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苏联是中国人民的无私和真诚的朋友
亚加波诺夫
苏联由于其保卫和平民主与反对帝国主义反动势力之斗争而得到了全世界千百万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斯大林同志在二十六年前说道：“……苏维埃政权之所以极负众望并非因为别的，而是因为它在资本主义包围的艰难情况下忠诚勇敢地实行了和平政策”。
苏联保卫各国和平安全的斗争乃是苏维埃社会主义政体的本质所确定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是苏维埃国家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苏联的外交政策乃是始终如一的保卫着各民族间民主和平的斗争政策，这种政策的基础是充分尊重各民族的尊严、权利和主权并帮助各民族为自己解放与独立的斗争。
苏联国家和列宁——斯大林党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劳动人民的利益。苏维埃政权消灭了阶级压迫和一切民族压迫，它立足于苏联所有民族的劳动群众亲睦合作的根基上。
苏联国家决不允许压迫和剥削的存在。领土侵略、殖民地压迫，以及民族压迫等等，和社会主义国家是无关无缘的。
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的初期，以列宁和斯大林为领袖的苏维埃国家就宣布了一切民族独立自由决定自己命运的自主权利。苏维埃国家把沙俄强迫各弱小民族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全都废除了。中国及其它许多国家认为自己得到了民族独立应归功于苏联的决定性帮助。一切殖民地，所有的附属国都把苏联看成它们的忠实朋友和保护者，看成它们将来摆脱帝国主义魔爪的榜样。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民族与种族平权的列宁——斯大林思想已获得胜利。各民族友好的斯大林精神所培养出来的苏联人民，尊重各外国的主权和独立，一向表现，现在还是表现着与一切爱好和平的民族和平共处的决心。
苏维埃国家有它自己的武装力量，这批武装力量机警地保卫各民族的和平与安全利益已历时三十一年了。列宁——斯大林党以国际主义精神培养出来的苏军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内粉碎了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军队，保住了祖国的荣誉和独立，并从法西斯奴役下解放了欧洲各民族。
苏军在西方和远东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他们从希特勒的奴役下解放了千百万苏联人民和欧洲的许多民族，并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解放了远东各国的人民，首先是千百万中国人民。由于苏联的出兵，十四年来受尽日本帝国主义者之极端压迫的东北人民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由于在歼灭日本军队的事业上有主要贡献之苏联的决定性作用，日本帝国主义在一九四五年败北了。
苏军的胜利以及日本帝国主义溃败的结果，使远东打下了各民族持久和平与安全的基础。帮助打下了这个基础的就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在莫斯科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苏关于中长铁路之协定以及关于旅顺口和大连港的协定。
苏联人民早就大大同情中国人民反对国内反动派和外国帝国主义者的英勇斗争。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及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年期间，苏维埃区在中国边疆各省的成立等等，——使苏联人民欢欣鼓舞。苏联人民在卫国战争期间经常感觉到中国人民给他们伸出友谊的手。
苏联人民爱护与尊重中国人民及其民族主权的感情在苏军从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下解放东北人民期间充分地表现出来了。苏军粉碎了日本精锐的关东军，因而加速了日本在整个太平洋战场上，特别是在中国的投降。所以说，惟独在苏联及其英勇军队的帮助下，中国人民才得到了从日本帝国主义铁锁下的解放。
国际主义的感情，爱护与尊重其它民族主权的感情在苏联人民中间高度地发展了。因为苏联以这种高尚的感情为指南，所以到一九四六年春天，就把它在东北的军队全部撤完，给了中国人民以自己决定自已命运的可能性。
