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傅连＠医师抗战前对记者的谈话
这是现在的解放军军委卫生部副部长傅连＠同志在十二年前的一篇谈话。当时他还不是共产党员。这篇谈话不仅叙述了他个人从一个旧的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历史，而且反映了当时红军卫生工作的真实情况，以及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合作的情况。由于这篇谈话说明了以下两个问题，所以他在目前还保有现实的意义。第一、它说明了：虽然在思想方法上，在思想的社会根源上，基督教——而且任何其他宗教的教义与共产主义思想之间，有着截然的不同，但是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共同行动上，在以其生产技能（包括一切科学技术部门生产部门）为人民服务的共同行动上，共产党人则不分宗教信仰诚恳地与一切党外人士合作。共产党的这一政策，过去是如此，现在仍是如此。第二，它说明了：一个宗教信仰者经过了以其生产技能为人民服务的行动，走到从思想上信仰共产主义，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巨大的进步，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军队里，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下，这一转变，这一进步，对于人民行列里任何一分子——只要他自己努力于这一转变，都是可能的。
这篇谈话曾于一九三七年五月登载于在法国出版的救国时报，后来又印为小册子发行，当时，在中国的国土上，人民的政权还只限于部份区域，在国民党统治区，这篇文章要找到诚恳的读者，就首先必须冲破造谣欺骗者的密幕，而在今天，随着反动统治的将近灭亡，造谣欺骗者早已失掉其市场，人们已经从无可争辩的事实中认识到革命的真实情况，另一方面也就发觉了那些造谣欺骗者正是反动统治的本身，读了这一篇“旧话”，将会更加增强这一认识的。
——编者
第4版()
专栏：
一个信基督教的医生傅连＠氏
在中国红军内十年的经验
上海通讯
今年正月底我亲身晤见医生傅日新，即傅连ｚｈāｎｇ＠①氏。他是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医生，很早就和中国反日红军发生联系。他从前是伦敦教会在福建汀州设立之福音医院的院长。后来苏维埃政府成立，包括了汀州，而人道主义者和爱国志士的傅氏，遂到红军总卫生部工作。一九三三年，他的医院迁移到当时苏维埃京都瑞金城外的叶坪，成为江西之中央红色医院，傅氏即被委为该医院院长。当红军主力开始北上抗日的长征时，傅医生自动要求同行，沿途照顾伤兵将士，不辞劳瘁。他现在是陕北中央苏维埃医院的院长。
傅医生是中华医学会的会员，当他与我谈话时，屡次以该会会员的资格讲话，并号召该会的同志准备将来抗日战争中之完善的医务以及医药的和其他的供给。他在中国红军内的经验对于一切医生是具有极大的趣味的，因为这些经验使他的医疗的学术和社会思想更形丰富。他对于基督教义上之人类的弟兄爱，是严格地身体力行的，同时医务上之人道观点，他正是实践了。他与我的谈话如下：
我的家离汀州约五十里，境况非常贫苦，我的母亲现年八十岁。父母双亲均是虔敬的基督教徒，因之我童年亦即成了基督徒。当我幼时，一位外国教会医生，名叫锡依布莱尔，英国人，帮助我和我的妻在一个初级学校读书，他每月给我们四元大洋。我们毕业后，我的妻即在一初级小学担任教师之职，而我仍由该传教士的帮助，进了一个中学校。还有一位外国医生，名叫米企尔者，加拿大人，也帮助我受教育。
