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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城市与乡村
余霖
过去若干年间，全国绝大部份城市均已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中心；因此我们革命的队伍不得不依靠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现在全国大多数的城市（包括上海、天津、武汉等重要经济中心）均已次第解放，今后我们必须掌握城市，通过城市领导乡村，把城市与乡村，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密切结合起来，以保证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顺利完成。
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的规律，总是城市支配乡村，城市剥削乡村；因此农业生产大大落后，不能跟着工业生产平衡发展。农业生产落后的结果，是乡村不能供给城市人民所需要的粮食，和城市工业生产所需要的各种原料；且因农村和农民的贫困，而使迅速发展起来的工业生产得不到充分的销售市场，常闹“生产过剩”。因此先进的工业国当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时，就要侵略落后的农业国，以掠夺原料，侵占市场；城市与乡村的矛盾，也就更加扩大而为工业国与农业国的矛盾，也就是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矛盾。
中国过去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因此中国经济的发展，除遵循着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的规律（城市剥削乡村）外，更因帝国主义，尤其是封建主义的束缚，使农业生产不但发展迟缓，而且日益衰落。虽然中国还是一个农业国家，但农业生产已无力量供给本国幼稚的工业生产以他们所必需的原料，最近多少年来连最重要的工业原料和生活资料，如棉花和粮食，也需要依靠外国供给。农村的破产和农民的贫困，更破坏了工业品的销售市场，使幼稚得可怜的工业生产，也感到销路的困难。
若干年来革命与反革命的战争，更破坏了城市与乡村间的经济上的联系。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控制城市，对我实行经济封锁。我们为求生存，不得不在农村中间建设自足自给经济，并用反封锁来打击敌人。因此城市与乡村间的经济联系，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今后如何重建城乡间的经济联系，使工业品与农产品能活泼交换，又是一个严重问题。
基于上述情况，今后我们如何建立正确的、合理的城乡关系，求得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的共同发展，必须解决下列几个问题：
第一、必须继续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并用新民主主义的原则，来指导中国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健全发展。为着发展农业生产，首先必须进行土地改革，扫除农业生产发展中的最重大的障碍。其次，新民主主义国家和国营经济必须用各种方法来扶助和指导农业生产，并逐渐用合作社的方式来组织和改造农业生产，克服农业生产的分散性、落后性，使其生产力能迅速提高。只有如此，农业生产才可能与工业生产平衡发展，才可能使迅速发展的工业生产能够得到充分的原料和销售市场，因而使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间的矛盾有获得解决的可能。