日本败退后，中国反动派在美国帝国主义者的帮助之下发动了中国内战。美国帝国主义者把他们的军队派到中国去了，为国民党的军队供给了军事教官和枪炮子弹。为了巩固国民党的政权和抢夺中国的财富，给国民党反动派支付了六十亿美元。然而，蒋介石和他的美国主子的计划已经可耻地失败了。
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感到两万万苏联人民在精神上的友谊帮助，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得到了历史性的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歼灭了大批大批的国民党军，从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解放了东北、华北和华中，并解放了中国的许多大城市——北平、天津、南京、上海、武汉等等，而现时正在华南继续着胜利的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破坏了世界帝国主义的基地，并巩固了以强大苏联为首的民主阵营。
战后，苏联一直保卫着以各国平权和承认以各大小民族独立为基础的持久民主和平。它所主张的是，侵略者必须对自己的罪行负责，必须赔偿那些曾受过侵略的国家的损失。它的斗争目的就是为了清除法西斯残余，使各民族有可能在自己的国家里建立民主制度。
这些措施之实现将会建立起全人类所关怀的真正的持久和平。然而，英美帝国主义者决不想建立这样的持久和平。虽然他们也在高谈和平，但是实际上却实行着挑拨新战争的政策。美国和英国正在破坏着各民族的和平合作，正在蹂躏着各国的民族独立，正在搅乱着民主的秩序，并正在进行着反苏反新民主国家的造谣运动。
苏联仍旧坚决地保卫着各民族的独立。苏联遵从波茨顿会议关于必须使德国变成统一的、爱好和平的民主国家之决议。
相反地，英美帝国主义者却实行着旨在分割德国和变西德为美国军事工业基地兼进攻苏联与新民主国家之跳板的政策。英美帝国主义者正在阻止签订对德和约。
美国政府也正在阻止实现波茨顿会议的其它一项重要决议，即关于使日本解除武装而民主化的决议。
苏联要求完全解除日本的武装。苏联主张在日本建立民主的制度，为的是使它不能够再次发动新战争或者变成美帝国主义者之侵略计划的武器。
占领日本的美国军队现正扶植着日本的反动秩序。美国当局保留着日本的资本主义垄断，隐匿着日本的战犯，迫害着其民主的组织，禁止其工人罢工，并且为日本资本家和地主的利益而镇压着其工农运动。美国企图把日本变成它的殖民地，变成反苏、反中国和反朝鲜的军事基地。
苏联始终如一坚决地在联合国组织的讲台上揭发着和平的一切敌人。一九四六年十月，莫洛托夫同志代表苏联政府在联合国大会上提议必须实行普遍的裁军，以巩固国际的和平与安全。他又曾提议禁止为战争目的制造和利用原子能。在下一届的联合国大会上，苏联则提议应禁止战争宣传、承认战争宣传乃犯罪行为，并应宣布战争挑拨者为罪犯。
苏联的提议受到全世界人民大众的热烈拥护。
当美国、英国及其它资本主义国家正蹂躏着各民族的独立和自由的时候，苏联则向全世界表现着尊重各大小民族之独立和自由的榜样。关于这一点，显著的例子就是苏联在朝鲜的政策。美国政府经常以拒绝答复苏联关于苏美从朝鲜同时撤军的一切提议。虽然如此，苏联政府从北朝鲜完全撤退了自己的军队，为的是使朝鲜人民完全有可能成为自己治理自己的国家。
苏联的外交政策乃是它尊重各民族之自由和独立的明显证据。苏联外交政策的基础乃是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存与经济合作以及在它们之间成立协定的可能性。斯大林同志说，如果有合作的希望，则不同经济体系之国家的合作完全可能。
美国和英国反动派正在实行的政策乃是另外一种。美国、英国和法国的统治集团拒绝了国际和平合作的政策，而恢复了旧的反苏政策，这个旧的反苏政策曾由它们实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曾一次为全世界人民制造了严重的结果。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发生的复杂情况下，苏联始终如一竭力地进行着反对一切战争挑拨者而保卫坚牢的持久的民主和平的斗争。
旨在支持和平的苏联外交政策符合于一切极关心保卫和平之国家的利益，帮助全世界各受压迫的民族进行着从资本主义奴役下解放的斗争。全世界的人民为了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坚决斗争而站立起来了，因为资本主义曾给劳动者带来了无数的灾难，并正带来将世界投入新帝国主义战争之火焰中的威胁。
