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由过去的“银灾”说到蒋匪帮的“恢复银本位制”
从一九二六到一九三五年，短短的十年当中，中国就接连的经历了两次的“银灾”。
第一次是从一九二六到一九三二年。那时世界银价惨跌，纽约银价从一九二五年的平均价每盎司美元六角九分，跌到一九三二年的平均价每盎司美金二角八分。中国白银大量入超，形成通货膨胀，物价高腾，投机活跃，经济社会混乱，人民生活恶化的惨祸。这一次的银灾是由英帝国主义导演的。它主持印度的货币改革，由银本位改为联系到英镑的虚金本位，要出卖印度政府所存的白银二亿二千万盎司，换成黄金或金币，以增加大英帝国的黄金存量。中国便变成了白银倾销的尾闾，遭遇到灾殃！
第二次是从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五年。那时世界银价暴涨，纽约银价从一九三二年的平均价每盎司美金二角八分（最低价为二角四分）涨到一九三五年四月的八角一分。三年间上涨了三倍强。中国白银翻过来大量出超，形成通货紧缩，物价惨跌，工商业破产，职工失业的严重局势。这一次的银灾是由美帝国主义主演的。它发起了国际白银会议，成立了国际白银协定，颁布了购银法案，至一九三四年更进一步宣布白银国有。美帝国主义的这一行动，使得过去已经被排斥到铸币用途之外的白银，首先在美国恢复了铸币和货币准备金的部分用途，国库可以按定价收买国内和国外的白银。银价的上落完全受美国政府的操纵。
在这两次“银灾”当中，得利的是英美的金融巨头，遭殃的主要的是中国和印度的人民。中国官僚资本由于和英美帝国主义的勾结，分沾了许多的利益，在人民遭殃之中奠定了他们的基础。以后，经过了法币政策的推行和抗战时期的经济统制，以及美援的中饱，长大了成为中国史无先例的垄断资本。
很显明的，黄金和白银的大量集中，是美帝控制国际金融的两大武器。美国国库集中了价值美金二百四十四亿六千余万元的黄金，等于全世界储量的五分之三（见七月六日路透电），这是一件控制西欧和其他附庸国的金融的武器。它同时集中了二十七亿八千余万盎司的白银（这是一九四八年年底的数字，见印度准备银行月报），这是一件控制世界各产银国，尤其是远东和近东许多欢喜储藏白银的落后国家的武器。美帝一面拥有全世界最大的生产力，夸耀着说，你们需要什么我卖给你们。它另一面拥有全世界最多的金银，夸耀着说，你们没有钱买我的商品我可以借给你们。卖的条件是剥削各国人民的汗血，借的条件进一步还要控制各国的主权，干涉各国的内政。
特别在白银方面，美国国库固然集中全世界最多的白银（这单指各国政府持有的白银而言，民间持有的数量并不如此），美国资本还控制了全世界白银产量的百分之六十六。世界最大产银国墨西哥，它的生产的百分之七十五，就是在美国资本的支配之下的。因此，消极的，美帝为要维护经济的利益，必须支配世界的白银市场，积极的，它要控制南北美和近东、远东各国的政治，也正可利用白银政策作为金融上的武器。美国在抗战的前后，曾经以答应收买我国白银为市惠的手段，而国民党官僚也曾经以能够出卖白银给美国这一点来夸耀自己的本领，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由于白银在铸币用途上失去它的重要地位（这个地位是一去不复回了），尽管美国用尽一切提高银价的努力，银价的低落可说是本质决定的。关于此，除了数量上经常的供过于求的因素以外，作为铜矿副产的银产不必太多的计算成本也是一个因素。三十年来，伦敦银价曾经从一九二○年的每盎司八十九便士五跌到一九三一年的最低价十二便士。统计数字证明，在一切商品当中，白银要算价格变动最大的一种。所以，根本上，白银已经在历史上失去了他作为币材的基本条件—价值稳定。虽然从一九三四年以来，由于美国的政治行动，使得银价保有十多年来比较的稳定，它的基础依然是十分薄弱的。