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瓦尔加的自我批评
Ｅ·瓦尔加著 何疆译
（原题：反对关于帝国主义的著作中的改良主义倾向）
如所周知，我所著“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果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变化”（吴清友中译本译作“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变化”——译者）一书，以及前世界经济及世界政治研究所战后出版的所有其他著作（作为这个研究所领导者的我，应对这些著作负责），曾在党报上和科学讨论中受到严厉的批评。这些批评是必要的和正确的。我的错误是在于：我没有立即承认这些批评的正确性，象其他同志那样。可是，后来再承认究竟还比永远不承认要好些。
不幸还不在于我这本书里一般地暴露出错误，而在于这种错误的性质。很难在这样一本书里不犯错误，它首次试图单独地探讨这样复杂的问题：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资本主义经济所产生的影响。不幸的是—正如批评正确地指出的—这些错误构成改良主义倾向错误的整个系列，它甚至意味着确定地脱离列宁斯大林对现代帝国主义的估计。
当然，改良主义倾向的错误也意味着世界主义倾向的错误，因为它粉饰了资本主义。
一切改良主义错误以及对马列主义学说的明确性所加的一切损害，在当前历史环境中是特别危险的。
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加深，促使资产阶级在对劳动人民、对共产主义及其堡垒苏联进行斗争愈加顽强地依持改良主义者。在一切资产阶级国家里，存在着资产阶级与改良主义叛徒之间的密切合作。改良主义者一天也不放过地随时为资产阶级服务，并从事叛卖劳动人民利益的行为（世界工联里的分裂企图，为“马歇尔计划”及北大西洋公约进行鼓动以及对苏联的诽谤等等）。
在象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及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里，改良主义者“当权”着。这就是说，资产阶级直接地委托工人阶级的叛徒来保障其阶级统治，并代理其阶级利益（在若干国家，他们与资产阶级政党一同参加联合政府，甚至与法西斯主义的工人走狗合作——如在希腊）。
为了欺骗工人，改良主义者们宣称：他们一面“当权”着，同时正在把资产阶级统治变成工人阶级的工具，并通过世界改革的途径不经革命而达到社会主义。这种危险的反革命欺骗可以用彻底维护马列主义关于资产阶级国家——不管它的政府是由谁来领导：资产阶级抑或“社会党的”部长——的阶级性的学说的方法来加以揭穿和清算。
毫无疑义，一切关于资产阶级统治的改良主义错误，都是助长工人阶级里的反革命的改良主义欺骗的，因而支持了资产阶级；很不幸，这些错误发生在我的书里（虽然与作者的愿望相违）。
我的著作里的改良主义倾向错误，在目前不仅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而且对于人民民主国家的劳动人民都是特别危险的。这些国家里数以十万计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以及数以百计的左翼社会民主党领袖，已一个个地转入共产党，或者已经集体地与共产党联合，他们真诚地愿意成为革命的共产主义者。但是这需要完全地从他们所被教育的改良主义思想里解放出来，需要受原则的马列主义的改造。对于这些在改良主义思想里受过好多年教育的人们来说，这是件艰难的工作；在这里，有时还有改良主义复活的危险。在与改良主义思想进行斗争时，我们的兄弟党需要和期待着苏联科学工作者的帮助。如果我们的工作里发生改良主义倾向的错误（象我所发生的那样），那末，我们不但不能对我们的兄弟党给以任何帮助，反而妨碍了他们的改造新党员——前社会民主党员——的重要工作。
为此，我还愿意强调指出如下诸点：
公开的改良主义的书籍在这一倾向上所加的损害较小，其影响的为害也较小，而象我这样的书，其中改良主义倾向的错误是或多或少地隐含的，因之也就难于发见和纠正。（注一）
我的著作里由于批评而揭发的错误具有如此更大的意义：即这些错误主要的是关于对当前及近代资产阶级国家的作用及性质的估计问题。
