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淮河上的故事
池牧阳
那天：
早晨的太阳，
照着金黄的淮河水；
照着刘老头，
刘老头
撒网在淮河上。
忽然，一阵枪响，
敌人的保安队，
来到了淮河边……
保安队，
亮出刺刀来，
对准了刘老头的心口，
指着北岸
问：
“说！
那边村里有多少解
放军”？！
刘老头，
没扯过谎；
他看看
保安队顶多不过四百人，
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
于是说：
“不多，
只二十个”！
保安队，
希望这话是真，
但又怕这话假，
上去就给他一枪把。
刘老头涨红了脸
说：
“真的，真的，
只有二十个”！
但心里却想：
“你们这些快落网的鱼
呀，
看还能翻起多大浪”！？
保安队开向北岸去了，
淮河北岸
起了战争；
战争的结果，
咱们添了一个新兵营。
人人称赞刘老头，
人人都说：
“刘老头聪明”！
刘老头却笑笑：
“我打一辈子鱼，
不懂别的，
只知道：
什么鱼
爱吃什么饵；
钓多大的鱼
该用多大的钩”！
但俘虏兵看见刘老头，
却说：
“死老头子撒谎”！
刘老头，
昂着脖子讲：
“对你们说实话，
还有咱们活的呀！
这回
就算咱吃一辈子清斋，
临死喝碗狗肉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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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东北小学教育概况
张健
三年来，东北小学教育的恢复和发展，大致经过这样的过程：“八一五”至一九四六年间，那时全东北因正遭受着国民党匪军的进攻和“中央”胡子叛乱的影响，大部分学校遭了破坏，许多儿童流离失学；当时，仅在人民政府控制的地区，才能复学上课。一九四七年初，由于群众初步发动，“中央”胡子次第肃清，我军开始反攻，小学教育也随之有了发展，但尚未达到伪满水平。一九四八年，老区土改基本上完成，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初步翻身的广大农民，热烈的要求学习文化，纷纷利用斗争果实设立学校，送子女入学，农村小学不但赶上了伪满，有些地区还超过了，例如合江省就超过一倍半。城镇小学因受房舍限制，发展数不如农村之多。秋冬间，随着东北全境解放，新区小学也开始着手恢复。到一九四八年底，据九省三市不完全的统计，全东北共有小学二七、○五○校，教师五五、九六六人，学生二、一六五、六五五名，若再加上热河全省及辽西省农村小学数，大致已达到伪满极盛年代（一九四三年）的最高水平。
一九四九年上学期，因东北全境解放，土改已经完成，生产有了部分发展。许多工农家长说：“旧社会咱们受穷，几辈子没念上书；如今翻身啦！家里有吃有穿，这可要让孩子上学去！”各地学生都象潮水似的向学校里涌进来。沈、哈、长、吉、安等大中城市，因校舍奇缺，虽然学校已招生太多，只好实行二部制（一日中轮流上半天课）和四部制（隔天才能轮到上半天课）的办法，没有桌凳，只好坐在地下上课。这样拥挤法，许多家长仍天天跑到学校里交涉，再三要求让其子女入学！不得入学的就责备着政府学校办得太少了。六月间哈市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筹备会，关于教育方面的提案约有一百六十余件之多，其中多半要求政府设法增设学校，解决他们子女入学问题。
现据五月份初步统计，全东北共有小学校三六、○六一处，教师八二、七六一名，学生三、六九二、七四九名。全东北约有学龄儿童六、○三○、七五六名，入学儿童约占百分之三十八点五。学校发展的特点是：群众自动设立再请求政府领导办理，多半带着自发性；农村多于城市，因城市受着校舍的限制；根据嫩、热、沈、鞍省市材料，入学儿童工农基本群众子女约占百分之八十九点八，地富子女仅占百分之六点六。又据五省三市的统计，四年级学生约占百分之七点一，六年级学生约占百分之一点九，以这来推算，到今年寒假，全东北约有初小毕业生二六二、一九五名，高小毕业生六九、一六二名。估计明春将有三万余高小毕业生升入中等学校。现在平均起来，全东北每一千一百余人就有一处小学，十一人中就有一人入学。现在东北小学生数已超过伪满百分之六十四点七五；超过国民党统治时期百分之一百五十八。
