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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政治经济学教程绪论（６４）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任务及其特点
第四节 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革命性、战斗性与实践性
资产阶级要求为理论而理论为研究的实质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本身完全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换句话说也就是完全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本身利益的一种工具。他们的理论自然也反映在他们的阶级行动上与阶级斗争上。他们为了维持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需要，为了维持资产阶级本身利益的需要，为了替他们的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剥削制度辩护，他们自然也需要一些关于国家经济的理论学说，需要一些关于国民经济的政策的说明，需要一些对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解释等等，可是就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来说，由于它庸俗化的结果，使它成为那么软弱无力，那么腐败无能，斗争中表现得那么虚伪脆弱，同时由于害怕无产阶级战斗的行动，他们要求理论与实践分离，使它们的理论与实践距离愈来愈远，甚至于要求为理论而理论，为研究而研究，专门从事于空洞无内容的研究，把经济学变成经济玄学，他们不愿意把理论与实践行动联在一起，尤其在对无产阶级以行动来达到理论的要求时，更是如此。因此使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对于社会的矛盾，复杂承经济现象无力认识也无法说明，使它一切经济学说都是为了资产阶级的私利而根本不能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与问题。
所以列宁说过：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教授们在一接触到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时，就没有一个有一句话是可以相信的”。（列宁：《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这种评价，不仅仅对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教授有效，对于一般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者和它们的理论学说也都是同样地可以适用的公平的评价。
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者，要求理论与实践脱离，要求为理论而理论的最大目的，是要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者也只从事于空洞的不切实践的抽象理论研究，使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无产阶级的实际斗争脱离，或者使无产阶级只把它当作“理论”来欣赏，而不把它作为行动的指针，用革命的行动来改变无产阶级的地位。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者们不管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许多事实，但他们认为这些都只是政治经济学理论学说上的一些事情，在实际行动上是可以不必理会也不需要理会的，工人们只要安心地在工厂里做工，安心地受资本家的剥削就行了。可是资产阶级学者们这种费煞苦心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算盘，现在已经因为无产阶级的觉悟与有组织力量的发展，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加强尖锐与胜利，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日益证明其正确，并日益充实与发展，而被悲惨地打破与粉碎了。
资产阶级无论怎样挣扎再也挽救不了它们临近着的末日