如所周知，对资产阶级国家的估计问题，在这半世纪以来一直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党人与反革命的改良主义者间发生纷歧的基本点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随时随地：譬如在“哥达纲领批判”里，在对巴黎公社的分析里，在“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里，在“反杜林论”里等等，正如他们的书信里一样，都曾强调指出资产阶级国家是资本家的阶级统治的工具，是压迫劳动人民的工具。改良主义者掩盖了、抹煞了、曲解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国家问题上的见解。
列宁曾在其最辉煌的战斗的著作之一——“国家与革命”里对改良主义进行斗争。列宁在序言里写道，“我们在开头研究马克思及恩格斯关于国家的学说时，要特别详细地论述这学说中被人遗忘了或遭受机会主义曲解的那一部分”。
列宁和斯大林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原理出发，研究关于国家的学说；他们特别着重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国家乃是法西斯寡头政权用以掠夺全体劳动人民的工具。
怎么能发生这样的事：背离了列宁和斯大林所制订的、为一切马克思主义者所熟知的唯一正确的关于国家的学说，而竟然在我的书里对国家在战时经济中所起作用问题上发生这些改良主义倾向的错误呢？
正如对我的批评所正确地证明的，上述错误的基础及出发点，乃是方法论上错误地把经济和政治分离，在经济与政治的联系之外，“纯经济地”推论资本主义经济底变化的企图。
脱离了马列主义的辩证法，没有对应分析的各种现象的相互关系作必要的全面的研究，这不可避免地要导向改良主义倾向的错误。
经济是各阶级间的关系。在一切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政治的基本内容。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如果试图（我和前世界经济及世界政治研究所的若干其他著作家曾如此试图过）“撇开政治”而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那末，这种脱离马列主义的方法不可避免地（尽管与作者的愿望相违）要导向改良主义倾向的错误。
方法论上罪恶地撇开政治及阶级关系与阶级斗争的分析，不可避免地要导向对于国家在战时经济中的作用的不正确估计，要导向关于战时经济中“国家的决定作用”的错误论断。如果象我这样错误地“纯经济地”研究国家在资本主义战时经济中的作用，那末就要得出如此的错误结论：在不从阶级立场出发来分析的那个国家中，起着决定作用的不是统治该国的金融寡头。
根据这种皮相的“纯经济的”研究方法，来替代马列主义阶级分析方法，不可避免地要得出如此的错误结论：即为了战争的需要，国家是在违背着各个垄断资本家的利益的。
我在论及资产阶级国家时指出：
“它想要最适当地利用全国一切资源于作战目的之意图，曾经常地与各个资本主义企业的私人利益，与他们力求获得尽可能多的高额利润的利害关系相冲突。”
讨论中的发言公正地指出，这种论断提供了承认资产阶级国家的超阶级性质之理论根据。
不待说，我当然远不致于否认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性。但毫无疑义，认为现代国家的特点是“资产阶级整体的组织”，而不是——象应该认为的那样——金融寡头的国家，我承认这是错误。
原则上错误的方法论造成了改良主义倾向的错误，尽管事实本身的叙述是正确的。我具体地说明（第三○—三一页），美国和英国的战时经济管理机关里的高级职位，到处都是由垄断资本的代表人占据着。我写道：“大垄断资本在战争时期也保持其对于国家经济政策，尤其对于战时经济机构的活动起着具有决定作用的影响；大垄断资本具有决定作用地参加了战时经济机构的领导，在事实上领导着它们”。
但是正确确立的事实，如果它们被引证时没有应用马列主义方法并离开正确的辩证的相互关系，如果它们在理论上不一般化，则从科学研究的观点看来就只有无意义的价值。诸如此类的事实应该根据马列主义的国家理论提出来作为证据，证明国家机器与金融寡头之间的结合在战争期间的更进一步加深，以保证垄断资本在战争时期以及和平时期的超额利润。
对我的批评还正确的指出我的书里在国家问题上的其他重要的改良主义倾向的错误。在三一八页上说：“在将来，国家的作用仍然会比在战前更加大些。关于参加国家管理的多或少问题，将构成资本主义社会两基本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政治斗争的主要内容。资产阶级社会日益加深的极端化以及资产阶级社会向两个对立的基本阶级的分化，将增大无产阶级的比重。”