第二、必须加强国民经济的计划性，使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能够密切配合。农业生产必须适应本国的工业生产需要，如在目前的情况下必须增产纺织工业所需要的棉花，增产粮食以及其它工业原料。在可能的条件下，还要增产某些出口物资，以便换回我们经济建设所必需的各种重要器材。这样就必须把我们的农业生产提高一步，否则工业化就化不起来。反之，工业生产也必须照顾到农业生产和农民的需要，必须充分供给提高农业生产所必需的，而且是农民所可能利用的各种农具，生产各种工业品去交换农民的农产品。尤其是在将来提倡农业生产机器化、电气化的时候，更非依靠高度发展的工业生产不可。
第三、沟通城乡交换，加强城乡间的经济联系，在目前更是一件迫切需要解决的工作。为使工业品与农产品的交换能够活泼进行，国营商业和私营商业都有迅速发展的必要；尤其是发展群众性的供销合作事业，更是重建城乡经济联系之一重要关键。国营商业在城乡交换中应负组织和指导的责任，使私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活动能够有计划地进行。它更必须负责扶助和积极发展供销合作社，使之成为城乡交换的主要的枢纽。而供销合作社则必须在新民主主义国家和国营经济的领导下，为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服务，成为城市与乡村比较集中的工业生产与特别分散的农业生产间的桥梁。
以上所谈还只是一个大体的轮廓，里面所包括的具体问题还是很多，待有机会再来详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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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更好的使农业适应工业需要
贺笠
把农业的中国变为工业的中国，这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一个重要的课题，但是由于三千年来农民受着封建经济传统的束缚，骤然要改变他们自给自足的经济生活，还是一件非常艰巨的工作。
一个工业国家，常常要求广大的农村为着工业原料的需要而集中生产。何地宜于植棉，它就要求那里普遍种棉；何地宜于种烟，它就要求那里普遍种烟。当然在我们新民主主义国家所要求的农业适应工业的需要，并不是象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家那样——为的剥削农民，也不是象帝国主义国家那样——为的掠夺殖民地，而是为的使工业与农业都得到发展。在农业与工业互助互利的条件下，使农业为工业生产原料，工业也帮助农业生产机器。但是要把农业适应工业的需要，使各地的农业生产作适当的分工，这一点则是相同的，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提高技术和产量。我们华北广大平原都宜于种植棉花，山东和冀鲁豫的沙土区宜于种花生，胶济线的潍坊和同浦线的曲沃宜于种烟草，长江附近宜于植麻，将来都需分区种植。
但是一般农民的打算就不是如此，他们的耕作是按照着自己全家的生活需要而计划的，极大多数农民尚不敢于生产大量的商品。比如华北平均一口人三亩半地的情况，假如一个农家有四口人十四亩地，他们曾按照历年的习惯为着全套生活而生产，他计划着要种几亩麦几亩秋以供全家人吃，种一亩或半亩棉花以自织自穿，再有多余的土地才计划着生产少量的商品。他们这种自给自足经济，就与我们整个的国家经济发生矛盾，这种矛盾如不克服，就会障碍工业生产的进行。
过去在中国的帝国主义者及中国资本家，他主要通过地主富农去为它攫取或收买原料。他们去向地主富农订货，一订就是一个很大的数额。当然我们今天不能这样作，因为有了地主富农的封建剥削，生产力是不会提高的。我们的办法主要是依靠合作社，与农村合作社建立供销关系，并通过合作社把农民组织起来实行在私有基础上的集体互助的生产，才能解决这一矛盾。
