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下乡和创作
孔厥
我的家庭是城市贫民。我十六岁失学，在苏州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后来又失业，曾经和大妹妹在苏州阊门外菜市上作过菜贩；又和一个同伴（他现在太行）在京沪铁路上卖过烧饼……以后借了一张文凭，考进一个学校学了点技术，在测量界上混碗饭吃。由于旧社会的种种影响，思想很混乱；脑子里装了许多非无产阶级的意识。
幸亏不久就到了延安，说起来也已经是十一年以前的事了。因为爱好文学，进了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期间，大家下过一回乡：帮助老百姓秋收。这是我第一次接触陕北农民的生活。当时我还不知道跟群众结合，只是想在秋收中间“体验”一下生活，“观察”一下人物，回来好写作。
谁知一去就碰了钉子。原来江南人简直听不懂陕北话，老是“缠夹不清”。没奈何，只好天天跟一个年老的农民会长泡在一块，时刻把他重要的谈话照原音偷偷记下来，抽空再捉摸他的意思，或是向陕北同学请教。
七天以后回到鲁艺，每人都得交一篇习作；我也写了一篇“农民会长”。因为采用了一些民间语言，教员沙汀同志认为还写得不错。寄给“七月”发表后，李广田先生在一篇论文里也把那语言称赞了一番。不过当时自己没有意识到：我那下乡的态度是不正确的。同时也不了解学习群众语言的真实意义，因此在这方面没有继续努力。
在文学系学习了几个月，就被派到前方去实习。在晋西北，跟着一二○师的独立四支队打游击。常常受到日寇和阎匪的夹攻，战斗是很残酷的，然而自己却抱着“搜集材料”的态度在连队上作了几个月的“客”，并没有跟战士和干部打成一片，本身也没有得到多少锻炼和改造，更谈不到熟悉战斗的生活。以后回到鲁艺，当然不可能写出真正反映战斗的作品；所写的几个短篇小说，几乎都只是旁观的记录。
后来我加入了共产党；一有缺点就受到党内的批评和教育。从此开始在组织正确的帮助下，有意识地克服不正确的思想意识。
一九三九、四○年，三十万蒋胡匪军包围和封锁边区。延安的生活是艰苦的。各机关部队学校都上山开荒，从事农业生产。没有一个人不参加劳动。我也同样地受着锻炼。
四○年夏天，周扬同志（那时候鲁艺的负责人）派我和葛洛、古元等下乡工作；叫我们到实际工作中去锻炼，首先要把工作作好，跟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搞好。我们去了，在延安中区一乡担负锄奸主任、副乡长、秘书等职务。
几个人分散住在山沟的小村里。荒凉、贫苦的陕北农村环境，一开始使我们多么地不习惯啊！吃饭吧，饭和菜的上面满是蝇子。睡觉吧，夏天也是热炕，还有许多“墙虱”。没有空窑，我住在自卫军连长家里，就和牲口同居一个窑洞。
农民从日出到日落，都是在山里“受苦”。我们因为要接近他们，常常跟着他们一块儿劳动。上级把工作任务布置下来，我们就在晚上和农民开会；往往要敖到鸡叫才能休息。
在乡下，我们都害了眼病、肠胃病。还时常流鼻血。天气最热的时候，传染病蔓延了；有的村子死了人。我们也都病倒过。但我们总算坚持下来了。
虽然同广大群众在一起生活，有时候竟还感到寂寞！在那荒山野沟里，我们抽空找“风景区”玩，或是到“思索沟”里思索创作问题。有时候实在闷得慌，我就跑到高高的山顶上，出一出蹩在肚子里的闷气；眺望着遥远的南方，心里是怎样地想念着故乡的平原啊。可见那时候的精神生活，离农民是多么远！
语言的困难最使我痛苦。我听不懂别人的话，别人更听不懂我的话。这需要我不但能听，还要能说。我可是连普通话都不怎么会讲。而且学土话不仅是口音、语汇、说法的问题，同时也是生活内容的问题。我就只好牙牙学语，从头学起了。许多老乡学我的口音成为笑话。
时间长了，什么都慢慢地理解、习惯起来；也就不再那么蹩扭了。可是新的问题开始发生：心里常想写东西。要有空，写作本来是应当的；没有空也硬要写，这就发生了实际工作和创作的“矛盾”，免不了苦闷。总之为群众服务的思想不确立，工作是不会安心的。
时机一到，我就忙着回鲁艺去了。仿佛那学院才是我的老家，下乡去不过是临时客串了一个什么角色似的。
