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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红旗歌”的创作经过
陈淼
石家庄一解放，我们便被派下厂，做为一个实际工作者，参加了纱厂的职工会行政，以及党的、团的工作。一年来，我们给工人教课，教歌，把着手教给他们认字；到车间里去，满头大汗的学习“上线、接头”，学习生产技术，帮助工人解决团结问题。在这些最实际、最具体的工作中，我们能和许多工人同志有说有笑，使工人亲切的感到我们没有架子，是为他们服务的，什么事都不避讳地找我们商量，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亲眼看见了、亲身体验了工人同志阶级觉悟飞速的提高，劳动热情空前的高涨。特别是开始“红旗竞赛”以后，工人们为了争得光荣的红旗，不顾一切困难，甚至冒着轰炸的危险，也要坚持生产。这里面落后于进步工人之间，民主管理与官僚主义的管理之间的斗争，构成了工厂里由旧到新的伟大变革的丰富内容。这些历史上空前的变化感动了我们，教育了我们，做为一个文艺工作者，那怕是政治上、艺术上的修养都还很差，也“义不容辞”的应该大胆的为这些新生的人物而创作。
“红旗歌”在酝酿阶段，有近百个工人中的党团员、积极分子，个别的或集体的给我们谈，在竞赛中他们怎样团结改造了“落后”分子，怎样争得红旗，如何为红旗而欢跳，又如何为红旗而哭叫。他们丰富了我们的体验。
在领导上，纱厂里党的负责人戴新民同志，工务部长夏讷同志，管理员王正心同志，以及其他许多职员，分会主任，甚至组长也都热心的给我们谈了许多领导上的问题，使我们对工厂管理的政策思想、实际情况有了更明确的认识，这在“红旗歌”的创作中，也和工人同志所给我们的一样，是一个支柱、一个源泉；这是文艺工作与实际工作的一个密切的合作。
“红旗歌”在第一次创作时，是由鲁煤、辛大明、陈淼三人集体讨论，分幕执笔。周扬同志看了当时粗具规模的草稿，给我们宝贵的指示，在思想上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和鼓舞。这个力量成为我们能继续不断地突击修改的重要因素之一。
当学校的领导上决定由临时文工团（三团）排演时，由导演团的刘沧浪、陈怀皑、刘木铎，艺术股长张德发等同志，参加了许多具体意见，由鲁煤同志又做了一次修改，使“红旗歌”由最初比较粗糙的初稿加强了它的戏剧性。前后只有二十天的功夫，边排边改，日夜突击的情况下搞出来的，便是在石家庄演出的“红旗歌”。
经过石家庄、正定十几场的演出后，在纱厂里征求了工人同志和领导干部的意见，特别是在正定由三团全体同志及文学组的几位同志参加的座谈会上，许多同志都热烈的发了言。在这个会上更彻底的讨论了“红旗歌”的缺点，大家负责的研讨，打下了这次修改的基础。
接受了学校“五一”在北平演出的任务后，便确定除原来三个作者之外，又由导演团刘沧浪、陈怀皑、刘木铎三同志参加创作，这给“红旗歌”的创作，增加了一支有力的生力军，揭开了“红旗歌”创作的新页。
我们根据各方的意见，除保持第一次“红旗歌”的优点之外，人物、结构又重新讨论过。在人物上把肖美姑这样小孩式的、思想性较差的工人，换为一个年纪较大严重的雇佣观点的马芬姐；在人物转变上不是用被炸后厂里职工会的救济，而是主要靠工友们的热诚的团结互助和民主管理的启发教育的精神，使她由严重的雇佣观点中觉醒起来。在管理上把民主管理与官僚主义的管理的对比更加鲜明，而且把管理上的思想斗争与工人中的思想斗争更加紧密的连系起来。
六个人一齐拟好提纲后，由鲁煤、辛大明、陈淼三人分幕执笔，最后由鲁煤同志负责统一修改，因为任务紧迫，仍是边排边改，又是仅仅二十天的功夫，突击出目前的“红旗歌”。
从“红旗歌”整个创作经过中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相当广泛的集体创作。这里有领导上的关心和扶植；有职工同志的热心帮助，也有文艺工作者内部、从导演、演员、舞台工作者与剧作者的密切合作。没有这样雄大的集体力量，不仅没有今天“红旗歌”，单就这样反复的修改精神，在我们初学文艺的人，都是难以支持的，这里再一次的证明了发挥集体的力量是伟大的。
但这决不等于说“红旗歌”已经“伟大”了。虽然一连修改了几次，但每次都是在连喘息时间都没有的突击状态中搞出来的，而且我们在政治上、艺术上的修养都很差，这次敢于这样大胆的拿出“红旗歌”，正是为了更进一步的充分发挥集体的力量，准备在不断地听取大家的意见中修改、提高，把“红旗歌”搞成能很好的为工人服务的剧本。因此，我们热望于领导工厂、职工会的实际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所有看“红旗歌”的观众人人有份，以大家负责的精神毫不客气，给我们提出意见来。