要把农民组织起来为工业原料进行生产，首先要解决的，必须使农民在种植原料作物时感到有可靠的较高的利润，使他感到按照自己的打算不如按照国家的打算对自己更为有利。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必须有比较固定的比价，如今年华北人民政府就规定了最低一斤花可顶八斤米的比价，如将来市价还高，就按市价收回，这是很重要的措施。农民种一亩地的谷，按照华北平均产量，一亩谷只收一百斤上下小米；而一亩地的棉花平均收廿五斤，将来至少可得二百斤小米。这样规定了比价，使农民不致感到市场价格的威胁，当然他们就会愿意多种棉而少种谷。但是还得解决第二个问题，就是交换，要使农民出卖了棉花就能够完全换回自己所需的各种必需品。如上面所说的农家，他的十四亩地就以十亩或是完全种了棉花，那他就会感到许多东西缺乏，还都需要有便利的交通，并有合作社进行充分的供销。如晋南汾河平原过去有许多农家就专门种棉（洪渝赵城）种烟（曲沃），原因是当地交通素称发达，后来同蒲铁路修成，更可随时买到自己的必需品，所以他们也就敢于放心种棉；其他交通不发达的地区就不易推行，所以我们今后必须要发展交通。
其次，我们还需要提高农民的种植技术，改良作物品种，才能适合机器的大量生产。以种棉来说，本地的小籽花就不如美棉，美棉当中更以斯字棉二号和四号为佳，它不仅产量较本地棉多收百分之二十到三十，而且纤维长，更宜于机器纺织。还有一点就是棉质要纯，才能保证棉花纤维的整齐。机器纺织纤维不齐就不好固定纱锭；我们过去在农村组织手工业纺织向来是不注意这一问题的。本来按照华北今年的计划种棉一千万亩，争取产棉三百万担（一担一百斤）的数量，供给华北本身需要，尚无多大问题。天津公私各纱厂三十余万纱锭，年需原棉约一百万担，除了手工业纺织，是可以满足需要的。但由于技术上的幼稚，今年在播种时，政府贷发种籽，有些工作人员不了解各种棉籽需要分别存放运输，结果把斯字棉、脱子棉、本地棉的种籽混乱了，这样不仅将来生产出来的棉花由于棉绒不齐不能用于机器纺织，还会影响到优良品种的退化。好在目前播种未久，中耕时应指导棉农拣苗，使其尽量纯净。更重要的是将来的收购工作，目前就需要训练出一批技术人员，在收棉时派到各植棉区如平、津、廊房、安阳、保定……等地，帮助农村合作社教育农民收花压花技术，一则使长绒短绒分开，再则选择优良纯种，为明年植棉工作打下基础。最基本的办法，是要把科学技术贯彻到农村去，使农民知道改良品种及种植方法的重要。将来棉花的标准价格，应有等级差别，不能一般地都是八斤米一斤花，好花价格应高，不好的花价格应低，如此才能促进农民改良种植的兴趣。
必须把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结合起来，才能保证中国经济逐渐地工业化。不过这一工作需要有更好的统一的领导，工业、农业、合作事业及贸易，交通运输工作各部门，都必须协作一致，才能逐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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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蒙汉贸易今昔
本报记者 吕光明
目前蒙汉贸易，虽不如抗战前那样繁盛，但其内在因素上，已起了一种根本的变化。即它摆脱了历史上传统的、王公贵族的封建垄断束缚，摆脱了中国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经济的羁绊。蒙汉两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早已开始着一种新的贸易关系（主要指国营贸易），即真正的自由自主、平等互惠的交换有无，共同发展与繁荣两区经济。目前交易额虽不太大，但它已步入康途。