在一九四六年，纽约市场每盎司白银的最高最低差价大到美金一角九分强，一九四七年的差价更大到二角六分半，涨落之大，也足够惊人了！主要的理由，便是在基本上政治手段不能规定经济法则。其次，便是美国本身已经放弃了金本位，连金准备都已经失去了它的经济上的主要作用，银准备更变成无足轻重了。金银准备目下的主要作用，便只是在政治上作为侵略的武器。又其次，便是美国政府还可以有意的上下其手，使得某些售银的国家吃亏，某些受益，以卖弄它的侵略外交的手法。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要受政治的支配，还不是等于否定了自己？
基于以上的事实说明，我们可以极其明白的看出来，蒋匪帮这一次改用所谓“银本位”，除了如新华社七月十四日评论之所指出，是“在穷途末路之际，……进行大规模的投机破坏勾当，洗劫人民，糜烂国家经济”之外，它还更明目张胆的，走向了真正的“次殖民地”——用孙中山先生的术语——的道路。它所采用的所谓“银本位制”，是比印度、菲律宾一流的殖民地国家所采用的币制更加落后，更加卑劣的一种币制。无怪乎连伪财长徐堪都自认是倒退的了。这和匪帮头目蒋介石这一次亲自向菲律宾殖民地反动政权叩头作揖，甘心作奴才的奴才，表演出史无先例的丑态，可说是“殊途同归”的了。
我们除了要劝告未解放区的同胞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坚决拒绝接受伪银元券以外，还希望解放区的同胞认清金银的本质，不要再迷信金银，把它们作储蓄的手段。金银已经完全变成了帝国主义手中的玩物，是“赵孟所贵，赵孟可贱”的商品。把自己的财产变成金银，就等于把自己的命运交付给美帝国主义。如上所说，历史已经证明，白银是价值最不稳定的一种商品。由于十多年来全世界各国纷纷放弃金本位，黄金的前途，很可能是与白银同其命运的。拿价值最不稳定的东西作为储蓄手段，“常识”先生都会笑他愚蠢。
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人民政府将来决不会采取金银本位。不久全国解放，白银将被全部逐出流通的过程，银价比照其他的物价，便要全面下跌。我们要估计到美帝国主义是不会允许新中国在纽约出卖白银的，世界上最大的嗜银国印度，又早已禁止白银入口。因此，以白银作为国际支付的手段，是没有多大可能的。
少数对多数的垄断，本来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资本主义之所以必然要灭亡，便是因为它自己造成了一个寡头垄断的局面。美帝垄断了“饥不能食，寒不能衣”的金银，尤其会最先被打倒——先于它的庞大的生产力。“你垄断，我不要”，这便是极其简单的打倒金银垄断的办法。现在，以苏联为首的国际和平民主阵营，便是这样做，而且做得极其得法。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也日趋尖锐。英帝国主义所领导的英镑集团，就是以反抗美帝垄断黄金为任务之一的。美帝用黄金来控制西欧的想法，大部分已经落了空；它目前对于西欧的控制，主要的还是依靠它的强大的生产力。然而，强大的生产力又已经带给美帝经济恐慌的威胁。“不要你的货，更不要你的钱”，是西欧各国不久便要向美帝提出的口号。到那时，黄金这一武器便会完全失去作用。
殖民地人民的革命巨流和思想进步，会更迅速的使得美帝手中的白银武器，失去作用。四亿七千万人口的中国，已经大部分摆脱了白银的圈套。越南、缅甸，以至其他东南亚人民，不久也都会同样的做。印度去年民间吸收的白银，起初估计是二千五百万盎司，结果只吸收了一千六百万盎司。白银这一武器，显然是象长矛大刀一样的落后，不能发挥什么威力了。
