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各取所值与私有财产
（杂谈苏联之一）
茅盾
大家知道共产主义社会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苏联现在还是社会主义阶段，它现行的办法是“各尽所能，各取所值”。这就是说：工作的报酬是按照工作的难易优劣而有高低的。这是因为：苏联现在的工农业生产还没有发展到能够平均满足人民的一切需要的程度，（请注意“一切需要”这四字），例如还不能无条件给一切需要镶牙的人以镶牙，还不能尽量供给奢侈品（共产主义并不反对享用并不反对奢侈品，相反的，它是主张人人都应该享用奢侈品的，它所反对的是少数人能尽量享受而大多数人连饭都没得吃）；在这情形之下，如果要达到“各取所需”就只有加紧生产，提高生产，苏联用了各种合理的科学的方法以提高生产，而“各取所值”的办法对于加紧生产和提高生产，当然也有帮助的。
因此苏联人的收入有差别的。然而这高低不一的收入都是劳力（体力的或脑力的）的代价，其中并无丝毫剥削别人的成份在内，甲的收入高，因为他工作努力而又好，乙的收入低，因为他的工作不好又贪懒。工资的评定须得经过民主方式（各产业机关的生产会议），也不是什么经理厂长之流可以凭一人的喜怒好恶随便乱来的。
苏联人的收入虽有高低，但其差额绝对不会象资本主义国家的个人们的差额那样大。在资本主义国家，一位工厂经理的收入即就其月薪而言，也比他厂中一个小工的月薪多到十倍乃至十倍以上，这还仅仅是他（经理）的月薪呢！工厂赚了钱，分起红利来，经理的份数又比一个小工所得到的多至数十倍。而且工厂的经理一定是股东，他又有股息等等的收入。照这样计算起来，资本主义国家中个人收入的差额是大到百倍千倍万倍而不止的。在苏联，因为只有劳力的代价是人们的收入，故其差额不会很大。苏联的生产机关中，一般的最高与最低的薪给的差额不会超过十倍，没有分红制度，工厂赢利多则用于员工福利事业的经费也就加多。对于工作好的人则有奖励制度，即在正薪以外再按照他的工作成绩（通常是以超过规定生产量的多余的成品件数来计算的），给以额外报酬。有些“斯塔哈诺夫式”的工人他的额外报酬可能与正薪一般大，那么，他的收入就会比同厂的最低薪给者超过十倍了，但这也是他劳力的代价而不是不劳而获。
劳力所得的代价在苏联是受到尊重的。由劳力所积的财产也是受到尊重的。因此苏联人的个人私有财产是受到法律所保护的。不过，谁要是想利用他的私有财产去做剥削事业，那就为法律所不许可。法律当然不禁止任何人用他的私有财产提高本人的生活享受。收入多的人可以尽量享受。但在苏联社会中，钱多不受人尊敬、钱多而只顾个人的享受，那就非但不受尊敬，反受鄙视。因此，收入多的人（比如每年他的著作可以销行百万部的大作家他的版税收入是很可观的），他们的生活享受可以比别人略高而外，多余的钱往往是捐作公共福利基金（例如作家协会的文艺基金那是专为扶助贫病或年青作家的），或购买政府发行的公债。苏联各大城市的大街上常见有古玩店，这些古玩店的生意特别好，这也是收入多的苏联人消费之一道。苏联法律并不禁止个人收藏凡有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的书籍，图画器皿等等。私人收藏家在苏联还是不少。这些收藏家多数是著名的演员艺员，作家。
个人的私有财产（包括动产与不动产）可以遗传给自己的子孙，或自己指定的任何人。遗产税这名目，在苏联是没有的。接受遗产的人，不用纳税，但死者如果债务来了，那么，接受遗产的人便有义务还债。苏联的遗产法律规定本人的儿女（包括养儿养女）孙儿女及失去工作能力的直属亲友，有接受遗产的权利；但如果本人有遗嘱，那么，就按照遗嘱办理。如果既无照法律可受遗产的亲属，或本人又没有遗嘱（赠友，赠公共团体，或赠教堂），那么，遗产即收为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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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续完）
卡尔宾斯基著
中是译
苏维埃社会的国家领导权
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在苏维埃中，结合起来而成为苏联社会中两个阶级的国家联盟。关于这，苏联宪法第一条上载称：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工农社会主义国家”。
同样，各加盟共和国的宪法，也都是以确认工农联盟为两个阶级的国家联盟开始的。
在苏维埃里，劳动者代表中间，有工人阶级的代表，有农民的代表，有知识份子的代表。工人阶级是通过苏维埃去团结、教育、领导全体巨大的劳动群众的。工人阶级是通过苏维埃去实现对整个苏维埃社会的国家领导的。
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区别，就在于在苏联，对社会的国家的领导（专政）是属于工人阶级，而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对社会的国家领导是属于资产阶级。在苏联，实施对社会的国家领导是为了全体劳动者的利益，而在资本主义国家实施对社会的国家领导，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
