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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州武汉救济失业工作有成绩
近四万工人得到救济
无锡苏州等地失业工人显著减少
【本报讯】据中南工人日报消息：广州市及广东省救济失业工人工作，获得显著成绩。总计已有两万二千余工人得到职业或救济。各地在救济工作中发生的偏向，已经逐步检查纠正。全省正继续开展救济工作。
广州市已登记的失业工人计三六、一四九人，经该市救济失业工人委员会批准经常救济的工人及其家属共六、○七五人，介绍工作的二、一五○人，以工代赈的六、○八七人，借粮帮助生产的四七一人，辅助旅费返乡的外省工人一、三七九人。该会并帮助了部分失业工人学习，使其参加救济工作。广东省其他各地失业工人，经各地方人民政府拨粮急赈、以工代赈及组织生产自救的共六、○六九人。
今后，广州市救济工作重点，将放在“以工代赈”上。工赈队内实行民主管理、财政公开，由工人自己订立劳动纪律，并防止坏分子利用包工制剥削工人。参加工赈生产的工人，每人每日工资六斤米，自带工具的增加工资六分之一，多劳多得、节约工具者有奖。另外，救济委员会并计划成立职业介绍所，帮助失业工人就业；举办干部训练班、技术研究班及业余学校。
广东省有些地方的政府因对政务院颁发的关于救济失业工人的指示及救济办法未作很好的研究，救济机构亦不健全，有些地方无人办理登记或登记后不审查，在发救济粮时，发生苦乐不均现象。有些地方干部对救济工作是临时任务观点，发完救济粮就算了事；或者是单纯的建设工程观点，用许多救济粮举办一件工程，而被救济的工人却为数极少。该省救济失业工人委员会对上述缺点已指示各地检查纠正。
【新华社汉口七日电】武汉市登记的一万八千多失业工人中已有一万七千余人找到职业或得到救济。总计得到人民政府帮助和救济的约有一万三千人，其中参加以工代赈的最多，达四千八百多人，得到补助救济粮的有三千九百余人。武汉市失业工人救济处前后发出的救济粮共二百多万斤。另有四千多失业工人因市场交易好转，已自动找到职业或复工。其余尚未得到安插的少数失业工人已与失业工人救济处保持联系，等待介绍职业。
武汉市的以工代赈工作在八月份以前，曾因缺乏健全的组织领导和对工人进行政治教育不够，工作效率不高。有时工人一天只工作三小时，每人每日平均作零点二五方土，仅及普通标准工十二分之一。自八月下旬将计日工资制改为计件包工制后，情况即有改变，特别是运用产业工会的力量，分别成立救济分会，将原参加以工代赈的失业工人经各产业工会整编，在各产业工会领导下，根据失业工人自愿结合并照顾地区组成包工队，向市建设局包工，签定包工合同。结果使工赈工程的生产效率大为提高，每人每日平均作两方土。工作能力强的工人每天可得到八斤米。为提高工作效率，参加工赈工程的工人均自动订立劳动纪律，秩序良好。目前武汉市对失业工人的政治教育仍然不好，致使个别包工队中发生帮派把持现象。
【新华社上海七日电】因工商业经营情况开始好转和政府的救济，苏南无锡、苏州、常州、镇江等城市失业工人数量逐渐减少，生活困难也逐渐减轻。这四个城市在三、四两月中失业工人数最高达五万九千二百四十四人，至九月初已减少至二万五千三百人，其中大部失业工人也已找到职业或得到救济。无锡市在五月下旬至九月初，陆续有九千零四十五人在人民政府协助下就业。各地人民政府和工会在这一时期共动员八千四百多户失业工人回乡生产；介绍了二千四百七十九人到东北各公私营企业就业；另有五千七百多人参加了修路、浚河等工赈工程和代织毛巾等生产自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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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南区救济失业工人工作逐步改进
贯彻生产自救以工代赈方针
【本报讯】西南区各地失业工人的救济工作，已作出不少成绩，并获得了若干工作经验。为了进一步作好这一工作，若干担任救济工作的干部，应改变简单行事及脱离群众的作风，进一步深入群众，结合失业工人中的积极分子，把失业工人组织起来，进行宣传教育，贯彻生产自救，以工代赈的方针及合理的救济办法。
