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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习信箱
关于商品生产两问题编辑同志：
我们在学习“社会发展简史”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一节的时候，有两个问题不能解决：
（一）研究资本主义生产为什么从商品生产开始？
（二）单纯的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最基本的区别是什么？区别它有何意义？
此致敬礼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
尹挥戈
学校研究室学习小组
答：第一、为什么研究资本主义生产从商品生产开始？这是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上的一个问题。
科学告诉我们，要从基本的方面，基本的因素了解，才能真正地深入地了解事物。
在物理学上基本地了解物，要了解物的原子以至电子；在生物学上要了解生物的细胞，在社会科学上要了解社会，要了解到社会底物质的生产过程，社会科学之一的政治经济学为的是从基本上了解社会，就要研究社会的物质的生产过程。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主义的生产，基本的是商品生产。所以从商品生产开始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正合乎科学方法的要求。
从商品生产开始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正是具体地了解资本主义经济。资产阶级经济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是财富的生产，这种看法，是空洞的抽象的看法，看不出资本主义生产与各种非资本主义的生产的区别。
马列主义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不同，它不把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当作一般生产物的生产来看，而当作商品生产，当作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来看；这样一来，就能区别不同生产的特点，就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可以了解得具体深入了。
第二、关于单纯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最基本的区别是什么？区别它有何意义？
所谓单纯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以前的商品生产；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时期的商品生产（从经济发展的时期说）。
单纯商品生产，例如在封建时代，是小生产者（农民、手工业者）的商品生产。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是资本家支配下的商品生产（从生产方式说）。
单纯商品生产是为交换为出卖而生产；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是为赚钱（为利润，其利润由剥削被雇佣的工人而来）而生产（从生产的目的说）。
区别单纯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一方面在历史上两种不同的商品生产，可以划分明确的界限，并从生产方式上认识其基本的区别。这不仅是理论上的必要，同时也有其实际的意义，例如在苏联托洛斯基派（早已成为托匪）不区别单纯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而把单纯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一样看待，这就成为他们所说工人阶级不要联合农民的理论根据（因为他们认为农民小商品生产者是资本主义成份）。
在中国，托派不区别这两种商品生产，认为都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这也就成为他们所说中国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占支配地位的理论根据之一（因此他们主张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
