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在巴黎世界拥护和平大会上
爱伦堡的演说
（英译）
我是作家，我愿意谈谈文学，谈谈文学的魔力，谈谈诗人与学者。我还要谈谈另一件事：谈谈象黑云一样笼罩着世界的威胁。我要谈它，因为新的野蛮人威胁着我所珍贵的一切东西：在欧洲的藏书室中因年代久远而变黄了的古书，和第一次打开识字课本的孩子，诗人赞颂的树和诗人，我们整个光荣的古代文化的花园与城市。
现在，人们还能谈些别的什么呢？当大海有冲破瓦齐伦大堤（在荷兰）的威胁时，人们在暗夜中惊醒，击退自然界的突击。当发怒的象群威胁着印度的耕地时，人们击退象群的进攻。当大火威胁着城市时，人民不耽搁一点时间地把火焰扑灭。
今天，人类受到威胁，不是受到盲目的自然界的威胁，不是受到野兽的威胁，而是受到一伙人的威胁，这伙人拥有报纸与广播电台，黄金与基地、轰炸机和原子弹。现在，人们还能谈别的什么呢？今天，孩子们的命运、谷物的命运、文化的命运，靠着一件事，那就是：我们是不是能够保卫和平，反击新的野蛮人的进攻。
当然，想发动战争的人是可以谈得很好的：这些并不是疯狂的象，这些是老练的外交家。在准备进攻时，他们谈防御。但是，他们固然能谈，也能泄露秘密。他们突然承认他们能把炸弹投在全世界任何城市，在这样说时，他们还特别说明，他们的飞行员已经研究过苏联城市的分布。他们发誓说他们能喷射毒雾毁灭欧洲的农作物。
他们大事吹嘘能杀死人类半数的瘟疫菌和毒物。他们讨论在原子弹投在皇宫后，巴黎会变什么样子。
有了这些东西，他们所作的关于军事勾结的“严格的防御性质”的保证，还有什么价值呢？人们不能够自称是可怜的小孤儿，在庄严的纪念会上感动得流泪，随后又耍弄起Ｂ三十六式飞机，带着原子弹和装有瘟疫菌的试管。
即使谁都不说和平的威胁是从哪里来的，但是谁都知道得很清楚。我在半官方的世界报上读到一篇哀悼的文章，说美国人和欧洲人对于最近的军事勾结所抱的态度如何不同。作者写道：“对于美国人说，最重要的事就是赢得战争，如果战争不能避免的话；对于欧洲人说来，最重要的事则是不让有战争。”
我愿向世界报上这篇文章的作者表示，我愿为诚实的美国人辩护：对于美国冒险集团说来，最重要的事的确是挑起战争；但是，对于欧洲和美国的人民说来，最重要的事是不允许有战争。
对于人民说来，战争意味着血与泪，寡妇和无家可归的流浪儿，庭园的毁灭，青年的死亡，老人的受污辱，欧洲曾经生活发展和繁荣过的地方之变成荒漠。
但是，对于美国兀鹰说来，战争意味着另外的一些东西：订货、交货、赢余、红利。他们懂得怎样把鲜血炼成黄金，怎样把死亡的数字转成利润的数字。
当然，他们公开谈的则是些另外的东西。他们有说谎的人员，有雇用的造谣专家。
硬说苏联坦克在德黑兰开驶而突然发现自己在伊朗的人是谁呢？说苏联想攫取丹麦的波恩荷姆岛而自己却攫取了格陵兰的是谁呢？对“赤党”干涉希腊事务表示愤怒而现在却成了雅典的太上皇的是谁呢？这些大人先生们扬言他们的勾结，是些养鸽者俱乐部和研究人权的文人学士之间的接交。他们——你没看到吗？——“因共同的理想而团结起来”。我们在这些人中间找到萨拉查，是很自然的，他是依照被倒着吊死的首相和吃老鼠药自杀的元首的“神圣原则”统治葡萄牙的人。
我记起了在轰炸之下，在炮轰之下的马德里、加西亚、洛尔加的血，安东尼奥、马恰多最后的道路，于是我相信，如果不是今天，那么明天头号“人道主义者”佛朗哥将军将被吸收参加名叫北大西洋公约的“超民主人士”俱乐部。
他们把汽油倒在黑人的身上以维护种族平等。他们任免二十个共和国的统治者以“保障”别国的“主权”。他们组织成师的前党卫军以“根绝”法西斯主义。他们爬在好莱坞女演员的床下和飨法国诗人以闭门羹以拥护自由的原则。他们因为希特勒党徒布置进攻苏联而控诉希特勒党徒，但他们同时却在起草第二号计划准备作同样的进攻。他们主张人类尊严，而为了这个主张，他们毫不吝惜给希腊刽子手洗绞绳的肥皂。
