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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年来中央人民政府在政治法律方面的几项重要工作
董必武
中央人民政府在政治法律方面，一年来，依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为保卫人民民主革命胜利的成果和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建设上，做了如下的几项重要工作：
一、和灾荒作斗争
去年十月一日我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一开始即面临着全国性的灾荒，各种灾害——主要是水灾，一年来连续在各地发生，尤以淮河流域最为严重，去年全国被灾田亩计一亿二千余万亩，受灾人口达四千余万，其中重灾人口约七百万人。今年新灾亦有四千余万亩。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残余匪帮曾幸灾乐祸，满以为我们新诞生的国家克服不了这一严重的困难，可是事实已说明，反动匪帮所遗留下来的这样灾难，已经被解放了的中国人民战胜了。
一年来在中央人民政府正确领导下，我们把救灾防灾工作视作重要的政治任务，各级人民政府本组织生产自救、社会互助、以工代赈、和辅之以必要的救济的方针，领导广大人民和灾荒作了英勇的有效的斗争。这具体表现在：灾区人民政府首长亲自下乡督导工作；通过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动员群策群力；成立各级救灾统一组织，使各部门工作协调一致；发展了二百余种因地制宜的副业生产，解决了大部分灾民生活，并由此带动了广大农村合作运动的发展；进行治标与治本兼顾的水利工程的兴修，参加工作的灾民以百万计；全国各地发动社会互济和节约防荒的运动，发扬了人民的友爱团结和机关团体的精简节约精神；政务院除成立中央救灾委员会和防汛总指挥部，并先后派出许多视察组，推动各地进行工作外，先后拨出救济新旧灾荒及可供救灾利用的粮数达二十二亿四千二百余万斤之巨，同时全力帮助灾民四万余人移送东北和西北安家生产；现又正积极计划伟大的治淮等工程，为长期防灾而努力。所有这些，都说明了我们救灾工作的基本方针，不是消极的救灾，而是积极地从生产与防灾着眼，不是单纯的所谓“赈救”，而是一系列的组织群众和灾荒作斗争的工作，这是反动统治阶级所办不到的。因此，一年来在国家财政困难和交通不便的条件下，我们不仅基本上保证了“不饿死人”的口号的实现，而且由此推进了其他工作，并奠定了长期防灾的决心和信心。
一年来我们救灾工作上仍是有缺点的，我们尚缺乏预见性和切实掌握灾情，去年各灾区一般是动手较晚，其后各部门工作的配合上亦不够密切，并对中国救灾防灾工作的长期性注意不足，故少数地区曾发生一时灾情扩大的现象，今年新的灾情发生后，各地工作则较好，故灾情即很快减退。因此我们获得的基本经验，是救灾防灾工作应从长期着眼，及早动手，通力合作，并应成为各级人民政府重要政治任务之一。
二、建立人民代表会议的制度
革命战争在大陆上已基本结束，据最近行政区划统计，全国计有二十八个省和九个相当于省的行政区，（不包括待解放的台湾、西藏）十二个中央及大行政区直辖市，六十七个省及行署的直辖市，二千零八十七个县，均已普遍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除中央直辖华北五省二市外，全国划分五个大行政区及一个自治区分别领导各地工作。我们各级政权机关的组织形式，计有十三个省和三个行政区已开过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其中十个省和两个行政区的代行了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又中央和大行政区直辖市及省和行署直辖市，已全部开过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其中有七个中央和大行政区直辖市及十三个省辖市代行了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并有两个省辖市已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全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县已开过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其中有十八个县已代行了县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二十个县则已召开了县人民代表大会。此外，东北七个旗，内蒙二十二个旗，绥远二个盟和七个旗，都已开过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至于县以下的区和乡村政权，在老解放区一般均已开过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在新解放区已普遍召开或正在召开农民代表会议；大城市的区亦有一部分已开过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一年余以来，由于各地民主建政运动的发展，使我们明显地看到新民主主义的人民代表会议比旧民主主义的代议制的绝对优越性；使我们看到广大人民对自己政权的热爱和国家主人的责任感的提高，政府的政策，法令和重要设施一经会议讨论，便立即成为群众的物质的力量；使我们看到政府工作人员间的若干不良作风，通过人民代表会议的督责获得改正；使我们看到每经过一次会议，各民主阶级相互间，各民族相互间，各民主党派相互间，人民与政府间，和人民与人民间的联系与团结，均表现前进了一步。因此，全国凡是开过并开好人民代表会议的地方，都是起着联系人民，贯彻政策，教育干部，推进工作的良好作用。