三年来，东北小学教育不但是在数量上大大发展了，而且在教育内容上即教育性质上，也根本的变为新民主主义的了。我们彻底废除了日本帝国主义奴化教育及国民党封建法西斯愚民教育的旧课本教材，重编一套反映人民革命和生产建设要求的新课本教材。在发展和改进小学教育过程中，争取、团结、改造广大的小学教师是基本环节，领导上一方面有计划的利用假期进行讲习训练，老区办过五六次，新区去冬也都普遍办理过；并坚持和领导平日在职期间两小时的学习，借此来提高教师的政治觉悟和文化与业务水平；另一方面，就是各地坚决贯彻东北局政委会关于小学教育方针及知识分子政策，纠正土改期间一度大批清洗地富出身的小学教师之左的偏差，这就有利于小学教育的发展。我们不但废除了体罚及国民党反动的训导制度，同时也克服土改时期极端民主化的偏向；提倡尊师爱生，启发学生自觉地遵守纪律，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来教育学生。许多教师开始运用民主启发、集体互助和实物教学法；农村教师也开始注意研究复式教学法；以市或区为单位来组织教师研究课本教材，互相观摩教学，交流教学经验，这是研究业务有效的方法。现已开始建立始业、考试、升级、毕业、假期等正规的教学制度。这样就使教学成效随之提高。有些城镇正规完小如佳木斯市完小三年级生，已赶上伪满四年级的程度；他们会写会用一千来字，能写简单的书信便条和三四百字的文章，会算整小数加减乘除；半老区吉林市完小学生国语课程度也都超过伪满及国民党统治时期，故学生家长高兴的说：“如今的学校真顶事，念一年赶上伪满念二年”！此外，农村小学师生尚利用课余假日，协助区村干部推动群众生产，订计划，记工帐，办理黑板报，写通讯，雨天给群众演戏，鼓励勤劳生产，发家致富。积极办识字班，读报班，冬学，利用春节扭秧歌，拥军优属。城镇小学也同样积极参加群众的时事政策宣传教育和文娱活动等。总之我们的小学不但是教育工农子女培养新国民的场所，而且还是群众文化生活的堡垒，它不断的努力来提高翻身的劳动人民政治觉悟与文化水平。
但不可讳言的，东北小学教育工作，目前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首先是经费问题，现在教员一般的待遇都较低，农村教师，薪金既低又常拖欠；城市校舍奇缺，城乡设备皆很差，办公杂支经费很困难。新区教师文化程度虽较高，但政治思想水平较差，老区教师政治上虽稍好些，但文化程度太低，如松江省鸡宁县三八二名教师中，有一二三名是高小以下的程度，占百分之三十三强；教师的流动性也很大，好的教师都被陆续的调走（约占总数五分之一至十分之一），对工作影响颇大。领导上也不够健全，如热河省二十七个市县仅有十六个教育科长，不但数量少，质量也差，还搞其他工作，本身工作缺乏计划，忙于事务，许多干部因文化程度低不能称职，故造成下情难于上告，上级指示也难于下达，形成上下脱节。再就是教材已多半过时不适用，过去教材主要内容就是战争和土改，对于生产建设（尤其是对于城市工业）反映较少，农村多于城市，政治多于文化，成人气重而不注意是否适合儿童心理或兴趣，在进度和排列上的毛病是：初年级太轻，高年级太重，中年级有点乱。此外则是在教学制度上仍存在游击作风。以上种种，这都是急待获得合理解决的问题。
今后东北小学教育要贯彻东北局的指示——在现有的基础上加以巩固和提高，就应该合理的解决经费问题，适当的提高教师待遇和社会地位；提高师资质量，这是提高小学质量的主要环节；加强行政领导，主要是配备相当称职的足够数量的县区教育行政干部；根据新的形势重编一套小学课本教材和教员参考材料，克服过去那种战时化、农村化、成人化和编排上的混乱毛病，使政治和文化适当地配合；建立正规的教学制，克服游击习气。
