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新理学》的自我检讨
冯友兰
在我的“一年学习总结”中，我曾经说：“我过去的哲学思想，阻碍了我自己的进步，并阻碍了有些别人的进步”；这篇文章发表之后，接了些各地方朋友的来信，证实了，我过去的哲学思想，确曾阻碍了有些人的进步。
其中有一位未曾见过面的朋友，就是茅冥家先生。他的信上写：“我之想与你通信，是因为我曾经与你有过一段历史渊源。因为我曾经热中于你的“新理学”，至于一切思想，言论，行动，都受你的影响……我做过一番自我批评而且做得很严格。我检查我的过去而且检查得很仔细。在检查与批评中，我连带检查到了《新理学》与你，也批评了你的过去。因此有许多地方，我对于你的转变，看成了我的转变；对于你改造，看成我的改造。”
茅先生的信使我很受感动。不过对于他所提的关于《新理学》的三点，我没来得及很详细地讨论。一则因为我近来的注意力，集中在学习新哲学。对于以前旧哲学的问题的讨论，很有厌倦之感。再则茅先生所提的那三点，是他受《新理学》的一般影响而发生的错误。专就那三点说，与《新理学》的说法，还有相当的出入。若仔细讨论起来，并非三言两语，所能完结。
现在茅先生所提的那三点，已在报上发表了（见八月六日光明日报）。我似乎应该对于那几点写一篇讨论的文章，但是上面所说的那两点困难，仍然存在。我想，与其枝枝节节的讨论，倒不如就《新理学》作一个一般的检讨，或者对于自己有更大的益处。
自从五四运动后，我很留意当时所谓中西文化问题。我一直认为，中西文化的不同，是由于中西哲学的不同。一九三三年，我在英国住了半年，看了一些共产主义的书。历史唯物论帮助我解决了中西文化问题。在抗战时期，我所写的新事论，那本书，就是这时期的思想的结晶。照现在看起来，当时对于历史唯物论的了解，是很不够的。但是自从一九三三年起，我一直相信马恩的历史唯物论是正确的。不过一直到解放前，我一直相信我可以在历史研究方面持唯物论。而在本体论方面不必持唯物论。
虽然如此，我的《新理学》，在开始却是受我所了解的历史唯物论的影响，或者可以说是启示。以前我像很多人一样，于谈到文化问题时，分别文化，都是以国别或民族为标准的，而历史唯物论分别文化，则是以社会发展的阶段为标准的。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看，凡国家或民族，属于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的，它们在文化上是一类的，这就是说，如对于它们所有的文化作判断，以它们为主词，可以同一的客词形容它们。例如说，美国的文化是资产阶级的文化；英国的文化是资产阶级的文化，在这两命题中，英国文化及美国文化是“个别”。资产阶级的文化是“一般”。在这些命题中，我们看见个别与一般的对立与统一。
从对于各国别的文化的判断，推广到对于最普通事物的最普通的判断。例如我们说：这个桌子是方的；这个桌子是“个别”，方的是“一般”。在这个命题中，我们也看见个别与一般的对立与统一。新理学那本书，就是这样开始的。这样的分析是不错的。不过在新理学那本书中，我所注重的，不是一般与个别的统一，而是它们的对立。在一方面说，它们是对立的，不过专强调它们的对立，这就犯了列宁所说的“直线性与片面性”的错误。列宁在“谈辩证法问题”一文里说：“直线性与片面性，死板与僵化，主观主义与主观盲目病，这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上的根源。”
人的知识，是客观事物的反映，客观事物中有两方面：在一方面中可以看到个别，在又一方面中可以看到一般。不知道此两方面可以分别观之，这是知识对于事物没有分析，这是知识上的原始统一，也可说就是混沌。经过分析，知道事物有此两方面，但同时须要知道这两方面在客观事物中是分不开的。具体的事物是两方面的对立的统一。这在知识上是经过分析而又回到统一。这就是知识的提高一步。这样就是知识的辩证的发展。
但是知识很可能就停留在分析那一阶段上。由此而来的理论，就专强调个别与一般的对立，而忽略了它们的在客观事物中的统一。新理学那本书的理论就是知识停留在这一阶段的理论。
