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斯大林与党报工作
黎澍
列宁的最忠诚的学生斯大林，和列宁一样，是布尔塞维克党报工作的辉煌的创造者。他们都以党报为巩固党的组织和扩大党在群众中影响的武器。列宁在一九○○年十二月出版第一个布尔塞维克报纸《火星报》的时候，斯大林是南高加索梯弗里斯城一个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列宁《火星报》的出版，给予斯大林以重大的影响。斯大林在《论列宁》的一篇演说中回忆说：“当我知道列宁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特别是在一九○一年以后，在《火星报》出版以后的革命活动时，我就已经相信，列宁是一个非常的人物。当时在我看来，他不是我们党的一个普通领导者，而是我们党的实际创造人，因为只有他一人才了解了我们党的内部实质和迫切需要。”
正如列宁在彼得堡领导的“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是梯弗里斯革命社会民主党人进行工作的模范一样，在《火星报》出版九个月以后，在革命运动不断高涨的一九○一年九月，斯大林和他早年的亲密的同志克泽霍越里发起创办了忠实支持《火星报》主张的《斗争报》。《斗争报》是第一个用格鲁吉亚文秘密出版的社会民主党报纸。它宣传列宁《火星报》的思想，向机会主义的全部思想宣战。除《火星报》以外，《斗争报》便是当时俄国最好的马克思主义报纸了。
斯大林在《斗争报》第一期发表以“编者的话”为题的社论，确定《斗争报》的任务说：“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人的报纸，应当对一切有关工人运动的问题给予明确回答，应当说明各个原则问题，从理论上说明工人阶级在斗争中的作用，并用科学社会主义的光芒来照明工人所遇到的每一种现象。”
在同一社会中，斯大林指出，报纸应当领导工人运动，尽量接近工人群众，以便经常影响他们，成为他们的自觉的领导中心。
一九○二年四月五日斯大林在巴土姆被捕。一九○四年二月他从西伯利亚东部的依尔库茨克流放所逃回高加索以后，他就领导高加索的布尔塞维克协助列宁进行了反孟塞维主义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斯大林所运用的最强有力的武器便是党的刊物。当时高加索所有一切布尔塞维克的出版物，几乎全是由斯大林所组织和发起的。他把出版秘密书籍、报纸、小册子以及传单的工作，扩大到了沙皇时代空前未有的规模。从一九○四年初至一九○六年四月，在梯弗里斯的阿福拉巴尔秘密印刷所出版的有列宁所著的“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和“告农村贫民书”，有斯大林所著的“略论党内意见分歧”和“两次搏战”等，有党纲和党章以及大部分是斯大林写作的几十种传单。在这里，还出版了《无产阶级斗争报》和《无产阶级斗争小报》。所有这些书籍、小册子、报纸和传单，都是用俄文、格鲁吉亚文和阿尔美尼亚文三种文字出版的。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盟委员会斯大林领导下出版的机关报《无产阶级斗争报》，是《斗争报》的继承者。它对高加索一带捍卫布尔塞维主义立场，宣传和发挥列宁思想的事业，是起了决定作用的。除列宁所主编的中央党报《无产者报》以外，《无产阶级斗争报》就是最好的和最大的布尔塞维克报纸了。《无产阶级斗争报》几乎每一期都转载有列宁发表在《无产者报》上的论文。《无产阶级斗争报》的许多重要论文，都是斯大林写的。斯大林在这些论文中，发挥了他的理论家的灿烂的天才，他正确地揭破了各个反布尔塞维克派别和集团的虚伪思想，暴露了它们的机会主义和背叛行为。他对敌人所进行的攻击，是十分准确的。列宁异常称赞《无产阶级斗争报》，称赞它的马克思主义坚定性，并且称赞它的高度的文艺价值。
一九○五年十二月武装起义失败以后，布尔塞维克与孟塞维克的斗争，更加剧烈起来了。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也出台活动，在梯弗里斯城尤其喧闹得厉害。斯大林坚决地捍卫着布尔塞维克的革命路线，成为在南高加索对一切反无产阶级派别作斗争的中心人物。一九○六年四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斯托哥尔摩召集了第四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在这次大会结束以后，重新回到南高加索工作。他领导布尔塞维克在梯弗里斯用格鲁吉亚文公开出版了一系列的报纸：一九○六年六月——七月的《新生活报》，《新生活报》被封闭以后，又在一九○六年十二月与一九○七年一月出版了《新时代报》，《新时代报》被封闭以后，又在一九○七年二月十八日至三月六日出版了《我们的生活报》，《我们的生活报》被封闭后，又在同年三月十一日至四月十五日出版了《时代报》。