中学毕业后，我即开始在亚盛顿学校和医院内研究医药，五年毕业后，即在八个县内做游历的医生。这样经过了四年后，我又在医校担任了普通医药教职四年，同时也是亚盛顿学校及省立男中与女师的医生。一九一八年我被举为汀州红十字会的主任医生。后来我因肺痨卧病两年，但于一九二五年回来继续工作。
一九二五年，因为五卅爱国运动，我曾通电反对英、日帝国主义，汀州一切外国医生均离开了该城，而我遂被派为汀州福音医院的院长。次年，我读了一本书，即瞿秋白所著之新社会观，它给了我一极深刻的印象，替我开辟了一个新见地，而我就因此同情革命。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时，头一批革命军经过汀州。在这个军内有恽代英（后被难）叶挺贺龙林伯渠朱德郭沫若等。他们在我的医院留下三百个伤兵，我均把他们医好。我请学校女生做看护妇，并以博爱和人道名义向商人募捐作治疗之费，结果异常完满。
我有一人侄女是共产党员，曾参加南昌起义。后来他回到家乡，秘密地在汀州工作。不久后，省苏维埃主席张鼎丞之弟被捕，在他家内发现了汀州共产党员的名单。当时一个国民党军队的师长卧病于我的医院。我治疗一切病人伤人，不问他们的政治观点或活动。这位师长对我的治疗非常感激，所以告我说我的家里有一个共产党人，并将命令逮捕和枪毙的男女名单之电报见示。我立即通知我的侄女和该名单上的一切男女，于是他们全体离开了汀州，全部党员得以救护。
在我做医生的这个时间，我替国民党军队和红军一样地服务。但因我出身于贫寒和被压迫者之家，所以我同情于共产党。我的父母无时不受债务之累，共产党努力于解放穷苦和被压迫者去实现他们的主义，所以我同情他们，爱护他们。
一九二九年三月，朱德和毛泽东由井冈山率领军队到汀州来，他们队伍里发生了天花，但全队没有一个医生。朱毛命全军在我的医院内种痘，这样费了三星期；在这个期间，我们又医治好了他们的大部受伤者。红四军——当时的名称是这样——离开汀州时，我派遣我的两个医科学生随军服务，其中之一，黄成，于一九三○年在红军里病死，另一位，叶青山，现尚留在红军内，他在彭德怀司令部卫生部做负责工作。
在一九二九与一九三○年中，汀州是游击战争的区域，曾在红军手中屡得屡失。我医治双方受伤者，无所偏袒。一九二九年末，当中国旧历新年之夜，国民党军队司令金汉鼎率军包围了我的住宅，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党员，与红军有关系。但搜索的结果，没有找到任何证据，乃掠夺我的钱和表而去。我对这个抢劫提出了抗议，次日彼始将钱和表送还。
在这个期内，发生了三个事情，弄得我的地位非常危险。有一次我把一个身受八处伤的赤卫队队员医治好了后，给他五十元大洋遣之去。同时我的堂弟傅连标为国民党军队捕去，说他是共党，把他杀死。后来我的侄子傅备德即傅保罗亦由我家内捕去，说他是共党，亦将之杀死。但是因为我在民间的声誉好，故免于难。
一九三一年后半年，汀州变成了一个巩固的苏维埃区域。红军来到后，我的医院，就充满了伤兵。我当时的药品非常少，所以派遣我的一个学生黄卫金，赴上海购药。第一批药品安全地运来后，我又派遣他作第二次的行程。他在路上为陈济棠捕获，因而丧命。结果，与我有密切关系的三人均被杀了，但令我告慰的地方就是他们都是英勇地就刑了。临刑时，他们高喊拥护共党的口号，后来他们的相片均高悬于江西中央博物院内。
一九三二年正月，苏维埃中央政府，请我训练送来的六十位男女看护。我高兴地担任了那项工作。一九三三年三月我把我的医院由汀州迁至苏维埃京都瑞金城外约十里之叶坪。我把一切药品和器具等都送到叶坪，建立了中央红色医院。中央政府也在该地设立了中央医学校，我就马上开始去训练二十个医生。当时我非常忙，所以不能担任训练看护的工作。