张垣市是华北皮毛、牲口业的集散地。抗战前，旅蒙行业几全聚集此间。民国十四年到十八年间，为蒙汉贸易的全盛时代。张市的旅蒙商多到千余家，其中较大座商约三百多户。这些旅蒙商多春去秋还，或秋去翌年春还。输出以绸缎、斜纹布、生烟、砖茶、蒙靴、皮鞍为大宗，糖酒及杂物次之。根据以往材料，每年输出量，仅茶、烟、布三项：计达砖茶二十万箱、盒茶三万篓、生烟五万吨、绸、布八十万匹之多。其贸易路线，分内外蒙两路，一路到外蒙库伦、恰克图。一路到内蒙的锡林郭勒、察哈尔两盟所属各地（全程达三千六百里）。秋还时，因塞北原野水草丰盛，牲畜肥壮，便于贩运，故多换回成群的牛羊马匹。春还时，因冬季皮毛质量好，又适合皮毛制造业的生产季节，故多换回皮毛、马尾、及口芩、蘑菇、药材（羚羊角，鹿茸、麝香）等。当时往来贩运的牛车，多到两万余辆，骆驼达六千余头。换回的皮毛，屯集张市大境门外，“十里长途，叠磊成山。”仅皮毛一项，每年输入各种兽、畜皮计达八百多万张，毛、绒一千多万斤，口芩、蘑菇各百万斤，牛马羊只亦甚夥。因此，皮毛业是服务生产与带动张市贸易的纽带之一。为蒙汉贸易服务的经营、制革等行业，计有十四种之多。其输入之羊皮，百分之七十左右在张、宣两市经过熟造，缝纫成皮裘、皮褥，销于华北、东北、沪、宁各地，并有部分出口。生狐皮百分之六十外运英德等国。另百分之四十经张家口加工熟造，销于我国各大都市。毛绒百分之八十出口。口芩、蘑菇销于华南各省。
由于地理、气候、生产、生活方式不同，蒙汉贸易带有浓厚的季节性。蒙民的牧畜按季节转移（春天追水草住坡根、夏居高地防洪水、秋季靠水利牧放、冬住凹处防大风）。作为蒙汉贸易的唯一媒介和桥梁的旅蒙商人，也随着蒙民的转移做流动生意。回蒙民经济生产落后，交通不发达。又因蒙民没有出远门的习惯，对外面货物行情不了解，以致形成工业品高、牧产品低的剪刀形的不等价交换。交换是以物易物，有时使用银币。因之商人利用这些特点，获利甚丰（其中间剥削是非常厉害的），据说商人从北平化二元钱买一个玉石烟袋嘴。就能换一匹大马。
民国十八、九年间，蒙汉贸易起了一个巨大变化，变化原因，是国民党、军阀及其官僚资本，在政治上、经济上一贯歧视少数民族的结果，外蒙古人民共和国毅然与国民党统治区断绝了贸易关系（按外蒙于民国十年宣布独立）。当时一些蒙奸、白俄分子勾结德帝国主义，伺机组织了与所谓“德华洋行”，曾一度垄断了旅蒙贸易，但不久就被摆脱开了。这时，张垣的旅蒙商只能与内蒙保持往来，皮毛业较前遂减少了百分之六十多。
七七事变后，日寇为大量掠夺皮毛，供给军用，专门成立了“大蒙公司”“蒙古生计会”“东蒙畜产公司”等掠夺机构，建立许可制度。再加奸特勒索，苛捐杂税，旅蒙商业几完全陷于停顿。日本投降后，云泽主席在张垣成立了“内蒙古自治联合会”之后，又组织了内蒙实业公司。在蒙民区，分设五个分公司、五个支公司，另有五个经理组，初步的恢复与沟通着蒙汉两区的贸易。张垣私人旅蒙业，经民主政府扶植，由六户增加到三十五户。张垣市的工商业，亦由日本投降时的一一○四户，增加到三二二八户。但由于敌伪顽合流，环境动荡，蒙汉贸易，一时虽难全部沟通，但蒙民八年抗战中遭遇的生活困窘，基本上已解除。以后由于国民党继续扩大反人民战争，给当地蒙汉人民带来了较日占期间更深更重的灾难。一九四六年秋，张市及察北各县，先后被国民党匪军侵占。两年来，在美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洗劫下，张市旅蒙业，仅余三户。其他工商业，较我撤出前，亦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五强。
当时内蒙党政军民，在边沿区除组织当地人民开展反抢劫的斗争外，内蒙古人民解放军在内地开展剿匪安民；并与东北、华北人民解放军胜利地阻止了匪军的进犯。为制止美国经济势力入侵，内蒙自治政府，实施了保护蒙民经济生活的税收政策。两年来，由于匪军洗劫，旅蒙商裹足不前，张垣、多伦与内蒙的贸易连系实已中断。锡盟人民因察北粮源的断绝，他们在内蒙、东北两区国营商业的扶植下，开展与提高了大青盐的生产。用大青盐、皮毛，与东北换取大批食粮。其他如茶、烟、布、靴等生活必需品，亦多由东北解放区供应。但内蒙有些地区，遭受匪军们的骚拢洗劫，生活情况依然困窘。