苏维埃国家从十月革命时期起，在其发展上经历了两个主要的阶段，两个主要的时期。
在第一个阶段所包括的时期是自十月革命起，到苏联国内资本主义阶级消灭为止。
在这一个时期里，苏维埃国家的基本任务是在于用武力镇压已被推翻的诸阶级之反革命行动、组织国防以抵御外国强盗的侵略、恢复工农业生产、准备消灭资本主义阶级残余的各种条件。适应着这些任务，当时苏维埃国家机关的活动主要是镇压国内已被推翻的各阶级的反抗，组织抵御外侮的国防。并且国家的注意力特别集中于巩固对当时基本任务负有最实际责任的苏维埃政权机关。这些机关中的主要机关便是：领导红军组织和战斗行动的陆海军人民委员部；全俄肃反及防止怠工的非常委员会（就是后来的国家保安部）；粮食人民委员部及其各地方机关（包括工人粮食队）。
在第一个时期，苏维埃国家还有一个任务--经济组织的和文化教育的任务。但当时苏维埃国家在这方面的活动不能得到广泛的发展。国家的领导不得不把基本的人力和财力集中于当时基本任务的解决上--首先是击败外国强盗和国内反革命势力上。
在第一个时期，城市和乡村的一切剥削阶级，地主、资本家、富农，都被消灭了。
苏维埃国家发展上的第二个时期，是白城乡资本主义要素被消灭，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完全胜利和斯大林宪法通过为止。
在这第二个时期，苏维埃国家的基本任务，是在于组织全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消灭城乡剥削阶级的最后残余，广泛地发展苏维埃机关的文化教育活动，创造强大的、拥有最新式技术装备的、能够摧毁任何外来攻击的军队。
适应着这些任务，苏维埃国家的活动也改变了。
自从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取消了人对人的剥削之后，国内军事镇压的任务成为不需要了（已经没有什么人可镇压了）。苏维埃国家活动的这一方面是死灭了。但是军事防御外来侵略的必要性还是留下的，因之象红军和红海军这样的苏维埃国家机关就保存和巩固起来，惩罚机关和侦察机关也保存下了。为了捕获和惩罚资本主义国家派到我们国中来的间谍、暗害份子、杀人犯。苏维埃国家的经济组织和文化教育的活动保存下来，并得到充分的发展，如：建设新的工业企业，尤其是装有最新式技术设备的大冶金厂和机器制造厂；建设用粮食机器装备的大规模的国营农场；帮助农民组织和巩固集体农场；提高劳动生产率；扩大和改善交通及电信；加强和改善全国粮食及工业品的供应；扩大国民教育、保健、科学、艺术、出版等的机构网。
在这个时期，苏维埃国家出现了新的活动方式：保护公有的、社会主义的财产，这种财产已经成了整个苏维埃制度的基础，成了苏联国防力和民众幸福的基础了。
苏联的和平发展被法西斯德国及其同谋犯的突然的背信的进攻所破坏了。在这个严重的和负责的关头，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国家的领导，表现了最伟大的毅力和坚定，表现了聪明和炯眼。它善于把所有苏维埃机关和经济企业的工作迅速地改造成为战时体制。它善于鼓舞和团结全体人民，善于集中他们的全部人力和财力于击败德国法西斯强盗的任务上，善于组织红军头等装备的供给和红军队伍的优秀干部的补充。它善于建立军事行动的领导。这一切，也就保证了苏联能够战胜强暴的敌人。
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时期，苏维埃国家的基本任务便是保护国家，击退外敌--德国法西斯强盗的侵犯。在战胜敌人以后，苏维埃国家就立即展开了恢复和进一步发展苏联国民经济及文化的热烈的活动。
在战争诸年，苏维埃国家制度乃是动员人民一切力量抵抗外敌的最后形式。在和平时期，苏维埃国家制度乃是组织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最后形式。
苏维埃国家高出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优越性
苏联的卫国战争，特别明了地向全世界表明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高出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巨大优越性。这些优越性是在什么地方呢？
苏维埃政权的优越性，首先在于它的对人民的直接的接近。苏维埃政权是依靠于人民群众的支持。这种支持，在资产阶级那里是没有的。资产阶级他们不能牢固地依靠工人和农民，他们是剥削和压迫工人和农民的。
苏维埃与群众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它是世界上最有威信的政权，它享有人民群众的充分的信任和热爱。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国家政权不论何处都没有享有人民群众的信任和热爱，而它的“威信”首先并且主要是建筑在对群众施行暴行和欺骗上面。
苏维埃唤醒人民群众去参加自觉的政治生活。人民群众的革命能力和创造活动，乃是苏维埃国家力量的无穷源泉。在一切困难的场合下，苏维埃政权就向群众作直接的号召，而且总是千百万人起来帮助的。力量的这种源泉，在资产阶级国家里永远是没有的。资产阶级不仅窒死一切革命运动，而且窒死人民群众独立性之微小表现。