莫洛托夫同志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报告中说道：“帝国主义者底基地正在动摇着，任凭他们再怎样拼命挣扎，也挽救不了资本主义临近着的末日。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条条道路都是通向共产主义的”。
共产主义现已成了伟大的力量。全世界成百万新的战士加入了打着共产主义旗帜的队伍。走在全人类的这个强大运动最前列的乃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苏联人民乃是现正为反对压迫和剥削而斗争之一切国家劳动者的先锋队。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者也在苏联的榜样上看出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苏联工人阶级的经验给全世界的劳动者指明了消灭资本主义奴役的道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认为苏联就是他们的好朋友，是他们的民族独立和光明希望的保卫者。
爱好和平的苏联外交政策符合于苏联人民和一切爱好自由的人民的切身利益，给苏联在全世界劳动者中间创造了极大的声望。苏联的外交政策之所以有力量和英明，是因为领导这个政策的乃是苏联共产党（布）和劳动者的伟大领袖与导师斯大林同志。 （徐徐译。转载自七月七日大连“实话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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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成本会计制度是社会主义的经营方法
Ｋ·费达歇夫作 沈江译
苏联部长会议与联共中央关于自一九四九年三月一日起再度实行减低物价的决议，鲜明地表现了列宁、斯大林党对于不断提高劳动者生活水平的关心。这次减价之所以可能，是由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强大的繁荣，及苏维埃人民在布尔塞维克党领导下所实行的战后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
五年计划的伟大的任务，要求动员庞大的资源，加强社会主义资金积累及提高各企业与各经济部门的盈余，实行严格的节约制度。为了完成这些任务，必须极力巩固成本会计制度（亦译经济核算制——编者），缩减每一企业的生产费用水平，力求在物资与金钱的现有数额下，在严格节约其开支的基础上给国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生产品。
从去年开始而现在正在胜利发展的超计划资金积累的社会主义竞赛，及由于莫斯科的先进企业的倡导而日益展开的加速流动资本周转的斗争，鲜明地证明了布尔塞维克党所领导的成百万苏维埃人民，正在积极地为节约资财支出而斗争。没有这一点，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成本会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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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成本会计制度，乃是有计划地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方法，是社会主义的经营方法。它可以促进用物资与金钱的最少支出来完成国家计划。
成本会计制度是以社会主义国家对于价值法则的有意识地利用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下所存在的国营企业工人劳动与集体农庄农民劳动之间的差别，熟练劳动与不熟练劳动之间的差别，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使直接用工作时间的单位来计算社会劳动的支出成为不可能，并引起价值计算的必要。价值计算是以货币的形式实现的。
沃兹涅辛斯基同志说：“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法则表示必须实行货币计算，而不仅是实物计算和计划生产费用——用于生产社会生产品的社会劳动的支出。这是非常紧要的，因为社会主义要求对生产要有最严格的计算与计划。”
成本会计制度的基础，在于社会劳动支出与其结果有计划的相适应。实际上，这表示国家要求实行成本会计制的企业的支出须要有与之相当的收入来抵偿。
实行成本会计制的企业的支出，首先乃是生产生产品的费用，这种费用的多少，是用计划来确定的。至于收入，则是按照国订价格出卖生产品所得。因此，胜利地完成其所承担的计划，并遵守计划所预定的费用标准的企业，是完全有可能使收支相抵的。
