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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特刊（二）
在学习的路上
康濯
在河北山西的农村呆了十年，因为爱好文艺，从中学校一跳出来就跑到延安鲁艺文学系学习，到敌后以后，虽然主要的不是搞创作，而是作群众工作，搞土地问题和生产，搞农村剧团，编通俗报刊，作一般的宣教工作，又忙乱又庞杂；但也没有完全忘记学习写作，并且也曾在战斗紧张和工作繁忙中，硬挤时间，今天写几百字，过十天半月甚至三五个月再写千把字，这样拚拚凑凑，写过一些反映农民的短篇故事和小说。想想十年，自己在创作上并没有成绩，对文艺和工农兵结合的问题，更没有系统地想过；不过，想想这些年来自己思想感情慢慢开始变化和改造的过程，好象也多少学习了一些东西。
记得一九三八、三九年，开始学写作，就不完全自觉地感到要写农民和士兵，于是便注意他们的生活，记录他们的语言，并特别热心于搜集他们的故事，加以想象、编造，写成小说或素描；但写出来的象不象农民？自己不仅没信心，而且很恐慌，很快地并觉着那些东西没生气、没分量、不满意。怎么办呢？心想大概是自己还不深入！于是在一九三九年底四○年初，就决心“深入”一番，虽在剧团工作，却常常钻到农民里面去聊天，去参加会议，态度不完全是为了搜集材料，有时也给他们的工作出出主意；这样一来，不仅农民的生活和语言把我吸住了，而且农民的力量也使我大吃一惊！这时写的几个故事和剧本，语言、生活、趣味是不同一些了，但那也主要是“猎奇”，而且使我苦恼的是：农民们谈工作、讨论问题、说抗日道理，倒还好懂；但他们为什么会那么热情地抗日？为什么有的又落后？搞不清！特别是农民的家务事，亲戚里道的复杂关系，一个妇女整天不出门可到底鼓捣些什么，不是耳朵眼睛能听见看见的地主与农民的复杂斗争情况等，这些更搞不清。我想，在剧团里要搞清这些怕是很难的，于是便作群众工作去了。
在群众团体，慢慢学了些政策，听汇报也知道了些全面情况，下乡检查工作，更常常发现一些“奇闻”；虽然主要是搞农民的文化教育工作，自己就已经觉得豁然开朗，对工作兴趣颇大，对搜集材料记录语言却看得平淡甚至不作了。有时也挤时间写点东西，就开始考虑并尝试全部用群众语言，不仅作品中的对话，而且叙述描写也这样；内容并想着尽量深刻地反映农民生活。不过这也只是写些生活细节，又根本没注意向民间文艺学习，特别自己经常只是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热情，从农民生活所受到的感动、激动、冲动来写东西，因而作品总要夹杂不健康不朴素的玩意，这又哪里能深刻地写出农民？哪里能全部解决语言问题？虽有两篇有些农民干部说不错，却到底市场不大，又没发表条件，大多只好放起来任战争给毁了丢了算了。有时也写些通俗小故事、快板、歌谣、小剧本，印成油印散篇，当作宣传品，倒起过点作用；但自己又不大重视，信手成篇，算得什么！别人说不坏，自己还不大好意思呢！这种思想感情，使自己工作不深入，写作没进步。
一九四二年以后，敌后环境更紧张，工作更繁重，生活更艰苦，这一切似乎倒还好对付；但看看整风文件，想想群众观点问题，考虑考虑工作中碰到的实际情况，自己忽然觉得问题严重了。天旱不雨，我也理性地经常注意庄稼和天色，但有时不免又忘了；某次开完一个大会往回走碰见大雨淋头下，开始我倒觉得好，庄稼有救了，但慢慢却感到全身落汤鸡一样太不舒服，心想雨不能稍稍慢一点下么，但同行的农民干部，却津津有味地研究着那雨下多久会有几指深，下几指可望几成年景！又一回，某夜下雹子，同睡的农民一夜没睡着，长嘘短叹，不时起来看看，光怕打坏庄稼；我虽然也为这事发愁，但又嫌人家扰乱了睡觉，心想：你着急还不是白闹！不会好好睡一觉来得实在些么？我可哪里知道他万也睡不着呢！还有一回，和一个农会同志同到一个村去检查减租工作，我两个事先对政策研究得似乎都没问题，有些具体条文，我好象还比那同志记得熟；但碰到一件租佃双方都愿把死租变成活租的事情，我明知活租对佃农比死租吃亏，却差点为当时的表面情况迷惑，几乎同意他们！事后农会那个同志虽只是玩笑地训了我两句，我却觉得比读两本书学习的还多。所有这些，是立场问题，是思想感情问题；我开始更多地认识了自己。这时期除了写点快板歌谣宣传品外，倒也写了四五篇小说，大多丢了，只留下一篇，这些年总算和较多的读者见了面，也许还多少有点意义。
