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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论苏联由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
苏联哲学博士 尤金
在苏联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的一切主要原则均已实现：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国家的一切自然财富——土地，森林，水流，矿藏，一切大小工厂，铁路及其他各种交通工具，银行等等，一切文化设施，——剧院，电影院，博物馆，各大、中、小学，研究院，报纸，出版发行事业，无线电——所有这一切，均为人民所有，均为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
在苏联，在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的基础上，完全肃清了城乡的各种剥削阶级，消灭了人对人的剥削。在苏联，没有人占有他人的劳动，没有人依靠他人劳动来发财致富。劳动人民所创造所生产出的一切，均为他们自己所有：一部分劳动用于社会的、国家的需要，其余部分则归劳动者个人享用。苏联的每一个公民均按其劳动的质和量取得报酬。
社会主义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无限的可能，在人类历史上，人民的物质生产与文化，从来还没有过如此蓬勃的发展。
社会主义，只是共产主义的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说明，共产主义社会还没有充分展开，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可能性与优越性还没有被利用起来。共产主义的一切伟大建设，劳动人民的一切物质及文化福利，将随着过渡到共产主义而像洪流一般的涌现出来，并将创造出富足的、为全面发展的和有文化修养的人所必须的一切。
在苏联社会主义已达到开始转入共产主义的发展阶段。
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建立起来的。列宁、斯大林则根据对国际无产阶级新的斗争经验的总结，特别是根据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全面的发展了这一理论。
一、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阶段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新社会经济成熟的两个阶段。
一八七五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第一次规定了关于共产主义的两个阶段的原则。他科学地论证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两个发展阶段，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两个阶段。
任何社会制度，都不是以现成的，终极的形式出现的，而是有其由低级阶段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历史。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同样有其成熟和发展的连续阶段。共产主义的发展要经过两个阶段——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
共产主义发展的低级阶段是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是完全的、发达的共产主义。列宁曾就这一点写道：“通常所称的社会主义，马克思名之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既然生产资料已变为公共财产，那么‘共产主义’一语在此处也是可以应用的，如果不忘记这还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的话，……在其第一阶段上，共产主义还不能是在经济上已经完全成熟的，还不能是已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的”（列宁：《国家与革命》，解放社版一二三，一二四页）。
社会主义，是一个刚从资本主义内部脱胎而出的社会，因此，它在许多方面，在经济上、在日常生活上、在人们的意识上，依然保存着旧制度的许多斑痣、痕迹和残余。马克思在阐明社会主义的特征时写道：“我们这里所说的不是在自身基础上发展了的共产主义社会，而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在各方面，即在经济、道德和智慧方面，都还保留其所由脱胎出来的那旧社会痕迹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十一页）
共产主义与此不同，它是新社会发展的更高阶段，这时候无论在经济上或在人们的意识中，资本主义的残余均被肃清了。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可以说是这样一个社会，这个社会不是在继承过去的遗产而是在其为社会主义所创造的自己生产的和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阐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特征时写道：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当那奴役人们迫使其服从社会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后；当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已随之消失后；当劳动已经不单单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已成为乐生的第一要素时；当生产力已随着每个人在各方面的发展而增高，一切公共财富泉源都尽量涌现出来时，——只有那时，才可把资产阶级式的法权的狭隘界限完全克服，而社会就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见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一书）
从这些特征当中，可以看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区别，是由新社会的经济成熟程度之不同而造成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着生活进程中所提出的工人阶级斗争的问题，正确的完尽的科学地解决了这些问题。他们的目的，并不在于详尽说明，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他们预见到了和论证了新的社会之必然到来，并对这个新社会的最一般的特征，以及它的发展的两个阶段，作了天才的阐明。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苏联社会主义的建成乃是科学共产主义理论，马恩列斯理论的最伟大的胜利。在苏联业已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的制度，是共产主义的第一个阶段。