各企业所生产的生产品的价格，是由国家规定的。而国家规定价格，则是从生产品的成本与各该企业的计划利润出发。在生产消费品的部门，并要从国家所征收的营业税出发。同时，营业税的总额是由政府按商品种类确定的，且固定于商品价格上，总额的多少是硬性规定了的。至于成本与利润之高低，是由企业的工作所直接决定的。在一定的物价水平下，生产品的成本愈低，则企业的利润愈高；反之，提高成本便必然使利润减低。
仅是以数额是用计划规定了的商品价格，来补偿企业的生产费用所达到的程度，便决定了企业工作的财政结果（盈余或亏蚀），并直接决定于企业在数量指数和质量指数两方面完成所承担的计划的程度。成本会计制度便是以极力减低生产品的成本和增大企业的资金积累为目标的。
但减低成本不仅表示企业的资金积累增大，同时也表示了财政情况的改进。有步骤地减低产品成本，便可以使国家有可能减低商品的零售价格，从而促进劳动者实际工资的增加，提高卢布的购买能力，改进卢布对外币的汇率。
斯大林同志教导说：“只有有步骤地减低商品价格的工业，只有以有步骤地减低产品成本为基础的工业，因而，只有有步骤地改进生产、技术与劳动组织以及管理经济的方法与形式的工业，——只有这种工业，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工业，因为只有这种工业才能向前发展，只有这种工业才能使无产阶级获得完全的胜利。”（见斯大林全集第九卷第一九四页）
党与政府之所以有可能自一九四九年三月一日起实行再度减低物价，是由于社会主义工业在一九四八年中达到了劳动生产率的大大增高，和日用必需品生产的提高及产品成本的减低。由于国订零售价格减低而使人民获得的巨大盈利，乃是国家预算的亏损。这一亏损应该予以抵偿，而且毫无疑问，将以劳动生产率的再度增高及工业产品成本的再度减低来抵偿。解决这些任务的最重要的方法，便是进一步地力求节约国家资财，进一步地巩固各企业中的成本会计制度。
成本会计制度保证着每一企业的工作的个别计算，并显示其实况。它以卢布监督企业的生产计划与财政计划的实行这一方法，影响着企业的全部工作过程，并刺激着最新颖的技术的发扬及其合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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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实行成本会计制度的第一个必要条件，乃是该企业在国家所规定的计划限度内有实际的独立性。企业的这一独立性表现于给予企业以法人的权利及支配国家所分配予它的资财的权利。国家分配予它多少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是看生产计划和财政计划来确定的。
分配予实行成本会计制的企业以其所必要的资财，乃是实行成本会计制的物质基础。企业有其独立的资产负债表，其中反映了国家所分配予它的资财。企业为了保管与支用金钱，得在苏联国家银行中立下一个帐项户头，使用这一帐项以进行其业务。实行成本会计制的企业并且有权在紧急情况和负责归还的条件下，获得银行的特殊信用贷款。
确定企业在成本会计上的独立性的这一切条件，保证着使订计划的严格集中与企业在实行计划上最广泛的创造性结合起来。企业于完全利用它所获有的成本会计制的权利时，便有可能寻求效果最大的方法来完成国家所规定的计划的任务。但同时，企业也应该严格地遵守国家所规定的计划的纪律。
企业成本会计的独立性，需要该企业对其经营结果、对保存国家所给予它的资财及从利润中补充资财，担负物质责任。列宁写道：“托辣斯和企业之以成本会计制度为基础，正是为了使它们可以负责、并且可以完全负责使自己的企业不致亏损。”（见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四二○页）
实行成本会计制的企业的物质责任，也表现于对规定在企业相互间的经济合同中的相互义务违犯时的制裁上（罚金，惩处，违约罚金，损失补偿）。因此，对不履行合同而加以制裁，乃是买卖双方以卢布进行相互监督的方法。
国家通过资助、信贷制度，实现用卢布来监督实行成本会计制的企业。财政机关与银行，按照企业完成其所承担的生产计划与财政计划的程度，而对企业给予资助和信贷。这些财政机关用对实行成本会计制的企业给予资助与信贷这一影响的手段，而达到该企业的工作的改善，对于没有完成计划和在工作中违犯成本会计制原则的企业，则在资助及信贷上给予制裁。
除了物质责任以外，成本会计制度还规定了企业在完成和超过国家计划时的物质利害关系。工作得好的企业有权利成立公积金，其中有一定的一部分是作为该企业的计划中的利润和超计划的利润的。但是，这一公积金只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才成立的，条件便是：企业在总合表现上和当然也在规定的分类上，都要完成所承担的出产商业生产品的计划，企业要完成减低产品成本计划中的任务及利润计划。只要违犯这两个条件中的一个条件，便会使企业丧失成立公积金的权利。