据笔者所知，东北教育部早已开始着手研究如何解决上述问题，不久将召开第四次教育会议，具体研究解决上述诸问题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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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国侵华史
刘大年
三 争夺中国霸权 （续二十一）
蒋家发言人此时即宣布：“剿共军事完成总攻准备，将利用飞机轰炸。”（注：东方杂志三○卷二二号。）美国为进一步指挥蒋介石作战，又在此前后与蒋全面军事合作，由蒋介石召集庐山会议，通过一个军备扩张计划，总经费为五亿元。计划中除以三年为期，作为美国海军准备于一九三六年压倒日本海军计划的一部分外（注：外交月报三卷五期载日人吉冈文六通讯），又以大批美国军人参加德国人赛克特为首的“军事顾问团”，专门研究和讲授“剿共”军事。蒋介石对中国人民红军的所谓“第五次围剿”，就是在美国这样布置下进行的。
同年，美国政府还针对中国是全世界银本位国中最主要的国家，规定一种白银政策，要在四年内，每年购银二千四百四十二万一千四百零十盎斯，来提高银价，争夺中国货币领导权，并加强美国与英日在中国的经济斗争（注：参看东方杂志第三一卷八号）。引起英日为首的外侨公会斥责美国此举为“实现银集团统制中国市场之企图，不仅扰乱中国币制，实亦威胁各国在华金融商务”（注：达生：提高银价与列强在华利益冲突，见同上志。）。也就在同时，美国又经过“国联”与英国在中国进行技术合作，把英日两国分化一下。
一九三四年二三月间，赫尔与日本外相广田宏毅作亲善换文，表示“本政府将本友好之精神，……研究日本之处境”（注：美国白皮书），鼓励日本向苏联前进。及同年四月十七日，日本为进攻中国寻找新的借口，发表独占中国，并指责英美的所谓天羽声明，同月二十五日驻日英使林德莱也告诉广田：倘天羽声明目的是反对他国帮助中国抗日，则请日本放心，“英政府决无此意”。赫尔又赶紧训令驻日大使格鲁于同月二十九日以照会一件送交日本外相，对日政府的声明加以反对。但仍给日本指出一条路子，即美国愿“适当顾及”日本利益，只要日本不妨害美国在中国的主要权利（注：同上书）。
不久美国又发起一个“退出中国”宣传运动，由远东问题专家别逊发表太平洋的新局势，谓美国有三个可能，第二个是在太平洋总退却。纽约论坛名记者李普曼著英国与美国一文，说“美国在远东利益不及英国六分之一……”。史汀生亦发表远东的危机，把日本向中国进攻的责任付诸英国不能合作对日，不消说这一运动的作用，仍是美国要离间英日关系，威胁英国以为己用。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国红军主力北上抗日，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陕北，抗日高潮震动全国。日本直到这时，仍没有如美国盼望的去进攻苏联，而是接连几次发动所谓“华北事变”，蒋介石也表现出有完全变成日本走狗的可能，美国却仍执行着它的既定政策。既于一九三五年三月，在英国提议下，决定英美对华财政联合行动，四月，派“经济考察团”来华，十一月初派副总统迦纳到上海，就在这时，蒋政府中的汪精卫及另一个亲日派头子唐有壬（汪兼外长时的外交次长）被刺。十二月国务卿赫尔又公开声明：“美国对于华北自治运动不能熟视无睹”（注：田家英：民国以来大事年表），并通过蒋介石用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名义调动南京政府行政人员，蒋亲自接替汪精卫为行政院长，对亲日派大肆清洗（各部长中存留汪派仅顾孟余一人，余多为蒋亲信及政学系要角）使美国在南京政府占得压倒优势；但同时又向日本输送大批军火与军需原料，仅一九三六年一年，而日军需品即值一千五百万美金之多（注；谢仁钊：美国外交政策，五十年代出版社，二三页）。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美政府还由驻东京使馆与日本外交当局交换反苏问题的意见，所得日本的答复是“俄国人是梦想者，永远不必予以重视。”（注：美国白皮书。）