纳粹女播音员阿克西忠·萨利当美国人传她到被告席受审时愤愤地说：“你们控告我什么呢？难道是因为我比你们早几年吗？……”
准备新战争的人非常愿意谈什么文化。他们说他们被迫反对东方以维护“西方文化”。这当然是抄袭，要是戈培尔没有服毒自杀，他就会因为一切“大西洋”鉴赏家翻印他的大作而要求版权。
那么，该谁代表“西方文化”呢？亚拉巴马的三Ｋ党党员、日本的武士道、约翰尼斯堡（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奴隶主、阿布杜拉王（外约但国王——编者注）、希特勒的慕尼黑友人、汉城的大商人、蒋介石、巴奈尔。汤姆斯先生（非美活动委员会主席。——编者注），当然还有维克托·克拉夫勤科先生（苏联人民的叛徒，替美国大资本家写了一本骗人的“我选择了自由”。——编者注）。
上面所提到的那些大人先生对谁保护“西方文化”呢？对“东方”，然而，路易斯、阿拉贡和阿比波·立尔（意大利出席和平大会代表——编者注），坎特伯雷大主教、哈尔丹和巴黎郊区的工人。佛罗伦萨的市长和哈华德·法斯特，皮加索和汤马斯·曼，约利奥，居里和奥雷多·苏尔·格兰的公民都算是“东方”的。美国暴发户谈论保卫“西方文化”比谁都谈得多。他们一般都没成长到能够懂得文化。他们能够讨论投下原子弹后劳福尔将剩下什么，但是懂得劳福尔有什么吗……。不！他们还没成长到这种程度。让他们平心静气地想想他们的年龄吧。让他们脱帽瞻仰一下雅典的卫城，罗马的爱神神殿，基辅的索菲亚教堂吧，文化不是密士失必河农场主桌上的喜饼，文化是不能切成一片片的。人们可以捏制任何外交文件说意大利是大西洋国家，但是人们无法说，阿特兰塔（美国三Ｋ党活动中心——编者注）的“大龙头”和“非美活动委员会”委员是文化——西方或东方的文化，北方或南方的文化——的代表。
我们的文明的报一直伸到古希腊。从那里，知识的神话和审美的标准经过古罗马传到意大利，经过拜占庭传到俄罗斯。意大利以奇马部亚（画家）和吉奥托贡献给世界，俄罗斯则献出了鲁比列夫。世界文化不是柏林：它不能被撕成两半。
每一个民族都对世界文化的宝库有过贡献。达文西和但丁，巴尔扎克和柯乐（法国画家），西万提斯和哥雅（西班牙画家），莎士比亚和狄更斯，悲多汶和哥德，与产生他们的国家有着血肉的联系，但是，他们把一切人类的意识发扬光大了。
如果把震撼了世界的良心的俄罗斯小说、俄罗斯音乐、俄罗斯科学家的著作、最后还有俄罗斯人民在一九一七年的发现新世界和欧洲文化分割开来，欧洲文化该会显得多么贫乏！人们常常争论这一个或那一个发明属于谁，但不止一次却是：不同国家的科学家同时抓住了一个同样的问题，但是没有任何人敢于争辩俄罗斯首先建设社会主义。
珍视整个文化的人，也珍视某一民族的天才所继承的民族特性。这里有着西万提斯深刻的现实主义的讽刺，斯威夫特的辛辣的嘲讽。这里有着莫里哀愉快的嘲笑，戈果里含泪的微笑。
美国一些空想家把“美国的生活方式”捧上了天。
真的，如果他们满足于药房、强盗电影、教会广告和非美活动委员会，这自然是他们自己的事。麻烦在于金元滚进了他们的脑子，他们认真地幻想着：百老汇的活动房屋较雅典的卫城更美，“读者文摘”较列夫·托尔斯泰的著作更好。他们想消灭一切国家的特牲，把他们的标准移植到各个角落。对于他们，欧洲人民是必须及时征召入伍加以训练的新兵。没有什么东西比种族和民族的自大更可恶。世界文化血脉相通，无法隔绝。人们互相学习，并将继续学习。
我想尊重民族本来的特点与反对民族的排他性，是可能的。真正的爱国者热爱人类，真正的国际主义者献身于他祖国的人民。斯大林格勒人民的死，是为了他出生的村庄，为了从儿时起就记住了的歌，为了苏联人民，但是，他们的死，也是为了欧洲的所有村庄，为了世界所有的歌，为了地球上所有的人民。