苏维埃把各种民族和种族的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因之，苏维埃助成这些群众之合作，助成他们在统一的国家联盟内的团结。各民族的合作和团结乃是苏维埃的多民族国家的强大的力量源泉。这样的力量源泉，在资产阶级国家那里是没有的也是不能有的。资产阶级是以离间各民族和种族的劳动者，挑拨他们之间的仇恨来建设自己的国家的。资产阶级的多民族的国家，是以一个民族的资产阶级压迫其他民族和种族的人民群众而建设成的。这就引起了被压迫民族不断力求解放的斗争，而这种斗争就削弱资产阶级的多民族的国家，使它们垮台。
苏维埃国家机关，不仅是由各苏维埃及其所设立的执行委员会、专门委员会组成的，而且是由许多把政权机关和行政机关跟广大人民群众联系起来的不同的社会组组成的。显然的，这如何加强和巩固了苏联。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关是一种完全脱离人民的官僚组织，这种组织是由仇视人民、为镇压工人和农民而服务的人们组成的。
苏维埃国家军队的指挥人员及其部队，都是跟人民群众血肉相连。资产阶级国家的军队是脱离人民的，其指挥官是由敌视士兵群众的阶级和人们组成的。
所有这些就保证苏维埃政权还有一个优点：对人民的最完全的领导。资产阶级政权是无论办不到这的。资产阶级只有压服、克服劳动者的反抗，才能领导、管理。压迫越厉害，则这种反抗越增加，资产阶级越难管理人民群众。这不可免地要引向资产阶级国家之崩溃。
故苏维埃国家是一种完全新的、最高的人类历史上所没有过的国家政权类型。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国家政权是用作压迫和剥削劳动群众的工具，是用作巩固资本家和地主统治的工具。苏维埃国家政权则是用作使苏联劳动者解脱剥削和任何压迫的工具。苏维埃国家是用作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乃至建设共产主义的最主要的和最强大的工具。苏维埃国家是保护劳动者利益的最强大的和最可靠的工具，是保卫苏维埃祖国防御外敌的工具。
三十年前所成立的苏维埃国家制度，乃是苏联力量和强盛的基本源泉之一。（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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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的农民革新家们
苏维埃制度和集体耕作，使农民们有了广大的机会施展其才能。全苏联的农民对于农学和养畜，正在作显赫的贡献。在这里我们就简单地介绍苏联农村中几个革新家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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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海尔·耶夫列莫夫，是西比利亚的阿尔泰边区别洛格拉卓佛区“火花”集体农场的场员。他是实际应用种春麦的新方法的第一人。一九三六年，他在面积四公顷的一块土地上实验的结果，造成了每公顷产谷物六点一吨的记录。这是西比利亚空前未有的好收成，也是全苏联的最高记录。于是，许多农民便开始应用耶夫列莫夫的方法，因而有了“耶夫列莫夫工作者”的称号，正象跟着著名矿工斯达哈诺夫走的那些人有了“斯达哈诺夫工作者”的称号一样。他种地的新方法，便叫做“耶夫列莫夫耕作法”。在他创立了最高收成记录一年后，阿尔泰边区成千的农民都采用了“耶夫列莫夫耕作法。”伊万·朱马诺夫获得了那年的最高收获量。朱马诺夫是别洛格拉卓佛区“青年先锋队”集体农场工作组的组长。他的田每公顷出产了八点六吨谷物。在苏德战争前，苏联许多大农场使用“耶夫列莫夫方法”而使收获量增加了三四倍。战争曾不幸地阻碍了“耶夫列莫夫方法”的进一步普及。一九四六年秋，西比利亚各地、乌拉尔区、顿河及库班区成百的农民，都有了每公顷产谷物五吨以上的收成。今天，耶夫列莫夫还同样地领导着农民革新家的大军。他现在是苏俄最高苏维埃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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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列克德拉·刘斯科娃，是佛罗格达州黑曰杜列欠斯基区布林诺维茨集体农场养猪组的工作者。她在过去十四年间，养大了五千余头猪，向国家缴纳了几十吨的上等猪肉。她为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场输送了几百头良种小猪来改良猪种。六年间，她所照管的小猪一个也没有死。一九四六年，她决心要从“荣基”这头母猪获得肉至少四吨。她获得了非常的成功：“荣基”三胎生了四十七头小猪，这些猪在八月底时，共重四点四五吨。这是刘斯科娃的第十一个记录。一九四六年一月，政府对刘斯科娃及其助手利地亚·科洛特科娃与安娜·阿诺索娃授予了斯大林奖金。