我是空城计，故意把一大叠地契放在我面前，叫我自己认。我拣了大半天，还不是多出了一个丑。到头来，还是孔章福代我拣出一张古老的桑皮纸，并且读给我听。不过自己认不得字，王道士捉鬼，你知道他捣些什么鬼。
“付过租谷，茅屋算住稳了，菜地也算种定了，却已经到了年底，摊上没有生意，码头上也没有生意。苦熬硬省，只赎了几件棉衣，棉被还是搁在当店里过年。不但身上冷，肚子也不饱，每天只能喝两碗薄粥。不料屋漏碰到连夜雨，一场大雨，又夹着一场大雪，又把一边的泥墙弄坍了。弄坍了只好再筑；可是落雨天泥烂不能筑，阴天泥冰了也不能筑，才晴的天也还是不能筑，非要长晴不可，长晴天却一径等不到。
“直到阴历二月，总算冻破了手，冻烂了脚，才把泥墙修理好。修是修理好了，泥墙里不知渗进了多少血，多少眼泪。却不料第三个姓孔的杂种又来了。
“这个孔荣寿，比孔章福更凶，势力更大。他开着两爿大药房，法院的推事，就住在他家里。他把我叫了去，不说别的，只叫我拆屋还基。不拆，就要六担谷，三担押租，三担年租。我也光火（发怒——编者注）了，我说：‘向孔鉴清付租，又来个孔章福；向孔章福付租，又来个孔荣寿；你们到底有几个姓孔的？到底那个是真地主？’他说：‘你问那个是真地主么？告诉你，我们是六个堂兄弟，都有份。他孔鉴清管过帐，他孔章福藏过地契，都不错，只是现在这块地已经并给我，只有我有权收租，别人收的我不管。’我说：‘我已经付过租，不能再付，你有地契你告去！’他说：‘我自然有地契，你道我没有地契？笑话。’
“我想：地契只能有一张，不会有两张，没有地契，他那能告我。不过我还有些疑心，我就去问孔章福。孔章福说：‘地契自然只有一张，不过这块地是祖宗传下的，不知道有多少年了，那还会有地契。’我回来和几个朋友一商量，大家都说：你既然付过租，有租契，孔荣寿又没有地契，只是吓吓你，你怕他什么？我也想：反正是光蛋，我就和他们拚一拚。这样，我就不理睬他们了。
“地主真有办法，才两三天，传票就送来了。第一堂，我把两张租约都交上去，一口咬定孔鉴清、孔章福收过我的地租。还说：他们都是兄弟，既然收过租，总应该给我抵个数。承审的推事就笑眯眯的说：‘既然是孔荣寿的土地，自然应该孔荣寿收租。孔鉴清收过你的租，现在租约满期了，这不管；只有孔章福收的，没满期，你要孔章福还租，你递状子来告他，我叫他还你，但不能在孔荣寿头上扣还。’
“我想：难道这块地真的并给孔荣寿了？我就去问孔章福。孔章福说：‘放屁！地并给他是真的，不过有言在先：收了的租，算是收了，不计在内。假使你要我到案，我可以当面和他对质。’
“有了孔章福的保证，推事也说得很和气，我以为更有把握了，就再递上一张答辩。第二堂开审时，孔章福和孔荣寿，也真的辩了一场。是不是假戏真做，谁也不明白他们的内幕。但那个推事却变了脸，不许我说话，提起笔来就判，说我强占土地，限定二十天里拆屋还基。我想答辩，他就返转身走了。
“怎么办呢？有的朋友说：‘岂有此理，索性到金华上诉去！’有的朋友说：‘没用，我们集起来打他一顿，看他还敢来拆屋！’不错，到金华上诉去，要钱，那里有钱？打，反动政府正在到处抓人，总不能自己凑上去给他枪毙。没办法，只有想法子拖，一面托人去说情，一面还到金华去审了两堂。
“之后，杭州还没有解放，反动派只顾杭州，那知道解放军却从他屁股后抄了过来，一下子，衢州解放了。”
说到这里，这位治水模范，就眯细了眼，大声的发笑了。他拿下架在头颈上的竹烟管，嗤噗嗤噗的吸起潮烟来。把烟一口一口的吸进去，吸得很多，过得很长远，然后张开口，把烟，冤气，合成一条三四尺长的烟龙，滚滚的冲了出来。
“现在，”我问他：“是不是已经向他们算过帐？”
“没有！”他回答我。
“为什么呢？这几个可恶的地主！”
“我忙吓！要管八个行政村，三十四个农会。治虫吓，治水吓，办合作社吓，堆起堆倒的事情。单说修理石宝堰，就花了一万五千个工。我是全县水利委员会的主任，都得亲自到场带头。本来是十二个工作干部，一精简，就精简了九个。只剩了三个人，一个还是有眼病的。此外，我还学文化呢。我上一个月夜学，我已经认得一百多个字了。”
“那么，你还记起当被头筑泥墙的痛苦么？”
“怎么不记得？这种苦头，永远也不能忘记。只是拿算帐同工作比起来，自然是工作要紧。还有，政府是我们自己的，有理，不会说不清，更不怕这些地主逃走，我还急什么呢？
“反正证据我都藏着，我们总有算帐的日子。”
