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魔鬼自己制造了恐怖
爱伦堡作 何家槐译
很多欧洲旅馆是没有十三号房间的。迷信的人，以为十三是个不祥的数目。十二号房间以后，往往是十二号Ａ，接着就是十四号。也许会打算的出版家，不久就要印行一种日历：四月三十日以后是三十日Ａ，然后就是五月二日。我们不是曾在一份巴黎报纸上看到过这样的话：“半世纪以来，过激分子们都不断地以血的仇恨阻碍着春天的来临，摧残着‘雪花’的繁殖”了吗？诚然，劳动者的节日——“五一”，并不是今年才使敛财者们和压迫者们为了迷信的恐怖而发抖。劳动者们并不是什么乱党和叛徒，社会的改革，也绝不只是随着时日变迁而出现的简单事情。可是各国的统治者们，每逢春天来临却都要预先检查一番他们的催泪性毒气、警棍、和镣铐。
但劳动者们的被人害怕，却从来不象今年这样的厉害。如果恐怖制造者们不把大量人血和入他们的鳄鱼眼泪，那末这倒是很可发噱的一种笑料。以前有位华尔街的代言人史塔尼斯（Ｓｔａｒｎｅｓ）先生，曾经宣称他已发现了一个最危险的康敏主义者；而这红透了的过激分子，原来却是英国的古典戏剧家马洛（Ｃ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Ｍａｒｌｏｗｅ，１５６４—１５９３）。谁都知道，这位作家在三百五十年前就已归天了。在萨洛尼加，警察们抄没了另外一个万恶的过激分子——福楼拜（Ｇｕｓｔａｖｅ Ｆｌａｕｂｅｒｔ，１８２１—１８８０）的一本小说。在各国的“民主”政府里，象“Ｍ报告书”（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Ｍ）似的伪造文件，正在加工制造着。戈林的徒子徒孙，那些对于国会纵火一类艺术很有心得的流氓们，正在企图重复三十年代的历史，大开倒车；他们的主子虽则因为罪恶贯盈而终于受到绞刑的惩罚，但他们毫不觉悟，毫不为意。一些正在南美共和国为非作歹的大骗子，土耳其的刽子手，和中国的国民党反动家们，都正在很愉快地（注）签订着宣言、协定、和条约；而这些东西无疑的都是抄袭。荷兰的当局，赋给警察以更高的使命和任务——跟“赤色的恐怖”斗争。戴高乐将军每天都在向大西洋对岸的恩主们保证：在即将到来的征伐中，自己较之那些侏儒式的文人，是更适宜于率领军队，做一个领袖的。在西德，占领军当局正在征集纳粹的空军人员，而把曾在科芬德里杀戮婴孩的屠伯们，称之为民主主义的柱石。大不列颠口口声声说它的独立受到威胁；但现在这种威胁已被解除，因为据说它和卢森堡缔结了很安全的军事同盟。前加拿大第一军军长克里拉将军，也很露骨地声称：加拿大的战略前线是在日本和朝鲜，而这些地方，目前正受着共产主义的威胁。当一个保守党党员狙击一个自由主义者的事件在哥伦比亚发生的时候，新大陆的报纸立刻宣布：共产主义者的暴力革命已经爆发了，有人已用秘密的方法潜入哥伦比亚，而且决心要使这个共和国并入东欧。华尔街的绅士们渴想用大批金钱供给屠夫佛兰科，而且把残杀酿酒者和牧童的希腊刀斧手们安插在巴黎，当成人道主义和文化的战士。这是一个多么可憎的滑稽剧！其实这些敛财专家们和压迫者们所真正害怕的，决不是什么无中生有的“侵略和进攻”，也决不是共产主义者们的“阴谋和野心”，因为这些都是他们凭空捏造出来的，无中生有的疑虑；他们的敌人，实在只是他们自己的人民，这些人民大众的觉醒，和历史的进展。同时，在制造恐怖的过程中，他们也希望在人们心上笼罩着惊慌的阴霾的时候，他们可以混水捉鱼，乘机囊括整整的半个世界；而且，如果这种恐怖达到了可以实施疯狂压迫的程度，那末他们更能够毫无顾忌，为所欲为，索性把无辜的牺牲者剥夺到一丝不挂。只要仔细看看“纽约时报”上的财政金融栏，我们就可以看出利润也能从恐慌中得到，与从石油和一切矿产中赚钱一样的可靠，一样的丰厚。
