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列宁与苏维埃文学的产生 （续完）
伊凡诺夫著
华明译
列宁把为富翁服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真诚愿为革命服务的真正有教养的知识分子加以区别。
列宁写道“有教养的人们已经来到人民的一边，来到劳动者一边，而且正在帮助打破资本奴仆们的抵抗。
这样的人的数目一天一天地多起来。在革命前的资产阶级贵族文学的代表中，有这样一些文化教育的泰斗，例如著名的诗人亚历山大·布洛克与瓦列里·布柳梭夫。布洛克与布柳梭夫，好象要证实上边所引列宁的话，在十月革命最初的那些日子，即来到革命阵营，把他们的天才供献给革命，尽管他们的从前的“朋友”对于他们的责骂象潮水一般涌来，这并不是偶然的。正是十月革命鼓励着布洛克去写出他的著名的“十二个”。
在文学与艺术的领域中，苏维埃专家的训练，恐怕是最困难的任务。新作家只能从人民当中产生出来，人民就是产生天才之不竭的源泉。列宁说，只有在社会主义下，劳动人民“才能显露其能力，发展其才能，表现其天才，这些才能、天才，是人民中的一种无尽藏的泉源，而资本主义则成千成万地把它们压碎、摧残、绞杀。”
在劳动人民中去发现天才，把他们造就成为一切活动领域（包括文艺在内）中的专家，是头等任务之一。“无产阶级文化”极力想插手这件事情。顾名思义，这个组织曾经宣布其宗旨为精心研究无产阶级文化。但是它没有成功，而且也不能成功，因为它把基础放在错误的哲学与组织的前提上，这就不能不把他们引导到严重的政治错误，最后的分析，就是引向失败。
“无产阶级文化”的最大错误，就在于它排斥过去的文化，同列宁所说要批判地吸收之的方针是背道而驰的。
“无产阶级文化”的错误，还在于企图用实验室的方法去“创造”新的无产阶级文化。
按照“无产阶级文化”的“理论家”的意见，社会主义文化既不是在新社会的建设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也不是在与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而是在那些脱离生活与斗争的，供作培养新文学与新艺术的“制作家”的温室的特别学术机关中、研究室中建立起来的。这种意见否认劳动群众对于社会主义文化之建立会有什么影响，这种观念认为：“专家们”把制作好了的“无产阶级文化”。奉献给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则只等着去享用就是。
“无产阶级文化”关于文化事业，使它自己离开共产党与苏维埃政府，说要保持它的“独立性”与“独占权”，这种倾向也是根本错误的。
因此，无产阶级文化研究室发现。他们自己脱离了群众，在他们周围不能激起任何反应。从工人阶级中出来的诗人和艺术家，也都在这些研究室中脱离了他们的本阶级，证明了他们不能创造任何新文化。他们为资产阶级的诗学所迷惑，而且常常滑入小资产阶级的放荡情绪之中。
列宁讽刺地嘲笑了“无产阶级文化”所企图的要“栽培一种无产阶级文化”的幼稚可笑的方法。列宁主张大规模地提高一切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平，推进公众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在内）。他认为这才是训练我们所需要的促进新的社会主义文化的人民的道路。
在内战以后，为列宁所视为社会主义建设成功必要前提之一的文化革命，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在提出文化革命的思想时，列宁驳斥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一个基本教条，他们断言，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先有一批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训练好了的无产阶级文化与行政的干部，只有在有了这样训练好了的干部之后，无产阶级才能取得政权。这个教条也为俄国孟塞维克（包括“无产阶级文化”的“领袖”巴格达诺夫）所倡导。列宁对于这种出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怯懦的论断，给予了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如果说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相当的文化水准（虽然谁也不能说，这个相当的“文化水准”究竟怎样），那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争得造成这个相当水准的必要前提，然后就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走向前去，追上其他各民族呢？”