我说：“不错，我们要用土改来算总帐，土改以后，地主再也不能作怪了。
“衢州，不也是今年土改么？”
他点点头，笑得更高兴，笑得整个脸都打绉了。接着他说：“你还不知道，我还收留了一个讨饭的做儿子，我的老太婆呢，就把自己娘家的一个侄女要来做媳妇。你不知道，我的这个老太婆，也是一个穷寡妇，比我大十二岁，我们也和小的一对一样，半路上凑起来的。现在，我的老太婆说笑话：‘好，你做你的，我们还是种原种的一点地，摆摊，挑担，不要你管家里的。’我也说：‘好，我也要把我们的大家庭弄得更好！’”
我们拍着掌，我们都大笑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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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推荐内蒙文工团的《马刀舞》
吴晓邦
在首都庆祝国庆的许多舞蹈演出中，《马刀舞》是使群众获得良好印象的节目之一。
在这一个舞内充分表现了人民解放军的英勇、果敢、活泼和热烈的精神，而内容是和练兵竞赛相结合的。
贾作光同志在这一个创作中把苏联舞蹈的精神结合到战士们生活中去，这是一个很好的群众性的舞蹈。
《马刀舞》中的一举一动都是从部队战士们生活里提炼出来的。这是战士们自己的舞蹈。它表现了今天战士们的新爱国主义和伟大忘我的高贵品质。
《马刀舞》的主题非常明显，适合战士们的文娱活动。作为战斗的精神教育来看，也是非常适宜的。同时可以在舞蹈学习中培养战士们健康和勇敢的气魄。
《马刀舞》这一个形式在部队中并不是铺张浪费的，只要做一把铁壳假刀就可以解决表演上的物质条件。比起秧歌舞和腰鼓更适合战士们生活里的动作和姿态。
《马刀舞》是非常整齐有力的，在部队中表演决没有丝毫不健康的地方。它是合乎战士们的要求的。即对于工农群众来说它也是他们所喜闻乐见的。在摸索怎样去搞战士舞或军人舞的过程中，它是我们良好的示范。在创作中做到非常集中，因而在舞蹈普及运动中也是一个提高的例子。
虽然在形式上它还有些缺点，可是从作者的动机和编制上具有以上这几个优点来看，我认为它是本年度值得向全国推荐的作品。
现在全国各野战军都展开了兵演兵的舞蹈运动。我们应该向内蒙文工团的《马刀舞》学习，展开新的部队文娱运动。
（按内蒙文工团《马刀舞》的节目是穿内蒙民族的服装，如果部队去学习可以穿部队自己的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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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介绍季谟央·别德讷衣
亚·查洛夫
季谟央·别德讷衣（１８８３—１９４５）是杰出的讽刺诗和寓言的作家，他是苏维埃诗歌的奠基人之一。他的诗作最初出现在一九一二年的布尔什维克的报纸《星报》和《真理报》上。从那时起，他就在文学方面获得一定的地位。他不是什么“纯艺术的信徒”；他以他的卓越的才能服务于人民。别德讷衣的诗歌不但表现了被践踏的俄罗斯农民和工人的悲伤和痛苦；而且喊出了他们的愤怒和对社会的抗议，那是反对俄罗斯资产阶级——地主制度的革命斗争的号召，是对这个制度的严厉而正义的控诉。
季谟央·别德讷衣开始写作是在反动沙皇的检查制度猖獗的年代。他常常被迫不能说得明显，于是采用了比喻的形式来掩护他的思想。这样他就开始写寓言。
诗人的作品引起了列宁和斯大林的注意。
别德讷衣用他的寓言、杂文式的诗和短诗，打击工人阶级的敌人。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他的讽刺诗成为向年轻的苏维埃国家的内外敌人作斗争的优秀的武器。在内战中，他用他的笔向白军和外国侵略者作战，赢得了红军们的赞美。在国家进入和平建设的时期，他继续打击那些危害祖国的阴谋分子的活动。
别德讷衣预见了那些贪婪的帝国主义者的恶毒计划；无情地揭穿他们的图谋，鞭挞那些挑拨对苏作战的人们。