根据不完全统计，西南区重庆、昆明、贵阳等主要城市及西康、四川各地，共有失业工人一五四、○五九人，半失业工人七七、八四七人。在失业工人中，手工业工人、搬运工人、店员多于产业工人。
至九月中为止，已经得到救济的共二一、一九六人。其中以工代赈，参加修筑成渝铁路，市政建设公路者共一七、七五六人，生产自救、转业及遣散还乡者共三、二五四人，已发救济粮者一五一人，参加救济工作者三五人。
当人民解放军进入西南后，在接管城市工作中，即感到失业工人问题必须予以妥善地解决。今年四月以后，在渝、筑两城市开始有计划的登记失业工人，自上而下地普遍展开捐款运动，全区共收款十五亿四千三百九十七万余元，粮一百六十八万五千八百余斤。
自七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救济失业工人的指示后，各地即有重点地改组和建立了救济委员会，有计划地开展失业工人的登记、组织和救济工作。这一工作开始时，各地均未认真进行宣传解释工作；登记工作主要由各地劳动局进行，未能依靠工会，及在群众中发动积极分子，进行深入的调查和组织工作。因此，多不了解失业工人的思想情况。失业工人思想上是有各种顾虑的，加以匪特乘机造谣，大多怀疑登记后不能解决问题，或怕强迫作苦工。川东五天只登记了七个人。另一方面，则有不少流氓地痞、散兵游勇等冒充失业工人，混入登记。而在登记后，又未能认真进行审查和组织教育工作，未能及时克服坐待救济的思想，树立生产自救的思想。在进行救济时，由于未走群众路线，发动大家民主评议，以致发生救济不当的现象，有些吃鸦片的得到救济后，很快把钱挥霍光了。在组织运输时，有的不愿劳动，将本钱吃掉。对介绍失业工人的就业工作，没有和各方面共同研究讨论，做出具体决定，以致某些企业机关用人多不通过介绍所，而是通过私人关系，介绍所未能起应有的作用。
各地对于这些缺点，已开始注意纠正。以成都做的最好。成都的救委会与工会密切配合，充分发挥各业工会的组织力量，在工作中注意走群众路线。在登记前后，利用报纸、电影、广播、口头宣传等办法，广泛地进行了宣传工作。救委会工作认真负责，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的问题。此一经验已在西南推广。重庆市已将登记的失业工人，按行政区及街道组织起来，民主选出组长、队长，又根据不同要求，按修路、生产自救等分别组成小组，并抽调了一部分积极分子加以训练。
凡是这样作的地方，失业工人的问题就得到了比较适当的解决。失业工人的情绪已有转变，党与人民政府和工人阶级的关系更加密切了，有的失业工人说：“象这样的救济失业工人的工作，中国有史以来是第一次。”工会在失业工人中的威信也大大提高了。工人从实际生活中，确认为工会是为工人阶级办事的。在救济工作中，并进一步发展和健全了工会。
西南区在九月份已进一步研究和决定了救济办法：（一）以工代赈，参加修成渝路的扩大到二万人，另外组织一部分人参加市政建设，修公路、仓库等。（二）生产自救，主要是运销合作及参加军需定货生产。（三）继续动员还乡生产。（四）加办普通训练班和技术训练班。（五）发救济粮，计划渝市二百万斤，四川各地共八百四十万斤。（云、贵、康数目尚未定。）
西南区各地在救济失业工人工作中，获得以下几点重要经验：（一）要大胆放手地把失业工人组织起来，进行群众性的审查和深入地组织教育工作。（二）登记、救济、组织教育各项工作要结合进行。（三）注意培养失业工人中的积极分子，组织和吸收他们进行救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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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石家庄花纱布公司重视棉农利益
掌握牌价团结私商收购新棉
【本报讯】石家庄花纱布公司重视棉农利益，自八月中旬新棉上市后，即开始积极收购棉花。在收购过程中，该公司掌握了适当的价格，团结了正当的棉商，并制止了部分商贩的投机活动，超额完成了八、九月份的收购任务（八、九月份完成任务百分之二百九十二）。