意大利的选举，对于这些恐怖制造者，原是一个很有趣味的题目。华尔街的绅士们，无疑地是早知道它的结果的。他们知道赛尔巴（Ｓｃｅｌｂａ，亦译史喀尔巴）非常机敏；他们也知道金元和橡皮警棍，欺诈和胁迫，罐头肉和战舰，假冒的选举和罗马教皇的包庇纵容，……所有这些因素的结合，必可使他们所操纵的选举如愿以偿，赢得预定的胜利。可是，他们还是要大声疾呼：“过激分子要夺取意大利了！”因为华尔街的大亨们在中国和希腊都没有足以自傲的重大成就，他们决定至少也要在意大利获得较小的满足。他们的方法，首先是引起人民的恐怖，于是再为危险的转移而热烈庆祝，大声喝彩。自然，他们现在不再节约香槟，也不再吝啬拍发贺电的金钱了。皮杜尔祝贺他的同志喀斯贝里，拉马第祝贺萨拉加特。至于华尔街的绅士们，他们祝贺任何意大利人，特别是祝贺他们自己，因为他们的国务院职位固然需要稳当而可靠，但他们的军事基地，却更需要增加和巩固呢。
邱吉尔先生，曾经为了意大利选举的胜利，特别在伦敦保守党妇女会议上作了一次激情的演说。他说联合国从墨索里尼手里解放出来的意大利，现在又从共产主义者的包围中得救，而且参加了“基督教的西方文明”；英国，法国，以及其他的西欧国家，已经为了共同的安全而紧密地联合起来。而美国的力量和威望，将是这个集体防御中的决定因素。
我不明白邱吉尔为什么要咀咒现在已经命归黄泉的墨索里尼。不是这位“领袖”也曾经自称为“基督教西方文明”的保护者吗？墨索里尼的得势，显然并没有带给英国的保守党以什么恐怖；参加这次伦敦妇女会议的成年女子，无疑地可以记起邱吉尔以前并不是把英国的军队送往那不拉斯，而是往阿堪及尔（或译阿堪遮）输送；所谓防疫的卫生地带（Ｃｏｒｄｅｎ Ｓａｎｉｔａｉｒｅ即交通隔断线或警备地带），也并不是设在阿尔卑斯山，而是设在近彼得格拉（即列宁格拉）和明斯克的附近。艾登自然并不是女人，他不一定要参加这一次保守党的妇女会议；但很多保守党妇女却显然知道：曾经和绅士墨索里尼签订所谓“君子协定”的人究竟是谁。当意大利法西斯匪徒正在玛拉加大肆屠杀妇孺的时候，英国的保守党在“不干涉委员会”上却坚持地维护着黑衫党的罪行。所以，我想邱吉尔虽则自以为对于喀斯贝里的爱情是初恋，但这不过是狡猾的虚饰之词，或者是记错了女人，弄错了对象，因为事实上，他和他的党羽早和意大利有过爱情上的纠葛；这个不久以前的记忆，他是决计不会如此健忘的。
邱吉尔把所谓“基督教的西方文明”和新的社会制度及新的文化思想对立起来。如果这些话是出诸史塔尼斯先生之口，那我就不必费神来多加评论，因为我们无法填补某些美国政治家在幼年时期根本不曾学习过的东西，我们并不能完全代替他们那时从来未曾用过的教科书。可是邱吉尔并不是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州长。他是一个熟练的老作家，甚至还描写过风景；而且；他不但对于哈伐那雪茄很有鉴别的能力，堪称方家，即对于马洛的诗，也很有素养。他并不需要教师，却需要加以无情的揭露。
假如邱老先生所用的“基督教文明”一词，意思是指基督教徒在历史上所曾扮演过的任务，那么，这在俄国人实在是和英国人完全一样，因为谁都知道：俄罗斯文化的起源，既不是回教，也不是佛教。当邱吉尔在莫斯科时，虽是那么忙，却无疑地也曾注意到克林姆宫的伟大建筑，也许还曾听说过画家安特烈·鲁勃洛夫（Ａｎｄｒｅｉ Ｒｕｂｌｙｏｖ）的天才，最早的一部俄国法典“俄罗斯真理”“Ｒｕｓｓｋａｙａ