诗人的政治讽刺作品的思想与艺术上的成就，业已经历了时代的考验。他的一册有关国际问题的二十年前写的诗选，本年已在莫斯科出版。虽则题材是两个世代以前的，这些诗直到今天还保留它们的生命力。他的辛辣的诗句，把人民的敌人揭露出来，直到现在还没有失掉动人的力量。
别德讷衣的书，名为《熟面孔》——这些脸面对于一个今天的读者依旧是熟悉的。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像邱吉尔、贝文、蒋介石、华尔街的仆从、法国右翼社会党傀儡、以及美国走狗明曾蒂红衣主教那样的梵蒂冈反动特务之类的人物。
他拆穿了所谓“幸福”的美国生活是怎样的：失业、贫困和政治压迫被生动地描写着。
别德讷衣暴露了美国帝国主义者怎样追求利润和扩张领土，以及支持世界各地的反动力量。他指出有一个“幸福”的国家，那儿纳税人担负着重赋，去支持罪恶的蒋介石匪帮的财政。诗人写道：
对于失业者——
没有经费，没有现款；
但是对于杀人犯，匪徒，
和各式各样政治废物，
却总是储备着大量的金钱。
中国人民击溃了别德讷衣所说的铁的罗网。他所预言的“太平洋的风暴”已带来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诗人说：“衣冠禽兽们！你们算错了！”他的话是实现了。
我愿意注视着流氓的事业
直到他最后的完蛋！他这样写蒋介石。现在，我们已经看到曾经引起别德讷衣愤怒抨击的蒋介石的可耻结局。
别德讷衣看到了虚伪的资产阶级自由的前途，因为他在一九二九年就看到伏尔泰的书怎样在美国遭到查禁：
伏尔泰的辛辣的嘲笑
深深地刺痛了旧时代的愚人。
今天——那是多么可怪的事啊！——
百万富翁的国家
一步一步地走向穴居人的时代。
今天，当和平与真正民主的力量获得空前成长时，季谟央·别德讷衣的诗歌已成为对人类的敌人，战争叫嚣者，进行神圣斗争的一件武器。
别德讷衣把他的敏锐的政治观察力，与高度的诗歌艺术的标准，结合起来。他抛弃了那些陈腐的教条，在他的诗中包括许多过去认为不能入诗的题材。
别德讷衣的著作中有一显著的部分描写苏维埃国家的新生活。他的诗不仅表现了苏联人民的，而且是全世界劳动者的崇高愿望。在他的诗歌中，小册子中，短的讽刺作品中，他歌颂普通人民的团结一致，和国际间的亲密友谊。他对敌人发出苛刻的讥讽，他对朋友吐露热烈的爱心。他深信将有更多更多的人加入到自由和平的“友谊的集团”中来。
他的梦，今天实现了。季谟央·别德讷衣的诗永远将占有它的地位，只要那儿的读者了解诗歌的领域不仅仅是“美”，而且也包括为了“美”而作的斗争。“美”的现代的概念是与和平、自由、正义的概念相同的。（酒泉节译自《苏维埃文学》本年九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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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给季谟央·别德讷衣的信
斯大林
编者按：本刊第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五期登载了第一次刊印于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出版的《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十二卷中的斯大林给高尔基等苏维埃文学家的四封信。本期继续刊载同书第六卷中给讽刺诗人季谟央·别德讷衣（注一）的信。这些信不但是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文献，而且对于其他革命工作，也是具有很大的教育意义的。
亲爱的季谟央同志：
信写得太迟了。你有权利骂我。但是你应当注意：关于写信以及一般信扎往还，我是异乎寻常的懒汉。
我逐点地来讲。
（一）你“情绪愉快”，这是很好的。“世纪末悲哀”的哲学并不是我们的哲学。让正在离去的和正在死亡的去悲哀吧。美国人惠特曼（注二）把我们的哲学表达得十分准确：“我们活着，我们鲜红的血液沸腾着，好像那消耗不尽的力量的火焰。”正是这样，季谟央。