关于集体创作中，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个人风格与集体风格；在分工上是每人轮写一遍好，是大家讨论一人执笔好，还是共同分幕写好；以及其他许多在集体创作中碰到的问题，我们准备将来深入的检讨后，再与大家一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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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学校的政治思想教育
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教育部长渥兹捏辛斯基著
徐坚译
苏维埃国家，布尔什维克党对我国劳动群众正在进行着庞大的共产主义教育工作。苏联学校在这件伟大而崇高的事业中起着很大的作用。
苏联人民底思想锻炼，他们政治觉悟的形成，苏联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以及他们对基本科学知识的领会，都是完全有赖于学校的工作质量的。
我们的许多学校，特别是在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思想教育工作的著名决议之后，在这一方面收到了显著的成绩。然而，我们的学校，在执行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一任务中，还存在有严重的缺点。
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最主要的任务就在于将马列主义世界观的基础贯输给我们青年一代。
除了通过一切学科的教授，这一任务便不能有别的解决途径。每个教员都应通过他所教的课程，酌量学生的年岁，引导他们去理解自然和社会的发展法则。
譬如在讲解历史，苏联宪法，文学，地理等课目的过程中，应该给予学生以作为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基础的物质生产观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底发展等观念。学生们皆应精通马列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关于国家，关于人民大众和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等基础知识。
苏联学校的学生应该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劳动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处的境遇，应该知道帝国主义的实质是什么。
必需使苏联的学生更加广阔的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与特性，以及它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无论如何决不应容许把马列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以抽象的定义和描述方式向学生们讲授。党、政府以及斯大林同志本人曾即时的严斥教学中的学院派和形式主义，并要求所讲授的课程中应充满丰富而具体的内容。一切原理，都应通过各个学科的具体材料，并根据教员所作的个别结论与概念或在他引导学生自己去理解这些结论和概念的基础上讲授给学生。一切问题就在于如何使学生们能逐渐的学会唯物和辩证地思考问题。
以苏维埃爱国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学生，是学校里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中极重要的一面。每一门课程的讲授，都应给予为培养学生们对苏维埃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对苏维埃国家和列宁斯大林党的忠诚以及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信以充分的可能。
应该以我们伟大的祖国及我们的伟大英勇民族而高傲的苏维埃民族精神来教育我们学校的学生。怀有这样崇高的情感就不可能有任何的对资产阶级文化的阿谀奉承。应该通过各种具体事实和实例来向学生揭露近代资产阶级文化的反动性，它的腐朽及日ｃｈōｕ＠①瓦解和崩溃。
苏联学校的任务——培养学生热爱我们的这一还较过去一切制度都更加完善的社会和国家制度。每个学生都应清楚，苏维埃社会制度由于我国人民的英勇奋斗才破天荒地在我国建立起来了。苏维埃的爱国主义是具有实际，积极与创造性质的。它表现在苏联人民的爱国主义事业中，表现在他们为祖国福利而自我牺牲的劳动中。正在准备成为共产主义积极建设者的苏联学生，首先应该忠实于自己的学习任务，好好学习，遵守纪律。