同年二月，刘斯科娃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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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格利比娜·巴尔蒙西娜，是种橡胶草的能手，她的声名已远播于乌克兰苏米州别洛波里区之外。一九三九年，她的工作队造成了平均每公顷产橡胶草根七点二吨的记录，而在一九四○年，则是七点五吨。在乌克兰从德国法西斯侵略者手下获得解放后的第一年，她创立了每公顷收获量十吨的丰收记录。一九四六年，她的工作组又获得了每公顷产橡胶草根十一点五吨和种子二百五十公斤的收成。这是苏联全国近几年来橡胶草收成的最高记录。一九四七年，巴尔蒙西娜荣获了苏联最高苏维埃所授予的红旗劳动勋章及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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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克·奥西奥尔尼，是乌克兰的德聂泊罗彼德罗夫斯克州维尔赫德聂泊罗夫斯克区“赤色游击队”集体农场的场员。他是以种玉米收成好而闻名全乌克兰的。他曾保持每公顷产玉米十吨以上的记录连续达三年。一九四六年，他那十四个青年男女所组成的工作组，兴致勃勃地决心要提高他们那集体农场的声名。他们所订下的生产目标是每公顷产玉米十五吨--空前的收成。一九四六年秋，他们的收成出乎意料地好--每公顷收获十五点八吨。有意义的这一丰收还是在夏天亢旱的情况下产生的。这些年青人的父亲和祖父关于这样好的收成是从来没有听见过的，他们自己的收成要少十五倍到二十倍。政府于一九四六年奖予奥西奥尔尼以斯大林奖金，于一九四七年三月又授予他以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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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夫多基亚·列别捷娃，是莫斯科州斯大林诺哥尔斯克区康拜因集体农场的工作组组长。她发明了一种新方法，因而在莫斯科州的贫瘠土壤上创立了打破记录的白菜收成。一九四四年和四五年，她的工作组争取了世界的最高记录--每公顷收获白菜近二百吨。政府因列别捷娃发明了新农作法和创立了世界白菜产量的最高记录，已授予她以斯大林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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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问答
佐的基夫运动怎样解释？编辑先生：
昨阅五月二十二日贵报载郭沫若在哈市欢迎会上演讲词全文，中说“尤其是苏联的工人，一面在奖励斯达哈诺夫运动，一面又在奖励佐的基夫运动”云云。关于佐的基夫运动这一个名词，确是第一次遇到，查了许多的书籍，始终没有查出。希望贵报予以解答。范中坚拜启
答：亚历山大·佐的基夫（又，译为朱特基克）是莫斯科最大纺织企业之一-红色贺尔姆纺织厂的一个技师助手。他是一个斯达哈诺夫运动者。在社会主义竞赛热潮中，他建议组织高等质量产品的竞赛。今年一月下旬，他和他工作间的纺织工人承担了专事生产高等质量的纺织品义务，并且提议发动“争取头等货品生产工作队的称号”的运动。在他的工作队里，制造物品上的废品，已减少到千分之几，使红色贺尔姆纺织厂每天产品的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头等货。在苏联打有苏维埃国家截印的每一件东西，都是完美的，都是世界上最好的。而红色贺尔姆纺织厂的货品，就获得了这个荣誉的商标。佐的基夫的倡议，仅仅几天，便得到各纺织厂全体工人的响应。他的成功的新闻很快就传遍全苏联，于是几百个其他企业都热烈响应。列宁格勒、伊凡诺夫、萨拉多夫、塔什干、喀山及其他许多城市的轻工业及地方工业的工厂，掀起了“争取头等货品生产工作队”的运动，并已产生了数千个优等的工作队。因为这个运动是佐的基夫发起的。故称这个运动为佐的基夫运动。佐的基夫运动是斯达哈诺夫运动的新的发展，是把产品从量的提高进步到质的提高，使苏联工人的生产又前进了一步，这是苏联工人阶级文化的技术的高涨的成果，充分表现了体力劳动与智力劳动的结合。同时这个运动的发起正是苏联劳动人民英雄主义的高度表现。这种劳动人民英雄就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苏联才能出现，那些资本主义国家是绝不可能有的。
本报时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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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强攻刘行镇