（二）你写道：“又怕得罪人，又要治病。”我的忠告是：宁肯得罪几位男女病号，却要好好地把病治一下。治病，治病，一定要治病。不得罪病号——这是几分钟的利益问题。为了好好地治病而稍为得罪他们一下——这是更长久的利益问题。其实机会主义者之所以区别于自己的正相反对的人，就是因为他们把几分钟的利益摆在更长久的利益之上。不用说，你是不会效法机会主义者的。
（三）你写道：“你给县委书记们所作的报告的赦免的语调，并不是没有带着狡猾。”如果说得正确些，这里是一种政策，一般讲来，这种政策不免带着一点狡猾。我认为：把反对派首领们已经打得落花流水之后，我们，就是说党，在对待普通反对派分子和中等反对派分子方面，就应该温和一些，以便促进他们离开反对派首领们。使将军们没有军队指挥——这就是妙诀的所在。现在反对派在党内还有四——五万人。他们大多数都想丢开自己的首领们，但是妨碍他们这样作的是他们自己的爱面子，或者是某些拥护中央的人们的粗暴和高傲，这些拥护中央的人们总是刺伤普通反对派分子，这样就阻碍了他们转到我们方面来。我的报告的“语调”是针对着这些拥护中央的人们的。当反对派首领们向全世界丢了脸的时候，这样做，也只有这样做，才可以摧毁反对派。
（四）你问：“收成是否会使我们发生困难。”收成已使我们发生了一点困难。如果去年我们的收获量（总收获量）是二万万七千余万普特，那末今年可能要少收二万万普特。当然，这对输出是一个打击。诚然，遭到歉收的农庄现在比起一九二一年来要少五倍，因此我们用自己的力量去克服这个灾祸是不特别费力的。这一点你可以不必怀疑。但打击仍然是打击。然而坏的当中并不是没有好的。我们已经决定利用农民尽一切可能以保障自己将来不受旱灾的偶然侵害的强烈决心；我们将竭力以一切方法利用这种决心来实行（同农民一起）建立水利工程和提高耕作质量方面的断然措施。我们打算先从建立这个最低限度必要的萨马尔——沙拉托夫——察里津——阿斯特拉汉——斯塔夫罗波尔楔形水利工程着手。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准备了一千五百万到二千万卢布。下一年我们要转向南方各省。这将是我国农业革命的开端。当地人说：农民会给与重大的支持。天不打雷，农夫是不会划十字的。原来旱灾的皮鞭对于提高农业、对于永远保障我国不受天气的偶然侵害，是必要的。高尔察克教训了我们建设步兵，邓尼金教训了我们建设骑兵，旱灾则教训我们建设农业。这就是历史的道路。这里并没有什么不自然的东西。
你写道：“来吧。”可惜我不能来。我不能来，因为没有功夫。我劝你“到巴库玩玩”——这是必要的。梯弗里斯比起巴库来不是那么有趣，虽然在外表上更吸引人。如果你还没有看见过森林般的石油塔，那末你就“什么也没有看到过”。我确信巴库能提供像“加卡”（注三）这类美丽作品的极丰富的材料。
在我们这里，在莫斯科，开一连串代表大会的时期还没有过去。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和讨论——当然是好事情，但老实说来，这不过是装饰门面而已。我们大家在这里与西方代表（以及东方代表）所进行的亲切的谈话，要有意思得多。我与德国、法国、波兰的工人们作了长时间的谈话。真是很好的革命的“材料”！从各方面都可以看出：在西欧那里，增长着仇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真正革命的仇恨。我很高兴听到他们愿意在自己家里“按照俄国方式实行革命”的简单的然而有力量的谈话。这是新的工人。这样的工人在我们的代表大会上还不曾有过。当然，实行革命的时候还不是这样地接近，但正在走向革命——这一点是可以不必怀疑的。还使我惊讶的是这些工人的一个特点：对于我国怀抱着热烈的和强有力的几乎是母性的爱，对于我们党的正确性、能力、威力抱有着巨大无限的信心。不久以前的怀疑只剩下区区毫不足道的残余了。这也不是偶然的。这也是日益增长的革命的征兆。
正是这样，季谟央。
好，已经够了。紧握你的手。
你的约·斯大林
一九二四年七月十五日
（一）季谟央·别德讷衣（１８８３——１９４５）是苏联诗人。曾卒业于彼得格勒大学，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从事革命活动。其创作大多是讽刺诗。列宁曾向高尔基指出别德讷衣创作的巨大鼓动意义（参看本期另文）。——译者注