美国对英国在这两年中，也并未因某些合作对日从而使斗争减少。前面提到过的美国白银政策，厉行结果，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仅一九三四年年底两个半月中，上海一地即丧失白银六百万元之多，造成通货紧缩，物价大跌，工商业危机更加严重，逼使中国非放弃银本位不可。日本方面于一九三五年一月提出所谓“中日经济提携”与美国政策对抗。英国则于同年六月派英政府财政顾问李滋罗斯来华，经过一些过程完成了中国货币与英镑集团的连系，支持蒋政府于同年十一月实行“币制改革”，公布白银国有令。中国放弃银本位，原不出美国制定白银政策时所料，但中国竟因此走入英镑集团，却为美国初料所万不及，美国从一九三三年起一直提高银价所要达到的希望，完全落空。十二月间，美政府停止购银，翻过来压低银价，给中国新币制——也是给英国一个沉重打击，同时又与英国及蒋政府作秘密谈判：只有以平分中国货币权为条件，美国才采取办法对新币制加以支持。到底英国退让，谈判成功，一九三六年五月，美政府与蒋介石代表陈光甫在华盛顿签订中美白银协定，美国再翻过去，规定由财政部重新向中国购买白银五千万盎斯，一盎斯作价美金五角，以卖价所得，在兑汇市场上维持蒋币的现行价格。至此，美国夺取中国货币领导权的一场剧烈斗争，遂获得初步成功（注：参看东方杂志三一卷八号郑允恭与达生文及同前志三二卷二○号杨荫溥文三三号李应兆文。）
到一九三七年初，美国还只是利用英国的逐渐积极对日政策去防御日本，它本身则观望躲闪不肯出力。如这一年一月四日英政府在上海的机关报字林西报发表社论，公开主张国共合作，二月英政府派巴特利克来华接洽投资，三月又派罗杰士等协助蒋政府改组“中央银行”，四五月间停顿与日本关于成立“英日谅解”的谈判……。美国则只在三月间派输出入银行总理丕文森来华依照英国办法投资，及四月完成中美直接通航，此外没有作别的任何有效活动。而对于日本则继续输出汽车、石油、“废铁”及其他军用物资，供给了日本借以发动战争的全部钱财军火的半数以上。
日本侵略者方面，因得到美国这样长期大力栽培，变得更加疯狂，于是年七月七日发动全面向中国进攻。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爆发。战争打响后，美政府毫无同情中国表示，一直“保持静观、沉默、忍耐态度”，至同月十六日，国务卿赫尔才向世界六十二国发表“和平原则十六条”声明，列举了些“维持和平”，“信守国际协定”，“促进世界之经济安全……”，“军备之限制与裁减”（注：美国白皮书）。等空泛词句，没有一字指责日本，且博得日政府覆牒“赞同”。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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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北军区政治部为“八一”劳军向各界致谢：
为纪念人民解放军“八一”建军节，北平市及各地人民发起热烈劳军。本部收到各工厂、机关、学校及人民团体转来大批慰劳金及慰劳品，除转送医院伤病员及前方将士外，特此登报深致谢意。
由六月三日至八月三十一日止收到慰劳款、物如左：
华北大学一部同学四、七四○元，人民日报转来北平市师大附中二部教职员四八、六○○元，平津铁路局职工政治训练班一九、一五○元，人民日报社转来香港南工团的学生彭孟初一一、○○○元，华北人民政府交通部人事处教育科四、三○○元，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铁道部直属职工会三五七、七七七元，平津铁路局北平电话交换所一九、○五○元，七十兵工厂职工会一八、三○○元，七十兵工厂工人高李崎一、四四○元，大众日报转来北平振华印刷厂工友（两笔）二三、○四○元，平津铁路职工总会北平分会筹备会北平办事处职工会二七、五三○元，中国共产党北平市委会郊区工作委员会一五、一一○元，工人日报社转来北平第一机器厂全体工友四八、○五○元，石家庄日报社转来石家庄市人民一六○，○○○元，北平解放报四、三六○元，国立北平研究院维持委员会主席徐炳昶（个人捐献四百斤小米折款）四六、四○○元，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