新花登场时，潮分约达百分之十三。公司中的收花干部开始恐怕秤耗太大，又怕新花发霉，造成损失。在收购上表现了缩手缩脚的现象，有的甚至不敢收购。公司及时纠正了这种偏向，教育干部坚决保障棉农利益，积极收购新棉，贯彻奖励植棉政策；并具体指示：潮分过大可按潮分情形具体规定价格，收购后注意摊晒；同时应广泛向群众宣传国家收购政策，发动群众晒花，让群众自觉地注意提高质量。这样才转变了干部缩手缩脚的毛病。
在收购过程中，根据潮分情况，随时调整了棉价。如开始籽棉潮分百分之十三，每斤价为二千三百元，后潮分缩减到百分之十，遂调整为二千六百五十元（当时标准皮棉每斤七千九百元）。该公司十分注意贯彻公私兼顾政策，结合一部分正当棉商为公司代购，并给予他们很大方便。各处花店纷纷申请开业，只元氏县开业的就有三百余户。新花刚上市时，部分偏僻地区的私营棉商，曾压价收购籽棉。公司为了稳定棉价，保障棉农利益，立即派出干部，赴各地市场掌握。九月中、下旬公司资金一时不能满足市场需要，小贩又一度到偏僻地区压价购棉。公司马上以机动资金分头赶集掌握，如小贩按牌价收购，公司即不收或少收，如小贩压价收购，公司即按牌价收购。这样两度制止了部分私商投机活动，切实保障了棉农利益。
九月中旬以后，棉花上市量日益增多。公司为防止过多投放现款，引起物价波动，采取了以实物（布、粮）等价易棉办法。等价易棉的交换量约占总购棉量的三分之一以上，在缩减投放资金稳定物价上起了一定作用。 九月中下旬，支公司及某些小组在掌握籽棉等级差价上曾发生偏差；好籽棉原应适当提级提价，但一般均未提；结果造成市价高于牌价的现象，公司买不到好花，农民也不满意。这一偏差已及时纠正。
该公司目前正进行以下几项工作：为了避免争购，稳定物价，正研究与公私购棉单位成立原棉采购委员会；与供销社订立代购代轧合同；并结合其它专业公司，组织购销联营，以保障有计划地收购与供应物资。此外，该公司并在研究地区间差额与籽、皮棉的合理差额问题。
（刘海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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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北供销总社满足社员与棉农需要
准备大批实物换购棉花
【本报讯】河北省今年植棉面积扩大，棉花收成较好。全省合作社社员收获的皮棉，估计约有二千五百万斤。一般社员及广大棉农急待出卖新棉，购进肥料、牲畜、粮食、日用品和农具。河北供销总社为了满足社员要求，配合国营贸易机关的购棉工作，决定在第四季收购皮棉四百万斤，并尽先收购社员棉花，以贯彻为社员服务方针。其中二百万斤准备以豆饼一千四百万斤、粗粮二千万斤、大布六千匹、信石七万斤换购；另以现款购进二百万斤。该社已与国营公司订立暂时代购合同，在价格掌握上服从公司领导。
（河北供销总社周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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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东北贸易部订出粮食购销计划
【本报讯】据东北日报讯：为迎接今年丰收，有计划地收购和推销农民余粮，东北人民政府贸易部，已初步订出粮食购销计划，并经东北人民政府批准。
贸易部粮食购销计划中，首先确定了各种粮食比价。以高粱为准，一斤高粱折大豆六两六钱，折稻子七两，折南满苞米一斤，折北满苞米一斤二两。为鼓励农民注意提高粮食质量，收购时将实行分等论价，“好粮好价，货高价出头”。购粮价格，按不同季节中粮食所含水分不同、资金周转快慢及品种不同而有所差别，地区间也应有差价。粮食公司将按各地收购情况，与合作社签订小型合同。贯彻公私兼顾政策，鼓励私商下乡购粮，取消城乡贸易中任何人为障碍。