在鲁艺，我又写了几个短篇小说；还是没有显著的进步。刚从乡下来，特别觉得过去写的作品太洋化；但又没有能力使自己的作品群众化。写出来竟是四不象！尤其是语言，简直成了奇怪的大杂拌。心里倒是想用群众的语言写，企图作到“大众化”。写起来可是“吃力不讨好”。
几次尝试失败后，就开始动摇起来。又改用知识分子的语气，写了“凤仙花”和“二娃子”。偏偏这样地写法倒又自然、流利，得到某些同志的赞赏。但心里明白：“大众化”是没有“化”成功哪！
我却不甘心。那时候好高鹜远，还酝酿着一个长篇的创作。可是开了几十次头都没有写下去。我一会儿用农民的语言写，觉得农民的语言简单、粗糙、不够用；一会儿用知识分子的语言写，又觉得不足以表现农民的生活。从乡下带回的几本“语汇”和“材料”，竟起不了多少作用。这真是苦恼极了。
后来硬着头皮，写了几万字；越写越不对劲，就把写出来的先请葛洛同志看。长篇的题目叫做“谷子黄了”。他看后，说是喜欢第一部第三章的末了一小节。葛洛同志的看法我是尊重的。我就把稿子拿回来，把题目改了一个字，叫做“谷子瞎了”。土话“瞎”就是坏。既然文章写得那么坏，我不用再写下去了！
碰了那么些钉子，心里可也有点儿觉悟。实在，这不只是创造的失败，主要是生活的失败啊。
我又到延安中区五乡当副乡长。这一回我不再追求语言，追求材料；我勉力追求生活，追求工作！尽可能和农民浆在一起，积极完成工作的任务。
事实是，在学习生活中间，倒是真正地学习了语言；在努力工作中间，倒是真正地获得了材料。
一个浅显的道理，到那时候才明白：原来语言是跟生活分不开的。在生活中间，农民不仅用日常的活的口语，和祖辈流传的那些经验和智慧的结晶——成语、“俗语”，而且还常常有着光辉的新的语言的创造。是的，新的生活产生着新的语言。在一定的场合、一定阶级、一定性格的人物说着一定的话。
而工作呢，就是斗争。哪一次工作的完成，都得经过斗争：新与旧、进步与落后，甚至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只有斗争才是真正所需要的材料。当时我亲手处理了几个婚姻案子，就得到了“苦人儿”的材料；我亲自率领农民突击队去救灾，就得到了“父子俩”的材料。
为了学习使用群众的语言表现群众的生活，我特意用农民第一人称来写“苦人儿”和“父子俩”。觉得农民的语言虽然有不精粹、不细致、不科学的部分，还需要提炼、加工、改造，可是比起我自己原有的语言来，实在美丽、生动、丰富得多了。
这两个作品发表后，果然得到不少读者的欢迎；一般县干部、部分区干部也还能够接受。周扬同志写了一篇文章加以批评，认为我过去那种观照生活的态度是已经克服，而开始对新的生活有了热情；同时在群众语言的运用上，也有了较大的进步。但他也指出了缺点。
这两篇东西是还有不小的缺点：那思想感情，那表现形式，都还不够、或远不够群众化；因此不能达到群众里面去。
第二年，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了。这对于我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我开始明确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坚定了改造自己的途径。
在乡下，我长时期地受着锻炼。“吃苦”是不成问题了。有一个时期天天吃酸菜，牙齿都发了黑，倒也不觉得苦。慢慢地我能够和农民相处得比较好。工作上也学会了一些办法。一次次任务完成后，逐渐得到区、县的信任，完全不把我当作“客人”看待了。我先被调到中区新一乡当副乡长，一年以后又调到南区二乡创造模范乡。在那儿又碰上严重的瘟疫。我们这一乡死了五十多人。我没有逃避，天天和正乡长领导群众，紧张地跟瘟疫作斗争。
可是，就在创造模范乡中间，我还犯了不少错误。举例说吧：为了外国记者来参观，我竟劳民伤财，把乡政府装修成了一个漂漂亮亮的机关；还异想天开，在劳动英雄的村子里，建设了一个大而无当的公共厕所，一间男用，一间女用；实际上家家都要粪，哪一个男的女的“受苦人”会远远地跑去用这样一个公共厕所呀？唉唉，这是怎样地为群众服务！诸如此类的错误，幸亏时时得到党内的批评和纠正，也就不致继续发展下去。