我决心更大地要进一步到农民里面去。
四三年冬天，敌人最残酷的大“扫荡”来了，我到了山西繁峙的游击区。我随时警惕地站稳立场，和农民一道起居劳动，说话也学说当地话，在两个村里，和农民一起想办法搞减租、增资、改造负担和对敌斗争，日夜生活在繁杂的问题当中，总算多少作了点事，到后来村里两口子吵架也要找来调解，那地方不敢见人的妇女也能聊聊天，各家各户都能随便进出，有一个村的干部并说：我把他们村的问题都解决完了！因此，在那群众原本没有很好发动的地区，我几次遇到敌人包围，有一次并被围得没办法只好钻了草堆准备牺牲，也终于能安全地在群众帮助下脱险。但不久，因为各村狗多，我们又多是黑夜进出村庄和进行活动，狗一叫唤，不远敌人的堡垒上就听见，对我们工作不方便，于是我们决定来一个打狗运动。村干部同意了，我首先就要青年民兵队长起模范打死他的狗；他是个最积极的干部，性子强得象烈火，专爱打仗，对打狗自然毫不迟疑。我也年轻气盛，有股子干劲，私下里又想趁此闹点狗肉吃，还想闹两张狗皮穿上挡挡那地势的苦寒；因此我也和他一道去动手。但当他象平日逗狗玩一样把狗抱起来，我帮着把搭在树上的绳索挽了个套套住狗的脖子时，他妈发现了这事，却大呼喊叫地啼哭着从屋里冲出来阻挡；我正说要劝劝他妈，民兵队长突然把绳子一丢，刹时间满脸淌着眼泪、跑到墙根圪＠着啼哭去了！我慌了一阵，才硬冷静地给队长他妈解释了几句，她又买了两个烧饼给狗吃了，民兵队长这才勉强咬着牙勒死了狗。完了以后，我吃狗肉穿狗皮的幻想，跑得没了踪影，并和民兵队长一道把狗埋了，又安慰队长他妈，检讨我们事先没跟她妈说清楚的错误；她也就流着眼泪，说那狗过去怎么怎么给看羊、看门，怎么跟一个小子一样亲，又指摘我们这些办工作的怎么年轻不懂事，我都诚恳的一一接受。而经过了这场事，我和民兵队长一家子，和其它别的乡亲，不知怎么关系好象更深一些了，我慢慢能够知道一些农民的真正家务事和农民之间、特别是农民与地主之间的复杂关系，能够听到一些“私话”而不是“官话”；曾有干部说过我把他们问题都解决完了的那个村，我又发现原来问题还很多，只是农民们觉得那些问题都不是“官事”，从没想到要拿出来请办工作的解决……我认识了我们工作的不深入，甚至也亲自听到了农民对减租政策也并不满足，而要求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所有这些，使我感觉到自己改造的不够，也使我在以后工作当中，更多地想到农民、想到农民的利益。
就在这时，在战争环境的游击区，我接到了油印的毛主席文艺座谈会讲话，看到了“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需要思想感情起变化，需要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这对我是个太大的警惕。此后一年多，我在巩固地区自以为老实地参加了一些群众生产的工作，见了更多群众力量伟大的事实，和群众文艺创造的天才，又安安静静地整了整歪风，写作自然停顿；到日本投降以后再走上工作岗位，自己倒的确踏实些了，也虚心些了，但有时却又多少有点自满，心想：这下子改造得差不多了吧！而在写作上，又似乎写了一两篇反映也还不坏的东西，无意识地又助长了那点自满。这后果，是在张家口作工人工作时，检讨起来立场还不够明确，土地改革初期自己阶级观点仍较模糊。直到土地改革和土地复查运动的大浪潮中，自己才能够比较习惯比较自然地处理问题，在新区工作当中，一切把握着有领导的群众路线，总算没犯大错误，没出偏向；而自己的感情和生活，也许可说是进一步地靠近了农民，学了一点点能够真正去农村“下户”的本领。这估计，还许又是自满吧！我应该时刻警惕着。