东北粮食公司，根据贸易部的指示，已具体从事各种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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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邯郸专区供销社结合购棉改建村社
【邯郸专区讯】邯郸专区合作社与各县合作社为完成今年的收棉任务，作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该专区各级合作社现已开始收购棉花，供给农民生活、生产必需品。并在购棉过程中，增建和改造了村社，发展了社员。
各县社已组织收花站一百处（不包括村社）。为了适当分别棉花等级，保证棉花质量，各县社训练了一百六十名技术员，分赴各站担任收花任务。同时各县社又雇用了一批旧验花手，给以分级训练，解决了缺乏技术人员的困难。
另外，对棉花加工、运输、保卫、防止伤耗等工作，都作了具体计划和布置。
随着新花上市，农民购买生产、生活必需品的已逐渐增多。农民对于粮食、肥料的要求更为迫切。专区社将由省社拨来的一百八十一万斤豆饼和从粮食公司接收的五百四十万斤豆饼，已通过各县社，以贷、卖、换等方式，调剂到农民手里。专区社拨给各县社一部粮食，专区社又与银行订立合同，贷款买到一部粮食，以调剂棉农的食粮需要。各县社也自行调剂了部分粮食。
各县社通过购棉的有利条件，都注意了改造与建社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在八月份即增建与改造村社一百零八处；新发展社员四万六千八百七十九人，全区合作社社员现有五十四万零七百五十八人。大部县社召开了训练班，贯彻了民主建社的精神，社员认识逐渐提高。在新社建立后，民主管理的组织一般都自下而上的建立了起来。
（李树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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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疆农村普遍丰收
较去年增产粮食两亿余万斤
【新华社西安十二日电】新疆省南部各地农村普庆丰收，各族农民正在欢欣地进行收割。据南疆喀什、阿克苏、莎车、和阗四个专区所属三十个县的不完全统计，今年播种的六百万亩秋田，可比去年增产稻子、玉蜀黍等秋粮一亿一千万斤。加上今年夏季三百万亩麦田比去年多产的九千万斤小麦，再加上农民和人民解放军新垦荒地所生产的三千三百六十万斤粮食，今年南疆至少要比去年增产两亿三千三百六十万斤粮食。
南疆为新疆省的重要的农垦区，南疆丰收对新疆民食问题意义极为重大。南疆各地终年不雨，农业主要依靠灌溉。因此，人民政府今年协助农民，合理地调剂了农民用水问题，并由此而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获得丰收的主要原因。今年人民政府不仅领导各族农民大力修理和新建水渠、堤霸、水闸、水库，扩大了水源，并建立了专区、县、区、乡各级的水利委员会，统一地合理地分配用水，使今年贫苦农民的土地也获得了同样的灌溉。此外，在人民政府倡导和人民解放军的影响下，维吾尔等各民族农民今年在耕作技术上也有很大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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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束鹿县适当调整棉花不合理差价
统一掌握花价收购新花
【本报讯】河北束鹿县今春发动群众大量种棉，估计今秋全县可产籽棉三千万斤，比去年多收一千七百余万斤。九月初旬新花大批上市，各集市上花量和成交盛况，为十几年来所未见。