在那较长的时间里，我锻炼着自己的思想；有了工夫我就写东西。当时写了“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和关于一个劳动英雄的中篇小说（只发表了三分之一）。另外还写了不少新闻通讯；和小形式的文艺作品。同时开始注意民歌民谣。搜集了一百多个民间故事。也写秧歌剧。还写了“刘志丹唱本”、“血泪曲唱词”、“一家人弹词”……尝试用各种形式，学习为群众服务。
可是十次尝试，仍然有九次失败在等着我！
有一个时期，我简直不想创作了。在创作中间，总是苦恼地感觉：自己和群众还隔着一层什么看不见的东西！
那时候我和袁静开始合作了。两个人都是从乡下来到文协。为了适应需要，我们写歌词，写大合唱；另外又写“黑虎寨”长篇小说，写“蓝花花”歌剧……可是写着写着，常常觉得自己是在矫揉造作，给一种虚伪的感情支配着。终究我们还不能够很自然地写农民，也常常写不出他们的真实的感情。
记得在乡下时，陈凌同志对我说过：“老乡们似乎很‘尊敬’你；这个‘尊敬’恐怕不好啊！”是的，大概我还是群众之“上”的人，没有成为群众中的一个；尽管天天和群众在一起，精神上感情上和群众还是会有距离隔阂的！
毛主席说过，感情的变化是阶级变化的标帜。我们要彻底改造自己，使自己从思想到感情都起决定性的阶级变化，那还得经过多少锻炼啊。
不久，我们又下乡到榆横新区，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土改斗争。在斗争中，我们下决心，和那些穷得一件棉袄穿二三十年的老乡们，结成知心的朋友。
后来离开陕北，到冀中；我们又下乡到大清河北——平津保三角地区。那儿十年来斗争都是很残酷的。我在区上正式作助理员，袁静在妇联会。激烈的战争在不远的平汉线上展开。我光荣地担负了担架队连长，带着农民担架队到火线上，几天几夜地进行工作。情况的突然变化又使我们受了敌人的包围，后来流落在敌人的后方；我和指导员郭育珍，和许多老乡亲，倔强地坚持，经过了几次危险，终于胜利地归来。
以后王凤岗匪军又“扫荡”我们的地区，在那儿的几个文艺工作者（胡丹沸、秦北阳、袁静和我……）都参加了反“扫荡”的游击战或其他工作。在同生死、共患难的情况下，是最容易和群众结成一体的。
冬天，我们又被派到另一个地方作平分土地工作。那又是多么紧张的斗争啊！袁静病倒了。我也累得吐了血。春末，我们要走了；许多老乡送我们，那么留恋，彼此都舍不得分开。我们回到机关后，那些男男女女老乡亲，经常成群结伙，很远地跑来看我们。现在我还保存着他们寄来的许多信。我们也经常地给他们写信，由衷地关心他们的生活，在感情上，似乎是跟群众进一步地联系了。虽然那次工作在掌握政策上还有偏差，可是党在继续地教育我们，纠正我们，提高我们。
是的，由于整风、整党、和党的日常教育，我们即使缓慢——也必然是要进步的。
我仿佛觉得，我们的创作也开始走上正路了。当我看见：我们写的“血尸案”在冀中导报连载后，下层干部和群众是怎样对待它。他们每天抢着读；好些人把它剪下、贴起来；也有的把它抄在本子上；民教馆把它朗诵给群众听；村剧团、民间艺人、学校、文工队……积极地把它改编成梆子、二簧、大鼓、话剧………各处演唱。这些情形使我第一次感觉到：我们的作品是开始走进群众里去了。
后来我们又到白洋淀……所写的“新儿女英雄传”，现在还在群众中受考验。
只因为我们马列主义的修养还差，头脑还没有很好地武装起来，再加上斗争经验的不足，我们还不可能产生思想和艺术上比较成熟的作品。
而且，旧的东西在我们身上久已成为负担，一时很难肃清，我们还不得不继续地苦斗。
我们的确感觉到，要彻底改造自己，只有长时期地投身到群众斗争里面去，密切和群众结合，才能解决问题。至于参加工作的方式，自然可以多种多样，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某些在政治上艺术上有修养、而且已经有了足够斗争经验的同志，即使在某一个时期，采用另一种工作方式——有目标的，精密地调查研究，深入地访问和体验，也未尝不可以产生较好的作品。
周扬同志曾经说过，文艺工作者必须“实践、创作、再实践、再创作……”这样不断地锻炼，才能不断地提高。真正从思想感情上来加以刻苦锻炼，我们还只能算是在第一阶段。今后我们必须加强这种锻炼。
同志们叫我写些“经验”，我不知道怎样写好。这里只把我走过的弯路说出来，给没有下过乡的同志参考。