四、五六五元，北平饭店全体职工二○、七○○元，光明日报社转来印刷工厂全体工友一○、○○○元，华北人民政府交通部一一三、五九○元，北平市八区人民政府全体同志五一、三○○元，华北人民政府交通部华北邮政总局二○○、二三五元，华北人民政府农业部九、八○○元，华北贸易总公司北平市公司一、○○九、九○○元，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二一四、○九○元，中国人民银行一、○六四、一五五元，银元一枚，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一一、九○○元，华北第一监狱三五、三五○元，华北人民政府交通部公路运输总局二二七、二五○元，中国人民银行第一印刷局四○○、○○○元，北平市职工总会筹备委员会电讯局三一八、五六一元，七十兵工厂职工会（两笔）二九、七三○元，华北大学一二、三八五元，华北人民监察院九、二五○元，工人日报转来中纺五厂职员、北洋纱厂职工开滦地毯工厂一三六、八○○元，北平市职工总会筹备委员会（包括人民印刷厂，华北电业公司、电机修理厂）三八、八○○元，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三九五、八四○元，华北人民法院二六、二三五元，华北人民政府交通部七、四○○元，人民日报转来建国电料行职工一六、○○○元，华北人民政府公营企业部九三四、四九一元，华北电业工司职工会二四○、二七○元，电业分公司三五、○一○元，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北平物资清理处五二、○○○元，第十一区大华窑业公司工友二五、七○○元，华北人民政府秘书厅一一七、○六○元，工人日报转来人民日报一九三、八六○元，人民日报转来新中国书店投稿者五四、一五五元，华北人民政府农业部机械凿井队九○、一四五元，华北大学农学院八五、七六五元，中央军委铁道部职工学校二九、六六○元，天津办事处转来天津市总工会二一七、四七○元，以上共计人民币七、二四八、二六九元。肥皂（香皂）一九、三三八条，毛巾四、六○六条，牙粉六、二五○包，牙刷六一六把，牙膏一一四瓶，铅笔三、四七九支，日记本四五一本，红蓝铅笔二支，墨水二七瓶，信纸一一本，刀片半打，信封一、一六六个，小刀三七把，自动铅笔一支，自来水笔一○二支，钢笔杆二七支，钢笔尖一三二个，毛笔一九支，笔帽六个，钢笔套三二个，报纸本一一七本，小木尺三个，剪子一把，象皮二三块，墨盒一个，块墨二块，烟斗四个，纸烟四一一盒，烟口袋一四○个，烟丝一五包，烟盒一个，洗头粉十袋，露酒一五三瓶，冰糖一一○斛，茶叶五包，夹革八十双，皮带三条，袜子一一二双，袜套三十付，毛衣五件，衬衣一五件，手拍八八个，手套二三付，白绸子五尺，洋布五尺，轴线二九轴，针四包，线十五支，褥单子一条，油布一块，毯子五条，旗子八三付，背心二二件，围巾二个，磁碗六六个，碗套二个，肥皂盒五个，羹匙二个，刮脸五六个，刮脸刀四把，火柴三、○四四盒，手电泡五个，小镜六个，风镜三个，梳子三个，印章二个，大米一二○斤，白面一二五斤，慰问袋一○五个，十滴水六瓶，书二四○本，药品二四种，罐头一六二筒，大毛巾一条，十六开白报纸二二○张，香碱一一九块，绒裤二条，毛裤一条，望远镜一个，眼镜一付，字典三本，水壶一个，筷子二十付，手表一只，怀表四只，小米一一四、五斤，面粉一袋，慰劳信件二四、八一三封，又收到华侨训练班慰劳款、物如下：人民币六七、二○○元，菲币五十元，钢笔十五支，金链子及金戒指二十件，怀表一个，文具、衣服、西药、日用品等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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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必须要学会总结经验
（克·希达列夫作叶群译）