公积金乃是实行成本会计制的企业在争取完成计划并超过计划的斗争中的重要刺激。公积金的资财用于：扩大生产，改进该企业工作者的文化生活条件，给予他们以个人奖金及临时援助。
在全苏联社会主义竞赛中获胜的企业所应得的奖金，对于工作得好的企业给予了物质鼓励的重大意义。
实行成本会计制的企业，在其工作总结上的物质利害关系，反映着社会主义制度所特有的工作者，个人利益与整个国家利益的结合。这样，成本会计制度便创立了巩固与发展社会主义原则的条件。社会主义的原则便是：各尽所能，按劳取酬。
我们工业中的先进企业严格地遵守成本会计制度的原则，在节约及加速流动资本周转的斗争上获得了重大的成绩。一九四八年获得了五千二百万卢布超计划资金积累的科洛明机器制造厂的全体人员，与索尔莫夫机器制造厂的全体人员，在致斯大林同志的函件中承当了一项义务：于一九四九年中赖节约原料、物资及燃料而超计划地出产十七台机车与三艘汽艇。利阿诺佐夫车皮制造厂承担了一项义务：于今年赖节约物资而多出产一列全部金属制的客车。格鲁霍夫综合企业的全体人员则承担了这样的义务：赖加速流动资本周转而在一九四九年节省二百五十万卢布。
这些事实证明了我们的企业具有怎样巨大的生产内部储备力量。成本会计制度乃是动员这些储备力量的最重要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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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企业工作有盈余、争取成本减低和流动资本周转加速，以及争取生产品质量提高的全民运动，格外有力地要求着在企业的各环节发扬成本会计制度——在车间，在生产组，在工作队。
工厂内部的成本会计制，依靠着社会主义竞赛和斯达哈诺夫工作方法，对于尽量利用我们工业中所具有的生产内部储备力量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它促进了最严格的节约制度在各生产部门的发扬，并规定了企业领导人及每一个工作者在所工作的部门完成计划和超过计划的物质利害关系。工厂内部的成本会计制在减低产品成本上具有很大的意义。马林可夫同志在党第十八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说，“生产品的成本乃是表明企业的全部工作质量的基本指标。”
车间的、生产组的班次的与工作队的成本会计制，也是以生产费用与工作结果的相称为基础的，但在形式上与整个企业的成本会计制有区别。在企业内部任何一个实行成本会计制的环节的计划中，都应该仅仅包括该环节所可以负责的指数。
先进企业的经验表明，必须为车间及生产组，尤其是为工作队建立简易成本会计制。车间为企业的组织部分，因此，不可能有独立的资产负债表、银行帐项以及与其他车间的合同关系。
应该为实行成本会计制的车间，订立每月生产计划，按工作人数及基金而规定的硬性工资限度，由工厂仓库供应必要物资的限度，及车间开支预算。根据这些指数，便可以确定车间生产品的成本会计制的成本。车间是对成本的水平负责的；车间的工作者对于减低成本是有物质利害关系的。奖励车间工作者工作成绩的制度，也应该硬性地予以规定。
对于车间与生产组转至实行成本会计制度，应该以一系列组织技术上与教育上的办法来予以支持，以刺激车间全体工作者的创造性。
先进企业的全部实践表明了工厂内部的成本会计制带来着显赫的成果。例如莫斯科的斯大林汽车工厂已使许多车间实行了成本会计制度。该厂一九四八年因减低产品成本而获得了四千七百四十万卢布的超计划资金积累。该厂已达到大多数实行成本会计制的车间工作能有盈余的程度。
红山机械工厂的各车间几乎全已实行成本会计制。该厂承担了这样的义务：使流动资本周转加快三十七天，并向国库解交一千万卢布。
最近在许多先进企业中，不仅车间和生产组，而且也有象主要技术科、主要机械科、供给科之类的工厂管理部门，都实行成本会计制了。这是社会主义经营上的新东西。这些管理部门，也象车间一样，负有关于减低与之有关的成本因素的任务。企业的供给部门转至实行成本会计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大家都知道，企业在物资供给上没有应有的制度，常常造成巨大的损失，及流动资本的周转速度因建立多余的物资储存而延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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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党对于发扬与巩固成本会计制一贯是认为非常重要的。在争取提前完成战后五年计划的全民斗争中，党的组织应该严格地以斯大林同志的著名指示为指南，这指示便是：“发扬并巩固成本会计制度，提高工业内部的资金积累，任务便是如此。”布尔塞维克党正在不懈地执行斯大林的这一指示，引导着苏维埃人民走向苏联经济与文化的新繁荣。