但这一工作，由于经验的不足，特别是由于部分干部对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策的认识不足，在工作中仍有些地方存在些缺点和偏向，这主要是不切实际地追求民主形式或尚未把开好人民代表会议成为经常的制度。因此在七月召开的全国民政会议上，除着重说明对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应有的认识外，强调了目前建政的主要任务，应按毛主席的指示：认真地开好足以团结各界人民共同进行工作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指出地方建政重点在县，大城市建政的重点应渐转到区，以求进一步联系广大人民推进工作；同时规定了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目前应注重建政工作，使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的经常制度普遍地建立起来。经过这次会议，总结了经验，明确了对于方针的认识，相信今后各地建政工作，随着广大人民觉悟的提高和部分地区土地改革的实现，将会有更大的开展。
三、镇压反动建立革命秩序
一年来，为着强化我们人民的国家机器，在坚决保护人民利益，镇压反革命活动，建立革命秩序方面，我们公安、司法和法制部门均以此为首要任务，并作了许多工作。一年来，各地统计捕获了国民党匪特分子一万三千余人，各级人民司法机关主要任务是审理反革命案件，东北全区今年第一季审理反革命案件三千四百余件，裁判反革命分子（包括美帝间谍）三千七百余人。由此可以说明我们已在全国范围内严重地打击了敌特的阴谋破坏，更加巩固地保护人民利益和国家建设。在法制工作方面，一年来除审订中央各部门和各级人民政府组织通则或条例外，已制定婚姻法、土地改革法和工会法等重要法典，现正拟订刑法大纲、人民诉讼程序、人民法院组织法大纲和公司法等，以适应当前的工作需要。
目前情况，由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土匪、特务和间谍，仍在不断地进行各种方式的破坏活动，必须提高警惕性；另一方面为着保护人民一切合法的权益，巩固社会秩序，必须建立人民的司法制度和进行法治的建设。因此加强治安司法工作成为各级人民政府重要的任务。今年我们召开了全国经济保卫工作、全国治安工作和全国司法工作等会议，首先要求从思想政策上严格分清敌我，划分界限，纠正对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对一般犯罪分子片面强调“教育改造”，及对各种治安司法工作轻视的现象，这些会议均有很大的收获。但必须指出我们人民公安、人民立法和人民司法工作，都是艰巨的并密切相关的工作，国家与人民企待着我们更多新的创制和新的建设，我们在这三方面还缺乏干部，我们的工作有的赶不上客观需要，有的还远落在客观需要之后，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明确和统一政策思想，继续廓清国民党反动统治一切法令法律的影响，继续培养干部，熟悉业务，联系群众，使这三方面的工作更好地相互配合，求得进一步完成巩固地建立革命秩序的任务。
四、加强民族团结
中国境内已获解放的各民族，一年来正显示着各民族已在一律平等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为一个和睦的大家庭。中央先后派出两个访问团分赴西南和西北，以增进各民族间的相互了解和友爱团结，各区民族也不断地派遣代表来京访问和参观。除内蒙已实行了民族的区域自治外，其他民族聚居区也已开始或正在准备实行区域自治；在各民族杂居地区，则各民族都有一定的代表名额参加人民代表会议和政府工作；对有关各少数民族内部的问题，均以少数民族自己民主处理为原则；各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都受到尊重；人民政府并准备有重点地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和文化卫生事业的发展；为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除西北西南等地已开办学校外，中央并已筹办民族学院，计划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应该指出，一年来在增进各民族间的相互了解和巩固各民族间的团结工作上虽有很大成绩，但由于过去反动政府对少数民族长期的压迫统治，又由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匪特的阴谋挑拨，在一些地区还残存着历史性的民族隔阂，而我们政府中亦有少数工作人员在执行政策中发生偏差或在工作作风上有缺点，使得我们在民族团结工作上在某些地区曾遭到困难和阻碍。