相反地，在苏联，对单纯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正确地加以区别，就建立了工人阶级与农民的联盟，就增加了革命力量，工人阶级就不孤立。在新中国由于我们对单纯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正确地加以区别，就能在这方面正确地认识中国经济与阶级，成为我们政策的出发点，就能在这一方面正确地了解政策，执行政策。不然的话，在这一方面就要犯错误。——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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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青年学园一个月
自德
七月十四日，北平市一万二千多个中学同学，踏着愉快的步伐，走进了学园。从此学园里，总是弥漫着响亮的歌声，洋溢着蓬勃的朝气。他们又进入一个新的学期。
在开园典礼上，冯文彬同志指出要同学们学得好，也要玩得好，做到身心健康。彭真同志说：“同学们要把万丈高楼的奠基石安排好，学会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做一个毛泽东的好学生。”
学习园的目的是团结广大同学利用暑假进行集体学习，并在集体活动中提高自己，愉快地度过暑假。而且学园活动要生动、活泼，发挥青年人的创造性与积极性，使它多种多样。通过这些活动，培养同学们的集体精神和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十多个同学代表各区、各学校在开园典礼上响应了这个号召；很多同学也纠正了“我是为文化补习而来的”，“入学园只是为了热闹”，“可以多交几个朋友”，“看看青年学园到底是不是过去的夏令营”……不正确的想法。
初来学园时，好多同学是持观望态度的。“让干部们搞好后，我们再来吧！”这种思想普遍在同学中存在。于是第一步工作是发动同学们来开创自己的学园，灌输他们的主人翁思想。很快地，同学们动起来了。他们组成建设队，自发自愿的锄草，剪字；把自己的书籍借给学园，布置、美化自己的园地。
青年讲座是学园学习中的主力军。它的内容包括政治常识、青年修养、通俗科学与文艺。讲授的方式，是大课报告。同学们各自参考资料，自由组织讨论。最初很多学校没有讨论，即使讨论起来的小组，也因为不会准备，开会时，大眼瞪小眼，不知从何说起，很多人就干脆带着耳朵去听别人谈；谈起来的，也多是钻牛角尖，挖名词。你说劳动创造世界，他问你“阿米巴是哪样创造的？”有的程度相差太远，理论好的，就滔滔不绝，说一大通，垄断会场，书看得少的就越来越不说话；最好的小组也因为结论得出太早，讨论得不深入，至于联系实际，那就谈不上了。于是好多同学对这种讨论没有兴趣。
在学习领导方面，最初因为限制在行政的事务工作里，忙记录，拟提纲，研究问题，没有坚持群众路线；后来领导上纠正了这个偏向，区里面组织了工作队到同学中去直接辅导他们学习。在讨论的方式上东北区也创造了晚叙会的典型，得出几点很宝贵的经验：（一）在讨论之先先进行集体游戏，打开沉静的场面，掀起热烈的讨论情绪。（二）不要目录式的大纲。在同学思想紊乱的地方提出问题。如象劳动人民伟大或是毛主席伟大等，多联系实际，发掘问题，暴露思想，不要很早就扣结论。（三）要有强的领导和预先布置，否则容易出偏差；高工有一个小组，因为领导的薄弱，得出这样错误的结论：“一切人的思想出发都是自私的。”
这种座谈式的晚叙会布置得好，是很能解决问题的。西南区女附中曾经举行过一次“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的座谈会，成绩很好。尤其是在小组领导弱的时候，几组联合举行讨论大有必要。东北区又实行一种“你来我去”的小组拜访讨论，交流经验，互相竞赛，效用很大。
在各区的小组讨论中，先都是由学习股提出一些关于这次讲座的问题。譬如讲“个人自由与集体自由”时，就提出“个人自由与集体自由是否矛盾？”等问题，各小组进行漫谈。冀高女职有一个小组在进行等待思想的讨论时，就举出农民听天由命的思想来谈，都认为这是等待思想；又谈到同学们在工作中不主动的积极的去找事做的观望态度；“爱玩球，但是不去找球来玩”的态度也是等待思想；再分析等待思想是由于消极和缺乏进取心所致，是青年人的大敌。象这样联系实际，有引导的讨论，同学们是很欢迎的。
讲座在各区已举行了十次至十二次，听讲的人越来越多（比文娱活动时人还多）。一般同学都要求增加讲座次数（原订每周二次），足见同学们对政治学习的要求日益迫切。主讲人要讲得深入浅出，内容尽量故事化、兴趣化，多举生活中的实例。轲犁和赫鲁同志的讲演是最受同学欢迎的，他们俩一到那里就被同学围住，问这问那。
五个区的阅览室每天借书的有五百人左右，到阅览室去的大约有两千人。从这些数目字中看得出在这一月中，同学们进步很大。
一月来的学习，同学们在思想上到底解决了些什么问题呢？先从一般的来谈吧！通过“从猿到人”的报告，同学们搞通了劳动人民才是历史的主人；思想是劳动经验累积的成果；劳动创造一切而不是思想创造一切；肯定了知识分子应向劳动人民学习；建立了为劳动人民服务的观点。听了五种生产方式的报告，同学们认清了社会发展的过去与将来，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集体自由与个人自由”的报告更使同学们检讨了过去的涣散作风，批判掉绝对个人自由的习气，搞通了只有集体自由，才能有个人自由，而且集体自由是个人自由的保证；集体自由是要经过长期的斗争得来的，为了争取永久的，更大的人民的自由，青年人应该组织起来，回到自己的队伍——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把自己当成一个革命斗争中的螺丝钉。很多同学领会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认清了组织才会产生力量；于是他们自动的愉快的靠近了组织。争取入团的运动，正在各区热烈的展开。