在提出文化革命的思想时，列宁还拟定了实行文化革命的实际方法与手段，即在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训练文化大军。
列宁与斯大林制定了一系列的提高城乡以及各边疆民族劳动人民文化水准的方案。
这些方案，后来几年，在苏维埃文学的发展上，起了重大作用。群众，当把文化介绍给他们时，即开始从他们自己的队伍中培养出来了苏维埃作家的主力。因此，关于文学，这是一种长期的政策。
苏维埃政府与共产党自然不能把他们自己仅仅限制在期望将来上，即在当时，人民就需要一种帮助他们保卫苏维埃共和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学。事实上，这样一种文学，在革命之始即存在着了。
伟大的诗人马雅可夫斯基，除了较大的作品如“一亿五千万”“神秘的喜剧”等等之外，还写了很多充满革命热情的诗。
在这些年中，诗人在他的工作中，花费了很多时间，为俄国电讯社“罗斯达”写了许多以诗标题的宣传广告。
德穆扬·白德尼的诗，在内战几年中达到了它的顶点。他的许多诗，当时在前线红军与后方劳动人民中，成为非常普遍流行的读物。
在内战结束后不久，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富曼诺夫的“夏伯阳”，格拉德科夫的“土敏土”，以及其他苏维埃文学的一些杰作，都出现了。特别伟大的，是在这时期也是高尔基的全部生活中高尔基所起的作用，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创建者，他不仅是较老一代无产阶级作家的导师，而且是整个苏维埃作家的导师。
除了在建设新文化中的组织工作的繁重任务外，高尔基在苏维埃建设的时期，还写作了“我的大学”，“阿尔达莫诺夫”，“克里姆·萨姆金”等等这样一些杰作。
除了这些著名作家，还有许许多多不知名的青年诗人与散文作家，他们都充满了革命热情，这些作家后来都在苏维埃文学中赢得盛名。
这些作家享有苏维埃政府的经常支持与关怀。在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初年，列宁虽然成天忙于指导战争与复杂的经济问题，但他仍然非常注意有关文化尤其是文学的问题。在那时候，苏维埃作家们已曾从列宁那里得到极有价值的指示，这些指示引导他们走上正确道路。一九二○年末，在内战的主要战线上的战争行动刚刚终止之后，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即根据列宁的建议通过并公布了一封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关于文化与文学问题的特别的信。
象往常一样，苏维埃政府在文学领域中所采取的政策，也是显著的表现了为艺术的党性、为艺术与共产党政策之间的密切结合、艺术与工人阶级及最广泛的人民群众的利益之间的密切结合而斗争的精神。列宁于一九○五年在“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一文中所提出的伟大原则，被贯彻到实践中去了。
列宁在这篇文章中揭露了资产阶级艺术家的虚伪的“自由”，他写道：“生活在社会之中而又超脱于社会之外，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的作家、艺术家、剧人的自由，不过是对于钱囊、贿买、津贴之秘密的（或虚伪地装饰的）依赖而已。”
列宁继又指出：无产阶级文学，不能是非政治的，不能是“为艺术而艺术”的，而是要在公众生活中起一种重要进步作用的。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即不倦地在为这种原则而斗争着。
进行这种斗争，在苏维埃制度建立的最初几年中更属必要，因为那时资产阶级作家特别顽强地提出所谓“纯艺术”的观念，他们要求至少要把诗给他们留作逃避其所非常痛恨的革命现实的一个避难所。这些公然仇视革命的势力的影响，也伸展到某些自命为拥护无产阶级的文学团体。例如我们已经看到“无产阶级文化”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它力求离开党而“独立”，争取它自己的“自治权”。
列宁与斯大林无情地揭露了一切这种关于所谓“中立”的空谈，剥去发这种议论的人们的所谓“无党无派”的假面具。指出这种假面具常常总是掩盖着革命与苏维埃人民之顽固成性的敌人。
党的中央委员会，在其论“无产阶级文化”的信中着重指出：正是这种要求离开党与苏维埃政府而“独立”的辩护，宗派主义的传播，在人民当中的孤立，才不可避免地使“无产阶级文化”成为资产阶级影响工人阶级的一种工具。这种“独立”立场，只是有利于资产阶级。