因此，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民族工作，并把共同纲领中民族政策作广泛的宣传教育，成为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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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去一年财政和经济工作的状况
陈云
一年来的财政经济工作，有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向好的方面前进。同时，由于财经领导机关对当时全国财经情况不熟悉，经验缺乏，因而，在工作中也产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在开国第一个周年纪念之际，检查过去一年来的财经工作，对于改进今后的财经工作，继续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的基本好转，是有益的。
一、一年前的困难情况
一九四九年是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但是这一年的财政经济形势则是很困难的。困难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统治的结果，我国民生必需的粮食、棉花，不小数量是历来依靠进口的；水利事业遭到大破坏，年年受灾，而以一九四九年为最重；十二年来的通货膨胀，在官僚资本的领导之下，投机市场统制着工商业，人民日夜不安于通货贬值、物价飞涨；解放战争胜利的结果，我们不得不承受这样一份遗产。另一方面，去年空前规模的革命进军，对于一切不愿抵抗的旧军队与旧人员采取一律包下来，实行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政策，中央人民政府的财政负担是很重的。不仅如此，铁道必须恢复，被封锁的上海必须支援，战争阻塞了城乡交流，税收甚微，支出很大，我们曾不得不暂时仍旧依靠发行钞票来弥补庞大的财政赤字。其结果是：一方面解决了当时解放战争和重点恢复的需要，另一方面则仍不能避免通货膨胀、物价波动的局面。
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反动派曾经预言：中国的解放战争虽然胜利，但是财政经济的困难是无法克服的。因此，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分子，为了加重我们的困难，实行轰炸和封锁，扩大灾荒的宣传，但是，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后一年以来的情况，完全与他们的妄想相反，在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下，依靠了全国各民主阶层、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全体人民的支持，适时地决定了正确的政策，在短时期内，克服了重重困难，扭转了严重的财政经济的局势。
二、统一财政经济工作
在财政经济的管理问题上，解放战争的初期，解放区是被分割的。那时，我们所采行的政策上统一领导，业务上分散管理的方针，曾经收得了极大成效。全国大陆解放了，形势改变了，此项方针也必须随着改变。因此，中央人民政府对于财政经济所采取的第一个重大措施，是于一九五○年三月起实行统一国家财政经济的管理与领导。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为此于三月三日颁布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这个决定的基本内容有三：第一是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第二是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第三是统一全国现金管理。财政收支的统一，使国家收入中主要部分的中央收入，集中使用于国家的主要开支。全国物资调度的统一，使国家所有的重要物资，如粮食、纱布、工业器材，从分散无力的状态中，集中起来，而变为有效的力量。统一全国现金管理的办法，是把所有属于政府的但是分散在各企业、机关、部队的现金，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管理，集中调度，这就不但避免了社会上通货过多的现象，而且大大增加了国家能够使用的现金。这三种统一的同一结果是避免了财力物力的分散和浪费，达到了集中使用的目的。