毛主席的方向是那么明确，咱们勇敢、坚韧地向前进吧！
——一九四九年六月于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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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的起点
扬力
毛主席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确地解决了自“五四”以来就存在着的文艺为群众与如何为群众的中心问题，以及和这中心问题密切相关的革命作家底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对象问题等等。凡是照着这个方向，而能够勇敢地刻苦地走向人民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而又为群众写作的文艺工作者，就能够或多或少的收获了果实，取得了成绩。近年来解放区文学作品和造型艺术的成绩，是人所共见的。而作者个人所得成绩的多少，恰正与他同群众结合程度的深浅成正比例的。固然，这些成果，还只能算是我们这片新开垦的果树园上第一年的收获，丰收的年份还在后头，但已经足够证明这个方向的正确。离开这个方向，中国的革命文艺就没有光明的前途，文艺工作者个人也没有光明的前途，这是十分明白的。
毛主席底“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于生活在工作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者，也曾给予巨大的影响。使革命的作家更清楚地认识到革命文艺底正确道路，而鄙弃了或是改正了自己过去的一些不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方法，并追寻着与群众结合的途径——一部分作家已经那样去做了；使受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影响较深的作家，也开始对自己以往的所作所为有了怀疑，或者有了某种程度的改变。但由于反动的统治阶级不断地压迫着革命的或同情革命的作家，残暴而严密地封锁了作家与群众结合，参加群众斗争的道路，使作家们很难得到向群众学习和向群众斗争中汲取文艺泉源的机会，使作家们很难把毛主席底理论和斗争的实践、创作的实践结合起来。因之，他们接受毛主席底文艺理论，多半是停留在理性认识上的，而压在文艺作家们心灵深处的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和超阶级的艺术观点等等，因为没有经过革命斗争底炉火的锻炼，也就始终没有彻底火化，或只是熔解得很少。抗战胜利前后直至解放战争的时期，国统区里革命文艺成果之所以比较歉收，主要的是上面的原因。
自从人民解放战争不断胜利之后，许多大城市解放了，自由、民主新中国底版图日益扩大了。革命需要更多的更好的为政治服务的革命文艺，来扩大胜利，巩固胜利，而在国民党统治区长久被压迫被窒息的作家们，也需要有这样一个广阔、自由的新天地，来发展他们创作的抱负和才能。我想到解放区来的作家，都是愿意照着毛主席的方向，抱着为群众写作的热情和动机而来的。群众是十分欢迎他们的。但在我们新近来到解放区或到解放区不久的人来说，当我们要走向群众，同群众一起生活、工作，一起斗争，为群众写作之先，就是在我们从新的起点出发之先，我们在思想、感情上，应该有些什么准备，有些什么值得自我检查，好把我们自己从旧社会里带来的一些精神包袱放下来，以便我们走得更稳更矫健，不会中途跌跤；工作、生活得更好更美，不会碰群众的钉子呢？根据我个人的体验和认识，我以为有下面的一些。
我们绝大多数是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我们的出身，并不限制我们作为一个革命的战士，更不能限制我们作为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问题是在我们要能够随着群众前进，在革命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