苏联教员的任务——向学生们讲解苏联爱国主义是苏维埃人民的政治思想获得统一的基础之一，它把我们多民族的祖国的一切民族团结在共同目标之下——巩固它的威力，协助它的繁荣发展。同时要与可能侵入到学生队伍中的沙文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残余作不调和的斗争。
学生们的政治思想教育是与可能侵入到学生界的人类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作坚决的斗争。这类残余表现在对社会公有制的对抗性，损公利己，本位主义，个体主义，小市民的劣根性，迷信、宗教邪说上等等。
教员的任务——便是同所有这些残余作坚决的斗争。尤其应该强调的是必需以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的精神来教育苏联学校的学生。这件事的基础在于适当的规定自然科学课程的讲授。
学生们的政治思想教育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逐渐的扩展学生们的政治视野，唤起他们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兴趣。应该使学生们了解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政策，了解这政策是代表人民的基本利益并保证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伟大胜利。
教员和主任教员的义务中包括使同学们（在许可的年龄内）熟悉国内外的政治事件。必须经常的使青年意识到我们苏维埃国家的强大，宣传我国正在逐步的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伟大发展前途。
学校的任务在于如何使苏联学校的学生成长为有崇高理想的，对列宁、斯大林党的事业的伟大和正义性坚信不拔的，有原则性的，坚定的，有战斗性的，活泼的，不怕困难而且有决心克服任何困难的人物。为此，学校的一切工作就必须充满以深刻的思想内容，贯彻以共产主义的思想和布尔什维克的党性。
应该彻底克服尚存于某些教员工作中的客观主义和政治麻痹性。苏联教员的首要守则就是在教学过程中永远遵循列宁、斯大林关于科学底及思想党性的学说，一刻也不能忘记列宁的关于“脱离政治和生活的学校是荒谬和虚伪”的说法。
从上述的一切就可看出，学校中的政治思想教育是与科学基础的讲授不能分开的。正是在对科学基础掌握的过程中学生们学习着唯物地辩证地思考问题，掌握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并在共产主义的精神上受到教育。
因此，就特别应该强调提高学校中的科学理论的讲授水平。苏联学校中的讲课不可能有另种方式，除非通过近代科学与它的最新成就的水平来讲授。虽然在一般的普通学校中只是学习科学的基本常识，但这并不是说这些知识就可脱离近代科学知识水平来讲授给儿童。相反的，即使在最初级的班次，讲授给学生们的知识，也应该是有严格的科学正确性并合乎近代科学的水平。
显而易见的即使是初级小学的历史课也不能站在反科学的、反爱国主义的“诺尔曼”关于俄罗斯国家起源的学说的立场上来讲授。应当站在近代苏联历史科学的水平上来讲解有关俄罗斯国家起源的问题。同样的在其他班次的文学与历史课上，都应明确的指出俄罗斯的思想家、作家、学者的独创性和独立性以及他们的伟大性，指出俄罗斯民族对世界文化发展的伟大贡献。在生物课的讲授中，应通过这门科学的选材与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事实来广泛的指出，奠基于辩证唯物主义诸原理上的米丘林学说的伟大的力量。这可以帮助学生们更好的了解米丘林学说是达尔文学说进步的一面的创造性的发展，是唯物主义生物学的更新更高的发展阶段。
所谓学校里的讲授的科学性即是说，一切课程必需在辩证唯物的基础上讲述。忠实于辩证法及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与唯心主义和各种资产阶级虚伪科学的理论作不调协的斗争，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的紧密联系——这一切都是教学底真正科学性的基础。可是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要求教员自己是一个学问高深的人，不落后于科学的发展，在讲授中能注意科学的新成就，能掌握该科学的讲授法。
形式主义——这是我们学校多年来的老毛病——到目前为止，无论在教学方面抑或是在学生们的学习知识方面，都还没有去掉。形式主义的发生，往往是由于若干教员们的科学修养水平不够高，他们本身所有的知识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形式，肤浅和不深刻的性质。这尤其是指教员们在马列主义理论方面的知识而言，因为这首要的，有决定意义的科学知识的欠缺，必然会造成教授任何一门学科的低下思想理论水平，造成训练和教育中的形式主义。