以这一系列的党报为武器，斯大林进行了反对孟塞维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坚决的斗争。斯大林在“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总标题下，发表了有系统的辉煌的论文。在这些论文中，斯大林用通俗易懂的文字解释了什么是唯物主义与辩证法，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他非常深刻地提出了并解决了马列主义理论的根本问题，即社会主义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必不可免，以及根本与第二国际改良主义旧式政党不同的新式战斗无产阶级政党绝对必要的问题，同时又说明了布尔塞维克战略和策略的基础。
一九○七年四五月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伦敦召集了第五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在会后回到俄国，奉命到巴库领导工人运动。这时的俄国，正处在斯托雷平反动猖獗的黑夜里。可是，斯大林革命活动中的巴库时期却是布尔塞维主义在巴库组织中获得完全胜利的时期。斯大林组织了排除巴库各工人区（巴拉汉内，比比爱巴特，黑城，白城）内所有孟塞维克的斗争。他主持了布尔塞维克出版的秘密和公开的机关报《巴库无产者》、《汽笛》和《巴库工人》。在巴库工人的英勇斗争中，他所创办的公开报纸发出了响亮的呼声。
一九○八年三月二十五日，斯大林被捕，经过将近八个月的监禁以后，又被流放到沃罗果达，期限两年。但到一九○九年六月二十四日，他就逃回了巴库，继续从事秘密工作。在这一时期的中央党刊上，斯大林发表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几封《高加索通信》；在《巴库无产者》报上，斯大林发表了《党内的危机和我们的任务》，《党内生活》及其他许多论文。
一九一○年三月至一九一一年九月，斯大林先后在巴库和彼得堡两次被捕，两次被流放到沃罗果达。一九一二年一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普拉加召集了党的代表会议，建立了实际领导俄国革命工作的中央机关（俄国中央局），并通过了创办《真理报》的决议。斯大林在他因被捕而缺席的时候，由代表会议选进了中央委员会。根据列宁的提议，决定由斯大林主持俄国中央局。斯大林于接到列宁的通知以后，在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又逃回了彼得堡。在这以后一个极其短促的时间中，斯大林进行了许多重大的工作，其中伟大事件之一便是出版了奠定一九一七年胜利基础的《真理报》。
《真理报》是斯大林遵照列宁的指示创办的。《真理报》的第一期是在斯大林指导下编好的。斯大林决定《真理报》的方向是要合乎群众的、工人们的旨趣。可是，在《真理报》出版的第一天，一九一二年五月五日，斯大林就在彼得堡街道上被捕了。经过几个月监禁以后，斯大林被流放到更辽远的纳赖姆边区。但到一九一二年九月一日，斯大林又从流放所逃到了彼得堡。党中央立即派他领导《真理报》和《明星报》以及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运动的工作。其时列宁已经从巴黎移居克拉科夫城，因为这里距离彼得堡较近，便于领导《真理报》和日益增长着的国内工人运动。列宁在这里三天以内便可以收到从彼得堡寄来的《真理报》，他经过《真理报》编辑部秘书莫洛托夫和《真理报》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即使如此，《真理报》的工作也还是使列宁时感焦虑的。《真理报》编辑部为了避免书报检查，放弃了对取消派的斗争，列宁《论选举政纲》一文因编辑认为“愤怒的音调是有妨碍的”没有发表。斯大林之被派回到《真理报》去，就是为的帮助《真理报》实行正确的党的路线。在斯大林参加工作以后，莫洛托夫很欣喜地把斯大林的工作情形报告列宁说：“你想必已经知道，在编辑部内发生了一些为你所乐意的变更。”列宁密切地和斯大林建立联系。斯大林的活动、言论和文章，得到列宁的完全的嘉许。列宁读到斯大林论彼得堡工人选民团中选举总结的文章《谁胜利了》时，就把他对这篇文章的意见通知给编辑部说：“我不能不为第一四六期社论向你们表示庆贺”。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运动的结果，是布尔塞维克党获得了胜利。斯大林所写的“彼得堡工人授予所选代表的委托书”，在这里起了极大的作用。列宁对这个“委托书”深为嘉许，他在把“委托书”交去付印时加上了这样的批注：“付印后，一定要把原稿拿回来！！切勿把它弄脏。把这个文件保存起来是极重要的。”列宁在给编辑部的信中指示说：“一定要用大号字把这授予彼得堡代表的委托书登载在最显著的篇幅上。”在这一时期中，斯大林曾经两次到克拉科夫城访问列宁，并参加中央和党工作者的联席会议。在斯大林出国时期，《真理报》的种种老毛病又重复起来。列宁认为必须改造编辑部，必须派一个很有党工作经验的编辑到那里去。列宁就和斯大林详细商定关于改组《真理报》领导的问题，并预定在斯大林回国以后立即进行改组。但斯大林回国以后，很快就被捕了。到一九一四年初，斯大林被流放到了距离北极圈很近的库莱卡村。他在这里渡过了一九一四，一九一五和一九一六年。这要算是极偏僻的西伯利亚最痛苦的政治流放了。在这一时期中，在一九一四年夏，爆发了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一九一七年三月八日，斯大林挨过千辛万苦，重新逃到了俄国革命首都彼得堡，并且又一次被党中央委托以领导《真理报》的工作。
