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南京新闻工作者在国民党统治下为民主奋斗的一段史实
浦熙修
对于国民党统治区进步新闻工作者在南京方面受国民党反动派摧残压迫，及为民主事业奋斗的经过事实，我想从我个人亲身的经历来作一叙述。南京是伪政府的首都，报纸自然全部控制在“官”家手中，就是有一两家民间报纸，在高压之下，也毫无生气。伪朝廷的官方记者居压倒多数，这对于进步新闻工作者是非常不利。我们进步的新闻工作者最初还是以伪装中立者的姿态出现，后来经过下关一打，伪装中立，已经绝不可能。有的不得已撤退，有的却仍是在岗位上奋斗，坚持到最后一刻。为着叙述上完整起见，我将先补述一下重庆较场口事件，然后说到南京方面的情形。
（一）揭露伪中央社造谣的本质
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重庆各界举行庆祝旧政协成功大会，在较场口发生了血案。这是反动派撕毁政协决议搞的鬼把戏。开会前特务就布置了打手，开会时借口总主席问题，大打一场，会就没有开成。打手们把政协代表郭沫若，大会主席团李公朴、施复亮等打伤，记者数人亦受轻伤。第二日伪中央社的报导，完全歪曲事实。他们把特务布置好打手、流氓刘野樵去抢主席的启事原因，完全抹杀。他们说是“临时已推定刘野樵为主席”，说是“民众互相殴打”。重庆各报记者，看了伪中央社的报导，大为气愤。大家决心要起来揭破这种歪曲的报导。大家齐心来向反动势力打个前哨战。
当日下午二时，进步记者们以慰问被打记者为名，约集了在场目睹实况的记者四十余人，假中苏文化协会开会。在会上大家一致决定给伪中央社写封公开信，说明两点事实：（一）启事原因，起于主席台上之争执。因为大会总主席问题，正由主席团洽商推举之际，刘野樵即擅行宣布开会，自任主席。李公朴正拟上前与之洽商时，即遭暴徒毒打，惨剧因此发生。（二）此次不幸事件的发生，系暴徒事先早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布置。彼等事先已准备大会宣言、口号，且身怀铁器碎石，以为打人武器。行凶之时，有人分组指挥，宪警束手旁观，故意不加阻止。所谓“互相欧打”，完全与事实不符。这封公开信，即由出席会场的记者四十二人全体签名。信是推举石西民、高集、刘火子、浦熙修等人起草的。
为了这封信的公布，我们几个人曾费了不少气力。我们知道不是我们自己的报纸，这种信就不容易登出来。我们决定分别回去各自接头，必须采取共同行动，以免牺牲任何一家报纸。不料到深夜，大公报的老板忽然不肯登出。其他各报不得已遂临时撤消此稿，决定缓登一天，以便商量共同行动的办法。第二天，大家决定用广告的方式登出，大公报总算勉强答应了。接着我们和伪中央社继续打了一顿笔墨官司，伪中央社有答辩来，我们又发表宣言，说明新闻报导要根据事实的原理以作再答复。这都是用广告方式登出的。最后的宣言，大公报连广告都不肯登了。但这次我们总算打了一个胜仗。我们第一次揭露了伪中央社是造谣社的本质。
国民党反动派因为在这一点上吃了亏，从此对于进步的新闻记者就特别注意起来，时时加以威胁侮蔑。我和高集后来在南京下关挨打，参加这次斗争，当然是重要原因之一。
在这时期，反动派的气焰渐渐嚣张起来。二月二十二日，较场口事件后的十二日，他们发动了沙磁区学生的反苏大游行。在游行时，他们布置了打手，把中共的新华日报的营业部从一楼打到三楼，并把该该报的职员九人打成重伤。该报的书籍杂志捣毁得飞满了半空。事后统计，损失在一万万元以上。民盟的民主报的门市部也被捣毁。那时进步的记者在严重注视下，只能暗暗地慰问“新华”，“民主”的同业，再不能公开的去捻“虎须”了。
（二）南京下关的丑剧