至于写作，却还没拿出东西。我想：自己的思想感情也许有了点改造，对农民生活也许熟悉了一点点；但怎么提炼、组织以至写成比较能为群众服务的作品，却还常常苦恼，特别是自己这些年没有更多地注意学习民间文艺，这不能不是个大缺陷。好在自己还是在学习的路上走着，今后将继续以往，磨炼下去，并争取一些政治上文艺上的提高和写作的机会，有多大力量，一定全部贡献给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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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特刊（二）
关于今后一个时期内电影的主题和工作的据点
史东山
首先，我要说明：过去在我们朋友间对于创作剧本应该先有主题还是先有人物这一方法问题有着不同的意见，这是应该另行加以细密研讨的，但在我现在要提的“关于今后一个时期内电影的主题和工作的据点”这一问题之前是不能不先把“创作剧本先有主题是否对”的问题来说起一下。
我以为：不在平时，而在现在这样经常需要我们应付当前现实情势，利用文艺这一武器来作各种尖锐斗争的时期，那么有许多同志在农村或军队中的那种作法——村庄上（或部队中）发生了什么问题，演它一个戏——把自己所掌握的武器这样的运用，是正确的。原来，在创作过程中，主题和人物的发现，不是绝对分开的。你在社会上发现了一个问题，进而想把它用为文艺上底主题的时候，你或者同时就已经见到了或听到人家描绘了几个人物的行为和面貌，以至若干场面，或者，你在发现了一个问题之后，又去实地观察访问了若干人物和场面。总之，文艺上所说的主题，不是理论书本上的什么问题或主题，它必然附带着你所熟悉的，或可以想象得到的，或容易观察访问得到的人物和场面。原来两种方法之间没有太大的距离，而且我觉得在戏剧电影工作上，前者比较便于配合工作的计划，所以我想：我现在要提的“关于今后一个时期内电影的主题和工作的据点”，问题这样的提法是可以的。
今天有很多同志认为：在今天这样的情势之下，特别在城市领导乡村这工作方针之下，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应该不只是为工农兵，而也应该站在工农兵的立场上，为工农兵的利益选择一切题材来写。这样的理解，我想是正确的，合乎当前现实情势的。首先我们可以估计到今后的大城市是我们政治经济文化各种斗争最尖锐最复杂的地方，今后在那里，我们会看见许多于工农兵不利的事件或现象，甚至很严重的事件或现象发生，有各式各样的鬼怪恶毒的阴谋会出现，需要我们及时加以揭破，其中必然有各式各样丑恶阴险的身手和嘴脸需要我们表现给群众看，使大家明白，以资警惕。其次，在目前这阶段，我们对于广大的小资产阶级，一般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以至民族资产阶级也得常常拿面镜子给大家照照，是不是有许多人的旧影子选存在着一些，或者有时会显露出来，甚至有许多人的旧影子根本还没有动过多少，急待自己警惕，或加以督促勉励，而资其迅速改造。其他，如国际主义世界和平运动的歌颂和鼓吹，以至有些历史的题材，也无妨一写。总之，今后除了首先应该写工农兵之外，也应该为了工农兵的利益去写其他一切东西，理由就是今后的情势，与工农兵有利害关系的范围比从前扩大了，并且复杂了。这是我们为工农兵服务的新任务。在这个新任务上的文艺，它行将接触的面既广，而出场斗争的角色或者是工农兵自己，或者是他们的先锋队，或者是他们的同盟军。这种事情，过去有过，今后必定更多。根据上述种种今后必然会发生的情形来看，假如我们坚持说：“今后对于工农兵以外的阶层，就拿反映工农兵生活的东西给他们看就行了”，那无疑是不够的。