任何改良主义者都会同意这几句话。它们是在这种事实的印象之下写出来的：即紧接着一九四五年战事结束之后，在欧洲大多数国家——不仅在人民民主国家，而且在法国、意大利及芬兰等国——共产党人参加了政府。它们是在这样的希望之下写出来的：即各该国的共产党人在成为反法西斯占领军的抵抗运动中的中坚并运用其在群众中的影响之后，就能够保持其在政府中的地位，在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中扩大自身，赢得国家政权。
这种思想历程忽略了这些具有决定意义的事实：即资产阶级仍然支配着国家机器；暴力机器（军队、警察、宪兵）仍然原封不变。一旦共产党人在参加资产阶级国家的政府之后想要对抗资产阶级而坚决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的时候，他们就会从一切资产阶级政府中被逐出。虽然劳动人民给共产党人以群众性支持，但这仍是可能的，因为英美占领当局预料会发生类似的战争，业已解除法、意等国由共产党人领导的抵抗运动的武装，解散它的军事编制，并以英美占领当局自己的军队支持反动派对共产党人进行斗争。
人民民主国家则经历着与此不同的过程，在那里，劳动人民在苏联支持之下保持了国家的武装和政权，而资产阶级的代表人，如果他们已丧失人民的支持的话，就要退出政府。
欧洲战后的事情乃是马列主义国家理论的正确性的新的和明显的证明，按照马列主义的国家理论，国家政权问题是阶级力量的相互关系问题，它只能在阶级斗争中解决。
很遗憾，改良主义倾向的错误还发生在我于一九四七年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三十周年而写的论文之一里面。
我这篇论文里说：“资本主义发源地欧洲的资产阶级现在自己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需要根本改革，且不能不实行这些措施：诸如重要生产部门的国有化，国家对经济的管制以及农业的计划化等等”。
当然，这种论点是错误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特别是他们的走狗各式各样的改良主义者所以说这些话，无非是为了欺骗工人，为了对共产党进行斗争，反对共产主义思想。更聪明的是欧洲的资本家，特别是他们的改良主义走狗的口头所谈，他们口谈朝着社会主义方向来对资本主义加以“根本改革”的必要性。这是容易懂得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使欧洲在一世代之内陷入两次世界大战，大战牺牲了数以百万计的劳动人民的生命，它留下了数以十万计的盲人，残废和孤儿，它导向饥馑和流行病，而与此同时，军火商却令人难以置信地暴富了。大战本身包含着法西斯野蛮行为，集中营，种族仇恨以及数以百万计的无辜人们的毁灭。这种社会制度一天一天更明白地向群众表明：它已在自趋灭亡，已在彻底腐朽，并且在历史上注定要归于毁灭。它导向群众性的失业以及生产机器长久的不能充分开动。我在我的书结尾中如此指出：
“这种可怕的事实依然无变化：即世界大战时期是资产阶级国家里失业者在最近四分之一世纪内唯一真正能找到工作的时期。只有当数以百万计的人正在互相残杀而其他数以百万计的人则在为此制造杀人武器的时候，资本主义社会才能给一切工人以工作”。
“这种可怕的事实也依然无变化：即最近的四分之一世纪——这时候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工具被充分利用着——是人们最可怕地遭受痛苦的年份”。
不待说，当然，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以及资本主义的辩护人现在公开地为了原封不动地保持这种为劳动人民所痛恨的社会制度而讲话，是很少见了。这样的讲话会更快地将工人们带进共产主义阵营里去。因之，他们大声叫嚷资本主义的根本改革，而同时实际上则在运用一切手段，以图原封不动地保持资本主义剥削的社会制度。（注二）
无疑不把这一切与批评者从我书里所引用的句段联系起来讨论，乃是重大的过失，是为改良主义服务的。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的序言里如此说，“为争取劳动群众从资产阶级的，特别是从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影响之下解放出来的斗争，如果不对关于‘国家’的机会主义偏见进行斗争的话，是不可能实现的”。