马列主义的理论，会说不算懂，做了才算真懂；各区举行的半日劳动就是好例子。同学们把学来的理论彻底地贯彻到行动中去了，他们自发地热烈地搬土砌砖，拔草铲地热烈得使人惊奇。而且打破学校界线，发挥了团结、互助、友爱的集体精神。
个别的进步，是数说不完的。光华女中有一个同学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信徒，在听劳动创造世界的报告中，半途就听不下去了，但是在半日劳动后她怀疑了；象我们自己修的路一样，世界明明是劳动的成果，怎么能说是上帝创造的呢？她在实际行动中，找到了真理。
数不清的同学由没有思想到有了思想；由模糊到清楚；由迷乱到认清了方向。无论在那一方面他们都感到提高了。西北区有一个小同学给“北平青年”一个这样的建议，他说：“青年讲座太好了，我们获得很大的进步，但在很多家庭里，父母与子女形成反革命与革命两派，我提议把全市各阶层的人分成若干小组展开学习，象提高我们一样的使他们进步。”这是一个天真、奇特的建议，但由这个建议也看得出同学们对学园的看法。学园是有成绩的，凡是有效果的事都应普遍推行。学园的同学们正准备把学园中的集体互助的精神，生动活泼的活动方式，热烈的学习情绪带回学校去，把学校搞成一个可爱的学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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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煤堆上的学习
王方
城子村煤厂的工友们，为了生产支前，流了无数滴的血汗，在井口筑起了一个大煤堆。堆面铺上铁轨，日子一天天的过去，铁轨伸展得远远的，现在来回一次差不多有二百公尺了。
七月初，我随着工作小组到城矿来帮助工友们学习。我被分派担任了上午中级班的课，因此在开课那天下午就闲着没事做，于是就跑到那个煤堆上去。十几位浑身黑的工友们正冒着满头大汗，使劲儿推着大铁罐，往返地跑。我直挺挺地站在铁轨旁瞅着他们干活，一面去找些话跟他们谈，可是他们却咬紧牙根，总不答腔，使我觉得十分蹩扭。
考虑了一晚，我决定在第二天起，每天要参加一二点钟的生产工作。当我的双手最初染上煤渣时，工人叶万和笑着对我说：“同志啊，小心你的衣服弄脏啦！”我马上回答道：“嘿，甭这么说，咱们知识分子天天打扮得干干净净，心里可不比你们干净。过去反动派把咱们分隔开，现在有机会向你们学习劳动了。”工友们听了呷呷地大笑起来，我推了铁罐，觉得挺高兴的。
井下的采煤组工友将炸开的煤，一篓一篓的倒到铁罐里，绞车不断地绞，把铁罐从三四百尺深的井底拉到井口。我们的工作开始了：将煤罐拉出绞车，推上轨道，推到煤堆的尽头，翻了罐，用耙儿给煤挖出来，再把空罐推回到井口。对于这种工作我毫无经验，一罐的煤半吨多，一个不留意，轮子就跳到铁轨外面，又得麻烦人家帮忙拖上去。三五天后，我的技巧进步很快，要叫罐儿向左转时右手多用力，左手用力些就向右转，很少再闹“落道”的毛病。翻罐时，我也高嚷“一，二——三！”好几次，我用力推了一阵，顺势跳上罐去“坐飞机”。一次，我坐上“飞机”迷迷糊糊地，忘了已到煤堆尽头，要不是工友老关抵住来势，我一定会被摔坏的；因此往后我再不违犯工作纪律了。
趁着常有的一二十分钟的休息，我就利用进行游击式的上课。大家情绪很高，时时提出政治上的问题。所有的问题中，大家最感兴趣的是：“猿猴怎样才进化到人类？”“反动派为什么用宗教来骗人？”和“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怎样生活的？”等等。因此，我们常围绕着这些问题，连续辩论二三天，最后大家的意见渐渐一致起来。从这种过程中，使我了解了个别工友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情况。那些活生生的场面常紧压在我的心上，我只觉得自己空虚得很。尤其是一位刚入青年团工友高丙寅，他给予我和其他的人的思想起了很大的影响。
许多工友们都以为煤是石头变的。我便把在学校中学到的知识搬了出来，用通俗的话来说明它的成因。几位老年人，总不相信，说这也是一套骗人的“宗教”。终于，我在井口窑石堆中找到了许多植物的化石，这样才解决了所有的疑虑。此外，我从工友们那里学会了几种岩石矿物的俗名和煤质优劣的鉴别方法，如果要我在一本本的洋装书中去找寻，那是不可能的。
过去，我曾学会过几只歌儿，想不到工友们会这么样的欢迎唱。我把歌的词儿写在一块挂签号的小黑板上，再唱一句，他们跟着唱一句。工友们的学习能力好，不到一个星期就唱上三四只。他们说：“一边生产一边唱，比什么事都强。”八月二号晚上，月亮躲在乌云后面不出来，微风吹得我们心里发痒，这个小歌咏队里因多添了二位参加暑教的同学，所以情绪特别高涨。我们敲着空罐，一面高唱着一面跳跃着，使隔岸的石景山灿烂的灯火也跟着我们在眼前跳舞起来。最后，好几位工友唱得嘶哑了。