布尔什维克党的人生观是一致的和完整的。它任何时候都坚决反对理论与实际、言论和行动的脱节。它经常都特别注意研究和总结实际工作经验的特殊意义；都特别注意怎样以创造的精神来研究党本身及党领导下的群众在共产主义社会建设斗争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这种对待周围事务的态度完全是从生动的、革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产生出来的。
斯大林同志论到孟什维克时曾指出他们的基本错误是言行不符，是以教条主义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的学说；他们不在分析实际生活中去求得指示和方针，却在相同的事情和历史上相象的事情里去求得指示和方针。
布尔什维克的方法与这有原则上的区别。“布尔什维克不是在历史上相同事情和相象事情里去求得指示和方针，而是由研究周围的实际情况中去求得指示和方针”（斯大林语）。布尔什维克党在其工作中“不是拿引证和成语来做根据，而是拿实际经验来做根据，拿经验来审查自己的每一个工作步骤。在自己的错误中学习和教育别人去建设新的生活”。
这就说明了为什么斯大林同志对我们干部的最重要的要求之一就是要求他们进行实际工作时不要僵化在一个地方，不要停滞在现成的固定的形式上，而应当经常研究经验，用创造的精神来进行领导。所谓创造的领导就是依据马、列主义理论来研究实际经验，总结实际经验并善于把这些经验运用于日常工作中去。一个领导者如果不善于把日常的实际工作和他对经验的理解结合起来，他就必不可免地要落后，就会陷入对新鲜事物失去知觉的危险里去。
党的工作者——就是政治上的领导者，他应当以深远的政治眼光来进行领导，应当善于抓住和掌握一切事件的精确数字和事物的各个方面，应当善于分清本质的和非本质的现象、主要的和次等重要的问题、一般的和个别的情况。这样才能给工作以正确的评价，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来。没有经过深刻理解就作出总结，只把做过的工作平铺直叙地数一遍，无论怎样重要对于一个政治领导者来说都是不够的。政治领导者的特点应是总结实际问题和实际任务，把它们结为一体，批判地理解所经历的道路和从中得出未来工作的经验教训，这样作对于预防错误也有极重要的意义。列宁曾经说过：“我们应经常对自己进行检讨，研究整个事件发展的来龙去脉，弄清事情的前因后果，分析了昨天的错误就可以从中学习到怎样避免今天和明天的错误”。（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二百一十五页）
然而，我们还不能够说我们的一切党的组织对于总结实际经验这件事都有了应有的注意。很可惜，我们还有一些党的工作者对于这件事仍采取毫不关心的态度，他们整天沉溺在日常事务中，不使自己对本身的实际工作有想一想的机会，不能想一想生活里发生了什么新的问题？怎样理解和分析这些每天发生的问题和事实？象这样的领导者如果遇到那一个工作部门里有了缺点的时候，他必然会把争取改正这些缺点的工作引为己任，但是，他却很少很少想到是什么引起这些缺点？促成缺点产生的真正原因？和为了使这些缺点在今后工作中不再重复应采取什么办法？显而易见，这样的领导者就是所谓看不见首要问题的领导者。
某些党的工作者当他们必须勉强作某一时期或长或短的工作报告的时候，当他们必须要提到整个的工作环境、批评工作和必须作出一定结论的时候，他们的不善于总结工作的弱点就更明显的表现出来了。这里也就暴露了我们有着一些看起来似乎是能干的领导者和良好的实行家，而实际是没有能力分析组织的实际情况，没有能力总结工作，没有能力区别一切错综复杂的问题和提出具体方案来的。这些工作者他们通常都是走最轻易、最便于取巧的、最能躲避困难的捷径；他们通常都最容易满足于那些十分之九都是由事实和例子所堆积起来的材料，而这些被举出的例子和事实绝大多数又都是偶然性的，非典型的。
让我们举出这样的例子来说吧！今年布良斯克州别日泽城市举行了该市党的代表会议，在代表会上作了一些工作报告，别日泽市委会也在会上作了工作总结报告，这个报告似乎并没有遗漏任何问题，一切问题都说到了，然而很多代表对这一总结报告都不满意，都对它提出很多批评和指责。绝大多数的发言人都认为必需指出这个报告的缺点，如果要想综合大家对报告的意见，那么借用一个代表的话就可以很好的表现出这些意见的本质来，他说：这个报告“没有一个原则的问题没有说到，至于对党的组织所进行的工作却没有任何分析。”