然而，我们的出身，却给我们带来包袱，带来缺点，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们的出身是那些样的阶级，我们长久地生活过工作过的环境，又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着的地方。虽然我们自身没有直接地剥削过别人，但我们底思想、感情隙或多或少地受了剥削阶级的影响。列宁说：“旧社会中教育出来的人，可以说，从母亲底奶汁里就接受了心理、习惯、概念——或者奴隶主，或者奴隶，或者小私有者，小职员，小官僚，知识分子。总之，只关心自己，而别人的事则与他无关”。我们面对这人民群众的新中国，人民群众的新世纪，我们实在应该检查一下，我们有没有轻视劳动、鄙视群众、自私自利的剥削阶级底思想意识的残余。
我们都是脑力劳动者，靠劳力制作作品来生活，本身并不剥削别人，有时在某种程度上还受过别人的剥削，被旧社会所贱视。所以在经济的意义上说，我们本身和无产阶级是没有对抗的。但我们并不是象无产阶级那样：毫无顾虑地投身于集体的劳动和斗争之中，个人的力量表现在集体的里面，个人的休戚决定于集体的成败，个人只是整个机体的一部份。因此他们在工作和斗争中总是洋溢着集体主义的精神：服从纪律，团结一致。
我们是依靠个人底才能、知识、信念和品质而工作着而斗争着的，和无产阶级底工作、斗争的方式和精神，都完全不同。因之，我们在思想和感情上，与无产阶级就有着对抗。这具体表现在我们底无组织、无纪律、自由、散漫的情绪和行为上，表现在我们的个人主义的思想和作风上。
我们被称为知识分子，因为我们有些“知识”。但是我们的知识，有些是从封建阶级、资产阶级那里学来的，或是小资产阶级所具有的乱七八糟的知识，而对于能够推进社会发展和增加人群福利的真正知识，即生产斗争的知识和阶级斗争的知识，则知道得很少，或一无所知。而工农兵群众对于这两门知识是最丰富的。就拿文艺上的知识来说，我们所已经知道的，也还多半是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文艺知识，而对于大众文艺的知识，例如形式、语言、调门、表现方法等，也不甚熟悉，或完全不熟悉。如果我们不虚心向群众学习，就不可能为群众服务，“知识分子”四字就会成为对我们的讽刺。
过去，有些人在反动的政权统治之下，不过问政治，鄙视政治，别人称为“清高”，而在这些人自己则认为是对反动政治的消极反抗。但在今天自由、民主的新政权之下，工、农、兵、人民群众当了家，我们也是这大家庭的一分子，如果我们不关心政治，不理解政治，我们就不可能动手做事，不可能下笔写文章，我们就对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国家怠了工。对于政策政纲的学习，对于作为政策政纲最高指导原则的马列主义的学习，是很必要的。
毛主席警惕着我们说：“我们的事情还很多，譬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象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这指明建设新中国的工作要比目前军事斗争艰难万倍。拿枪的敌人被我们打倒之后，不拿枪的敌人，还是四处埋伏，窥视着我们，要伺机来袭击我们、破坏我们。帝国主义底、资本主义底、封建主义底残余思想意识，会随时随地毒害我们，腐蚀我们。在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思想战争，无疑地会提到很重要的地位。作为新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的革命文艺，是教育群众，团结群众，改造群众很有力的武器，当它在群众中发生了影响，就会成为物质的力量，加速，巩固新社会的建设。当这全中国人民走上胜利的第一步，而我们许多文学艺术工作者也正从新的起点开始走向群众，要为群众服务的时候，我诚恳地提出前面的那些意见，愿与大家五勉互励，并请指教。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六日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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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歌民谣是群众斗争的传统武器