列宁和斯大林根据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进一步制订了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诸特征的定义更加确切与具体，他们发现了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道路。
在苏联已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斯大林同志的著作中，获得了最正确、最科学的分析。
社会主义基础与共产主义基础的共同性
既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同一社会经济形态的两个阶段，那么，它们就有着共同的基础，有着为两个阶段所共有的特征。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同一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在苏联已经建立起来了，它是以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建立社会公有制，肃清一切剥削阶级和消灭人对人的剥削为前提的。
在苏联，生产资料是与劳动者即与一切物质资料的生产者相结合的。从而就消灭了许多世纪以来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对抗。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之间再没有剥削者——生产资料的私有者：奴隶主、农奴主、资本家了。
马克思曾天才的预见到，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这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的一种对抗形式。这种对抗并非由于生产一般具有敌对性所产生的，而是由于以生产资料的私有为基础的生产的特殊社会条件所造成。资本主义为消灭这种对抗建立了前提，社会主义则消灭着这种对抗。
马克思的思想，表现在一般理论的，好像代数的公式中。斯大林同志则揭发了这一公式，并使其具体化，以表现出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的新关系的新内容充实了它。
斯大林同志指出，苏联的生产关系完全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因为在这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与生产过程的社会性质完全适合的。
斯大林同志在上述这一原理中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时，曾给了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发表的新的基本规律以定义。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完全相适合之中，即是在它们之间的新型的相互关系中，在它们的辩证的统一中，潜伏着使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得到发展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可能性。
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统治，由于生产关系完全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这就使得一个大国可能按计划合理地进行一切经济建设，充分利用苏维埃社会的一切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利用科学与技术的一切成就来促进生产的发展。历史上第一次生产与科学不是自发的，而是有计划地合理地结合起来，使科学完全为生产利益服务，即是为劳动者本身的利益，为全体人民的利益服务，这也是生产力和整个社会进步日益加速发展的重要因素。这种有计划的领导国民经济，也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共有的特征。
恩格斯在其《反杜林论》这一名著中写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所造成的社会力量，由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无政府性质之故，宛如自然魔力一样地统治着人们，有如人们所看不见的力量一样使他们遭到可怕的灾难，彻底震撼着人们的生活。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些自发的力量表现为失业，表现为千百万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破产，表现为破坏性的经济危机和使千百万人丧失生命的战争，特别是在帝国主义时代更为厉害。
恩格斯写道，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这些看来是奇怪的魔力，即将为人们所控制，生产的发展将采取有计划地合理的性质，人们将预见到自己劳动的结果，生产力将不断发展，并逐步保证文化及社会物质福利的繁荣。
在苏联，实行计划经济的原则，已经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苏维埃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摆脱了社会发展的自发的规律的作用。在苏联完成了由必然的王国到自由王国的历史突变。人类以往的历史结束了，摆脱了奴役与剥削的人类的真正的历史开始了。
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建立了全社会政治上道义上的团结一致，人们的风俗习惯和观点发生了极深刻的变化，新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占了压倒优势。在苏联占统治地位的苏维埃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马列主义），在共产主义条件下亦将是完全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它将全部肃清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因此，社会主义不仅奠定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而且奠定了共产主义的思想基础。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根本基础的共同性，也正表现在这一点上。
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基本差别
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差别，首先是由构成这两个社会之基础的生产方式的不同发展程度来决定的。
构成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的，将是业已建立起来的，存在着的，不可抗拒地向前发展的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这一生产方式将得到最高的发展，并最后摆脱旧制度的痕迹和斑痣。