现在正从事于联合西欧的人们，并不是在扩大他们的精神境域，而是把它缩小。真的，他们准备拔掉卢森堡和比利时之间的界碑，但是他们因此不得不在他们自己和生活、工作、建设新世界的五万万人民之间掘一道鸿沟。
曾经有个时期，法兰西走在人类的前列。在那些日子，俄罗斯的自由思想家被称为“福禄泰尔派”和“甲可宾派”。他们是愿望他们祖国幸福的真正俄罗斯爱国者。我想，法国人、波兰人、意大利人、捷克人，其他国家的劳动人民，从苏联人民的经验中获得鼓舞，仍将保持为他们民族的优秀爱国者。我们不把文化分为东方与西方的文化。我们把世界分为文化的建设者与破坏者，分为生产者与寄生虫，分为活人与活尸。当我说“我们”这个字的时候，我并不局限自己于我的国家之内。和我们一道的是全世界最优秀的人。
当军事勾结的条约公布时，它的提倡者满意地说：“世界的分裂现在保险了。”
的确，保险了。但是，并不是沿着公约的作者们所划定的路线。这是过去的人和未来的人之间的分裂，金元与良心之间的分裂，原子弹与真正的人道主义之间的分裂，挖墓人的铲子与园丁的铲子之间的分裂。我们这次和平大会就是对那些想把世界分裂为“西方与东方”的人们的最好答复。我要问问军事勾结的作者们，思想与劳动的巴黎和谁站在一起：与和平的保卫者还是与原子弹主义者？我要再提醒一次：文化不是赡养费。人们不能专靠古代的纪念品或专靠过去的记忆为生。当文化没有因不断的劳动热忱和希望而获得发扬时，文化就要凋谢——引但丁来支持其无知的执迷不悟的疯子和沾沾自喜的吹法螺者，就要出现在纽伦堡文艺复兴宫的前面。在我看来，我们对世界文化的主要贡献是：我们不仅珍爱而且创造它；苏联的文化不是少数人的事业，而是全体人民的事业。
我愿告诉诸位列宁格勒一个女孩子的故事。她在围城时还保持着写日记。这一日记落到了我的手里。在这些简短的记录中，描述着列宁格勒遭遇的苦况——女朋友死了，又只有一百二十五克面包，又是这样寒冷而没有光和水的房间，另一个友人死了。在这些记录中，我还发现另外的东西：昨晚——“安娜·卡列尼娜”；昨夜——“波华荔夫人”；昨日整夜——“静静的顿河”。
我惊奇于在一个城市没有电灯光时，这个女孩子如何能够在夜间读书。我遇到了她并向她询问这件事情。她回答道：“我不是读，我是回忆先前曾经读过的书。这帮助我与死亡战斗”。
我们战胜了法西斯主义，因为我们有这样的女孩子，因为在我们国家牧人也拿起了地理教科书，海军研究天体运动，我们已变成不可征服的，因为我们有较原子弹更强的武器——人类的良知。
我们为和平付出了高的代价，我们珍视和平。我们珍视和平不是因为我们软弱，而是因为我们爱和平，我们爱和平正是因为我们强大。我们重建了斯大林格勒，我们种植森林防备旱灾，我们对疾病斗争，但是我们不制造瘟疫菌。我们著作书籍，照料我们的儿童，我们知道他们将进入另一时代的光明灿烂的乐园。我们对未来具有信心。因此，我们不是想如何使世界陷于血泊中，而是想如何灌溉荒野，使不毛之地变得有生命。
我们对将来具有信心，因此我们对谴责我们的人说：工作，建设你们的国家，教育你们的儿童——优越的制度、优越的理想只能由和平的工作，创造的努力和建设的劳动来证明。古代神话说，两个妇女去见一位聪明的法官、要解决孩子属于谁的争执。那位假装作母亲的妇女说：“把小孩子切成两半”。她这样说是因为小孩子不是她的。现在想望战争的野蛮人正准备绞杀人类的将来，因为这不是他们的将来。他们害怕时间，因为时间是对他们不利的。他们厌恶生命，因为生命是属于劳动人的，而不是属于兀鹰集团。他们要战争，因为他们劫数已定，因为他们整个的哲学、美学和经济学都归结到一个东西：原子弹。
当为文化、为人类、为生命进行恐怖的战争时，我们挺身而出，站在别人的前面。我们不计较我们的牺牲。人类的生命和美元不能也永不能等量齐观。没有人愿意把“斯大林格勒”和“租借”两词看作有同等意义，而且也永不会有。现在，保卫和平的斗争在进展中，我们荣幸我们又站在前列，我们又不仅为我们自己，而且为一切国家而斗争。