因为有这一方面的强调，所以在解放以前，我所最不了解一个海格尔的哲学名词，就是“具体的共相”（就是特殊的一般）。照我以前的看法，这是两个自相矛盾的名词。现在我的看法是：当成名词看，这是两个自相矛盾的名词。但从事实看，每一个东西都是一个具体的共相。了解了它是怎样的一个具体的共相，我们就可以知道怎样处理它。
对于具体的共相的了解，是我参加土改的一个主要的收获。在土改中，一件主要的工作是划成份。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阶级成份；他是一个富农，或是一个贫农，或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他有个什么成份，就得到什么待遇。每一个人都不仅只是张三或李四，而是一个富农或贫农等。由这一方面说，他都是一个现实的共相。现实的共相，就是个体。因此它不是空洞的抽象的，而是有血有肉的。它是个具体的共相。
我们现在反对美国，我们不是反对美国，而是反对一个帝国主义者。我们不是反对一个空洞的，抽象的，一般的，帝国主义者，而是美国那个帝国主义者。美国是一个帝国主义者。美国是个别，帝国主义者是一般。除了美国外，还有许多别的帝国主义者。每一帝国主义者，都与美国不尽相同，而都是帝国主义者，这就是说，每一个具体的帝国主义者，其内容都比抽象的帝国主义内容丰富。美国那个帝国主义者，就是一个具体的共相，一个特殊的一般。知道美国是一个帝国主义者，比只知道美国是美国，好得多，因为若知道它是个帝国主义者，就知怎样处理它。从美国这个帝国主义者去了解帝国主义者，也比专从“帝国主义者”的定义去了解帝国主义者好得多，因为定义是抽象的，一个具体的帝国主义者比一个抽象的定义，内容丰富得多。
我的思想这样中止在分析这一阶段上，与我研究哲学的态度，是有关系的。我以前一向认为哲学家的任务是观察世界。宋朝的邵雍作有观物篇。以前我很喜欢“观物”两个字。程颢有“静观万物皆自得”一句诗，以前我很喜欢这“静观”两个字。以前我以为哲学家的任务，就是“静观”万物，在自己的思想中，将其加以分析。哲学家是一个宇宙的旁观者。这种态度，与新哲学的哲学家的态度完全相反。新理学的任务不仅要解释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实践不是与知识对立的，而是知识的一部分。在新哲学中，理论必需与实践合一。所以新哲学不能停留在分析那一阶段。它不仅注重一般与个别在思想中的对立，而且注重它们在实际上的统一。
在解放以前，我本已不喜欢“唯心论”这个名词。我自以为我的哲学思想不是“唯心论”。我所以这样的“以为”，有两点理由。第一点，我的哲学思想承认有独立于心的外界。第二，我的哲学思想不承认心是宇宙的本质或根源。我承认心必有其物质的根据，始能存在。就第一点说，我的哲学思想不是旧哲学中所谓主观的唯心论。就第二点说，我的哲学思想也不是旧哲家中所谓客观的唯心论。有此两点理由，我一向不承认我的哲学思想是“唯心论的”。
近来我才发现：因为我强调个别与一般的对立，这种过分的强调，后来演绎为一般可脱离了物质与自然独立而自有。这也是唯心论的一种。在某一方面我躲开了唯心论；但在另一方面，我又陷入了唯心论的窠臼。
以前我以为《新理学》方法是对于事物作形式的分析。以前我很喜欢形式的这三个字。这是从形式逻辑来的。形式逻辑论到概念的联系时，不管概念与推论的内容，而只管其间的形式的关系。《新理学》中所谓形式的分析，亦是不管事物的具体的性质，而只对于事物，作形式的肯定。以为事物必都是某种事物，有某种事物必有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者。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者，《新理学》称之为理或共相（即一般）。这样只肯定有理。而对于理的内容，并不要知道。以为知道理的内容，是科学的任务。不是哲学的任务。
可是这样的哲学是空的。以前我承认它是空的。并且以为哲学越空越好。它越空它就越纯粹。但是这样的哲学，有什么用处呢？我以前的回答是：这样哲学的用处，不在于增加人的知识，而在于提高人的“境界”。