要问这些代表对于市委总结报告的指责正确与否？我们回答说：这是正确的。因为市委总结报告形式的叙述了一切问题；然而，用以说明问题的只是事实、例子和数目字，一切有关事实的材料都被形式的罗列堆积起来：如组织成员的数字多少？在那里，有多少共产党员？候补党员的转党期限？市委会讨论了那些问题？企业部门的工作怎样？等等。
也许有人要说，总结报告如果没有这些具体材料就不免形成一般化和空泛。但是我们说总结报告无论如何不能是事实的摘要或目录。它应当是一个分析一定期间党组织的实际工作的文件，是总结党的和经济建设方面经验教训的文件，是揭发和解剖工作中错误和缺点的文件。然而上述这些恰恰是别日泽市委总结报告中所缺乏的，在市委总结工作的报告里，几乎没有进行任何分析和总结，它所举出的事实和数字，只是生硬的事实和数字而已，这些事实和数字和党组织的情况并没有任何内在联系，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也不能证明任何问题。
为了进行总结必须善于分析、研究现象和事物的各个方面，善于把现象或事实置于适当位置，弄清它和一切事件的关系，为此就要批判的看这些事实，善于识别和弄清所举事实是为了说明什么问题的？举这个事实能够证明什么和否定什么？这个事实是偶然的、还是典型的？也就是说必须考虑到举这一事实是否能很好地的说明和体现基本倾向与基本过程。
生活是那样丰富的，那样多样性和多方面性的，我们要给任何问题找出多少合适的积极的或消极的事实和例子来这并不是怎样困难的事。然而，如果这些例子被随便使用，随手拈来就是一个例子，同基本事物没有任何内在联系，不加任何组织和分析，那么这些事实和例子仅仅能是未经制造的、生硬的原料而已。它不仅仅不能说明任何全面的实践和经验。而且还能使我们得出错误的结论。列宁曾说过：
“在社会现象方面来说，没有任何事情能象吹嘘个别的事实和玩弄例子那样能喧赫一时，而又那样会遇到严重破产的。堆积例子一般来说——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难事，然而这种行为并没有任何意义。事实如果放在它的整体中，置于联系中它不仅是‘顽强’的而且也是无条件能证明真理的东西。事实如果和它的整体脱离，置于联系之外，如果他是片断的，随手拈来的，被随便使用的，那么它就只能等于玩具或者是比什么都不如的坏东西。……”（列宁全集卷三十、三百零三页）为了不发生这些情形，我们必须要取典型的现象、事实、和例子，并应注意地研究和总结这些现象、事实、和例子。
不善于在很多事实中选择能代表一定特点的、有典型意义的事实，往往是由于我们的工作人员不愿意做这重要而又精细的工作；不愿意仔细的思想和理解材料。象这样在发言中牵强的安上一些事实，堆累不需要的数字和材料的习惯，在我们这里是很盛行的。殊不知这些勉强安上的事实，和不必要的数字材料仅仅能点缀和装饰发言，却不能给发言添加任何新的内容。
在别日泽市党的代表大会上，许多共产党员严正的批评了市委的总结报告，并指出了市委工作人员没有把总结报告看成是正确分析党的工作的文件。然而，更坏的情形是我们有些发言只顾按照刻板的老一套的公式进行，至于这个发言里须要总结出什么问题，须要提出什么问题，他是根本不管的。譬如：韦利克路斯科州党委在最近一次的州委扩大会上讨论了选举工作和怎样配备培养干部的问题，在会议上谈到了干部问题的除了州委书记的报告外还有别路斯克和欧伯契科两地区委书记的发言，他们所做的报告和发言仍然是数字和例子的目录；仍然是“谁工作得好”，或是“谁没有正确完成任务”等等一大堆干部姓名的摘录。在他们的报告里对于怎样进行该区该部门干部工作问题，怎样进行集体农庄主席的工作这些重要的干部问题没有提出任何经过深思熟虑的办法和方案。培养干部问题，虽然被作为单独的部分提出，但这一部分里主要谈到的仅仅是关于建立几座政治学校，举行了多少次讲演会和有多少学生受训等问题的数字。
