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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研究
关于“从猿到人”
胡庆均
在社会发展史的研究上，“从猿到人”是一个重要的起点。自从达尔文首创生物演化的理论以来，已经把单细胞生物如何逐渐演变成人，从科学上得到了坚强的论证。远在七十多年以前，恩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过程中的作用”，又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理论上的指导。近二三十年来，人类学上关于古人种及今人种的化石骨骼的发现，以及对于今日各种族的身体与骨骼测量研究的知识，更进一步解决了如何“从猿到人”的问题。这一件科学的史实，它根本否定了自基督教统治欧洲以来所谓“上帝造人”的神话，也否定了全世界各民族中许多希奇古怪的洪荒传说。然而一直到今天，这一件科学的事实还常被野心家所歪曲，被靠成见生活的人所漠视，以致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还存在许多怀疑，甚至认为是不能想象的问题。
例如欧美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御用的资产阶级学者为要捏造和宣传种族不平等思想，常常喜欢用肤色的深浅来断定种族品质的高下。在这个谬论的影响之下，使得北欧人瞧不起南欧人，白种人瞧不起黄种人，那些黄发蓝睛的北欧诺的克（Ｎｏｒｄｉｃ）人，既然可以顾影自诩，自命为“天之骄之”，他们就可以指着那些与锅底同色的黑人大肆叫嚣：“黑人是兽类！”又如在中国，来自中央区域的主要民族好比汉族的看待少数民族，就常喜欢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词句，甚至加上了虫兽偏旁好象狄、＠、蛮等一类字来称呼这些民族。把全世界的各种族分割为不自一个来源，或者形成差等的看法，是狂妄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政府侵略殖民地弱小民族和反动的大汉族主义者欺骗少数民族的“理论”武器。既然认为人种有高下，人种的高下是基于来源的不同，猿猴变人的说法就很难得为这些先生们所乐闻。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院中，有一处陈列着大猩猩一类的动物，我们常可从参观者口中听到下述的评语：“我决不相信我是这丑八戒人猿的子孙！”
然而演化的事实完全否定了这种“自鸣清高”的想法，人的确是从猿猴演变而来。这种猿猴可以统称为灵长类，通常可以分为三支：一、狐猴科（Ｌｅｍｕｒｏｉｄｅａ），产于非洲。二、眼镜猴科（Ｔａｒｓｉｏｉｄｅａ），产于东印度。三、人猿科（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ｉｄｅａ），产于世界各地。人猿科又可分成三目，一、旧大陆猴，二、新大陆猴，三、类人猿（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ｉｄ Ａｐｅ）。类人猿中又包括长臂猿、猩猩、黑猩猩、大猩猩四大支。在演化的程度上，类人猿与人最相近似。从比较解剖学就可以证明：人与类人猿的躯体有相似的模式。虽然在身体各部的比例上不大相同，好比类人猿的臂长腿短，大都合乎中国相书上的“两手过膝”，而人倒适得其反，很难见到这种“贵相”！类人猿的骨骼、牙齿、肌肉，以及内脏的解剖，完全与人相似。以至他们的脑子，几乎与人脑一样，只不过是具体而微罢了。胚胎的发展，男女性生殖器官，性生活的表现，对于各种疾病以及药品的反应，所有的类人猿与人都完全相似。好比在博物陈列馆的饲养中，大猩猩与黑猩猩极易患肺炎与流行性感冒。所有这些，都可证明类人猿是人类血统上的近亲。
人们也许要问：这种类人猿是不是人类的祖先？换一句话说：猩猩是不是可以变成人？如果不可能，猩猩和人有什么姻娅关系？