这种效果对于扭转困难的财政经济局势是有重大作用的。这样的统一管理，在我国的历史上是一大进步，人们现在谈论着中央人民政府是一个有效力的政府，惊问统一全国现金管理这样的措施，为什么一个命令就能实现，回答这个问题是简单的，这就是：这个政府不是别的政府，是一个以共产党人为领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这样的事情可以做到，而且应该做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时期，通货贬值物价波动的程度那样大，人民的损失那样多，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官僚军阀豪门偷窃挪用了国家的现金，运用于投机，操纵市场。人民的损失，就变成了他们的私蓄。
三、平衡收支，稳定金融物价
要求稳定金融物价，必先争取财政收支接近平衡，而平衡财政的关键，在于节约支出，整顿收入。
由于人民政府与人民解放军是无条件地为人民服务的，节约支出的办法，在一定时期内，又不能不是紧缩军政公教人员的待遇，因此，使人民解放军及人民政府广大工作人员继续过着艰苦的供给制或低薪的生活，节省了国家的财政支出，这是人民解放军与人民政府广大工作人员的光荣。
财政收入的主要项目有二：一是公粮，二是税收。两者的收入，大约相等。此外，还发了一批公债，虽然为数不多，但对回笼货币调节现金一事起了很大的作用。
去年征收公粮是在一种困难情况下进行的。大部地区是新解放区，人地生疏，时间局促，财经负责机关事前又疏忽了规定全国统一征收的办法，因此，虽然大体征起，但有畸轻畸重，强迫命令等项毛病。
税收工作，更加缺少经验。一九五○年初所规定的税务章则，在统一税务方面是前进了一步，但有不少方面，既不便于工商，也不利于国家收入，经过政府与工商界合力修改，才纳入正轨。
虽然在公粮税收公债等方面，有过若干缺点，但由于我们迅速改正这些缺点，由于全国人民热烈支持，因此在国家财政收入方面，大体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只有收入方面达到了一九五○年概算的要求，国家财政的现金支出，才能从依靠发行货币来解决，转变为依靠税收来解决。只有征起了公粮，才能供应军政人员的食粮和保证大城市的粮食供应。
平衡了收支，又加上财政经济的统一管理，这样就使得今年三月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金融稳定的局面。其直接的后果是：物价问题上，有了一个根本性质的改变。就是说，由通货贬值而来的物价高涨的因素，已经不存在了。但是，这还只解决了物价问题的一个方面，还必须解决充分的物资供应另一个方面，才能把波动了十二年的物价稳定下来。这里所说的物资供应，是必须对于最主要的物资在最主要的市场上有了保证，才能控制物价。这种物资，不仅要能供应正常的市场需要，而且要有战胜任何投机者的能力，政府在粮食与花纱布方面，作了巨大规模的努力。粮食一项曾进行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调运，国营贸易机关供给了全国各大城市及灾区巨大数量的粮食。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经常由粮食或纱布领导物价上涨的不幸时代，如果我们以后在这方面不犯错误，应当说，从此已一去不复返了。
一九五○年三月以后，国内市场的性质已经改变，官僚资本操纵下的以投机和败坏国民经济为目的的市场，已经基本上改变为在国营经济领导下的以服务于人民生活与恢复及发展生产为目的的市场了。毫无疑问，从此以后，商业投机资本对于国内市场的领导权，永远不会存在了。
国营贸易在确保了国内市场的领导权的同时，在国际贸易上，在与私人对外贸易结合之下，也取得了主动权。半殖民地性的对外贸易，已经改变为保护贸易了。非中国国民经济所需要的外国商品，已停止进口，而国内多余的农产品与农副产品，在保护农民而不是剥削农民的原则下，实行了最大限度的出口。百年来入超与外汇负债的时代，也从一九五○年起完全改变了。
四、重点恢复生产
与上述一系列的财政、金融、贸易措施同时，中央人民政府对于工农业生产实行了重点恢复的政策。一年来的恢复工作中有两个重点：一个重点在交通，尤其是铁道，另一个重点在水利和农业。铁路方面，自一九四九年至今年五月，共修复八千七百一十八公里，占全国通车铁路的百分之四○·三九，全国原有铁道，已基本上完全恢复。水利方面，今年春修工程，全国土工达三亿五千余万公方。棉田播种的面积，超过了原定增植的计划。毫无疑问，工业化是我们建国的目标，我们正为此而奋斗。但是，百年来的半殖民地经济，使中国在国民经济中仅占百分之十左右的一点近代工业，处于异常脆弱，而且十分混乱的局面。要实现全国规模的恢复与发展中国工业，首先要创造一些基本条件。第一是恢复交通，尤其是铁路交通。这一方面是革命战争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沟通全国城市与农村的需要，阻塞的交通，将永远使全国城乡经济处于瘫痪的局面，根本不可能进行工业的恢复和发展。第二是恢复农业。恢复农业的目的，在于迅速解决粮食与工业原料（尤其是棉花）的需要，同时即为城市工业开辟广大的市场。农业适当恢复之后，大城市的粮食供应与纺织工业的原料才能不依赖帝国主义，并使过去多少年来，占我们国家主要入口项目的粮食棉花所消耗的外汇，可以转而购买机器，为工业化积累资金。但是，农业的恢复，目前最重要的关键，除完成全国土地改革外，即在于水利，只要几条主要河流能避免了水灾，并起了一定的灌溉作用，加上若干农业技术改良，农业的面貌，就可以大大地改观。今年的水利工程和各地人民政府领导人民积极防灾，使几千万亩可能被灾的农田，得到了丰收。今年全国丰收，农业增产。在粮食和棉花方面都超过了原订的增产计划，棉花已能接近自给，粮食则已经能够完全自给。工业方面，在某些地区和某些部门中，已超过了战前水平。在东北，今年比较可靠的计划的工业生产总值，等于去年百分之一百九十三。工业方面的这些工作，都是为全面恢复以及在三、五年后的发展准备条件。