对于为工农兵的利益而参加斗争的同盟军，我们也应该加以鼓励和表扬，对于那些顽固不化的人，我们也应该予以“对症下药”的批评与教育，而对于那些反动势力残余的种种阴谋及其利用各种姿态而出现的身手嘴脸则必须及时加以揭发或表现出来让群众明白认识。这种情势必然会来，我们不能不有个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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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大城市，我们很自然地首先会想到那个世界第六大都市，而为中国第一大都市的上海。上海拥有六百万人口，曾经帝国主义者长时期统治，特别是英美资产阶级文化传染最深的地方，是国民党统治最花功夫的地方，向来是有名的罪恶底渊薮，曾经是世界冒险家的乐园，必然是今后最值得注意的一个大城市。
上海也是工厂和工人最多的地方，单就轻工业而言，就占全中国百分之五十以上，其他非产业工人和自由劳动者还没有精确的统计，但知道数目一定很大。南方的工人，他们的气质，生活习惯，生活趣味，以至于生活要求跟北方工人不尽相同，他们一定也需要使他们感觉亲切的艺术作品，特别是电影（上海工人有看电影的习惯）。
至于江南的农村环境和农民生活，也是与北方不尽相同的，特别是今后江南新区土地改革的步骤和过程也与老区不同，我们也就不能不随时注意那里将要发生的问题，而在电影工作上来说，也是要以上海为据点的。
上海也是电影制片厂，电影工作人，以及电影出品最多的地方，但人事也最复杂，出品也最复杂。有许多留有旧习惯的电影从业员，在技术上倒是相当有几手的，现在需要组织他们，影响他们，使他们成为既有熟练的技术而又有良好作风和正确思想的朋友，以至其能诚心诚意地来为人民服务。
有好多同人都认为上海这个电影工作据点是不可不着重地加以注意的。今后在那里可能产生比较多样性的，内容也丰富动人的作品，而那里也需要比较多的生力军去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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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如粤语系统的地区，以及南洋千百万侨胞的工作也不可不及时顾到。过去，国民党反动政府以统一国语为借口禁止粤语电影，是因噎废食的作法；外洋侨胞则是最需要祖国的关切和温暖的。对于蒙古新疆等地域少数民族的电影，也应该准备。我们今后的摄影场里需要有少数民族的文艺工作人来学习或共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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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工作和其他实际工作一样，总的计划尽管在中央，实际工作的重点并不一定只是一个。行政中心只可以有一个，实际工作的重点是可以有几个的。虽然此中又应有轻重缓急之分，是当然的事，但其缓，缓到什么时候，轻，又轻到什么程度，是必须掌握准确的。
在工作环境上来说：上海有三十多年电影制作的历史，围绕着这个企业的周围已经有很多从属的组织和机构，如临时演员介绍所，它能够在几小时之内，为你解决几百个各种阶层底男女老少的群众演员问题。这些群众，不象在农村或军队中那么容易组织，在城市中，必需有一个职业化的专门机构，而这专门机构在成了群的或非常大规模的电影企业中才能存在，并且有它一定的地方和历史的条件。过去的北平电影制片厂，常常因为不能解决群众演员问题而大大地影响了出品的成绩。其他，如各种机件的修造，原料和零件的配购等等方便，也都有地方的和历史的关系，不是其他地方在短期内所可得的。为了工作上的便利，以应付我们当前紧迫的政治任务，我想这也是应该加以考虑的问题。