我在新原人那本书中提出的关于人的境界的说法。照现在看，那种提法及说法，是有害的。但是其中的主要意思，我现在还觉得是代表中国旧哲学的优良传统，在新社会中还是有用的。我觉得，新社会供给那个意思，以更多的例证。在新社会中有些事情，在形式上看，与旧社会中有些事情好像没有什么不同。例如工厂中的社会主义竞赛，在形式上看，好像就是资本主义的工厂中哄骗工人多出劳力的办法。可是觉悟的人知道，此二者在形式上虽有点相像，但是其意义是完全不同的。“红旗歌”以戏剧的方法，说明其间的不同，并说明觉悟了这样不同的人不仅工作对于他有了新的意义，生活对于他也有了新的意义。在新社会中，任何事都有了新意义，所以人的生活也有了新意义，这种新意义就构成了人的新的境界。
在新社会中，道德标准提高了。实际上是要把每一个人的境界都提高到“道德境界”。这是新社会的一个极大的进步。有些人以为共产主义，只提倡“斗争”，不提倡“合作”，所以它是提倡自私自利。又以为共产主义注重“唯物”，所以只注重物质的享受，不注重精神的提高。这些论调，若非出于有意诽谤，就是出于完全无知。
就我现在所觉到的，新原人那本书关于“天地境界”的说法，是有问题的。若说一个人应有他的宇宙观。他不仅要了解社会。还要了解宇宙。有了对于宇宙的了解，他的作为对于他就另有一种意义。例如：一个人了解劳动创造人类，劳动创造世界。另一个人了解劳动可以增加社会生产。另一个人了解劳动可以得到上级的奖赏。这三个人对于劳动的了解不同，他们去劳动的时候，劳动的意义不同，他们的境界也就不同了。照新原人的说法，了解劳动有创造世界的意义的人，本著这个意义去劳动，在这样的劳动中，他的境界是天地境界。这样的说法似乎没有什么害处。
不过所谓天地境界很可能成为僧侣主义的逃避主义的渊薮。对于没有勇气为社会正义而奋斗的人，不能够把他自己提高到道德境界，他即躲到自以为是天地境界中去了。照新原人的理论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的逃避，是出于自私自利，作这样逃避的人的境界，实在是“功利境界”。我在理论上虽不以逃避为然，可是在行动上却是总在逃避。新原人对于别人也可能有这种影响。这种影响是有害的。
不过提高人的境界并不必靠我所谓空的哲学。在以前我以为提高境界，是人人都需要的，而以前所谓“技术的”哲学，即烦琐哲学，则不是每个人所需要的（照现在看，它并不是任何人所需要的）。所以我有意将哲学精简到几个观念。这几个观念可以提高人的境界。这是新知言那本书的主要意思。可是现在看，这样空的观念，与实际脱离了联系。它所能提高的境界，大概是上面所说的逃避主义的。其实像劳动创造人类，及劳动创造世界，这一类的与实际联系的道理，一样可以提高人的境界。而且可以在实际的工作中提高人的境界。
在新原道那本书里，我指出在中国哲学中，有两个倾向的对立；中国哲学的发展，是趋于将这个对立统一起来。这个讲法有辩证法的意思。有个英国人读了这本书，就问：“冯某人是不是个共产党？”当然这个问题证明他对于共产主义并不了解。那本书从辩证的观点指出了中国哲学发展，但不是从唯物论的观点。那两个倾向的对立所隐藏的，其实就是唯心论与唯物论的对立与矛盾。我应该将这种隐藏的实质揭露出来，并由此说明辩证唯物论的使命。辩证唯物论一方面对于以往的唯心论及机械唯物论，作“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又把它们优点统一起来。这是它的“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这种历史的使命，在历史中早已孕育起来，即在中国哲学的发展中，亦可见其端倪。
我说新原人提出关于人的境界的说法，那种提法是有害的。因为它是就个人立论，从个人出发的。新世训那本书中，讲修养方法，也是就个人立论，从个人出发。至于新哲学则无论讲什么，都是就群众立论，从群众出发。这是旧哲学与新哲学中间的一个主要的分捩点。照中国旧哲学的说法，一个不甘于庸俗的人，要希圣希贤，这就是说，要想把他自己成为圣人。宋儒以为成为圣人的人，不是离开社会的人。他要在社会的活动中，提高他自己，完成他自己。这与佛家比起来，是进了一步，但是他总还是就个人立论，从个人出发。
