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平津工商业的新生
章乃器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纲领，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纲领，不但早已得到各阶层各方面人民的一致热烈拥护，而且在施行上，已经表现了辉煌的成绩。
由于革命战争接近最后的胜利，大中都市接连的得到解放。中共中央把握住这个新的形势，决定了以都市为工作中心领导农村而同时重视农村的新方针。这些大中都市，在经济上一面本来是农村的中心，另一面却又多为国际贸易的吞吐港。因此，毛主席便在“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之外，加上“城乡互助，内外交流”两项，发展成为四面八方合理关系建立的指导原则。至此，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的内容，是格外的丰富了。
建立四面八方的合理关系，是一件艰巨的工作。以解放后的平津来看，我们还可以了解到：初期要经过不可避免的困难，随后才能逐渐进入顺境。为什么会有不可避免的困难？就因为这是一个革命，特别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一个革命，“矫枉”就难免“过正”。翻身不是一件雍容揖让的雅事，而是一场粗手粗足的斗争，不碰到别人是不大可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队伍又是那么阔大，包括那么多的阶层。那中间有些人自己还没有意识到究竟是革命者，还是被革命者。当一位友人自己躲到敌人的窝里去的时候，你能找他谈友情吗？即使他躲到一个不可知的去处，你也不容易招寻他呀！
从经济一环来说，这种不可避免的困难，表现在思想上，资金上，生产效能上，经管效能上……都要经过一个青黄不接的时期。
思想上青黄不接的时期，就指四面的每一面当中的双方或者一方的思想一时不容易搞通。这种情形，以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为最显著。劳工翻了身，过去受到千般压迫，一口怨气，少不了要找一个对象来发泄一下，可是，在都市里，在经济上，革命的对象是比较的不太直接，不太明朗。不象农村那样，农民对面，便有地主。政治上的敌人--国民党反动政权已经被打倒了，经济上却留下来似敌人而非敌人的民族资本家。“不是冤家不聚头”，这句话真好为今天的中国劳资双方写照。他们一面是利害冲突的，然而，另一面又是互相依存的。在国民党统治时代，劳工为着执行革命任务，往往势须通过反对资方以反对国民党，资方也常或多或少的借重政治的力量，以镇压劳工。相互间很自然的，已经俨然成为敌人。解放后马上要化敌为友，要在两利的基础上为发展生产而共同努力，在思想上，少不了便存在着一个青黄不接的时期。何况，就在主张两利的今天，我们仍然不能否认阶级矛盾的事实，仍然不能模糊阶级意识，这就需要很耐心的去说明，很辨证的去理解了。
资方的思想，往往还继承着国民党所谓“中国只有大贫小贫”的一套，不承认自己够得称资本家，而且耻为资本家，尤其耻为剥削者。管理人员更不肯承认自己代表了资方。这种说法，在主观上容或有它的根据。中国的产业家的确有一部分人存心并不“唯利是图”；而是想做一番事业的。他们和欧美资本家比起来，力量也真太小。就说自己吧，当有人说我是资本家的时候，我也有点不好意思承认。我尤其明了，在过去，中国工商业家真要“唯利是图”的话做生产事业就太傻了。其实“唯利是图”和剥削是两回事，前者是主观的，而后者是客观的。剥削的结果也可以无利可图，因为利润是被帝国主义者、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家所夺取了。此外，某些做生产事业的人，主观上即使并不“唯利是图”，但是依然需要谋取利润，以满足资本家赚钱分红的要求。这些企业经营家在主观上不“唯利是图”，不存心剥削，不一味的代表资方，乃是资本主义青年时代产业家可能有的美德，是足以珍贵的。但，倘使我们过分的强调了这些美德，否认客观上剥削的存在，甚至以施主、慈善家自居，那种思想，就不免要落在时代之后，也就不能圆满执行自己的时任务了。
刘少奇先生在天津告诉大家：在新民主主义的中国里，凡属从事于有益国计民生的生产事业的民族资本家，即爱国的资本家，并不是可耻的，而是光荣的，共产党和无产阶级是把他们当作革命的和建设的友人之一，新政权的组成分子之一看待的。资本家扩大自己的工厂生产，即是说在客观上扩大资本主义剥削的范围，这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之下，不但是允许的，而且是需要的，对于工人，对于国家社会，都是有利的，因而也是有功的。马克思和共产党人从来就不否认资产阶级在青年时代提高社会生产力的这种功绩。他还指出：一面必须承认劳资阶级矛盾这一个事实；一面在矛盾当中必须求得两利；任何处于不利的一方可以采取必要的、适当的斗争。他这一席话，使得苦闷的资方吃了一颗定心丸，服了一剂清凉散。很快的，东亚企业公司的主持人宋斐卿先生就来了一个响应，以扩大生产，添设织麻第二厂来答复这一个号召。思想上青黄不接的时代显然是过去了。