一九四七年六月廿三日，正当和平谈判尚在不绝如缕之际，又发生了南京下关事件。那时国共和平谈判已经快要破裂，人民要求伪“政府”延长停战期限，以便从长谈判。而蒋匪只答应停战十五天。于是上海人民公推马叙伦等为和平代表团代表进京请愿。新闻记者遇上了这样大问题，当然要到车站去欢迎，并采访消息。和平代表团因为沿途受所谓“苏北难民”的阻止，到站迟误了五个钟头。我们欢迎者也就从下午二时直等到午后七时。其实反动派在下关早布置好了打手。我们满腔热忱，只顾欢迎，对此阴谋，竟一无所知。等到代表团抵站，忽然四面八方聚集的所谓“苏北难民”，竟越聚越多，把大家整个包围起来。其他的同业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离开，我和高集两人左冲右撞再也出不来了。特务们把我们和代表团一起推到了候车室。我和高集曾以南京记者的身份向为首者交涉要求出去。但里面的人答应了，外面的人却不答应。我们一出去，就被打回头。三次出去，三次被打回。最后一次竟被拖在广场上大打。我的头发都被拔去了几把。我们的钢笔、手表、皮包等亦在第一次出去时被抢劫一空。将近晚十一时，忽然四围人声鼎沸，气势汹汹，眼看着他们就要打进来了。那时果然有十余条彪形大汉，一冲而入。他们先把玻璃瓶子、电灯炮往我们身上砸。接着他们又把桌子、椅子、沙发，拆开了往我们身上打。我立时被打得站立不住，就扑到了躺在旁边的雷洁琼先生身上。等我清醒过来，看见中外记者满屋，宪警也已奉到命出来收拾残局了。
经过下关这一顿大打之后，我们进步记者在反动势力压迫之下，已经有不能在南京居留之势了。高集不愿再在南京做外勤，撤回上海做内勤。我呢，始终未动。我却坚守住南京新民报这个岗位，和留下来的一群进步的同业，一直奋斗到最后。
（三）进步记者的奋斗
从一九四七年二月中共代表团撤退，至解放前夕的两年中是最为消沉的时期。这期间在新闻界方面亦有可提的几件大事。第一件重要的斗争是报导一九四七年的“五，二○”运动。南京学生的反饥饿反迫害的“五，二○”运动，实在是壮烈而动人。学生们在鞭打脚踢马队冲之后，仍是手挽着手齐歌并进。一个人倒下去了，多少人又跟着站起来。他们一方面到伪行政院去嘲弄了“王贤达”（王云五），咒骂了“张新贵”（张群），一方面又把“青年部”改为“特务部”，国民党改为“刮民党”。学生们当时的表现是聪慧而勇敢。这样伟大的场面，凡有良心的新闻记者谁不愿据实报导？大家跟踪着队伍，拚命的发电讯，摄取镜头。但报纸上能够登出多少，却要看老板的态度了。南京新民报那天的报导，在采访部全体同人支持之下，总算被删最少，报导得最为完整。后来学生们要求加印那天的报纸，以便分发各地。“五，二○”之后，报纸受着严重的警告，采访学校新闻的记者都被严重监视。后来上海文汇、联合、新民三家报纸被封闭，大事逮捕记者，南京新闻界也只有收敛旗鼓，默默不动了。南京新民报是于一九四八年七月内被封的，那本已到反动统治者崩溃的前夕，一切无理可喻了。
在这最沉寂的时候，却有两件事值得一述。第一，从一九四七年二月中共代表团撤退之后，正面的新闻没有什么值得发表的，要发表也必须用讽刺批判的笔法写出才能使读者明了真实的情况。但这在报纸上就办不到。于是一般进步的新闻记者都转移阵地到杂志的通讯去。因为杂志毕竟比报纸的刺激性要少些，反动派对于杂志的注意毕竟要轻些。在这时候，杂志上的军事及政治的通讯曾风行一时。上海“观察”周刊的通讯就是一个例子。看“观察”的人多半喜欢先翻起通讯来看。这里面述说了些军政内幕，同时也有些分析与批评。在时局沉闷中公认这是比较满意的读物。这不能不说是各地进步新闻记者共同的成绩。大家有了材料，在报上写不出，就不约而同地向杂志投稿。政治通讯，要以南京新闻记者的报导最多。
第二，杂文也是这时期重要的产物。几位编辑先生在编稿之余，对于不满意的现象，用三言两语的方式刺一下，往往警辟深入。以蓝言之为笔名的郑时学先生在南京人报上写的最多，也最好。例如：在下关记者被打后，他在他那名为“蜂刺”的专栏里，排了几个大字，“今日无话可说”。其后，他在人报副刊里有个专栏名为“百发不中集”，也是最吸引人的。后来每日晚报等亦有这种“三言两语”出现。
（四）从牢狱到解放