在共产主义条件下，社会生产力将要达到高度的繁荣，结果将创造出各种富足的产品和消费品。技术上的进步，必将迅速前进，并达到如此完善的程度，以至于在生产技术的各个方面，将发生极深刻的革命。一切生产过程都将走上机械化和自动化。一切最完善的原料来源和能力来源，均将被用来为社会服务。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电气化，瓦斯化，喷射技术及原子能亦将被充分地利用来为人类服务。在我国，正顺利的创立着这种适合于共产主义的技术。只要指出苏联技术的全面进步及其主要趋势，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例如，劳动的机械化，生产的自动化，一切生产过程的电气化，许多工业和农业部门的化学化，许多新的马力更大的机器，新的通讯器材的制造等等。
共产主义社会，以生产力最高度的发展为基础，将消灭经济上的一切资本主义残余，其中包括消灭从阶级社会继承下来的城乡对立和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
与生产力的发展及变化相适应，生产关系亦将向前发展，公有制的形式亦将趋于完善。目前在苏联还存在着个体农民及未加入合作社的家庭手工业者的小私有财产残余，这也证明社会主义建设尚未最后完成，但这些残余必将消失。如果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经济基础是两种形式的公有制，即是国家所有制和集体农庄——合作社所有制，那么，在共产主义条件下就将是单一的，全民的，共产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了。
因此，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以公有制的进一步的发展为前提的，这一发展将意味着生产资料社会化过程的最后完成。
因此，在共产主义条件下，在社会主义阶段还存在着的阶级差别亦将消灭。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工人阶级与农民间，依然有着阶级的差别。全民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构成工人阶级存在的条件，合作社的（劳动组合的，集体农庄的）所有制形式，则构成了集体农民存在的条件。其它的社会阶级在苏联是不存在的。
工人阶级和农民有着共同的物质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经济，虽然这种经济是以两种不同形式而存在的，这个事实说明，苏联的工人阶级和集体农民，是彼此亲近的阶级。他们都加入统一的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他们都向着共产主义方面发展。
但是既然在这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之间不仅有共同性，而且还有差别，那么，在工人阶级与集体农民之间，也就依然还存在着阶级的差别。这种差别是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不能完全消灭城乡间的对立相联系的。工人阶级与农民之间的差别，将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最后完成，随着向共产主义的过渡而逐渐消失。
除了工人阶级和农民而外，在苏联还有着作为特殊社会阶层而存在的苏维埃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苏维埃的知识分子，按其社会本性来说，与工人阶级和农民是亲近的，亲切的。他们是苏维埃社会最有教养，最有文化的部分。他们同工人和农民一起参加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共同斗争。
苏维埃知识分子作为一个从事智力劳动的特殊社会阶层而存在，是表现着还存在有历史上由资本主义继存下来的，至今尚未被克服的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克服这种对立的过程是不断在进行的，但须在共产主义条件下才能全部完成。
在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分配方法亦将随着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而起变化。
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相适应的，是按劳分配的方法。在苏联业已实现的社会主义主要原则之一是：每人有义务尽其所能地劳动，并有权按其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取得报酬。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新型的社会主义的结合，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新型的结合，新型的生产关系本身，新型的社会主义关系等等，也规定了按其性质来讲是进步的劳动报酬原则。既然生产力是掌握在业已统一起来的生产者手里，就再没有剥削的现象，一切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均受社会及业已统一起来的生产者自己支配。这就使得有可能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原则。
这一劳动报酬原则，在社会主义发展的现阶段，最好的保证苏联公民的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结合，它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着为以往任何社会经济形态所没有过的刺激力。它促进社会主义竞赛的发展，并有助于发现苏维埃人们在生产技术、科学、文化各方面活动中的一切天才。
然而，这一分配方法，虽有其历史的进步性，但还不是我们的理想。它是为社会主义条件下所达到的生产发展程度，以及物质资料的生产者本身发展的程度所制约的。当社会达到更高的发展阶段时，它必将实行另一种分配方法，即各取所需的分配方法。斯大林同志在其《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一书中指出：在未来的社会中，自由与协合的劳动应引起在一切的需要上得到同样协合而充分的满足。“而这表示着：如果将来社会向其每个成员要求他所能贡献的那么多的劳动，那么它转而应当供给每个人以他所需要的那么多生产品”（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解放社版五八页）。
如果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取酬”，那么，共产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表示着，每一个公民都有充分可能来满足有文化有修养的人的一切需要。
在共产主义条件下，犹如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一样，劳动是每一个有工作能力的公民的义务，然而在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推动着人们来履行这一义务，是经济的必要和法规。按劳分配，激励着人们去劳动，引起人们从个人物质利益上去关心提高自己的劳动生产率。国家严格监督对这一义务的履行，严格地使每一个工作人员的劳动量与需要量完全适合。在苏联宪法里明文规定着：“劳动在苏联是每个有工作能力公民按‘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一公式履行的义务和光荣职责”。
共产主义绝不废除劳动的义务。相反的，共产主义是自觉的劳动纪律达到最高阶段的社会。但是这种纪律已不需要强迫。列宁指示说：在共产主义条件下，劳动将成为一种习惯，一个人之习惯于自愿劳动，会达到这种程度，以至于劳动将成为他的第一个生活需要。于是，就不需要劳动量与消费量是相等的了。