一九三四年贺诚被任为卫生部部长，他现在是前方总卫生部部长。我们把医学校合并为卫生学校，贺即为该校校长，后红色医院改组为该校的附属医院，我照旧是该院的院长。在该医院的医生，除我之外，还有四个。那四位中间，两位是红色医生，两位是由南京军队俘掳来的；可是他们也很尽职，所以也得到苏维埃政府的优待。当时我们有三十个看护。我不知道该校曾训练出来好多人，但为数甚多，这是我所知道的。只在医学校内，已训练了一百人去做医生。我们训练了由各红军送来的大批看护。我们在医药服务中有很多问题。我派学生赴沪去学习制造药棉。我们的药品不够，所以不得不自己制造。
当一九三四年正月全国苏维埃大会时，我被委派去照顾苏维埃代表的健康。同年四月，国家医院成立后，我做该院的院长。十月十日长征开始，我要求同行。苏维埃政府副主席项英留守赣南，因为我的身体不好，恐怕受不了长途跋涉之苦，所以他叫我与他同留该地。但我坚持的结果，终得了允准。在头一段路上，他们给我轿坐。到后来我学会骑马时，他们就给我一匹马骑。在一九三六年北上抗日长征中，我在西康红四方面军工作。同年十二月我们复与甘肃之中央红军联合，因而来到陕西。我现在是陕北中央苏维埃医院的院长。
我不是一个共产党党员。原来我想入党，但我的身体很坏，受不了小组或支部艰苦的工作。我留在红军中这么多年（十年）是由于以下的原因：第一我感觉到我是属于一个受压迫的民族和受压迫的阶级；第二我受了共产党教育家和领袖瞿秋白氏的感动；第三责任所在义不容辞，因为红军在最初时虽然有许多病伤者，然没有医生，我就感觉到我应当去做这个工作。红军是为国家奋斗的真正人民的军队——这个事实我从多年经验中认识清楚了。它是一个保护国家和人民群众的最有纪律的军队。红军战士对医生的态度不是骄慢的，在这方面与雇佣军队完全不同。还有我之所以留于红军中者是因为我深信它指示了我以民族和中国人民大众之解放的道路。
我是一个基督徒，这是每个红军战士过去所知道的，他们现在也知道。但我从来未曾因为信仰基督教而被红军或共产党所逼害。说红军因为信仰不同而迫害基督徒是不正确的，那只是反动者之造谣。如果很久以前，有些基督徒与红军发生过不良的关系，那并不是因为他们的信仰，而是因为他们反对革命的活动。我是一个基督徒，而我经常地受到红军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保护和尊敬的。完全由我的自动，我已经与红军相处多年了。在井冈山时期，红军只有来复枪二千支，现在则百倍那个数目。我对红军的信心是被证实了。
谈至此时，我就请傅医生详细说明，他有很多机会脱离红军而留在红军内不去的原因。他回答道：从前我极幼时，在教堂里听到博爱和友善的话。但于后来和红军发生关系时，才知道他们不只爱朋友和家庭，而且爱国家和人民大众。从前我由行医每月可获二百元大洋，此外还有教会医院所领薪金。我和我的家庭得以饱食无虑。后来因为信仰，才把我的老母妻室和四个儿子留下在福建而投入红军做医科上的服务。我很甘愿作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虽然有好多人怕我受不了这样的艰苦。确实的，我两次几乎丧命。有一次在湘南我落马坠深河中。再一次在西康甲金山党岑山时我因空气稀薄而昏去不省人事。四十天四十夜我和其他人员共尝草地上的困苦。我曾泻肚，痛苦不堪。医药人员和给养时常受到敌人飞机的轰炸，但是我的信仰毫未动摇。我经过许多的危险，但这样危险都赶不上当时国民党军队把我包围起来，把我的亲戚和学生杀死，控我是一个共党的同情者那样的危险。
