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10日人民日报 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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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随时纠正偏向逐步明确方针
华北各地整风稳步前进
县以上干部整风将于十月底结束
【本报讯】记者商恺报道:华北大行政区各地整风运动已深入展开。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发布了“关于执行中央整党整干指示”的决定,各省于七月份先后开始整风学习,各地基本上采取了三种整风方式:河北、内蒙主要是在职整风辅之以少数骨干的集中培养训练。察哈尔、绥远、平原三省首先召开各级整风会议或党代会议,培养整风骨干,然后返回工作岗位,进行整风。山西则主要采取轮流集训的整风方式,区以上干部离开工作岗位,分批集中于省委和地委,以一个半月时间进行整风,整完后再回机关整顿工作。目前华北局机关整风已经结束。察哈尔县以上机关整风检查总结工作阶段已基本结束,并订出改进工作计划。河北、绥远大部县份已接近结束。平原省地委整风会议正在进行。内蒙正在检查工作。全区县以上干部的整风,计划于十月底全部结束。今冬明春着手整顿区村干部及党的基层组织。
全区整风运动,一般均能按照中共中央及华北局指示进行。抓住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正确地估计成绩,认真地检查缺点和错误,逐步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在运动中,华北局及各省委随时防止并纠正了偏向的发生和错误,故进展较为顺利。整风运动中各地均从检查总结工作中揭发了官僚主义与强迫命令作风,以及严重的违犯政策脱离群众的现象。官僚主义作风主要表现在领导机关和干部工作方法不科学:抓不住工作的中心,终日忙于事务和文牍,不了解下层情况,不研究政策,布置任务不切合实际,指示多,会议多,表格多,具体帮助和检查总结少。在执行各种工作任务上,有些干部为了完成任务,竟不择手段,采用粗暴蛮横的办法强迫要群众执行任务,以致打骂群众,侵犯人权的事件经常发生。在财政经济部门中,则发现了严重的损害国家资财的现象。公安司法工作中执行政策“宽大无边”,并积压案件,引起群众不满。山西安泽县法院竟积压有一九四六年的案子尚未处理,其他各县法院也有类似情况。经过初步整风的机关和干部,政策思想水平及工作效率一般均有所提高,工作作风也有所转变。今年夏征中强迫命令作风已显然减少。
全区整风经验证明:首先确定整风重点,制订具体整风计划,是整风能否正确进展的主要关键。此项计划必须从本地区或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出发,确定不同的内容和重点。整风初期各地区大多未能从分析自己地区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一个切实的整风计划;只是照抄上级指示和决议,甚至长篇大论,洋洋万言。河北省曾有不少这样现象。如灵寿县委的整风计划,长达八千字,深泽县委整风计划长达六千字,但都没有提出该县在这次整风中应着重解决什么问题。华北局发现此种情况后,即责成各省委坚决克服形式主义,严格审查所属各级党委的整风计划。经审查不切合实际者,均须重新改订。纠正了这一偏向后,各地整风运动进展即较为顺利。
全区整风经验,同样地证明:学习文件必须联系实际。只有如此,才能真正的领会文件的精神与实质,掌握分析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但也必须注意,在进入学习文件,初步暴露问题后,即应适时的转入检查工作,在检查工作中,仍须学习有关文件。在整风运动的初期,各地均曾发生脱离实际,孤立学习文件的偏向。其中以河北较为严重。他们普遍用一个月的时间学习文件。不少地区因学习时间较长,并且对学习文件联系实际的思想不明确,就陷于死钻名词,或纠缠在一些次要问题上争论不休。定县农业科曾为“无所用心”一句话,讨论了一个早上,这些现象各省都曾随时予以纠正。内蒙接受了各地经验,整风学习开始时便在学习计划中规定了:防止学习与实际脱节,和不学习、不求甚解的偏向。
整风必须与当前工作结合。各地应根据自己工作情况的轻重缓急,具体确定整风的步骤和时间,不要强求全省或全区全县整风进度的完全统一,以免将整风与当前工作分开甚至形成对立。如司法、税收、供销社等无紧急任务部门可按期进行检查工作,但某些灾情严重地区,及有紧急任务部门,则应首先集中力量进行防汛、救灾工作,在工作中贯彻整风精神,于工作告一段落后,再集中力量检查工作。同时要注意农业生产季节。察南有些县份,因干部集中整风,对当前锄苗、防洪、造林等工作放松领导,如怀来县领导上只忙于整风,使三秋工作陷于自流,未能做到随收随耕,部分地区受了很大损失。省委发现以上情况后,随即指示各地注意防止和纠正。在绥远集宁、龙胜等县,也曾发生过关门整风,听任虫灾蔓延的偏向。河北省正定县委会机关干部,在整风的初期,城外河堤出险,他们还坐在屋里讨论党的群众路线。