我对于英国国有化的特征所作的不正确论断，也具有这种倾向。不待说，重要产业部门的收归国有乃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加强。因之，这样说是不对的：即“资产阶级国有化也意味着朝向新型民主方向的进步”（“世界经济及世界政治”一九四七年第三号，第五页）。
错误还由于忽视了以工党政府为首的目前英国国家的性质与人民民主国家的性质之间的原则上的区别。工党执政的英国的国家，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是垄断资本家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主要任务乃在保证大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的确，辛威尔和拉斯基时常被准许发表欺骗宣传的讲话，为了将工人骗入改良主义阵营，可是，军队——国家的暴力机器，则掌握在资产阶级所信赖的手里并用以对付劳动人民。同时资产阶级则对工人贵族赏以他们垄断资本超额利润的残渣，并用高额薪金收买在政府机关里任职的工党官僚（注三），以及采取象最近对其中若干官僚所用的手段——贿以小小的馈赠，这一切都是英国资产阶级所惯用的策略。
工党政府的行为如何地令英国大资本家满意，可以用“激进的”周刊“新政治家和民族”（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六日）里如下几句话来说明：“有一天，一位大制造商在评论政局时说，‘当然，战后我们是有困难的，而现在工人已在很好地工作，一切井然有序。你们晓得，我是坚定的保守党人，过去也是如此。但是我甚至不敢想象：如果保守党执政的话，将会发生什么事情’”（附点是我加的——Ｅ·瓦尔加）
相反的，人民民主国家（按指东欧—编者）是劳动人民的国家，他们执行着增进全体劳动人民福利，反对剥削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这些国家的军队和国家机器掌握在劳动人民所信赖的人的手里并用以对付剥削者。
在上述国家的阶级特性之下，英国的国有化并不意味着“朝着新型民主方向的进步”。
领导着国有化的产业部门的管理工作者，仍然还是以前的所有主，大垄断资本家。
不能怀疑：他们要觅取途径和手段，以牺牲被收归国有的企业的利益，也就是牺牲国家的利益、来为其他产业部门里他们自己的未被收归国有的企业创设有利条件。
巨额的赔偿不仅保证了被收归国有企业所有主的以前的收入额；这些所有主还被保了险，不受经济恐慌的结果之害，而这个经济恐慌将在不久的将来强烈地震撼英国。对他们来说，经济恐慌没有什么可怕。甚至在国有化的企业部门亏累巨重而经济恐慌已使许多私营企业宣告破产的情况下，他们的收入仍能因牺牲纳税人的利益——也就是劳动人民的利益——而得到保证。
不一贯地运用马列主义的国家理论，导向在殖民地问题研究上的错误及模糊，尤其导向对英国与印度之间关系变化的错误估计。
印度的变成两个自治领，是英国与印度两国统治阶级之间的妥协。与封建地主紧密联盟的印度资产阶级，背叛了印度民族解放事业，借以保持其在不列颠帝国之内对印度数以百万计底工人和农民群众的阶级统治。为了保持其资本及在印度的其他经济地位，为了在今后还参加对印度劳动人民的剥削，英国资产阶级乃放弃了在占领军支持之下对印度实行的直接统治。
我在我的书里对英印财政关系作了不正确的估计。我写道：“印度从英国的债务国一变而为英国的债权国，乃意味着这两国经济关系的严重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是有利于印度的。印度这种新的财政状况是以印度劳动人民蒙受重大牺牲为代价而买来的，而印度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准业已剧烈地降低了。在若干省内，例如在孟加拉省内，人民已在真正地挨饿”。（第二二二页）
印度是不是真正已变成英国的债权国呢？如果我们机械地、用簿记方式研究这个问题，那末，毫无疑义，答是的。英国对印度的负债，根据官方估计，比英国对印度的投资总额大。但是，如果我们提出谁剥削谁这个问题，那就很明显，印度在英国所应得的额外的价值并未流入印度，而相反地，尽管印度占有债权国的地位，但它仍然每年向英国付出巨额款项。这很容易了解：英国对印度（以及巴基斯坦）的需要，是一种享有优先权地不支付负担，而专收取利得的国家资产，同时英国投入印度的资本，乃是优先的直接投资，并且是在极其高度的剥削上榨取着远超于平均标准的利润。就资本数额来讲，印度是英国的债权国，但是就资本的收入来讲，英国现在也仍是印度的剥削者。