我们的回答是：现在的类人猿已经不能再变成人，至少在科学上，我们没有这种类人猿变人的发现。他们之所以不能变成人，是因为他们没有了变人的条件，或者更明确点说：是他们的体质上没有孕育着可能变成人的因素。我们应当明了的是：这种类人猿已经定型成为猿类，他们不是人类的直系祖先，而是人类的堂兄弟，他们和人有着共同的祖先。
这共同的祖先自然还是一种猿类，这种猿类可以一直上溯到森林无尾猿（Ｄｒｙｏｐ ｔｈｅｃｕｓ ｏｒ Ｆｏｒｅｓｔ Ａｐｅ），他们分布在欧洲、亚洲和菲洲，由西班牙至印度一带。可是他们今天已经绝迹于世上，我们只能在地史上去追寻。距今一百万至一千五百万年前，约当地史上第三纪中的中新世（Ｍｉｏｃｅｎｅ）及鲜新世（Ｐｌｉｏｃｅｎｅ），是他们活动与繁殖的时代。
这一种猿类本来体格较矫，栖居于树上，他们在树间攀援跳跃，食着树上的果实、鸟卵、树叶和嫩枝，可是后来体重一天比一天增加，与今人不相上下，甚至渐渐超过了今天人的体重，于是他们开始感到栖树的不便。更由于树上可吃的东西日渐稀少，在树上睡觉也感到不大方便，于是他们便下了地来。下地来之后，为了寻找食物，就得在石头或者树木下面挖掘蛴螬一类的东西，并捕捉虫蚓以及一些小动物，于是他们就必得有自由的双手，这样也使得他们必须站起来。恩格斯说：
在攀援时手起的作用与脚不同，这一猿类开始摆脱用手在平地上行走的习惯，而渐渐地采用了直立的行走，这就是从猿到人的有决定意义的第一步。
我们的祖先在从猿转变到人的好几十万年的过程中逐渐地学会了使自己的手适应于一些工作，而这些工作在开始时只能是非常简单的…手变得自由了，能够不断的获得新的技巧，而这样获得的灵活性便遗传下来，一代一代地增加着。
恩格斯继续分析手是劳动的产物，手的专门化是意味着工具，而工具是意味着人的特有的活动，意味着人对自然的有改造意义的作用，意味着生产。他说：
劳动是同制造工具一起开始的，最古的工具是打猎和捕鱼的工具，而同时又是武器。打猎和捕鱼是从只吃植物转变到同时也吃肉的前提，而这又是进化到人的重要的一步。肉类食物在差不多完备的状态下包含着为身体新陈代谢所必需的最重要的材料；肉类食物较之植物食物缩短了消化过程以及其他营养过程所必需的时间，因此省下了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材料和更多的精力来过真正动物的生活。这种在形成中的人离植物界愈远，他们超出于动物界也就愈高。
使用双手就是人类的表征，手是劳动的产物，从这里也就构成了人和猿类的区别。基于劳动，也就是基于人类直立后双手的使用，也使得猿群与人类在体质上形成了后来的差异。这差异好比人的大姆指能够与其他四个小指自由相对，这是由于劳动中逐渐产生的体质特征之一，也是使用工具中很重要的一点。在今天的类人猿中，他们的大姆指就与其他四指并排而不能相对，因此他们就不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当他们遇到敌人时，只能拍拍胸膛，或者凭一股勇气向来人扑去，并没有有效的抵抗办法。
语言的发达也是划分猿群与人类的重要差异之一。在今天的类人猿中，他们只能发出十几种声音，来表示喜怒的情绪，而没有系统的语言。关于语言的产生，恩格斯也指出是劳动的功绩：
劳动底发达必然使得各个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而且这样一来，互相帮助和共同协作底情形就增多了，这种共同协作底好处对于每一个人就一目了然了。简单地说；这些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什么东西非说不可了。需要产生着自己的器官。猿类不发达的喉管，由于音调抑扬顿挫之不断加多，缓慢地然而一定不移地改造起来了，而口部底器官也逐渐学会了连续发出一个清晰的音节。
由于劳动和语言引到了脑髓的发达，恩格斯说：
首先是劳动，然后是同劳动一起产生的语言，这两者乃是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的脑髓才逐渐变成在基本构造上完全相类似但较大和较完善的人的脑髓。