在公私和内外的关系上，也都存在着思想上青黄不接的时期。我不能在这里加以细说了。现在说一说资金上青黄不接的时期。
经过国民党五花八门，敲骨吸髓的搜括，大多数的民族工商业是贫困了。商店开门比较还容易，工厂复工却非筹到一批资金不可。资金从何而来？希望就往往寄托在国家银行的贷款，私人银钱业在解放的初期是无款可放的，利息的高昂也决非工业生产所能负担。国家银行呢？它一面自然要扶植生产，另一面还要照顾到货币基础的稳定。在扶植生产的过程当中，少不了还要先多照顾公营事业。“公私兼顾”当然是要先公后私的呀。在扶植私营事业的过程中，调查和了解又是必要的。这就形成一个资金上青黄不接的时期。
我们的货币基础建立在生产力上面，建立在物资供应的充裕上面。因此，只要货币发出去能换取到同等价值的人民大众所需的物资，或者发出去不久便可以生产出来更多价值的物资，国家银行和公营贸易机构是不会吝啬的。可是，我们同时必须明白，共产党是善于克服困难的，它对于自己干部的要求，便是在统一的领导之下，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因此，如果自己不先想办法，只凭着一种依赖的心情，不负责任的向国家银行信口开河，那是不会得到结果的。掩蔽了自己的实情，开了一篇花帐，准备让国家银行打一个七折八扣，拿到的贷款依然可以流用，博取非分的利益，这种过去对待国民党的手段，在今天更是绝对做不通。只有诚心诚意接受政策的领导，从共同争取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当中争取自己事业的利益，坦率的报告了全盘的实情，细心的想尽了一切的办法，然后再提出一个绝对不可少的资金数字，那种要求到是很可能得到全数的核准的。想什么办法呢？最通常的一点，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上依然还有潜在的资力。有许多工业家为着帮助新国家的建设，激发了高度的生产热情，舌敝唇焦，奔走呼号，把父母妻子的积蓄先拿出来，再把亲戚朋友的金银借到手，以达到复工增产的目的，难道不是很好的证例吗？作为一个现代的企业家，能够动员现成的人力，开发天然的资源，固然是光荣的功业，能够动员潜在的资力，甚至能够把投机资本吸引到生产的路上去，可以说是更大的光荣事业。如此的公私上下的配合，资金青黄不接的时期，就可以很快的度过，而进入顺境。平津在目前，就已经到达这一个“否极泰来”的阶段。
说到生产效能，青黄不接的时期更是无可避免的了。国民党在过去，一面帮助资方压迫劳工，一面分化劳工，而且有时还要挑拨劳资两方的关系。因此，一般生产效能是十分低落的。资方付出工资得不到应有的生产效能，劳方出卖劳力得不到温饱，真是一个十足的“劳资两损”的典型。更严重的，还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以及通货膨胀和高利贷的两重剥削，直接的落在资方的头上，间接的至少一部分要转嫁到工人的身上。弄得资方有时控诉“高工资”，而劳方同时叫喊“吃不饱”。工资是否太高？从资方的负担来说可能是对的，从劳力的所得来说就未必对。比方，香港的工资就比当时内地工资高得很多，然而香港的工业依然可以经营，这就可以证明资方的主要问题并不在于工资，而在于政治了。还有香港的工资虽高，而工人生活并不比我们的工人好，这又可证明，劳方的主要问题也并不在于工资，而在于社会制度了。
解放以后的都市，虽然中共和人民政府都不主张高工资政策，但，某些部分的产业，工资还是要增加一些的。有时由于工人的自发要求，走上偏向，工资的增加还可能一时的超过了厂方负担的限度。因此，“高工资”问题又变成一个严重问题了。但，这一个问题的严重性，依然是一时的。只要劳工提高了劳动纪律，增加了生产效能，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就可能会过去。此外，今后的工业，绝对不怕外货的倾销，绝对没有反动势力的摧残，绝对没有贪官污吏的勒索，绝对没有官僚资本的压迫，真可说得到了完全的、充分的保障。不仅如此，由于城乡关系的重建，由于土改以后农民购买力的提高，由于人民政府正确的领导农民，生产必需的原料，更由于人民政府对于原料的供应，产品的销售，以至运输的便利，处处诚心的帮助生产事业。生产事业的市场扩大了，原料充沛了，成本减轻了，周转加速了，繁荣是必然的。这种证例，在解放较久的都市里，已经可以完全看到，平津也逐渐的在新生了。岂止生产效能青黄不接的时期迅速的可以过去，整个经营效能青黄不接的时期，也可以迅速的过去。
人民政府对于私人资本的态度是再明确不过了。那就是：投机资本是要加以打击的，正当商业资本是要给予保护的，生产资本是要大力扶植的。她只要把握住一点，那就是：私人资本必须在国家资本的领导之下。为着全体人民的利益，为着要避免无政府的生产，为着整个经济建设能得到最高的效能，甚至为着保证私人资本不走上错路，为公为私，这种领导都是必要的。事实都已经证明，这和国民党为着少数人，牺牲多数人，使产业走向坟墓的所谓“领导”，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工商业家应该诚心诚意的接受这一个领导，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也是为了自己。