我愿从“欧洲的圣石”提醒诸位。我说这话是在这个为全人类所珍爱的城市里，在这个有伟大作家和伟大艺术家的城市里，在这个发生过多次革命的城市里，在这个愉快、勇敢、兴奋的人民的城市里，在这个欧洲文化的惊人的蜂房里。一家卑贱的报纸最近征询各样的人：如果红军占领了法国，他们将作些什么。法国人民知道我们为法国的解放作了些什么。法国人也知道我们对法国人民没有不友谊的感情。我们苏联人民到巴黎来不是带着该报用以恐吓其读者的坦克，我们来的是科学家、工人、作曲家萧斯塔科维奇及作家法捷耶夫。我们来告诉法国朋友说：让我们捍卫世界，捍卫法国免受可恶的战争的恐怖！我们在这里遇到了英国朋友，我们说：我们深深尊敬你们的人民，他们的传统、他们的坚毅、他们的忍耐、他们的勤劳。我们记得伦敦和科芬德里（伯明翰东南部，英工业城市，战时曾遭德机狂炸——编者注），极象你们也记得列宁格勒一样。我们能够捍卫世界免受新的苦难。
这里也有美国人，我们决不、让我重说一下，我们决不把美国的兀鹰当成美国人民。但是我们必须告诉美国朋友说：不要耽误一分钟，你们的人民已为恐惧所占有，而恐惧会使人发疯。目前的美国，它的前途处于危险中。你们不能，而且必须不变成新的德国。你们远离开欧洲生活着，而且是用你们自己的方式生活。我们可能赞佩你们国内的某些东西而反对另外的东西。但是我们不愿以武力来解决我们之间的争执。我们不愿以毁灭城市来证明我们的正确。
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向欧洲一切光荣的民族的代表们说话：让我们保存我们共同的大家庭，让我们保存我们的古代文化！我们不仅向一切心意相同的人民发出这一呼吁，而且向一切善良的人民发出这一呼吁，不管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康德的信徒，是自由思想家还是天主教徒。我们到这里来，不是为证明我们的理想的正确，或者我们社会制度的优越性。我们愿用工作、创造性的努力及苏维埃国家的进步来证明这一点。我们到这里来，是给那些真正痛恨战争的人以帮助。有很多这样的人，非常之多，多到无法计算。谁与那些赞成战争的人，与侵略者，与原子弹主义者一起呢？
与我们在一起的人民，其数目是无法计算的，因为人民是无数的，而且是不可征服的。
作为一个苏维埃作家，一个被敌人——我们的和你们的敌人、全人类的敌人——所诽谤的人民的代表，让我用每个人心里的话来结束我的演说：给世界以和平。
第4版()
专栏：
沙滩巡礼
北京大学包括文、理、法、工、农、医六院。沙滩区是文理法学院和校本部总办公室所在地。有着五十一年历史的北京大学，和其他中国的著名大学一样，历来是有着她的复杂的两面性的：她一面是统治阶级的培养统御人才的机构，因此，一些学制、课程完全是交错着古老的封建主义和英美资本主义的文化毒素；而另一面，这些大学的学生往往是中国极优秀的青年，他们不甘忍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法西斯统治的压迫，因此而爆发学生运动，与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它所直接控制下的学校当局尖锐地敌视着和对立着。解放后，北平的学生运动方向已起了根本的变化，学生与政府，学生与学校的关系也起了根本的变化。一粒砂看世界。从下面的短文中，可以约略看到解放后北平学校和学生的一点新面貌。
北京大学在变着。
走进沙滩区的红楼，那玻璃板里堂皇的本大学布告栏里，从前是写着几十门乃至几百门中文和英文课程的名目，如今，一张白纸上写着法律系的新开课程，马克思经济学最近由沈志远担任，社会发展史下星期起由何干之担任，现行政策法令研究、国际关系，都是学生组织起来自行研究，新哲学由新到北平的前复旦大学教授张志让先生讲授。