我并不是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内之唯一的基督徒。红军由国民党军队方面还过来很多医生，中间许多是基督徒，大多数起初是不同情于共产主义的。但这对于我们无关要紧。我们照例开会欢迎他们，请他们拿他们的医学知识为中国民族服务。在这些大会里，我时常把我在红军内的经验告诉他们，请他们毫无疑惧地和我们合作。他们听了我的话，许多不仅成了同情者而且加入了共产党，如王斌医生，现在是苏维埃陕北医学的校长，但他原来是蒋介石第八十师的军医长。李治医生，另一个从国民党军过来的医生，也成一个共产党员，现在是我们医学校的教务主任。还有戴济民医生，他是第一方面红军的军医处长。
医生们可说是全体都喜欢红军，都喜欢在苏区内工作的。很少人，可说是没有人，不受人民大众自我牺牲的精神之感动。我们按照我们医生的工作，得到衣食住服役和护卫，和每月的津贴。如果我们的工作需要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我们就马上去。因为外面的包围和内战，我们的经济状况是艰难的。然而我们还是喜欢红军内的生活。这个生活有民族的目的，而不是只是为的谋生。
我们在红军内有许多医药问题。我们的问题不仅仅是去照顾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如果只是这个问题，那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但是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去，住在什么地方，我们必须照顾当地的一切居民。在旧的统治下，这些地方的人民从没有得到任何无报酬的医疗。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疾病。所以我们的医院马上成为周围居民的公共医院了，而且他们的需要比我们红军和政府还要大些。我们的医生和医药品马上给人民服务，有时为此而不得不牺牲我们对红军的照顾。例如在西北有广布的社会疾病和传染症，人民一点都不知道什么是个人或公共卫生。我们发现此地有许多传染症如伤寒，鼠疫，瘟热病，和其他流行的疾病如花柳，肺痨和沙眼。我们常有铲除这种疾病和传染病的任务。因为近年来的包围和内战，我们的这项工作受到了不少的阻碍。我们缺乏受过现代训练的医生和看护，药品和急性传染病用的血清，以及医院设备种种。同时，我们经常有我们自己军队的紧迫问题，因为我们的军队是由工农组成的，有很多是本地人，经常地加入红军。
从一九三五年起，中国共产党在新的环境下，实行了新的政策，因此医药界也发生了许多新问题。我们是日益扩大的反日军，我们准备来日的抗日战争。我们一如国内其他反日军队，迫切地需要近代的各种医生，不管其为外国人，本国人，男人或女人。我们需要军医和各种的专家。在没有科学的接生方法和科学的妇女治疗方法的地方，我们需要女医生。无论我们工作怎样努力和勤奋，然尚不能满足我们面前之各种需要。
据我们的经验，中国军队的医生和看护当中，很少受过现代的训练。再者受过最新式训练的医生，都乐意在大城市里居住工作，去替他们的家庭赚钱，谋安乐的生活。还有在知识分子内，尚存着对军队和兵士不正确的观念。即在受过现代教育的男女中间常听到这样的意见：如果你对待兵士客气，医治他们的病伤，则他们不会成好的战士。这是一个黑暗有害的态度，我们不能不给它以打击，把它消灭。我们须记得，在上次世界大战时，仅美国政府就已动员了三千个近代医生去照顾兵士，所以每五十个人就有一个医生。抗日军队当前的任务较当时美国军队的任务重得多了。我们全国的医生，看护和我们的医科学生必须为来日的战争去准备自己，以便把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从日本帝国主义和ｔｉǎｎ＠②然无耻的汉奸手中解脱出来。在这个任务上，各种医学工作人员必须与群众负相当的重担。我们不能把我们国家的解放只让给群众去做，使他们受累死亡，同时我们有可能去阻止这样的牺牲。因此我们号召一切医生看护和公共卫生的工作人员来帮助我们，帮助我国的一切抗日军队，把他们的最新的科学训练带来，尽力在此施用。例如在我们的军队内有一位是从前在上海宝隆医院受过训练的，他带来很高的医学训练和实际经验。他是我们最好的医药工作人员之一。我们需要很多象他这样的人。