Ｐｒａｖｄａ”，和以文体的风格美著称的高僧艾伐庚（Ａｖｖａｋｕｍ）。但如“基督教”一词的意义，邱吉尔只是指现代资产阶级的西方，那我们也只有付之一笑。不消说得：各种私刑和爵士音乐，不列颠的殖民政策和广岛的命运，谍报工作和加于土耳其的恩泽等等，只不过是表示安格鲁撒克逊的帝国主义而已。
我已经指出“西方文明”这一概念的无稽和空虚。这种无稽和空虚，当我们想及那些与邱吉尔共同保卫所谓“西方文明”（这就是他和他的同志们所发明的新鲜玩意）的人——想到他和谁并肩作战，一道保卫，而且是以谁为他们斗争对象的时候，是更显得明白了。
邱吉尔的战友，原来就是抨击马洛的史塔尼斯，急想焚毁书籍和禁止达尔文主义的兰金（Ｒａｎｋｉｎ）与汤姆士（Ｔｈｏｍａｓ），不久以前曾将一个敢于和黑人恋爱的老邱女同胞囚禁起来的南卡洛林那的奴隶主，迫害今天最伟大的电影演员之一卓别林（也是邱吉尔的同胞）的暴徒们，以及和把法国伟大女科学家居礼夫人（Ｉｒｅｎｅ Ｊｏｌｉｏｔ—Ｃｕｒｉｅ）下狱的无知流氓们。
除此以外，在邱吉尔的伙伴中，还有曾经虐杀乌那木诺（Ｍｉｇｕｅｌ Ｄｅ Ｕｎａｍｕｎｏ）和曾枪决诗人罗迦（Ｇａｒｃｉａ Ｌｏｒｃａ）的佛兰科，曾将大批教授和学生驱入集中营的左尔特里（Ｔｓａｌｄａｒｉｅｓ），现在又在双占领区中计划着一个新拉文斯勃鲁赫（Ｒａｖｅｎｓｂｒｕｃｈ）阴谋和新奥斯奥升（Ｏｓｗｉｅｃｉｍ）集中营的希特勒匪徒们，以及想把整个近东都拉回到联丹的黑暗统治下去，或在所有西方文明的恩泽中只认识外国金元和崇拜侦探活动的土耳其爪牙们。
那末邱吉尔又想从谁的手中保卫“西方文明”，换句话说，就是他想和谁为了“西方文明”的存在而进行斗争的呢？他斗争的对象打开天窗说亮话，原来是在一九四五年反对艾德里还不及反对他自己的英国劳动者，就是他本国的进步人士，就是嘲弄来自新匹克威克俱乐部的勇士们的萧伯纳，以及谴责华尔街绅士们的愚昧傲慢的普利斯莱（Ｊ．Ｂ．Ｐｒｉｅｓｔｌｙ）普利斯莱的剧本全世界都在公演，可是当邱吉尔提到他的时候，却只是轻描淡写的说：“某一位普利斯莱先生”，仿佛完全不知道他的一样。
此外还有那些敌人，是邱吉尔认为有害于“西方文明”，非积极反对不可的呢？喏，这些敌人就是：拉丁美洲的最好诗人（智利暴徒们屡想加害而未遂）泼勃洛·尼鲁达（Ｐａｂｌｏ Ｎｅｒｕｄａ）；配称真正西方人，更配称真正基督教徒的著名作家约赛·柏格明（Ｊｏｓｅ
Ｂｅｒｇａｍｉｎ）和马丁·绰费尔（Ｍａｒｔｉｎ Ｃｈａｕｆｉｅｒ）；笃信教义的亨利·华莱士；富有希望的前途光明的少年意大利；象阿拉贡，伊鲁亚特（Ｅｌｕａｒｄ），詹逊（Ｃｈａｍｓｏｎ），卡索（Ｃａｓｓｏｕ），和维珂一类的法兰西前进作家；布拉格的古老大学；南斯拉夫的新道路和东南欧与中欧各国的新生活的建设人员；还有那些坚信欧洲文化的发荣滋长，并不需要牺牲菲列宾的命运的希腊人。
当然，在邱吉尔说到保卫“西方文明”的时候，他曾一再声明苏联是最可怕的威胁，是最主要的危险。和那位史塔尼斯先生一道，邱吉尔提议为了保卫光荣的“西方文明”，就必须反对我们这个研究文学的青年都很嗜读马洛著作的国家；和芝加哥的牛贩子们，南美诸州的奴隶买卖者们，美国的“纨裤子弟”们，以及三Ｋ党党徒们一道，邱吉尔竟想假借保卫“西方文明”之名，实行仇视托尔斯泰和柴珂夫斯基，契珂夫和洛倍契珂夫斯基，高尔基和巴夫洛夫的家乡；和黩武的军阀们及“卫生防疫带”的婴孩杀戮者一道，邱吉尔又渴望着把保卫“西方文明”这一面大纛当做掩护，当做借口和烟幕，来暗中从事反对真正保卫文化、自由、以及和平的苏联英雄们的策动的阴谋诡计。