当然，英国的对印投资保证了英国的很强有力的经济及政治地位，而且，什么时候，在什么程度上和在什么条件下英国向印度“偿还”其债务，是由英国自己来决定的。英国某些政策之出发，就是为了：一般地不向印度清偿债务，借口这笔债务是为了保卫它而负担的。自然，印度不能强制英国清偿，印度不能派出自己的舰队去轰击英国的港口，象英国往常对于逾期不付款的债务国所施加的行动那样。如果英国有时会答应向印度一年给予一笔款项以清偿其债务（注四）的话，那是主要从这一点出发！即公然的拒绝清偿会导向美国资本向印度的危险渗入的增大及美国在印度影响的增长。
我承认我的这些错误，同时我要指出：不能认为英印关系“绝对没有任何”变化。无论我们如何严重地估计英国在印度现有的经济、军事及政治地位（英国还利用其在印度及巴基斯坦的优惠制，而且印巴两国都加入英镑集团），但这仍然是事实：印度已从一个由英国军队占领并由英国官员管理的殖民地变成半殖民地，变成自治领，在这个半殖民地里，惧怕农民和工人运动的、以与英国帝国主义者妥协的方式背叛了解放斗争的资产阶级支配着自己的暴力机器。它已经有可能在英美两国之间玩弄手腕，并利用英美两国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纷歧。
总而言之，虽然决不能过分估计印度从殖民地变成自治领的意义，但对于这件事仍然应该作为在我们眼前所发生的不列颠帝国没落和行将解体的历史过程（注五）中一连串事件之一来研究。为印度的资产阶级由其阶级利益出发而可耻地叛卖了的印度的完全独立，在最近的历史将来，将由印度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印度劳动人民来实现，他们将了结与其英国恩主相联合的印度地主及资产阶级的统治。
× × × ×
方法论上错误地把经济的分析与政治分开，非辩证地把资产阶级国家在战时经济中的作用分为两章（在该书第一章里论及诸如此类的国家调整，而在第二章里论及与它相分开的、尽管有调整而依然存在着的生产上的无计划性及无政府状态。）以及撇开这个问题的政治方面的分析，这一切造成如此的印象：即我否认了战时经济中资本主义发展的盲目法则的作用，并且承认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之下战时计划经济的存在。但这决不是我的本意。我在我的书的第三十五页上写道：“……把战时的经济调整称为‘经济的计划化’……当然是绝对不正确的”。但是，在我对问题整个的论述中，欠缺必要的马克思主义的明确性。
象要辩护自己的错误时通常要发生的情形那样，我在讨论的时候因如下的主张而更加倍了自己的错误：我认为战后“在若干资本主义国家内出现了一种类似特殊的‘国家计划’的东西”。我应该承认，我关于“资本主义之下的计划化”问题的一切论断，都是严重地撇离我在一九三五年时的正确立场，当时在共产主义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我是如此解释关于“资本主义之下的计划化”之改良主义者的欺骗性的资产阶级宣传的实质的：“主要的原因是：一、市场问题的不可能解决，二、掩护金融寡头掠夺国家财库之倾向，三、掩护为战争需要而改组国民经济之倾向，四、制止工人群众的革命进程之倾向”。
不能怀疑，对与马歇尔“计划”的宣传相联系的、现在由改良主义者所进行的关于资本主义制下“计划经济”的虚伪宣传（注六），进行还更坚决的斗争，是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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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人民民主国家的产生仅仅当作一种政治构造来考察，并将对它的分析转到我所计划中的著作的，关于政治的第二部里去讨论，这是绝对错误的。毫无疑义，这些国家的摆脱帝国主义体系，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的社会经济后果之一，它意味着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加深。
片面的“纯经济的”研究方法，导向对这些国家的意义及性质的不正确估计，导向这样一种估计，在这种估计之下，竟断言：“不论这些国家里的新型经济的产生是如何重要和具有重大意义（不能把这种经济称为原来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但这些国家在资本主义整个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仍比较地不大，并且在基本上一时也不会改变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总前途。”（第二九一页）。