在新哲学中，一切都是从群众出发。“为人民服务”是对于每一个人在道德方面的要求。不但为“人民服务”，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是说，为人民服务，不能有一丝一毫自私自利的动机。新社会又要求每个人都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随时检讨，看他自己是否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样的出发点就不同。这不是因为要使自己成为圣人，所以为人民服务，而是要为人民服务，所以必先完全忘我。
王阳明解释大学的三纲领，以亲民为明德的工夫。他说：“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明德也。”新哲学对于人在道德方面的要求正与这个相反。借用旧名词说，它是以明德为亲民的工夫。这样就把宋明道学整个地翻过来，如同马克思把海格尔整个地翻过来。
在阶级社会里，私有财产的制度，使每个人都有一种习惯，就是遇事都先想到自己。无产阶级的哲学，就是无产阶级社会的哲学。在这种社会里，没有私有财产，因此也没有个人主义。一个人不但不想使他自己成为富人贵人，也不想使他自己成为圣人。可是他要为人民服务，他必须完全忘我。完全忘我是旧日所谓圣人的主要的成分。但是照旧日所讲成为圣人的方法，实在不能使人成为圣人。因为假使一个人老想着使他自己成为圣人，他还是老想着他自己。老想着他自己就是不能忘我。宋明道学家常以为，佛家的人想叫自己成佛，是自私的。照现在看，道学家想叫自己成圣人，又何尝不是自私的。
在新世训那本书中，我有一篇讨论情感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虽不主张如道家哲学所说“以理化情”的办法，但是我主张宋儒所说“情顺万物而无情”的理论。这种理论，现在无需细说，有一点可以说的，就是这种理论的实际的效果，是把情感冲淡了。它不能成为行为的推动力，而只是行为的一种无害的附属品。这样的理论，表现在我的态度及言语上。光明日报上有一篇通讯说我有一种异常的冷静。还有一位现在作乡村工作的清华同学给我的信上说：“抓住过我的，曾有两种语言。一种是《新理学》式的，一种是农民式的。但前者使我恬静，以至于冷酷，是沉醉。而后者则使我激奋到要流泪，要战斗。”当然冷静与冷酷，所差是很有限的。
与革命队伍这方面的人接触以后，我觉得无论是他们的行事或言论，都是充满了热情。我想关于革命的发展，大概有这一种的情形。在革命的初期，革命的人，大多专靠天真的，自发的，热情，而缺乏理智的组织与计划。我所见过的辛亥革命及五四运动，都有这种情形。现在革命，则是有整套的理论与计划，而又推动之以最高的热情。在革命的行动中，理智领导了感情，好像领袖领导了群众。这样理智与情感统一的人生，才是现实的丰富的人生。以前我以为我的那种办法也是已经得到理智与情感的统一，但是照那种办法，情感在实际上不能起积极作用。所以那种办法仍是偏向于消灭情感那一方面。这就是僧侣主义的偏向。
总结起来说，我近来发现，我以前的哲学思想，不合于辩证唯物论的根本之点，在于辩证唯物论的精神与方法，注重在事物中的对立及对立的统一，而我以前的哲学思想的精神与方法，注重在事物中的对立的对立。因此与实践结合的时候，辩证唯物论的精神与方法所得到的，到处都是统一，理论与实际统一，个人与群众统一，理智与情感统一。我以前的哲学思想的精神与方法所得到的，到处都是脱节。理论与实际脱节。个人与群众脱节。理智与情感脱节。
对于茅先生的对于新理学的评价，我有一些修正与补充。
第一，有些人以为我是主张复古开倒车的。这个我觉得不完全合乎事实。我的新事论。现在看起来，虽有许多的缺点，但总不能说是主张复古或开倒车。我也不相信不经革命的流血斗争即可使新社会来临。不过我害怕流血。害怕自己流血，也害怕别人流血。《新理学》是以发挥“理学”开始，可是后来道家及禅宗的气味，越来越重。它确是“代表着旧知识分子在现社会的失望悲观中而又没有力量求改革”，如茅先生所说的。