人类脑髓的发达在今天也和猿群发生了显著的差别，类人猿中最大的脑容量如大猩猩不过六○○ＣＣ，而人类普通的脑容量总在一二○○—一四○○ＣＣ。以脑重和体重的比例来说：成年的黑猩猩为一比七五，而人只有一比三五—四十。人脑的前部特别发达，脑上的皱纹也特别多，而类人猿在这些地方的进化程度远不如人，这些都是人和类人猿显著不同的特点。
人类与类人猿许多体形上的差异我们用不着一一举列，但这里必须提出的一点是在牙齿方面。人类的牙齿与类人猿的牙齿同属一型，数目也相同，但人类的犬牙与其他的牙齿相比，不象类人猿那样特别大，并且也不高出于其他齿平线，也不向外伸张。其次，下臼牙的齿冠不象刀口似的锐利，与上面的犬牙相会合的地方，不能象剪刀似的剪切食物，而猿类适得其反。这些都是人齿和类人猿牙齿的重要差别，这一点差别也常常成为我们追踪人类的祖先，区别猿和人的化石的重要根据。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追溯到人和猿类的分家了，我在前面说过：人和今天的类人猿有着共同的祖先，这祖先可以追溯到中新世的森林无尾猿，从森林无尾猿演化到人和猿正式分家时的老祖，也就是其中有一支演变成人的时候，大概在距今一百万年前，约当洪积期（Ｐｅｉ ｔｏｃｅｎｅ）初到鲜新期末的时候。可是正当分家时人和类人猿的老祖，过去人类学家在地层里面找了多少年，始终没有发现，人类学家把这个叫做Ｍｉｓｓｉｎｇ Ｌｉｎｋ，意思是在演化过程中一个失去了的连锁。
可是近些年来人类学上新发现的材料，有人以为失去的连锁已经被找着了，这发现的故事是这样：一九二四年，在非洲南部一个叫做唐斯（Ｔａｕｎｇｓ）的地方，有位人类学家达弟（Ｒ．Ｄａｒｔ）教授曾经发现了一个六岁小孩的头骨，在演化的程度上，这小孩的头骨刚好介乎人与类人猿之间，它的样子看起来还象猿类，而人类可能从这里面演化出来，因此达弟把这个小孩叫做非洲人猿（Ａｕｓｔｒａｌｏｐｉｔｈｅｃｕｓ Ａｆｒｉｃａｎｕｓ），可惜的是年龄太小，不能据为定论、到一九三六年，有位布朗（Ｒ．Ｂｒｏｏｍ）博士又在同区的附近发现了一个头盖骨，几片头骨和八个牙齿，形状很和前面六岁的小孩相近。一九三七年，从美国来了两位原封人牙齿特有研究的专家，到非洲共同研究。他们研究的结果，认为这是一种与黑猩猩和大猩猩有联系的类人猿，但其牙齿则与类人猿不同，而与原人的牙齿颇为近似。因此他们认为非洲人猿应当接近为类人猿与人的共同祖先，而其演化程度不过较森林无尾猿稍高而已。
现在世界的人种大别可以分为黑、白、黄三大支，人类学家相信这三支人是一个来源的。然而人类最早的起源地究竟在什么地方？一般的意见都集中在中亚细亚一带。一九一一年，梅梭（Ｗ．Ｄ．Ｍａｔｔｈｅｗ）博士曾经做过如下的假定：
现在一般人的意见以为最古人类的起源地可能是中亚细亚的大平原上。在这个区域里面，今天是荒凉不毛，少人居住。但可能是今天我们所采集到的最古文化的遗存地。围绕着这个区域是有纪录的最古的文化区，西至迦勒底、小亚细亚和埃及，南至印度，东至中国。……
梅梭的这个假定由于古人种化石骨骼的陆续发现，已经得到证明。这种古人种始于一八九一到一八九二年爪哇直立猿人（Ｐｔｈｅｃａｎｔｈｒｏｐｕｓｅｒｅｃｔｕｓ）的发现，一九二八年以后，北京人化石遗骨的陆续出土，一九四一年古爪哇巨人（Ｍｅｇａｎｔｈｒｏｐｕｓ Ｐａｌａｅｏｊａｖａｎｉｃｕｓ）的发现，这些人骨化石证明了亚洲的地下埋藏着今天欧洲尚未发现的古人种，他们的年代大概距今有五十至一百万年。从演化程度上看来，大概以古爪哇巨人最早也最原始，爪哇直立猿人次之，北京人最后，但这三种骨骼彼此都极为近似，可以证明他们是一脉相传。这些古人种截止今天为止，可以说是人与类人猿分家后的第一批，也是今天已经发现的最早人种。