现在整个世界的资产阶级对于他们所创造出来并为他们所控制过的生产力，早已经无法控制了。时代早已面临一百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预示的不可控制的时代。并且“资本主义已经成了障碍人类进步的东西”“资本主义的时代快告终结”。
理论一经为群众所掌握，就变为不可战胜的物质力量。在资产阶级所创造控制的生产力中，最伟大最革命最积极的因素，就是“现代工人们，无产者”。现在他们在资本主义国内资产阶级统治下，大量地长期地遭受着失业的危机与威胁，他们在马列主义与他们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教育下大量而普遍地觉醒与革命化着，资产阶级为了戢灭无产阶级与人民大众日益高涨的革命热情，为了压制他们的革命行动，想尽种种办法，开头大量毁灭生产力，停闭工厂减低工资，挽近则由资产阶级国家津贴补助工厂开工，政府进行投资进行大规模军火生产，实行军备扩张叫嚣贩卖战争，对内减低工作时间，把在业工人的一部分劳动时间分给失业工人；并把对外侵略殖民地半殖民地所获得的额外利润，分出一小部分来分配给无产阶级的上层分子，收买与豢养一部分“工人贵族”，作为他们的爪牙，以分化破坏与瓦解工人阶级的整个队伍。虽然这些方法在一定程度内，还可能发生某些缓和资本主义危机的作用，可是更大更深刻的危机却在这种一时的缓和后面孕育着，它也可能对无产阶级的阶级觉醒与阶级统一及无产阶级革命行动起一些欺骗蒙蔽和缓和的作用，可是绝对不能长期地医治资本主义业已溃烂不堪不可收拾的创伤。当资本主义愈益往前推进，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削弱凋零，资产阶级愈益走向没落死亡的时期，无产阶级的觉醒及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必然将以更大的速度发展壮大与成熟统一，配合着殖民地半殖民地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展，及其扩大与胜利，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与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成立壮大和强盛，和他们之间国际主义的团结与友爱，资产阶级的一切拚死的挣扎和他们各种欺骗蒙蔽分化瓦解的把戏，也将日益失去其可能性与作用。正如莫洛托夫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周年纪念的演词中所确信的：资产阶级“任凭他们再怎样拚命挣扎，也挽救不了资本主义临近着的末日”，从而我们也可以说，任凭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者再怎样拚命挣扎再也挽救不了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末日。在这里任何的疑虑是没有的也不必要的。
以上种种都是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点，也就是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对比起来所显示的独具的特点。但所有这些特点，它们并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不可分离地贯彻在整个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它们分开来说，可以分为若干条，但各条与各条之间并不是割裂分离互不关联的，而是相互关联相互联结与彼此贯穿彼此统一着的。它们统一地形成着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整个特点，它们统一构成着严密的完整的科学的革命的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整个实质。现在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与人类解放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下，猛烈迅速的开展着，国际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各国共产党的力量无比地壮大强壮、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接近了濒死的末日，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正是“条条道路通向共产主义”的时代，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今后更将随着世界与各国革命运动的更大范围，更大规模和更加深入的发展，而更加广泛，更加大规模，更加深入和更加充实地发展起来。