《真理报》在一九一二年创刊以后，一直在沙皇警察的迫害之下。警察在两年半时间内把《真理报》封闭过八次，但《真理报》在工人援助下总又用一种新的相似的名称如“拥护真理”，“真理之路”，“劳动真理”等等继续出版。而在一九一四年帝国主义大战爆发时，终于把它最后封闭了。在停刊差不多三年以后，一九一七年三月十八日，《真理报》又复刊了，并且又获得了它的创办人斯大林的领导。当时列宁还侨居在国外，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用各种手段阻碍列宁回国。在这个情势复杂、责任艰巨的时期，只有斯大林不断在《真理报》著文指示布尔塞维克党员的工作，号召人民进行革命，建立人民革命政权——苏维埃。
一九一七年四月十六日夜间，列宁在经过长期流亡生活以后，从国外回到了彼得堡。这是布尔塞维克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斗争十分尖锐的时期，在七月十六日的一次示威中，孟塞维克和社会党人联合资产阶级及白卫将军们对示威的工人兵士实行了血腥的镇压，并捣毁了《真理报》编辑部，封闭了《真理报》、《士兵真理报》及其他许多布尔塞维克报纸。列宁因受到反革命临时政府的诬陷和迫害，不得不暂时躲藏起来，并且由他的最亲近的同志斯大林护送到芬兰去。这以后一个时期，斯大林直接领导着党中央委员会，先后用各种名称如《工人与士兵》，《无产者》，《工人》，《工人之路》出版党的中央机关报。斯大林经常在党报上发表指示性论文，指导着全国布尔塞维克的斗争。这一时期中央党报的最后一种——《工人之路》，在十月革命的前一日作过光荣的出版斗争。克伦斯基所领导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在布尔塞维克武装起义的前夕，企图先发制人地扑灭布尔塞维克的武装起义，就在十一月六日，下令攻打武装起义司令部所在地的斯莫尔尼宫，并于同日清晨派出装甲汽车包围《工人之路》编辑部和印刷所，查封《工人之路》。斯大林下令击退装甲汽车并保证报纸出版。赤卫队员和兵士们执行了这个命令。上午十一点钟，《工人之路》出版了。报上登载着斯大林所写的社论《我们需要什么》，号召群众推翻临时政府。大队革命士兵和赤卫队员遵照党中央机关的命令，调到了斯莫尔尼宫附近。起义开始了。曾经以各种不同的名称出版过的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在起义第二天（十一月七日）向世界宣告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消息。
列宁斯大林的党报工作的历史是和布尔塞维克建党的历史分不开的。列宁以报纸为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的有力武器，斯大林在他的革命斗争中，忠实地执行了列宁的这一指示。他始终是党报工作的实际领导者和编辑，他和列宁一样，经常注意到党报工作的每一小节，他使党报成为布尔塞维克指导群众的同时又是群众自己的报纸，而《真理报》就是列宁和斯大林为党报工作所创造的典型的范例。
（本文参考下列各书写成：《斯大林传略》，《列宁生平事业简史》，《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向列宁学习工作方法》，《友谊》半月刊第二卷第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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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编者的话
中国人民新闻事业正在创造的过程中。我们的新闻工作者虽然有许多人已经在各种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情况下作过不少时间的新闻工作，积累过一些经验，但是这些经验并没有好好地总结起来。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作，也不断产生新的经验，提出新的问题。总结这些经验，研究和答复这些问题，这就是本刊的基本任务。
在讨论我们工作中的经验和问题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便利的条件，这就是可以大量地利用我们的先进国家苏联的经验。苏联有自一九○○年火星报出版以来的革命新闻工作的丰富经验，特别是有自一九一七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以来的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丰富经验。本刊愿在介绍苏联新闻工作经验方面，作有系统的努力。