检查工作,必须抓住重点,即抓住不同部门不同地区的工作特点,及带有重要政策性的关键问题,进行深入检查。分析原因,辨明是非责任,定出切实的改进办法。各地区凡采用此种办法者,一般收效较好。但也有不少地区,盲目地进行形式主义的检查,如察省大同市委,在检查工作时,对工矿企业部门拟定了四大项二十一小项检查重点。河北省的曲阳、饶阳等县也规定检查农业、工业、税收、文教、治安等五大工作,其中每项又分许多细小节目。面面俱到,看不出什么是重要问题。河北、绥远有些县份和单位检查工作中先扣帽子,再寻找事实罗列现象,结果条文很多,范围很广,但缺乏深刻的分析与检讨,不解决什么问题。同时,某些地区也曾发生“整下不整上”,和孤立检查个人的现象。河北通县蛋场就将一个管理员当成了“检查重点”。平山县在两个月中长期停留在孤立学习文件,并进行个人问题的检查和反省。山西忻县地委第一期干部整训中也多偏重了检查个人。榆次地委甚至将这种作法当成经验。这些作法是不符合于此次整风的精神与要求的。
整风中必须充分发扬民主,深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领导干部应首先以身作则,以自我批评的精神,将自己部门的工作进行一个检查报告,启发诱导大家大胆发言,使自下而上的群众性的批评,与自上而下的检查与总结工作结合起来。北京市通过人民代表会议,检查干部作风;察南不少县委吸收能力较强的正派的村干部参加整风会议,结果都起了很好的作用。但仍有不少地区,发扬民主不够,甚至发生一些偏差,使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受到影响。如河北省政府财政厅,张家口市教育局,在检查工作中都曾错误地要求领导干部进行回避,以便大家提意见。雁北专区在检查工作时,有的干部提出:“两个专员闹意见,影响工作”,姚专员便马上找提意见的干部进行解释,使大家认为领导上不能虚心考虑意见。更错误的是该专署合作社,以处分干部做为引导大家发言的手段。这些情况,省委检查发现后已予纠正。
一面整风,一面改进工作。经验证明:河北省在职整风的办法,检查工作方便,且和当前工作密切联系,可以一面整风,一面改进工作,适合于这次整风要求。获鹿、束鹿、石家庄专署粮库,在这方面都做出显著的成绩。但须加强组织领导,否则难于贯彻整风精神,定县地委及时分片召开县书碰头会,交流经验,纠正偏向。这种具体领导,各县易于接受。察绥、平原等省先开整风会,培养整风骨干,亦属必要。但时间不宜过长。山西集中整风,干部脱离工作岗位,互不了解,更不能结合自下而上的群众批评,很难系统的检查工作,同时干部长期脱离工作岗位,日常工作必然要受到影响。后来华北局曾指示该省即使参加过集中整风的干部,回去后仍应以部门为单位检查一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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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整风学习和工作检查中发现
部分干部有骄傲居功情绪
【本报讯】在整风学习和工作检查中,各地都发现有一部分干部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十分严重,障碍着工作的推进和他们本身的进步。这种情绪主要表现在有一些较老的干部,贪图享受、计较个人名利地位、摆老资格,甚至目无组织,违法犯纪,胡作非为。据中共中央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三个月的工作检查,在处理县团级以上干部违犯纪律的五十个案件中,属于贪污腐化享乐思想者即有十件共二十人。北京市委检查了干部自入城一年来违犯纪律的现象,检查出贪污腐化者八十八人。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发现有部分干部以胜利者自居,对待党外民主人士和新参加工作的人员,态度傲慢。他们不是抱着诚恳的态度去与党外人士和新干部团结合作,而是歧视与嫉妒他们。有的说:“天下是我们打下来的”,因此盛气凌人;有的埋怨“我们注定吃苦,人家注定享福”。“我们有毛病就叫整党,人家无功反做大官”。表现了严重的狭隘关门主义倾向。有的地区(重庆市)部分干部由于以功臣自居,地位观念很重,不安心于机关工作。如某局的一个干部被上级一直提拔了两级,还是牢骚满腹。还有的干部对上级的指示抗不执行,甚至自成系统,另立法令。如西北渭南县县长魏光波私自下令全县各区停止交租交息,自定税率进行征税。湖南省岳阳县委书记赵冰岩,对上级党的决议、指示,不学习、不研究,抱马马虎虎的态度;对上级布置的工作,不积极想法去实现,却认为能完成十之七八就算不错,因此,大大影响了人民政府和党的政策不能在该县完满与正确的执行。还有的干部自以为对革命有功,要有特权,借口家庭困难拖缴公粮或利用工作职位,私自占用群众的土地。