希坚
民歌民谣是过去群众口头文学流传最广泛的形式之一，同时在反映群众要求与鼓舞斗争情绪方面，它还可说是最尖锐最深刻的。而在现在的群众创作运动中，它又成了群众最普遍最先容易接受的形式，譬如在部队里面已经开展了枪杆诗运动，在农民中有各式各样的快板歌谣，而在新起的工人创作中，我们也同样明显的看到，歌谣的创作是占了初期的主要地位。
民歌民谣之所以能取得这样普遍的发展，不是偶然的，一方面因为他具有口头文学最主要的特点，短小精悍便于记忆，也容易和劳动动作结合，同时更主要的是他富于战斗性，适合于群众用为自己斗争的武器。
我研究民歌民谣，常常特别注意他和群众斗争配合及在群众斗争中的作用方面，我觉得民歌民谣在简明生动反映群众要求上，几乎可以和我们现在每个时期的中心工作斗争口号相比拟。在每一个地区每一个时代都可以找到群众当时最大的痛苦和迫切的要求的确切反映形象。譬如在反对封建的家庭压迫方面，有很多的情歌和妇女抒情歌（如“外面公公家里婆，今天打，明天＠，心里头有话对谁说？对他说怕他不向我。”）有很多反对早婚，反对买卖婚姻，讥讽傻女婿的民歌。在帝国主义侵入农村使农村崩溃时，最初就出现了盲目的反对都市文明讽刺时髦的民歌（如“洋线袜子五眼鞋，灯笼裤子吊起来，中国人，学洋乖，忘了你祖宗那里埋”，“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洋车一走，拉狗拉狗”）后来对象明确了，打击的方向就直接指向帝国主义，山东对日本人有特别多的讽刺歌（如“日本鬼，喝凉水，坐轮船，沉了底，作买卖，赔了本……”可联几十句）在军阀混战时代，立即有反对军阀的民歌，（如“请喝酒、请吃饭、锅里煮的张督办，先吃肉，后喝汤，锅里煮的张宗昌。”）在反对地主封建剥削方面，有许多特别出色的民歌，（如“胡老八”及“要吃财主饭”）在反对伪军和国民党军时，也出现了丰富的战斗的民谣，（如“来了沈鸿烈，穷人吃仙丹，树叶加水泡，草种用糠掺，三天不吃饭，一吃管三天，三天三夜拉不出屎，拉不出屎来用草棒拨。”又如“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一扫光”的民谣曾在打破群众变天思想上起很大作用。）总而言之，民歌民谣是群众斗争的传统武器，而这一点在山东似乎更特别明显（山东民歌中情歌很少——当然情歌也是有反封建性质的——而直接反对各种压迫剥削的呼声特别多，可能即是反映山东封建统治的利害，及人民的反抗情绪。）
我们可以想象，勤劳终日胼手胝足的农民，是不会有闲情逸致去吟风弄月的，他们也不会有那样的耐心去学习和传播他们所不需要的东西，除去少数在封建影响下群众被迫接受带麻醉性的宣传宿命论的东西外，农民自己需要的东西，只是对自己生活和斗争有帮助的，这是必然的道理。在民歌民谣的吝啬的语句和极端压缩的形式下面，一个歌谣的形成要经过多次反复淘汰和集体创作，一切的浮辞泛语，会很快的被忘掉，在他们面前，炫耀词句是永远找不到市场的，而他们所珍贵的，口口相传保留下来传播出去的，必然是那些反映他们思想与要求的战斗的作品。
不要认为农民是因袭的永久重复着老调，群众在这方面的创造性是超出我们想象的。他们善于随时随地根据当前的形势来修改和创造（因为是口头文学更便利了这一点）我们到处可以看到这种修改与复制的痕迹，这些谦逊的作者，往往喜欢用中国传统的表现方式，就是假托古人，这在当时一方面可以避免反动检查，一方面可以更容易流传，所以民歌的作者随处都有，不过他们的名字往往不被知道吧了。
我叙述以上这些特点，就是为使我们不要把民歌看成死的东西和玩赏品，而要着重研究他的本质，他的发展，作为一件群众斗争的武器来使用他和大胆改造他。