在“无产阶级文化”的伪装之下，他们以资产阶级的哲学观点（马赫主义）供应工人们。而且在艺术领域中，他们以荒谬的、恶劣的趣味（未来主义）孜孜不倦地教诲工人们。
这封信是一种真正的历史文献，显示列宁是如何锐敏地追逐着文学问题。它再一次确定了列宁的原则，即：从党的观点说，文学是构成无产阶级与全体人民共同事业的一部分。这封信主张：“不是在口头上，而是从行动上”，去创造“一种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那就是说，要创造一种充满党的精神与符合工人阶级与劳动农民利益的文化与文学。
信中说：“在‘无产阶级文化’中最好的工人阶级分子将会充分懂得支配着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的动机是什么。”
“中央委员会想为它（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创造更健康和正常的条件，并给它一个充分参加各方面艺术活动的机会。”
创造“更健康和正常的条件”，意即结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对于年青的无产阶级作家们的指导，这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与颓废的资产阶级文学相联系而与群众相脱离的。
同时，中央委员会与党要求对于作家不应有“小监护制”（Ｔｅｔｔｙ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ｓｈｉｐ）。因此，列宁在“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那篇文章中所说“文学事业尤其不能服从于机械的平均化、水平化”（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ｅｑｕａｌ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ｌｅｖｅｌｌｉｎｇ），“在这种事业里，为个人的创造性，个人的好尚保证较宽大的范围，为思想与想象，形式与内容保证充分自由，是绝对必要的，”这种原则是在当时所发生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所必须采取的。
关于文学之重大的教育价值，列宁指出：它的力量在于忠实地反映现实，具体地描写新生活的建设，“………更多地注意共产主义建设之最简单的可是最有生命的那些事实，取自生活而又为生活所考验了的那些事实——这是我们大家，我们的作家，鼓动家，宣传家，组织家等等所应不断反复重复的口号。”
在给作家提出这种要求时，列宁就是这样指出他们的工作所应采取的根本方向。
然而，具体的现实，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劳动人民之生动的经验，只有那与这种现实，与群众密切结合的作家，才能表现出来。列宁劝告文学家们要潜沉到生活的深处，与人民保持密切联系。这种劝告，我们在列宁当时写给高尔基的一封信中就可以找到。
列宁并不把作家的任务限制于消极地反映生活现象。他要求要在现实的革命发展过程中去表现现实。他要求要去描写新事物的萌芽，描写新事物战胜旧事物的斗争。因此，即在那时，列宁即已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之重要原则的轮廓，而后来又为斯大林所精细的规定之。
列宁在其所写“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写道：
“伟大跃进时代之真正足以注意的地方，就在于旧制度的碎片极多，并且有时比新制度的幼芽（不是常常可以一眼看到的）的数量积累得更快些，这就使我们要善于从发展路线或链条中抽出最重要的环节。有这样的历史时机，这时为谋革命底胜利，最重要的是在多积累些碎片，即是多破坏些旧机关；也有另一种时机，即在破坏已经足够的时候，当前的事情是一些平凡的工作（在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看来是‘枯燥无味’的工作），即清除碎片的工作；此外还有一种时机，这时最重要的是在瓦砾还没有清除净尽的土壤上，殷勤地看护着从碎片下生长出来的新制度底幼芽。”
列宁用这些辉煌的话给文学展开了一幅崭新的远景。
既然批判的现实主义之古典文学的主要功绩，是在于它之破坏旧的现实，现在年青的苏维埃文学的主要任务，就是肯定新的社会主义现实及其新生的枝叶。
列宁教导作家们，即令新的幼芽在开始时常常比旧的要微弱些，也不要失望，因为将来仍是属于它们的。