至于历来中国电影发行的收入，一半靠南洋，一半靠国内，而国内又是几乎一半靠上海。现在东北统一了，上述的比例，容有变化，但在短期内，这变化不会太大。这经济上的问题是否应该作为我们考虑今后电影工作的条件之一，那也许是件次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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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特刊（二）
对于写作思想的转变
自从听了毛主席的延安文艺界座谈会讲话以后
陈学昭
我对于毛主席座谈会上讲话的精神的体会深度和贯彻的程度，是经过了一个较长时间，随着时间和革命的实际锻炼而进展的。
最初，当座谈会之后，我完全否定了自己过去的写作，认为以前写的东西纯粹是发泄个人情感，就使写了一点对旧社会的不满，那也是出于个人观点，个人立场的，对革命和工农兵简直是没有什么联系的。自己在那个时候是茫然的不知道今后应从何着手来从事写作，或者说怎样重新开始来学习写作，使自己的写作成为真正的一件革命事业。我又感到写作是不容易的，而文艺工作者的责任是异常重大的，这些思想常常来回地在我脑子里转着，这些思想转得愈多，我对自己写作的前途和信心就愈加少，愈加悲观。后来想起来，那一个时期对于自己写作的否定和一时的丧失信心，都是情理上说得通的必然经过的程度；如果没有对旧的不正确的东西给以否定，那么就很难吸收和培养起新的东西来的。
那么后来，我对写作的信心又怎样渐渐地增加起来的呢？首先是要感谢党和领导同志给我的帮助。最初给我教育和帮助最大最多的是解放日报。我会永远记得博古同志（已经过世），我也永远记得陆定一同志，当有时在副刊编辑室里听到他们谈对于一篇文章的意见，一个字的改正或一句话的增减上，他们的片言只字，我都记得很牢，给我很大的启示和教育，党报和这几位领导同志给我的好处是我永远珍贵着的。在近两年的修改工农同志的作品中，给我的教育也很大，渐渐地对自己的写作前途有些信心，觉得即使写不出什么好东西，只要使自己对工农同志有用，对工农大众有些小用处，做他们文字上的理发员也是很愉快的。
一九四五年年初的劳动英雄大会，我也去参加写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这是第一次——座谈会以后——我去和劳动人民的代表接触，听着他们谈他们英勇的事迹，给我兴奋也给我教育，并且使我觉得还能拿起笔来，为他们写，为他们记录，是多么光荣的事情！对写作的信心也就更大了些。以后我在党校四部做文化教员，天天和工农干部接近，和他们一起学习，从那以后，我愈来愈清楚的看到自己的思想状况：只要一和工农大众接近，我对写作信心就大，而且使我整个生命都变得新鲜和活泼。如果我有一天稍稍远离他们一点，我就又垂头丧气，觉得烦恼了。但对于写作我还是不够勇敢，不够大胆的，我的笔也很滞钝，总赶不上有些同志能及时的反映一些东西，我是拘谨的，总要再三考虑直到看清楚了，自己完全明白了，才敢提笔，例如虽然我也做过一点土改，可是我连报导的短文章也没有敢于写过。另外也有一种标新立异的想法，这就使自己更加束缚住了，不敢动笔。
“八、一五”后，这近四年来，我一边行军或一边工作，一边就写，我的写就是我的工作，也就是我的学习；自然我还没有写出使大家满意或使自己满意的东西，但是我一点也不丧气，我有的是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向工农兵学习的决心，因而我对于写作的信心和热望也从来没有过的是那样的坚强和饱满。这一次短期进工厂，更加坚定了我的决心和信心。
最后，我应该说毛主席所指示的文艺方针为工农兵的方向是多么的伟大和正确！是他，在他的座谈会讲话以后，我才找到了我新的写作的生命！