我本人是中华医学会的会员，该会许多会员都很认识我。该会很能在前述的方向上做许多事情。我盼望这个组织内的人在抗日战争时会援助我们和其他的反日军队。我们盼望全国许多医生看护将以极诚恳和最大的注意力去准备自己以便在抗日军队内工作。他们要注意战争时的外科、卫生以及与军队和平民有关系的医药各方面，因为平民是我们反日战士的后备军，他们必须成为我们在这个战争中的最强固的社会基础。在广播的传染病和各种社会疾病的中国，我们是不能建立起来一个坚强康健和有效能军队。我们非常需要各种现代医生，战时外科医生和受过最好训练的看护。虽然如此，然而我们相信我们的红军的军医服务在全国内是最好的。我们的经验教训了我们。我们的境况是艰难的，但是我们知道，如果包围和内战停止，则我们会在我们所驻扎的一切地方把一切关于军队和公共卫生的问题解决了的。这对于我们只是一个物质问题。
如果你问我，我们今天需要什么，我可以给你一个很长的单子。第一我们需要停止内战。我们需要能在艰苦环境中工作的现代医生和看护。我们需要关于战时外科，公共卫生和军队的卫生之各种书籍。我们需要外科器械和各种医院设备，这些不只是对于我们的大军是极其需要，而且对于平民也是必要的。我们需要各种免疫血清去防预、和治疗残毒西北人民之各种传染症和社会疾病。我们需要医院之一切给养和流动的医药等。我们需要急救的药品、器具和人员。我们需要现代试验室的工作人员、用具、显微镜，微生物工作人员和设备。
自然，全国需要防毒面具。我们的国家需要一个国际的运动无间断地去反对毒瓦斯的战争和微生物的战争，因为在将来反日本帝国主义战争中，我们是会遇到这个危险的。这样的战争对于居民的损害比较对于军队大得多。我们向世界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呼吁，来援助我们和中国一切的抗日军队。
我个人非常感激当日我们在福建江西时外面几个医药公司给我们的医药品。因为包围和交通困难，致我们不能把欠一个公司的二千元到三千元的债付清。但我们并没有忘记我们的债务，将来时机到了，我们一定要付清这笔款。
或许医生们特别愿意知道，我在过去数年中，由我做医生的经验中，看到些一件什么疾病和伤残。自然，中国的社会环境使许多这些疾病几乎极其普遍。现在让我说一说我个人所看到的：
在中国南方我们主要的问题是枪伤，足部溃疡，坏疽，贫血，肠胃虫症，肺痨，疟疾，痢疾，肠热病，脑膜炎，沙眼，天花，及十二种其他的疾病。在江西广东湖南广西，在我们的北上抗日长征中我们遇到而且遭受了疟疾，痢疾和肠热病。在云南、贵州和四川，我们经过许多县，那里的居民几乎全体都染了甲状腺肿和突眼症。在西康，我们的军队遭受高原病，营养不足，不消化症。泻肚，和痢疾。在四川、甘肃，和陕北，居民大部遭受长久的花柳病。在陕北，山西和内蒙古，很多的社会病，严重地影响了种族的生殖，有时广大区域的人民竟因之死亡殆尽。虽说不好的社会环境也是原因之一，然而社会疾病实有以致然。
我们红军内的医生和医药工作人员在这些地方经常地有重大的任务。我们必须照顾我们所在地的居民。这是一个严重的任务，我们号召爱国医生来参加我们的工作或给我们以必需的物质援助。
这就是我的生平和工作之简短的叙述。
一九三七，一，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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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俄罗斯人民的普希金