走出红楼就是一片大广场，那是有名的“民主广场”。它是解放战争两年半来，在国民党统治下北平学生运动的圣地。在这里，学生们曾喊出了“反饥饿、反内战”，“美军滚出中国去”的口号；在这里，学生们曾控诉过国民党屠杀浙大学生会主席于子三；在这里，一万多人抗议七五惨案的大游行行列开了出去。如今，这一片长着一点青草的沙地上，空气饱和着平和的幸福。这一边有十几个教育系的学生围坐着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一个个争得脸红耳赤；那一边是北大文工团的几十个男女学生在排练着秧歌剧的身段。球场上的网球轻快地飞来飞去，走过来的几个拿着书的学生认真地争论一些书上的问题。
围着“民主广场”是“民主墙”，往日，在这一排粉白的短墙上，是被红红绿绿的系级、社团的海报、标语、大型壁报、小型壁报贴满了的，到处凸出着“战斗”、“反迫害”、“抗议”、“血泪的控诉”、“罢课”、“游行”的字样。现在，几份壁报大大方方贴在墙上。“新文艺”第三期中有一篇“北大管弦乐队的新动向”，叙说着管弦乐队在解放后加入了北大文工团，为秧歌剧配乐伴奏，并搜集着各地民歌，准备创作“民歌联唱”，这是西洋风的古典庙堂音乐走向人民艺术的第一步。“旅行门头沟归来记”，写着他们如何从门头沟工人那里学习着，指出知识分子必须面向工农，向他们学习。电工学会出的壁报，满篇是图形和算题，是他们尝试用新的互助学习方法的开始，把疑难的问题提出来大家讨论然后把结果公布出来。教育学会的壁报是朴朴素素的学习壁报，有他们关于帝国主义的讨论纪录。另外他们披露了他们的自我批评。一位绰号叫“老大哥”的写着他以前确乎是老气横秋，死啃书本，现在对于集体生活还是不大习惯，要弟妹们多多督促批评，他一定诚恳接受。另一位则写着她虽然常常知道批评自己的错误，但没有认真去改过，以后要痛下决心改过，提高自己。这显示着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正在开始。
一长篇北京大学学生会会章草案，遮满了半面墙，墙上的大字壁报分析着学生会的组织形式再不是过去那种旧民主主义的形式民主，而是采用了新民主主义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各班班会推出代表，产生执行委员，行政与立法合一，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旁边有一张引人注目的小红纸条上，写的“人民助学金评议委员会在红楼一百十三号”。“人民助学金”是北大同学讨论了公费后同意改名的结果，由同学自报公议，经评议会审查，再由教育当局批准，目前正在各系级展开广泛的讨论。
转过湾去是拥有七十万册图书的北大图书馆，她的出名不仅因为藏书的丰富，还因为那以前的馆长是个专门花钱买善本列女传和大学中庸的反动家伙，学生们看不到一点进步的书报，因此，他们只得自己成立了个“孑民图书室”，自己募集书报自己管理，从几十本书籍积累到了有六千多册进步书籍和几十种杂志，在那种窒息黑暗的日子里，帮助了北大师生和校外中学生认识真理，走向光明。那时，香港出版的“华商报”揭露了国民党所有的欺骗宣传，“群众”周刊告诉着那半个中国的光明，使学生们能够在绝望的时候得到鼓舞，因此那时孑民图书室借书的北大学生要比北大图书馆多，同时学生们的管理方法也更科学而严密，然而可怜的是他们的资料室被挤到厕所里去，学校当局是这样限制他们的发展的。但现在，北大图书馆已匀出一部份房子给“孑民图书室”了，北大图书馆的职员也被分发在“孑民图书室”管理书籍“孑民图书室”的工作学生则列席北大图书馆的会议，帮助提高大图书馆的工作效率，并帮助职员们进行学习，“孑民图书室”和北大图书馆是由合作走向合并，解放了的学校和学生的新关系在这里得到初步的体现。