刘行镇是国民党匪军在上海市西北的强固据点，东距黄浦江咽喉吴淞镇仅十五里，好几条公路都以此为联结点。镇上守敌一个营除了利用日寇遗留下的工事而外，并以五个多月时间增修了许多钢骨水泥工事。镇的外围有三道天然河沟，市街周围有三道铁丝网、三道鹿砦、一道电网和一道壕沟，纵深五百米达的开阔地上和河沟上下，布满了竹签梅花桩，铁叉地罗网、地雷、陷坑和近百个钢骨水泥地堡。在通往该镇的公路上，每隔五十米达即有一座碉堡。堡垒相依，五为犄角，构成一座所谓“永久性国防工事”。守敌国民党匪军五十二军的匪首们，又向该营发布了“全面督战军纪”的法西斯恐怖命令，强迫官兵卖命。
但是，无论“永久性国防工事”也好，“全面督战军纪”也好，人民解放军六个钟头就把它粉碎了。
十四日夜十一时，解放军某部对刘行镇开始了步炮协同的强攻。主攻部队的“泰安连”突击班班长李国荣，抱着炸药，两次从镇西南角插进敌人火网中去侦察冲锋道路。他发觉敌人阵地上的障碍物密得无法插脚以后，便勇敢地带领突击队进入第一道二十米达宽的外河。战士们用肩头架成人梯，登上了布有铁叉地罗网的三道河堤，随即用手、脚、铁锹和枪托排除障碍物，开辟冲锋道路，通过了地雷网和竹签桩。他们衣服鞋袜都被挂破了，手脚流着鲜血，但他们仍然迅速果敢的冒着敌人火力前进，以三十五分钟通过了五百米达的纵深障碍物，登上围墙，随即投入了恶战。
强攻的勇士们，施展了最拿手的本领，用刺刀和敌人反复拼夺。“泰安连”的副排长高殿英，在战斗中踏上了一个地雷，他马上猛力跳开、卧倒。地雷炸得他耳朵都震聋了，一个敌人跳上来抓住他，两人便在地上滚来滚去，撕打成一团。战士赵凤喜赶上来，一脚便将敌人踢翻。该部八连二班长朱伯玉，在夜色掩护下，单身在暗壕里追击着一个连的敌人，逐堡争夺着前进了二百米达，刚好副连长高传劳和战士焦宝莹、王大武等三人也斜插过来了，他们四个人便将这股敌人歼灭在三座钢骨水泥地堡里面。解放军的攻击部队，就是以这种勇猛的战斗，控制了全镇的围墙和制高点，并解决了据守市街中心的国民党匪军残部。十五日上午五时人民解放军就全部占领刘行镇。
【新华社上海前线二十八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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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儿女英雄传
孔厥 袁静
插图：彦涵
第二回 共产党（续二）
大水听了，气得喉咙里挤了个疙瘩儿，愤恨的说：“他妈的，真歹毒啊！”表嫂说：“这还是娶了不到一年的新媳妇呢，往后的日子还能过啊？”小梅拧着脖子说：“反正我不回去了！”表嫂说：“唉！不回去可怎么着？”小梅说：“我当女红军去！”表嫂说：“看这傻闺女！你又不识字，人家要你啊？”大水忙说：“呃呃，不识字的也有呢！”刚说到这儿，表嫂的孩子们嚷着要睡觉，大水就回家了。
想不到第二天，张金龙带着人，把小梅生拉活扯的弄回去了。大水很不放心，不知道小梅回去以后怎样了，他想打听打听，心里又盘算：“叫人家看着，我算是他的什么人呀！”
过了几天，黑老蔡给双喜来信，要调牛大水到县上受训去。大水爹知道了，暗里拉着大水说：“啊呀，这一受训，可准得当兵啦！小子，你不能不去吗？咱们跟你表哥说说，另外派个旁人去不行啊？”大水寻思着说：“当兵倒不准，就怕派到远处去工作。”老爹着急说：“那也就种不成个地啦！”大水瞧他爹年纪大了，兄弟还小，自己又是穷家难舍，热土难离，心眼儿里也很活动。他就去找双喜，想跟双喜说说。
双喜一见他来，就很高兴的说：“大水，这下你可‘得’啦！一受训，你文化也提高了，政治也进步了，你就是个大干部啦，你回来可别瞧不起我这个老粗啊！”说得大水笑了。高屯儿在一边嘟囔说：“怎么叫他去不叫我去呀？”双喜说：“你着什么急！这回他去，下回你去，一个个的来啊。”大水一看人家抢着去，他就不提了，赶忙回家打整行李。
老爹慌了，问大水：“怎么你走啊？”大水笑着说：“不用怕，受训是好事儿，人家想去还去不成呢。我明儿一早就走！”老爹看他打定了主意，呆了一阵，也没再阻挡他，倒从破箱子里搜摸了半天，摸出一张票儿来，给他作零花。早上，大水夹着一个小铺盖卷就走了。
牛大水到了黄花村，找着黑老蔡，刚说了两句话，忽然看见一个小媳妇跑进来，花条袄上滚着土，头发披散着，一看正是杨小梅。杨小梅哭哭啼啼的对黑老蔡说：“姊夫，你救救我吧。他们不让我活啦！”老蔡问她是怎么回事。她坐下，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瞧见了牛大水，连忙转过脸去，对着黑老蔡，一时说不出话来。黑老蔡仔细问她，才知道那天张金龙把她弄回家里，说：“好哇，你倒腿长，动不动就找你姊夫告状！”说着扇了她一个耳刮子，倒插上房门，娘儿俩把她关在屋里，丢下一大堆活儿逼她作，一天可只给两个窝窝吃。老婆子还说：“申家庄就没个好人；你再去，打折你的腿！”小梅受不住，趁张金龙这一夜没在家睡，天还不亮，就偷偷＠开门，跳墙逃了出来。
小对黑老蔡说：“姊夫，那边我实在待不下去啦。你不常说‘打日本不分男女老少’吗？我早打定主意，要当个女红军，也去工作。咱不识字、没能耐，哪怕给人家提个水儿，跑个腿儿……干什么也行。反正不呆在家里受罪啦！”黑老蔡皱着眉头，想了好一会，说：“那么你去受训好不好？”小梅问：“受训是个什么工作呀？”大水忙说：“呃，受训可好哪！又能提高文化，又能……提高政治，就跟进学堂一个样。”小梅说：“行喽！受训就受训吧，反正不回去了！”黑老蔡给写了介绍信，还有几个受训的，一块儿到县上去。小梅的婆婆家，一时找不着她，不知道她到哪儿去了。
五