资产阶级的作家曾费了不少的气力，把共产主义设想为是一个平均主义的王国，在这个王国里似乎所有的人的胃口和需要都是一样的，而且是建立起了“兵营的秩序的”。这只不过是彻头彻尾地暴露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愚昧无知及其对共产主义的兽性仇视。
其实，无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论在共产主义条件下都没有而且也不会有平均主义的。
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原则，粉碎了小资产阶级的概念，他们认为，似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一切人都得到一样的报酬，都得到同等的保证。这种概念乃是一副对社会主义的讽刺画。社会主义的平等是阶级压迫已被消灭，劳动人民已摆脱剥削，对生产资料已建立同等关系的含意上的平等。然而，社会主义全然不是意味着同等的报酬，因为所有的人都是按劳取酬的，而熟练劳动与不熟练劳动之间，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依然存在。
在共产主义条件下，这些差别已经排除，“‘粗’工与‘细’工之区分以及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矛盾被排除了，劳动是平等的………”（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解放社版八九页）。然而这全然不是说人们的需要是平等的。其实这种平均主义，就在共产主义条件下，在社会已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也是不会有的。人们所领得的食物及其它物品，将不是同样的数量，而是与他们的适当需要，他们的胃口相适合的不同的数量。共产主义社会公民们的需要，是全面发展的人们的需要，这种需要本身就是带着多样性的。斯大林同志在批评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时说到：
“马克思主义所了解的平等，并不是个人需要和日常生活方面的平均，而是阶级的消灭。这就是说：第一，在推翻与剥夺资本家以后，一切劳动者都平等的摆脱剥削而得到解放；第二，在生产资料转归全社会公有以后，对于大家都是平等的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第三，大家都有按各人能力劳动的平等义务，一切劳动者都有按各人劳动领取劳动报酬的平等权利（社会主义社会）；第四，大家都有按各人能力劳动的平等义务，一切劳动者都有按照各人需要领取劳动报酬的平等权利（共产主义社会）。同时，马克思主义认为各人的胃口和需要，无论按质量或数量来说，无论在社会主义时期或共产主义时期，都不会是，而且不能是彼此一样，大家平等的”。（列宁主义问题，六二四页）
这就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
一九二七年，斯大林在说明共产主义的一般特征时说到：“要是对共产主义社会作个简单的解剖，那么，它将是这样一个社会：（一）那里不会有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私有，而只会有集体的公有；（二）那里不会有阶级和国家权利，而只会有工业和农业的劳动者，这些劳动者联合成为劳动者自由联合会，共同管理经济；（三）那里按计划组织起来的国民经济，无论在工业方面或农业方面，将都是以最高的技术为基础的；（四）那里不会有城市与乡村间、工业与农业间的对立形势；（五）那里生产品的分配将按照旧时的法国共产主义者的原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六）那里科学与艺术将得到充分顺利的条件，以至于可以达到全盛的繁荣；（七）那里每个人因为不必去为糊口而操心，不必去奉承‘世界上的强者’，所以就会成为真正自由的人”（斯大林选集三卷，东北新华书店版七六页）。（⑵⑶）
斯大林同志指出国家政权的消失，是共产主义的特征之一，他所说明的是那种已经取得了彻底胜利的，起码是在许多最主要的国家中取得了胜利的共产主义的特征。如果共产主义只存在于一个国家中、如果资本主义包围依然存在，那么，在共产主义条件下，国家依然是要被保留下来的。
斯大林同志在确定共产主义的特征时，只指出了它最重要的特点，只指出了那些能够预见到和科学地判断到的东西。企图预先确定共产主义社会结构的一切详情（例如，详细地确定共产主义条件下日常生活将是怎样的），只不过是虚无缥缈的幻想而已。
共产主义社会各种详细情况如何，这个问题要由那些将要生活在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后代去解决。在我们现时，有一点无可争辩的，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已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正向前发展着。而社会主义这样继续的发展也就说明着它必然要转入共产主义。
斯大林同志从理论上论证了在一个国家，尤其是苏联这样的国家建成完全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可能，他指出：我国具有为此所必须的一切：如最先进的经济，社会政治制度，和取之不尽的自然财富。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实际地来着手解决这一任务。苏联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达到开始逐渐转入共产主义的发展阶段。希特勒德国进攻苏联，暂时打断了这个过程。目前，当希特勒德国及帝国主义日本被击溃以后，苏联人民正在恢复被敌人破坏了的经济，完成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同时并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苏联在战争中更加壮大起来，它正集中了自己一切力量加速前进，以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
二、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
为什么说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逐渐的
马列主义教导我们说，社会主义刚一在自己的经济基础上开始发展，它就必然要向高级阶段，向共产主义成长。
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万里长城。共产主义，正如上面曾经指出的，只是新制度经济发展中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
既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着共同的经济基础，所以由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过渡到它的高级阶段也是逐渐发生的。这个过渡将随国民经济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群众共产主义觉悟的提高而实现，随着苏维埃国家强大力量的进一步巩固而实现。
必须了解到，为什么说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逐渐的。很明显，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逐渐的，这绝不是说，前进的速度非常缓慢，相反的，社会主义使得社会的发展速度大大的加快了。列宁就曾指出过，“……资产阶级通常把社会主义想像为一种僵死、凝滞、永远不变的东西的这种观念，是无限虚伪的，其实，只有从社会主义实现时起，在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所有各方面，才会开始发生迅速的、真正的、真是群众的、有大多数居民以至全体居民参加的前进运动”（列宁《国家与革命》，解放社版，第一二五页）。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完全证实了列宁的这些预言。几个斯大林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更特别光辉地证明着这一点。