该县开始购棉时，无人统一掌握，各有关部门又缺乏联系，贸易部门对于市场检查不严，结果各地棉价差额很大。如九月六日二区小章村集上，顶高籽棉每百斤二十六万五千元，次棉二十五万四千元。九月七日王山口村（距小章村十里）集上，顶高籽棉每百斤只有二十三万元，次棉二十二万元，下午又降至二十万元（公司价未落）。其他集市同日同时也各有差别。皮棉比籽棉价格高出许多，商人买了籽棉，轧成皮棉，每百斤可赚十万元，利润过大。由于棉价差额很大，使部分棉农和国营企业受到损失，便利了某些投机捣鬼的商人。如张古庄和王山口村的花店，多是直接间接给国营花纱布公司代购，有的出价低于公司价格，从中渔利。该处农民反映说：“公家买棉花出钱不少，老百姓得钱不多”，“中间剥削太厉害”。
根据上述情况，该县政府为保护棉农利益，贯彻棉价政策，防止奸商捣鬼，保证正当棉商利润，特召集国营花纱布公司、县供销社及粮食公司等有关部门，共同讨论棉价与收购、管理等问题。经讨论决定：各有关部门统一按石家庄花纱布公司指示的棉价（每斤皮棉七千五百元，籽棉二千四百五十元）收购，务使各市场价格统一。收棉时分为上、次上、中、次中、下、次下六等评级评价。教育棉牙与收购人员认真执行这一规定，严格掌握棉好价高精神。
为了掌握各市场棉价，花纱布公司又与供销社订立了代购合同。凡有花纱布公司及收花小组的集市，由该公司或小组自行收购，供销社只在门市部内收购社员棉花。其他集市，由供销社代购。为了便利棉农卖棉和棉商买棉，防止棉牙压低棉价，决在各集市酌情增设花市，责成各集镇干部及有关部门办理。同时，决定由供销社、花纱布公司、税务局等部门抽出七人组成工作组，经常赴棉产区各集市检查，随时解决所发现的问题。上述措施已在开始实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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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开辟了农村改革的道路
——记西南军民剿匪的胜利
挺进大西南的解放大军，在打垮了蒋匪帮发动卖国内战的大陆上最后的基地后，又英勇地投入极其艰苦的剿匪斗争。从去年十二月到今年九月末旬止十个月来，在军民协力进剿下，已消灭土匪达四十万人。交通线上及富庶的腹心地区已经净化，农村秩序已经安定，城乡交通开始恢复，为今后实行农村改革开辟了道路。
剿匪反特原是新解放区打开工作局面的第一步，西南因为是大陆上最后解放的地区，蒋匪帮残余曾依托封建力量，大量转化为土匪，在西南作最后的挣扎；所以剿匪任务在西南是很艰巨的。针对这一情况，中共中央西南局曾在西南战役结束的时候，便提醒全体干部：“真正的战争还在后面”，要求大家从思想上组织上作充分准备。西南军区则号召全军继续发扬既往之顽强精神，全面展开剿匪工作，坚决消灭与人民为敌的土匪。
在西南大进军转入结束的时候，这些一度分散隐蔽等待时机的匪特武装，从二月底以后，即逐渐由混乱分散状态走向有组织的集结，在各地城镇特别是在乡村，普遍展开破坏抢劫的罪恶活动。三、四月是西南匪情较为严重的时候，其活动的最显著特点，是带有极明显的政治目的。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将军曾以他所见所闻的事例，作了这样一个生动的说明：西南土匪之多，是过去多年来封建割据和国民党反动统治遗留下的罪恶。如人人皆知的，四川不少反动军阀就是依附着地主势力和土匪起家的，他们就是土匪的头子，和土匪拜把子结兄弟的很多；就连军队也是“三三制”组合的：正规军、土匪、袍哥各占三分之一。其设立的陆军大学、中学、小学都是造就土匪的学校。至于乡村封建力量，因战争发展迅速，均原封未动，如乡保武装便是地主势力直接压榨人民的爪牙。因之，人民对他们的仇恨最深，解放前在民间就流传着这样的谚语：“乡长万福侯，保长肥溜溜，甲长保乡狗，老百姓眼泪流！”但豺狼成性的蒋匪帮犹嫌老百姓的眼泪没流干，更施以特务统治，制造暴乱。所以，远在西南解放以前，蒋匪毛人凤、王陵基狗辈，即在成都招集恶霸惯匪等举办了五期“游击干部训练班”，先后训练所谓“游击干部”达五千余人，“复兴”、“ＣＣ”……多至有十七种。他们在成都都领了美造枪炮子弹。解放以后，这些匪特分子趁我大军忙于处理战后事宜的空隙，又在美英帝国主义支持下，在西南国境线及国内山地要点竖起所谓“边区游击队”、“人民反共救国军”等反动旗帜，结合封建势力，地痞流氓、惯匪及逃散的正规匪军，一度到达四十余万人之多。