大家都已经承认：人民政府对于平津的管理，大体上是成功的。革命的秩序迅速的建立起来，公用事业不曾停顿，而且很快的得到了改善，生产和文化教育事业，很快的恢复起来，市面很快的恢复繁荣，这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尽管共产党员到处很谦虚的自认对于都市管理是外行，对于工商业是门外汉，事实已经证明，他们比任何时代都做得好。所谓外行，所谓门外汉，只是相对于农村管理和农民工作的比较说法而已。然而，局部的错误和一时的偏向，是不可免的。关于这，我们工商业家至少也要负一部分的责任。我感觉到，在都市政策的执行过程当中，过右的偏向往往会得着很快的反应和很快的纠正，而过左的偏向，反应就太迟钝，纠正也就不够迅速。原因何在？就在于过右的偏向直接受害的是工人，工人的组织能够很快的提出批评；而过左的偏向，直接受害的是工商业家，工商业家怠于提出合理的主张。工商业家在解放的初期，受到了国民党反宣传的麻醉，成日害怕“清算”害怕“斗争”，对于“劳资两利”的口号不敢轻信，对于新政权怀着消极观望的态度，自然就怠于提出主张了。甚至过了相当时期，已经发觉国民党反宣传的完全不确，依然抱着“顺民式”的消极态度，仍然认为这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换班，这不过是一群较好的官儿。他们心里在想：“既然是较好的一群，就让他们管吧！”这是完全不够的，这依然是对于国家的怠工！要积极提出自己的意见，积极的来共同管理国家的事情，那才酣称新国家的主人。
我殷切的希望平津的工商业家能够更进一步的提高积极性，更进一步的去细读中共和人民政府的文献，求得更深的了解，如此，自然而然的，便可对新国家发挥更大的热情！我更希望新解放都市里的工商业家，能够接受平津的教训，相信中共和人民政府所告诉我们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字，切切实实的认定这是自己的政权，尽心竭力的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这是历史上中华民族最光荣的日子，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尽一份光荣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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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平津私营金融业应大量转业
千家驹
据统计，天津现有私营银行四十家（包括外商六家，官商合办三家），钱庄一百一十一家，共一百五十一家，北平行庄共计六十九家，以上共二百二十家。此外，天津有证券行一百一十家，金店一百五十家，保险业四十八家，我们如把北平、天津两地的银行钱庄连同金店、保险业合计起来，金融企业将在六百家以上，现在除证券行尚未正式复业，保险公司仅少数营业，其他大部多已开业，总计约有三、四百家。
平津两地是不是需要这么多的金融机构来调剂社会资金呢？我们认为绝对不需要。老实说，平津自解放以后的金融业务是够清淡的。虽不能说“门可罗雀”，但大多数在吃老本却是事实。这原因本来也是十分简单的：第一、过去银行钱庄的主要存款来源不外政府机关及公营企业的存款，国家行局的拆放透支，汇出汇款，及上海或其他行庄的往来。至于放款，那当然绝大多数是商业放款，利息高，期限短，或者做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卖买金钞。解放以后情形完全不同了，政府机关及公营企业的存款已完全归中国人民银行及中、交两行所经营，私营银钱业不得再行接受，至于汇兑及上海各地的往来，因交通及汇兑还没有畅通，国民党反动派又禁止通邮通汇通航，也受了很大的限制。因此，目前私营银钱业的存款来源是很窄的，现在天津最大的商业行庄，存款数额多的不过六七千万元，少的仅数百万元，甚或不到此数。天津商业行庄存款余额在四月底总计不过五亿多元，北平不过一亿多元，这合成战前币值或银元来，实在是可怜得很。银行本为信用之受授机关，没有存款，怎么能做生意呢？至于放款，自然也谈不到了！银行所吸收来的存款利息大多在十五分以上以至二十多分，工业利润哪有这么高呢？他们把这样高利息的存款吸收了来，自然不可能贷放给正当的工商业的，于是除了投放于商业高利贷，或从事投机倒把之外，就没有别的出路了（自然，我们这里所说的是业务不正当的行庄，业务正当信用昭著的银行他们仍可吸收社会一部分游资，放款工商业，调剂社会资金，这在今天是依然必要的。）