最后，我要说到自己坐牢的一段了。上面说过，我们进步的新闻工作者，在消沉的日子里并没有消沉。我们曾转移阵地到杂志的通讯里去。最初反动派对于杂志的通讯不大注意，后来却看得非常严重。这种通讯的写作，继续了一年半，到一九四八年秋季攻势开始，我就继续不下去了。那时人民解放军的进军已如秋风扫落叶般地迅速，国民党反动派的形势日蹙。在这种情形下写通讯，简直已经无从措词，就是勉强写出来，杂志上也不敢登出去。于是不得已我们又转移阵地到香港。正好香港文汇报出版，我就换了个名字担任香港文汇报的南京特派员，用秘密的方式传递通信。这时也有不少的同业为香港华商报等写稿。给香港写稿，真觉得大解放，大自由。但笔下虽松，心中却紧。一面写稿，一面却提心吊胆地提防那可怕的日子就要来到。果然，在淮海战役一开始，十一月十六日的晚上十点钟，我终于被伪卫戍司令部逮捕了。我的最后一篇文章题名“送葬曲”，心中本想写完这篇文章，该到上海去避一避。因为那时南京已经颁布了戒严令，形势确已十分紧张。但文章只写了一半，就被随着带入牢狱，成了一篇永不完篇的文章了。我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新闻工作也就从此告了结束。
狱中生活，在此不必多述。但在这里必须一提的是，我在宪兵司令部牢中遇见了我们久已失踪的同业陈子涛、骆何民、吴二南及另外一位卢子英先生。他们是因为在上海秘密出刊文萃丛书而被捕的。他们于一九四七年七月被捕，入狱将近两年。他们自沪迁苏迁京，中间嗜尽了艰辛，受尽了酷刑。我们本来不识，但隔着墙壁通姓报名后，才知道彼此都是心契已久。尤其我这新入狱的，受着老难友的关切，感到不少安慰。他们久不与世相通，得到外面一些新消息，也觉得兴奋非凡。我和他们相处的日子并不久，仅仅一个月，在十二月二十七日的晚上十点钟，陈、骆、卢三位便分别被提出上了绞刑，埋葬在雨花台。剩下来吴二南一人，仿佛漏网之鱼，还押在狱里。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三日，伪宪兵司令部迁到湖南，吴被提回伪中统局，我被押回伪卫戍司令部军法局，我们便分了手。我在蒋匪引退，李宗仁释放政治犯的时候，侥幸出狱。而吴二南在京沪解放后，始终没有消息，多半是已遭毒手了！
和我同时被捕的南京新闻工作者，还有每日晚报的钱少舫，江南晚报的叶劲冬，南京人报的邬定元，南京日报的傅庚白等。他们或者是写了抢米风潮，或者是访问了学生新闻，也有的暴露了警察局的黑暗。反动派都说不出他们的什么罪名，但在反动派统治下，做一个有良心的记者就是罪名。
但是黑夜究竟是不能长久的。南京和上海终于解放了，全国的解放就在目前。以前在国民党统治下的进步的新闻记者，如今都得到了自由。在这个自由的日子，我想起过去的一切，恍如一场恶梦。但是为进步新闻工作牺牲的先烈们的影子，却永远留在我的心中，我相信，也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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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群众语言的运用
读“新儿女英雄传”后
炳生
一
“新儿女英雄传”全部是以极纯熟的群众语言写成的，这里充满了从群众中来的丰富的口语，每一句话都是活在群众嘴上的：公所的大院子里，有好些老乡站着，眼巴巴的听北屋里村长申耀宗和土绅们商量大事。那些有钱人吓得文字眼儿也没了，有的说：“跑吧，别伸着脖子等死。”有的说：“丢下家业怎么办？看看风势再说。”真是人心惶惶，谁心里也纠着一疙疸啊！
嘴里怎么说，笔下就怎么写，嘴上说“猛不乍的”或“猛的”就不写“忽然间”或“突然”。这些口头上生动而活泼的语言中含有大量成语：局里的警察挺横，动不动就打人，大水的光脑瓜儿上也挨了几棍子。这么“黑间白日”的修了一个多月。谁知刚修好，队伍就哗的退下来；一路“抢人劫道”，闹得挺凶。工事白搭了，局子也自动的散了摊儿。不久，保定失守，日本飞机天天来头上转，城里掉了几个蛋，大官“携金带银”，小官“拔锅卷席”的，都跑光了。