与古人种相对立的是现代人种（Ｈｏｍｏ Ｓａｐｉｌｉｍ）这一种现代人是从古人种演化出来，可是他们的体质特点上却与古人种有着相当的差异。好比古人种的下颏不显，颚部突出甚厉、鼻子扁陷，眉峰骨突出，前额低下而短。模样儿很不大好看，现代人大体上没有这种毛病。现代人的历史过去认为只有两万年，可是由于一九四六年八月法国南部萨朗特人（Ｃｈａｒｅｎｔｅｍａｎ）的发现，已把年代推到十万年以前了。这些现代人种加上欧洲陆续发现的若干从五万到三四十万年以前的古代化石人，再加上前面所列的亚洲古人种，正好形成一个串连的行列，从此上接到非洲人猿与森林无尾猿，可以重构一段如何“从猿到人”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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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文代大会代表对大会感想
冯雪峰
我觉得这次大会是很成功的。到会的代表很广泛，却都很热诚。大会开了半个月之久，始终团结在和谐愉快的精神中，一致地研究和学习了毛主席的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文艺方向。这是有原因的。首先，大会恰好开在人民解放军接连几次的伟大胜利，中国民主革命因此取得了基本成功的时候；其次，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对于文艺工作者又给以特别的关心和爱护，全国人民也予以热烈的鼓励，这些是大会成功的主要原因。全体代表，无论新解放区的或老解放区的，对于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亲临讲话，都感到不能形容的兴奋，认为这是无上的光荣；对于周副主席不辞辛苦的长至六小时的报告，衷心地表示了热诚的感谢，认为这是毛主席文艺方向最正确的解释和具体指示。我相信，经过这次大会之后，新民主主义的新文艺，经由普及和提高的路线，不久就会有巨大的发展。
张致祥
这是团结的大会，进步的大会。会后一定可以看到在毛泽东的大旗下，全国文艺界的大进军，人民文艺的辉煌的成就。
白杨
这是一次空前的大团结。从陕甘宁老解放区到香港海南，从六七十岁的老前辈到二十来岁的少壮文艺新军，从民间艺人到国际文艺介绍者，各种部门，各种行业，各种形式，都有代表来参加了这一次的盛会，表示了志愿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参与文艺建设与国家建设的决心。在这样的一心一德的群众场面里，我只觉得个人是太渺小了，除了把自己的菲薄力量全部贡献出来，不可能再有别的想法了。
梅兰芳
这次参加文代大会，我的心情非常愉快而兴奋。
在会场中所看到的是光明，团结，一片祥和之气，笼罩着整个会场，产生了一种活生生新鲜的力量。我受到了鼓励，我自己感觉到，这短短一个月的学习，把我逝去的青春，找了回来，我不觉年轻了许多。
许多首长、专家，对于我们所演的戏剧，是这样的重视。对于兰芳个人几十年来在社会上一点微薄的贡献，一再称许，勉励、启发、我更觉得惭愧。
我今后要根据我这次学习所得，很虚心地，跟着毛主席的思想脚踏实地向前迈进，以达到为人民服务的目的。
周信芳
这次来参加空前未有的文代大会，是预备习学为人民服务。聆听各方面关于戏剧的宏论，都说地方戏深入民间，有很多的观众基础。把改革旧剧看成主要任务之一。这使旧剧人感激和自励。虽然这一个月内看的、听的、学了许多，总觉还是不够。我们自然应该努力多多的学习，使旧剧和时代合流。
巴金
参加这个大会，我不是来发言的，我是来学习的。而且我参加象这样一个大规模的集会，这还是第一次。在这个大会中我的确得到了不少的东西。
第一，我看见人怎样把艺术和生活揉在一块儿，把文字和血汗调和在一块儿创造出来一些美丽、健康而且有力量的作品，新中国的灵魂就从它们中间放射出光芒来。
第二，好些年来我一直是用笔写文章，我常常叹息我的作品软弱无力，我不断地诉苦说，我要放下我的笔。现在我发见确实有不少的人，他们不仅用笔，并且还用行动，用血，用生命完成他们的作品。那些作品鼓舞过无数的人，唤起他们去参加革命的事业，它们还要教育更多的年青的灵魂。
第三，我感到友爱的温暖。我每次走进会场总有一种回到老家的感觉。在七百多个面孔中至少有一半是我没有见过的，可是它们对我并不是陌生的。我看到的全是诚恳的亲切的脸。我仿佛活在自己的弟兄们中间一样的谈话，讨论，听报告，交换经验，我不感到一点拘束。自由，坦白，没有丝毫的隔阂，好象七百多个人都有着同样的一颗心似的。