这次邱吉尔不但讲到华尔街的“力量”，而且盛赞它的“威望”。可见这只不列颠的狮子，已在山姆大叔的兽栏中变得异常的驯服。我记起了当史蒂文生计划时代，邱吉尔曾经奋力从胡佛的＠口中救援大英帝国，免被吞噬；因此在当时竟有很多大西洋彼岸的报纸，称邱吉尔为“布尔希维克”，为过激分子。当然这个时代已经过去很久了。今天的邱吉尔，却满足于小小的恩惠，他很高兴意大利姑子已经替新大陆的牛贩子们，重利盘剥者们，和殖民者们鞠躬尽瘁，效了大忠。当他说到“威望”的时候，邱吉尔直到最后才记起了新大陆人民的勤恳和才能，他们的优秀作家，他们的天才科学家，罗斯福总统的在天之灵，华莱士的演词，和在彼岸支持和平的高贵心灵的热望以及彼邦的美誉。当他大谈其“力量”和“威望”的时候，他最先想到的实在只是那些好战的政客们和昏庸糊涂的愚民政策者们，而且随时都准备着为史塔尼斯之流的博学，大大地捧场和喝彩的。
邱吉尔的热狂，无非是由于恐怖。他幻想出鬼魅，而且为他自己的幻影所惊吓。但在他的幻想中的幽魂之旁，却的确有这么一些绝对不类保守党妇女的活的人——威尔斯的矿工，那不拉斯的渔夫，巴黎郊外的劳动者，和希腊的游击队队员。这些活的人决不愿做华尔街巨头们的奴隶，更不愿意做它奴才的奴隶。
读者也许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我要这么注意邱吉尔的讲演，而事实上这讲演既不是春天的象征，也不是一个劳动节日的话题。我之所以不惮厌烦地反复评论他这最近的一次演说，只是因为它很适宜于用以反对这个行将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的虚伪和恶毒，宣告人类春天的欢乐与胜利。我们要祝贺全世界的人民，所有劳动的诚实男女，不论他们现在是寄身何处。我们要为笼罩在烟雾中的伦敦风物，要为法国人民的天才，意大利的阳光，进步美国的热情勇敢而欢欣鼓舞。我们要欢迎劳动的节日，欢迎神圣的劳动：我们必须建造很多的房屋，开垦很多的荒地，写作很多的书籍。在我们的国度里，在苏联，现在已经没有制造恐怖的贩子，也没有任何惊慌；我们大家都很懂得：未来是属于我们，对于我们有利的。邱吉尔的演说，如果你过细一想，那就会明了很显明的是反文化，反优良传统，反文化遗产的表示。我们宝贵过去的文化遗产，这是引起我们灵感的源泉之一。但我们也很了解：如果一种古老文化不被改造和复兴，那就是死的。我们保卫文化，并不是采用黩武的煽动，而是采取每日劳动和努力建设，采取创造新社会，和采取爱护而且耕耘精神园地的方法。我们的工程师和农业家，我们的作者和科学家，并不只是替我们自己的人民服务，而且也是为了全人类的福利辛勤工作；他们的劳作并不是为了什么东方的”或“西方”的文明，而是为了全世界的文化。我们的人民虽则是在伏尔加流域奋斗，同时却也帮着拯救古老的伦敦；不管是在伏尔加，是在聂泊河，或在伊尔的希（Ｉｒｔｙｓｈ），我们也都是间接协助着远方的友邦人民建设新的伦敦，新的巴黎，新的纽约。这是我们的义务，我们的使命。我们并不需要恐怖和威胁，并不需要贿赂和收买，却只需要友谊。
（附注）这篇文章因系爱伦堡为去年的五一劳动纪念节而写，所以所说的中国情形已和目前大不相同；这点希望读者不要误会。又此文可与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上的“战争挑拨者必定失败”一文参照起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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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北人民解放军中的摄影工作者