《政治经济学教程绪论》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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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这一年
费孝通
一九四九年在我是一个“学习年”。在这一年中看到了多少一生中没有看见过的事，听到了多少一生中没有听到过的事。不但如是，就是平素常见常闻的，在这一年中也显示出了以往没有显示过的意义。一个富于生命的大千世界庄严的在我眼前展开，一切使我低头。
去年年初，冬尽春来的时际，北平还没有解放，清华园却已摆脱了反动统治。我有机会追随了几位前辈到石家庄去旅行。卡车在不平的公路上驶去，和我们同一方向，远远近近，进行着的是一个个、一丛丛、一行行，绵延不断的队伍。迎面而来的是一车车老乡们赶着粮队，车上插了一面旗，没有枪兵压着；深夜点了灯笼还在前进，远远望去是一行红星。——这印象打动了我，什么印象呢？简单的说：内在自发的一致性。这成千成万的人，无数的动作，交织配合成了一个铁流，一股无比的力量。什么东西把他们交织配合的呢？是从每一个人心头发出来的一致的目标，革命。
我曾参观过英国海口军舰的行列，也曾目击过大战时非洲盟国空军基地的规模。那时却并没有这次在黄土平原上看粮队时的激动。从前者只能知道力量之巨大，从后者才能明白力量之深厚。这里有着基本的差别，形式和内容的差别。巨大的形式可以僵化不灵，深厚的内容却会发展生长。象我这种没有积极参加过革命行列的知识分子对于潜伏着深厚的活力是昧生的，不熟悉的，甚至是不易理解的，因之，对于历史的发展没有把握，对于人民的翻身也缺乏信心。就在这一点之差，失之千里，使自己过去对世界局面的估计陷入错误。也就是这一点之差，使自己感觉得了不起，大言不惭，自以为秀才闭门而知天下事了。
低了头，再看在这华北平原上所发生过的事迹，以前所不能相信的“奇迹”，现在却可以觉得必然的了。冀中的地道战听来有如神话，但是在不肯屈服的人民却是家常便饭。我以前对中国工业化是没有信心的，因之写过“小康经济”，我这样想，因为觉得中国国民收入的低微，资本累积不起来，人口又多，生产多少吃多少，技术落后，科学不发达，一切都象是手脚上拖着的锁链。这一套想法归根是在对人民的力量没有信心。没有这个信心，必然会缩手缩脚，自甘落后了。因之，这一次旅行给了我一个当头棒喝。知识分子的缺乏信心，其实只是反映出中国资产阶级的懦弱无能罢了。经过百年来革命斗争锻炼的人们并不是这样的。依靠了这一片黄土，终于把具有飞机大炮的敌人赶走，这只是深厚潜伏着的力量的一个考验，就是这个力量同样会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在现代世界中先进的国家。当我看到和接触到这个力量时，我怎能不低头呢？石家庄的旅行我学得了这一点，所以回来之后曾以《人民的力量》为题在清华和师大讲过两次，因为这在我是一件大事。
我愿意低头了，但是究竟还是个旧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旦打击了自大的心理，立刻就惶惑起来，感觉到自己百无是处了，梦想着一种可称为“魔术性”的改造，点石成金似的，一下子变为一个新人。这个不现实的，不唯物的态度，把我又推入苦恼的境地。这也许就是普通所谓“闹情绪”了。我曾打算过加入南下工作团，打算这个，打算那个，发挥知识分子所不缺乏的幻想力。时间，精力就消耗在幻想里，不去分析客观条件，结果自然又是一事无成，于是更觉得自己百无是处。
感谢朋友们把我闹情绪的根源给点破了。这还不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肯低头的表现？中国社会革命了，阶级的关系改变了，惯于站在人民头上的人是不甘心的认这天翻地复的事实，而虚心学习的。他们不很容易在内容上求改造，于是又在形式上着眼，换一套衣装，改一套教条，来应付这个新的局面。以前是“涂金”，现在是“挂红”，出发点是相同的。他还是想站在人民头上。为此，心情焦急，行动轻浮，“闹情绪”。
思想的改造是长期的，象我这样已经靠近四十岁的人，受到旧社会的薰育，过去十多年来更在旧社会里做过事，传统知识分子的性格必然是深入骨髓，要一下子脱胎换骨，岂非奇事？尽管别人用民主前进等名字加上来，改变不了实际存在的这个内容。这个真理大概是颠扑不破的。
经朋友们的指点，我发现了心虚和虚心之别。我这一段时期不是虚心而是心虚。自己所谓“百无是处”其实还不是“体面全失”的意思。不甘心也。以往是侃侃而谈，现在是呐呐不能出口。于是随之而来的是“乞灵”心理，不费力的摇身一变了。这不是虚心。虚心才是学习的基础，承认现实，逐步改造。