如中共山西盂县县委书记李计生家中拖欠公粮三年之久,经上级检查发现后才检讨了个人自私自利的特权思想,把家中拖欠的一千一百一十二斤公粮缴了出来;繁峙县委书记和县长本来在老家分了一份土地,却又在该县另分了一份土地,还要群众代耕。平原省寿张县四区区委书记刘子新严重地存在着国民党的特权统治思想,站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竟至于非法逼婚造成了犯法行为。苏南吴江县黎里区区干部李宗文竟在人民政府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借口“群众不好好开会”,打骂群众,甚至向群众鸣枪射击,致击伤了群众。以上这些例子,虽然是一些个别现象,且多已由其直属上级给以适当的处理,但这些说明了目前在一部分干部思想中骄傲居功情绪是严重存在的。其原因:主要的是由于干部品质的不纯;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党长时期处在紧张频繁的战斗环境,很快进入到和平建设时期,党的教育工作缺乏系统地进行。因此某些干部不良的思想和作风有的还没有来得及克服纠正,有的却在新的环境下产生和滋长起来。对于这些不良的思想和作风,各地领导机关正注意加以纠正。且有的地区(如西南区)已有初步收获,引起了一些干部的警惕,但还须从干部思想上,社会历史根源上作深刻的检讨。
目前在整风中仍有部分干部抱着傲慢态度,不肯深刻地虚心地去检讨自己。如广东省人民政府卫生厅的部分党员干部说:“我们都是三八式党员”(这是指的在一九三八年左右参加了党的),摆老资格,认为没有什么风可整。浙江、湖北两省也发现有的党员干部在整风中不虚心向别人学习好的经验,满足于自己的老一套,自己做不好而别人做好了的工作自己又不服气,当上级批评到他们的缺点时,就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掩护自己,抵制批评。对这种骄傲自满,不求进步的党员干部,除应在整风中使其彻底反省改正错误外,另方面应加强对他们的思想领导,进一步从文化、政治水平等方面去提高他们,也只有这样,才能克服上述这些干部的骄傲居功的错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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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京中苏友协成立周年六千多人昨集会庆祝
【新华社九日讯】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今日举行该会成立周年纪念庆祝大会。到会者有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会长彭真、副会长许德珩、张奚若、萧明、黎锦熙、曹靖华、王之相以及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总干事钱俊瑞、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驻中国代表谢列金及出席中苏友好协会全国工作会议的各地代表、全市会员代表等六千余人。大会由许德珩致开会词后,彭真、张奚若、钱俊瑞都相继在会上讲话,他们一致指出: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的工作在成立后的一年来,已随着中苏两国友好的增进而得到很大发展与成绩;现全市已有会员二十万人,支会八百多个。他们号召全体会员今后更要加强宣传和发展组织,以巩固和发展中苏两国人民的亲密团结。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驻中国代表谢列金在热烈鼓掌中也作简短讲演。他说:中苏两国人民友好的巩固与发展,不只是给这两国人民带来了幸福,而且也保证了世界和平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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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争取实现五年内普及良种计划
华东各地展开选种运动
【新华社上海九日电】华东各地农民为实现五年内普及优良品种的计划,在秋收中普遍展开秋季选种运动。现各地早秋作物的选种工作已告结束,正积极进行棉花和晚稻的选种。
各地人民政府对今秋的选种工作都很重视。山东省各级人民政府在秋收前均建立或加强了各级选种委员会,普遍召开村级干部、劳动模范和农民积极分子座谈会,从总结麦季选种经验,进而研究了秋季选种的方法和标准。苏南人民行政公署在秋季选种期间,派出农业技术干部一百多人,分赴苏南各选种区,协助农民进行选种。浙江省金华专区各县农村都建立了选种小组,推动各村的选种工作。