同时也很明显，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逐渐的，这绝不是说，在社会生活个别方面的发展中，如生产的发展，技术和科学的进步中等等，就没有跃进。就以斯达汉诺夫运动为例，它使我们加速地向共产主义发展，照斯大林同志的话说，“它负有在我国工业里实行一个革命的使命”（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莫斯科版，第六五四页）。同样毫无疑问，例如将原子能应用于生产这样的巨大发现，能够，并且必将引起一个真正的技术革命。这就是说，在我们的社会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各种跃进是当然会有的。我们去理解这种发展之逐渐进行，绝不应当像形而上学的进化论者所论断的那样。
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逐渐的，这就是说，这种过渡不是一下子就完成的，这不是一时的行动，不是社会革命。这也就是说，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一过程的性质，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不经过社会革命是不能实现的，因为这是从一种社会经济形态过渡到另一种社会经济形态，从一种生产方式过渡到另一种生产方式，这种过渡的前提，就是要以强力消灭衰亡着的生产方式，以强力推翻衰亡着的阶级。相反地，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这是从同一社会经济形态的一个发展阶段过渡到另一个发展阶段，它的实现是以同一生产方式为基础，没有推翻任何阶级的必要，而它的前提就是逐渐地消灭阶级界限。这种过渡不需要社会革命，也不可能以一时的行动来实现。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也没有约许过“硬加施行”共产主义，这句话并不是无的放矢的。由于社会达到更高的经济发展程度，共产主义也就从社会主义中成长起来。而经济更高发展的首要前提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更加发展。
生产力的最高发展是保证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条件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写过，无产阶级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以便“集中一切生产工具于国家手中，即集中于已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中，并尽量迅速地增殖生产力总量”（马克思与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解放社版，第七○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当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了这样的阶段，即当社会财富的一切泉源都像洪流一般地涌出时，共产主义就成为可能的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能更具体地判定建成共产主义所必需的那种生产力发展水平。列宁根据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已经比较具体地判定了这个水平。他指出，必须在经济方面赶上并且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必须创造出高度的劳动生产率，使它比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高得多。
列宁认为，为要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需的生产力发展的高度水平，是与国民经济一切部门有计划地实行电气化紧密联系着的。由此列宁也就得出了一个天才的公式：“共产主义等于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
斯大林同志把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物质前提问题加以发挥，他根据马克思、列宁所没有掌握的材料把这个问题解决的更加具体。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中，他第一个具体地判定了在苏联为要建成共产主义所必需的那种生产力发展水平。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三九年联共（布）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说明实现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需的、创造物质基础的伟大工作计划时，他说：“我们在生产技术和工业发展速度方面已超过了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这当然很好。但是这还不够。必须在经济方面也超过它们。我们能够做到这一步，而且我们应当做到这一步。只有当我们在经济上也超过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时，我们才可希望我国有完全充足的消费品，有丰富的食品，那时我们就有可能实行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第二阶段”（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莫斯科版，第七五七页）。
一九四六年二月，斯大林同志指出，苏联的生产力必须达到这样一种水平，就是每年能生产出生铁达五千万吨，钢达六千万吨，煤炭达五万万吨，石油达六千万吨。苏联国民经济中其它部门也应与此相适应地获得发展。达到了这个水平，那么也就是说创造了共产主义的必要物质基础。要实现斯大林的这个计划，就必须在日益完善的技术基础上投入大批的新资本，建设新的工业企业。
为要判断苏联与这个计划所规定的水平还有多大的距离，我们可以举出苏联在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也就是到一九五○年年底，将要达到的工业总产量。
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各重要工业部门的生产水平将达到下列数量：生铁约两千万吨，钢两千五百万吨以上，辗铁约两千八百万吨，煤炭两万万五千万吨，石油三千五百四十万吨，电力八百二十万万基罗瓦特小时。
苏联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速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候。一九四六到一九五○年的五年计划期间，劳动生产率比一九四○年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六。