这些匪徒们，于三月间即在各地普遍展开所谓“西南大陆游击战”，杀人放火，破坏生产，抢掠仓库，拦路行劫，刺杀工作人员，使水陆交通没有足够的兵力掩护都难以通行。这不仅造成社会秩序不安，影响建政、生产工作的进行，而且使干部群众遭受了不少的损失。较大者如：川西匪特于二月六日，聚集匪徒两千余人，于成都以东龙潭寺、石板滩地区叛乱，杀害我师政治主任以下六十人；贵州独山县绅耆——民主人士莫凤楼，因坚拒附匪，于五月初全家四十三口人均惨遭匪特杀戮一光。川东巴县各界代表会特邀代表陈某，也是因拒绝附匪，全家殉难。甚至强迫每甲抽一人一枪，胁迫人民参加土匪，不从者即以杀人烧房相威胁。农民受害者为数很多；并制造各种谣言，以煽惑人心。这一切都说明西南的剿匪工作，本质上是一个肃清美帝走狗——蒋匪残余势力和反封建的斗争。
但在解放初期，由于不少工作人员（甚至一般群众）对这一斗争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不仅遭到某些不必要的损失，并且放松了对首恶的镇压，曾引起了人民大众的不满。但为时不久，各地即迅速纠正了这一偏向，正确地执行了毛主席所指示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及依靠群众、组织群众，与生产保家相结合的群众路线，而取得剿匪的基本胜利。
首先对于那些执迷不悟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匪特武装，则给予坚决的消灭。在剿匪斗争中，高级干部以身作则亲上前线与部队一起作战，而一般指战员和地方工作干部，在研究了对匪特的战术后，亦表现了高度的英勇与机智，他们在艰险的情况下，坚持了工作岗位，坚决的打击了匪特的活动，减少了群众的损失。这里只举几个例子看：成都起义的原国民党军三○二师，在绵竹杀害我军事代表后，即叛变逃入西山，大肆抢掠；但在我军长途尾追下，经一天攻击，即将叛匪全部消灭。川东涪陵分区某部，有一次攀山越岭追击土匪，追了三昼夜，把土匪包围在一个高山岩上，虽然战士两天没吃饭了，但战士们为了消灭面前的这股土匪，终以六小时猛烈攻击，登上峰岩，把五百土匪全部消灭了。巴县三区曾家乡于四月三日遭匪袭击时，我工作队队长韩书城、指导员冯立开，率领二十余工作人员，坚持战斗达二十七小时，终于打退土匪数次冲锋，毙伤匪十一人；我亦有四人光荣负伤。其他如铜梁四区区长韩其弟，六区全体干部均创造了坚持阵地的范例。
在军事进剿中，同时还结合了政治攻势。部队组成武装宣传队，一面战斗，一面宣传。各县区则普遍通过各界代表会、保甲长、保民、土匪家属等各种会议，讲解政策，进行前途教育，并吸收有威望人士组成剿匪委员会，发动各界人民劝其在匪中的乡邻亲友自新悔过。对已自新悔过的土匪，则给予短期训练后，再通过他们去争取瓦解土匪，以“将功折罪”。全区经过以上方式争取瓦解及慑于我军神威而投诚的土匪日益增加。
同时，由于剿匪部队执行了遵纪爱民的政策，保护了群众切身的利益，使广大农民便逐渐由观望恐惧走向自觉，他们纷纷自动报告匪情、带路，甚至要求武装保家防匪。如川东铜梁县在“一手拿枪，一手拿锄”、“一面剿匪，一面生产”的口号下，组织了数千农民武装，利用白天生产，晚上警戒，乡乡联防的办法，维护了农村治安，掩护了群众生产，大部地区顺利完成了耕种工作，邻水全县四百六十个保中，有大部分保成立了护粮小组，有部分保的农民已经武装起来，积极扑灭匪特，保护公粮，使入仓公粮没有受到严重损失。川南叙永县枧槽乡苗族罗文才，组织了苗民数十人，武装防匪保家，阻止了土匪的进扰。农民对剿匪的斗争贡献也是很大的，他们不仅协助部队剿匪出了粮出了力，甚至不少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如铜梁农民武装分队长徐宣孝，率领农民武装，身经六战，先后毙伤俘匪四人，而于刘家院子战斗中为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这些可歌可泣的壮烈事迹，不仅已流传在民间，遍地撒播下革命的种籽，而且在血的斗争中，西南人民已真正认识了人民解放军是他们自己的军队。“你们在这里，我们就有了依靠”，这已成为人民共同的声音。让美蒋匪帮在海涯的一角做“大陆游击战”的梦去吧！