在选种时,华东各地农民已逐渐注意采用田间选种的方法。如山东胶州专区各县选种户占总户数百分之八十到九十,其中有一半以上的户数实行田间选种。浙江省各地农民在早稻选种中,很多是采取田间展览会的方式,广泛征集意见,在田间进行评选,并反复检查田间所留品种。在收获时,又做到去劣去杂,单打单藏,以保持良种的纯度。各国营农场和良种推广区在选种时,则动员周围农民实地参观,教育农民进一步认识到选种的好处和学会选种的方法。
各地在选种运动中,评选出很多的优良品种。如山东胶州专区农民即选出“青农二十一号”等二十七种优良谷种和“竹杆青”、“牛心高”等九种高粱品种。这些优良种子,各具有一定的抗旱、抗涝、抗风和抗病虫害的能力,而且产量都比一般品种高出百分之十到二十。苏北和江宁近郊农民所评出的优良稻种“胜利籼”,则要比普通稻种的产量增加三成左右。优良种子选出后,各地国营种子公司除大力推动农民自己留种和互相换种外,并有计划地进行良种收购,以备明年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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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世青代表团到广州
万余人在车站集会欢迎
【新华社广州九日电】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代表团,于九日上午到达广州。前往车站欢迎者有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华南工作委员会副书记陈恩,广州市副市长梁广、朱光,广东军区副司令曾生、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左洪涛、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统战部长饶彰风、宣传部副部长李凡夫、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广州分会陈翔南、中苏友好协会华南总分会杜国庠、广东省学联李伯天、广州市学联陈雄和各人民团体、各界青年及学生万余人。
代表们在热烈的欢呼中下车,参加车站广场上的欢迎会。会上,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华南工作委员会副书记陈恩致欢迎词。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反殖民制度战斗青年部部长、印度民主青年代表戈哈和美国劳动青年联盟学生部部长魏丝致答词。
会后,代表们即出席华南青年团体的欢迎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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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科学技术与农民经验相结合
华北推广农作技术
已深入到广大农村
【新华社八日讯】改进农作技术,提高产量已成为土地改革后翻身农民的普遍要求。今年华北地区的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即在此基础上获得了显著的成绩。
很长时期停留在少数农业技术人员与部分农民中的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在今年增产运动中,已深入到广大农民中去。今年改进农作技术的重点主要是推广优良品种、和防治病虫害。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所提出的五年普及良种计划,经过宣传教育之后普遍得到各地农民的拥护。山西省今年计划推广良种五百万亩,上半年仅三十一县即推广杂粮优良品种三十万亩,纯种斯字棉九万二千余亩。其中晋城群众互购互换调剂良种达十八万六千七百余亩。河北今年推广良棉八十五万余亩。平原省今年夏收中,农民大量进行小麦选种。仅新乡等十县,即共选秃头麦等良种二百二十四万余斤。秋收中各地所进行的比庄稼运动,更使农民认识了良种的收益,因而田间选种运动,已深入到每一农户中去。
为防治病虫害保证禾苗良好成长而进行的浸种拌种工作,亦已为广大农民群众所推行。察哈尔今年春播地绝大部分经过浸种。山阴等县温汤浸种约占春播地总数百分之六十五。山西浸种、拌种达全省播种面积百分之七十七。晋城县去年谷物浸种的仅百余亩,今年浸种即增到十九万余亩。平原省安阳县有二百六十多个村开设“小农场”进行浸种发芽试验。另外,对已发生的病虫害的除治,效果也很显著。山西今年夏间发生虫害后,人民政府以五百架喷雾器和七万余斤地利斯等药剂,配合广大群众捕治,消灭了九十八万亩的棉蚜。河北省农民使用人民政府所供给的喷雾器八千八百余架,各种药剂二万五千余斤,配合烟茎等土药剂,消灭了九十八个县所发生的棉蚜,四十多个县所发生的火蜘蛛。