谈到新事物的描写，于是就发生了苏维埃文学的革新问题。资产阶级艺术家把文学革新看作是由各种各样形式主义的歪曲东西所凑成的，极力否认艺术内容的重要性；而布尔塞维克党却教导我们：苏维埃文学与艺术的革新，首先必须是为一种新的内容所决定。新的观念、新的英雄、一种新的道德准绳等等，所有这一切，是决定苏维埃文艺的新形式降生的前提条件。马雅可夫斯基，苏维埃诗学的伟大革新者，有一次宣称：“只是十月革命产生了新的大观念，才要求新的形式，”这话不是偶然的。
虽然列宁对于新东西的发表付予极大的注意，可是他认为：严格检查所有这一切发表的东西是否真正革命的与共产主义的，却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当会记得，在那些年，未来派、想象派以及其他的颓废派团体，都企图把他们的货色当作惟一无二的共产主义艺术提供出来。列宁峻烈地批评过这种假的革新。在他与蔡特金的一次谈话中，他说：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凡是新的都崇奉如神，仅仅只是因为‘它是新的’呢？胡说，完全胡说！所有这些，全是诞妄，而且，自然，这是对于流行于西方艺术的时髦之不自觉的崇拜。……我不能把表现主义、未来主义、立体主义以及一切其他‘主义’的作品视为艺术天才之最高表现……我从那些东西得不到一点愉快。”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列宁不仅揭露了这种“革新”的虚伪说谎，而且也暴露了它的根源是对资产阶级西方献媚。
同时，列宁对于文学（包括外国文学）中的一切真正新的现象，非常注意和关心，非常称赞象巴比赛的“火线”与“光明”这样的作品。
遵照列宁的指示，文学之群众性的问题，现在是以一种完全新的方法被提出来。
刚在十月革命后，列宁即已指出而且随后还加以强调，说：“历史现在是独立地被千百万人民所创造着”，并且群众已经成了历史的真正主人。对于苏维埃作家，仅仅与群众有共同感情或在他们的解放斗争中帮助他们，那是很不够的，因为过去的最好作家都具有这种特点；他们现在必须作得更多些；现在要把劳动人民、工人和农民，当作历史的主人，新的生活的建设者去看待。在内战后的最初几年中，苏维埃作家已经反映了群众在工作中的光辉业迹。这只提到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富曼洛夫的“夏伯阳”，格拉德科夫的“士敏土”等等就够了。
列宁对于文学之人民性质的问题的意见，认为不仅是要写关于人民的东西，而且要为他们而写。
列宁对蔡特金说：“……我们应当常常把工人和农民放在我们的心目中。为了他们的目的，我们必须学习管理事情。这也可以适用于艺术与文化”。他更进一步告她说：“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深深植根于劳动群众之中。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懂得，所爱好。它必须把这些群众的情绪、思想与意志结合起来，并提高他们。”
列宁要求文学必须接近人民，是与他所说作家必须为人民而写作的原则相联系的。列宁主张：正是为了群众，正是为了广大人民队伍，必须写得明白晓畅。
列宁的这种要去想工人和农民，要说得明白易懂的指示，是与没落的资产阶级文学的教义有根本的差别。资产阶级文学的特点正与此相反：词藻的粉饰雕琢，形式与结构的堆砌复杂，他们是为一小群美术家与高贵人物而写作的。
这就是为什么列宁看到那些写得语言简明，描写生动，能为普通劳动人民所了解欣赏的书，他总是那样热烈地欢迎。
但是，虽然列宁要求文学必须是能接近劳动群众的，他却又教导我们：“不要流于庸俗化，不要降到未发展的读者的水平，而要稳步地提高其发展的水平。”因此，作家没有权利为了通俗化之故而去跟着读者的尾巴跑，相反的，必须去领导他们。
最后还必须提到一个问题，列宁在很早时候即已非常强调讲过的，即文学的真实性问题。
列宁对于真实性赋与非常巨大的重要性，他认为：这种真实性，乃是我们宣传力量的主要源泉。在第八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他着重指出我们的宣传之所以“能够取得世界闻名的成功，是因为我们在全世界的宣传，当是告诉工农以真理，而一切其他的宣传，则是告诉他们以谎言。”
关于文学，列宁认为：一种作品真实与否，是它的艺术力量之最重要的标准。他要求作家应当知道他所描写的事变及其所引证的事实，而且不是表皮地知道它们，而应是完全地详细地知道它们。一个作家要能够得到这样知识，就只有积极参加人民的生活和斗争。
列宁在苏维埃政权最初几年，在其著作中所描画的文学大纲的轮廓就是如此。后来这一纲领又为斯大林——列宁的最亲密的学生及其事业的继承者，按照新的历史形势而更进一步发展和补充了。
列宁的这些不朽的观念，是现在苏维埃文化、艺术与文学中的高潮所由汹涌向前的源泉。