经过一番斗争，心定了一些，改造罢。可是知识分子毕竟还是知识分子。传统知识分子是唯心而且是不辩证的。他们在这个转变关头，总是不太肯从历史发展观点来看问题，对于自己的改造也是如此。百无是处的悔恨心理，恨不得把过去历史用粉刷在黑板上擦得干干净净，然后重新一笔一笔写过一道。历史这个东西偏偏不能这样的。恨也无用，悔也徒然，口口声声羡慕新生的婴儿，更有什么是处？历史是绵续的，包含着生的一面，死的一面。改造不是重生，而是发展生的，催促死的。从许多许多微小的量的改变累积到质的改变，顿悟云云是指质变的那一刻的说法，所以等待顿悟是永远不会到的。要知识分子象农夫一样按着自然规律去耕耘真不容易的。看不到结果，心里就不耐烦。这样有什么用处呢？那样又不是白费时间么？沉不住气。
这样我又经过了一个时期，最后自以为解决了这问题，情绪上安顿了一些。但是问题又来了。我所接触的都是和我一类型的人物。大家在闹改造，于是发生了“改造竞赛”。改造竞赛并不是争取带头，而是个别争先。自己“进步”得快就觉得比别人强，看不起别人落后。大概是以往在考试制度里考惯了，把思想改造也看成了“考留洋”了。这种改造竞赛必然会闹起人事上的情绪：要进步一面就得靠近更进步的，一面又想和落后的绝缘。一个团体中，总免不了有所谓先进和落后之分，改造竞赛的结果，形成了一圈圈，一层层的分裂。
所谓前进分子当然有时候不能不和所谓落后分子一起做事，于是又发生了怕落后带累了前进，发生了“一起丢包袱”的口号。“前进应当努力，那是不错，但是落后的如果不同样努力，不是落后的沾了光么？”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在“改造”中也会钻出来变成各式各样的形状，真是象孙悟空一般。
在闹“竞赛”时看出别人个人主义根源是不难的，但是接下去却是一种厌恶之感，把“前进”名称看成肉麻。怎么办呢？这时知识分子的幻想又出现了。“要改造就得离开这一群，到部队里去，到华北大学去。”这种想法很有些象修道必须进寺院的意味。四围都是改造了的人，自己也就容易改造了。说得更好听些：“客观条件不适宜于改造。出了大学，到工厂里，接触的都是无产阶级，那时要改造就可以事半功倍。”我也这样想过，总觉得在清华这一类知识分子集团里是没有希望的，爽性去参加土地改革，到农村去，不是学习得可以更快么？这种想法其实和前一种想法是同一根源里出发的。什么根源呢？还是个人主义。改造是为了自己，超度自己。
我在这种“闹改造”里大概费去了半年，讨论会，学习会都参加了。结果呢？也许除了要求进步之外，还是没有摸着边。个人闹情绪，团体闹进步。看书看报都没有时间，开会忙。但是另一方面我开始参加校内的各种事务，起初是评薪，接下去是分配房屋，一件件事要办，一个个问题要解决。这样一忙，情绪都改变了，眼睛不再看自己改造了没有，而是问事情办得怎样了？怎样才办得好？岔子出在那里？为什么别人不满意？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客观条件怎样？这些工作把我在烦闷里救了出来。我开始在具体问题上接触了客观存在的事和人，我开始要问怎样做才是对？为什么对？这时才要去说服别人，才感觉到别人的改造和进步是把事情办好的必要条件，不再“改造竞赛”了。做了工作，有了责任，也不能再有“迁地为良”的改造环境的想法了。事情是要办好的，不容你想走开洗手。这一切使自己踏实了不少。从这段经验里我明白了一点，也许只有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才真的说得上改造。
踏实是踏实了，想起了过去这一段过程也觉得可笑了。但是却另外发生了一套问题：就是事情办不通，做不好，摸不出道理来。主观上要做得好，但是做出来不对劲。怪别人不合作，讨厌别人思想搞不通，还是没有用。要摸出一个道理来，就必须对一件事的发展找出一个规律，这却太难了。这时才明白自己理论掌握得不够了。有时自己以为明白了，而客观的发展又偏不如此，犯了教条主义。真是扶得东来西又倒，象个刚学走路的孩子，一步一偏的摇摆着。
一年了，时间是真快。把一年前的自己和现在比比似乎有了若干不同。这一点不同也许可以说是学习的结果。这结果那里来的呢？看来还是社会所压在我肩上的责任。我并不是不想逃避责任，每当事情办不通的时候，没有一次不想逃避的。但是一想起那黑夜里蠕动着的无数粮车，没有声息地，不断的把他们血汗所得，自动的在拉上前线，这个印象，照出了自己的懦弱。都是人民，还有什么话？学习罢，活力是潜伏着的，这是生的一面。
知识分子的包袱是重的，传统的思想是深刻的，这个包袱是要一个一个暴露出来，加以清除的。一年，二年，十年，二十年，是这样一个路程指出一个思想根源，抛去一个包袱，是走了一步，这路程就得一步一步的走，没有翅膀，不必想飞。只要是在走，路程还是有走完的一天。“不再想有奇迹了”，这就算是我这一年的收获罢。
十二月二十八日
于清华园胜因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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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政治经济学教学问题的自我批评
樊弘