我们的工作，希望得到全国人民新闻工作战线上的同志们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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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共同纲领下
新闻工作者的努力方向
刘尊棋
一 宣传和监督
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这个伟大宪章，是在新闻工作者参加政协的全体代表无保留的同意之下通过的。在《共同纲领》草案的讨论期间，十四个新闻界的代表除分别与各党派团体和其他代表举行分组讨论时发表了许多意见外，他们自身并单独开会，详细讨论了它的全部条文，特别是有关新闻出版的规定。到了《共同纲领》草案的最后修正案提交全体大会讨论时，新闻界代表们就发现所有他们的积极意见都已包括在内，因而全体一致拥护它的通过。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是深信：全国绝大多数的新闻工作者必能如他们的首席代表胡乔木同志发言所说的，“努力用实际的行动来加以拥护。”
胡乔木同志的发言代表了全国新闻工作者，宣示我们今后要承担的共同任务。他说：
“在全体会议通过这三个文件（政协共同纲领，政协组织法，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以后，我们新闻界同人决定努力用实际的行动来加以拥护。我们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宣传。我们要把三个文件的意义和整个人民政协的意义向全国人民作反复的广泛的宣传，号召全国人民在中央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之下，为实现共同纲领和人民政协的一切决议而奋斗。再一个是监督；我们要用人民舆论的力量，协助人民监察机关，来监督各级政府和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是否忠实地执行共同纲领和人民政协的一切决议。”
全国新闻工作者要把宣传《共同纲领》当做一个重大任务，因为这个七章六十条的大宪章的全部实现，首先要靠我们使它变成为全国人民共同了解、共同珍视，和共同遵守的东西。它的通过本身并不等于在中国得到了实践。“共同纲领”的内容一方面包括了中国人民民主建设的全部蓝图，另一方面也包括了对中国的内外敌人、以及对落后和偏狭的不可妥协的斗争。这是要通过广泛和耐心的宣传教育方能家喻户晓，使人民大众把它当做代表他们目前最大利益的自己的纲领，而为其实现来奋斗的。
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之下，偶然也有些做为烟幕或“糖衣”而发表的法令决议，但那是决不许你做宣传的。旧政协就是一个例子。为了宣传旧政协的决议，曾有过沧白堂和校场口的血腥事件。在一九四六年以后，引证蒋介石“四项诺言”和旧政协的决议，成了报纸的危险忌讳。在今天人民民主政权之下，一切恰恰相反，我们不但要大量宣传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而且要用人民舆论的力量，随时监督各级政府和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是否忠实地执行它的全部规定。
我们新闻工作者能够承担这样重大的任务，主要是因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已获得了基本的胜利。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共同纲领》，保证了我们的工作条件。《共同纲领》第四十九条规定：“保护报道真实新闻的自由”。人民政协的共同纲领本身和一切其他决议案，当然是中国今天最大的“真实”。它们反映了中国四大进步阶级的空前伟大团结及其共同利益，表现了这一联盟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继续巩固这个团结和实现这些共同利益的决心。这一切都是再真实没有的新闻。
二 两个不同的方向
不过，《共同纲领》第四十九条规定的主要意义自然不在于此。
这一个规定是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在新闻领域中区别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基本特征。报道真实新闻的自由，是和伪造欺骗新闻的自由正面对立的。它不仅是保障新闻工作者的必要的活动条件，也保障了广大人民把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意见发表出来并能知道在他们周围究竟发生了什么真实事情的权利。这是资本主义社会或封建官僚资产统治的社会中不可能有的自由权利。
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新闻自由”在人类中造成的灾害，已为尽人皆知的事。由于新闻工具掌握在少数独占资本家手中的结果，一切新闻事业就变成了他们追求利润、麻醉和欺骗人民、任意毁谤、“自由”地煽动战争、散播法西斯思想的最恶毒的手段。