近二年来，内蒙古农业区实行了土改，游牧区实施了“自由放牧、保护与繁殖牧畜”的政策。农、牧产品均有增加，人民的购买力开始逐渐提高。在军事上，随着东北、华北两区的完全解放，内蒙古已肃清了多年来的匪患。特别是解放张垣之后，蒙汉贸易路线，遂即全部畅通。为了更好的开展蒙汉贸易，内蒙贸易公司除接收了原在张垣的“内蒙茶烟公司”外；今年二月一日，又成立了“西蒙贸易管理局张垣办事处”。察省贸易公司亦在张市解放后，先后成立了专业的裕民皮毛公司及多伦分公司。现华北、内蒙两区的国营贸易机关，在党的“蒙汉民族亲密团结，共同发展”的号召下，为调剂有无，繁荣两区经济，各以市场上正常公道的价格，在进行着有计划的物资交换。目前当地的情况，是允许私人旅蒙业的恢复与发展，但必须予以适当管理。最重要的是，国营商业应大力扶植与发展蒙民供销合作经济，借以逐渐减轻旅蒙商过高利润的中间剥削，打下国营经济、合作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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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询问答复
价格与币值的关系
编辑同志：在“政治经济学”（薛喜樵著）上说，“价格和价值是两件截然不同的东西。价值决定于商品本身的社会必需劳动，而价格却是商品的价值，和货币的价值间的比率（商品的价值÷货币的价值＝价格）。”这个公式我不明白，请解释。
铁道部材料局白振兴
白振兴同志：商品的价值（交换价值），是决定于生产该商品时所需的社会必需劳动量；而在商品交换发达的社会中，每件商品都是与一定量的货币来比较，都是以货币的名义来表示的。这一种以货币的名义来表示商品的价值的东西，便叫做商品的价格。
商品的价格既是以货币表现出来的商品的价值；那么，货币的价值是为什么所决定呢？它亦是决定于生产货币这一特殊商品时所需的社会必需劳动量。因此，例如生产一元（货币）的社会必需劳动量是一小时，而生产一支笔的社会必需劳动量是五小时，那么，一支笔的价格便是五元。
同时，币值的变动又决定于市场的供求法则，即当货币的数量超过了流通的需要时，币值必跌；反之，币值必涨。这尤其是发行纸币停止金、银兑现的国家，货币的价值便为供求法则所支配。
由此可知，“商品的价值÷货币的价值＝商品的价格”这一公式，假使根据以上的例子，如币值不变，则为５元÷１＝５元，即一支笔的价格为五元；如币值下跌二分之一，则为５元÷０．５＝１０元，即一支笔的价格为十元；如币值上升一倍，则为５元÷２＝２．５元，即一支笔的价格为二·五元。这便是说：商品的价格是与货币的价值成反比的，即：货币的价值愈高，则商品的价格愈低；货币的价值愈低，则商品的价格愈高。
此外，商品的价格，也影响于市场的供求，但价格的升降，却始终围绕着一个中心——商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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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儿女英雄传
袁静 孔厥
第五回 新女婿 （续二）
一会儿，老爹捧着一叠“好衣裳”，小水拿着新帽和新鞋，笑嘻嘻的过来。老爹说：“大水，快穿上！轿子来了，这就迎亲去呀！”大水一瞧，是黑市布长袍，蓝市布棉裤，扎腿带儿……。大水说：“吓，穿上这些象个什么呀？我不穿！”老爹哄着他：“好孩子，快穿上试试！”旁人七手八脚的帮忙，硬给大水换上了。大水看着，棉裤子太长，棉袍儿又太短，露出一大节棉裤腿儿。小水又把红顶子瓜壳小帽往他头上一扣，顶在他大脑瓜儿上，戴不下去。老爹快活的说：“好好好！象个新姑爷啦。”大水噘着嘴，把小帽儿一丢，说：“这是耍猴儿呢，我不穿！”说着就解扣子，脱衣裳。老爹急了，抓住他的手说：“你脱你脱！我好容易东家借，西家凑，弄来这一套，你不穿，你穿什么呀？”大水哭丧着脸说：“我是八路军的干部，穿这个！”旁人都笑着劝他。小水又把那顶小帽壳儿给他扣上了。大水看老爹头上冒着汗，喘着气，累得坐在一边了，也就依顺着把衣服扣上了。可是那把盒子枪，仍旧掖在腰里。旁人笑他：“娶媳妇儿还带个枪？”大水说：“上级说的：枪不离人，人不离枪嘛！”