六月二十九日，一九四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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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儿女英雄传
第十七回 鱼儿漏网了（续二）
月亮上来了。十八九的月亮照得挺明快。三只快船追了一阵，一伙人就上了堤；两头一望，都没有人。前面一百多弓远有个房子，是涨水的时候看堤人住的；跑过去一看，也没有人。
这一带，堤外边一箭远是干地，长满了密密丛丛的苇子，再往外就是水。堤里边尽是水。牛大水一看这地形，就和高屯儿商量说：“咱们这么着不行！要是敌人藏在苇地里，打咱们的伏击，准挨。这么着吧，咱们沿堤的里坡走，搜索前进。”高屯儿马上派出三个尖兵在前面侦查，一伙人在后面跟着，沿堤的里坡跑过去。
到了朱家口附近，一个尖兵回来报告：“前面发现一个死人！”大水问：“看清是什么人？”说：“没有。”大水就和高屯儿跑去看。堤坡上，那死人头冲下，脚朝上，新剃的头，头上一缕黑血直流到堤根，手里还紧紧的攒着个手榴弹。高屯儿吃惊的说：“是小小子！多会儿打死的？怎么没听见枪声呢？”大水说：“准是刚才划船的声音大，没听见。”他弯下腰去摸，忙说：“身上边热呢。敌人一定不远，咱们快追！”高屯儿叫头里三个尖兵注意，大家又往前追。
跑了不远，突然前面问口令。三个人赶快往堤坡一爬，一个排子枪就打过来了。队员都想爬下，高屯儿喝着：“爬什么！赶快跑！”大伙儿唰的一下沿堤往坡跑过去，就跟堤外坡的敌人平行了，两方面隔着堤打起来，可是打了半天，谁也打不着谁。
大水心里琢磨：“可惜来得忙，没拿手榴弹，这样打，打一夜也没有办法。”就和高屯儿商量，由高屯儿带一个班，往前跑半里地，搜索过堤，再往回包抄他，两方面一块儿打。高屯儿拉上一个班就跑去了。
高屯儿心里着急，只跑了二三百弓，就过了堤；离敌人几十弓就打上了。趁一股乱劲儿，大水他们哗的超过堤，一下把敌人都按住了。夺下武器。大家兴奋得要命，忙用绑腿布把那些家伙一个个捆起来。
马胆小三个，带的枪早给敌人缴了，手反绑着，都带了伤。一见自己人，马胆小哭着跺脚说：“唉，唉，她妈的！刚才到了朱家口，那儿有几只船。何世雄这个王八蛋，叫这一伙子从堤上跑，他带着小婆，和郭三麻子张金龙七个人坐船逃了！”
第十八回 冤家路窄
说我认得他啊，
我也认得他：
留着背头，
镶着金牙……
——民歌
一死无大难！
——成语
一
市镇拿下了。南关一个大庙的院子里，几个日本俘虏光着头，赤着脚，衣裳裤子都扯破了，脸儿很脏，一个个蹲在那里，搭拉着脑袋不言语。
有个小勤务员给他们端来一盆洗脸水，还拿来胰子镜子手巾儿。日本人站起来，拿着镜子这么照，那么照。镜子里的黑脸，红嘴黄牙翻白眼，很滑稽；他们可笑不出，都紧绷着脸儿。洗完以后，小勤务员又拿来衣服和鞋子，给他们穿上。他们都说：“八路大大的好，谢谢！谢谢！”小八路把他们领进屋子里。分区司令部的政治主任，就是以前的县委书记程平同志，很和气的跟他们谈话。
日本人在纸上写；说着半通不通的中国话。这几个都是第七次征兵出来的，离家已经四年了。他们说，刚来中国的时候生活很好，现在什么都不行了，连饭也吃不饱，每顿只发一小碗。当兵的伺候当官的，打水打饭，还打洗脚水，常挨打挨训，苦得不成，天天想家。
程平问他们家里有些什么人，他们掏出照片来指给程平看。有个叫山本的商人，说他哥哥和兄弟都在中国牺牲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国，说着眼泪汪汪的长出气。有个五金工人叫米田，最爱说话，他自称是“活动分子”，说：“我们的太君冈野进的知道。”他在纸上画了个大圈儿：“你们中国，大大的！”又画个小圈儿：“我们日本，小小的！”又说：“你们大大的中国，把我们小小的日本——”他用拳头打一下胸膛，眼睛一闭，身子一仰，逗得程平他们都笑起来。米田摇着手说：“不行不行，败了败了的！”他们表示这一回都没有打枪。