在北楼地下室里，几个法律系学生谈到他们系里的课程已大大的变革着，以前的法典“六法全书”废止了，他们还说了关于它的一个笑话。六法全书内容多半从日本抄袭来的，到中国后把六法之一的商法并入了民法，其实只有“五法”，却因袭着日本仍叫“六法”，这种名实不符支离破碎的例子在大学课程里还多得很，硬是直接从外国搬过来的。现在他们全系师生组成了系务委员会，共同讨论学制课程的改革，初步的意见先停开不能适用的课目，新开几门课程，分组讨论研究。对于这样新的课程和学习方法，同学和教授都感到兴趣，大家还希望能够到老解放区去实地考察，作为改革课程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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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工人与秧歌
华北人民文工团辅导组
北平解放后，解放区的一切艺术逐渐的跟随解放军的入城流转、开展和深入着。自从“赤叶河”，“白毛女”，“血泪仇”和一些小的节目演出后，证明这些节目和形式是被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所欢迎所喜好。然而内容上却缺少表现工人阶级生活的作品，这一点不仅是工人群众所要求，同时也是在都市中的文艺工作者们所感受到和现在和未来所努力的一个目标。
在北平短短的几个月中，秧歌的流行是相当迅速的。但工人阶级对秧歌的看法和态度是些什么呢？他们的接受程度如何？我们在市总工会文娱训练班及教他们学秧歌时，我们召集了二十六个职工单位的六十几个工人同志，举行了一次测验，发动他们每人写一篇稿子，题目“你们对秧歌的看法”，交卷的有三十余篇，在这些稿子中提供了我们一些，很好的资料。
在国民党统制下的工人阶级是谈不到什么文化娱乐的，即使有也是一些不正当的娱乐。比如有的工友写着“因本人素无娱乐，扭了之后，身体健康，增加饮食”。更有的写着“我们拿它作娱乐，可以改掉坏习惯”。工人们最先学会秧歌时，就感觉秧歌是一种正当的娱乐和运动，关于这一点在许多篇文章中都提到。
在国民党统制时曾有些工人对解放区的秧歌是有着他们不正当的看法，这不能不归罪于国民党反动宣传。一个女工曾相信这样的谣言“扭秧歌是给八路军看的，秧歌是他们的专用品。”还有一个女工说：“一个女孩子这样扭是多么难看，一点体统也没有”。但经过了几天的学习后，他们就有着一种完全新的看法。他们认识了这种秧歌舞在我们中国民间有很长的历史，是一种有益身体的运动，以后再把它加以改善、提高，使这种群众性的娱乐更普遍的发扬光大起来。
秧歌是适合群众要求的艺术形式，它不仅被翻了身的广大农民所喜好，也同样是工人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如有的工人认为是“大家乐意学习”，并“容易学会的”。“它是一种民间艺术”，但是共产党把它加以改造，加上新的内容，就成了正当的娱乐，并进而能起到教育群众的作用了。
秧歌是从农民劳动中产生的一种民间的艺术，它是劳苦大众的高尚娱乐，工农兵既是一家，那么我们工人扭一扭农民的东西还不是一样吗？因此它“是我们的文艺，它是我们劳动者的歌舞”。因此，工人们才把秧歌重视起来，秧歌也真能表现工人内心的愉快和兴奋的情绪。
翻身后做为新中国主人的工人们，最主要的任务是加紧生产和支援前线，也就是说秧歌艺术如何和政治结合的问题了。工人们认为秧歌是教育工人最易深入的一种艺术，它可以鼓励生产情绪，提高工作效率，丰富工人生活，它是一种集体活动的艺术，通过扭秧歌的歌舞活动，能够加强工人团结的力量。
事实证明，这次南京太原解放后，在庆祝胜利的狂欢中，秧歌不仅是广大学生和市民所喜爱的艺术，同时也是表现工人阶级内心欢乐并被广大工人所喜爱的一种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