骆宾基
这次的大会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大会”历史上所没有过的大会，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胜利的照耀而光耀闪闪的大会，“人民所需要的大会”。
需要文学艺术工作者团结起来，诚垦地研究怎样来为人民服务。需要文学艺术工作者来肃清属于思想范围的敌人，研究怎样用文学艺术才能把封建意识的残余、依存于帝国主义的反动买办资产阶级的思想残余肃清。确如兵工厂的工人代表所说，这是手枪所解决不了的。更重要的还须要文学艺术工作者们从人民中提炼新的中国人的典型。
这个大会现在是在毛泽东的光辉旗帜的照辉之下，坚起来一个霞光万道的指示牌，那就是——到工农兵的队伍里去。
大会号召文学艺术工作者去和工农兵结合，不只是生活的结合，需要心魂的结合。把握住他们的思想感情，也就是把握住中国今天的民族和历史的心魂，才能在打击旧的思想感情中，提炼出新的中国人的典型来，属于无产阶级的美的，雄伟的光辉的心魂来。
我想大会的主要成就在这里。现在这个霞光万道的指示牌是竖立起来了，以后只看文学艺术工作者向这个方向迈大步了。
古元
我参加了这次大会，看见了全国文艺大军的大会合，真是兴奋。听了周副主席及各位首长的报告，听了大会正副主席的报告，听了各位代表的发言，听了各地区各部门的经验介绍，我学习到许多许多知识。
全体代表都热烈拥护了毛主席所指示的文学艺术的新方向，并愿为实现这个方向而加倍努力。我深信，过不了很久，最美丽的人民文艺的花朵，将在全国各个地区上开放着。
过去，作家们和艺术家们的作品真正到了群众中去的还不多，群众文艺运动开展得还很少。
我带着兴奋的心情回去，努力学习，勤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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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捉“妖”拿“邪”
孙福臻
慈周寨闹“鬼”
卫南一区慈周砦村前街刘海兰家，去年八月间，十天着了两次火。一次烧了海兰在柜顶上放着的棉袄，再一次烧了海兰夫妇床上的被子，这两次都是海兰媳妇李秀花首先发现，才很快扑灭，没出火灾。家里人多半弄不清为啥着火，因此认为是“神火”。全家人都警惕了，除给“火神爷”烧香外，都很小心灯火。可是厨房里又出了“邪”，米面一背了人就抛在地下，馍馍不冀而飞。起初短两三个，最严重的一次是海兰娘到厨房查馍馍时，亲眼看见篮子还在自动的摇摆着，馍馍短了五个，找来找去，从草篓里找出来。邻居们偷偷议论：“海兰家有了皮搭虎子”。十月，海兰家八个吃饭碗没了七个，秀花从厕所里找了出来。十一月，做饭锅没了，秀花从隔壁东方婶婶家的柴草堆中找出来。有一次全家正吃饭，先吃饭，后喝汤，最后盛汤时，锅里出现了四个驴粪蛋，腊月初七，天阴沉沉的，北风吹着雪花，天黑了，秀花没有做活，也没点灯，早早的睡了。正睡着觉，她忽然嚎起来，惊醒海兰一家人，四邻人家也都听得很清楚。有好几家小心翼翼的用灰围住了自己的门。秀花嚎到天明，请“端公”一看，她左耳朵里塞着个钉，“端公”念了个“咒”，把钉取出来，秀花也就不嚎了。这个事很快哄动了全村，群众有的怀疑：“怕不是这么回事吧”？但依多数群众说：“神鬼不是好惹的”。又说：“该着秀花她有灾”。邻居们谁也不敢到海兰家去闲串，海兰家的人去串邻也往往被逐出来，怕带去灾难。
“端公”法术不灵