帝国主义从大处说，是愚蠢的，从小处说，却还有它的精明。当蒋介石还可以作为一个工具的时候，美帝是那样的扶植他，结果花了美金五十亿以上的代价，买得了全中国人民的忿恨，这是愚蠢的。现在，蒋介石不配作为一个工具了，就马上唾弃他，只指使它的殖民地菲律宾反动当局召集他谈话，这又是精明的。这是资本主义不同于封建主义的所在，也是美帝比蒋介石高明的所在。当着金银两大武器失去了国际作用的时候，它们的命运是会和蒋介石一样的。尽管美帝为着保护国内银矿资本家的利益，会继续稳定国内的银价，然而花冤钱稳定国际银价的企图却会被逐步放弃，首先便是放弃美洲以外的市场。那时候，那些迷信白银的人们，少不了便要再遭受一次的“银灾”！黄金的命运如何？也不过比白银“稍胜一筹”而已。
人民政府不采取金银本位，而采取了以生产力为基础，适合物资生产和商品流通过程的需要的管理货币，这种立场是十分正确的。它一面保证了国家经济丝毫不受帝国主义的支配，首先在货币一环争取到经济上的独立，另一面保证人民的财富，不会落入“饥不能食，寒不能衣”而价格又完全受帝国主义规定甚至价值也极其不稳的金银。我们不必讳言，目前为着革命军事的支应浩大，而新解放区的生产尚未恢复，税收也尚未整顿就绪，加以粮食又正在青黄不接的阶段，某种程度的通货膨胀是不可免的，因而一时的物价高涨也是不可免的。然而，十多年来解放区和未解放区物价的对比，已经足够证明，我们的通货膨胀和蒋匪帮的通货恶性膨胀是完全不同的。东北一年来物价稳定的经验，以及目前华北、西北、华中、华东各老解放区物价比较江南新解放区物价稳定的事实，更足够证明，一旦军事结束，我们是有力量稳定币值的。我估计，今年秋收以后，占国民经济比重百分之九十的农产物大量上市，配合着军事上在华南、西南、西北，大体上肃清了匪帮残余势力，新解放的都市大体上完成了整顿税收的任务，货币情况必然可以大大的好转。全国同胞看清这一点，是对于新国家和自己都有极大的益处的。
人民政府是敢于面对现实的。基于上述的信心，同时照顾到目前物价尚未稳定而人民储蓄必须鼓励的事实，中国人民银行已在各解放区推行折实储蓄。这种储蓄以粮布等日用必需品为计算本位，完全依据市价的涨落订出指数，以为储蓄收付的标准。这种能够保障人民衣食日用所需的折实储蓄，才是最切实而最理想的储蓄。“事实胜于雄辩”，过去得到折实储蓄利益的人们，会证明它的好处。这种堂皇而光荣的储蓄，才是新中国人民应该采取的储蓄手段。自然，倘使大家能够进一步集中储蓄，经营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生产事业，那是再好不过了。
新中国的人民大众，在经济上必须具备与在政治上同样的高度警觉。我们在经济上，必须充分认识帝国主义和代表着买办阶级、地主阶级以及官僚资本阶级残余势力的蒋匪帮的一切阴谋诡计。首先在货币上，每一个新中国的人民，都应该赶快摆脱那些依靠帝国主义，迷信金银的传统思想。尤其在目前，这种思想已经成为蒋匪帮阴谋洗劫人民，破坏新国家经济的理论指导，我们更应该为着国家和自己的利益，运用高度的智慧和警觉，共同努力，粉碎敌人的阴谋。
一九四九、七、一五、于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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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评国民党匪帮的“币制改革”
当国民党匪帮的军事政治经济已经濒于完全崩溃，当他们的残余军事力量很快地就要被人民解放军最后从中国本土扫除出去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了作最后的挣扎，为了向中国人民作最后的一次掠夺，一次欺骗，他们最近又实行所谓“币制改革”了！这次币改的名称是叫做什么“银元兑换券”而不是什么“金元券”了。谁也知道，去年“八一九”国民党匪帮所大吹大擂“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金元券尚且不到七十天便破了产，不到九个月之内便变成一钱不值的废纸，这一回所发行的“银元券”，其寿命一定比“金元券”更短得多。