在这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部工业每年所增加的产量超过一百六十万万卢布。这种每年的增长量是多么巨大，只要和以前的情形比较一下就可看出，第三个五年计划（战前）的三个年头中，每年增加的产量为一百四十三万万一千六百万卢布，第二个五年计划中，每年的增加为一百零五万万卢布，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每年的增加只有五十五万万卢布。
所有这些都说明，当战后五年计划完成时，苏联的工业生产水平与战前一九四○年比较，整个说来，将要增长百分之五十，而在某些工业部门里更要多些。例如，到一九五○年年底，机器和机械装备将要比战前多生产出一倍，金属削切机的数量将要增加到一百三十万台，这就是说比美国在一九四○年所有的车床总量还超过百分之三十左右，电力生产将要增大百分之七十，采煤量增大百分之五十以上。
苏联工业不仅在技术和发展速度方面，就是按其构成说来，现在也都有着超越于资本主义工业的优势。一九三五年美国机器制造业在工业生产量中的比重为百分之十七点六，英国为百分之十六点二，而苏联早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末期，机器制造业就已达到了百分之二十五。
战后五年计划期间，苏联的农业也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一九四八年便达到战前谷物的总收获量，而就每公顷的生产率说来，已经超过了战前水平。一九四九年收获粮食七十六万万普特，这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最丰收的年度还多。一九五○年收获量又将超过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年年底农业总产量将比一九四○年增多百分之三十，全年的谷物收获量将要达到一万万三千万吨。
关于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社会主义农业增长的情形，可由下面的数字得出一个明确的概念。如果以一九三二年总产量的生产水平作为百分之百，那末一九三七年为百分之一五三，一九四○年为百分之一七七，而一九五○年为百分之二二五。
这就是保证着工农业全面而平衡发展的社会主义之优点。
苏维埃国家以极大的力量帮助集体农庄，向农业中投入大量的资财，例如供给它以最新式的技术装备，化学肥料，保证给它以有修养的技术和农学干部。战后五年计划的数年中，投入农业的约有三十五万架拖拉机以及许多其他生产率极高的现代农业机器，新建立了约一千处农业机器站（ＭＴＣ）。
农业及与农业有关的各种生产的电气化，正以空前的规模发展着。单以正在建设的小型农村水电站计算，发电量就有一百万基罗瓦特小时，这不仅保证着农业机器站和国营农场的电气化，而且也保证着将近全部数量三分之一的集体农庄的电气化。现在有许多省已经全面电气化了。最近数年内农业电气化将要全部完成。
在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生产力和创造为实现共产主义所必需的丰富产品的事业中，为争取可靠的丰收而斗争的斯大林计划，植林护田计划，在草原地带建设蓄水池等一系列的农业科学措施，有着极其巨大的意义。实行一九四九年苏联政府所制定的发展畜牧业的三年计划，也是为创造丰富的食物这一目的而服务的。
决定建设的古比雪夫，斯大林格勒，加霍夫水电站和土库曼大运河，南乌克兰，北克里米亚各条运河的建设，有着非常巨大的意义。这些水电站及运河在创造共产主义物质基础的事业中，将是有决定性意义的工程。
新的水电站和运河，每年将要发出二百万万基罗瓦小时以上的电力，将要灌溉约两千五百万公顷草原、沙漠及干燥无水地带的土地。这几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工程在五——六年中建成，将使苏维埃社会的生产力大大提高，从而使我们的社会大大地接近于共产主义。
苏维埃国家对于科学的发达给予特别的注意。苏联学者们面临着这样一个任务——在最近时期中超过国外的科学成就。这个任务，对于我们的学者，是完全可以胜任的，因为他们有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他们有千百万苏维埃知识分子和全体劳动者这一支大军作为后盾，而且他们还握有头等的研究院和实验室。科学的发达，必然要使社会主义技术获得新的成就。
国民经济的大规模发展，只有在高度熟练的工程师、技师和工人的大军不断长大时，才可能实现。下面的统计数字，说明着培养新干部这一工作的规模。一九五○年在高等及中等技术学校中学习的达二百万人以上，五年计划期间已经在这些学校里毕业了的约二百万人。同一时期里，国家后备劳动力训练部系统中培养了四百五十万青年熟练工人。此外，直接在生产中训练了约一千九百万工人。一九五○年在小学及中学中有学生三千五百万人以上。
这些统计数字，可以使我们对于苏维埃国家在提高苏联人民文化技术水平方面的工作所具有的规模，得到一个概括的了解。
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在日益扩大的社会主义再生产的基础上进行的，它的发展规模和速度是在经常不断地增大。每一个新的五年计划，都是在更加扩大的基础上，以更大的规模和速度，扩大着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技术基础。
究竟需要多少时候，苏联便可达到斯大林同志作为是在苏联实现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需的条件而提到的那种生产力发展水平呢？
从发展的内部条件上来看，如果这个发展不被外部条件所暂时打断的话，这大约还需要三个新的五年计划。
在大约三个新的五年计划过程中，苏联的基本经济任务——在经济方面赶上并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将要获得解决，就是说，按每个人所得的生产量，我国将完全接近于美国平均每人所得的工业生产量，而按工业生产总量则将大大地超过美国。这时，苏联就将成为世界最巨大的工业国，成为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
因此，向共产主义过渡，建成共产主义，这对于苏维埃社会来说，已不是遥远的幻想，而是苏维埃人们日常工作中的实践问题，每一个苏联公民的斗争与创造的问题。
从按劳分配到各取所需
实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基本条件，是生产力进一步的日益加速发展，首先是制造生产工具和资料的工业的增长。在这个基础上，将创造出丰富的消费品，其结果，就有可能实际地充分满足全体公民的需要。
过渡到各取所需，这是不会在各消费部门中同时实现的，而是逐渐地，随着某些部门中生产发展的程度而定。首先具有丰富数量的，将是全体人民生活所最必需的那些消费品。
在完成苏联基本经济任务的过程中，一方面，人们的文化技术将要提高，因之他们的工资也将提高，另一方面，将要创造出丰富的产品，而物价便将逐渐减低。这样，苏联人民便逐渐地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将握有日益增多的资料，用以最充分地去满足共产主义社会全体公民增长着的需要。
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经验，对于在理论上解决共产主义开始阶段上如何实现共产主义原则的问题，提供了最丰富的材料。这个经验使我们有可能把某些关于实现共产主义原则的已有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更加确切起来。
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表明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商业和货币仍然是必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推断说，社会主义将以简单的领收证来代替货币，这种领收证载明工作者作了多少小时的工，他可以凭证领取相当数量的生产物。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个推断没有实现。斯大林同志指明，在共产主义的第一个阶段，价值法则在改造了的形态下起着作用，货币和商业还继续存在，它们是苏维埃国家手中发展经济的重要杠杆。