在这样的制度之下，新闻工作者没有报道真实新闻的自由，读者和听众没有知道真实新闻的自由。这是罪恶和死亡的方向。我们的方向完全在相反的一面。
真正人民的新闻自由首先出现在社会主义的苏联。在那里，报纸、无线电广播、和一切其他新闻的武器都是劳动人民自己的财产，动员和教育广大人民的工具，更由于千百万工农新闻工作者的参加而成为国家建设的可靠支柱。
其次，在新民主主义国家中，虽然私营企业还或多或少的存在着，但主要的新闻事业则一律属于国营或公营。纯商业性的报纸在人民民主国家中已经完全绝迹。
人民新闻事业的共同使命就在于把国家建设的计划和活动真实地报道出来，动员人民为争取更高的生活水平而作战；支持和平政策，发展和加强各民族间的友谊合作，为争取各大小国家的独立完整、为国际的和平安全而战斗；暴露民主的敌人和帝国主义与一切反动派的侵略阴谋，号召所有爱好和平的民族为争取民主的原则、为暴露法西斯余孽和根除其思想而战斗。
这才是中国新闻工作者的正确方向。中国成千上万的新闻部队也正是在这一方向进行着严肃的战斗。
我们的绝大部分的新闻事业也已不是或不可能属于利润追求的企业范围，而基本上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公营事业了。绝大部分的新闻工作者已不受老板的盈亏算盘的拘束，已不受反动官僚的事前检查。我们最主要的考虑是符合不符合人民的利益，而检查我们工作的标准是人民政协所通过的“共同纲领”。这样就使我们有条件来把与人民利益有关的一切真实新闻、真实问题、真实缺点、真实威胁、真实活动、与真实的进步和胜利，报道出来。
三 真实和负责
这样宽广辽阔的自由活动天地，是不是我们每一个新闻工作者都意识到了呢？不可否认，我们中间有不少人还没有意识到。特别是在新解放城市中的新闻工作者，许多人没有意识到他们今天可以公开斥责和揭发人民公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可以大胆地充分地报道人民的真实活动，这是多么富有历史意义的变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军队和人民的亲密结合、伟大的人民团结、和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毛泽东思想，能够无限制地如实地阐扬，这是中国新闻界的最巨大的解放。在这样大解放的环境中，还有人感到缩手缩脚，“动辄得咎”，这是很可注意的现象。
具有这种心理的人可分为两类。一种人是根本受了资产阶级不负责任的自由主义所支配，而不能自拔的。长期沈迷在烟雾迷蒙的沙龙中的客里空们，一下子被放在天高气爽阳光充沛的旷野，是会发生反感的。另外一种人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罗曼蒂克。他们的确不能忍受国民党反动派窒息的控制，但也为了必须对人民负责的这种限制，而感到苦闷。其实，这两种人的病症是一个，就是不愿接近群众、了解群众，不愿把自己放在群众里面，为他们服务。他们缺乏着鲁迅所说的“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那种做为人民新闻工作者必须具备的精神。他们只能在要人的行踪和说话中，从耸人听闻的突发事件中，发现到“真实”，而没有体验到在广大人民不断斗争生活中的创造的“真实”。
把旧社会中那种脱离人民、漠视或违背人民利益的“新闻自由”，看成为更多的、真正的“自由”，把人民做主人的社会中以人民利益为前提的新闻自由，看成为更小的自由或不自由——这里就存在着一个根本的观点问题了。这就是剥削者的观点。做为一个有劳动阶级意识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努力来清算这种观点。
同时，《共同纲领》中的“保护报道真实新闻的自由”，与“客观主义”是没有丝毫关系的。我们今天的社会大部分生活还充塞着旧的腐朽的渣滓。一个庸俗的新闻记者，抱着“有闻必录”的态度，可以终日忙于罗列这些未死的现象，而不注视新生的真实，那是对人民没有任何贡献的。
不错，我们社会中的婚姻纠纷和凶杀案件，并没有因为人民政府的成立而忽然消灭。这都是生活中的真实存在。军事和外交的秘密当然也是真实的存在。但是恐怕只有丧失爱国心和责任心的新闻记者才会利用“保护报道真实新闻的自由”这一条款来任意从中取材吧。无原则地“报道真实”必然流于对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的投降。日丹诺夫在关于《星》和《列宁格勒》杂志所犯错误的报告中，批评作家左琴柯的话是值得我们警戒的：“……他写了许多东西，都象征着他不善于在苏联人民生活中找出任何一种正常的现象，任何一个正常的典型。”
《共同纲领》第四十九条在“保护报道真实新闻的自由”之下，紧接着规定：“禁止利用新闻的进行诽谤，破坏国家人民利益和煽动战争”。一面保护做好事，一面禁止做坏事，这就是人民专政的精神。这个精神是每一个在思想斗争前线的新闻工作者必须紧紧把握住的。