艾青
在阴暗的天空下，
在西伯利亚的旷野上，
自由的歌手——普希金，
唱出了狂风似的歌声：
“要粉碎沉重的枷锁，
要打开黑暗的牢门，
自由将在门口欢迎，
弟兄将把利剑送还你们。”
勇敢的诗人，
“不畏惧侮辱，
不希求桂冠”，
胸中燃烧先知的烈火，
嘴里喷出语言的火星，
这火星点亮了人民的信心，
这火星使那暴君看到发抖震惊！
普希金爱俄罗斯，
俄罗斯养大了普希金，
普希金爱俄罗斯的土地、山岗、
河流和森林，
他从这儿感受到人民的忧愁和欢欣；
普希金爱米哈伊罗夫斯克村，
他从这儿听到了农奴悲叹的声音；
普希金爱他的褓姆阿林娜，
阿林娜会讲民间故事给他听；
普希金爱英勇的十二月党人，
十二月党人正在进行革命斗争；
普希金爱俄罗斯坚强的人民，
人民给他以智慧和力量，
人民给他以明晰、朴素的语言；
但普希金恨沙皇亚历山大，
恨皇朝的大臣，恨总督老爷，
因为这些人贪婪、残暴、欺压人民！
怨言和怒骂，
羞辱了宫廷，
诅咒和讽刺，
刺痛了暴君，
于是，阴险的敌人，
用尽心机布置圈套，
来驯服和俘掳普希金……
但是，无论金钱和权力，
流言和诽谤，
放逐和监禁，
都不曾使诗人屈服变心。
不幸，可怕的阴谋，
终于迷乱了普希金，
丹特士可耻的子弹，
射中了普希金的心胸，
普希金倒下了！
天才和光荣被杀害了！
天地昏暗，狂风怒吼，
吐不尽人民的愤怒与不平……
而“迷人的幸福的星辰
就要上升，射出光芒，
俄罗斯要从睡梦中苏醒……”
跟随着预言站起来的，
是伟大的俄罗斯人民！
经历了百年的斗争，
俄罗斯人民胜利了！
摧毁了黑暗的统治，
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如今，在辽阔的土地上，
从列宁格勒到堪察加，
到处是鲜花、美果，
劳动者的欢笑和自由的歌声……
一九四九年六月六日
第4版()
专栏：
新儿女英雄传
袁静 孔欣
插图：彦涵
第十一回 拿岗楼
冬天到春天，
环境大改变；
白洋淀的岗楼
端了多半边。
——民歌
一
刘双喜这一伙，在冰上坚持了七天七夜。鬼子讨伐队讨伐不出什么结果，反倒受惊、挨打；没奈何，只好撤走了。干部们又藏到村里，活动得更欢啦。
有一天晚上，双喜到程平黑老蔡那儿去开会，到的同志很多。分区的首长报告目前形势：敌人占了这么多地方，兵力不够分配，许多村的岗楼都用伪军把守，正好各个击破，打开局面………双喜回来以后，大伙儿讨论了党的指示，就活动开了。
据他们掌握的伪办公人反映：伪军小队长周斜眼坏得不行，天天要这要那，打得老百姓和保长们飞蹦乱跳；好容易给他找了白面，他把白面全撒在地上，嫌少不要，还骂人：“不操你的妈，你不叫爹！”有两个村干部藏在家里，给他抓去毁了。有一天，他还强奸了一个十四岁的小闺女……老百姓都恨得他牙痒痒的。高屯儿派一个小队员，到他岗楼附近侦察情况，又给周斜眼抓去，大卸八块，说：“他妈的，优待八路军，叫他睡水晶被子！”就把七零八散的尸首，扔在冰窟窿里了。
这天，周斜眼带着个伪军，又到一个村诈财。回去的时候，向村里要了两个冰床，两个民夫送他们回去。冰床一前一后，在冰冻的白洋淀上溜得挺快。周斜眼忽然看见一片苇塘，回过头来问：“咦，这路怕走得不对了吧，怎么走到这儿来啦？”那瘦个儿老乡笑着说：“周队长，你放心吧。我们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在淀里来来去去的，就是闭着眼儿也走不差。”后面冰床上那个高个儿老乡说：“着哇！这是条近路，一会儿就送你到家啦。”
周斜眼看着冰床溜进苇塘的濠里了，正想问，忽然觉得后脑上一个什么东西凉冰冰的，听见背后说了声“别动！”就伸过来一只手，把他的盒子枪提走了。周斜眼知道后脑瓜儿上顶的是什么，吓得一动也不敢动。后面冰床上那个伪军，早也碰上了一样的运气。