我们始终认为，这类不正当的行庄，人民政府是应该加以取缔的，即令不取缔的话，在新民主主义之下，也非自然淘汰不可！人民政府固然要扶植私营工商业的发展，但决不会容许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的商业存在；同样地，在新民主主义的金融政策之下，也决不应该容许这类业务不正常的银行钱庄之继续存在。我们可以说一句，平津两地，有三分之一的行庄便已经是够适应社会的需求了！其余三分之二的行庄是会自然淘汰的。可以指出：这类小行庄或投机倒把的金融业在新民主主义体系下，是决计没有前途的。他们与其坐吃山空，等到把老本吃光，倒不如早日转业或改行的好。他们如果想等待时机，在投机市场上重温其旧日的黄金之梦，那就完全想错了！新政府的法令决不会容许他们这样做，而且新的环境也不容许他们这样做的。
为了平津经济的健全发展着想，为了各行庄自身的前途着想，这些小行庄都还是及早转业的好，趁今天老本还没有吃光，利用剩余的资本，改营别的生产事业。我深信，人民政府是乐于协助他们改业的。金融业的从业员一般的说文化水准都比较高，他们在经营工商业上相当内行，改业起来是比较容易的。至于业务正常、经营合法的商业银行，当然仍有他们的地位。但有些大行庄聘用的职员，也未免太多了些。据我所知道，天津某大商业银行的职员有二百多人，而存款总额不过人民券六七千万元，但另一家小的银行，存款数额比前一家不过少一半，而所用员工仅二十余人。这样一来，大银行自然是入不敷出，不能不亏本了！据目前观察，商业银行在业务上要有大的进展，恐怕在短期内尚不可能，所以我们希望大的商业行庄也应该酌量减少员工，同时帮助员工转业。也就是说，他们要把架子放下来，这样可以撙节开支，可以持久作战，不知商业行庄的当局以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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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平津私营银钱业的建议
平津解放后，两地私营银钱业对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充满怀疑和不安情绪的，人民政府对私营银钱业究竟怎么办？是否允许他们存在？上月二十七日，华北区私营银钱业管理暂行办法公布了，关于是否允许存在的问题得到了肯定的解答，不再忧虑会勒令停业了。但紧随而来的是应该如何存在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个人的意见如下：
首先，平津私营银钱业应该承认：过去的业务经营，是与生产脱离，非但不是为发展生产而服务，而且对生产事业起着妨碍和破坏的作用的，这可由下面两个材料得到明证。
（一）根据伪中央银行北平分行关于三十五年度北平十六家银行（中中交农在外）十七家银号存款来源和放款对象的统计：在存款方面共一四、六○四、○九八、六八五·四五元，其中主要是个人存款占４６．７７％，和商号存款占２７．７５％，二者合计达７４．５２％，而农工矿生产事业存款仅占２．３７％，公用事业存款也只占１．９８％，二者合计仅只４．３５％。在放款方面共一○、一○二、○三八、六二六、七五元，其中主要对象是商号占７７．７６％，其次是个人占１２．１７％，二者合计达８９．９３％。而农工矿生产事业仅４．１９％，公用事业只２．１８％，二者合计只６．３７％。当然这个材料的全面性还值得考虑，且就各行庄讲来程度上也各有区别，但拿来说明北平的私营银钱业与发展生产的脱离，不是为发展生产而服务，乃是无可置辩的。
（二）天津解放之初，据各行庄自报所存物资的不完全统计：有黄金一、六五二·五两，白银二一九两，银元一、一六四元，外币一、五七一元，面粉五、四八八袋，大米七五七包，棉布六、九四四匹，棉纱三六·五件，糖二二一包，碱面三四一包，染料三九七桶，此外尚有五金、杂货、药品等，本来银钱业是一个经营货币信用授受的金融机构，其所存物资，种类如此之广，数量又如此之多（实际上要远超过此数），要说他们过去不是投机囤积，则难令人相信。这些行为所引起的后果，和给广大人民所带来的危害是不可计算的。
当然旧中国的统治者，特别十余年来反动的国民党统治，给旧中国私营银钱业的生存条件也是极端恶劣的，这些条件只是便利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广大人民的掠夺，阻碍了生产发展，使大部民族资本不得不走出生产领域，而转向投机事业，一般私营银钱业之走向金融投机及其他投机事业也同样有其客观原因，这主要的应由反动的国民党统治来负责，但在平津的私营银钱业者，就应该认清自己曾助桀为虐的事实，特别是自己过去所加于广大人民的危害，而在解放后的今天，就应改弦更辙，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尽自己应尽的一份责任-把掌握的资金端正的放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之上，以求正当的出路。