吴群
在战争中长成
华北解放军的新闻摄影工作者，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逐渐成长的，是随着解放军的日益壮大而壮大的。
一九三七年解放军平型关大捷与初创五台山抗日根据地时，随军摄影记者只有一两个人。至一九三九年，晋察冀和冀中两军区政治部设立了摄影科，摄影记者亦不过十余人左右。到抗日战争胜利时，华北解放军的新闻摄影工作者即超过一百人。到了今年春季，在华北解放军中的新闻摄影工作者已达一百五十人以上。
十多年来，他们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线，与士兵结合，与人民结合，忠实地将华北人民解放军斗争的各种伟大场面，一一的纪录下来。八年抗战中，他们共摄取新闻照片两万张以上。在三年解放战争中，又摄取了新闻照片一万五千张以上。
这些新闻照片，不但为国内的画报、报纸、报刊所采用，其中许多优秀的作品，并已刊载在国外的报纸、书刊、画报上，为各地历史博物馆所珍藏。
克服困难，建立组织
这一工作能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成长发展，首先应归功于华北解放军的正确领导，及各级党、政、民的大力扶持。华北解放军的政治部，开始就将这一工作当成我军宣教工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明确规定在各级部队中设立摄影科、股、组等组织。为了解决专业干部问题，十年来，在各地先后开办新闻摄影干部训练班达十次以上，抽调了大批青年知识分子，连队文化教员等，给予专门的训练，保证了各部队中都能配备有摄影记者，摄影干事、摄影员等，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新闻摄影网。没有这个组织，如果没有这些专业干部，而由少数人附带去做，是做不好的。过去在敌人严密封锁、经济困难情况下，摄影器材是个大问题。除了战斗中缴获敌人的胜利品外，大部是领导上拨款到敌占城市秘密购置的。在这方面各级党政民的城工关系给了很大帮助。
其次，应归功于全体新闻摄影工作者的努力。他们是新闻摄影从业员，又是人民战士，他们具有人民军队的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作风。许多摄影记者没有好摄影机，但他们努力技术钻研，使用质量较差的机子，能拍出好的照片。胶卷的价昂和缺乏，使他们更懂得如何选择主题，摄取最突出最典型的镜头。
在残酷的敌后抗日战争中，许多摄影员同时又兼作器材采购员；当胶卷用完后，他们便化装跟随我们的城工人员深入敌占区采购，高度的工作责任心使他们不顾危险。如冀中十分区的韩金生同志，就是为完成采购任务在保定附近不幸遇敌而壮烈殉职的。摄了照片，在紧张的战斗转移中，无法布置暗房冲冼，他们就利用老乡的山药窖或大柜，上边盖以棉被代替暗房；没有红灯用香头代替；没有显影定影盘，借老乡的小盆小碗顶替；在偏僻的乡村没有电光放大条件，他们改制了放大机，利用日光一样放大照片……。一切困难都没有难倒他们，相反，更提高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
深入火线，为兵立功