有人说：“一物克一物，家里有邪就该请端公”！刘海兰是“吓破胆了”，情愿把家产花光花净也得捉“妖”拿“邪”。去年秋后曾请滑县七区留香寨孙润申两次来捉“妖”。孙“端公”说是“狐狸精”扑到李秀花身上了，秀花已失了真魂，决活不出民国三十八年。又说秀花一定血气不活。经秀花、海兰等再三哀求，孙“端公”就指天划地，念着“祭言咒语”，有时跺脚，有时吹气，瞪眼，八字胡撅起，但是不管怎样使“法”，他并没有把狐狸精捉住，去年十一月海兰又请到卫南一区连庄连喜孟，他是一个有二十年历史的老“端公”，说他有“闭眼”，会念“真经法语”，又会满口“喷法”。他到海兰家酒饭过后，即双手捧起，两眼迷缝，盘腿打坐，有时拳打脚踢，掐“诀”，念“咒”，最后，他对海兰家说：“我看见一位神，红脸，白胡子，身高三尺，我二十年没见过这位大仙，没降法，没降法，非许大愿不可”！说罢扬长而走。海兰家还是闹“鬼”，旧历年关又请到卫南七区黑魏庄的魏明伦，说他会看“阴阳风水”，能当场捉“妖”，凑了个晚上把他请到刘家，先看宅基，说是前院须与后院堵死，人不能行“鬼”道。然后升座“法坛”，令海兰点上油灯，搬了一口铡，铡口放上黄表纸，把群众赶出门外，他念过“法语”就令秀花从铡口钻过去，接着铡刀落下来，这时，魏明伦大喊：“恶鬼那里逃！”众人趋前，黄表纸上竟然血迹斑斑，大家莫不奇怪，觉得这一次该万事大吉了。但海兰家是个“妖洞”，还是丢东少西不安生。后来，虽然又请过郭连屯的巫婆，本村的李海成，个个都是那一套，谁也没有捉住“妖”。
“妖怪落网”
群众中出现了这样奇怪的问题，人民政府当然是要想法解决的。从“神火”开始，便引起了当地区政府的注意。后来县政府也派人参加了这一事件的调查，经过详细调查研究，和许多事实的证明，今春已全案破获。你们猜怎么样？原来“妖怪”正是李秀花自己。现在让她来叙述一下事实经过吧！秀花说：我十七岁那年，俺哥哥作主把我许配给刘海兰，没过门时，谁也不认得谁，啥脾气更摸不清，过门不过两个月他就到新乡去了，去年四月才回来，过到八月，他看见我就吵，动不动就打，我呢，横竖看不中，一看见就够。离婚吧，俺不敢提，怕他打，又怕娘家不愿意，也不知怎么离法，只好每天摔摔打打的不好好做活。八月里一天晚上，我往柜里拿东西，把他的袄掉在灯上，我拾起来，就又放在柜上，后来着了火，我不敢承认，也随着说是“神火”。我今年才二十岁，不能若熬一辈子，他家人都迷信，我觉着“打破头不怕扇子扇”，俺娘家大娘是个巫婆，“我虽没吃过猪肉倒见过猪走”，就装起神鬼来吓虎他们。第二次“神火”是我将灯花丢在床上的。另外俺婆婆待儿媳妇不亲，有偏心眼，不让俺吃饱，我就偷个馍吃。起初俺偷一个半个的，后来，他们既说有“邪”，我又觉得偷不保险，就一下偷四五个放着吃。政府既然调查清了，我说实话吧，米面是我故意撒的，碗、锅是我藏的，驴粪蛋是我丢到锅里了，铁钉是我自己塞进耳朵里吓虎刘海兰的；我有分寸不会把耳朵塞坏的。政府干部问她：“端公捉‘妖’拿‘邪’，你信不信？”她说：我知道巫婆、端公是假的，为了离婚，我也装着害怕，哭叫。端公说我血气不活，那是放屁。
原来如此
真相大白后，几个端公也把他们欺骗的内幕道破了。在反省时，孙润申说：“我看见他家有棵大榆树，便想起来说她是狐狸精，我故意说的凶，是为的叫他们多请我几趟，许个大愿。说他血气不活，是因为妇女‘十人九带’，年轻人有几个月经不前提后错的？念咒是假的，横竖不出声，别人也不知道”。连喜孟说：“因为他家着过火，所以我说有个红脸鬼，让他们猜是火神爷，必定许个大愿。”魏明伦说：“他家好少东西，我就说前院后院堵住好。黄表纸上见血那是我拿了块大碱，念过咒，将碱放到嘴里。弯腰铡的时候往纸上点，黄表遇大碱，就变成红的，晚上谁能看清？”
此案经政府查明后，政府即在该村群众大会上宣布巫神的罪恶行为，并批评了李秀花装“邪”弄“鬼”的错误，指出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正当办法。同时批评了刘海兰虐待妇女的不是，当下根据李秀花的提议，政府已判决李秀花与刘海兰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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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父亲的嘱咐
摘录自南工团学员的家书
“喜喜欢欢的走吧！”
“听说你快走了，就喜喜欢欢的走吧！只要抱着为工人、为农民、为一切被压迫人群谋福利的决心，老老实实的去干，到处都是家，到处都能得到和家一样的温暖。你走了，就不要老想家……为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而工作……勇敢而愉快的去迎接和克服一切困难！”这是一位父亲写给他的参加南工团即将南下的儿子的一封信。时代变了，年青人象海燕一样迎着暴风雨高飞，被旧社会象大石头般一向榨压着的中年人面对着这暴风骤雨，也决心让儿子飞得更高一点，更远一点了。