但西南军民并不因消灭了大股土匪而就轻视了散匪的活动。他们将继续剿灭散匪和潜伏的匪特，特别是在边沿山区和接近国境线的云贵地带，匪特还不时蠢动，必须完全扑灭，为建立巩固的国防，和开辟农村改革的道路而战斗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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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湖南通讯
从黑夜到天明
访问湖南平江三新乡农村
平江一区三新乡是土地革命时代的老根据地。中国共产党曾经在这里领导农民建立过自己的政权、分配过地主的土地。一九三○年冬，反革命势力进攻，红军便撤离了这个地区。国民党和地主阶级又恢复了对人民的剥削和统治，农民分得的土地，又被地主们夺回去了。从此“挨户团”（地主武装）和“义勇队”（反动派武装）向农民进行着惨无人道的迫害，杀了不知多少人，烧了不知多少房屋；但是，三新乡的人民并没有因此屈服，他们把仇恨深深的埋藏在心里，他们始终抱着坚强的信念：“国民党无论如何不会长久，共产党总有一天会回来的。”
盼月亮，盼星星，去年七月间，人民自己的队伍——解放军果然回来了。
（一）从泥土里挖出烈士碑
人民解放军是去年七月十八日到达三新乡的，第二天当地群众便把埋藏在张家坟场上的一块烈士墓碑挖了出来，上面刻着“烈士朱璋之墓”，并刻有纪念碑文。
朱璋同志是被国民党刽子手杀害的许多革命英雄儿女之一。大革命时候，他是平江的少共县委书记。一九二七年春天被捕入狱。反动派向他威迫利诱、酷刑拷问过十余次，但是他始终不屈。反动派便把他砍杀在城内月池塘。押赴刑场时，他高呼革命口号，慷慨就义。当时他还只有十九岁。尸身葬在离县城三里余的张家坟场。
一九三○年红军还在平江时，全县的共产党员在朱璋烈士的墓前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来者当更努力”等誓词，以作纪念；并有当地群众一千余人在坟前开了追悼会。冬天红军主力撤离时，当地群众怕反动派破坏朱璋同志墓，在坟上堆了一堆柴草把墓碑掩盖起来。时间过了一年多，柴草已经腐烂，红军还没有回来，他们便改用砖土把碑封砌起来，相约不许吐露半句关于墓碑的消息。二十年来，反动派始终没有发觉这件事。这一座用砖土封砌的墓碑，便成了当地群众守望着胜利的明天的灯塔，在艰难的斗争紧张的岁月，鼓舞与坚定了大家斗争的勇气与信心。现在共产党回来了，他们便拆开二十年前自己砌上的砖土，让朱璋烈士的墓碑重见太阳了。
（二）拆“碉堡”、挖“马路”
红军离开平江后，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各地修建了许多碉堡，控制群众的革命活动。三新乡离城很近，所以修建的碉堡更多，共有十一座。当时都是强迫征派民工修成的。修建碉堡的窑砖有些是拆的老百姓家里的墙，特别是革命烈士家里的墙，谈家坡河边渡口的凉亭也拆来砌了碉堡。碉堡修成后，群众不敢走拢去瞧一眼，有一次三阳街上一家豆腐店的工人凌鉴，到段家冲去买猪，路过碉堡，他好奇地走拢去看了一眼，被碉堡里的匪军重重的打了两个耳光，并把他扣起来，说他是“土匪”。二十年来，这些碉堡，就象毒瘤一样，毒害着三新乡的人民。当地群众一看到这些可耻的碉堡，心头就燃起了仇恨的烈火。
去年十一月间，三新乡发动修整塘坝，当地群众便拆毁了四座用砖砌的碉堡，今年二月间，农会又领导群众拆掉了其余的七座洋灰碉堡。拆了碉堡后，群众感到象割掉了一块毒瘤样的轻松愉快。
一九四三年，反动派杨森的部队驻扎在平江，骑兵连扎在三新乡的钟家大屋和钟家祠堂。匪军从钟家祠堂到三阳街修了一条两里多长七尺多宽的大马路，毁了两百多石谷田（约等于四十余亩）。贫农赖林卿家被毁了三十多石谷田。那时正是八月间，田里刚刚种上荞麦。当匪军背着铲子来挖田的时候，赖林卿跪在田里苦苦哀求，匪军们一阵拳打脚踢把他踢开了。在匪军的强力逼迫下，四十多亩良田变成了骑兵连的马路。当杨森的马队在新修的马路上横冲直撞的时候，二十多户农民的家里便因此失去了土地，过着饥饿流离的生活。赖林卿家逼得没办法，把门板也拆下来卖掉吃光了。一九四四年，日本人侵陷了这个地区，杨森的部队逃走了。一九四五年，日本人也走了，农民们要求将马路恢复成田，但是反动政府说这是公家的地基，不准挖毁。有的农民设法凑了些钱送给反动政府的官员，才让挖成田；但是还有几家拿不起钱的，便只好让地在那里荒着，不敢去动。