在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刊登诽谤的新闻，事实上是受着鼓励的（美国法律对诽谤个人罪，经长时间诉讼判决后只处以七块钱的罚款）。至于对整个工人阶级、黑人、别的民族和别的国家的诽谤，更是漫无限制了。反之，我们的新闻事业对中国自己人民负责和对世界其他人民负责，看成是统一而不可分的。
四 批评和自我批评
假如我们只报道了我们社会中好的和前进的一面，加以歌颂赞扬，是不是就完成了我们的任务呢？我们应该说，那已经做得不错，新中国极端需要这样的工作。可是那只是“真实”的一部分，也许是一大部分。今天中国的“真实”的另一部分，还是不健全的，妨碍我们前进的。对于这一部分，有责任心的新闻工作者要进一步运用他们的新闻工具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
在建设新中国的庞大繁复事业中，我们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错误、偏向、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之类的毛病。新闻工作者在自己的岗位上应该比较容易发现这些毛病，那么揭发和批评就是我们重要的任务。只有糊里糊涂盲从资产阶级宣传的人，才以为在社会主义或人民民主国家中不允许批评。斯大林在论及苏联报纸上刊登的多量的工农通信员对国家事务和行政人员的批评指摘时，曾这样写道：“只有作为组织力量的工人和农民通信员能够在报纸发展的过程中扮演无产阶级舆论的表演者和领导者、苏维埃社会缺点的揭发者、和争取改善我国建设的不屈不挠的战士的角色。”
我国工人农民通信员，或甚至工农出身的新闻工作者，还有待于大量的培养，但是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新闻工作者已占决定的多数。我们只要肯认真深入群众、反映群众，也就不难发现出他们所遭遇的困难，所痛恶的对象、和他们对于改革的意见。这也是唯一有效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准备。举例来说，揭发和批评一个官僚主义的事件，决不能靠新闻记者主观的印象，必须从直接和间接受到那个事件影响的群众和干部中调查了解，寻找根源，并听取他们对于如何纠正的意见，然后再对照着人民政府的基本政策加以判断。只有这样的批评才能有充分根据和提出改革的办法。这种批评是新中国建设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在另一方面，新闻工作者既不是一个全能的天才，在报道上和批评上发生错误与偏向，也是难以避免的。这就需要虚心学习，学习辩证唯物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政策、学习《共同纲领》、学习自己业务和业务的对象。我们要准备不断接受批评，在发生了错误之后，要发挥自我批评的精神，重新调查研究真实情况，勇于认错改过。唯有如此，方能使我们不断进步和减少对群众可能发生的不良影响。
新生的人民中国给了新闻工作者一个广阔无边的活动领域。《共同纲领》指示了我们共同的方向，保证了我们活动的自由。我们可以报道真实，歌颂进步，暴露敌人，打击罪恶。我们要大胆地、欢欣鼓舞地运用这样难得的自由。只要我们肯学习、肯走入群众、肯把握真实、肯负起责任，我们必能光荣地完成我们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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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北新闻工作中的几个问题
磐石
新闻工作之在华北，和在其他老解放区一样，经过十几年的锻炼，已经积累了人民新闻工作的若干基本经验。但由于对这些经验还没有能系统的加以总结，使之更加提高，特别是由于不善于适应目前更加有利的新的条件，以致目前工作的发展不是迅速前进，而表现着某种程度的迟滞。这里我只想就其中较为迫切，而且基本上已获解决或正在解决中的问题，加以介绍，以供各地同志参考。
（一）地方报纸与中央报纸的分工问题？这是一个急需解决而在华北多数省区尚未很好解决的问题。本来，中央报纸的任务，是反映与指导全国范围的工作；而地方报纸的任务，则是在全国总的形势与任务下，根据本省本市的具体情况与需要，具体地反映与指导本地工作和本地群众生活。华北各地的报纸，本来就是由地方报纸办起的，应该说是早已熟悉了这种情况，而且事实上，有些地方报纸过去办的很出色（如冀中导报、太行新华日报等）。可是在今天新的条件下，这些地方报纸看见各种全国性的报纸以后，便不知不觉地要向大报“看齐”：版面改大了，标题也放大了。不是一面有意识地帮助中央报纸在本地的发行，一面加强自己的地方化，使之更适宜于本地干部和群众阅读，而是怕中央报“抢了自己的地盘”，拚命和中央报纸“竞赛”，争时间，争花样，你有个什么我也有个什么。结果，地方性大大减弱了，赶中央报纸自然也没有赶上。