各地人民政府对于农民改进农业生产技术的要求,均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帮助:山西省人民政府为扶助农民选择优种麦,投资即达八十万斤米。河北、平原两省曾贷发优良棉种近千万斤。在推行浸种、拌种、除虫中,人民政府更以全力帮助解决药剂器械等困难。五省共计贷、售喷雾器四万五千架,各种农药二十二万余斤。除了这种物质的援助之外,农业技术人员的训练与派出也较往年增加数倍,河北省仅衡水一县即训练种棉技术员千人。各地农民十分热情地接受了这种支援,亦纷纷自动成立技术推广的组织,广泛建立优种繁殖户、特约农家等,仅河北省束鹿等六县的一百零二个村庄中,即成立了二百七十个技术研究小组,有一千零八十二个推广户参加,组成了十七个推广网。
各地在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中所取得的共同经验是,只有在科学技术与农民经验相结合的情况下,推广农作技术的工作才能真正成为群众性的运动。山西榆社县推广了大寨村农民以砂碱土混合改良土壤的经验,使两千亩碱地变成沃田。左权县芹泉村赵德旺互助组,研究不同土地上肥的办法(如圊粪上阳坡、鸡鸽粪上阴坡),经当地人民政府研究与推广后,使农作物产量大为增加。河北、平原两省农民创造了木制喷雾器,以烟茎水代替药剂,结果解决了在防治虫害中喷雾器和药剂不足的困难。这些都是很好的例子。相反地个别地区与农场的领导者,片面强调科学技术,不重视群众已有的经验,结果曾使推广工作限制在极小的圈子内,因而使农业技术的提高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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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
我们党的某些党员干部,在我国人民大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之后,或多或少地滋长着一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他们在工作中计较个人地位和待遇,摆老资格,看不起新党员和新干部,看不起党外人士,也看不起人民群众。他们不虚心学习,不求进步,甚至于贪图个人享乐,走向腐化堕落的道路;有的更发展到违犯党的纪律和人民政府法令的严重地步,完全失去他原有的革命性。这种现象在我们共产党员干部中,虽然是个别的,但仍然是危险的现象,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会使人民的事业受到不应有的严重损害。旧时代的革命者,在成功之后,往往放肆、骄傲,以至腐化堕落,成为革命和社会发展的障碍物;但是,这种情形,对于我们共产党来说,是无论如何不能容许的。因为我们是由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以解放全人类为目的,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严格的纪律,掌握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为任何旧式革命者所没有也不能有的。因此,只有我们不会重蹈历史的覆辙,我们在胜利和成功的时候,总是不断警惕并不断努力克服一切骄傲自满和腐化堕落的倾向,保持党的纯洁性。
远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七日,毛泽东同志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就已经批评了有些党员干部“自以为对革命有功,摆老资格,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工作随便,学习松懈”这一种恶劣倾向。在我们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同志又指出要在整风运动中“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这是切合实际的和完全必要的。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过:“正是在现今这个时候,在群众的政治积极性高涨时期,指出这些危险是很适宜的”,因为“此时骄傲的危险,是党在正确领导群众方面所遇到的最严重危险之一”。斯大林所说的话,对今天的我们完全适用。
我国人民的革命,经历了长期艰难曲折的道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无数人民的英雄烈士,抛掷头颅,洒干热血,光荣地牺牲了。中国人民永远地悼念着他们,学习着他们,他们的英名是永垂不朽的。而今天仍然健在的数百万共产党员和成千成万的干部,很多也都受尽了千辛万苦,出死入生,使我们伟大的祖国从黑暗的地狱中解放出来。在人民的心目中,他们都是光荣的,都是值得尊敬的,都是有功的。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作为革命者,作为广大人民的代表者,特别是作为工人阶级中最觉悟最先进的共产党员,我们应该怎样认识这个革命的伟大功绩的由来呢?