摄影记者们所摄取的三万五千张新闻照片中，报导解放军的占三分之二，其中又以战斗照片最为丰富。他们在为兵服务的方针下，面向连队，深入火线；每次战斗中，那里打得最激烈，那个方向最突出，摄影记者就活动在那里。机子上没有望远镜头的设备，他们便紧密地和战士们在一起活动。如攻打永年城时，袁克忠同志随着突击队拍照，敌人机枪扫掉墙上砖头，打肿了他的头部，他坚持继续工作，拍了炮轰城门的照片。突击队登城了，他也跟着爬上去，摄取了爬城照片，不幸炮弹打伤了他的双眼，摄影机也掉在护城河水沟里，他捞起机子，爬了十几步便不能再动了，救护员把他抬回去，休养了半个多月，伤好了，机子也修好了，他又回到前线去。
在历次战斗中，在火线英勇采访而负伤的摄影记者有冀连波、黎民、甲明、黎呐、曹智才、李＠、赵贵保、朱健、李照辉、韩永志等同志，他们用血肉充实了自己的作品。在闻名的清风店歼灭战中，高宏同志随部队摄取西南合突破口，右臂被子弹打穿，但仍坚持工作；野政摄影组在五十三个钟头内，强行军三百余里，从徐水前线赶到清风店前线，暗室工作同志常常是白天行军，晚上还要冲胶卷。陈庆祥同志在保北阻击战中和“钢铁第一营”的勇士们一块坚守阵地，敌人大量炮弹的轰击，使他神经全陷于麻痹，但恢复后，就又马上拿起机子继续工作。
部队立功运动开展后，摄影工作者立功的有袁岭、刘峰、刘克己、赵启贤、魏宗耀、贾瑞祥等同志。某团曾写两封信为袁岭请功。
火线摄英雄，拍照奖功臣
新闻摄影工作者不光是作采访报导，还十分重视利用自己的武器（相机），采取各种形式，及时的进行战场鼓动与宣传教育，因此它成为部队政治工作的有力助手。
最近三年来，摄影记者普遍采用了“火线摄英雄，拍照奖功臣”的方法。在攻击前，摄影记者去访问担负最艰巨任务的爆破组、架梯组、尖刀排等，给他们摄影，鼓励他们坚决完成任务，告诉他们：“你们的照片将为千万人民所景仰，将流传百世。”这样就直接地鼓舞了他们的战斗意志。有的战士竟激动的要求摄影记者在战斗中跟在他后面摄影，看他是怎样完成任务的。立下功劳的单位和英雄，摄影记者立即给他摄影，在部队中能上镜头的成为无上的光荣。给“钢铁第一营”摄影后，战士们纷纷议论：“看人家多光彩，这一照像传出去，全国都看见了，连毛主席也看见了。”“看下一回打仗吧，咱们也来个‘钢铁第一连’”。
经常的，及时的，不拘形式的将各种新闻照片在战士中展览，所起的作用更大。在太原前线，一个翻身战士从一幅单兵爆破的照片中，看到了自己，高兴的说：“我活这么大没有照过像，这回连我和我的动作全照成像片啦，今后可得好好干！”另一个战士说：“俺也要争取在下次战争中立功，照在像片上，看谁照的回数多。”许多连队的指导员，都愿拿照片当作讲课的材料，因为这上面都是真人真事，活生生的内容，最易为战士们所接受。
此外，摄影工作者还在连队出版摄影墙报，在战地编制摄影卡片及摺叠式影集等。孟庆彪同志等经过努力钻研，创造了适合战争环境用的轻便幻灯机。摄影工作者受到部队广大指战员的欢迎，当一有战斗任务和重要活动时，许多部队首长便打电话和写信邀他们前来，参加光荣的行动；并给予他们很大的帮助。
永垂不朽的摄影记者
十年来，华北解放军的摄影记者，在战场上流尽自己最后一滴血，而光荣牺牲的有：高明、吴亚夫、李乃、雷烨、赵烈、荣启明、韩金生、刘占奎、何博学、席相波、杨振奎、孟振江、宋谦、李光曜同志等十余人。
一九四○年，冀中军区曾派三个摄影员到斗争最残酷的平、津、保三角地带的部队里去工作，为时不久三人就牺牲了两人；二次又派五位同志前往，正赶上敌人“五一大扫荡”，虽拍了一些照片，五人只剩两人生还。以后又继续派人去，一直坚持到胜利，并得到很多宝贵的斗争材料。
高明同志曾随人民骑兵挺进察北坝外，摄取战斗照片；在战斗中，他的马被打倒了，他也负重伤倒下，在他尚存最后一口气时，他把摄影机子及底片等交给战士带回，他那不朽的遗作，成了敌后游击战争的珍贵作品，至今尚被不断印制。