这次平原日报创刊和河北日报改版时，他们都曾在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的帮助之下，决心纠正上述缺点。这里我想介绍一下河北日报的经验。当做一个地方报纸来说，河北日报虽然直至现在仍有某些缺点，但基本上是办得较好的。它的经验是：第一、显著地登载地方消息（地方消息约占全部材料八分之五），来指导当地工作。为此目的，它的地方报道就紧紧地围绕着省委各个时期的指导重点去组织稿件，同时加强对工作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来发挥党报应有的指导作用。第二、有计划地发展通讯员，健全地方通讯网。这是报纸获得充足材料的基础。河北日报原有通讯员一万人，其中质量好的，则聘为特约通讯员与特约记者。此外，每专区尚设有通讯社支社（通讯社与报社分立后，支社仍做报社的通讯站），各部门则设通讯委员会及通讯组。这是办好一个报纸极其需要的一种组织工作。第三、根据现有干部数量质量，办四开四版的小报，比较容易做到精选精编，把报办好。因为版面小、标题小，编排形式也易于操纵，不至因稿件不足，使工作被动，版面空洞。第四、新华社电讯的登载，是目前若干地方报纸认为不能地方化的主要关键。他们认为如果把新华社电讯登载出来，则地方稿必然减少，因之，有的地方报索性就不登大的时事消息和邻区经验，或者登的很少。这自然是不对的。在这一点上，河北日报的经验是：根据当地干部和人民的需要，采用了精选缩编的办法，把读者需要知道的，必须知道的，加以通俗化。对于新华社电讯中的长篇言论，则摘发要点，全文另印成活页或小册子，发给县级以上的干部。这样，就很容易地解决了版面小而消息多、干部需要多的矛盾。这个方法基本上是好的。但河北日报在这问题上也还有缺点。第一是缩编的结果，使重要的时事消息，在版面上不突出。这是不对的。缩编不应当降低它的重要性。第二、地方化不是不吸收邻区的经验，也不应误认地方化为农村化，而不注意中小城市的工商业报导。这些缺点希望河北日报和华北各地报纸继续努力，创造更完善的经验。
（二）广播事业的建设问题：广播事业在华北新闻史上是比较年轻的，经验还少。究竟如何办的更好，各地都还在摸索。由于对它过去的经验总结和传播不够，有的地方连门径也摸不着。但今天的条件比之一九四六年九月创设第一个广播电台（邯郸台）时，已经好多了。倘若我们根据过去在困难条件下经营缔造的经验，再吸收今天全国各地好的经验，并充分运用现有的一切有利条件，一定会办的更好。
要想办好一个广播电台，根据各地经验必须注意以下几点：（１）广播台本身的建设：今天机器器材比过去容易购置，技术人材比以前多了，因之在这些方面必须单独建设，不要再依靠部队电务部门，更不应埋怨他们不帮助。另外，编辑采访，也必须和报社通讯社分开。过去合在一起是不得已的，今天必须分开。（２）帮助听众收听的工作：有了广播台，但是群众没有收音机，或者不会收听和修理收音机广播台仍然等于虚设。有的城市（如太原、张家口）只有少数收音机，大都放在机关里和高级干部家里，市民有的很少，工厂更少，农村完全没有。这是急需解决的问题。河北省委因此曾派干部到京津代群众买收音机，并且指定各县大量地派人受训，使他们学会录音和修理机器。他们的经验证明，录音员不能文化水平太低，否则不能抄纪录新闻。（３）最主要的还是如何运用广播台使之成为有效的宣传教育工具的问题。在这方面，天津人民广播电台作得较好。他们的经验是：第一，必须组织各团体各机关负责同志及各界如工人士兵等来播讲，并经过他们组织群众收听，把广播电台变成一个公共的讲台。如天津总工会筹备会同志播讲，每天收听者有五、六万人。市政工会主任播讲，有些工厂收听者达到职工总数百分之九十五。第二，建立一个广播系统，一个行业设一个广播站，其任务是组织听众听讲和讨论，搜集问题，并与广播台联系，把广播台的工作扩大到各工厂各机关中去。第三，改进与增加文化娱乐节目，这是团结广大听众的一个很重要的办法。天津广播电台文娱节目就占全部节目百分之四十九。第四，设立无线电修理服务部，给群众廉价安装收音机，修理机件，既解决听众技术困难，又建立了自己机关的生产。
（三）报社与通讯社的分立问题：这也是一个长期没解决而现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华北各地通讯社虽然已有较长的历史，但毫无例外的一开始就是由报社兼任，实际是报社的采访部（大多数叫通讯部）。由于两者的任务和业务不同，除极个别的情况下统一领导人能够设法适当照顾双方的工作外，一般都是有所偏废。有时通讯部的领导干部强，就把报社强的干部拚命拉到通讯部去，面向总社或主要给总社发稿，使报社的稿件与编辑大感困难。而在多数的情形下，则是通讯社变成报社的“附庸”。最近华北许多地方通讯社的工作，简直依靠剪报纸大样来应付，甚至人员的编制也已名存实亡。许多同志长时间以来总是说干部少，分开后两边都要削弱。这固然有它的道理，但只要决心把机构分开后，干部就会逐渐地充实起来。广播电台分出后的情形就是如此。应当注意的是：在分的时候，领导上必须做到公平合理，无论干部、资料、图书等都应给以适当的底子，不可“一脚踢出去”了事。最近河北日报和新华社河北分社分开，就抽了几个头等干部给了分社，这是很好的。有人主张只要业务编制分开，即使仍住一处同一领导都无关系，以为这只是形式上的问题，这其实是不对的。但是分必须分好。无论在分的过程中或在以后，必须注意彼此的关系，做到团结，这是很重要的。
（四）新闻干部的培养与提高的问题：日本投降以来，随着新解放区的扩大，华北区曾一批一批地派遣出好多新闻干部到新区去工作，这说明华北在培养新闻干部上是有成绩的。事实也证明：愈是肯派老干部出去的，就愈能不断生长起新的干部来；反之，有些地方不肯抽干部或者只抽新干部出去，则干部的提高很难。