这种估计是破产了的和不正确的。把这些国家当作资本主义国家（尽管不是“在原来意义上”）来研究是不对的，因为，毫无疑义，它们是处在迅速向社会主义道路推移的过程中。认为在这些国家里国家资本主义占主要地位的主张是不对的（我已经在讨论中承认了这一点），尤其不对的是仅仅根据经济统计的考虑把这些国家的意义估计为“比较地不大”。人民民主国家的产生以及其在苏联的经验及各方面帮助的基础上，在执行着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制度之下的经济繁荣及迅速的社会主义的发展，这一切都具有巨大的，原则性的意义。采取非辩证的仅仅“经济的”研究方法以及忘记斯大林同志关于必须遵着新的事物也是在发展之中这一方针的指示，这就使我当时陷入对人民民主国家的性质及意义加以错误估计的道路。
把经济与政治分开还导向各种其他错误；导向片面地把工人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仅仅当作生产因素而与阶级斗争相分开来研究，对两种制度之间的斗争不加重视并且不正确地认为在民主阵营之内的这个斗争“已暂告停止”，不正确地估计在人民民主国家里土地改革的后果；对于这一些，我现在不能一一加以详述。
具有巨大意义的是：由于对问题的不正确的研究方法，我的书里竟然找不到论及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加深问题的地方。这不可避免地使读者得到如此印象：即世界大战对于经济恐慌没有产生影响。当然，在一本书里要研究一切问题是不可能的，但是没有论及资本主义总危机问题乃是严重的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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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义，我对于因批评而揭发的错误的迟迟不承认，是造成了损失的，它使我们的经济学家又折回那些早已由马列主义加以解放的问题上去。更坏的是：这给予帝国主义阵营中的战争挑拨者以散布这些谎言的可能性，即：我是“倾向西方”的人，这就意味着是反革命者，工人阶级的叛徒。
老实承认全部错误，透澈研究其原因何在，以避免在以后再犯，这正是列宁认为对于共产党以及对于个别同志来说唯一正确的对待错误的态度。
列宁在他的理论上深刻的，战斗的著作“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里写道：
“论及个人的东西——加以适当的修改——也能适用于政治及政党。聪明的不是不犯错误的人。这样的人是没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聪明的是犯了不很重大的错误并且能够容易地和迅速地加以纠正的人”。
毫无疑义，我在这一点上是做得不聪明的。
× × × ×
在战争期间所写的前世界经济及世界政治研究所的其他著作中所揭发的错误，在原则上也是属于这一类的。这些著作的作者是在我的领导之下撰写的！我，作为他们的领导者，应负担这些错误的完全责任。
不待说，我当然应该从已经犯了的错误中吸取将来的教训。作为简单的继续，作为我的著作第二卷的在计划中的对政治问题的研究，现在没有实现。如果对大战期间及大战以后的经济变化还没有加以断定的话，那末，撰写关于现代帝国主义政治的独立的著作，在方法上还会是错误的。
列宁在其著作“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分裂”中论及考茨基时写道：
“考茨基的定义，在理论上是完全谬误的。……考茨基把帝国主义的政治与帝国主义的经济分离，把政治上的垄断与经济上的垄断分离，借此为他自己的庸俗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廓清道路……”。
总之，与计划中的我的前著作的第二卷一起，我应该写一本新的另外一本关于战后帝国主义经济及政治问题的书籍，其中不再有“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果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变化”一书中所发生的改良主义错误。
注一：应该说明，在我的著作的匈牙利文本发行后，在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理论机关刊物上曾发表过对于我的著作的批评论文，其中内容与我们党报上所发表的批评论文的内容是一样的。