五、调整工商业
上述一系列的财经措施，使中国国民经济进行了一次根本性质的改组。即已经把中国国民经济从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轨道上，移到了进步的、新民主主义的、独立自主的轨道上来了。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这一个转变，曾经带来了暂时的然而是剧烈的痛苦。根本的困难在于：服务于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以通货膨胀和商业投机为基本内容的经济上的虚假繁荣，突然不存在了。因而使依靠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而生存及通货膨胀和商业投机而存在而发展的一系列的社会经济组织，都顿时失去了依据。许多工商业突然萧条，停工、歇业、失业的现象大量发生。这就是说，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病态，充分暴露出来了。加上税收与公债，在一九五○年春季同时分别在各城市征收，通货大量回笼，更加显露了这种萧条情况。我们财经系统中许多工作人员经验不足，也没有能够事先设法减少并还在若干地方增加了这种痛苦的程度。这种状况，到今年夏季已有了改变。
今年夏季，全国最普遍的问题，一方面是全国财经工作已见新生，另一方面则是普遍要求调整工商业，就是说，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民经济轨道拆毁了之后，应当按照新民主主义的轨道，即共同纲领所规定的人民经济轨道来安排工商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三个基本环节：一、调整公私关系，二、调整劳资关系，三、调整产销关系。
调整公私关系有两个基本的方面：第一是调整公私工商业关系，第二是调整负担。
所谓调整公私工商业关系的实质，是一方面确立国家经济的领导地位，一方面要使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国家经济领导下面各得其所。在财政平衡，金融物价趋于稳定，国家贸易已经代替投机商业成为市场的领导因素之后，国家经济的领导地位已经基本上确定了。这个时候，国家经济的一个方面的任务就是如何使私人经济能“得其所”。这里主要的出路是增加农民的购买力，但救急的也是正常的办法，则是对于若干主要的私人工业实行加工订货或其他方式的扶助，使他们按照国民经济的需要而生产，而不再是为商业投机而生产，在这种合理的生产中，取得自己的正当的利润。对于私人商业，则是在不允许投机的前提下，国营贸易应在价格与营业范围上给私人商业以出路，共同为城乡互助、内外交流而服务。
调整负担问题的实质，是在保证国家财政需要的前提下，适当地减轻民负。在农业税方面，今年新区夏秋征税率均已由去年占农业总收入的平均百分之十七的税率，减为百分之十三。工商业税方面，货物税目由一一三六种减为三五八种，工商营业税皆依率计征、盐税减半。这些措施均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劳资关系，现在基本上已上了正轨。过去一年，曾经有过两方面的偏向：一方面，有些资本家顽固地反对工人阶级的解放，不承认工人必要的民主权利，但另一方面，也曾经发生过一些工人对资本家有过高的要求。这一个问题的解决，基本上遵循了三条原则：第一，工人阶级的民主权利，必须确认。第二，发展生产对人民经济有利，在这一点上，无论劳资，都是为人民服务的，都是光荣的。第三，劳资间的问题，用协商方式解决，然后过渡到更固定的合同关系。
最后，是产销关系。这是如何逐步地克服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问题。当然，调整产销关系是在经济改组中最繁难的一个问题，高度计划性的生产目前还不可能，但是，在商业投机基本上受到控制之后，相对地、初步地有计划的生产，已经成为可能，产销平衡的现象，应当逐步可以实现。
在上述三个问题获得解决之后，加上全国丰收，中国的经济状况，已有很大的好转了。
六、继续稳步前进
一年来的变化是巨大的。中国人民经济已经开始了历史性的变化。这一年的变化中，在重大关头上，又一次证明毛泽东主席英明领导的光辉。在毛主席正确领导下，在革命战争伟大胜利和人民政权的保证下，中国人民在财经工作方面发挥了伟大的潜在力量，以异乎寻常的速度，渡过了财经工作中初期的困难，争取了财政经济状况的开始好转。这里必须着重提到，苏联的经验，对于我们有极大的帮助，深深值得我们感谢。虚心学习苏联的经验，应当是我们今后的经常任务。