正热闹呢，黑老蔡来了。一见大水爹，就连说“恭喜恭喜”；又看见牛大水，大水伸开两支胳膊说：“表哥你看，他们把我打扮成这个样儿！”可把老蔡笑坏了，说：“这还不好？新女婿嘛！”老爹拉着黑老蔡，笑嘻嘻的说：“什么都妥了，就等你这个伴郎呢。”黑老蔡把老头儿拉在一边，小声说：“舅！我本来准备陪着走一趟的，刚才有个信儿，说西边有可能敌人要出动，我得调些游击队，到西边去警戒，你们办你们的事儿吧。我以后再来看你们！”大水听见了，忙说：“表哥，我去不去？”黑老蔡笑着说：“你就不用去啦！那边有高屯儿呢。你好好儿当你的新姑爷吧！”
高屯儿老娘，白丝丝的小髻儿上插了一朵红花，是请来压轿的，拉着大水说：“咱们快上轿吧！时候不早啦！”大水说：“怎么我还坐轿啊？”老娘好笑说：“你不坐轿，还两条腿跑呀？”黑老蔡还没走，忙说，“我借来了一匹马。你不坐轿，你就骑这匹马吧！完了事儿再捎来。我另外借一辆自行车也行。”街坊李二叔说：“对啦！八路军骑马才好呢！”大家都说：“行喽！”黑老蔡留下马走了。老婆儿扭扭摆摆的进了彩轿，大水上了马，老爹嘱咐了他几句，两个吹鼓手吹打起来，几个人就往斜柳村去了。
六
大水骑在马上，一路寻思：“真好笑！昨天还蒙在鼓里呢，今儿就娶媳妇啦！翠花儿！她是怎么个人呢？有小梅那么好吗？唉！已然这么啦，就待着吧！反正我得叫她识字，还得拉她出来工作！”
吹鼓手引着，一顶彩轿，一匹红马，几个迎亲的人儿，沿水淀往北，走大堤。堤边都是柳树，鲜绿的柳条儿轻轻拂着水面。水面上有一条小船儿轻轻荡过去；划船的小伙子在唱“打秋千”：
三月里，
是清明。
桃杏花开罢，
柳条儿又发青。
小蜜蜂儿采花心，
花心儿乱动，
嗯哎哟……
歌声随着小船儿，越去越远……
已经望得见斜柳村了，大水又想：“哈！结婚！结婚是个什么滋味儿呢？”想着想着，不知不觉的笑起来啦。
进了斜柳村，快到十字街口了，忽然听见枪响，迎亲的人都惊慌的站住，就看见老百姓纷纷乱跑。大水在马上，正想问什么事，一眼看见街那头来了许多穿黄军装的鬼子兵。人们大乱。大水拨转马头就跑。
跑到村口，谁知道左边也来了敌人，对他不知叫唤些什么。大水紧踢着马，一面掏枪，一面直往前窜；顶在光脑瓜上的帽壳儿都飞掉了。后面兜屁股枪打来。大水在马上着急的回头打了几枪，敌人爬了一下，就往前追。大水已经在堤上跑。敌人追到堤上。大水早跑远了，一路卷起灰尘；人影儿没在灰尘里了……
这一天，敌人是假装进攻西边，把游击队吸引过去了；市镇上一股敌人，突然插到这边来。在斜柳村烧杀抢掠；看见老百姓办喜事，就找新娘子。有个鬼子小队长，叫饭野的，把翠花儿糟蹋了；接着又是许多鬼子……
半夜，一个披头散发的女孩儿，爬到井跟前，抽抽噎噎的哭了一阵，就一头栽下井去。翠花儿……牺牲了！ （未完）
（附图片）
大水牛去迎亲，结果是一面开枪，一面跑。
插图：彦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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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三十年老教师连得华
皇甫瑾
连得华先生，山西左权县箕山村人。三十年来，他一直活在儿童们的中间。他大部分时间，是在故县村、寺坪村（两村只隔一二里）教书。虽然也曾担任过当地的中心校长和高小副校长，但他仍然是喜欢教小孩们。五年前，他曾对我讲过，大意是这样的：“你看寺坪村出了多少抗日干部，当县委的、科长的、区长的，还有团长的……他们小时候也就在这里念书和玩耍，现在都已成梁成柱了。而他们的孩子，又在这里念书和玩耍，说不定将来他们要负多大的责任呢！”他活象一个苗圃老人一样，培植了前一批树苗，再培植后一批，年年如此，永远带着希望。在全县小学教员中，若论年纪，他还不是最老的；但在当教员的年限上，他却是一个老前辈，因为他的学生已成了先生，先生教学生，学生又当了先生了。而他呢？却依然是在教书。他曾表示过自己的态度，“当教员要到不能教书的时候为止。”这种全心全意为革命后代负责的精神，对于所有小学教员，经常是一种鼓励。