（译自苏维埃文学月刊一九四九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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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纪念杨贤江同志
潘梓年
贤江同志，已经逝世十八年了。他是五四以后青年运动的宣传教育者。今天的青年，亦许很少知道他的名字，当年的革命青年，以至中年，老年，却很少不知道他的名字。五四以后，在中国青年中，掀起了一股企求新中国快快出现的热潮，如饥如渴，如醉如狂。大家在憧憬着，讨论着，争辩着自己想象中的新中国将是怎样的一个面貌，各自拟出一幅新中国的图案。自以为是，各不相让，常常彼此争论得面红耳赤，好不热闹。等到大革命一失败，蒋介石的恐怖统治就把那些热情的争论者分开了。有的感到幻灭，仍旧去过他迷迷糊糊的生活。有的却坚持着新中国一定能够来到的信念，继续钻求到达新中国的道路。——这就是贤江同志所属的一群马列主义的信徒。
贤江他们，当即出版一个刊物，专供青年阅读，探究实现新中国的道路。因而为当时蒋介石统治所不容，只得流亡到日本，在那里读书，并且写译了几本关于新教育的著作，靠稿费来养活自己。但是中国的革命爱国青年也不能见容于日本的反动统治，他们又只好转回到祖国。贤江回到上海，只能蛰居朋友家一间楼上，那时他的健康已经很差，但既房门都不许出，还讲什么治病。后来结核病到了十分严重，才由朋友们筹募了一些钱，再到日本去医疗，终于不治而死。
事隔一十八年，天下已经大变。当年革命青年所憧憬、所追求的新中国，竟已现出了大半身。今日的青年，对于新中国，已再不用憧憬，而要照着自己领袖毛主席所打的图样来按步就班的努力建筑了。在这情景之下，我们追念贤江同志，一面为他当时的遭遇不胜悲痛，一面却要为我们今天所走的光明大道，对他深深感谢。鲁迅说，路是踏出来的，今天的光明大道上，就印着贤江他们许多同志的脚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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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纪念杨贤江先生
叶圣陶
杨贤江先生去世一十八年，我们才来纪念他，以前只是记在心头，没有为他开过会，写过纪念文字。
我跟贤江先生在商务印书馆相识，同在编译所。他编辑“学生杂志”，可不是主编。他一方面顾到主编人的意旨（在当时也不很高明的意旨），一方面不肯放松读者的利益，居然使“学生杂志”在学生界起了不小的作用，现在的中年人还能记住民十几年间“学生杂志”给他的影响。这回事看似平常，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他的生活最有规律。工作时间以外，什么时候读书，什么时候运动，很少有更改。偶尔去看他，见他必恭必敬的坐在那里用功，立刻想起这是他的读书时间，就不好意思多坐了。我好几次猜想，他这么认真，大概受过理学家那一套说法的影响。后来知道果然。但是他那时候已经是个革命者了。从阶级意识说，从唯物唯心的观点说，革命者跟理学家截然不同。然而在凡事认真这一点上，彼此却有某种类似的方面（那些假冒的当然不能算在内）。从理学转到革命的似乎很有几位，恽代英先生也是一个。
他怎样干革命活动，我不大清楚。只知道到编译所来看他的人很多，会客室里时常可以见着他。青年们对他很有信仰，开什么会往往找他去演说。他曾经邀我加入共产党，有一天，他叫我晚上就去行入党式。我没有答应他。
他平时研读跟著译大多在社会科学跟教育方面。他的对于教育的见解，现在看来也还是正确的。本来，只要认定教育并非孤立的事项，只要认定教育该为什么人服务，见解就错不到哪里去。我想，如果他健在到今天，也许早就到老解放区里干了多年的教育工作吧。凭他的认真的精神，配合着解放区里色色求其土生土长的风尚，在教育上该会有不少的贡献。
他讲究卫生，经常作健身操，挺挺的高高的身躯，肩膀宽阔，脸色红红的，谁都看得出他是个标准的健康的人。不料他忽然病起来了，我现在已经记不清，好象是肺结核。只记得去看他的时候，他不是静静的坐着就是静静的躺着，说需要多多休养。后来病入了肾脏，医治总不见好。他的夫人韵漪照料他无微不至，不说自己劳困，只为他的病在他看不见的时候皱眉。最后到日本去治，割了一个肾脏，经过相当好。可是不几天突然转变，他去世了。韵漪带回来他的骨灰。
十几年来，韵漪在学校担任教师，艰苦的生活，勤劳的服务，直到如今。朋友间都说她不愧为革命者的遗族。一个儿子在抗战期间进了苏北解放区，就没有消息，历年来托有关方面详细打听，毫无结果。朋友们都想，恐怕牺牲了，可不敢当她的面说。最近上海传来消息，说她的儿子有了着落，大家替她欢喜，她自己的欢喜当然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