一年来的经验，是丰富的。主要的经验，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对于人民政权在财政经济工作方面的伟大作用，认识不足；对于中国经济的潜在力量，估计不足；这样的保守观点是不对的。一年的事实证明，恰当地估计中国人与物两方面的潜力，在人民政权的保证下，我们有极大的创造性的成就的可能。另一方面，必须认识中国社会经济情况是复杂的。我们是处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四个民主阶级联合专政与五种经济并存的时代，一切财政经济措施，必须是在国营经济领导下，统筹兼顾，分工合作。必须确认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经济的领导权，这是不能动摇的，又必须使其余四种经济，即国家与私人合营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带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农民及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各得其所。任何违背这个原则的简单的片面的办法，都是行不通的。我们必须依照毛主席稳步前进的方针，有步骤地进行我们的工作。
一九五一年的财政经济状况，在一般情况下，估计比一九五○年可能还要好一些，这是因为我们已有可能比较今年更加有计划地工作。但是，美帝国主义所挑拨的新战争威胁，是在日益增加。在这方面，我们应有足够的警惕。向最好的目标争取，同时又作在最坏情况下的打算，我们就可以立于不败的地位，稳步地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继续好转和根本好转。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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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深值庆祝的国庆
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 马叙伦
今天是中国人民有史以来第一个真正自己的国庆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宣告成立到今天恰是整整一年。这个人民的新国家的诞生和人民的中央政权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标志着中国人民空前无比的大团结，也标志着中国人民新生的开始。反动政权的彻底摧毁和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是人民革命事业中第一个重要的任务，不首先完成这一个任务，便无法保证我们革命的胜利果实的巩固，更无法争取一切我们可能争取的有利条件来展开我们革命的建设工作，实现我们革命的最终目标，一年以来许多崭新的事实证明了这一个真理。
全国除西藏，台湾外绝大部分的地区已经解放了，在所有已经解放的地区内，已经普遍的成立了由中央统一领导地各级地方人民政府，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政治统一局面。
在中央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和地方政府的共同努力之下我们更建立了全国财政经济的统一制度，有了这个制度的建立，我们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治愈战争的创伤，我们已经争取并巩固了财政收支的平衡，物价的稳定和工商业的调整，替我们的建设工作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从我们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日起，我们就和社会主义及新民主主义的兄弟国家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从毛主席访问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两个协定以后，我们更陆续地和我们兄弟国家签订了许多贸易协定。这些条约和协定的签订完全基于平等互助的原则。过去在反动政府的统治之下，我们中国人民受尽了帝国主义的奴役欺凌，受尽了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压迫，直到今天，直到我们人民自己的政权建立以后，我们才可以获得同为人民自己当家的兄弟国家的真正援助，我们才可以体会到国际主义崇高精神的可贵。由于我们和兄弟国家的密切合作，一年以来已使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营的力量更加壮大起来，我们国内的和平建设也因此而获得更有力的保障。