第二，茅先生说《新理学》是被压迫阶级的哲学。这大概是他的客气之辞。在以前，我以为我是超阶级的，我的哲学思想也是超阶级的，它是对于任何阶级的社会都可以用的。近来我了解，自以为是超阶级的这个思想，本身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当然所谓统治阶级，其中又有许多阶层。我与以前的绝大多数的哲学家一样，都是属于所谓士大夫阶层的。它在旧社会中，“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在过去有个时候，我对于新哲学有相当的爱好。它几乎要把我吸引到革命这边来。但是我害怕改变我的“正常”生活。这种“正常”生活，当然就是旧社会中一般士大夫的生活。这种生活决定我的思想向传统的哲学中钻牛角尖与打圈子。
抗日战争激发了我的民族主义的情感。这种情感，使我的哲学思想以总结旧哲学的方式表现出来。我近来觉得，总结旧哲学的工作，有两种作法：一种是对以前哲学思想作一个批评的总批判；一种是对于以前哲学思想作一个同情的总了解。我以前所作的是后一种的总结。在旧社会将要崩溃之际，我要对于以前的思想，作“同情”的了解，在客观的作用上说，岂不是等于要挽救它的崩溃。而挽救旧社会的崩溃，正是当时的统治阶级所需要的。我近来觉得：同是一句话，在不同的时候说，对不同的人说，用不同的方式说，都会有不同的社会作用。这一点我以前并没有注意到。
茅先生说：在解放以前，《新理学》曾经是一个思想的支柱。假若真是一个支柱，问题就在这里了。无论我在主观上是怎样想法，可是在客观的影响上，这个支柱是旧社会的支柱。在旧社会是革命的对象的时候，这个思想的支柱，当然也成为革命的对象了。
在客观方面有这样的情形。在主观方面，则有如有一位同学与我的信上说的。他说：“吾师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为王’太久，受害可真大，现在可要常敲警钟。个人要有所发现，完全必要，用功的精神，更须发扬。但绝不许‘称孤道寡’连此思想及其相关的情感，都不许有。……这点上正如你自己所说：‘必须努力克服。’”
第三，茅先生说：新理学的流行，是一幕悲剧。从一方面看，可以这样说。在以前我不会有阶级观点，但是民族观点确是有的。上面说过，在抗日战争中，民族主义予我以很大的激发。我有意发挥我认为是民族思想的优良传统，以为这是与民族有利的。可是后来革命的发展，使我的工作成为革命的阻碍，也成为民族利益的阻碍。从这一方面说，可以说，是悲剧。
若从别的方面说，无所谓悲剧。中国近代史变化得太剧烈，太快了。往往一个时期，在时间上，不过是几年的工夫，可是在内容上，可以相当于普通历史中一个很长的时代。《新理学》在开始的时候，是有它的进步性的。我不相信一个完全没有进步性的东西，会在某一时能有相当的流行。就“新理学”说，它反对当时的实验主义的不可知论。它反对当时直觉主义的非理性主义。它提倡逻辑的分析与清楚的思想。它试从唯物史观的观点，解决中国文化问题。它的民族主义的色彩在对日抗战时期，在某方面相当地起了鼓动的作用。可是中国变得太快。不久它就失掉了进步性，而成为进步的障碍，“为历史所清算”。这是“势所必至”，无所为悲剧。
在我们习惯于旧哲学的人，社会的转变，是我们的幸运。新哲学的成立，已竟有一百年的历史，但我们对于它，或是浅尝辄止，或是熟视无睹。直到全社会的改变，才使我们开始了解新哲学的真理。这等于以全社会的转变，为我们作了一个科学的实验。我们能遇到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实验场面，岂非千载一时的机会。
生在新社会中的人，回看旧社会中的生活习惯，以及思想情感，好像是游山的人，上在一个更高的山峰；回看以前所以为是最高的山峰，已经是在脚的下，而它的全貌，以前所看不见的，现在已经看清楚了，它的缺点，以前不显露的，现在已经显露出来了。在这种情形下，人能知道他的以前的偏见与错误，这实在是非常幸运的。
（原载十月八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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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刘立富小组