解放后，这条马路已全部毁了，又变了一丘一丘的田，农民们又自由自在地在自己的田地里耕种着。但是他们的心里，永远不会忘记那一条马路曾使他们长期的过着苦难的岁月。
（三）鸡犬不宁的日子过去了
当杨森的马队驻在三新乡的时候，两百多匹马成天在田里横冲直撞，田里的禾苗被践踏，园里的小茶被吃光。农民李添福形容当年的情景说：“路都被马踩的冒得（没有）了。”有一次，赖趸香看到马在自己的田里吃禾，便跑去赶开，被杨森的士兵打了两马棍，并把他扣到司令部，后来说尽好话，赔尽小心，才了清这场大祸。农民家里喂牛的草都被马队吃光。有一次赖彦成把稻草藏在楼顶上也被搜走了。他只好花很高的价到十多里外的地方去买回草来给自己的牛吃。骑兵队起初是驻在钟家屋场，群众被骚扰得没有办法，便埋怨：“有了钟家屋场咯（这）栋大房子，连累几里路内的百姓都遭殃。”后来骑马队移驻钟家祠堂去了。钟家屋场的人恼了火，怕马队再来扎，便把正中那一间大堂屋（拴马的）拆掉了（朱璋烈士的家属就是住在钟家屋场的，这间屋至今仍未修复）。那时候，地方上流传着这样一首沉痛的民谣：
“牛耕田马吃秧，农民泪汪汪。
宁愿日本人来杀，不愿杨森的队伍扎！”
去年解放前，蒋匪军五十八军驻扎平江，比杨森的部队还坏，闹得地方上鸡犬不宁。见人就抓，见物就抢。农民白天不敢到田里做工，只能晚上偷偷摸摸地去做一做。现在呢？三新乡的农民得到了一个梦想不到的和平安静的环境，他们自由地耕种，自由地安息，没有压迫，没有恐惧。
贫农赖听聪指着一部刚修补好的旧风车对我们说：“杨森的部队把马拴在风车上，撞得稀烂，在楼上搁了好几年，早几天才拿出来整好。唉，那时候，我为着杨森的马不晓得哭了好多回。现在好了，白天安心生产，夜里安心睡觉。”
（四）胜利的丰收
解放后，三新乡的农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克服了各种困难，战胜了各种灾害，现在，一个胜利的丰收已经在三新乡出现了。全乡的中稻产量比去年增加一成以上，估计至少可增产谷子六百石，新开出的荒田六亩也收了四十二石谷，新开的一百余亩荒土都种了红薯、棉花、芝麻等。农民李添福家，去年只收了四十石谷，今年却收了五十石，他笑眯眯地说：“这样的丰收是十多年来没看见过的。”
农民们收割了中稻后，便马上进行犁田布种秋作物，乡政府和农会提出号召：“边扮边犁边种秋，争取再来一个好冬收。”富裕中农刘虞斌家打完谷后的第三天，一百多石谷田便全部犁好了，并布上了荞麦和高粱。
（五）感激毛主席
农民们看着一堆堆金黄的稻谷，看着新开的荒土里正在蓬蓬勃勃长起来的红薯和棉花，心里说不出的高兴和感激，他们心里都明白：“没有毛主席和共产党是绝对不会有今天的。”
农民们收割了谷子后，纷纷将果实投向生产，有的买牛，有的买肥料，有的买犁懦?Ｆ杜├罟裙笫墙衲甓?录洳呕厝?孪缋吹模?夥徘肮?竦吵樽扯。?逼得倾家荡产，把田也转让给别人种，把两个小孩寄住岳母家，妻子出外做女工，自己便给别人做长工。今年二月间，三新乡进行减租，他便回来了，减回了九石五斗押金谷，加上自己带回的五石谷工资，便把田收转来自己种，妻子和小孩也接回来了。他生产特别努力，今年的收成很好，共扮了四十八石谷，他用新谷制了一张风车，一间小谷仓，三张晒谷的簟子，又和别人合伙买了一条牛，早几天，又花两万元买回十一根木条子，准备起一间猪栏屋。他很感激地向我们说：“我今年二月间回来时，家里只有两个桶和一个破锅，床铺都是向别人借的。现在呢？家里也勉强象个样子了，不是毛主席来救我翻身，那里有今天呢？不久就要分田了，心里真高兴，分了田以后，我一定要加紧生产，种两道的田，我要种三道，打了早禾插晚禾，打了晚禾又种麦子，做到三种三收。现在翻了身，我如果不努力生产，那就太对不住毛主席了。”三新乡许许多多象李谷贵这样的翻身农民，他们的心里时刻记着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