很显然的,中国革命所以能够有这样伟大的功绩,是由于我们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是由于毛泽东同志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运用到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光辉成就,是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流血苦战,是由于中国各个革命阶级、各个民主党派的团结努力,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但是这一切,归根结底,无一不是中国人民伟大力量的结晶。假若没有中国人民在深重的苦难中辛勤地劳动,出人出力出钱来支援革命战争,以及挣扎在敌人的铁蹄下进行了可歌可泣的生死搏斗,那末,一切胜利就都成为不可想像的了。因此,我们的一切功绩都由人民而来,一切都应该归功于人民。有的同志说“天下是我们打下来的”,这就是把人民的功劳抹杀了,只看见自己的功劳。事实上任何少数人或个人都不能包打天下,如果有人以为自己了不起,可以不要人民群众就能把天下打下来,那就是极端愚蠢、狂妄和可笑的了。因此,贪功和居功的思想,如同古语所说“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不但是错误的,而且是可耻的。我们的党员干部如果把人民的功劳、集体的功劳,当做少数人或个人的功劳,因而对人民、对政府、对党骄傲起来,蛮不讲理,这样的人那里还值得尊敬呢?这样的人不但把他自己过去即便有的一些功劳全部毁弃,一笔勾销;而且证明他自己的觉悟程度本来很低,本来没有什么值得尊敬的地方。
凡是骄傲居功的人,人民就不能记他的功劳,这样的人也就没有什么功劳可说;确实有功劳,自己又虚心学习,努力进步的人,人民才会记得他的功劳,才会尊敬他。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九日第一次全苏联集体农庄突击队员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说过:“应当记着:使布尔什维克增光的,不是骄傲,而是谦逊。”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五年一月十日陕甘宁边区劳模大会上的讲话中也说过:“你们有许多好处,有很大功劳,但是你们切记不可骄傲。”现在我们有些骄傲居功的同志恰恰不了解斯大林和毛泽东同志的忠告,到处说什么“没有功劳有苦劳”,自以为人民和党对不起他,处处闹地位、要照顾、要报酬,简直失去了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的气味。滋长了这种思想的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应该深刻地进行检讨,彻底克服这种极端有害的思想。应该认识:有了这种不正确的思想,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各种各样的错误和偏向,就会严重地脱离群众,一直到身败名裂不可收拾。
骄傲居功情绪的来源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说:“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个人利益应服从于民族的与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骄傲居功者的一切借口都是无稽的,即便就所谓“地位”、“照顾”和“报酬”等等来说,那末,对于共产党员干部和有一点功劳的一切革命工作者,人民、政府和党,也都早已给予了他们以一定的地位,给以一定的照顾和报酬了。这难道不是事实吗?近年来由于全国范围的胜利和工作发展的需要,许多地方都提拔了大批新干部;老干部也都普遍地提拔了。在人民革命事业中当了干部,受到人民的尊敬,这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已经是无上光荣的报酬了。但是,就在被提拔了的干部中,竟然还有些人不知兢兢业业努力工作,仍然满腹牢骚,或者埋怨上级对他的“老资格”照顾不够,只嫌自己的地位不如别人,而不问自己的才德和工作成绩是否胜过别人;或者占据了相当高的地位,不负责任,只是趾高气扬,盛气凌人。这些人自以为是老资格,其中有的自称为“三八式”的党员,因为他们是一九三八年前后入党的。但是,请问“三八式”算得什么老资格呢?比“三八式”更加老资格的不是也很多吗?这又有什么值得骄傲的理由呢?共产党员而摆老资格,这对于光荣的共产党员称号乃是一种污辱;真正的好共产党员是不摆老资格的。过去有的地方组织,对于干部的资格已经做了太多的不应当的照顾,今后在这一方面是不应该再有任何非原则的照顾了。