刘晔
旅顺大坞青年团员刘立富领导的生产小组，于九月二日宣誓：为迎接“十、一”及世青代表团来旅大，要完成生产任务百分之三百五十。现在，他们小组实现了他们的誓言，完成了任务的百分之三百六十八。
二十九日正午十二点钟，旅顺青年团市委，大坞团总支、工会、厂长都来给刘立富小组总结九月份的生产成绩。正好记者也跑去探望他们，赶上了这个会。
刘竹茂同志是打铁厂的人，又是参加刘立富小组生产的，因此大家都愿意听他的发言。他说：“九月份全打铁厂九个生产小组的任务是六千点，全厂要完成六千点就算是百分之百的完成任务啦。刘立富小组是七个人，就均分了一千四百四十八点，到今天上午十二点为止，总计是完成了五千三百二十六点，差六百七十四点，他们一个组就完成了全打铁厂九月份的任务。”
大家听完后都惊讶地问道：“怎么超过这样多呢？”刘竹茂同志又接着说：“主要是全组组员发挥了力量。他们在十一号看见《民主青年》、报纸上都登了他们八月份的成绩和迎接‘十、一’的誓言‘完成任务百分之三百五十’后，就开了一个小组会，进一步研究怎样来保证完成三百五十。大家都琢磨着，质量方面没有问题是百分之百的，就是怎样来提高产量的问题了。大家都认为提高产量要从烤比轮和牙轮来想。因为平常干的活，就数它俩干的慢，又不好干。你一言，我一语，大家一合计，这就共同提出了两条合理化建议。比方过去做吊车的‘烤比轮’用的胎，里外都是用铁做的，赶打个十个二十个的就坏了，换一个胎得用好几道手续，车、洗的，一时不注意，质量还不保准，这回外边用铁，里面用钢，打四百个才换一个，光这一个合理化建议就提高产量二十五倍。又干吊车牙轮，过去干的时候也用套子套上，这个套子是个‘扁’的，和热铁一打，就陷进热铁里去，往外挖很麻烦，这回他们把套子改成凸出的，打时不夹铁，还自动地往下掉，所以干起来就特别快了。再是，他们全组人心齐，都认为庆祝国庆日超过任务是件光荣事，因此都自觉的遵守劳动纪律，在这个月谁也没歇个工。”
刘竹茂又补充说：“刘立富小组每月主要给大连金属机械干吊车土车子零件，这一组人，活一来眼红，一时不等，所以来拉料的汽车夫说，你们都怎么干的，我拉料都跟不上趟啦。”
于振发同志说：“这里更值得表扬表扬的，就是烧火的孙长有同志，别人烧这样活一般得两个钟头，他用五十分钟就行了。原因就是他勤翻弄，不会把活烧的顶上没有火，底下烧过火，拿出他烧的活，仔细看看真均匀，打也好打。”
于振发同志话刚说完，苏联厂长克流其高夫也来参加这个漫谈会了。克流其高夫同志拍拍刘立富的肩说：“你是中国的斯达哈诺夫。我们苏联的斯达哈诺夫还没有超过五千三百二十六点，好好努力吧，小伙子很有希望。”
他们为什么有这么高的成绩呢？咱们听刘立富说说吧！他说：“我们这一组主要是干吊车和土车零件，由我们打好了，送到金属机械去车，它再车好了，就送到各地工厂车间里去用，在工业生产上，厂里不能离开吊车，外边少不了土车子，如果我们多干，吊车和土车就生产得更多，各地工厂都有更多更好的吊车土车用，那么我们的生产建设不是更快了么，我们就要这样去为祖国贡献我们的力量。最近，全国英模大会召开了，多少英雄模范们带着他们的英雄事迹去见毛主席，我们也在这里用我们的成绩来庆祝国庆日，献给毛主席。”
刘立富小组就这样怀着对祖国，对毛主席的热爱在生产中发挥了高度的热情，团结着，互助着，创造着，用群众的智慧和生产中的困难斗争着，获得了优秀的成绩。
祖国需要更多这样的青年，这样的成绩！让我们不停地向着更高的成绩前进！（旅大区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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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顺机修厂汪洋厂长
对鲁渤批评的答复编辑同志：
我们已读到九月十六日人民园地发表的抚顺工人报记者鲁渤同志的批评信。现根据鲁渤同志所提问题及本厂实际情况答复如下：