县上的训练班在一所大宅院里。大水他们找到负责人，交了信。那负责人叫程平，三十多岁，穿着灰粗布军装，坐在桌子跟前；先把他们的名字登记了，就很和气的问杨小梅？“你为什么来受训啊？”小梅红着脸儿，答不上来，半天才说：“就是为了受训么！”程平给她解释以后，小梅才明白了，笑着说：“那……受训就是为了……为的是不在家待着，好出来工作！”程平笑了一笑，在纸上记了几个字；又问牛大水：“你为什么来受训呢？”牛大水过来鞠了个大躬，高声的回答：“坚决打日本！”程平回了个礼，笑着问：“要是叫你带一班人，领头打，你敢不敢？”大水冲口说：“敢！”程平点了点头，又去问别人了。
大水隔着玻璃窗，往外一瞧，见院里男男女女好些人，心里想：“可热闹啦！”程平和他们谈完话，勉励了几句，就把他们编了班。生活上妇女单有一个女生大队，学习可是男女在一块儿的。大水和小梅刚好编在一个学习小组里。编好班，临出来的时候，大水忽然想起，从怀里掏出一封信来，转着身子，着急的说：“嗳！嗳！我这个关系交给谁呀？”程平忙指给他：“找陈大姐！”大水看见，里边桌子旁坐着个女同志，在笑着对他招手咧。大水走过去，那陈大姐低低对他说：“你别嚷嚷！这儿还有‘群众’呢。”大水交了党的关系，才放心的走出来。
大水和小梅乍一入了训练班，都很不习惯。白天上课，晚上开讨论会，起床，睡觉，上操，唱歌……干什么都吹哨子；觉得昏头晕脑的，紧得厉害。吃起饭来，二三百口子，分成摊儿，小米饭，萝卜汤，大家吃得挺快；小梅赶不上，把嘴唇都烫出泡来了。晚上睡觉，男同志全在屋里睡地铺，垫的草，枕的砖；女同志优待点，屋里还有炕。房子很大，炕又是凉坑，天气很冷啦，小梅没带被子，跟一个叫田英的女同志伙着盖；半夜里冻得她腿肚子转筋，尽啼哭，心里有些后悔：“还不抵不来呢！”常想回姐姐家去。
田英是个中学生，又是个党员，年纪也比她大，常半夜里起来给她转腿肚子，还劝她别回去；有时候把她当小妹妹似的哄着，买烧饼给她吃，说：“你吃一个，我吃一个，好好儿学习，别想家啦。”小梅也觉得，回婆婆家吧，受不了那个罪；住在姐姐家吧，也还是逃不出张金龙的手；既然出来了，一到训练班，把头发也剪了，当时下了那么大的决心，可总得争口气呀；咬咬牙也就过下来了。
大水夜里着了凉，也闹肚子；可是他最发蹙的还是学习。这训练班，各阶层的人都有，程度不齐，服装也各色各样。大伙儿坐在院子里，一面晒着太阳，一面听课。大水包着头巾，穿着破棉袄，还束着个褡膊，插着个小烟袋儿，坐在前面，抬着头，眼巴巴的听课呢。可是，什么“目前形势”呀，“统一战线”呀，“游击战术”呀……他都听不懂。有个教员是长征老干部，湖南人，还问他：“你听等听不等？”大水瞪着两个眼儿。旁人笑着说：“问你懂不懂！”可闹了笑话啦。大水看着有些人哗哗哗的记笔记，心里想：“多会儿熬磨到能记个录，可就好了！”（附图片）
杨小梅从张金龙家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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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电工的话
古今
一天上午，我正打开人民日报，读江南活捉匪军八万的胜利消息。忽地，门吱的一声被拉开，办公室的何同志，带了个着青色工人制服的青年进来。何同志说完话就出去了，这青年便从挂包里掏出了钳子和盖锥（下螺丝钉用），在壁头上叮叮咚咚的敲打；我不想注意他卸电铃，仍回过头来继续读胜利消息。
他把唤人机（即电铃）卸开一瞧，就象发见了一个了不得的秘密，讽刺地挤着眉眼，用手里的钳子不住的招着我，且连声叫道：“来看，同志！你瞧这是什么？”
我吃了一惊，又有些好奇，自然立刻跑过去了。
“同志，你看，这玩意多有意思！”他拨弄着唤人机里十来个小圆柱--一按使得它翅上去，一按又忽然弹下来--就象是指着一个仇人的鼻子尖，他用嘲笑的态度，气愤愤的低声责骂：“咳！你是三太太，你是二小姐，……看你们从前那些有钱的妖精，得使他妈的多少佣人哟！”
我仔细一看，原来那些小圆柱上，差不多都贴了一块圆溜溜的红纸片，上面写着前客厅、东客厅，二太太、东房、三太太、二小姐、大门、老太太等黑字儿。哦！我这土豹子这才明白：三太太如按开关，这屋里的电铃准响，同时小圆柱上的“三太太”就得弹到圆眼里来；佣人们通过玻璃望见了，当然是撒腿就往三太太房里跑，去听其驱使，去忍受折磨。这样一想，心里不由得要愤激。可是那工人又说了：
“从前这座房，不是军长师长的，就得是官僚资本家的。你看，同志！”
我还没有出声，他又指着那两个已经损毁了红纸块的小圆柱，怪得意的推测：“有二太太、三太太，一定还得有大太太；有二小姐，怕也少不了个大小姐。这两个没字的，准定就是她们俩！”
我觉得他判断得有些道理。于是又问：“如今北平解放了，你说她们都干什么去了呀？”
“这些寄生虫能干什么！不能劳动，生产又不成！”
我又说：“在新社会里，也该叫他们转变呀！”
“那当然！”他很郑重的跟我解释：“人民政府给人民作主，应当让她们去参加劳动！”
在这段谈话中，我对这个初次见面的朋友，不知不觉的敬仰起来。当他卸罢了电铃，我就倒了一杯开水，请他坐下来歇歇。在继续闲扯当中，知道了他叫刘宪华，电汽行的电工出身，解放以前在北大当电工，解放后才到华北大学来工作的。他曾经参加过罢工，参加过游行示威，和那些蒋匪强盗，可斗争了个痛快。解放军入城那天，他和工会的弟兄们，一直跑到西单去欢迎；自己挤在人群的最前面，看那数不清的大炮、坦克和装甲车，接着是一色的红马，一色的白马，一色的花马，……在人山人海中通过。他实在是乐得话也说不出，泪都涌出来了。我们谈到工资，他说：