程平向俘虏们解释，中日人民应该拉起手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他们都点头。米田提出，愿意到日本反战同盟去。旁的人也都愿意；只有山本怕回不了国，要求把他送回城里去。
这些日本人里面，有一个高个儿农民，老噘着厚厚的嘴唇，不说话。问他愿意怎么样，他看看米田，说愿意跟米田走。突然，这日本农民的脸色变了，站起来，望着走进来的牛大水。大水也认出来，这个日本兵，就是大扫荡时候抓他的那个“初一加三郎”。
大水咧着嘴儿笑了，比划着问他：“你记得不记得：你拧我的耳朵，跟我这么摔跤？”那“初一加三郎”害怕的瞪着两个眼儿，慢慢往后退。大水笑呵呵的说：“别害怕！我们八路军优待俘虏。那会儿你打我，现在我可不打你。”那日本人学中国人的样儿，给大水作了个揖。大水不好意思的拉住他的手，笑着说：“别那样！你们过来了，咱弟兄都是一家子，只有日本军阀才是咱们的敌人。”
大水转身告诉程平，给死亡的伪军和日本人找的棺材都齐备了。程平笑着对俘虏们说：“所有你们受伤的都送医院了。死的准备装了棺材，送回城里去，你们有什么意见？”他们一齐站起来，深深的鞠躬。米田说，每一个日本兵身上都挂一块铜牌，铜牌上都有号码，千万不要丢掉，丢了就不知道是谁了。程平一口答应。
咱们请俘虏吃猪肉白面。那山本可老是唉声叹气，吃不下饭。饭后，米田他们送到军区日本反战同盟支部去了。傍黑了，区小队把山本送到城郊，让他回去。他在堤上走来走去，不住的啼哭，最后，突然跳下河，自杀了。
二
何世雄张金龙一伙人，逃到城里去了。
大热天，杨小梅自告奋勇，到城关去开辟工作。她先听说，那儿岗楼上，伪队长是郭三麻子，手下有个班长就是崔磆碌，他两个欺负着一个女人。那女人名叫李兰女，娘家是黄花村的；当闺女的时候参加过妇救会，小梅认识她，就想利用她的关系，进行工作。她又听说，张金龙也常到郭三麻子那儿去，心里想，最好把这家伙也弄住。
当时县上的同志，因为小梅过去开辟地区很有办法，也就同意她去了，只是一再嘱咐她小心。小梅对这工作，可挺有信心。孩子小胖五个月了，还吃奶，就带在身边。黄昏时分，她把小手枪藏在身上，穿着肥肥大大的花挂子，下面是宽腿儿花裤子，土里土气的，装着串亲戚的老百姓；抱了小胖，由一个熟人领路，混到城关附近，就住在陈大姐的母亲陈大娘家里。
抗属陈大娘是个热心肠人，对革命挺有认识。她和李兰女又是亲戚。小梅先打发大娘去和兰女聊闲天，慢慢儿探她的口气。大娘回来，就把兰女说的什么话，一句一句的摆列给小梅听。小梅一面听，一面心里琢磨。大娘去了两回，小梅就拿定了主意，跟大娘商量：“把兰女叫到这儿来，和她见见面，你看碍事不碍事？”大娘说：“行喽！她是我的亲外甥女儿，事情成不成，她总不会坏咱们的。”晚上，她就把兰女叫来了。
李兰女一见杨小梅就楞住了，脱口说：“我奶！这不是我们主任啊！怎么你到这儿来了呀？”小梅笑着拉她坐在炕上，故意跟她说家常话儿；问她怎么寻的婆家，这会儿过得怎么样。
这一问，可把兰女的伤心事儿勾起来了。她絮絮叨叨的说起五一扫荡的时候，鬼子怎么烧了她家的房，逼得她一家子住在瓜棚里，要饭吃。她爹没办法，才给她寻了个主；男人比她大十岁，人倒是好人，挺老实。谁知过门刚两个月，男人就给鬼子抓兵抓走，死在外面了。剩下她一个，卖了桌子卖柜，什么都卖的吃光啦……她说到伤心的地方，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哭的眼都红了。
小梅就跟她说，这还不是鬼子害的啊？不把鬼子赶出中国去，多会儿也过不了好日子；又鼓励她：“你以前干抗日工作可积极啦，不管是挖沟破路，缝军衣做军鞋，哪一回你也没落过后，你可不能丢下过去的光荣历史，就这么妥协啊！”
兰女说：“唉！我也瞧着我这会儿太不是个样儿，可有什么法子呢？从五一扫荡以后来到这边，再没见到咱们的人，我心里只说共产党八路军好是好，就是打不过日本鬼子，咱们老百姓只好干瞪着眼儿受气吧。后来听说市镇也给八路军拿下了，我心里才豁亮点儿。”