当去年“八一九”时，我曾经说过一句话：“如果国民党这样的改革币制能够成功，那么世界上所有的经济学与货币理论的书都可以付之一炬了”。这一次，连小孩子也明白：金圆券济不了事，银元券还济得了事吗？所以今天我们要再来批评国民党反动派的银元券之必然失败似乎是多余的，因为这已经变成了妇孺皆知的常识。正如今天如果有人要写篇论文来证明国民党反动政权之失败，未免浪费笔墨一样。但是这里我所要指出的是这次国民党匪帮发行银元兑换券的欺骗性与其掠夺性，要唤起蒋管区民众的注意，千万不要再上当了。
首先我要指出的是广州国民党匪帮这回发行“银元兑换券”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其财政上的困难，决不是为了金融上的流通行使之方便。据国民党伪财长徐堪自己所宣布，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支出每月必不可少于四千五百万元，收入为一千至一千五百万元，相差达三千万元左右”（以银元为单位）。但我们知道徐堪这一数字是低估的，事实上，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收入每月最多不会超过一千万元，而支出则达一亿银元（据伪中央社六月二十九日广州电）。由此可知每月赤字财政至少为八九千万元。那么用什么方法来弥补这每月八九千万元的赤字财政呢？在过去是依赖发行钞票，但自金元券为人民所拒用变成废纸以后，金圆券的印钞政策已失了效。它必须变一变花样，换一种货币名目，以便继续其印刷机政策。但是如果单单发行一种银元券，那么，老百姓决不会再来上当，所以一定要规定所谓“十足兑现”。但如果是真正无条件的“十足兑现”的话，今天发出一万，明天兑进两个五千，国民党反动派一点好处也得不到，他何至如此“许子之不惮烦”来发行一次银元券，干脆使用银元不是还省些印刷费吗？所以在所谓十足兑现中，国民党反动派就玩花样了：第一是规定兑换地点之限制，即银元兑换券虽可兑换银元，但兑换地点仅限于广州、重庆、桂林、衡阳、昆明、贵阳、成都、兰州等几个都市。然而如果仅有兑换地点之限制，那银元兑换券也不可能流通到这几个都市之外，于是第二又加上一条，“各级政府税收及公营事业收费，一律收受银元兑换券”。这样凡交税款及邮电铁路付费非用银元兑换券不可，而银元兑换券之兑换银元却仅限定于几个都市。于是国民党反动派就利用这个空子可以来多发几张用不到兑现的纸币（即利用时空的限制，使它所发出的银元兑换券不至立刻去兑现银元）。但是不是所有在指定兑换地点都可以无条件地十足兑成银元呢？也不见得，这里国民党反动派再拖上一条尾巴：“银元铸造未充分时，银元兑换券之兑现，得以黄金为之，其兑换率由中央银行挂牌公告。”（发行条例第七条）。这样，伪中央银行就可以借口银元未铸好而改兑黄金。因为一元银元兑换券兑换一个银元是较少伸缩余地的，而银元兑换黄金的牌价却可以高低自如，把兑换券价值尽量压低，把黄金兑价无限提高。事实上，伪中央银行有没有如许黄金来兑换呢？也决不会有的。这不过是一个幌子而已。伪中央银行可以借口黄金未运到而改发黄金存单，也可以把黄金牌价提得太高，使人们不愿去换……总之，借口不兑的方法多得很。我们可以断言，银元兑换券的兑现银元，即令实行，决不可能继续到两个月，那时银元券又变成了一堆废纸，一文不值了！