其他象黑老蔡“好言好语”的盘问，李六子“唾沫乱溅”的说话，大水是“穷家难舍，热土难离”。何世雄是“宁养一条龙，不养十只熊”。崔＠碌说：“当差不自在，自在不当差”。都是很好的成语和俗语。
歇后语是人民语言的另一形式，适当的运用能增加趣味，因而也就扩大了影响。象：大水家借申耀宗的钱，打利打不清，就象掉在井里打扑腾，死不死活不活的。伪队长说：“你们是隔着玻璃瞧王八呢，往后我再也不敢了。”李六子说郭三麻子是“被窝里放屁，独吞。”
这些俗谚俚语“把人民大众的思想特别是教训完全的表现着。是典型地具体化了劳动民众的一切生活上的社会历史的经验，所以作家必须完全知道这些材料。”（高尔基）
其次是民歌，它是“劳动人民口头创作所创造的。如果不知道农民的口头创作那就不可能懂得劳动人民的真正的历史，这种人民的口头创作是不断地和决定地影响到最伟大的书本文学作品的创造的。”（高尔基）“新儿女英雄传”里的民歌；大部分还是新的，象：炮声一响，眼泪满眶。星星跟月亮，老百姓跟共产党。红豆豆，白心心，我妈给我去说亲，荣华富贵我不要，我要嫁个八路军，一匹红马一顶轿，娶媳妇的过来了。
自然，旧的也有，象：小小子，坐门墩儿……就是流传了多年的。所有这些，都显示着“新儿女英雄传”怎样的从多方面运用口语，从而成为一部成功的以人民语言写人民事迹的创作。
二
“新儿女英雄传”对口语的态度是忠实的。对词汇的采用务求确切适当而具体。象：小梅“直楞楞”的听着，大水独个儿爬在床上“呼吃呼吃”的生气，大水前头走后面就“呼呼呼”的跟着一大群，大水家三间“窄巴巴”的土坯房，墙上的土“沙沙”的落下来，申耀宗“一＠碌”爬起来，捍得“细溜溜儿”的面条儿，小梅生的是个小子，又红又胖，“肉呼呼，粉个囊儿”的，高屯儿老娘“白丝丝”的头发，高屯儿的牙咬得“格铮铮”的。蛤蚂“格蛙格蛙”的叫，大铁锁“当啷一声”开了，大皮鞋的声音“咯喳咯喳”的走来。
就是对于一个单字的词，也经过仔细的选择：抽抽噎噎的哭了一阵子，就一头“栽”下井去。小梅“腾”的红了脸。“唰”的一下变了脸色。
行动与语言的配合很重要，作者是善于处理它们的，象：张金龙满脸的瞧不起，拿眼睛一斜他说：“吓，娘老子没把你操好，眼睛在裤裆里长着呢。”（说大水），崔＠碌抓耳搔腮的说：“我哪儿得罪你了，你这么不搭理我？”（问李兰女），秀女儿调皮的学她口音说：“真四，真四！挤也挤不子！”逗得她们直笑，又不敢笑出声来。…不提防庄稼地泥糊糊的，大姐一滑，连扶她的，三个都跌倒了，身上弄了好些泥，手都成了泥爪子；秀女儿的鼻子上也碰了一垛泥，大家又是个笑。田英指着秀女儿说：“你好！你好！跟人学，烂咀角，跟人走，变黄狗！”秀女儿说：“你别说啦，瞧我的架势！”她背起大姐，小梅忙抬起大姐的脚，三人晃晃荡荡的跑。大姐说：“哈呀！我这李铁拐架起云来啦！”都是很精采的镜头。
此外，写内心活动的也很突出，象：小梅挨了打，小水要大水去看她，他说：“我才不去呢，爱怎么就怎么吧！”抽了一锅袋烟，可不知不觉的到他表嫂家去了。小梅听了，呆呆的望着大水，怀里的孩子闹着、揪她的头发，她都不觉着。大水问他：“你什么时候来的？”小梅一时答不上，脸儿飞红了，不好意思的问：“你说什么？最近县上就要布置选举了，我来告诉你。”
怎样通过一个人物，来看一个人或感觉一件事物呢？这就是大水眼里的黑老蔡“黑不溜的一身肉，毛渣渣的连鬓胡子。”小水吃饼干，觉得“甜咝咝”的。大水娶亲时“心里乐麻麻，乱滋滋”的，又“看见乱乱腾腾的好些人。”小梅生小胖，大娘轻声说：“真是好葱包的好白子，好爹好娘养的好孩子。”
通过一定的语言，表示一定的思想，李六子对自卫团是怎样了解的呢？他说：“我有个事儿跟大家念叨念叨，眼下哪村不成立锅伙，旁的村都安上国号啦。”老爹对大水抗日又如何认识呢？他说：“中央军十几万还抗不住，留得一根毛毛也没剩，你有多大能耐，你就能抗呵？”都是以简炼的字句表达出明确的思想。
三
“新儿女英雄传”的“各登场人物全凭其自身语言行动，不借作者的助语而求得其明确的性格。”（高尔基语）地主申耀宗是这样的：申耀宗看见黑老蔡回来，领着一拨人，折腾得挺欢。…看见黑老蔡进来，吓得摘下缎子小帽，点头哈腰的让坐。…自已坐在一边，摸着八字胡说：“没说的，没说的。如今国难当头，不抗日也不行。兄弟向来就是主张抗日的。”