价值法则在苏联之形成并且发生作用，是以苏维埃国家对于国家整个经济发展的有计划的领导为基础的。它不再表现着剥削的关系，私人的、独立生产者的关系。它已不是一种自发地起着作用的力量，而是被社会主义国家自觉地加以应用和利用了。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货币和商业。但是无论货币或是商业，在苏联所表现的社会关系，是与资本主义社会所表现的，有着原则上的区别，它们是苏维埃国家在组织交换、分配、经济核算和结算上的工具，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工具。
毫无疑问，用各种方法发展和改进着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商业，乃是向共产主义过渡时和进入共产主义时，供应居民的主要方式，方法。
因此，必须抛弃这样一个概念：以为一向共产主义过渡，商业和货币似乎也就要马上消灭。其实不然，苏维埃商业和货币就是在共产主义的初期也是要保存的。实际上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商品将是如此的丰富，而它们的价格又将是如此的低廉，以致每个人都有完全的可能去日益充分而多方面地满足自己的需要。举例说，假如面包、杂粮、油、肉都极其丰富而且价格又极低廉，那末，每一个劳动者，每一个家庭都将能够每天充分满足自己对于这些消费品的需要，也就是说都能够各取所需。其它的日用品如衣服、鞋子等也都将有类似的情况。
因此，过渡到各取所需，这完全是一个现实的过程，与任何幻想及小资产阶级的世外桃源无任何关系的，他们认为，好像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一切都将堆积在仓库里，每个人都可以走进去随便取用，而没有任何的社会计算和监督。
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与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的关于共产主义的概念，绝无任何共同之点。
关于在共产主义条件下实行物物交换的马克思主义公式，表现着一个总原则，就是在共产主义条件下，每个公民，因为他对社会付出了劳动，他便有可能满足自己的一切需要。
向共产主义过渡将要在社会主义经济原则全面发展与巩固的基础上实现。
群众共产主义觉悟的提高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条件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指出，向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过渡，即当社会开始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时，这不仅要求有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而且人们本身，他们的意识，他们的劳动态度和他们的需要，也都必须改变。这时将是一个共产主义意识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共产主义意识，首先表现在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中。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劳动生产率最高的社会。这种最高的劳动生产率，是由于技术及生产者本身的全面发展，由于他们具有自觉的、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而达到的。
现在在苏联，劳动已经成了光荣、豪迈和英勇的事业。一个苏联人设想不到怎么可以生活而不劳动。在我国，这种不劳而食的荒谬行为，已经彻底根除，逃避工作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的残余，是可耻的行为。把劳动看作是自己个人和社会的职责，这种新的劳动态度正在日益发扬光大。为社会而劳动，日益变成为一个人的自然需要和习惯。
社会主义的劳动，乃是光荣的事业，荣耀的事业，豪迈和英勇的事业，其中已经包含着共产主义劳动的基础。然而社会主义劳动还是有定额的劳动，它是被根据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而付给的报酬所刺激着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苏联人们逐渐养成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把劳动看成最迫切的生活的需要。养成这种劳动态度的方法，就是培养自觉的劳动态度，把劳动当作是对社会的首要的职责。党和政府对于先进生产者予以精神上的支持和物质上的奖励，从而把全体群众提高到他们的水平。
苏联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竞赛，是我们发展中经常的强大动力，是建设共产主义的基本方法。社会主义群众竞赛，不仅是前所未见的，资产阶级制度所不可获得的生产发展的强大泉源，这个竞赛同时还是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劳动者的重要方法之一。
共产主义劳动就是这样逐渐从人们对自己应尽义务所持的社会主义态度中成熟起来。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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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京津华东中南等地人民
热烈拥护伍修权控美发言
【本报讯】我国代表伍修权在安理会控诉美帝武装侵略台湾的发言，获得北京、天津及华东、中南等地各界人民和舆论界的一致拥护。
京津
在北京的工厂、机关和学校中，伍修权代表的发言正被人们以极兴奋的情绪和热忱拥护的言语欢迎着。北京机器总厂修理班工人董俊卿认为：我国代表在安理会上的发言，大大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凶焰。工人高延昌说，伍修权代表的声音，更鼓舞了他工作的精神。工人们一致支持发言中的三项建议，要严厉制裁美帝侵略罪行。北京市文物工作者工会代表九百多个会员，表示衷心地拥护这篇控诉，他们决心要做好文物展览工作，唤起人民一同来支持它。北京协和医学院工会也写信给本报，表示热烈拥护。燕京大学郑林庄、蒋荫恩、高名凯、陈芳芝、饶毓苏、刘承钊等六位教授，分别发表书面意见，认为伍修权代表的发言，完全说出了四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心里所要说的话，每一个中国人民都将以坚强的行动来支持它。这种义正辞严的呼声，震动着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心弦，已使帝国主义分子发抖。并一致指出安理会应当立即接受我代表的建议，严厉予美帝以制裁。燕京大学同学们都强烈地感觉到，过去盗用中国人民名义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代表，在国际会议上的叩头卖国外交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人民的真正意志已从自己代表的言语中充分表达出来。中国人民自然由衷地拥护它。北京师范大学学生会以《必须迅速判决美帝国主义者》为题发表声明，坚决以继续宣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等实际行动支持伍修权代表的发言。师大校长林励儒指出：这样的发言不但是对帝国主义者强有力的打击，而且是富有历史性的文件，全校师生要热烈拥护和学习它。青年团华北大学工学院总支部全体团员，并于二日写信给伍修权代表，表示拥护和将以全力支持他的发言。首都工商联合会筹委会发表声明，热烈拥护伍修权代表发言。认为他全部发言中的每一个字和每一句话，都是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进步人类的正义呼声。