（二）惠特曼（１８１９——１８９２）是美国诗人，著有《草叶集》，歌颂当时美国资产阶级的民主精神，不受韵律拘束，为美国自由诗的创始者。——译者注
（三）这是别德讷衣的一篇诗（见《别德讷衣全集》，俄文本，一九二八年，第九卷，第八六——九三页）。——《斯大林全集》俄文本第六卷编辑部注
（曹葆华、毛岸青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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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的无上职责
阿马多
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于八月在布拉格举行的评判会，进一步证明了和平民主阵营的威力及其不可战胜的力量。这次会议是专为处理挑选参加巴黎世界拥护和平大会所设奖金的竞选作品问题而召开的，奖金是授与那些为人民服务的艺术作品，文学和电影的。仅列举一下作品和参加竞选的人就足以证实这是劳动人民与为他们的事业（也是人类的事业；和平及人类幸福的事业）而斗争的各族人民所创造的世界文化中的最好而且最健康的东西。
的确，我们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没有一个具有真正创作天才的正直作家或艺术家能够再对和平势力与可鄙的财阀代表（他们正再度努力把人民卷入到更加可怖的屠杀中）之间的剧烈斗争，漠不关心。各族人民注意到这种威胁人类和文化的危险，正在向作家们和艺术家们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每个人（不分政见、宗教与哲学信仰）都必须予以回答的问题：
“你为着谁？是为那些想摧毁人类文化、把人类投入毁灭世界的战争地狱的人们，还是为各国的平民（事实上他们正是文化的有生源泉，而力图阻止人类史上的最大的罪行的也正是他们）呢？
“这个问题不能够不给以回答。要求禁止原子武器的斯德哥尔摩宣言向所有作家和艺术家提出了这个问题。签不签名就是说或者站到和平、文化与生活的这一边来，或者成为散布死亡的原子狂们——人类文化的敌人——的罪行的同谋犯。”
我不相信有哪个作家或艺术家会拒绝在斯德哥尔摩宣言上签名。拒绝签名只会意味着这个作家或艺术家的不够格。一个人如果赞成与生活和美直接作对的原子弹，那么他如何能描绘生活与美呢？对于这样的人，我们，作家和艺术家们必须说：“你不是属于我们中间的。你不是一个作家或艺术家，因为你反对我们文化创造者们所认为最重要的东西：你反对人类的爱和人类的将来。”
但是，仅在斯德哥尔摩宣言上签名是不够的。作家与艺术家的创作是不能与时间和空间分开的。相反的，他们作品在目前以及将来的活力都是深深而直接地植根于它们所产生的时代。因此，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所设立的文学奖金候选人中，包括有在战时被纳粹杀害的布洛克与伏契克。这些名字为一切人民所爱戴。这些作家的作品是不朽的。这些作品将永远地激励和鼓舞人类，就是因为这些作品是为着它们的悲惨时代，为着在战争中的国家以及为着进步而创作的。它们也是为着人类而创作的。这两位和平奖金候选人被称为作家与艺术家的模范，其原因也就在这里。
对我们的钢笔、打字机、画笔、雕刻刀或我们的电影机来说，一个最动人的最美的主题，就是各族人民为争取和平的斗争。这是当代的一个大问题，目前人民的基本任务，一切愿意为人类说话的人们、一切作家与艺术工作者的义不容辞的主题。