冰床停下了。他两个给押进苇塘里。那高个儿老乡！高屯儿，把周斜眼拉到一边，用枪指着他，粗声粗气的说：“狗汉奸！你糟害老百姓，杀咱八路军，咱们县上批准了，今天执行你，你把脸背过去！”周斜眼脸上没一点血色了，还想说话；高屯儿把他一推，照后脑瓜＠的一枪就打死了。
旁边那个伪军，吓得浑身打哆嗦。瘦个儿老乡——刘双喜说：“你别怕！咱们只杀最坏的；只要你以后不给敌人做事，就放了你。”那伪军愿意回家为民。双喜高屯儿教育了他一顿，叫他先帮着作一件事，再放他回去。
当天晚上，同志们带了枪，暗暗把岗楼包围了。刘双喜穿了周斜眼的军装，由那个伪军引着，到岗楼底下。伪军喊：“快放下吊桥，队长回来了。”里面的伪军不提防，连忙放下了吊桥。双喜一声不响的走进去，突然拔出枪来，把他们比住了；高屯儿一伙人冲进去，一枪也没打，就把岗楼拿下了。
伪军缴了枪，都放回家去。岗楼一把火烧掉了。
二
一天后半晌，双喜他们四个人都是治鱼的打扮，脚上穿着“牛皮绑”，带着“脚齿”。两只冰床上放着凌枪、鱼篓子。高屯儿牛大水都拿着五股鱼叉，站在两个冰床的头上；后面双喜赵五更使篙丫子一撑，冰床溜了个快。
一会儿，来到小蒲村，望见岸上岗楼底下，有个伪军在站岗。他们就沿着岸，慢慢的撑。高屯儿的鱼叉上，吊着个大鲤鱼，活蹦鲜跳的甩着尾巴。那伪军见了，忙喊：“喂，打鱼的，过来过来！”高屯儿说：“嗳，我们忙着呢。老总你有什么事啊？”伪军一面走过来，一面喝着：“他妈的，过来！我瞧瞧，你拿的是什么？”
两个冰床在一棵大柳树底下傍了岸。那伪军跑过来，站在岸边说：“我们班长正想吃鱼呢；就留下这条大鲤鱼，以后你们来拿钱。”说着伸手就来抢。高屯儿说：“老总，你慢着！这条鱼前面岗楼上已经定下了。以后叉下大鱼，再孝敬你吧。”伪军不依。双喜忙说：“先生，你别着急；你要大鱼，这篓子里还有呢，才叉上来的，都活着哩。”伪军说：“小了我可不要！”就弯下腰来看。
刘双喜不慌不忙，从鱼篓子里掏出手枪来对着他，说：“别作声！”伪军吓呆了。高屯儿说：“嚷就打死你！”一手把伪军的枪夺了。双喜说：“你可别害怕，咱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你好好儿说给我们，班长和弟兄都在哪儿？枪在哪儿放着？”那伪军上牙打着下牙，说：“我我我说，你们饶命！楼上没人，他们都在北北北屋；班长怕弟兄开小差，枪都在他东间墙上挂挂挂着呢！”
正说着，又有一伙治鱼的撑着冰床子来了。双喜向他们招手说：“来吧来吧，叫咱们送鱼呢。”他们过来了。大水高屯儿左手提鱼，右手拿枪，大袄搭在胳膊上盖着枪，走在头里；一伙人把枪揣在怀里，跟在后面。来到岗楼下面，进了栅栏门，闯进北屋一看，堂屋没人，西间有几个人围着火，脱了衣裳在搓疥；东间那班长身上罩了一块大白布，一个师傅正在给他剃头呢。
大水高屯儿直奔东间。班长斜着眼睛看见鱼，笑着说：“哈！送鱼来啦？”高屯儿亮出枪来，对准他说：“着，吃鱼吧！”班长吓傻了眼儿。剃头师傅剃了半个脑袋，一害怕，刀子掉在地上了。几个“治鱼的”奔进来，把桌上的盒子枪和墙上的大枪都抢了。大水高屯儿把班长捆起来；一面对剃头师傅说：“没有你的事儿，你还不跑？”那师傅一听口气，就知道是八路军来了；拿上他的东西，很高兴的跑出去了。
西间的伪军可发觉了，披上袄儿就想逃走。牛小水、赵五更一伙人，早拿枪堵住了门口，喝着说：“谁跑？叫他吃黑枣儿！”只一阵工夫，一班人连班长全押到了岸边。
附近的老百姓得到消息，都欢天喜地的，偷偷把冰床子送来；双喜他们就把俘虏和胜利品，一下子都载走了。留下大水高屯儿放火烧岗楼；老乡们帮忙用席子卷成筒儿，底下点着柴禾，火头顺席筒儿窜上去，烧了个旺。楼上的手榴弹忘了拿，轰隆轰隆的炸得怪响。有些老百姓这才知道；说：“吓呀，八路军多会儿来的呀？怎么见也没见着，就把岗楼端啦！”
三
这天，黑老蔡来了。他们县委分了工，几个委员深入各区，直接领导对敌的斗争；黑老蔡就分配在这儿。