部队打到那里他们摄到那里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了，冀热辽区的摄影工作者罗光达、齐观山等，奉命挺进东北，协同开辟了该区的新闻摄影工作。一九四六年，晋察冀军区又派裴植、袁克忠等到晋察鲁豫区协同开辟该区新闻摄影工作，以后，他们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参加淮海战役，渡江解放南京，现正胜利向西南进军。在华北野战军工作的流萤、袁岭等五十多位摄影工作者，在参加解放太原战役后，又随军挺进大西北。部队打到那里，他们摄到那里，他们正在辛勤地摄制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最后胜利的一页。
当华北全境解放，转入和平建设的新时期里，华北解放军的新闻摄影工作者，部分已转入了新的工作岗位。开始摄制新中国建设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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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国侵华史
刘大年
三 争夺中国霸权 （续十五）
从一九二二年直奉第一次战争到一九二四年第二次战争，美国对直系军阀作了大规模投资，在财力上：美国运给直系军火，价值三百二十八万元，又步枪一万枝，子弹二百万发，机关枪二百五十挺，由美国人博治亚在洛阳替直系设飞行机械厂，又与直系齐＠元作“导淮”借款，筹措军费。在政治上：由美驻北京公使往保定和曹锟接洽“最高问题”，牵曹锟登场，哈丁（Ｗａｒｒｅｎ Ｇ．Ｈａｒｄｉｎｇ）总统亲自教导曹锟进行贿选说：“美国银行团可助中国统一”。贿选进行时，美使独往“观礼”替曹撑腰，揭晓后，美使又首先称贺，表示“承认”，又使亲美派外交系顾维钧等予以扶持。在战争中，以美国船只供给直系往厦门、天津等地运送军火，又以炮舰在长沙帮助直系爪牙赵恒惕打退谭延＠。最后美国务卿许士赴伦敦与英国订立一个秘约，由英国在南方指使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等以“商团军”驱逐孙中山出广东，美国在北方发动从江（江苏直系齐＠①元）浙（浙江与奉系有联系的卢永祥）战争开始的直奉战争，企图以此全面结束日本势力，建立一个美国直系“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是一九一七年美日争夺中国霸权以来，美国努力所达到的高潮。（注：以上见一九二二年七月及一九二四年九月十日中共中央第二、第三次对时局主张和一九二四年九月十八日向导一八期）高君宇江浙战争与外国帝国主义。
此时美国通过直系工具，比日本抢走了更多的中国权利，例如一九一八年皖系掌权时，北京政府与日本三井洋行订立建筑北通州无线电台合同，规定日本有管理权，并在三十年内北京政府和其他各国俱不得在中国境内设立同样电台，以与日本及欧美通讯。迨直系当政，于一九二一年二月又与美国联合电报公司订立建筑于上海附近的无线电合同，并扩大规模在汉口、广州、北京、甚至东北的哈尔滨都建立分台。日本以有三十年专利，提出抗议。美国说是“门户开放”，日本不能反对。在争执不决时，直系政府（时顾维钧为外长）便提出两个办法由日本选择：一，照“机会均等”原则，不偏袒任何一方——即承认美国在华建立电台的权利为合法；二，日本必欲依合同专利不肯让步，则依合同第九款“政府于三十年内无论何时可将电台收归‘国有’”——即日本权利不能存在（注：东方杂志二一卷三号。）美国运用其走狗与日本斗争的作用，于此可见一班。