注二：我们愿意为此回忆：法西斯主义者在口头上也老是从事“反资本主义”的欺骗宣传，并发出关于“德意志社会主义”的谬论。现在一般地很难区分改良主义者（譬如莫卡）与法西斯主义者。
注三：在美国也能看出这种情形。大资本家的报纸“新苏里支报”（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登载题为“新绅士”的一篇美国通讯，我们在其中读到：
“近几年来，在‘白宫’会客室和各部长会客室里，愈加经常地能遇见一种新型人物——工会领袖。在外表上，他们与美国普通的企业界人物没有区别。……
现在工会领袖的收入大约与一般美国企业界人士的收入差不多。这本身也能说明他们的生活方式。……
阶级斗争的思想对于他们仍然是生疏的。他们在脚踏地上，但是头脑里却没有什么理想。他们的思想是集中在他们被宠召去解决的那些眼前问题上，他们不思索关于将来的思想。美国的工会领袖认为自己对于‘他的’工业和‘他的’经济的美好前途的责任正在愈来愈重大”。
这些叙述明白地说明了美国工会领袖的完全脱离工人而与资产阶级相勾结。矿工工会领导人路易斯每年得到薪金十万美元。在最近之前，美国总统所得的薪金还比他的少。
注四：印度经济杂志很抱怨英国工业不供给印度资本家所定的机器及生产工具，这些货物的价金是由印度在伦敦的款帐来划付。
注五：各地的英国帝国主义正在愈来愈多地被美国帝国主义所排挤。近来，英国实际上已被排挤出鲁尔、巴勒士坦、希腊等地。美国的“援助落后地区”计划也是旨在加强美国资本对欧洲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地的渗入，首先是对英国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地。
注六：美国垄断资本家在美国主张“自由的企业家的企业”，要求西欧国家为了美国金融寡头的利益使其经济“计划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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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国侵华史
刘大年
二 逐渐走向独立侵略中国 （续十二）
及五月九日，日本向袁世凯提出最后通牒，美国务院赶紧于同月十五日向中日两国发出一个相同的照会，郑重宣称：
“美国政府兹特声明，现在交涉中之条约，其中任何条款经中国政府承认，而对在华外人之地位有所变更者，在最惠国待遇之下，美国政府亦将享有其利益。”（注：前书，三三一页。）
美国于此取得了与日本合作的代价。因依此声明作用，美国不但完全避免了日本的打击，日进一步利用日本要求，完全从中国人民身上取得了相同利益。
袁世凯一度装腔作势之后，整套接受了日美两国的要求。这增强了他反革命反人民的信心，打定主意要做“皇帝”了。一九一五年五月办完卖国交涉，“筹安会”便于八月间出现。日本一面在提出二十一条时即“希望贵总统高升”，一面又扶助反袁世凯的云南起义。美国则百分之百地支持袁世凯称帝，对袁世凯作大量借款，除直接用于帝制的三次共一万万三千六百万之多（？）外，还有同一用途，别立名目——如修浚运河、振兴实业、整顿经济、修筑铁路……等借款，又达三千三百万，且大部分都是反帝制运动爆发后成立的；其中还有刚付款一部袁便死去，又“鉴于中国时局之不靖”停付的（注：参看许指严编民国十周年纪事本末，下册；外交月报，五卷一期；东方杂志，一三卷一一号）。美国人古德诺又以袁世凯“宪法顾问”的资格，发表一篇著名的君主与共和论，说中国如果改用君主制比共和制好，那是丝毫没有疑问的，理由是：“民智低下之国！其人民平日未尝与知政事，绝无政治之智慧（！），则率行共和制，断无善果……否则外人之干涉恐将不免也。”（注：古德诺：共和与君主论，东方杂志，一二卷一○号。）这个著名的“理论”及大批借款，既鼓励了袁世凯，又对反袁世凯的人民施以恫吓。袁世凯虽然依靠这些外援做了皇帝，但是在中国人民的打击下很快滚到坟墓中去了。
袁世凯的死，使美日侵略者失去能够继续作为总工具的中心人物。日本很快利用了“北洋正统”派的段祺瑞。美国则以继承总统位子的黎元洪为对象。在一个短时间，美国和日本在中国的斗争，又表现为黎元洪与段祺瑞的斗争，所有张勋“复辟”及中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都是这个斗争的产物。