其次是私营银钱业应该忠实的遵守民主政府的政策法令，按照华北区私营银钱业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迅速的向政府办理申请登记，与管理机关--中国人民银行取得密切联系，在他们的指导和监督下积极经营政府所允许的正当业务，以调剂社会资金，为工农商生产事业服务，并立即坚决终止那些投机囤积的残余行为和不正派的作风--如继续保留营业秘密、使用两套以至更多套帐簿等，从而使自己建立在正确的基础之上，具体的作法是：
（一）目前应该也可能努力作的是存放汇兑等正当业务，应多着重于那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农商业，谨慎的吸收存款，稳重的办理放款，不要以营利为唯一目的，而忽视了广大人民的利益。
（二）向工矿业投资方面发展，特别是那些历史较久、信誉较好的私营行庄，应该首先以身作则，为同业的倡导。
（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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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教程绪论
吴玉章
一 研究中国历史的意义
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人类社会自己发展的过程。人类社会最特殊的特点，就在于人类能劳动生产。因此人类社会的历史，应该是劳动生产者发展的历史。
历史是一种科学，它是要发现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的科学。尤其要研究劳动者推进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科学。但是，一切过去社会的历史，除了原始的状态以外，都是劳动者被奴役和争取解放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因此，现在我们研究过去的历史，主要地是研究一定阶级社会的产生、发展和衰落的科学；是研究阶级斗争的科学；同时要研究怎样消灭阶级以达到无阶级的社会的科学。
历史科学是为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而斗争的有力工具。我们应该知道人类真正的历史，劳动者被奴役和争取解放的历史，应该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和往哪里去。因为，这能十倍地坚强我们奋斗的信心和给我们这种斗争胜利条件的知识。
我们常常看见，凡一个民族，如果缺乏详实的历史记载，则会减弱民族的自尊心和奋斗的自信心。章太炎说：
“余数见印度人言其旧无国史，今欲搜集为书，求杂史短书以为之质，亦不可得，语辄扼腕。”（“国故论衡”，“原经”）
印度人所说事实是否确实，姑且不论。而章太炎深为印度人太息没有成文历史的痛苦，则是有意义的。他又说：
“国之有史久远，则亡灭之难，自秦氏以迄今兹，四夷交侵，王道中绝者数矣；然＠者不敢毁弃旧章，反正又易，藉不获济，而愤心时时见于行事，足以待后，故今国性不堕，民自知贵于戎狄，非‘春秋’孰纲维是？孔子不布‘春秋’※，前人往，不能语后人，后人亦无以识前，乍被侵略，则相安于舆台之分，诗云：‘宛其死矣，他人是偷’。此可为流涕长潜者也。”（同上）
他又说：
“天方荐瘥，载胥及溺，满洲亡而复起，日人又出其雷霆万钧之力以济之，诸夏阽危，不知胡底！如我学人，犹废经史而不习，忘民族之大闲，则必沦胥以尽，终为奴虏而已矣！”（一九三五年“讲论读经有利而无弊”）
他又说：
“史之有关于国本者至大，秦灭六国，取六国之史悉焚之；朝鲜亡后，日人秘其史籍，不使韩人寓目；以今日中国情形观之，人不悦学，史传束阁，设天降丧乱，重罹外族入寇之祸，则不待新国教育三十年，汉祖，唐宗必已无人能知，而百年之后，炎黄裔胄，决可尽化为异族矣！”（一九三三年，“讲读史与文化复兴之关系”）
※自孔子作“春秋”开始用编年纪事的例子，中国历史才有可考的年代，章太炎极推崇孔子这个功绩，这是他的卓见。因为历史必须在年代的联系性中，叙述最重要的事变和事实，才能给历史人物以确切的评价，否则不等于小说传奇，也只成了社会、经济形态抽象的定义而违背唯物史观。（著者注）
章太炎为中国近代精通旧文学的文学家、历史家，他深深抱着民族主义和爱国思想，就是他从旧历史中领会得来。但是他在文字上好用古字，崇拜古文，反对白话文，泥古非今，是一个顽固守旧的人，并且他的民族思想也是一种狭隘的自居优秀民族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和我们无产阶级的民族解放，民族自决思想有根本上的区别；就是他研究历史的意义也和我们大有不同：他是要人们不要忘了汉祖唐宗的所谓“文事武功”，自己是一个“征服者”的民族的“光荣”史迹；我们研究中国历史则是要发现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加强人民革命胜利信心和吸取历史经验。