“从前我是二十五块底薪，现在是一百二十多斤小米，算起来，也差不了多少。”
我又问：“既然差不多少，那是从前好呢，还是现在好？”
“当然是现在好罗！”他满肯定的，十分兴奋的回答我：“你想从前，警察大兵，谁也欺负咱工人，根本就别想在大街上扭秧歌，打锣打鼓的欢乐了。如今别说能自由参加工会，政府也是咱人民的，有什么意见都能提，你说还不好呀！”
我有意的反问：“这只是说有了自由平等，工资--”
“同志，你可不能这样看。”他很急，没待我说完，连想都没有多想就回答了：“北平才解放，当然还有许多困难。不久全国胜利了，咱们无产阶级作领导，大大的发展生产，还怕工资不能提高！”
我热情的拍两下他的肩膀，表示对他无限的尊敬；可是他已经站起来，转身对我说：“同志，可不能多扯啦。受毛主席的领导，就得加紧生产，支援前线，可是不能偷懒啊！”
他一手抱着电铃和挽在手上的一团花线，一手拿着钳子之类的家具，说着走着，推开门就跑出去了。
这电工走后，他的话却长时间在我耳朵里鸣响；这些话将要不断的教育着我，永远也不会磨灭的了。
第4版()
专栏：
中国历史教程绪论
吴玉章
二、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续五）
Ⅱ 唯物论认为：
“既然世界可能认识，既然我们关于自然界发展规律的知识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确实知识，那末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生活，社会发展也同样可能认识，科学方面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材料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确实材料。
由此可见，社会历史科学，不管社会生活中的现象怎样复杂，都能成为例如生物学一样的准确科学，能利用社会发展规律来供实际的应用。
由此可见，无产阶级党在其实际活动中，决不应以什么偶然动机为准则，而应以社会发展规律，以及由这些规律中所得出的实际结论为准则。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已由关于人类美满未来的空想变成了科学。
由此可见，科学和实际活动间的联系，理论和实践间的联系，它们的一致，应当成为无产阶级党底南针。”（同上，一四五到一四六页）
中国旧历史家认为：宇宙是不可测度的，一切归之于天命人心。圣人奉天承运，代天立极而为天子。天下治乱系于执政者之一心。所谓“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以及所谓执中的心传，中庸的大道等等唯心论的观点，都应该根本肃清才能以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历史。不然则自己虽号称以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而终不能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如梁启超说：
“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而人类心力之动，乃极自由而不可方物，心力既非物理或数理的因果律所能完全支配，则其所产生之历史，自亦与之同一性质，今必强悬此律以驭历史，其道将有时而穷，故曰不可能，不可能而强应用之，将反失历史之真相，故曰有害也。”（“中国历史研究法”，一六七页）
虽然梁启超也注重物质环境，而始终不能脱离唯心论的观点，故他不能说明真正的历史。
Ⅲ 唯物论认为：
“既然自然界，存在，物质世界是第一性的现象，而意识、思维是第二性的现象，从生的现象；既然物质世界是不依赖于人们意识而存在的客观现实，而意识是这客观现实底反映，那末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底物质生活，社会的存在，也是第一性的现象，而社会的精神生活是第二性的现象，从生的现象；社会底物质生活是不依赖于人们意志而存在的客观现实，而社会底精神生活是这客观现实底反映，存在底反映。
由此可见，社会底精神生活所由形成的来源，社会思想，社会理论，政治观点和政治制度所由产生的来源，并不是要到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制度本身中去探求，而是要到社会底物质生活条件中，要到社会存在中去探求，因为这些思想，理论和观点等等，是这社会存在底反映。
由此可见，如果我们在社会历史各个不同的时期可以看见各种不同的社会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制度，如果我们在奴隶制度下所遇见的是一种社会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制度，在封建制度下所遇见的是另一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遇见的又是一种，那就不是由于什么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制度本身底“天性”和“属性”，而是因为在各个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有各个不同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