在全国已经实行土改的农业地区和所有公私营的工厂矿场中，广泛地涌起了生产热潮，亿万的工农同胞们已经恢复并加强了他们传统的勤劳精神，发扬了他们高度的智慧和无比的劳动热忱，一个又一个的创造出惊人的生产纪录。在我们落后的农业基础和脆弱的工业基础之上，我们的建设事业不但是已经开了端，而且正在以雄伟的姿态，阔大的步伐，勇敢地向前迈进。
一年以来，全国人民的民主统一战线是更加巩固和扩大了。在中央除了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以外更召开了许多专业会议，集中了来自各地的许多宝贵的意见，在地方，在所有已经解放了的地区，已经相继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从广大的人民中间集中了更多的意见，从这些宝贵的意见中间我们获得了一定的协议，并使这些协议相继见诸实现。在解放以前大多数人民是没有权利和机会说话的，一年以来不但绝大部分的人民得了这种权利和机会，并且很好地利用了这个机会，说出了大家想说的真心话，很高兴地看到他们的话之被重视。一年以前还有不少的人对于新国家的诞生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抱着怀疑，观望和期待的心理，一年以后的今天，这些阴霾已经一扫而空，占据着大家心怀的只有忠诚拥护的热情和坚定不移的信念，因为一年以来的许多事实使得大家深深地了解这个政府才是人民自己的政府，使得大家真正明白了只有人民自己的政府，才能真正为人民服务。
所有上面提到的一联串的崭新的事实都只是说明了一点，说明了在人民自己的全国政权建立以前是一个时代，在这个政权建立以后又是一个时代。人民政权的建立和新时代的产生并不是容易的，偶然的，是数百万英勇的人民解放战士用他们的鲜血拼出来的，是只有在最有远见，最大公无私的共产党和英明的人民领袖毛主席领导之下才能够实现的。革命的历程还非常遥远和艰巨，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之下，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革命的一定任务，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比起我们已经完成的任务来，不知要大多少倍；我们已经克服了不少的困难，但是需要我们继续克服的困难不知要艰巨多少倍；在遥远的“万里长征”的途程上我们只不过走了最初的几步，还有上万里的路程等待我们向前迈进。我们只有下定决心，更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周围，接受他们的领导，贡献出我们可能贡献的一切力量，才能够完成革命的全部任务，实现革命的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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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周年
一周年，三大事：中苏订约，财经上轨，工程猛进。
民主建国会常务委员会召集人 黄炎培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到今一周年了，这一周年中间，全国人民站在每一个岗位，都在兴奋地、艰苦地、镇定地，干他们的工作。
我们清楚地回想一下，在这一周年中间，人民解放战争，已经接近完成了，从去年十月起，继续胜利消息，十月十四日广州解放，十七日厦门解放，同日解放军开入迪化，十一月十五日贵阳解放，二十二日桂林解放，三十日重庆解放，十二月九日昆明解放，十一日大陆国境极南端镇南关也收复了，二十五日成都解放，今年四月三十日海南岛全部解放，五月十七日定海舟山解放。所没有完成的，陆上只有西藏，海面只有台湾。
这一周年中间，政府干的工作，纯客观地认为特别值得称道的，有三事：
（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订立。这回中苏订约，已经从文字方面惹起各方极度的重视了，实际上尤其值得重视的，乃是中苏两国间不单单是政府，而是人民间思想大结合的开始，苏联对我中国，远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成功以后，即宣告放弃帝俄和各国间所订不平等条约，一九一九年七月，一九二○年九月，还先后发表对华宣言，重申前意，随后将帝俄所订对我不平等条约，首先实行废除。这些文字和事实，都给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们一手遮掩掉，还造了不少谣言，使全中国人民耳目都被蒙蔽着，欧美帝国主义慢性的侵略已够受苦了，再来一个日本帝国主义急性的“明火执仗”的侵略，而官僚资本主义还无耻地在混水里摸鱼，中国人民在忍无可忍之下，自觉了。自觉到帝国主义连同丑恶无比的官僚资本主义一天不打倒，我们一天不得生存；接在全国人民坚决抗日胜利之后，人民解放军所到之处，南北东西，万众欢迎。这些心理造成的主因，就在这上边，中国人民还进一步自觉，自觉到谁是我敌？谁是我友？