这一个月来，利用了许多空暇，我就去和工人阶级兄弟们靠近。每天除参加劳动外，就常到他们的“锅伙”（工人宿舍），倾听他们的意见和经历，替他们解决问题。在另一方面，他们坦白、坚定、负责、团结和对阶级兄弟们热爱的精神，深深地教育了我。我觉得自己有时是非常自私与虚伪，没有真心真意为劳动人民着想，就象烧煤罢，当多浪费一块煤时，哪里会想到它来源的困难呢？我更明白了今后我们应走的一条路：要和劳动者结合起来，因此当一只漆黑的手伸到我的肩膀的时候。我所感到的只有快乐和光荣。
现在，我已离开了那煤堆——我们美丽的课堂，心中不时怀念着。因为，在那里曾有三十多万斤的煤从我手中经过，一天，它们将送进一个工厂里去。在那里更有着许多可爱的朋友们，他们仍流着血汗，将把煤堆上的铁轨铺得更远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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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视学随笔
王铁
——匪徒们造下的文化创伤，人民要求我们医治；愿意献身人民祖国的知识青年，请到“乡村教师”这个光荣岗位去——
七月二十九号傍晚，笔者到了新解放的安阳城，她是华北解放最晚的城市。日寇和蒋家匪帮们凭借的壕沟和堡垒还残留着，在靠近城门的一家工厂的围墙上，留着蜂巢似的弹痕。不言而喻，在这里是经过较剧烈的战斗。原在安阳河近旁的省立二高中校舍，远远望去，大部成了残垣断壁，没了楼顶的楼窗，象受伤者睁大他的眼睛，期待医治，匪徒们把学府化为瓦砾了。安阳原是豫北的文化中心，曾有公私立中等学校十几处，在前三年豫北战役时，美造飞机把男女学生载到郑州、许昌，集体地参了军，或征了婚，攻城前夕只残留五处了。十几年来，朴实、勤劳的豫北人民，呻吟在土匪、恶霸、小封建领主的辖治下，连受小学教育的机会也被剥夺了。
记得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上说道：“敌人已将我们过去文化中心变为文化落后区域，而我们则要将过去的文化落后区域，变为文化中心”。今天这里的事实更证明了人民领袖的预见。据安阳五专署钱科长谈，该专区所辖安、林、磁、武、涉、邺、漳南、汤、淇九个县统计：有人口二三二一零七八人，学龄儿童共三三二八四四人，占人口百分之十四点三，入学儿童九七六三八人，九县平均占学龄儿童的百分之二九点三，其中老区县份入学儿童占学龄儿童的百分之四十二；就全专区看，失学儿童尚在百分之七十左右，老区有百分之五十八，新区占百分之八十以上。这个统计，表明新老区的历史，已发生了一个相反的变化。老区林、涉、武是山地，向来是地瘠民贫，文化落后；新区安、邺、淇、汤、漳南等县是平原，又得水利灌溉，物产丰饶，向来是文化先进区，谁使文化先进的地区倒退了？谁使文化落后的地区先进了？这是鲜明的对照。
现在在这儿，郊外的荒芜田园，早都恢复了生产，市区的商业已重新繁荣起来了；可是敌人制造的文化创伤呢？如何医好它？地方的教育工作者们，正为人民这个迫切问题绞着脑汁。笔者参加了该专区的县立师范校长会议，听到在四十多万人口的邺县，恢复两座完小都感到困难，首先是缺教师，匪帮们把教师劫持走了，学生仅有一、二年级的，匪帮们使教育中断了；全专区现任师资是二五四一人，其中男教师二四二二人，女教师一一九人，如果实施四年的普及教育，至少需要师资八三二一人，缺额是五七八零人，但现有师资二五四一人，文化政治质量大部分需要提高。又据该专区七个县的统计：在九零五个教员中，单就文化能力衡量，能教一二年级的三三六人，能教三四年级的五七九人，那就是说尚有百分之四十左右的现任教师需要提高文化学习。这个统计又说明了负担医治文化创伤的教师，数量是少的，质量是低的。
五专区现有八座县立师范，共二十六个班，每班平均以四十人计共一零四零人，以现有的后备师资，补充五千至七千的缺额，至少要经过六、七年的时间。这种情况告诉我们留在平、津的广大知识分子群，一个任务也是一条光明的出路，就是劳动人民需要我们去协助提高文化。劳动人民需要我们协助教养孩子，愿意献身人民祖国建设事业的知识青年们，请到“乡村教师”这个最光荣的岗位去吧！
笔者写到这里，又联想起途中相遇的两位离职的青年教师来。一起是在天津市教育局的会客室里，会见一位省立天津师范毕业的女同学，她是在保定接受短训后，分配到冀中农村做教师的，到职不久便请了长假，又请求教育局分配她在天津工作。据她说还有十来位也请了长假。另一起是在回途的汽车上，遇到一位原在彰德省立高中毕业的青年，他是在获嘉县教书，嫌农村文化环境不好，于是不远千里投奔北平而来，愿意找个家庭教师的位置。这两位都是身体健康，爽直的青年，为什么离开劳动人民最需要的工作岗位而去？又远跋千里做一个家庭教师？这不是旧教育使他们和劳动人民隔阂的结果吗？他们的眼睛总是望着平津大城市，拥挤在城市他们就表示欣欣向荣，一旦脚踏在劳动人民的园地上，他们就萎缩了。
这个病态的现象，不能归咎青年。追本寻源我们应找到蒋家匪帮们用什么教育了青年，给青年们的灵魂上造下了缺陷。这又是匪徒们造下的文化创伤。如何医治这种创伤？如何培养青年学生对劳动人民的感情呢？劳动人民肩负着我们全部的教育经费，他们有权力责成我们，为他们培养所需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