“没有功绩，不要给我来信。”
这是李宝林的父亲——一个共产党员——以革命同志的立场在李宝林要出发南下时给他写的一句话。李宝林曾受人欺骗加入过国民党反动组织，他又隐瞒了他的父亲到南工团去。直到经过南工团教育，才使他坦白说出他的过去。他写信报告了他的父亲，并表示决心改过了。他父亲是这样严正地告诫着儿子的：“看来信，还犯着很严重的小资产阶级的夸大性。革命者是要经过长期的自我斗争和艰苦锻炼的，绝不是象你所说一朝一夕痛下决心就可见效。我以革命同志的立场，希望你老老实实，对革命，对人民表现无限忠诚，艰苦学习，撇弃一切顾虑，正视过去罪恶；如果在南下工作中没有功绩，不要给我来信”。这位与他的儿子的过失坚持着布尔什维克的不可调和的原则性的父亲，最后还这样斩钉截铁地说了一句：“说空话的人，我对他没有兴趣”。
“望汝努力奔走革命”
兴基的父亲在二十五年前——一九二四年——在青岛领导两万多纱厂工人罢工，终于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武力压制下，罢工被破坏，几十个工人被杀，他也被捕。这些，兴基的父亲到青岛解放后，都告诉了他的在南工团的儿子。他二十五年来的希望如今看到实现，他满怀兴奋地写着：“今日在毛主席领导下，不受帝国主义及反动派的威胁，这才是人民抬头之日，国家复兴之期。当日给你取名之时，即本此意。兴基，即振兴祖国基业之意”。最后，父亲是以这样的爱国主义精神教育着儿子：“祖国基业，且勿当轻……望汝努力奔走革命，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建设一个辉煌灿烂的新中国，不愧我们生在中国，长在中国”。
“为求解放人群保重身体”
从沈阳，康宁的父亲（失业的公务员），是这样来信叮嘱着他南下的儿子：“你身体肥胖，素易上火头晕，南方天热，要注意卫生。所负责任重大，还须为求解放人群善自保重你的身体”。贯串在这封信里的，是淳厚的父子之爱和对人民高度的热情，也只有超脱了普通狭隘的家庭父子感情而上升到更高级的更宽广的对于人民的博爱，这感情才更见深挚而有力，才能更使儿子感奋。新时代的父亲，已懂得怎样和儿子一起前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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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作品研究
“新儿女英雄传”给了我些什么
王仲元
虽然只是在断断续续中把“新儿女英雄传”读过了一遍，然而它留给我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就仿佛我自己目睹了这么一段惊天动地的斗争；又好象牛大水、杨小梅这些人，对于我已经成为很熟悉了似的。这些，我想不能不归功于作者写作的成功吧！
但我这里并不打算对这部作品来作甚么批评，我只谈谈当我读了这部作品——“新儿女英雄传”——之后，我从它那里得到了些甚么。
首先我要说，这部书让我彻底弄清“谁在抗日”这个问题。抗战期间，由于自己的无知，只认为国民党、重庆政府领导抗日，对于活跃在敌后地区的共产党、八路军，虽也不断听说闹得挺厉害，但自己却错误地认为他不顶啥事，认为“凭八路军不会打倒日本”。胜利后，国民党又口口声声宣传国民党“最高领袖”怎样领导抗日战争胜利，那时候，自己把两方面的实力比一比，果然觉得国民党兵又多，武器配备又好，而八路军的装备却是很差。我为这一个表面的现象所迷惑，所以对于“国民党领导抗战胜利”的这种说法，便也丝毫不再加以怀疑了。
参加革命工作以后，虽然这样极端误谬的思想是不再存在了，然而由于在整个抗日战争中，自己始终和这个伟大的斗争隔绝着，因此造成了思想上的偏狭，对于国民党匪帮“清极抗日积极反共”，并且和日寇不断拉拉扯扯的鬼勾当虽然是认识清楚了；可是对于共产党八路军怎样领导人民在敌后坚持八年艰苦斗争的史实，我依然缺少正确的认识。