老连先生对复式教学摸得很熟，虽在游击环境和生产渡荒中，孩子们的入学和进度，总是很整齐的。连穿没裆子裤的幼稚生（当地称为“半年级”），也不捣乱课堂的秩序。他们说：“老连先生讲的好听，放的羊多（初级头一课为‘小三放羊’），有山羊，绵羊，公羊，母羊，小羊羔……。‘写好字有桃子吃’——判习字用红笔画桃形。”对孩子们的补习，他抓的很紧，每天晚上，他戴起一架老花镜，在一盏菜油灯下看孩子们的作业，一直到夜深人静才罢。第二天一早，就又听他前院跑后院，叫起那贪睡的孩子。有这样一回事：山沟里有个老头子背着小米，送他的孩子文双狗来上学，这个十一岁的孩子，开头从一年级学起，不到一年半就升到四年级了。为什么这样快呢？当然孩子的自身努力是谁也赶不上的，但老连先生对他的帮助是很下功夫的。他首先从认自己的名字，家庭及庄里的人名和常见的事物教起，并培养他管理灶务，练习心算、笔算和珠算的斤两折合等。这种学用结合的方法，进步很快。乐的那个老头子说：“我们山里的‘石头’会说话啦，变（卖）上二亩地，也要叫俺双狗念到底哩！”
寺坪村紧傍着漳河，夏天河水涨落不定，家长们怕孩子们玩水出乱子，就都托老连先生多多的费心照护。午饭前，老连先生常是站在十字街口，眼看着放学的孩子队伍过去，各人回到各人的家里。午饭后，又常在河岸上走来走去，看有没有偷着玩水的孩子。有一次，孩子们对这种看管的办法提了意见，说是热天里洗澡很讲卫生，为什么不叫我们去呢？于是老连先生就带着这伙孩子们，一同去洗澡。孩子们高兴的称他为“老孩子头”。有一个号称“逃学鬼”的孩子王小庆，常是上着半截课，一次小便就溜出去了。对这种顽皮的孩子，如果在往年，老连先生是要动一点“刑法”的。那时他还认为“打是亲，骂是爱”。可是在抗战以后，他就逐渐的改变了这种看法。就如处理这个逃学的孩子吧：他是经过了同事和同学们的研究讨论，采取了积极的鼓励办法。从编演“王小庆逃学的故事”开头，一见他有一点儿好处特别是一天没有逃学，就鼓励他，表扬他。来的早了，脸洗净了，算题算对了，就给他打个足够的分数。当众宣扬他的成绩，大家鼓掌欢迎他的进步。老连先生也摸摸他的头，叫一声好孩子，他真是快乐极了！每办好一件事，就找老师去领奖。这样久而久之，王小庆就忘掉那逃学习惯了。
一九四二年，太行山闹灾荒，学生退学的不少。学校想了许多节约和生产的办法，帮助半途失学的学生，并以半工半读来照顾特别困难的学生。但是一些家长还是不肯让孩子来，那时学校作了一个特别的决议：就是在开学前，亲自到学生家里去动员。这种先生上门叫学生的作法，在老连先生的经验里是从来没有的。但他为了孩子们的学习，和其他教员一样很有信心的挎着米袋下了乡，到六七十里外去动员学生，家长们反映：“念书是好事，学校还替想办法，再不上学，怎能对得起老师们！”学生来校，必须参加课外生产，因不这样，吃饭就成了问题，还谈得上什么学习！可是开始动员生产，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全校里挑起第一担大粪走出校门的，就是老连先生，第二担呢？是他的孩子连定修（高一学生）。在他的带头和指导下，学校生产搞得很好，学生学习有了一些保证。同学们说：“如果全校来个大选举，连老师定是第一名劳动英雄。”
抗战期间，敌人一年要扫荡两三次，每次总有二十多天。学校空室清野，特别是保护孩子们的生命安全，是一件经常而又重要的事。战争情报一来，老连先生总是冒着满头大汗，忙着和孩子们埋藏东西。紧急时，来不及疏散的孩子们，就一块转移到山里去。那时我们大都参加区村指挥部的工作，对孩子们的照顾，老连先生要负更多的责任。而孩子们也觉得有他在，就比较壮胆。四二年五月扫荡的一个夜间，雷声搅着炮声，闪电象把天空撕开了裂缝，大风卷着雨点扑近山崖来，孩子们都有点害怕了。老连先生自己睡在靠近崖口的地方，让孩子们躲在里边，这样大家似乎觉得有了靠墙。第二天，他亲自护送着两个孩子，从山的这边转移到山的那边，找到了他们的爹娘。而老连先生呢？他的家要离五里地，而且常常躲在一个大山上，然而他却总是和这伙孩子们在一块。
老连先生是模范老教师，他和他教的孩子们，曾几次受过政府的资金和褒状。一九四六年“六六”节，群众送他一面大匾，挂在寺坪完小的门上。当他病了的时候，许多孩子们跑五里路到他家里去问候，并帮助他做好些事情。县领导上也常给予他多方面的安慰。因为他对教育事业，献出了他的一切。