长时间以来，华北区较多的新闻机关中，对给予干部以教育和学习的机会重视不够，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新闻工作较为忙碌与紧张，某些领导同志往往就因此错误地忽视干部的教育。我们以为，除了现有新闻学校，大学里的新闻系，新闻干部训练班等作为专门教育新闻干部外，新闻机关必须有业余学习。石西民同志在一次关于南京新华日报的总结中，曾经痛切地说：“宁肯少出半张报，也要加强干部学习。”虽然在办法上我们不必一定要“少出半张报”，但这种重视学习的精神确实是值得华北各地效法的。无数经验证明：任何机关没有学习的空气，就会缺乏朝气，就会陷于事务主义和无原则的纠纷。究应学习些什么？如何学习？这自然需要解决。但只要决心学习，这些问题是不难解决的。有些地区已经摸索了一些经验，比如平原日报在党委及报社负责同志审稿后，如需改写，就指定有关文件，让编辑记者结合具体问题进行学习讨论，然后改写稿件，使干部养成经常翻阅文件和读书的习惯。这样，大家感觉帮助很大，经常传达共产党领导机关的意图，邀请省级党政负责同志来报告、座谈（河北日报每周一次），对提高干部、改进工作都有益处。新闻工作者需要时事学习和政策学习，尤其需要理论学习。如果华北的新闻工作者都能把十二本《干部必读》书认真读完，华北的人民新闻工作必然会改变一个面目。
（五）新闻工作的领导问题：一般说，华北各地领导机关，对于新闻工作是重视的，领导也是日渐加强的，如河北省就领导的很好。但确有个别地方，领导很不经常。而且应当说，对新闻工作者的政治、业务、生活、学习各方面的具体领导，则大多数地方是很不深入的。这种现象，我们希望各地领导机关予以注意和改进。另一方面新闻工作者主动地使领导机关具体地了解我们的情况，并取得他们的具体领导与帮助，也是应当注意的一件事。天津广播台不埋怨领导机关的帮助不足，而用自己工作的成绩来使领导机关注意到广播工作，并给以具体帮助，这种精神，值得各地效法。
第5版()
专栏：
关于纠正新闻文字中几种技术上的通病
——新华总社给各总分社、各分社、并转各报社的全体编辑记者同志们的一份电报。
【编者按】这是新华通讯社总社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九日发给各地通讯社组织的一个电报，至今仍然适用。这个电报里所指摘的新闻稿件中文字技术上的毛病，在一年以来还不断地在报章上出现。比如最近许多新闻通讯中，就常常采用“匪特”、“政攻”、“增资”等名词。这些名词的含义是不清楚的。“匪特”究竟是土匪还是特务，还是两者兼指？“增资”究竟是增加资本还是增加工资？都使人不易理解。这些词汇的滥造滥用，会使中国文字发生混乱。报纸是传布最广而且天天和读者见面的出版物，从我们手里编写或撰述的每一条新闻，每一篇文章，正在每天每天地影响读者。因而，我们所写的每一篇文字，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都应该十分注意，必须使之合乎文法，尽可能做到更多的人能够读懂。这是一个关系千百万人的文风问题。我们希望新闻界的同志们首先注意这个问题，纠正这种文字技术上的毛病。
各地来稿中经常采用许多方言、专门术语、简称、地方性的度量衡、不为全国所熟知的行政划分等等。这些东西，不但新解放城市的读者完全不懂，即本地以外的其他老解放区的读者也有很多不懂；不但普通读者完全不懂，即总社的编辑人员和高级领导机关的负责人员也有很多不懂。这个情形，总社过去曾多次批评，但因未着重引起注意，且总社本身亦未认真纠正，故至今未见改善。这个问题现在必须彻底解决。凡方言和专门术语，必须代以流行较广的普通话或加注解。凡简称（如地武、支前、优属、政攻、人代会、全总、美帝、土改、妇运、劳模等）必须改用全名，至少在每篇文章、文件、决议、通讯中第一次出现时要用全名，并注明以下简称什么。凡地方性的度量衡，必须代以通行的度量衡或与通行的制度相比较。凡地方性的行政划分（如三专区、五地委、及各个为地图上所没有的新设县）在新闻中应尽量少用，在必须使用时，应照现在规定，改以地区或所在地命名，如陕北三边专区，中共黑河地方委员会，或加注解说明其范围和方位。此外，我们对于年月日亦常用省写法，例如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八日，只写“四三、十、一八”。又往往习用许多含义不明或用错了的用语，如“群众”（实际上往往是指人民、农民、工人、战士、居民、村民、市民等）“组织上”（应说明何项组织）、“领导上”（应说明何项领导机关）等。我们的造句文法、多不完全，有的缺了主词，有的缺了宾词，有的用错了动词或形容词。这些毛病，都大大增加了文字意义不明了的程度。这些不适当的用语，往往是由各级领导机关所带头采用，用在口头上，也用在各种文件上，经过报纸的传播，就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流行起来。今后必须改正这种语言文字上的混乱现象。我们一切发表的文字必须以最大多数的读者能够完全明了为原则。因此，无论我们的逻辑，我们的造句文法，我们的选词用字，都必须使人人能懂，然后我们所宣传的正确内容，才有被人接受的可能性。望此后发稿时切实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