而“新儿女英雄传”里却清楚地告诉了我这些。从作者的笔下，我看到了中国共产党，怎样在艰苦残酷的环境里，组织与领导着广大的中国人民，向日寇、汉奸、国民党反动派顽强斗争，终于打败了敌人，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一段铁一般的史实，摆在我的面前，也摆在全中国人民面前，是再也不容许对它有丝毫歪曲、假借和怀疑了。
其次，这部作品教育我从新认识了人民底伟大。虽然在这以前，我已经懂得“要和工农结合”、“虚心向工农大众学习”这些理论了，但由于我还存在着很深的小资产阶级自高自大的思想意识，我毕竟不能很好地去和群众结合，更谈不到去虚心向他们学习。然而在“新儿女英雄传”里，却介绍给我许多伟大的英雄人物，这些英雄不是什么豪侠或将军之类，而是一向被自己瞧不起的农民。象黑老蔡、牛大水、杨小梅、双喜等都是。他们不仅对敌人的斗争坚决、英勇、不怕牺牲，而且还在和敌人的斗争中不断地显露出他们的聪明和机智来，应用种种技巧的战术和策略，打击敌人，战胜敌人。此外，象老排长、赵五更、艾和尚、尹大伯、王树根的老娘……以及广大的农民群众，也都在完成着光荣的英雄行为，他们有的被敌人杀害了，有的冒着杀身的危险掩护与营救我们的干部。正因为有了这千千万万勇敢的人民底英雄行为，中国人民才终于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
所有这些，都足以使我深刻地反省与检查到自己，真的，在这些伟大的英雄们之前，象我这样浑身是病的旧知识分子，未免太显得卑怯与渺小了，我有甚么资格轻视他们呢？
我清醒地认识到农民——群众的伟大，今后要下决心走到他们中间，去虚心向他们学习。
再有一点，就是从这部作品里，我深切体验到共产党的伟大，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黑老蔡、牛大水、杨小梅、双喜……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从他们身上，我看到共产党员所有的一切美德，勿论在任何艰苦危难的环境中，共产党员从来不肯向困难，向敌人低头。正象黑老蔡常说的：“共产党员不怕碰钉子，越碰越硬梆，碰成铁头什么也不怕了。”我们看书中的黑老蔡、牛大水、杨小梅、双喜……这些优秀的共产党员，他们无论是在战斗中，在刑场上，以至在敌人的枪口之下，始终保持着宁死不屈的英雄气节，他们经得起任何艰苦的考验，正和所有的共产党员都经得起任何艰苦的考验是一样的。
并且也只有共产党，才能够始终不渝地和人民站在一起，组织、领导、团结和教育广大的中国人民，坚决地和敌人斗争到底，如果没有共产党，抗日战争的胜利简直是不可能的。
把这些，再和今天全国革命的伟大胜利联系起来看，那就越发证实了共产党是伟大的。
最后，我还要就写作这方面来谈谈。几年来，我自己也是在做着文艺工作的，也曾胡乱写过些东西，可是到了近年来，一方面时常感到没什么题材可写，一方面又总幻想着自己终久会写出伟大的作品来。而现在，我觉察到这种思想认识是完全错误的。事实告诉我：在这样人民革命的大时代里，构成文艺作品的题材是太多了，所谓“没什么可写”，主要症结还是由于自己的生活内容太贫乏，思想领域太空虚底原故啊！并且，把自己关闭在书室里，远远地和群众，和现实的斗争生活脱节，仅仅靠着一点点“灵感”和“想象”，是永远不会创作出较好的作品来的。
对于“新儿女英雄传”的作者的丰富的斗争生活经验，我十分敬佩，他把每一个人物都写得那么栩栩如生，每一件事情都写得那么入情入理，特别是在文学和语言的运用上，他不但把农民的言语运用得那么熟练自如，恰合其份，就是写情写景的文字，也都是格外的灵活、生动。从报上读，从收音机旁听，都是一样的有声有色，精彩动人。如果不是长期在群众的斗争里生活、学习的话，要写出这样成功的作品，谈何容易！
今后，我愿意学习作者那种深入群众，虚心学习群众的生活、思想、言语和感情的精神，努力在思想上和文艺写作上提高自己，用文艺来为人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