一九四九“六六”节之前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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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影评
“桥”为我们开了路
古今
人民的东北电影制片厂，拿出了它的第一部以工人支前、生产斗争为主题的艺术巨片——“桥”，在新的人民城市——北平——上演，这是一件多么令人欣喜的事！随着中国劳动人民的解放，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电影事业，也来了一个新的改进 。“桥”没有黄色麻醉剂，根绝了靡靡之音，代替的是光辉的劳动，是愉快而又雄壮的歌声，是新社会的主人创造新世界。因此，上演“桥”的最重大的实际意义，无异就是给帝国主义文化与封建文化，特别是给那些拜倒在“好莱坞”门前的文化奴才之类的吹鼓手们，给了一个当头棒。并且以新的人民的影片，开始夺取代表帝国主义和封建文化的旧影坛阵地。
在“桥”里，我们看到了新的主题，新的题材。这就是工人阶级在支援前线中，以主人翁的姿态，在厂长领导下集体出主意，挖出废钢来解决缺钢的困难，以耐火砖代替白云石修复了熔钢炉；经过大家奋不顾身的抢修，桥终于在解冻前架起来了。在“桥”里，我们也看到了新的形象，新的人物。这就是当工作紧张的时候，曾经三天三夜不睡觉，疲劳过度而晕过去的化钢组长老梁；这就是饱经风霜，恨透了敌伪，心里对“红党”早留下了深刻印象的老英雄“老侯头”；这就是相信工人的智慧与能力，走群众路线，依靠工人群众组织生产的厂长。……这一群新社会底新人物，当然也有他们自己的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新认识，他们了解：“过去日本在的时候，我们是为人家作活；现在是为自家个作工，当然不能和过去一样！”（大意），在“桥”的故事中，这些人更鲜明的表现了自己的新愿望、新意志和新感情。他们要求将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决心要在全中国实现新民主主义社会，求得工人阶级最后的彻底解放。所以他们能够不畏艰险，想尽一切方法克服困难，勇敢坚决的来架“桥”。我们只要能体会工人阶级这种伟大的革命心情，就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要喊出兴奋愉快的心声：“为了支援前线，为了胜利，全体工人动员起来啊！”
桥架成了，第一列火车开过来，工人们齐集参加剪采典礼，我们的主人公又感奋得高喊：“毛主席万岁！”不错，今天的工人阶级，是奇迹似的完成了在旧社会不可能完成的事业，他们有了过去从来不曾有过的劳动态度，充满了劳动热情，克服了从前不可能克服的困难。所有这些，不都是共产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的成果么！其实，“桥”所反映的现实，在整个人民解放斗争中，只不过是若干可歌可泣故事的一个事例，千万英雄模范的一个典型；换句话说，即是前进道路上新中国的一个动人镜头。最近，人民日报记者报导的“华丰铁工厂的成长”，与北平解放报披露的“矿冶研究所耐火磁器试验成功，首批产品已出窑，在性能上较任何舶来品都高”的新的成功，都可以说是类似性质的范例。由此可见，“桥”底主题是有高度的概括性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桥”又记载了新民主主义新工业的诞生，“桥”还为我们开辟了新的道路。
其他，在创作与拍制上，还有急待改进的缺点，如很多地方表演不细致，某些人物性格刻划不深刻，工程师转变过程不够明显，发音不清晰，摄影颇有几段模糊不清。……虽然如此，既经架起了“桥”，打通了路，新中国的影坛，自会日新月异的改进与提高，那完全是意料中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