大战开始不久，日本以德国占据青岛为借口，攻略山东，美国即怂恿袁世凯向日本提议限制战区，大为日本所反对（注：注日使馆档案，外交部致陆宗舆电，载王芸生前书六卷，四七页）。后英法等又示意中国参战，日本仍多方拦阻，它怕中国因参战而掺入国际活动影响它的侵略。美国乘机大做军火生意，直至一九一七年二月才宣布加入这个强盗战争，并通知北京政府，“如他中立各国能仿美国政府之举动者，实于世界和平将有裨益”（注：一九一七年二月四日，驻北京美国公使致外交部照会），希望把中国人民卷入这个大屠杀的血泊之中，使中国反动统治者取得在战后发言权的代价，作为帮同美国抵抗日本的助手。这虽在作法上与日本完全相反，而动机则完全相同。但这时日本方面的情况已有变化，它既于一九一五年取得二十一条的特别利益，又于一九一七年二、三月间成立与英、法、意、俄四国的秘密谅解，由四国帮助日本非法取得山东权利，日本则以压迫中国对德宣战为交换条件，所以美国对中国提出上述希望时，日本完全赞成。这时段祺瑞是黎元洪手下的“国务总理”，他正好借此机会取得日本援助来扫荡异己，巩固北洋势力，对“参战”进行不遗余力。美国这才发现中国加入作战止是恰好被日本所利用，于是，掉过身来，又主张中国暂时不要对德宣战，免得引起对外纠纷美国不能援救（注：张忠绂：民六中国参战之外交，载东方杂志二三卷一号。）一九一七年三月段祺瑞为对德绝交问题拟具电稿训令驻日公使章宗祥秘密通知日本政府，请黎元洪签名盖印时，被黎拒绝，发生所谓“府院之争（总统府与国务院）”。段祺瑞运用了“公民团”请愿，“国会”讨论及其他种种手法，尚无确定结果，日本便乘段系“督军”哗变，由日人佃信夫出面活动辫军头子张勋与段祺瑞合作实行“复辟”，驱逐作为美国工具的黎元洪，同时又给段祺瑞日金一百万作军费，背弃与张勋的盟约，迅速将辫子军打散，以便段祺瑞取得更多权利。在此扰攘期间，黎元洪由他的外交总长老亲美派伍廷芳，请美国发表公开声明，表示赞成黎元洪为中国大总统，美国侵略者也觉有此需要，六月四日美政府对中国发出这样一个劝告：
“中国是否对德作战，为次要问题……美国所以关心中国政体及行政人物者，仅中美友谊之关系（！），美国不得不助中国（按：黎元洪）。”（注：东方杂志，四卷七号。）
同一天，美国务院又训令驻英、法、日三国美使，要他们请三国政府与美国采同一行动，向中国各方劝告，英法两国婉言回复。日本则认为这种劝告是干涉中国“内政”，亦即干涉段祺瑞，对美国的要请当然拒绝。美国所作单独劝告也深为日本所不满（注：以上参看张忠绂前文，七八、九五、一○○等注）。结果黎元洪被迫下台，美国的活动又决定失败。
这里必须清楚，美国这个时期对中国侵略多次失败的原因，并不是美国所使用的力量不够，或政策和缓，而是它面对着的竞争敌人力量太强大——新兴的日本又联合了一个老大的沙俄。日俄两国在战争结束不久，即由敌人变为朋友，由于美国对中国进攻愈趋愈紧。日俄关系也就愈演愈密，从一九○七年到一九一六年十月之间，日俄连续订了三个公开协定，四个秘密协定，一九一六年六月日俄第四次秘约上更明确规定两国以军事合作来保障双方重要利益，“须要中国不落在任何第三国政治势力之下”（注：全文载王芸生前书，七卷，四三——四四页）。所谓“第三国”在日俄心目中是美国的代名词，有了这样强大而有决心的敌人，美国侵略者不能在中国逞其大欲，就无怪其然了。
三 争夺中国霸权
（一九一七——一九四五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大战结束）
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到一九一七年达到最高峰。欧洲向美国借债的至十三国之多，仅英、法、俄、意等几个大国即欠美国战债将达一百万万美元。美国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具备了与列强在中国争霸的力量。而原来在中国有重要势力的英国、因被战争削弱，退居次要地位，其投资与债权等方面由维持原状递减至战后，成为第二位。德国失败。法国受伤。美国在经济上虽列第三（注：东方杂志一九卷一三号、三○卷一六号、三十一卷五号），但其政治势力则在英国之上，足与在大战期间迅速澎涨，政治经济都占首席地位的日本并驾齐驱。尤其重要的俄国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成功，划分了世界历史的新阶段，给后来一切世界事件注入了新的因素，而对于美国侵略中国所发生的直接影响，为沙俄崩溃，日本失去一个在中国与美国竞争的有力同盟者，美国面前的敌人较为单纯。这一切，使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进程，在一九一七年达到一个与列强主要是与日本争夺中国霸权的新时期，是年十一月的蓝辛石井协定，是美国在这个新时期与日本交锋的第一个回合。（注：蓝辛石井协定十一月二日成立，在十月（十一月七日）革命前数日。所谓新时期，是着重协定新的意义上，日帝俄所代表的侵略势力，二月革命已大部推翻。）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