总之，这次广州国民党匪帮的发行“银元兑换券”又是一个大骗局，又是一个大掠夺。它想借此为名来弥补庞大的赤字财政，借此来大大搜括一番，以筹措他们流亡到海外时的逃难基金。我可断言：在银元兑换券发行一开始，银元与银元兑换券便会有差价，在很快的将来，银元兑换券便会变成一钱不值，做金圆券第二。国民党匪帮的所谓“十足兑现”是完全骗人的，这一“十足兑现”的西洋镜很快就会被揭穿。国民党反动派真是一个大骗子。试想当金圆券于五月间被人民拒用时，国民党反动政府规定以每五亿金圆券换一个银元，五亿金圆券合伪法币便是一千五百万亿元，远超过了去年“八一九”发行伪金圆券时伪法币的发行总额（当时国民党政府公布法币发行额约为六百万亿元）。当金元券初发行时，金元券一元合银元五角，反动政府根据这一比价向人民强制收兑；但不到九个月，反动政府却以五亿元合银元一枚而收回了！这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骗子吗！将来银元兑换券的命运一定比这还要惨，现在反动政府尽管规定“十足兑现”，但是不要到两个月，也许五亿元兑换券还兑不到一枚银元了！
国统区的同胞们，千万不要再上国民党反动派的当了！拿了银元兑换券立刻去兑换银元，兑换不到便一致拒用，兑换券放在口袋里一天便有一天的危险。全国各地即将完全解放，解放之后，人民政权对于伪政府所发行的银元兑换券，是不需要负责兑换的。过去人民政权对于伪金圆券定一比价收兑，这是因为人民政权认为伪金圆券虽为国民党反动政府所发行，但这是国统区唯一的流通工具，在暴力之下，人民非使用不可。因此人民政权虽不承认伪金圆券，但为了照顾大多数民众的利益，还是把这损失自己挑起来了，伪银元兑换券的性质却与此不同，国统区人民应该拒绝银元兑换券，或在收下以后，立刻去伪中央银行兑现，如果既不拒用，又不兑现，一定后悔莫及！
国民党反动派这次发行银元兑换券证明是一个更大的欺骗，更大的掠夺，也是一个更大的冒险（这是伪财长徐堪自己承认的）。这一冒险的失败是必然的，这一骗局的揭穿也是很快的。人民政权将来对伪银元兑换券不但不会承认，也不需要收兑，这是我们所可断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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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平津解放后
石市私营工商业动向
平津解放以后，石家庄经济方面出现了一种新的情况，这就是夹杂在青黄不接的季节影响下，一些私营工商业表现冷落，虽然有些行业仍然呈现活跃。这个复杂的现象使有些人坠入五里雾中，甚至以为大城市解放以后，中小城市工商业前途暗淡了，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对的，以石家庄来说，从工业原料的取得或市场地位、交通方便等条件来看，都是有发展前途的，目前正是从不正常的时期走上正常的道路。
从前年十一月解放时开始，石家庄经济发生了基本的变化。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日见增加，解放时全市私营工业共七百廿二户，翌年十月增加到一千三百八十三户，至本年五月已增加到一千六百九十四户。共增加百分之一百三十四强；商业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其中主要工业如棉织业由三十一户增到六十五户，铁工业由五十户增到六十八户；而金店、绸缎等奢侈行业则日趋萎缩，现已绝大部分转业，这主要是由于民主政府正确地执行了发展工商业政策，而解放后的石家庄与四周广大解放区农村连成一片，改变了敌占时期的孤立形势，因此城乡联系加强物资畅流，对石市工商业发展也起了很大作用；同时，石家庄是华北第一解放的较大城市，各地均来购货一般物资都感供不应求，各业利润极大，这个暂时的优越条件的丧失，从济南解放开始略见端倪。平津解放后更加表面化。石家庄许多顾客都转到平津去了。以铁业来说，石家庄最大的私营铁工厂沈永兴的元车与天津出产的比较已显技术低落，价高贵；中纺公司的五福布、阳光布代替了大兴纱厂山鹿布，山鹿布销路不如从前，私人工厂出产的星球布，质次价昂，在本市没有销路，如六月十二日星球布每匹成本九千八百八十七元，市价仅八千五百元，而五福布不过一万一千元。同时平津资力雄厚，吞吐量大，每天又有无线电广播传达行情，所以石市一般物价不得不直接听从平津市场，这些变化，使石市某些工商业感到市场缩小，而本身没有出路。