可是，在这州委扩大会上，却没有任何人对别路斯克和欧伯契科两地区委书记的这种以不严肃态度准备发言的情形进行了任何最低限度的必要的批评，也许区委书记会借口他是援引州委书记关于干部问题的报告。但我们说：就是州委书记关于干部问题的报告，同样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有深刻总结及明确结论的特点来。作为一个州委书记关于干部问题的报告来说，它是很不够的，它缺乏积极的行动意义的纲领，也就是说把“我们需要怎样做？”这一实际问题给完全公式化了。譬如当他说到怎样进行集体农庄主席这些干部的工作时他就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必须要改变区委和区的行政机构对集体农庄主席的态度。”可是当他们论到拖拉机手、机械师、和收割机手的时候他又会再度套用这个公式了。他说——“应当改变我们对培养机师干部工作的态度。”当他们提到工业干部时，他又抽象的说“必须要改变经济和建设机关的领导者对待干部的态度”。
这种不会分析，不善于总结的情形经常是和某些党的工作者发言中的另一种缺点相联系着的，这种缺点就是缺乏尖锐提出问题和布尔什维克批评及自我批评的精神。大家都知道，单只承认错误是不够的，进行真正有效的批评其最重要的条件不仅仅是承认错误；而且是分析那些引起错误和缺点的原因，指出改正的方法。分析和解剖错误的原因正是为了使大家懂得为什么犯了错误，从中得出经验教训，并采取一定的办法使今后工作中不再重犯这种错误。如果只把工作中的缺点，领导方面的错误简单的罗列出来，既不分析和发掘产生错误的原因，又不指出改正错误的途径，那么我们就可以判定这个部门真正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精神比一切部门都少。
总结经验是政治领导的最重要的标帜，不愿意或不善于总结实际工作和积累经验——对于党的工作来说是最危险的现象。我们的各级的工作者经常都忙于千百件大小事务中。如果我们这些工作者不使自己常有想一想的机会，不经常想一想生活里发生了些什么新的问题，对具体情况和实际工作不进行理解，那么，我们就没有任何保证使得这些工作人员的实际精神不会变成狭隘的经验主义，也没有任何保证使他们的事业心不会流为只会追逐眼前利益的事务主义者。
工作中的高度的思想性和不间断的学习精神，是总结实际工作、理解实际情况的锁钥。总结能力的薄弱通常都是和理论修养不够相关联的。思想的锻炼可以帮助我们正确的评价实际工作，深刻的理解和总结实际工作，当然，知识不够——这还不是根本不可救药的事。知识——是可以从主观努力来获得的，今天没有知识，明天就可以占有它，只要我们的工作者感觉到自己的确缺乏知识，肯以严肃的态度去努力学习。最危险的倒是我们的某些工作者不肯以严肃的态度来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准和使自己在政治上、文化上进一步得到开展。他们经常认为自己没有时间读书；认为他不是会说话的人，而是做事的人；不是理论家，而是实行者，就这样为自己的落后性取得合法，甚至还把这种落后性誉为美德。对于这种人我们可以直截了当的说：凡是自己没有知识、没有理论修养而又不肯努力求提高、图进步的人就不能成为一个好的领导干部的。
党的干部在实际工作中应当经常注意研究马、列主义的古典著作；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党的决议都是总结群众革命斗争经验的精粹、范例，都是总结党、国家、和经济建设的各种经验的最好的蓝本。这些著作和决议使我们清楚地认识了过去所经历的道路，和给我们指出了未来的前途及远景。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就是掌握了能通晓总的社会发展规律的锁钥，也就是掌握了从具体事实和日常事务中能看出规律性的武器。马列主义科学用正确的态度及方法武装了我们的干部，能使我们善于解决实际问题，能使我们更好地的进行工作；能给我们带来与日俱增的成功和胜利。
（译自“真理报”论文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