但背后呢？他骂着：“吓，这些家伙，瞎字不识，满脑袋高粱花子，也能干出个事儿来呀！”还尽在暗地里使绊儿。
后来，大水找他，当着大水的面，他就忙着下炕，说：“我抽足了。你请坐，真对不起，我尽做些没出息的事儿。”…听着大水的话，不管听懂听不懂，都哼呀哈的点头儿……申耀宗吓得脑皮子直炸，忙着说：“牛队长，我可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哪！”
为着饭野小队长要娶小梅：申耀宗急得直搓手，出来进去的乱转。
张金龙是另一种典型，试看他去训练班找小梅的一段，如何施展他先软后硬的手段！最能代表张金龙其人的是：忽然从外面气凶凶的走进来说：“杨小梅，你要是我老婆，马上卷起铺盖跟我走！”敌人拿钱买他，他拍着胸脯儿说：“这事交给我没错儿！”……一面跑一面喊：“赵五更，你放了我，以后有你的好处！”（接着就打死了赵五更。）
写牛大水的诚恳朴实的农民气质是怎样的呢？张金龙要他加入何家庄：他急得光脑瓜儿直冒汗，说：“咱，咱不行，咱没那号本事！”
黑老蔡要他抗日：大水一时有些慌乱，吞吞吐吐的说：“行到行，就是明天我地里有点儿活。”……迟疑了一会说：“要去得和我老爹说说。”……双喜问：“咱打日本是谁领导的啊？”大水冲口说：“还不是黑老蔡啊？”双喜笑起来：你知道黑老蔡是什么人？”大水楞头楞脑的说：“他不是我表哥吗？”过了一会儿，双喜又低声说：“大水，我问你，将来实行共产主义，你看好不好？”大水傻不唧唧的说：“共产，共我的地不？我还有五亩地呀！”……他问：“屯儿，在了党，我还种地不？”
这不是活画出牛大水了吗？不就正是这些才使得我们觉得他栩栩如生吗？再象：大水老怕人家看出他屁股后面是假枪，一会儿用手摸摸，一会儿扭过头看看，生怕那笤帚疙疸会掉出来。
在训练班他说：“咱们一个庄稼脑袋，叫我说庄稼话行了，叫我发言我知道怎么发呀？”……大水蹩出一身汗，前言不对后语，结结巴巴说了一泼摊。
这就是以人物自身求得其性格的具体例子。“新儿女英雄传”既有充分的口语，又有高度的写作技巧，所写又是人民的斗争事迹，因此；它的成功不是偶然的。
四
以人民的语言写人民的实际生活思想活动和情感变化，是一切成功的人民文学共同的特点，只有完全熟练了人民的语言，才能随时运用得当，这就必须深入到群众里去不断的学习。
语言是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当经济基础起了变化，物质生活和社会环境有所改变的时候，语言就必定要担负着反映新的思想和新的情感的任务。因此，认为语言是一成不变的，那就错误了。语言是在不断的变化着，特别是从群众中涌现出来的新语言，往往是在旧的基础上赋以新的意义，这是人民智慧的创造！比如太行区斗地主时，农民见他无论如何不肯坦白，就喊：“地主老财手腕大，花言巧语欺骗咱！”分地时；感到只有分了地才能彻底翻身，就喊：“耕者有其田，翻身万万年！”
工厂里，部队里，也都各有其新的语言，这些新语言都是群众创造出来的。此外；对语言的吸收也是语言变化的一个条件，象：大水想：“多会儿熬磨到能记个录，就好了。”大水说：“你们大家抬抬手，原个谅吧！”记录和原谅两个词对牛大水就是新颖的。
但是否对口语一概无原则的吸取呢？自然不能。对反映不正确意识的要扬弃，象：老妈子坐飞艇，抖起来啦。对意义模糊或罗嗦的则予以改造。更应避免故意为表现人民化或趋时而将已够表达意义的较简炼的词句改得罗嗦甚至难懂，象把“大伙儿一块儿”改成“大家伙儿一块堆儿”，把“没那事”改成“没那么挡子事儿”。
经常的向群众学习，慎重而仔细的选择和改造，吸取口语的精华而扬弃其糟粕，高度地使用口语，把它贯穿到每一个创作里，为文艺用语的人民化而努力，以达到真正为工农兵服务的革命文艺的功利主义，是一切革命文艺工作者最重要的任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