在中国辛亥（一九一一年）革命以前，他的排满思想起了一些宣传革命的作用，但辛亥革命在武昌初步胜利时，他就大倡“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谬论，情愿与封建军阀反革命站在一个立场来反对孙中山，反对革命。在大革命时代，他也站在反革命方面，到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时代，他一方面赞成学生抗日革命运动，一方面却又为反革命蒋介石等尊孔读经作宣传。这因为他是封建士大夫阶级的代表，只有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没有前进的革命阶级的立场。这是我们应该明白指出的，因为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必须分别他的言论与行动，那些是与人民利益相合，那些是与人民利益相反，指出他的功罪，而不能盲目信从，或一概抹煞。我们接受一切历史的遗产都应该有批判的态度。我上面引章太炎的几段话，只是为了他说人类社会必须有详实的历史记载，后人必须知道前人如何发展与奋斗的事迹，才不至遗忘了人类发展的宝贵经验，才不至割断历史，只是在这一点意义上，才把他写在这上面。
现在我们处在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帝国主义的时代，痛心于我神洲古国的劳动民众，沉沦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苦海中，认识了马克思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大声疾呼，使酣睡的牡狮，猛然惊起，跳跃于世界大革命的潮流中。有些革命家，薰染了十八世纪法国的革命思想，不承认一切的权威和过去历史所认为神圣的东西：一切旧的宗教、哲学、世界观与人生观、社会与国家的制度等等，都要受到无情的批评；一切都要在理智面前裁决，凡是不能证实它的理性的东西，都被宣告消灭。这种怀疑的态度和革命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但是，把一切旧的社会与国家形式，一切传统概念，都认为不合理性的，当作陈旧废物而抛弃，认为凡在现时以前的世界，都为一些偏见所指示，因而一切它的过去只值得叹息而轻蔑，它的历史不值得一顾。这样就不仅抹煞了劳动人民的发展进化历史所创造的文明，割断了历史，必然要走到空想的社会主义，而且恰好给反动势力和法西斯蒂留下一个有力的武器，使他们能够利用特殊的民族心理来欺骗民众。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报告“法西斯主义的进攻与共产国际为工人阶级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而斗争的任务”说：
法西斯蒂曲解每个民族的整个历史，以便把自己形容成为这个民族史上一切高尚英勇事迹的继承者，而对于一切有伤民族观念的耻辱事实都利用来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仇敌。在德国出版几百种书籍，其唯一的目的，就是按照法西斯主义的精神来假造德国民族的历史。初出茅庐的民族社会党的历史家拼命假造德国历史，把德国历史弄成这个样子……好象由于什么“历史的规律”，在两千年来，都有一条发展线索贯串着，结果就有一个民族“救主”出现于历史舞台，这就是日耳曼民族的“救星”，祖籍奥国人，有名的“下士”！在这些书籍里，把日耳曼民族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描写为法西斯蒂，而把伟大的农民运动，描写为法西斯蒂的嫡祖。
“墨索里尼拼命利用民族英雄加里波的英勇模范，来赚取政治资本。法国的法西斯蒂把女杰冉·达尔克奉为自己的英雄。美国法西斯蒂借口美国独立战争的传统，华盛顿、林肯的传统。保加利亚的法西斯蒂利用七十年代的民族解放运动，及其光荣的民族英雄--列夫斯基、加拉查等人的声誉。
“有些共产党员认为所有这些事情都是与工人阶级的事业没有关系，宁愿袖手旁观，却不拿正确的历史眼光，真正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列宁的、列宁斯大林的精神，来在劳动群众面前，说明他们本民族的历史，却不把共产党员目前的斗争与该民族过去的革命传统联系起来；这样就等于自愿地把民族史上的一切宝贵事迹，奉送给法西斯蒂的历史曲解家，让他们愚弄民众。”（“论统一战线”一五六--一五八页）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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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儿女英雄传
袁静 孔厥
插图：彦涵
第一回 事变
三