但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发展，完全与美国愿望相反。当美国与英国支持直系时，日本亦联合法国作助手，既在北方大力扶植张作霖，又有孙中山在南方准备北伐（注：参看蔡和森北伐呢？抵抗英帝国主义及反革命呢？载向导，八三期。）直系内部更发生以冯玉祥为首的重大分化，这种南北内外夹击，使直系大败亏输。结果，不是日本被驱逐，而是美日均势重新形成。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美国提议在中国召开国际会议，准备以共管德国经济命脉的道威斯计划共管中国，及十二月，日本由段祺瑞提议召开“善后会议”，便是新的美日均势的表现（注：东方杂志二○卷一二号转载银行周报静如论新银行团之改造一文引北京政府外交官的电报称，“新银行团在美正式会议之议题有共同组织中国国务院及设置新银行团在中国之财政总监督、裁兵委员会、共同管理中国铁路委员会……等项”，按其时间，似在第二次直奉战前数月。）虽因双方的深刻矛盾，“共管”与“善后”局面都没有真正实现，美日两国却因此得暂时相安，来合作对付中国人民，此种形势直至一九二六年北伐前夕仍然存在。如一九二五年五月间上海日本厂主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直接引起作为中国人民大革命开始的“五卅运动”时，美国完全与日英站在一起。一面把它在上海的海军陆战队扫数加入日英军队屠杀中国徒手群众，由它国内和在中国的喉舌恶骂中国青年为“暴徒”，“叛乱分子”；一面对苏联放出一枝毒箭，说这个运动是苏联所指使的。他们苦于没有任何事实，找了一张苏联驻北京大使加拉罕出北京大学时所摄相片，在报上刊出，加上这样的注释：“加拉罕大使之毡帽系由学生敬代持之，足见其亲热之程度”，想以此作为苏联指使中国革命的“证据”。美国激进侵略者的代言机关新共和周报就主张“以英、法、美、日联军二十万直攻北平而占据之，徐图瓜分办法”（注：转见孔襄我中国现状与美国舆论，载东方杂志二○卷一七号）。这正是美日均势下，暂时合作的行动。
一九二六年中国人民大革命的北伐战争开始，美国争夺中国花样又有了变化，这时日本因奉系地盘扩大，想组织一个六省三特别区的北京政府，造成最少是独占北方的局面。英国则单独扶持吴佩孚再起，希望以此巩固长江流域利益。在此情况下，美国拿定主义，自己先不出手，让北伐军与英日势力直接冲突，如果直奉战胜，则达到借英日的手，消灭中国革命的目的，也可借战争把直奉军力削弱，然后另图对付英日办法。如果革命势力一直向北发展，则又可达到利用革命军驱逐英日势力的功效，然后从革命阵营中寻找一个上层叛卖分子或集团，使它背叛人民，作为自己在中国新的走狗来独霸中国。因之美国在中国大革命暴风雨中，既不象英国那样张皇失措，也没有日本那样对革命秘密破坏，而是很镇静，甚至装做“同情”的样子。（注：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京政府希望美国与各国重开关税会议，广州政府曾两次抗议，有“国民政府视关税会议为美国与有关系各国有意将中国海关变为筹战费及外人干涉中国革命战争机会之主动”，但此事非美当时主要政策，美领事对第一次抗议答复有云“对此甚为注意，并声明美国颇苦于中国未有中央政府……”，民国二十二年申报年鉴Ｇ四五——四六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