全世界清清楚楚地两大阵容摆在眼前，先知先觉者倡导着，后知后觉者追随着，我们应记得，一九五○年二月十四日中苏订约之先，还有一九四九年四月四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十个党派代表全国人民公意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的联合声明，中间主要文句是：“中国各民主党派代表伟大的中国人民郑重宣言，如果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竟敢挑动这危害世界人民的反动的战争，那么我们将团结全国人民与中国盟友苏联和各国和平民主势力，携手并进，向侵略战争的发动者作坚决的斗争”，这就是很显明地指出我们所走国际路线已经确定了。而且这条路线已经是人民公认的了，中苏订约成功，就是两国间人民结合的具体化，不单单是形式，还有全地球中苏和其他民主国家九万万人民大团结的精神表现在中间，这不能不看做全世界天大的一件大事。
（二）中国财政经济状况的突然地扶上轨道。一百多年的帝国主义侵略，支撑到十四年之久的抗日苦战，加上蒋匪帮把民脂民膏不断地搜刮，这样百孔千疮的中国，很快的解放了，最艰难的，应是财政经济的整理工作，这一周年，初期的财经状况，确是不很好的，而且可以说是很不好的，但经过了三、四、五这三个月间政府的努力，第一，全国财经工作统一了：中央说，要统一保管调度全国公粮收支，就听候统一保管调度；中央说，要统一实行管理全国现金，就听候统一实行管理；中央说，要统一清查调配全国仓库物资，就听候统一清查调配；中央说，要统一管理全国公营贸易，就听候统一管理公营，这些，过去那一个政府做到过呢？！人民政府却不慌不忙地完全做到，结果，财政收支接近平衡了，财政赤字不大，增发的钞票很少，结果，通货稳定了，物价稳定了，是不是政府取之于民加重了些呢？不，相反地恰是减轻，农业税征收原则由百分之十七减到十三，盐税减到百分之五十，请看东北伪满时农民纳年粮总额八百万吨，一九四九年政府收粮总额仅二百三十万吨，其他是相类的。这都是有目共见的事实，不需要也不可能来制造宣传的，眼前的物价：从五月份起，全国各地粮价继续下跌，其他物价保持平稳，或微微上涨，从五月份到八月份，京、汉、沪、津、穗、渝、六大城市粮价下跌，平均到百分之五点二，最近报告是这样的，物价定了，人心定了，这是一桩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
（三）铁道交通各项建设工程的突飞猛进，在战事紧迫，人力物力种种困难阻碍之下，最感需要，但最感艰苦，应是铁路工程，解放后所不敢实望于一九四九年完成修复的，如京汉、粤汉两路，都在去年十二月底先后通车了，郑州黄河铁桥过龄了十六年，一般工程师认为非改造不可，火车通过全桥须一百八十分钟，过去政府是无法回复经常速度的，解放后，经苏联工程师设计加固，到一九四九年年底通车时，仅二十二分钟已通过全桥了，浦口码头是沪宁铁路和津浦铁路接轨地，成为南北水陆物资集散转运中心，由于年久失修，基地下陷，浦口上下游十个码头，陷落了六个，解放后，人民政府决心修建，中央交通部会同各级有关部门邀请中苏专家，设计抢修，所有护岸工程，疏浚工程，一律于八月如期完成，是一桩艰险的工作，联络湘桂黔桂两路的柳江桥工尤险，于八月提前完工通车了，水利从去年冬季到今年春季，为修堤挖河，全国动员了民众四百六十九万人，完成了土工三亿五千万公方，这在中国是空前的，土工的总量，如果筑成高宽各一公尺的堤埝，可以围绕赤道八周有余，全国经过这次普遍的培修，河流抵御洪水的能力大大提高，同时结合救灾，以工代赈，使受灾地区一千万人借此度过春荒；为了导沂入海，今年苏北动员了五十八万民众，先后完成了二百公里的入海新道，两岸堤长四百公里，保障了沿岸五百万亩土地不受水灾，经过今年洪水的考验，新道甚感安全，这些大工程，中间有一点值得大大注意，他们是很亲切地，很热烈地和广大民众结合的，民众都自动集合起来，为自己工作。
当然，三件以外，还数不尽。有一事，今年各地报告秋禾丰收，有的说收成到百分之一百几十，有的说几十年来所没有，个别的老百姓追究出原因来了，说：“毛主席福气大”，这当然只有报之一笑，实际上倒也不能完全归功于天，地方政府对农事是特别认真的，从贷款，布置春耕，提倡精耕细作，到保卫秋收，田间选种、保苗、开沟洫、除草、追肥、除病虫害，——有的地方，防霜——护畜、防治兽疫、变工互助、培养劳模、最后收购、受抵、减租，这些，累累地都见之于公文，事前的计划，事后的报告，要占到公文一大部分，原来都是老百姓的事，今变成政府的事，政府和老百姓合作的事，这样努力，这样精细周密，功夫是不会白费的，虽然一时看不见果实，能说和丰收没有关系么？就是上文提到的水利，也不能说和丰收没有关系，每一条大水，上下游设防汛指挥所，每天公开报告水位涨落，到危急时，民众发挥出无穷大的力量，把身体代土石，名“肉堤”，有抢救不了的，大群生命，付之东流，到底获救者占多数，“自己是人民，为人民服务”，这口号一提出，什么都不怕，民众真艰苦！艰苦！真伟大！伟大！
这中间我们工作人员也还有不少偏差，不少过失，是在不断地虚心学习，不断地自我批评，还欢迎人家批评。
我相信从第二周年起，全部工作人员还是这样兴奋地，艰苦地，镇定地，站在每个岗位上，干他们的工作。当然，他们还有更伟大的任务，他们要和帝国主义搏斗，要完成他们收复全部国土，解放全国人民的神圣使命。
一九五○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