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考验的,实践证明他们对于人民的事业是忠诚的,这是革命干部所必须具备的品质与德行。有了这种革命的“德”,才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因此,这样的干部在人民群众中也才是有资望的。而这种资望决不是所谓“资格”,这种资望是随着革命的“德”而俱来的。“德”是干部的首要条件。如果没有这种革命的“德”,那末,任何才能都将是无益于人民事业的。假设把人民的事业付托给一个对人民事业不忠实的不可靠的人,这难道是可以容许的吗?当然,干部如果缺乏才能或才能不足以胜任,也是不能完成人民所付托的任务的。因此,一切革命干部就一定要时时刻刻虚心学习,努力提高自己,使自己能够胜任一切艰巨的任务。因此,也就一定要坚决反对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那些骄傲居功摆老资格的人,其所以是可耻的,就因为他仅仅摆弄他的“资格”,似乎他要把自己变成一种特殊的专靠资格生活的人。但是,在革命的队伍中,在人民事业中,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这种特殊的专靠资格生活的人的存在。因为这样的人既然只计较他个人的地位、待遇、报酬等等,他就根本丧失了忠诚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的“德”,他的所谓“资格”本身是无价值的。
每个党员干部、每个革命者决不是为地位、待遇、报酬等等而来的,我们的人生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勤务员,给人民当长工。我们的目的是改造社会,改造世界。这是我们终身的事业,这事业是没有止境的。我们的党经过了将近三十年的革命斗争,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今天的胜利,这应该说是了不起的吧,但是,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过去的工作只不过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还多得很,把已经做的和应该做还没有做的事情比较起来,只有使我们更加奋发努力去为人民服务,继续推进革命斗争和国家建设工作,在万里长征的路上勇往直前。过去的斗争是长期的艰苦的,今后的斗争仍然是长期的艰苦的。我们要坚持长期艰苦的斗争,才能一步一步地实现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伟大目的。有的同志埋怨“我们注定吃苦,人家注定享福”。这就完全失掉了共产党员干部为人民服务的伟大胸襟,而只计较个人的享受,变成目光短小的庸俗小人了。我们身为共产党员干部,应有伟大的革命理想和高度的政治觉悟。我们决心为革命事业不顾一切牺牲,奋斗到底,其目的就是为了我国人民和全人类的解放与幸福的生活。最大多数人民的幸福也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和最大的快乐。为人民为革命而吃苦,这是我们所心甘情愿的,这是我们莫大的光荣,有什么可以埋怨的呢?而且,当着人民的生活逐渐走向幸福的时候,革命工作的条件和革命工作干部的生活条件自然也会随着逐渐改善。因为吃苦而埋怨的人,只是证明他自己还不是一个真正忠心于人民事业的革命家,这是应该惭愧的。真正的革命家,特别是共产党员干部,应该终身充当人民的长工而心安理得,毫无怨言。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说过:“为了党的、阶级的、民族解放与人类解放的事业而牺牲个人,以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而毫不犹豫,以至感觉愉快,这就是最高的共产主义道德的表现,这就是党员最高原则性的表现,这就是共产党员无产阶级意识的纯洁的表现。”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党员干部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和身体力行的规范。我们的许多先烈之所以永垂不朽,就因为他们是实现了这个最高的革命道德。毛泽东同志在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所说的话,我们应该牢牢地记住:“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或错误、缺点,不能牺牲吗?”
我们的党员干部,不但要在艰苦的困难的甚至于失败的革命斗争中受得起考验,而且要在顺利的成功的胜利的革命斗争中受得起考验,决不可因胜利而冲昏头脑,因胜利而骄傲居功。我们要高度发扬对伟大革命事业的无限忠心和为人民服务的忘我精神,来彻底战胜存在于某些党员干部中的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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