为和平而斗争是今天最迫切的主题，难道有谁还能写些与此无关的事物么？今年夏天当我注视花朵的时候，我想到有种危险，在威胁着这些花朵、树木、山岭与河流；战争挑拨者已在欢欣的大自然上布下一层原子武器的恐怖。夏日的晚上当我看到一对年青的爱侣柔声细语相互倾吐爱情的时候，于是我想着爱情已经罩上死亡的阴影；我们必须保护订了婚的人们、丈夫和妻子。当我带着跳动的心听到嬉戏的孩子们的软语时，我于是更加觉得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的文学著作除了为和平而斗争：保卫一切、保卫世界上的美与生活的欢乐，之外再不能有其他的主题。为和平而斗争的主题是发自一切，因为它与一切都有密切的连系；它是其他一切主题的枢纽，因为今天，在美帝国主义已经恣意侵略朝鲜人民的时候，和平的胜利是最重要的。我们要执行我们的责任：使我们的作品为和平而服务。这是一个无可逃避的紧迫的责任。
聚集在布拉格——这座城市其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的评判人，证明在作家与艺术工作者中间对这种责任的觉悟日益增长，而且事实上这种觉悟也正在最著名和最受人爱戴的文艺作家们中间增长着。看一下竞选者的名单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了：如像毕卡索、葛吐卓、波丁纳利、伊尔尼与肯特等画家；雅库鲍夫斯卡、达金、瓦弗拉等电影工作者；阿尔德里琪、维托里尼、德尔达、聂鲁达、克鲁茨科夫斯基、沙杜维亚努、普马诺瓦、康恩等世界闻名的作家。这只是我从很不完全的名单上随意列举的几个名字。
和平与进步阵线，由于文化工作者的参加，在数量上与质量上每日都在壮大。而且理应如此，因为在另外一个阵营里，只有死亡与不幸才能够吸引诗人与音乐家，小说家与艺术家，画家与雕刻家。为着颓废的资产阶级文学而设的诺贝尔奖金，在去年没有发给任何一个人，因为没有任何适当的竞选者。
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的奖金，现在是那些写作、绘画、雕塑、作曲或制电影片的人们所最羡慕的荣誉。它们是代表各族人民所授与的奖金。它们是不朽的荣誉，在历史上没有比这更高贵或更光荣的。送给评判人审查的作品显示大多数的作家和艺术家都觉察到战争的危险；觉察到必须为和平而斗争。在这个斗争中，他们的作品是一种有力的武器，人民用来反饥饿、压迫与死亡的武器。
（转载《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第五十六期）
注：阿马多是巴西名诗人和作家，国会议员，因从事革命工作于一九三七年被捕入狱，出狱后被迫流亡。阿马多曾参加过符罗茨拉夫和巴黎拥护和平大会，是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的巴西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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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找到了温暖的家庭、慈爱的爹娘
摩些族 石青
我们找到了温暖的家庭，
我们找到了慈爱的爹娘。
我们过去被人欺负，被人贱视，
被遗忘在辽远的边境。
数不清的荒凉的山峰围绕着我们，
说不尽的痛苦压在我们心头。
反动派拉走我们的壮丁，
抢走我们的骡马粮食，
还笑我们落后，没有出息。
我们像没有爹娘的孩子，
有苦没有地方去诉。
除了自己，
谁还知道中国有个摩些族。
今天，我们找到了温暖的家庭，
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今天，我们找到了慈爱的爹娘，
那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
尽管千重山、万重山，
爹娘的温暖的手
越过它们，
抚摩在我们身上，
不使我们感到孤单冷落。
多么温暖的家庭，
多么亲爱的爹娘啊！
让我们好好的爱戴它，保卫它。
别让那在大门外窥伺着的强盗们闯进来。
他们想伤害我们的爹娘，
让我们充当他们的牛马！
不，我们坚决地说“不”！
我们要坚决地保卫我们的
民族的大家庭！
谁敢来侵犯，谁就要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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