（译自一九四九年三月四日真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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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国侵华史
刘大年
一 追随或通过别国向中国侵略（续二）
当皮雷在远东游历时，即认为美国有在东方保持一个海军根据地的必要，向政府建议以占领波宁群岛，琉球群岛及台湾为第一步，美国人派克尔（Ｍｒ．Ｐｅｔｅｒ Ｐａｒｋｅｒ）一八五五年到中国任代表，打算实现这个计划，恰遇一八五七年有两个美国商人在台湾经营樟脑业，和台湾地方发生纠纷，美国驻香港海军舰队司令亚门司龙（Ｃｏｍｍｏｄｃｒｅ 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遂予以支持，在台湾竖起美国国旗，准备建立一个“独立国”，但当时美国在华的海军力量尚薄弱，不便轻举，只好宣称“商业的发展属私人企业的范围”，暂时作罢！至一八七三年（同治十二年）美国前驻福建领事李仙得（一名李让礼）竟率领美军向台湾进攻，台湾人民坚决抵抗，美国又不得手。清政府负责办理此项交涉的李鸿章给他朋友的信有“（台湾）生番地方险峻，美人屡攻不得手，李仙得虽曾去过，无奈伊何”。但美国侵占台湾的野心，并不因此稍息。第二年，李仙得到了日本，以一八七一年台番杀害琉球难民，琉球曾有人到日本诉冤，因之须对台湾加以“惩罚”为理由，怂恿日本进攻台湾。一八七四年（同治十三年），美日联合向台湾大举出兵。中国方面四月间得上海探信；“日本派柄川宫总督其事，李仙得参议……外国新报一万五千人，究竟兵数，不知实在，花旗公司船名“牛也克”装三千人，言为日本雇装兵丁前往……，”美国除了陆军参加外，又加入兵船，由美国水师官带领，这时清政府很清楚日本的行动是为美国驱使，日美已成一党，想用外交手段加以牵制。一八七四年五月李鸿章给“总理衙门”的条陈里有：“现日本船带兵头目多用美国武官，宜先解散其党，否则中国兵船内亦可暂用英法人以相抵制。”又同年九月给“总理衙门”的信上说：“冯道面称，英美实暗助日本，冀他日得利分肥，惟德国甚嫉之，而不与其党，若就斯议，似宜引德阴持各国……。”军事吃紧时，清政府令福建布政使潘＠往台湾帮办防务，潘＠过上海会见日本驻华代表柳原前光，经再三说服，柳原承认日本出兵是被美国利用，表示后悔。福州将军文煜等奏“日军扰台之情形”时说：“该酋始则一味推诿，继忽自承追悔，为西人所卖，商允退兵，有手书可据……。”后值日军台湾瘟疫大作，清政府又有派福建巡抚王凯泰将兵二万援台湾的拟议，日本大为气馁，派大久保利通来中国议和。美国看到情势不妙，美驻华副领事毕得格与总领事艾忻敏遂相继出面从事所谓“调停”。一八七四年八月（清七月二十四日）毕得格告诉清政府，台湾的事“我可从中转园”！同年十月艾忻敏更匆匆从美国转道日本来见李鸿章，称日本政府不愿因生番事件与中国失和，但望通融结办，并说“中美条约第一款载明，他国有何不公轻藐之事，必须相助从中调处，美国与日本和约内亦有此语，是调处乃我份内所应为……”，后又加上英使威妥玛的活动，清政府本无抵抗决心，乐得有人调停，便辟台湾为商埠，赔款五十万两了事。美国利用日本达到了插足台湾，开辟市场的目的。
一八七六年，美国参加所谓“马嘉理案”的“调处”，通过英国取得宜昌芜湖等口岸通商权利。
此后不久，美国又有袒护日本侵占琉球的一幕。琉球从十四世纪以后（明洪武以后），一直为中国属邦，一八七二年起日本即逐步并吞，至一八七九年（光绪五年）实行改琉球为冲绳县，清政府对此本不积极，说是不要“务虚名而勤远略”，琉球国王几次派人秘密到中国求救，情词异常凄惨迫切，清政府才认为性质严重，不得不争。适值美前总统格兰忒来华游历，并将赴日本，清政府的直隶总督李鸿章就想请格兰忒调处，李本人明知“日本实奉美国为护符”，但偏以为格兰忒是“众望所归”的公正人物，幻想由其调处得到效果，其昏庸媚外，至于此极！格兰忒与李见面，说了些最怕各国失和，甚愿秉公持议一类空话，他到日本之后，即一面由其随从副将杨越翰对李鸿章来信加以威吓说：“在日本人眼中每视中国弱，自家强，所为无不遂者……据日本人以为不但琉球可并，即台湾及各属地动兵侵占，中国亦不过以笔墨口舌支吾而已”，并假惺惺地以为中国只有“自强”，才能免被外人欺侮。一面要求清政府撤换驻日公使，并向李鸿章推荐美驻日公使平安，说他是最可靠的好人，因清廷驻日公使何如璋在交涉琉球问题中，对日态度强硬，且与英驻日使巴礼夏接近，美国深恐英使泄露日美勾结秘密。李鸿章后来倒也看破了美国人的阴私，在与“总理衙门”密论何如璋问题时，说美国“此事用意深远”，琉球问题归宿，终究因为美国的袒日，清政府的无能，几次照会来往之后，就如泥牛入海了。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