学生们的政治思想教育的高度水平，讲授中科学及理论水平的提高，同时都是为争取学生们迅速进步，争取使他们能够真正自觉地、深刻地及牢固地领会各种科学的基础之最主要的方法。
我们的教学计划和教课书还远不适合于学生政治思想教育的任务。许多教课书和计划，特别是俄国文学和苏联历史方面的教课书和计划，在思想意识方面表现了重大的缺点。目前，教育部正大力进行修正和改善教课书及计划的工作。在修正和改善时首先要着眼于它们的科学性、共产主义思想及其教育价值。
必需积极的改善苏联学校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这一任务要求师范学校认真地改善教员干部的培养工作。各种师范和教育学院一直还不能圆满地培养它们的学生去从事他们将来的工作。必须首先保证学生们——将来的教员们——能够较深入的，完整地掌握马列主义理论、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及政治经济学。学生们必需百折不回的学会掌握唯物辩证法，特别学会把这种方法应用到他们将要在学校中教授的那些课程中去。必需学会掌握其所教该科的方法论及其内在逻辑。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保证将来到学校中教授底高度的思想和理论水平。
提高教员的思想——政治水平，提高教员的科学程度，这一项有系统的工作也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这是头等重要的任务，因为学校教育的成功与否，主要就靠教员的政治思想和科学水平。
我们可以确信，苏联的教员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将尽力改善这项决定苏联学校成败的学生们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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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本报编辑部为吴玉章同志“纪念‘五四’
三十周年应有的认识”一文错字的检讨
本报五月四日发表吴玉章同志的“纪念‘五四’三十周年应有的认识”一文，发生了八处错字，在此，我们首先向作者及广大读者表示歉意。
错误发生的原因，固然当晚的临时变动、倒版、加工都有着一定的影响；但主要的基本的原因，乃是我们工作粗心，分工负责不够，也就是我们对党报缺乏最高度的全面的责任心。我们的报纸曾经不断有错字，每次发现了，也都作了检讨和更正，但也从来没有能有效地消灭了错字，原因何在呢？首先是我们没有把消灭错字当成一个政治任务来在所有干部工人及一切环节中进行深刻的教育，启发全体同志对于消灭错字的积极性和责任心。我们只作过个别的“就事论事”的更正，从来没有深入地从思想上进行检讨，使大家深切认识这一错误的严重性。就以最近一个时期而言，在我们报上便发生了如下错误：一、是把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两处译错，编辑盲目地相信了译错的文字，丝毫未提出任何质疑。二、在五月一日第三版发现把托格里亚蒂在都灵演说新闻重复在一起，拚版有错，编辑也未看出来。三、也有的是改了而未检查以致错字仍在；如把“要求”错成“要来”等。至于这次刊载吴玉章同志的文章所发生的错误，则是一个登峰造极。由这些错误，我们开始认识到错字现象乃是一个严重的纪律问题。因为党报上错任何一个字，错任何一个符号，都足以严重损害党和人民政府的影响，造成政治上的意外的损失，因此，错字不能简单看做技术上的疏忽，而应看成带政治性质的错误；因此，对于这种错误不能轻轻放过，必须查明是非，严明责任，当作纪律问题处理。为了取得全党对报纸的监督，并在广大读者帮助下纠正这一错误，报纸编辑部、工厂、电台等各有关方面都必须认真地进行检讨检查，发挥高度政治责任心来坚决消灭错字。
为了消灭错字，规定今后办法如下：
一、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度，明确规定一切环节应负的责任，从政治上思想上纪律上讲明遵守制度的严重性，今后发生任何错误均将遵循这一制度追究责任，给以应得的处分。
二、指定专人在工厂中，在校对及编辑中进行系统的教育（特别对新解放的工人和职员要加紧进行政治教育），总结过去发生错误的原因，规定今后的办法。
三、实行严格的逐级检查，接受教训，每次改完样子之后必须监督有关方面认真改正，不可稍有疏忽。检查完了，必须签字以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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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红旗歌”导演的话
陈怀皑