“产品质量不好，产品出厂时也没有经过科学检验，仅凭‘眼力’评定。”本厂确是因为没有理化检验设备，单凭“眼力”与简单的量器检验。本厂在伪满时代是有此种设备的，但后来都被国民党匪帮破坏了。现在欲恢复这个设备，是难于做到的。“给车辆厂制作机车用的自动靴头”，是本厂修复工厂中接到的活。这种东西，按照本厂设备情况，是不能制作的，但因去年抚矿机电工程科李家宾工程师在该项工程命令单上曾批示试作，结果试作出来的产品不能使用。“承做七百五十斤钢锭模子”问题，并不是七百五十斤、而是七百五十公斤的一个钢锭模子。这个工作，一方面因抚顺浑河江桥大检修，交通不便，影响了翻沙用的风砂供应，另一方面因本厂迫切需要解决各厂矿的机械配件，曾有计划地把上半年的铸铁转到矿山机械配件工作中去，因此，上半年铸铁任务虽超过原计划百分之三十三，但钢锭模任务未按计划进行。“制油厂急用的加咸板，三月份交货，但至今还未完成”，并非三月份交货，而是三月份定作，七月份交货。
“上半年发生机械设备事故七十二次；伤害事故一百六十八次”。这个数字是确实的。其中设备事故较重大者有七次，一般都是由于机械破旧所发生的普通事故。伤害事故中有二十二次，伤者休养了两周以上，一般的多是烫伤，或是擦破皮，受到轻微伤害。我们曾尽力避免这些事故。“五月七日成品车间的电锤坏了，停工二十七天”的问题，是在春季保安大检查以后，领导上有计划地进行定期检修。“三吨铁炉凝固的责任事故，损失达十亿元东北币”。按成本计算，实际上仅损失一亿零七百余万元东北币。
“缺乏制度，纪律松懈”问题，其原因固然是领导不好，但自去年一月东北企业局接受大小十三个工厂后，工人从一百二十多人增至一千四百多人。当时开动的机械只有两台，而现在竟增到三百多台机械。技术管理人员，来自各个方面，各有一套技术与管理经验。新工友中，农忙时回家种几天地，或搞个小买卖，因此流动性大。这对劳动纪律、技术操作、出勤率等方面，都有影响的。再加以住宅过于分散，使工厂管理与领导感到极大的困难。在短短一年内，要克服劳动纪律松弛的现象，是不容易的。“三吨铁炉凝固事故，领导上至今也未进行追究责任”问题，领导上并非放弃不管，在七月间全厂总结大会上，已对负责人分别进行处分。张副主任、赵班长各予记大过一次，降薪一级。
“计划不周。检查成品部门，连检查标准和计划都没有。”我们的检查计划和检查标准原是有的，只是缺乏检查工具和具有一定技术素养的技术人员。全厂检查用的卡钳、千分尺……等只有十余件；而检查部门十多个工作人员中，大部分是初学的青年学生。这就不能不使检查工作碰到了困难。“制作链板时把最重要的沾火手续忽视了”。制作链板的任何一个生产程序，我们都是重视的，沾火程序也不会例外。“锻造场房子盖了又拆，拆了又盖。”这是由于本年夏季国家对本厂没有新的投资，将本厂原矿山机械修配厂，改为重型矿山机械制造厂。因此，本年度小型基建计划也不能不随着改变。“小铁道铺了又拆，拆了又铺。”小铁道是轻便铁道，是随着需要随时铺设的。“暖气沟没有等使用就塌倒了。”，暖气沟工程是去年由抚矿工事事务所承做的。该所施工较晚，未等做完即行结冻。而且去年缺乏洋灰，没材料做洋灰板。故盖暖气沟这件工程本厂不能负责。
“奖惩不明。半年来仅有合理化建议五件。”本厂每月给奖工分平均约有一亿，占车间工资百分之四，并非没奖励。“对工人改进洋镐闷子事，领导上没有给予奖励。”这是因为原洋镐闷子可做三十多个不坏，经杨永润工友改造后，做两、三个就坏了，反而造成费工费料的损失。“罗玉芳提出三班制的具体交接班办法和制度，一个月后还没得到答复。”我们曾接受罗玉芳的意见，于七月一日起实行三班制。但实行起来问题很多，徒工占工人中半数，顶一班干活，对徒工学习、技术操作、机械保养、产品质量等方面都有莫大的不良影响。其次，破旧车床总不间断地运转，严重影响了机械的寿命。所以试行结果，肯定目前在本厂实行三班制，客观条件是不许可的。因此从八月份起，我们有步骤地改为二班制。
关于“配备有经验的老技工去掌握铁炉”的问题，本厂从去年到现在，都是由有十六七年化铁经验的老技工赵连甲、徐成贵、娄芳洲三同志掌握化铁炉。三吨化铁炉，在伪满时代原是暖风设备的高炉，因遭彻底破坏，本年五月间改为冷风炉，而电动机、吹风机、风力、风压、风眼、对料、铣铁材质、焦炭成份等一系列的问题，皆未得到正确的解决，于是连续发生凝固事故，无人负责。副厂长从沈阳会议中途回厂后，即针对此现象，命令冶金工龄最长（有二十多年化铁经验）的张云相副主任对炉负专责。这种措施，从今天看来，也还是必需的。