我在新建设第六期上，曾发表了一篇短文，叫做《政治经济学上的第五纵队和左倾幼稚病》。我在草拟论文之时，也就感觉到这两个名词不妥当，实在是感觉到这两个名词不妥当。可惜这个不妥当的感觉，在当时竟然没有发生它所应当发生的效力，结果还是把这两个名词发表出来了。我虽然在使用这两个名词的时候，也有一种借口的理由，说：
我把这两种偏向，以一种很尖锐的形态，把他们毫无掩饰的提出来，并非有什么不正的动机，我的动机只在用这样一个提法，可以帮助同道们很快的就抓住了我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由此，就可以很快的向我的意见投票赞成或反对。
可是，在本质上，是错误的。何以说在本质上是错误的呢？这便是我在这里要检讨的。
在那篇文章上，还有另一点错误也是我跟着要检讨的。就是，我在这篇短文之内，有一段话说得太不清楚了，颇有引导部分读者走向迷途的危险。为了面见真理，我亦应当把它重新解释一遍，以明个人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明确的态度。现在我且把我这一段话写在下面：
在近代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学里果然尽是一文不值么？无疑的，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应该打倒。但他们里面一切的事实的分析都是一文钱不值，而应该把它们一齐打倒么？如果这个答复是肯定的，那么你所要打倒的，便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了。近代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者说，价格受供给和需要的影响，这应该打倒么？资本家的“最大”利润，“稳定”在边际的收益和边际的成本的交叉点上，这也应该打倒么？等差的地租受土地收获渐减的公律支配，这也应该打倒么？如果这些简单的东西，都被打倒了，那么，马克思的资本论必然也站立不住。因为马克思的资本论便是以这些现象的分析作材料，而所作出来的更进一步的研究。假令这些现象都没有了，那么，马克思的资本论也就没有了。很明显的，对于近代的资本家经济学的某些分析，在把这门学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否定之后，只要学者能够掌握马列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选出他们内中的合理的成份并溶解到马列经济学系统里来，为无产阶级服务，试问这究有什么害处呢？
在上一段中，我只增加了“最大”和“稳定”，四字，因为这是我下笔时个人原来的意思。
无疑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者的供给需要与价格的学说，最大利润律和等差地租的学说，都是只见现象不见本质。这点我是完全承认的，因为他们缺乏历史的眼光。我在这里引用他们的这些学说如价格、利润和地租的学说，并不是说，他们看见了价格、利润和地租的本质——社会的劳动。我的意思是说，他们所见到的这些现象只要他们不是面壁虚构的，我们亦可不必否认他们。这里我们所应作的工作乃在把价格、利润和地租的本质——社会的劳动揭示出来，指明马克思的见解更深刻，他们的见解太庸俗。我以为如果采这样一种态度去对待资产阶级的学说，许多无谓的争执都没有了。例如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者说，最大的利润须在边际的收益和边际的成本的交叉点上始能达于稳定的状态，只要它不是面壁虚构的，（是不是，乃是可以讨论的），我们即可承认有这种现象存在，但我们在承认这种现象的时候，即须指出资本家阶级的利润是从劳动者阶级的剩余劳动中剥削出来的，以明利润的本质，以明利润是一种剥削的成果，来暴露劳资两阶级间的矛盾。又如供给，需要和价格的关系，只要它不是面壁虚构的，我们即可承认它。但这里我们必须指出由供给与需要的平衡所决定的价格，在本质上乃是受商品在生产时所费的社会劳动量决定。……总之，在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只看见人与物的关系的地方，我们则示之以人与人的关系。这便是我在上文所说，以资产阶级的现象知识作材料而作进一步的研究，以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意思。这种意思虽然不算错，但我没有把这个意思说出来，令人莫知所云，甚且令人误信以为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说是正确的，并欲为资产阶级的学说谋复辟，则不能说不是我的错误了。在新民主主义时代，说话必须负责任。我那段话说的太笼统了，引人误解，显系说话不负责任，这便是我所应当承认的一点错误。
现在我要进而公开的检讨我的又一点错误了。