群众是比我们更善于知道如何使自己这一个方便而熟悉的武器和斗争结合的。在有名的李有才板话里，我们看到了李有才这个天才的农民文学家和他在群众中的影响，事实上在群众中象李有才这样的人是不少的，我们山东的孩子诗人苗得雨就是很好的民歌作者，这样的例子并且很多，在送往前方的慰劳品上经常有生动的画和诗（如“吃鸡蛋，吃鸡蛋，蒋介石，早完蛋”）听说有的部队炊事员送到战壕里的馒头上还写着纸条“馒头香，馒头香，吃了馒头多缴枪”战士们吃了饭，也就和上一首“馒头好，馒头好，保证敌人跑不了”。这简直成了绝妙的鼓动传单。在农村中开始我们教着农民喊口号，但很多地方农民不喊我们的口号，却喊起自己编的民歌来当口号，有时候一呼百应，一连十几句，简直是集体化的朗诵诗。我们教群众写标语，群众把标语也写成顺口溜，还有的自己编了找人写的（如“×××，你别赖，你还该我两千块”。）这样也适合农民的口味。
我感觉创作民歌民谣，在普及创作运动的初期是可以大大提倡的（当然以后还要提高）我们应当把部队、工人和农民各方面这类的经验总结和交流，譬如部队枪杆诗的形式，在民工中已经推广到担架小车上去了，在工厂里同样也可作“机器诗”，在农村里开展群众创作运动似乎是困难更多一些，抗战初期的墙头诗运动并未坚持下来，但这恐怕主要还是没有和群众斗争结合的好，事实上群众对自己这个传统武器并未放弃使用过，只是我们还要研究特点抓紧推动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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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工人给我的启示
草明
自从毛主席文艺座谈会讲话以后，又经过整顿三风的学习，文艺工作者们都纷纷到农村，部队和工厂中去。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几次到公营企业部门，工人群众给我许多启示，我从他们身上学习很多东西。工人阶级的坚决、勇敢、集体主义精神等，过去虽然理论上都知道；但是“为什么？”“具体表现的是什么？”那是我到工厂以后，从工人阶级本身所表现的品质和力量，从生产的过程，生产关系的变化等等才逐渐体验出来一些。
皇姑屯铁路工厂工人在解放后一个多月，即有一批积极工人提议加修一部“北平号”机车以预祝北平的解放。他们不仅热情地工作，还推动了大部份工人卷进一个热烈的生产运动里。等到记者来采访，要表扬大家和那批积极分子的时候，积极分子们坚决叮嘱千万不要表扬他们。宋广福等说：“火车头是大家修出来的，是大家的功劳，应该表扬大伙。至于我们，千万不要提，不然人家说：归根到底是你们几个人出风头！那么，以后我们说话就不好使了。”先行者的质朴谦虚，和伟大的气魄很使我感动。
再看看修一台火车头的过程吧：修锅炉部份的自然重要，但是装拆车、旋盘、翻砂、锻工、电气等也一样缺不得。工人懂得这个，因此他深知别人工作的重要，他们知道别人的劳动的可贵。他们集体主义的精神，在生产过程中早已养成。这样，我常会想到知识分子的自大，看不见别人的辛劳，希望自己出人头地的个人英雄主义等的缺点（同样也表现在我的思想上的缺点），应该把它撵走。
不过这决不是说工人不爱荣誉，反过来说，工人是最爱荣誉的，他们会用一切力量和不屈不挠的决心去获取荣誉，他们最富于英雄气概，但不是轻视别人或者打击别人来显耀自己的那种个人英雄主义，而是善于团结大家，发挥伟大的创造力的集体英雄主义。
他们自觉地埋头地干活，如果受到表扬时，自然高兴。但如果被忽略的话，也不计较，不发牢骚，不闹情绪。比方生产竞赛吧，胜利者们，很高兴，但不骄傲；落选的人们呢，很生自己的气，并且把这种生气化为以后再努力的基础。他们不象咱们知识分子那样去抱怨胜利者和评判者的不公；或找出许多客观原因掩盖自己的失败。
在发明创造过程里，那些工人领着技术比自己低的工友来一同试验再试验，成功的时候，那些领头者把大伙的名字都说出来，不仅不愿埋没他们的功劳，还生怕疏忽了他们因而减低了他们以后创造的信心。
他们的同情心和阶级友爱最大，沈阳机器第二分厂工人平锡三在国民党时代，几次失业，复受了无数压迫，但他一家子的性命，总算由那些吃糠皮和豆饼的工人们救活过来了。他们对他说：“我们吃一口你也有一口吃”。——在饥饿迫胁的时代里，只有无产阶级才有这种伟大的同情心。