这种某些工商业市场的冷落是暂时的，而平津等大城市解放以后，各地交通逐渐恢复，物资畅流，石市正当华北交通枢纽，运输业务日趋活跃，附近出产的猪鬃、皮毛、核桃等山货出口也较前增多。如王友和大车店，平均每天住汽车四、五辆，大车七、八辆，四月中旬经该店运往北平物资即有烟丝一万二千七百六十斤，纸烟六箱另八件，土布六千二百匹，另有棉花、肥皂及各种山货等。全市货栈、旅馆、大车等行业都显兴旺。以工业来说，石家庄交通方便，接近产棉区，及煤铁矿山，原料方便，比天津、冀南各地条件更为优越。而过去一年多石市工业在数量上虽有增加，但因受战争环境限制缺乏在设备和技术上提高，因而出品质量较低，成本又高，大城市解放前独占市场，还可以应付；和大城市物美价廉的产品竞争之下，自然是要失败的。但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势力被赶出中国以后，中国地大物博，各种工业都相当幼稚，到处都是广大市场，而且大城市解放，国际贸易，已开始建立，购买新式的生产工具改良技术，减低成本，打开新销路，恢复事变前的旧市场，这又都是新的有利条件。根据新的需要和客观条件未改进石市工商业有发展前途是可以肯定的。以棉织业来说，全市六十余户织布厂星球布没有销路，现一半以上都改织条子布，另有三家试织印花布，六月十二日，每匹条子布成本（一般的）三千九百三十八元（廿支纱十码）工资及折旧等开支二十斤小米，高价可售五千元；印花布要到天津或高阳去印花，每匹加手工和运费约三十斤小米，利润和条子布差不多。最近新华，成城织布厂试用小型电动机，每年织布机产量提高一倍，质地也较前均匀，现在还是初步试验，许多地方陆续改进后，成本还可以减低。条子布和印花布，适合广大农村需要，主要销路为山西和冀南，市内也可销一部份。最近义和信染厂新装轧光机，并拟增加印花设备，若能广泛推行，印花布成本即可降低，布匹经过轧光，质量也可提高。
其次为铁工业，石市土造广锅及阳泉土锅，战前销路很广，南沿平汉路直过黄河，东到渤海一带，北可销到关外。这些市场在战争期间，已多年失去联系，最近公营铁货业曾分别派员往各地调查，且已逐步打开销路，待年内平汉路修复，销路即可展开。铁业的另一种主要的生产品是水车，各厂都是承包华北水利推进社订货，该社石市分社所属一市八县，按华北五年到七年发展水利计划，水车在数年之内还有推广的必要。而石市水车生产技术落后，每月生产达四百辆合乎标准的不过二百辆。该社现正帮助各厂研究改进技术，并已初步实行各厂分工制造。
根据以上两个主要私营工业经营情况，已经证明，平津解放后，全市私营工业是有发展前途的。今后为了加速全市工业建设，必须加强领导，有计划地进行改进：
第一，合资经营，改良工具，石市私营工业，多是小规模的手工业及独立劳动者，资本很小，设备简陋，如织布业一般只有三、四张木机，流动资金不过十几捆纱，电磨机最大的十五马力的电动机设备的只有几家，肥皂业五十多家，一般每天出产肥皂不过一千块左右。如织布业添设一部五马力电动机即需三十捆纱，因此除由银行贷一部分外，主要是靠各厂合资经营。
第二，成立各业供销社，首先是解决远地推销问题，这已是目前迫不及待的问题，而单独一家来做是很困难的，最近针织业试办联合运销，先以七家结成一个运销小组，到榆次卖了一百多打袜子，成绩很好，织布业中也有类似做法。如此不但解决销路问题，而且可以集体采购原料当然还得经常与国营贸易公司密切联系，才能有更好成绩。
第三，减低原料成本，石市虽接近棉、煤、铁产区，但因冶铁纺纱技术较平津、冀南各地落后，产品成本高，质量又次，无法与之竞争。如大兴纱厂的二十支纱质量较差，在石市销路不利，而冀南和村纱则经常供不应求；假使大兴的纱能减低成本卖价便宜些，对发展织布业还会更有利些。其他铁业等原料占成本绝大部分，公营企业掌握这些生产原料！应该根据产品质量随一般价格确定适当利润，否则对某些生产发展是不利的。