革命的重心从乡村发展到城市以后，依靠工人阶级，加强生产，努力支前，“把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是我们目前建设新城市的主要任务。我们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服从政治的要求，开始作排练工人剧——“红旗歌”的尝试，这是十分光荣而庄严的任务。
我们——导演与演员——大多数对于工人的思想、情感、生活与生产情况，体验不够认识不够，我们认为若要完成这个戏的演出，必须深入工厂，向工人同志学习，来解决剧中许多困难的问题。后来经上级领导的允许，全团同志自正定到石家庄大兴纱厂住下（剧本系取材于大兴纱厂）。进行这个戏的排演。
在工厂中，我们除了作技术上的准备外，全部时间都投入工人群众中去，集体地跟他们开座谈会，同乐会，听他们作报告；个别地交朋友进行访问，交换意见，随时到车间和工房里跟他们在一道工作生活，了解了全般情况之后，才开始正式排演，等到排演发生具体困难，与排完一幕的时候，就请许多工人同志为我们解决困难并作鉴定。这样反复地接触工人同志和行政干部，才能在短短的二十天中，突击完成第一次的演出。我们应该特别强调地指出：“红旗歌”能够两度搬上舞台，完全应归功于大兴纱厂全体职工同志的帮助，如果演员们今天有些成就，那更是向他们学习的结果。
“红旗歌”第一次在石家庄和正定两地，连续给工人同志、南下的人民解放军与干部、及本校干部、同学上演过十几场，演出后接受了许多宝贵的批评意见和上级领导的指示，决定把剧本重新写过，在短促的日期中，一边写一边排，导演同演员，谁也没有一份整剧本，就这样又重新赶排出来，这就是今天演出的“红旗歌”。
由于我们能力不够，却要在突击中完成这个任务，更要依赖群众，发挥集体创作的精神，所以在第一度排演的过程中，指出要全心全意向工人同志学习；第二度就加倍强调集体力量的重要，充分利用大家的力量来弥补导演团的不足，同时加强导演团人员的配备与分工，做到分工负责和集中领导的原则，因此我们着重的指出，今天演出的“红旗歌”，完全是第一次演出时观众和本团全体同志集体的创作，导演团不过是执行的负责人而已。
本团的工作同志，大半是从本校第一部毕业后调来的，演剧经验既不多，业务学习时间又很短，虽然在排演过程中，抱定“善于学习”的态度，虚心地摸索、体验、创造，但是，跟老练的先辈们比较，不管在演技上，或适应舞台的程度说，都差得很远，这个责任，大部分应该由导演团同志来负，因为我们没有能力给演员们更多的帮助。
在剧本写作、修改与排演过程中，我们和剧作者，几乎不分彼此，紧密联系，导演的要求在剧本中具备了，剧作者的希望导演也都尽力表现出来，虽然在主题处理、人物刻划等方面，容或为一些出入，但我们主观上认为剧本与演出之间，没有很大的距离。本剧的创作与演出，基本上是统一的。这也就是我们发挥集体创作的一个特点。
最后，希望所有的观众们，特别是工人同志和戏剧界先辈们，多多提出意见，使本剧的演出更加充实丰富起来，让观众从舞台上了解党怎样地依靠工人阶级，领导工厂，积极生产，以及怎样鼓励和帮助职工同志建立民主管理方法与新的劳动态度，共同为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而努力！
五·一·于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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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归队” 关于“红旗歌”的演出
华大第三文工团
当我们在石家庄演出“红旗歌”的时候，大兴纱厂职工会来信鼓励，其中有一句话说：“欢迎你们归队”，这给与我们很大的教育。是的，过去好象流落在外边，如今找到了自己的队伍，归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来了，无产阶级它的力量是无比的，它领导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它创造着新的社会。今天，从乡村进到城市了，在这里主要的依靠工人，我们必需全心全意的为他服务。而在建立城市的文化战线来说：“为工人”剧运的开展，无疑的，有其极重大的意义。
因此，我们勇敢地担负起“红旗歌”排演工作。虽然我们的力量还很薄弱，时间又是那么短：第一次在石门的演出，从剧本的创作到排演到出演，只有三个星期的时间，这回第二次演出，也同样的，从修改剧本到排演到演出，不够三个星期的时间，很显然，这是一个突击的工作，在这一工作的前半段，我们到大兴纱厂生活了一个月的时间，向工人学习，请他们看排演，给我们许多的指示，当我们的导师。总之，这个工作是在这样突击的状态下，发挥集体的力量，尤其在向工人的学习中加强了工作的信心。
红旗歌这次的演出，一定有很多的缺点，希望大家多多的给提意见，尤其希望工人同志们多多批评指示，使我们能够学习着掌握这个艺术的武器，表现工人阶级创造新社会的伟大的劳动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