社会存在怎样，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怎样，社会思想，理论，政治观点和政治制度也就会怎样。因此马克思说：
“不是人们底意识决定人们底存在，恰巧相反，正是人们底社会存在决定人们底意识。”（“马克思选集”，第一卷，第二六九页）
由此可见，为了在政治上不犯错误，为了不致陷入空洞臆想家的地位，那末无产阶级党在自己的活动中，就不应从抽象的“人类理性原则”出发，而应从具体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即从社会发展底决定力量出发；不应从“伟大人物”底善良愿望出发，而应从社会物质生活发展底现实需要出发。
空想派--包括民粹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在内--陷于覆亡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不承认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首要作用，而陷入了唯心主义，不把自己的实际活动建筑在社会物质生活发展底需要上，却不顾这种需要并违反着这种需要而把它建筑在脱离社会现实生活的‘理想计划’和‘包罗万象的方案’上。”（“联共党史”，一四六--一四七页）
中国历史上歌颂的所谓“唐虞盛世”“大同世界”以孝和仁义为“包罗万象的方案”同空想派一样，都是一种空想。
“马列主义之所以强而有力和生气勃勃，也就是因为它在自己的实际活动中正是凭借于社会物质生活发展底需要，无论何时也不脱离社会底现实生活。
可是，决不应当从马克思底话中作出结论，说社会思想，理论，政治观点和政治制度在社会生活中没有作用，说它们不反转来影响到社会存在，影响到社会生活物质条件底发展。我们在这里暂且只是说到社会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制度底起源，只是说到它们的产生，只是说到社会精神生活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底反映。至于社会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制度底意义，至于它们在历史上的作用，那末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不否认，恰巧相反，正是着重指出它们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上的严重作用和意义。
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想和理论。有旧的思想和理论，它们是已经衰颓，并为社会上那些衰颓着的势力底利益服务的东西。它们的作用就是阻碍社会发展，阻碍社会前进。同时又有新的先进的思想和理论，它们是为社会上的先进势力利益服务的东西。它们的作用就是促进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前进，而且它们愈是确切反映着社会物质生活发展底需要，便能获得愈加巨大的意义。”（“联共党史”，一四七--一四八页）
中国有些历史家认为：
“中国的文字、文学是建设了“人的文化”，同化了许多蛮族，平定了许多外患，同化了非人的文化……中国比欧洲人失败的原因，只是少了一个大的和附带一个小的：大的是科学，小的是工业……我们明白了这个教训，比欧洲所缺乏的是什么，我们的努力就有目标。”（一九三三年十二月“盛京时报”载胡适作“中国历史的一个看法”）
胡适这种说法和张之洞一流崇古尊孔的人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都是替衰颓下去的社会势力服务的思想和理论。
“新的社会思想和理论，只有当社会物质生活发展已在社会面前提出新的任务时，才会产生出来。可是，它们既已产生出来，便会成为最严重的力量，能促进解决社会物质生活发展过程所提出的新任务，能促进社会前进。在这里也就表现出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政治观点和新的政治制度所具有的那种伟大的、组织的、动员的和改造的意义。新的社会思想和理论所以产生出来，正是因为它们为社会所必需，因为若没有它们那种组织的、动员的和改造的工作，更无法解决社会物质生活发展过程中已经成熟的任务。新的社会思想和理论既已在社会物质生活发展过程所提出的那些新任务基础上产生出来，便能扫除障碍，深入民众意识，动员民众，组织民众去反对社会上衰颓着的势力，因而便利着推翻社会上正在衰颓而阻碍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势力。”（“联共党史”，一四八页）（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