在新民主主义时代，我们应当团结百分之九十的人，来从事新中国的建设。我用《第五纵队》和《左倾幼稚病》这两个名字有破坏团结的必然性。这便是我的第二点错误。我并非无产阶级出身。后来也从没有过过有组织有纪律的生活。我虽然自大学毕业以后，一直都在依靠个人的劳力为生，但并未过过有组织有纪律的无产阶级的生活。由于这些原因使我带着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急躁的心理，或独立劳动者的急躁的心理。在这团结改造的时期，我不应随便给任何人带上《第五纵队》和《左倾幼稚病》的帽子。这种小资产阶级或独立劳动者的急躁的心理，在实践上必然破坏团结。这是我自己的又一个错误，谨此表示歉意。
一九四九·十二·二十四。于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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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新胜利
北京市人民政府民政局副局长 马玉槐
伟大胜利的一九四九年，我们是极其愉快的渡过了。在这一年中，人民解放军以解放京津，全歼淮海蒋匪主力为起点，而强渡长江，出兵西北，横扫蒋匪在大陆上的一切武装力量，已几乎完全解放了整个中国大陆。伴随着军事胜利，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胜利的召开了，通过了人民大宪章——共同纲领，成立了人民自己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选出了伟大的人民领袖、各族人民共同的救星毛泽东主席，驱逐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摧毁了封建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统治，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这时，全国人民均欢庆翻身解放，坚强的站立起来了！在这年将终时，毛主席又访问我们伟大友邦——苏联，会见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导师、全人类的领袖斯大林大元帅，这又是个全世界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一九四九年是何等伟大的一年啊！
一九四九年是我长期被压迫的回回民族，在整个国家中第一次被承认是个民族的新纪元。帝国主义的走狗、封建势力的代表、蒋匪的帮凶，所谓“白大将军”和“西北二马”，都已夹起尾巴滚出了中国大陆。他们在各地的爪牙奴才们，也已逃之夭夭或是消声匿迹了，而出现在政治舞台的已是我回族人民自己的代表和人民自己。我们已不是被压迫、被歧视或被教唆被欺骗去歧视压迫其他民族的人民，我们是处在平等、团结、互助，完全新的环境了。
再回忆一下我们的历史：“康熙”欺骗怀柔压迫回民的所谓“圣旨”，还悬在京市牛街清真寺的大殿上，蒋匪帮在京市朝阳门外拆毁清真寺，在津市天齐庙烧毁的清真寺还未修整，二十年来杀害回民何止万千！历史上何曾有过今天回民所得到的解放！？
所以一九四九年，是个极其光辉灿烂的一年！我们要万分的珍贵它，我们要认清这是今后一切的起点，是未来一切的基石，有了它就有了今后一切幸福的保证！
为了巩固这个胜利，保护我们的果实，就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支援前线，解放全部国土。为了创造财富，改善生活，我们就必须恢复发展生产，为了丰富我们的生活，提高创造力，就必须加强文化建设，而为了达到这些，我们就应该贡献一切可能的人力、物力、财力。
就目前我们回民的情况来说，完成这个任务是有困难的，一般的生活困难，生意不好，但我们必须认清，我们的贫穷是因为我们不事生产或从事人民所不需要的行业。现在的生活困难等，都是旧社会给我们造成的。今天人民政府向人民征税，是为了发展有利于人民的工商业，淘汰落后的封建的行业（如经纪牙行等），也正是从根本上解决我们困苦的。因此我们应当下定决心，将资金投到生产事业上去，将劳动用到生产上，忠诚的接受政府的领导。这样一切困难都将是暂时的，可以克服的。毛主席已经明白指示给我们：“我们面前的困难是有的，而且是很多的，但是我们确信：一切困难都将被全国人民的英勇奋斗所战胜。”刘少奇副主席也告诉了我们：“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你们就可能没有象今天这样多的困难，你们的生活就可能比较地要好一些。”这就清楚的指明了，我们的困难是胜利中的困难，是完全可以克服的，我们团结起来，在毛主席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愉快的迎接新的胜利。为完成一九五○年的新任务而斗争吧！让我们高呼：
毛主席万岁！
各族人民团结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