天津市各界人民一致拥护伍修权代表的发言。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天津分会主席黄松龄说：这个义正词严的控诉，是对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帝侵略的重大贡献，反映了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反对侵略的坚决意志。民主建国会天津分会、天津工商界联合会主委李烛尘说：伍修权代表的正义控诉，在中国外交史上还是第一次，这证明中国人民真正是独立自主了，他敢向一切发动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进行斗争。民主同盟天津临时工委孟秋江、天津市总工会主席黄火青、天津市青年团工委书记张淮三、青联副主任吴大任、学联主席张济、市妇联主任罗云等一致表示热烈拥护这篇发言，并号召天津市各界人民积极展开抗美援朝运动，为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而斗争。天津市劳动模范于松如、潘长有、宋春化、李兆珍等一致表示：我们更要用实际的生产行动充实我们的力量，作我国代表的后盾。
华东
上海新闻日报、大公报、文汇报的社评中一致指出：这一发言代表了全中国四亿七千五百万人民正义的声音和严正的控诉。
南京市总工会发表的书面意见说：“伍修权代表的严正发言，完全代表了我们南京全体工人阶级的意见。”市学联、青联的书面声明说：南京青年决以踊跃参加革命军事干部学校，加速国防建设来支持伍修权代表的控诉。正在杭州举行的该市学生代表大会发表声明称：“我们完全支持伍修权代表的正义发言，一致要求严厉制裁美国侵略台湾的罪行，并号召全市同学以实际行动参加国防建设，解放一切属于中国的领土。”杭州市铁路工厂的劳动模范们纷纷表示：坚决支持伍修权代表在安理会所提出的三项建议的彻底实现。皖北区青联、学联发表书面谈话称：“美帝侵略我国领土台湾的狂妄行为，是任何荒谬的强辩所不能掩饰的。美帝是我们的死敌，皖北五百万青年誓以实际行动为我国政府的后盾，为完成解放台湾而奋斗。”
中南
中南及武汉市总工会发表声明称：“我们完全拥护伍修权代表的发言，我们严正表明：我们全中南的三百万工人和武汉二十六万工人决不害怕抵抗美帝国主义的任何侵略，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湖北省民主妇联负责人说：“我们有充分信心解放台湾，实现台湾同胞重归祖国的热望。”各民主党派武汉市地方组织发表联合声明称：“中国四万七千五百万人民决心收复台湾和一切属于中国的领土，斩断血腥的侵略魔爪，保障自己的国家和亚洲的和平。”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湖南分会主席程潜，代表湖南三千万人民发表谈话称：“我们湖南人民拥护伍修权代表的义正词严的控诉，誓将台湾从美国侵略者及其所豢养的蒋介石匪帮的魔掌中解放出来。”河南省总工会发表书面谈话表示：伍修权代表的发言，揭露了美帝侵略中国的真面目，使全世界人民清楚地认识到美帝的罪行。台湾永远是中国的领土，我们决不容许美帝国主义对台湾的任何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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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各地人民纷纷发表意见
反对美国对日单独媾和阴谋 抗议麦魔擅自释放日本战犯
【本报讯】据新华社讯：各地各界人民坚决反对美国政府致苏联备忘录中所提的对日单独媾和的阴谋，并一致拥护苏联关于这一问题给美国的备忘录中的严正立场。
吉林省总工会、青年团省委会等八个人民团体联合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向苏联提出的备忘录和擅自释放日本甲级战犯重光葵，充分表明了美国政府正在扶植日本法西斯势力，以便利用它来重新侵略我国。声明表示完全拥护周外长的严正声明，并坚决主张签订全面对日和约。辽西省总工会、妇女联合会等五个人民团体一致在声明中表示：坚决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实际行动来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曾被日寇活埋了叔父和打伤了父亲的锦州市郊区农民杨泰吉说：我不会忘记过去的仇恨，今天美帝国主义一心想扶起日本鬼子再来屠杀我们，我是坚决不允许的！饱受日寇十三年蹂躏的热河省人民，纷纷投书热河日报，表示不能容忍美帝国主义扶植日本侵略势力再起的罪恶行为。
中南区总工会筹委会和武汉市总工会在书面意见中一致指出：美国政府提出这个备忘录的用意，是在企图排斥中苏两大国家而单独对日媾和；是在阴谋武装日本，变日本为美国帝国主义侵略中苏两国的基地。该书面意见坚决表示：中南区和武汉市的全体工人，誓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实际行动来反对美国政府这种狂妄的阴谋。湖北、江西两省的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和两省的工人、农民、学生、妇女等人民团体及工商界，都一致斥责美国政府单独对日媾和的卑鄙企图，坚决主张签订全面的对日和约。
曾遭受日寇残酷屠杀的下关发电厂的工人和烈士的家属，坚决反对麦克阿瑟擅自释放日本战犯，并扶植日本侵略势力复活的非法行为。在日寇屠刀下逃生的孙有发、被杀死父亲的工人全德发和青年工人金福顺以及在日本鬼子的屠刀下死里逃生的老工人崔省福、汤汝棠、顾阿金等，怀着极端愤怒的情绪和复仇的决心，历述一九三七年日寇对南京市人民和他们自己的亲人的大屠杀的罪行。工人们都指着自己身上的伤痕，愤怒地说：美帝国主义释放了日本战犯，这笔血帐一定要美帝国主义来偿还。华东皖南区各人民团体发表联合声明指出：英勇的苏联和中国人民是战胜日本法西斯的主要力量，美国政府企图抛开中苏两国，单独与日媾和，是非法的行为，这是我们中国人民所绝不能容忍的。浙江省暨杭州市各人民团体及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亦均发表声明，抗议美帝的阴谋活动。
西北区宁夏、甘肃两省和兰州市的各族人民纷纷发表谈话，抗议美国政府企图单独对日媾和及释放日本甲级战犯重光葵的非法行为。甘肃省回族教育促进会发表书面谈话说：我们已经认清美国强盗是我们中国各族人民的死敌，我们回族人民一定要以全部力量与这个恶魔作斗争。
重庆新华日报发表评论警告美帝国主义称：缔结对日和约，中国人民具有发言权，谁要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谁将得到应有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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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麦克阿瑟“总攻”的破产
“钳形攻势”
“压缩包围”
哎哟！
正威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