第四，实行劳资两利团结生产，石市工业因多是手工作坊，劳资关系还存着一些封建的性质，如织布、电磨、铁工业一般工作时间都在十二小时以上。有些资方唯恐掌握不住工人，多利用亲戚本家来作工；这种封建关系影响生产情绪，而且妨碍合资经营的组织，因而必须建立正常的工作制度，适当照顾工人生活，团结发展生产。
最近石市又新设了火柴厂、长芦食盐公司；大规模的打蛋厂、被服厂、轧花厂、土生公司正在积极筹备。这些工厂、公司的成立将首先解决失业问题，并使许多市民和农民转入工业生产，劳动人民生活将普遍得到改善，因此石市工商业不是萧条，而是开始迈向发展的大道，这发展是随着整个革命形势发展向前推进的。
（石家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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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三邱村之行
华北大学新四区队下乡向农民学习
向青
出发到三邱村去
六月二十一日天还没有亮，大约才两三点钟，正定的华大同学们都已起身整队了，准备出发到三邱村去。没有多久，整齐的队伍就踏出了东城门，每个人的心情都是兴奋的。
天渐渐亮了，野外的豆子、高粱、棉花、花生长得油绿好看。当太阳高升的时候，便到了这树林掩盖了的村庄——离正定二十五里的三邱村。
队伍还没进街，老乡便高兴的说：“华大的同学们又来了！”
正是农忙时节，老乡刚忙过了麦收，马上就要种红薯了；加以近来天有些旱，这一带都是水灌山，虽然不怕旱，可是整天要拉水车，耗费人力畜力很大，因此三邱村的老乡几乎整天都在地里干活儿。大家到了三邱村后便主动地去帮助老乡工作。
五十四队才到三邱就发动了一个“满缸运动”，每个组把自己所住的老乡家里的水缸都给打满了水。
五十八队展开了“帮助老乡工作”的大挑战，四组同志才到住地就帮助老乡从屋往外打扫马粪修筑厕所，程永波同志带病还给老乡推磨。
六十队同学卜智坤替老大娘纺线，她纺得又精又细又快又好，老大娘坐在旁边乐得嘴都合不上了，同学陈兆英每天给老乡打扫院子、洗衣服、给小孩洗澡，和老乡成一家人了。
向老乡访问
到了三邱不久，大家便开始了访问。根据过去的经验，班队长都报告了访问应注意的事情，比如在访问之先一定要知道访问对象的成份，因对同学有帮助的就是翻身的贫雇农，所以大家决定多访问翻身贫雇农，以坚定我们革命立场。
访问的方式是“由近及远”，先从自己所住的房东那里开始。
五十六队第五组住的地方有个老大娘，每天晚上的小组漫谈会她都参加。这个老大娘过去参加过抗日战争，在漫谈会她说：“别想家，要好好革命，看全国都要胜利！”同学们让老大娘给鼓励得情绪特别饱满，同学们有的带着照像机，还和老大娘照像，表示纪念。这位老大娘有个干女儿便是华大同学，过去华大十三班到三邱村参观的时候，有个女同志住在这儿了，她想家闹情绪，正在掉泪的时候，让老大娘看见了，便问她为什么哭，她后来说了，老大娘便给她解释，告诉她要好好革命，经过几番劝说，这位女同志思想搞通了，便和这老大娘做了义母女，现在经常来信。我们访问这位老大娘的很多。
访问最多的还有个妇女会主任周淑琴，她是个劳动英雄，才十九岁是个青年团员，她的劳动非常好，整天没有闲着的时候，地里活计家里活计干得都挺好，冬天还在地窖里纺线。她说：“妇女们都很希望学文化，望你们多帮助！”
听村干部报告与地道参观