十月，吕正操将军的队伍上来了，在南边，离这儿一站路。大水家邻舍有个李二叔，赶高阳集卖布回来，说：“红军来啦！”这老头儿得意的讲，“红军”跟这些吃喝队可不一样，穿的粗布，吃的小米；打日本，爱百姓，把那一带土匪收的收，剿的剿了。他翘着大姆指，说：“这才是正式军头呢！要想打日本，参加这个去。入了吃喝队，可就成了邪派啦。”同样的消息到处传，马上有好些小伙子，奔高阳投军去了。“何庄班”怕“红军”剿他们，就摇身一变，变成自卫团。有个中央军的连长，外号郭三麻子，也是个国民党员，从铁路上逃下来，在这儿混，何世雄封了他个副团长。他两个互相利用，在这一带当起土皇上来了。
这时候，牛大水可还在巴巴的等着结亲呢。表嫂不好跟他们说实话，日子长了，大水也估摸着没指望了。家里又是出项多，进项少。怎么也熬不出头；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常揭不开锅。大水觉得很不顺心，气闷闷的对爹说：“这年头真够瞧！嘴又不能挂起来，还不抵我去当兵呢？”老爹说：“你也入了邪！快安分守己，巴结着好好干；赶明儿娶了媳妇……”大水不耐烦的说：“别提了！一辈子不剃头，也不过是个连毛僧。我还不如去当兵哩！”老爹气得拿烟袋锅子敲他的脑袋说：“你这个小兔嵬子！不让你当兵，你偏说，你偏说！”大水噘着嘴，闷着头儿睡觉了。
想不到--表哥回来了。
大水去看表哥，表哥可不在家。表嫂说：“他一回来，扔下铺盖卷儿就串门子去了。”大水想去找他。表嫂说：“不用找，他多半是到刘双喜那儿去了，一会儿就回家吃饭。”大水等了一阵，表哥才回来了。
表哥姓蔡，人都叫他蔡铁匠，也叫他黑老蔡。多时不见，大水看他还是那样粗壮，那样“棒”，脸儿黑不溜、笑迷迷，连鬓胡子毛楂楂的。他衣裳很破，精神很好，亲热的和大水说话。街坊邻舍，亲戚朋友，听说他回来了，也都来看望。黑老蔡是个有名的正直人，谁都爱和他见个面，说个话儿；两间小屋里就挤得满满的啦。
这会儿“国共合作”，世事变了，黑老蔡也不再躲躲藏藏的了。他把战争的消息报告给大家，还说了许多救国的大道理，什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啦，什么“全国人民总动员”啦，还说要“改善人民生活”……吓！一套一套的，都是没听过的新鲜话儿呀，人们听得怪起劲儿。
后来人散了，大水还坐在那儿没走。表哥烁亮的眼睛望着他，忽然说：“大水，我问你，你愿意当亡国奴吗？”大水说：“谁愿意呀！当亡国奴不好受，你不是说了吗！”表哥走到他身边，低声说：“好，不愿意当亡国奴，就跟我干！咱们成立自卫队，日本子来了，就跟他打！”大水刚才听黑老蔡说了半天，可还有些不相信，说：“咱们赤手空拳，打得过人家？”表哥笑着说：“不怕鬼子千万千，就怕百姓起来慢。只要老百姓起来了，没个打不赢！武器也不用愁，咱们有的是；你明儿就帮我去弄回来，行不行？”大水一时有些慌乱，吞吞吐吐的说：“行倒行……就是明天我地里有点活儿……”表哥笑了一笑，说：“不用怕！我跟你一块儿去。咱哥俩走一遭，谁也不注意，保险没事儿。”大水迟疑了一会，说：“要去得和我爹说说。”表哥摇摇头，拍着他的肩膀：“老弟，别跟他说！说了去不成，还怕坏了事儿。”就凑到大水耳朵边，低声教给他一个办法。大水听了，想了想，笑起来说：“这倒行喽，就这么着吧。”黑老蔡又鼓励了他几句，大水就回家了。
第二天，表兄弟俩挑着两担鱼篓子，一前一后的走。人们问：“哪儿去呀？”黑老蔡随口答：“倒个小买卖--囤点鱼去。”两个人出了村，沿堤走了一阵，表哥就领着他往西奔。傍黑，他俩过了滏河，到了河西村。走到一家人家，一个老婆婆开了门。表哥说：“我们来拿东西了。”那白头发的老婆婆掌着灯，引他进了一间草棚子；扒开柴禾垛，露出两个麻袋，打开来，里面全是手榴弹；大大小小，足有二三百颗，装了满满四篓子，用荷叶盖严。他们喝了些水，吃了些饽饽，表哥和老婆婆低低说了一阵话，两个人就挑上担子，连夜往回赶。
路上，大水悄悄问表哥：“这么些炸弹，都是谁给的？”表哥笑着说：“谁也没给。这是手榴弹，都是我们拾来的。中央军撒丫子跑，这一带丢下的武器可多呢！我们一伙人还拾了好些个大枪手枪，都交给吕司令了。咱们凭这些手榴弹，就要打江山！嗨，你瞧着吧。”
两个人回到村里，已经鸡叫三遍了。双喜正在学堂等他们；学堂在事变以后早就没人了。刘双喜是个织布工人，捎带种着“巴掌大一块地”；这人瘦瘦的，很机灵，独个儿在教员室里已经挖好两个坑。三个人悄悄的把手榴弹藏好，才回去睡觉。
四
只几天工夫，黑老蔡就暗里连络了十来个小伙子，天天晚上在学堂开会，把“抗日自卫队”的牌子也亮出去了。还到处吹风，说：“吕司令给发了好几打‘插锁盒子’，谁要反对抗日，就把谁拾掇了！”
牛大水白天干活，晚上跟着表哥闹腾，觉得很“得”。他爹说他：“你撒什么疯呀？”他说：“闹抗日啊！”老爹说：“中央军几十万还抗不住，溜得一根毛毛也没剩，你有多大能耐，你就能抗啊？”大水给问住了，就硬着头皮顶他：“不抗怎么着？让我当亡国奴啊？”这下老爹又给问住了，瞪着眼儿说不出话。大水紧一步说：“你不叫我干，我出外当兵去！”老爹怕他当兵，心就软了，嘴上堵气的说：“看你叫人家穿着鼻子走，反正我管不了你，你爱怎么就怎么吧！”大水又兴头头的跑出去了。
申耀宗见黑老蔡回来，领着一拨人，折腾得挺欢，怕他们闹共产，心里很嘀咕。刚好他手下保卫团的团丁回来了几个，他腰巴子又硬了，就想压一压这些人。可又听说他们有枪，就派乡丁崔＠碌先去探探虚实。