六月中旬工人报记者薛同志写了一篇批评本厂五月份没完成修配任务的稿件，我们阅后认为稿件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因五月份春季保安大检查后，即将那些过于破旧的车床大检修一次，原机械场每月实际动工数五千个，而内修工数占去二千五百个，占生产工数百分之五十，因而打乱了原生产计划，使对外厂修配任务不能完成。而该记者硬说不是这原因，乃是由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因此，我们提出了修正意见。但该记者一定要在抚顺工人报上发表，我们只好向市委提出我们的不同意见，因为我们没有任何权利压制记者言论的权利。其次，谈到“根据工厂的总结发言”和“限制记者采访”的问题，我们每月在工作总结前，都召开全厂工人代表会议或车间工人代表会议、厂管会、干部会，由大家自由发言，对全月的生产修建工作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厂方则根据这些会议记录作总结，然后向下传达并向上级报告。既然这个总结是大家作出来的，就不仅由厂长一个人负责，应由全体干部负责。而工厂管委会的委员们，党政工团的干部们，对内对外发表有关某月生产任务时，就不能不根据这个总结。记者到工厂了解情况时，厂方并未采取任何限制记者和工人谈话的措施。不知他根据什么说厂方限制记者自由采访？七月份该报记者鲁渤同志批评本厂的工作稿件，因事关全厂，我们曾召集了工管会常委扩大会议来研究，全体常委不同意发表该稿。同时我们向鲁渤明白声明，如果他不要我们对稿负责任的话，他有充分权利在报纸上发表；反之如果他要我们完全接受他对本厂不符事实的批评，在抚顺市委领导的工人报上发表，那我们就必须向市委提出不同的意见。这与压制记者言论自由的行为是不相同的。
对于鲁渤同志的批评精神，我们是诚恳与虚心接受的。我是长期在革命部队工作的干部，对于现代化机械工业技术知识与管理经验非常缺乏，在工作中难免有严重的缺点和错误。这些缺点与错误，并不能因不精通现代技术而宽恕自己。这是对国家人民未负起责任的表现。我在领导工作上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今后必须以严肃的态度克服它，战胜目前的困难，改进工作。
东北抚顺矿山机械修理厂 汪洋
第3版()
专栏：
平原省阳谷县四区
忽视疫症事件
该县县府来信检讨编辑同志：
八月二十七日人民园地刊登了聊城专署卫生科赵晓庭、李志竞二同志批评阳谷四区区政府忽视当地严重疫情的信以后，我们曾进行了检查。现把我们的检查经过及检讨告诉你们。四区的预防工作为什么没有作好呢？主要原因是由于县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作风。县府对于夏季防疫工作只作了一般布置，没有进行及时检查。在我们接到四区的疫情报告以后，只派医生前往治疗，未指示区作具体有效的措施；同时，我们竟还不知道疫症发生已这么久，儿童病死这么多。
而四区区长张瑞信同志及文教兼卫生助理员茅镇岱同志，在发现疫情以后，竟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既不立即组织群众设法防疫灭疫，又不报告县府，请示办法（县府规定有疫情须向县府回报）；而且当县派医生前往进行防疫治疗时，竟借口工作忙来推卸灭疫防疫的责任。县府除令该二同志做深刻检讨外（现他们的反省材料已交县），并决定给张瑞信、茅镇岱二同志以各记大过一次处分。
平原省阳谷县人民政府
第3版()
专栏：
丰收
向实
火热的日子！
我们贺丰收！
几千年，
丰收不是人民的。
“家有万石粮！”
只听“老爷”这般说。
在毛主席的大旗下——
万里良田归了主；
在毛主席的阳光下
人高的谷子“金满斗”，
笑开的棉朵耀眼花！
千封喜报报北京，
封封都说：
“你的恩情数不清！”
“今年年成比去年好，
明年光景会比今年强！”
陵川万里村，
口讯传过来：
“精打细算闹发家，
决心学习李顺达。
穷万变富万，
只要一年半！”
一九五○年国庆节后五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