小梅就把最近的胜利消息和政治形势，讲给兰女听。又劝她：“你和这些汉奸们混在一块儿，跟这个也好，跟那个也好，你将来可怎么个了呀？”兰女叹了一口气，不好意思的说：“他们老到我这儿来，还争风吃醋，吵嘴闹架，把我夹在当间，也是作蹩子。我又不敢得罪他们，可有什么办法呀？”
小梅问了问崔磆碌和郭三麻子的情形，就给兰女出了个主意。说来说去，兰女同意了，很晚她才回家。
三
郭三麻子和张金龙，过去有那“一枪之仇”，后来何世雄给他们调解，说，都是一家人，不必在娘们身上闹蹩扭，他们又和好了。这会儿张金龙在城里当便衣队长，不论在日本人面前，或是在何世雄面前，都很吃香，郭三麻子反倒趋附他，两个人又成了酒肉朋友。
这天后晌，张金龙带了个罐儿，里面装了个蛤蟆，来找郭三麻子。两个人商量着，想把蛤蟆变个法儿去骗钱。崔磆碌瞅这个空子，就溜到李兰女家来玩。路上他唱着“茉莉花”的小调，故意把茉莉花改成小兰花了：
好一朵小兰花！
好一朵小兰花！
满园里那个花儿
全都比不过她！
我有心摘朵鲜花头上戴哟，
又恐怕卖花的人儿骂！……
他走进兰女屋里。兰女脸朝里躺在炕上，一动也不动。崔磆碌推她，她也不言语。急得崔磆碌抓耳搔腮的说：“我哪儿得罪你啦？你这么不搭理我！”兰女翻身坐起来，哭着说：“老崔，你别怨我。你们队长说的，我要留下你，给他知道了，非揍死我不行！你就只当可怜我，赶快走吧！”
崔磆碌气愤愤的说：“我操他姥姥！三麻子是个什么东西，他敢这么强行霸道！咱两个好，碍他什么事儿！”兰女擦着泪说：“是啊！我也是好人家妇女，又不是破鞋，又不是他包的窑子，我愿意跟谁好就跟谁好，他管的着呀？”
崔磆碌拉着兰女说：“你到底愿意跟谁好呀？”兰女把嘴撇得个瓢儿似的，说：“哼！他啊，那么个麻脸儿，我八辈子也看不上！”崔磆碌涎着脸儿说：“我呢？”兰女斜眼瞟着他说：“你呀，我就怕你是一个没骨头的伞，支撑不开。将来闪得我没下场，倒不如趁早拉倒呢！”崔磆碌搂着他说：“拉倒可不成，不是要我的命啦！”兰女嗤的一笑，用手指头点着他的额颅说：“要不了你的命，可要我的命呢！”
崔磆碌喜的睁不开眼儿了，说：“我的宝贝儿，只要你跟我好，你说什么我都依你！”兰女推开他说：“要依着我，你跟八路军接个头儿，把三麻子打死，投到那边去，也不枉你是个中国人。咱们俩就可作长远夫妻了。你要不敢下手，你就永远别登我的门坎儿！我死我活不与你相干，咱俩就从这会儿分手！”崔磆碌着急说：“你别那么着！我早就盘算日本人这碗饭吃不长了。可是，咱们往哪儿找这个线头呢？”兰女紧盯着他说：“那倒好说；你到底是真心实意还是哄我呢？你起个誓！”崔磆碌跺脚说：“怎么你这个人！……上有天，下有地，中间有良心；我要是三心二意，叫我挨枪子儿！”
两个人商量好了，李兰女就引崔磆碌来见杨小梅。崔磆碌满脸惭愧，垂着头儿说：“杨同志，我这几年作了丢人的事，自个儿也觉得怪没脸见你们的。要是八路军能宽大我，我还愿意回到咱们这边来。”
杨小梅说：“你投降敌人干坏事儿，罪恶可不小；不过，你要是回心改过，以后给抗日多出些力，八路军还愿意挽救你。”接着，又把抗战胜利的形势说给他听。
崔磆碌听了，摇头晃脑的说：“八路军的世事越闹越旺，比早先我在的工夫可厉害多啦！我就看出来当汉奸不是人干的，这会儿连饭也吃不饱，穿着这么一身鸡巴衣裳，两年也不换了。他妈的，郭三麻子这个狗杂种，把人踩在脚底下，我恨不得咬死他。只要八路军给我助劲儿，不是我吹牛，要怎么都能办到！”
小梅问明白了岗楼上的情形，就教给他先在下面联络人，准备得差不多了，再约定时间动手，八路军派队伍来接应。小梅又安顿给崔磆碌：“听说张金龙常到你们这儿来，要是有机会，把这个铁杆汉奸一块儿抓住，那就更好了。反正看着鱼儿下罩，你瞧着办吧！” （未完）
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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