晚上，崔＠碌悄悄溜到学堂偷听，给自卫队站岗的高屯儿发现了。高屯儿年纪虽轻，个子可长得很高。他藏在暗处，拉开大嗓门吼了一声：“谁？不言声可开枪啦！”崔＠碌以为他真有枪，吓得不敢说话，也不敢跑。高屯儿就把他带到屋里去见黑老蔡。崔＠碌心里害怕，一进门就垂着手儿，作出一付可怜相，说：“蔡师傅，蔡先生！你们可别打枪。我这是给人家当差啊！当差不自在，自在不当差，我……我这也是没办法呀！”黑老蔡好言好语盘问他，他不说实话。黑老蔡生气了，一吓唬他，他才＠碌着眼珠子，把申耀宗吩咐他的话，一句句照实说了。黑老蔡觉得好笑；指着那两个装手榴弹的坐柜说：“盒子枪手榴弹可有的是！你回去告诉申耀宗，叫他老老实实的，咱们欢迎他抗日；要再这么背地里鼓捣，我们就跟他干！”崔＠碌一叠连声的答应着，退出去了。
黑老蔡他们连夜商量对付的办法。第二天下午，自卫队每人腰里掖满了手榴弹，有的用皮带勒着，有的用褡膊缠着。各人还拿一把小笤帚，用布包好，吊在屁股上，用袄盖着，冒充盒子枪。有的把打鸟的火枪背起来。他们排了队，走在街上，唱着“义勇军进行曲”：
起来，
不愿作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他们一路走着，还很威风的喊口号。牛大水老怕人家看出他屁股后面是假枪，一会儿用手摸摸，一会儿扭过头看看，生怕那笤帚疙瘩掉出来。这么着转游了几条街。到了村公所，一拥进去，黑压压的挤了半屋子。（附图片）
黑老蔡和牛大水扒开柴禾垛，拿出许多手榴弹。
黑老蔡领着自卫队，游行示威，到村公所去。
第4版()
专栏：
摆脱旧风格的束缚
——致友人书之十——
国画讨论之三
王朝闻
你在展览会的出品我已经拜读了。抛弃了与社会问题无关的旧题材，开始描绘新的事物，这是很可庆幸的进步。不论侧面描写的方法之运用也好，中国笔墨及设色技巧也好，诗意的而非枯燥的说明的题词也好，在在都说明你利用了旧有的修养，在新的企图下，获得了相当成绩。这成绩，足够回答怀疑或否定中国画改造之可能性及其发展前途的论者的偏见。这些作品，虽然存在着好些缺点，并不因此淹没了它的进步意义，和新的基本精神。但是，必须进一步考虑，如何才能克服尚存的缺点，做到内容和形式的和谐，以达到应有的更高的水准，我不准备具体的对你的作品提什么意见，只想和你谈谈与利用旧形式有关的问题。
有的观众批评同仁们的表现形式陈旧，缺少新鲜气息。这批评不够全面，但确是值得警惕的。好些作品真有把新内容硬装进旧形式的毛病。有些背景完全是旧山水那样优美的背景，和新内容很不相称；有的人物连旧服装也舍不得改变，叫观众今天面对着古人；粗豪的劳动者仍然以纤丽的笔墨处理，观众以为在画着仕女。形成这类缺点的原因很多，原因之一，是传统的审美观念在作祟，是旧风格的无条件的保留（不论是自觉与不自觉的保留）。关于这，你不会不理解的，但作品上表现出了旧格调的束缚，没有能够更着重新形象之创造，不能不归究于旧风格的偏爱吧？
不论野逸也好，豪华也好，淡雅也好，典丽也好，也都是封建时代在野在朝的美术家，根据他一定的审美观念和其创作目的或描写对象（陶醉自己，粉饰现实，麻醉人民）而形成的。渔樵在他们看起来美，是潇洒的美，“无羁”的美，“超世”的美，这种主观主义的眼光下的劳动者，出现在画子里的形象，失去穷困和辛勤的被压迫者的本色，而赋予爱好闲适的诗人画家所理想的那样无忧、自得、高古的性格。这样的创作意欲下，必然形成了适应它的格局、色调、笔法。以他们的立场而论，这是恰当的表现形式和风格。但是，这种形式，这种风格，用以表现被压迫的蒋区劳动人民不可，用之于描写解放区的劳动人民也要不得。硬要教条主义的搬用，槽践了对象，也损毁了新表现力的探求。新的农民之积极的、集体的劳动场面，要是太强调安定感的以静穆的趣味出发的布局，不论如何是不相称的（虽然不一定作霸气十足的构图，凶神似的形象）。这样的旧形式的利用，实在不算利用。企图要作出恰象国画的风格，实际上是无条件的保留旧传统。
中国画的笔墨，虽然不如所谓东方文明至上论者那样强调，确有他的普遍存在着的长处，简练、明快，即令绵密，并不繁琐。--这些，既为群众欣赏习惯所乐于接受，值得重视，值得发扬。但是，对待那些条律化了的皴法之类，又必须辨别古人是根据什么事物的实际之描写以及什么创作意图而发生发展起来的，切不可以不问实际需要不加批判生吞活剥，随便搬用。特别是文人画所强调的书法趣味，更要特别严格的重新估价，认识他是什么态度和目的而形成的。如果过分尊崇，要形象服从它，而不是它受形象需要所支配，则正好说明自己还在观念上服从旧的审美观念--脱离实践的形式主义的观念，教条主义的无批判的旧形式利用，很有害于应有之新风格的形成的。
归根到底，旧风格的改造主要依靠于生活实践，及思想感情的改造，特别是真正为群众服务的热情的培养，曾经长期薰陶在封建艺术里的我们单纯的在表现形式本身用功夫是很不够的。这道理不用说已经成了常识，只消实践就行，但要紧的是：首先要严格的深入的检讨我们的审美观念，首先要割舍尚存在着的，对于旧形式、旧风格的偏爱（特别是文人画及欧洲现代诸流派）。不如此，现有的成绩不易巩固，更大的发展没有可能。
这样说，并非否定了同仁们的努力和已有的成绩，只是为了更进一步而提这意见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