晚上，他了解情况以后，就跟大伙儿商量，要拿大杨庄的岗楼。在西部白洋淀，这是最大的一个钉子，非拔掉不行，恰巧那儿的伪队长就是张金龙；李六子在他手下当班长。同志们愤恨的说：“张金龙坏透了，咱们先拾掇这家伙！”许多人主张，把张金龙抓来，给牛大水报仇。
可是，张金龙这小子很刁滑，人少不出村，提防得很紧。岗楼又造得挺严实，外面两道铁丝网，站着双岗；天一黑就下锁！还有恶狗守着；楼上房上都有放哨的。村里办公人也给勾结得紧紧的，没法掌握。大家商量了半天，想不出一个办法。
杨小梅说：“我的姥姥家就在那村，我先进去看看怎么样？”牛大水不放心的说：“这怕不行；听说你舅在岗楼上当差，你去，他不把你毁了？”旁人也怕出错，不叫她去。小梅坚持要去看一看，说就是不成也坏不了事儿。黑老蔡叫她小心些；当天晚上，送她到大杨庄村外，小梅就偷偷突进去了。
小梅去了三天，还没有回来。同志们很担心；秀女儿急得哭了。黑老蔡也怕这事儿不大把稳，说：“今天夜里再不回来，明天我们突进去看看。”牛大水也愿意一块儿去。几个人在小屋里直等到半夜，小梅可回来了。
她脸蛋冻得通红，一边鬓发上结着冰花，两只灵动的大眼睛望望大伙儿，喜洋洋的笑着，一边撩开棉袄的大襟，一边对秀女儿说：“快拿把剪子来！”秀女儿拿了剪子，笑着问她：“你出什么花样儿呀？”小梅手冻僵了，叫秀女儿把她底襟的角儿拆开，拿出一张纸来，递给黑老蔡。
几个人连忙凑在油灯跟前看，那是一张麻纸，上面用铅笔画的横一道，竖一道，小方块儿，小圆圈儿，乌七八糟，不知道是些什么。大家笑起来：“你这是闹的什么玩艺儿呀？”小梅笑着说：“有了这玩艺儿，岗楼准拿下啦。”大家都莫明其妙。
小梅用手指头点给他们看：“你们瞧！从南往北数：这是淀，这是堤，这是平地，这是深沟；上面一顶吊桥，过了桥，这两道曲里拐弯的是铁丝网，有一人多高，满是铁蒺藜；铁栅栏门上一把大锁，门里边这几个小圈儿是五条狗。再往里是大门，钥匙张金龙拿着；进大门头一进院三间北屋，住一班人；北屋顶上这个小三角儿，是抱角楼，日夜都有岗。第二进院，这个大圆圈是个大岗楼，一共四层，有三丈高；最高一层也是日夜都有岗；第三层上住着李六子，第二层上住一班人。第三进院，这两个方块儿是东配房，一明一暗，张金龙这王八蛋就住在里间，迎门搭的床铺，护兵在外间睡；西配房闲着；北屋是两层楼房，楼上也住一班人。这三进院子，四周围的墙又高又厚，就跟城墙似的……”
秀女儿忍不住打断她说：“嗨，真腻歪人！你说了这么半天，可到底怎么进去呀？”牛大水也说：“真他妈的难搞！”
小梅笑着说：“你们别着急，听我说下去么。这一所房子，原来是朱百万的宅院，后面还有三进院子；过道门是堵死了，没法进去。这二层楼上的三间房，东西两间，后面都有窗户，很高，都用砖垒住了………”秀女儿气闷的说：“唉，说来说去，还是个进不去么！”
小梅心里可有个底儿，含笑的眼睛望了望大伙儿，说：“这就进去啦！这两个窗户，堵了砖，可是没勾泥，能拆下来哩！”
双喜寻思着说：“这二层楼上不是还住着一班人吗？”小梅说：“东边这一间是个过道，有楼梯，不住人。”牛大水问：“窗户后面是个什么地方，怎么过去呢？”小梅指着她的地图说：“这不是画的挺清楚啊！你们瞧：北边这个大门，原是朱家的后门，前面修了岗楼，朱家就从北边这个门出入，咱们要从朱家这个门进去，左手有个小门，里面是个大挎院，闲着的，挺长，一直能通到二层楼的背后，要是贴着西墙根走，四层楼上站岗的也看不见。”
到这时候，谁的心里也都豁亮了。黑老蔡的眼睛快活的闪着光，望着杨小梅，说：“哈呀，小梅，真难为你！这次要拿下岗楼，首先是你的功劳！”大家都很兴奋。小梅笑着说：“开头我舅不敢说，我好容易跟他谈通了。他什么都告诉了我，就是不敢给我们引路。这也不碍！以前我到朱家去过，这条路我还熟。”
大家商量好怎么样打，天不明，秀女儿和牛小水就出发，给同志们送信去了。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