每天早晨的时间都是听村干部报告的时间，村长卢文清和民政卢文占共同介绍了三邱村的一般情况。卢文清主要是介绍组织系统，以前在抗日时期隐蔽的农会是怎样成立起来的，农会怎样由秘密而公开，有的地主富农在抗日战争中如何叛变了民族，并且介绍了阶级斗争中新农会的诞生，土地改革贫农团的成立以及现在村代表会的成立和群众小组的编制。此外并简单介绍了党的支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妇女会等组织。民政卢文占介绍三邱斗争历史，从抗日、解放战争、土地改革到大生产运动。
魏文佐报告“抗日战争”和“土地改革”两个专题，他所讲的不但是三邱村的历史，同时也是他本身的历史，他是抗日时期的游击小组组员，经过不知多少次斗争，现在在县里当公安员，他是个粗壮的大汉子，代表着中国农民的性格，朴实、坚强、刚毅。有的同学在思想上还同情地主的听了他的报告之后，每个人都增加了阶级感情。
卢永安报告地道战的经验，他讲着他亲身的经历，他带领二十八个民兵，英勇地战败了蒋介石的军队和地主组织的还乡团的两个团兵力的进犯；他说：“在地道战中间，敌人永远不能发现我们一个人，在村口有地上炮楼，也有地下炮楼，全村的地道互相沟通着，有战斗地道有隐藏地道，我们的地道不怕敌人水灌或用火烧。在地道里有会议室，尽管敌人进了村，我们的干部可以安然地在地下开会，也有拘押审判敌人的地方，所以当敌人进村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在地下审判，我们的地道连着井，所以不怕没有水喝，地雷布满了全村，铁线都在地道里，只要敌人一进村，民兵便拉铁线，地面上的敌人便炸得粉碎，全村各个地方都有枪眼，所以敌人不知什么时候就被我们从地下墙根飞出来子弹打死，所以敌人在三邱看到老鼠洞就魂不附体……”
新四区队在听完了这些介绍与报告之后，便由儿童团带领参观地道，果然和卢永安所讲的一样，在参观地道中间前面点着灯，有许多人还走错了路，在参观之后，同学们都景仰人民力量的伟大，一个过去学土木工程的同学说：“农民可真了不起，不会测量怎能修这样的地道呢？”
和农民开座谈会
新四区队在三邱和农民开了三个座谈会，那便是“翻身农民座谈会”“妇女座谈会”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座谈会”。
“翻身农民座谈会”是以队为单位开的，内容是以“地主剥削的真实情况”“翻身前后的情况”和“大生产”与“改造二流子”为主题，强调了和政策课的学习结合起来，同学们在会上都大为感动。
六月二十四日，四区队全体女同学二百多人和三邱村妇女会开了“妇女座谈会”。座谈内容有三邱村妇女对敌斗争的情形，土改中的妇女运动情形，翻身前后的妇女地位以及妇女的地位怎样提高的等……。在大会上周淑琴说：“要想男女平等，必先能和男人一样劳动。”所以她在家中地里都和男人一样做活儿，除洗衣服、做饭外，还每天下地改沟、锄苗、割禾、推水车等，去年年底她被选做了劳动英雄，现在全村妇女都由她领导生产。在会上别的妇女也讲：“为了很快的打败蒋介石，许多妇女都让她们的儿子丈夫去参军杀敌，平常日子也写信去鼓励她们的丈夫儿子去英勇作战。”
二十五日午后在歌声欢唱中间，在小雨里开了“青年团座谈会”，参加座谈的除了新四区队全体团员外，为了扩大团的影响，凡是申请入团的同学或是想了解团的都可参加，三邱村除了青年团员外，年青的党员也参加了。三邱村青年团支部书记张丑宝在会上讲农村青年团如何带头大生产，越讲越高兴，并且把三邱从团成立时起以至现在上级给布置的工作都谈了。他说：“我们为什么要多种花生和棉花呢？我们都知道现在要发展工业，花生油是很好的工业原料，现在平津大都市都解放了，大机器都要转动起来了，我们没有棉花怎能纺纱织布呢？……”他还报告了他们团员如何响应号召，带动青年，如何开家庭会议说服家长。
华大的青年团员在这次会上学习了农村青年团的一般情况，及农村青年团的任务与工作，未申请入团的和不了解团的也开始对团的看法大有改变。
二十九日晚饭后又整好了队伍回到了正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