还有一个小站上的工友，因山洪突发，他家有被淹冲之虞，但他终于坚守岗位，把持电闸，保证了列车的安全。但他的妻儿已给淹死了。司机张福林冒着敌人的威胁保存了人民的物质，都是好例子。
在工人群中，象这样的事实是那么丰富地存在着；这决不是现象，更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作为整个阶级的本质而存在的。因此我们能在工人的思想、行为中随时碰得到。但如果要深刻地了解的话，则需要更长期地生活在他们中间，才能更细腻地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和要求；而重要的是受他们的集体主义精神，自我牺牲精神，质朴谦虚的品质，不屈不挠，克服万难的英雄气概所薰陶。我越过越愿意在工人中间生活。因为他们每天都在改造我的个人主义的思想。我的个人主义去一点，我的精神上的负担要轻一点，也随着更愉快一点。他们的智慧给我在文学的创造上以不断的启发。紧紧倚靠着他们的时候，会感到自己不至于那么空虚，也因他们的智慧的启示而聪明了一些。不过我正在开始。我还有待于更多更深刻的锻炼。
在工厂里，不仅学习工人们优良的品质，即使在语言上也会得到很大的启发。有些人以为学习群众的语言就是写上几句地方话，或加上几句歇后语。其实这是皮毛的了解。我们学习工人的语言，应该是学习他说话时拿什么角度，什么立场去看问题，他们喜爱什么，憎恨什么，他们盼什么，愁什么。例如铆工赵文泰写的“搞生产”里道：
解放军，到沈阳，蒋匪官兵投了降。
十数万工都脱了锁，解去愁肠换喜阳。
工友们，放宽心，国家权力属咱们。
工友们，振精神，勤劳增产为人民。
工友们，莫担忧，实物工资定的优。
工友们，莫偷懒，一心一意搞生产。
为建设，援前方，捉住老蒋喜洋洋。
说到苦，过去咱们在上海时，有时一天只吃上一顿饭，或者两顿都是稀饭，便觉很苦，但是比起过去北方农民（特别察热一带）冬天的没衣穿，长春的饿死人，沈阳劳动人民的吃糠皮麦麸来，不就已经很舒服了么？
当我们了解了工农的苦处，我们才知道他们盼什么，怎样才喜欢。不然，我们就无法想象一个铁路工人为什为了列车安全通过而不去抢救妻儿。农民为什么把他的宝贵的儿子献给了战争了。（吉林一位老寡妇五个儿子，把四个儿子送上前方。）
然而深刻的了解工人，就必须较长期的和他们在一起，首先是熟习他们的语言。他们的语言，不仅立场坚定正确，而且富于风趣，富于感情，也很美丽。我随便举几首他们写的诗来看看。
沙里淘金——新新工厂钳工崔锡宝
水有源来树有根，
政府的东家是人民。
人民的“劳金”是干部，
他为人民办事情。
选举代表好比淘金，
左看右看要细心，
选出好人金不换，
要选好人靠认真。
红旗歌——皇姑屯铁路工厂铆工洪旭生
红旗，红旗，我问你：
你的颜色谁染的？
怎么那样美丽，
飘在碧蓝的天空中，
鲜艳无比！
红旗，红旗，我告诉你，
请你快往广州去，
广州的百姓们
都热烈的盼望你，
请你立刻就去！
红旗，红旗，我庆祝你，
祝你寿同天地，
全世界插遍你！
人类向你致崇高的敬礼，
和你永不分离！
他们虽然常写白字，有时句法不通，但是他们诗歌的明确、简炼、生动、有力；够我学一辈子。
一般来说他们的艺术水平是停留在幼稚粗糙的阶段上，这是他们迫切需要文学艺术工作的帮助和携带的地方。但是，工人在政治翻身之后，他们在文化艺术上也要求翻身，他们对过去统治者的控诉，对翻身后的喜悦，生产的积极，工作的奋不顾身，要用诗歌、戏剧、美术来表现。他们不满足于行动，他们要求文学艺术来反映他们的行动，并赖此以鼓舞和提高他们。现在工厂里，有文艺干部去的工厂，自然成立了壁报、歌咏队、剧团等。没有文艺干部去的工厂，工人们也七手八脚地自己成立壁报和秧歌队（有时工会干部来领导）。今后全国胜利在即，工人的生活更一天比一天改善，他们对文化艺术的要求也将会更强烈的，我代表工人向全体先进的文学艺术工作者要求，请你们多多的到工厂去！到工厂去，一方面可以提高工人文艺水平，另方面我们自己不管在思想的锻炼上，在创作题材和语言的泉源上也一定有所得，不会赔本。如果我们想多赚一点的话，就多去，常去。总之，我们的收获，是与我们和工人结合的深度成正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