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3日人民日报 第4版

第4版()
专栏:

  狂欢的天津
天津街头三日记
刘伯羽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是天津人民永远忘记不了的一天。当胜利的旗帜飘扬在黄昏的城垣上,而激战正在市区猛烈进行的时候,久经斗争的天津工人已经冒着炮火,英勇地给自己的军队带路去攻击敌人的工事了。设在小西门制针工厂里的解放军某师指挥所里(这里几小时前还是蒋匪据以抵抗解放军的阵地之一),工人们象会到了久别的亲人似地,纷纷向解放军问冷问暖,烧水送茶。一位姓张的工人紧握着一个解放军战士的手说:“同志!俺们象盼星星盼月亮似地盼着你们,今天可盼到了。”接着他就愤怒地控诉起国民党匪军拆毁他的房子的暴行来。在另一个地方,当顺利进展着的解放军攻占了汽车修理厂,厂内残匪尚未肃清,枪弹还在到处呼啸的时候,汽车厂的工人们就兴奋地喊着“共产党万岁!”的口号。
十五日黎明,战斗已在市中心展开。小西门一带的街道上,成群的市民就在拆除地堡和工事,取回被蒋匪抢去修筑工事的麻袋和木料。市民们都用羡慕的目光看着解放军的大炮和坦克在街上隆隆滚过。电车工人们列队在工会门口向经过的解放军鼓掌,解放军的战士们则在匆促行进中向他们点头致谢。不少的市民争着给解放军带路。他们对问路的战士只简单地说一句“跟我走”,就这么把队伍领着前进了。
记者走入刚解放不久的南开中学,教职员们满面春风地和记者握手。他们相继控诉国民党匪军驻扎该校时的破坏和劫掠行为。同时对解放军的优良纪律备加赞扬。
十六日的早晨,这个刚刚解放不到二十小时的天津就充满了快乐的气氛。死城复活了。秩序迅速恢复了。交通警察站在自己的岗位上指挥着往来的车辆。许多商店都已开门营业。在解放军和工人们协力保护下的工厂已在积极地筹备复工。电车工人在紧张地修理线路。电灯电话工人爬在高杆上修理被炮火打断了的电线。除了少数地方,天津大部分地区一直没有停止过送电送水。
市内各个要道上,军事管制委员会维护社会治安、保护公私企业和学校的布告吸引着成群的市民。他们成堆地争读着天津日报临时版的新闻,或是静听着解放军宣传员的讲话。
当大队雄赳赳的解放军战士以整齐的步伐走过街头的时候,市民们都报以欣佩的眼光。“欢迎人民解放军!”“中国共产党万岁!”“拥护毛主席!”的红绿标语贴在各处的墙上和商店的玻璃窗上。南开大学和东北学生出版的欢迎和感谢解放军的墙报面前围着成群的人。街上,北洋大学的宣传卡车缓缓驶过。在热闹的天津劝业场的十字街头,簇拥的人群围着南开大学的秧歌队。在人群中,女学生们喜气洋洋地敲着锣鼓,扭着秧歌,唱着新编的欢迎解放军的歌子。
天津两百万人民沸腾着狂欢。在久被压迫的惯常忧戚的人群的脸上,在一向在饥饿中度日的贫苦市民和工人们的菜黄色的脸上,已经显出了欢乐的笑容。天津市民已经卷入胜利的热潮中了。一个年老的中学教员说,天津市民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狂欢过。


第4版()
专栏:

  占领石景山发电厂的八勇士
本报记者展潮
在解放北平西郊发电厂与钢铁厂所在地石景山之战中,东北人民解放军某部八勇士与发电厂许多工人职员,曾经进行了英勇而机智的配合,使石景山的重要企业未遭任何损失,转入人民之手。
  一、深入到发电厂
十五日上午九点钟,石景山发电厂的职工们,在激烈的枪声已现疏落时,发现沿着东北方黑山脚下走来了三个军人。
“喂,那是八路!”正在发电厂厂房第五层楼上了望的工人韩湘才,经过一番判别之后,他确定那三个人是人民解放军。这,立时引起和他在一起了望的工友赵吉恒和助理工程师张仁杰底注意。但是,在国民党军碉堡重重的腹心地带,看不到大队人民解放军,这几个解放军又是从那里来的呢?大家正半信半疑,忽然山头上的国民党军向下撩了一炮,炮弹正落在那三个人的三角队形中间,三个人稍一隐蔽,便又敏捷地利用炮弹扬起的烟尘,继续向前跃进。这时,职工们已清楚看到三个人的服装,都不约而同地说:“真的是八路!”而那位抗日战争时期在山海关(临榆)华商柳江煤矿公司做工,就常和八路军游击队常来往的赵吉恒,更补添了一句:
“只要看动作,就知道是他们!”
说话之间,人民解放军的三位勇士,已跃进了发电厂的大门,分别在三个碉堡后面隐蔽起来。看到没有什么动静,为首那位拿斯登手提式的勇士,便试探着向厂里的高楼前进,当他机警地走进厂房顺着楼梯上升时,遇见了工人张文奎,打听“楼上有没有国民党(指国民党军)?”张文奎说:“没有!”那位勇士迅速地观察了地形,又顺着楼梯向下疾降,打算仍回楼下封索敌人,当他在楼梯口碰见工务员沈根才,确实知道厂楼里此刻上下都没有敌人时,便一股劲地登上了第五层楼,在一个适当的窗户跟前安排好自己的枪。这时,守卫在大门口岗楼后侧的二位勇士,也顺着同一路线,闪电似地走上楼去了。
二、楼上楼下
“八路军上楼”的消息,秘密地在发电厂的职工中传播着。连在大楼后面旧厂房里做工的一些老工人也知道了。杨清春说:“听说都来了”!李凤鸣纠正着说:“才三四个人,这阵全上了五楼!”“真有种!”人们正兴奋地谈论着,工务员沈根才在门口出现了,他转告工厂战时防护委员会一句话给大家:“对机器和楼上的人,大家不要乱出主意”。人们会意地点点头,依旧忙碌地照料着运转着的机器和锅炉。
这时候,助理工程师张仁杰,已经把三勇士引到全厂最高的五楼上下来,又忽然想起后面进来的两位解放军中的一个左额受了伤,应该上去招呼他敷药,便又轻轻地重新登上五楼,半点过后,工务员沈根才和工人王振玉端着烙饼,提着开水上楼,职工们早已耽心着勇士们的饥渴,把自己的午膳尽先送上给勇士们吃。
工务员沈根才第二次上来时,那位最先上楼的勇士和挂望镜的连指导员,抱歉似地告他说,我们又来了五位同志,希望沈根才再帮忙弄点吃喝的东西,并且和气地问沈,能不能把煤粉炉运煤机那根正在上下转动着的橡皮带停下来?因为楼的前部地方太狭小,一不小心,很可能给带子挂到煤槽里去,而且机器声响太大,妨碍他们的视线与听觉,请沈下去和工厂负责人商量,十分钟后,那根橡皮带把最后一批煤块运上来,便静静地躺在勇士们的跟前了。
这时盘踞在发电厂东北和西北方黑山和四平山上的国民党军,大概因为被早上一场战斗弄昏了,现在还遗悸未已,不时向山下盲无目的地扫射,流弹在发电厂大楼上飞过或穿过时,玻璃窗和铁板剧烈的震动着。为了防止意外,工人们便把身体压得低低的,调节煤量、气量和加油,使发电机照常运转。当听到五楼上要擦枪布时,运行股工人梁凤昌赶紧爬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一条新手帕递了上去。
三、三百发子弹
现在,登在五楼上的八位勇士,一共只有三百发子弹,五颗手榴弹了。
他们是东北人民解放军某部一团二营四连的指战员。他们部队光荣地完成了北线作战任务后,即奉命奇袭北平西郊,直捣丰台。一团于十四日完成西郊飞机场东南方警戒任务,继续向东进军,十五日清晨抵石景山东八里的古城村休息,四连在西面担任警戒,不久又接到管部命令向西作试探性进攻。当时据守古城村西北辛安镇,钢铁厂和发电厂的,大部是不久前自己先败逃下来,一二日前又自门头沟撤至这里喘息未定之敌,受到出其不意的袭击,便毫无抵抗地溃散了。驻守钢铁厂及发电厂的国民党军,仓惶撤上两厂背倚着的石景山,住在北辛安镇及发电厂对面铁道装卸队之敌,则狼奔豕突的窜上西面之四平山。这时,四连兵分数路尾追逃敌,缴获极伙,而连指导员王世珍这一路十个人,因为冲得太猛,和大队离得很远,当他们绕过发电厂,穿过广宁坟村(发电厂北工人宿舍)直冲至四平山下,敌人才发现原来追击他们部队的人数甚少,便以一部下山反扑,大部则自黑山迂回向东,下山重占钢铁厂和北辛安镇。而此时一团奉命全部南开急取丰台,王指导员等十个人便这样给留在敌人的必腹中了。在与四平山下扑之敌作战中,战士马铁庄子英勇地牺牲了,战士李生左额负伤,连指导员看到处境危急,便派三排副耿忠礼回去联络,很久得不到回音,他便带着战士李生再回去联络,走至发电厂东北黑山脚下,遇见了为敌火力所阻的耿忠礼,三个人既不能向前,也不能向后,便选择了发电厂这座大楼,作为坚持敌人腹心斗争的阵地。不久,在四平山脚下坚守待援的勇士们中,二排副于长富臂膀挂了花,九班长朱明向后联络被俘了,只剩下战斗组长孟清山,战士孙长仁、何玉林、迟凤山四个人能持枪作战。在敌人疯狂的射击下,只得撤退,翻过几重墙,冲过一段开阔地,最后也来到发电厂的高楼上来了。
抓紧空隙,连指导员王世珍进行战斗动员,他庄严地向大家说:“同志们!我们孤军深入敌人心腹,失掉了后方联系,敌人看破了我们人少,把我们四面全围起来了。大家不要慌,在危急的时候,要更加镇定。现在我们已经占领了优越的地势,我们就决定在这里坚持到底!”王指导员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打到战士们心里,成为一种无敌的力量。稍稍停顿之后,王指导员接着说:“我们是毛泽东的战士,我们要坚持到最后一个人、一颗子弹,还要打下去。我们有信心,我们的军队不久就会打来的。”
最后,王指导员向共产党员于长富、耿忠礼和孙长仁发出号召:“我们是共产党员。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只有在最危急的时候,才会考验出来。”
回答他的也是一个坚定的声音:
“我们战斗在一起,誓死不低头!”
……………………………
在根据“节省子弹,发发命中敌人”的原则下,完成了战斗分工,王指导员便开始讲茂林事变我军奋战突围和四平街战斗中一排人固守三天三夜等故事。战士们正静静地听着这位曾经是新四军第三师老战士的连指导员讲述他所亲身经历的人民解放军英雄史迹,监视哨突然发出了警告:
“注意!从东北方向来了一股敌人,约莫一小连人!”
四、神枪手
国民党军一连人刚运动到发电厂大门口,指导员王世珍两枪便把为首的一个打倒了,再一枪,又端端地把那个抢进岗楼的国民党军底腰干打穿了。这时,国民党军中一种难以形容的混乱开始了,他们连方向都没有辨别出来,就连滚带爬地蜷缩到工厂的外围墙脚下。直等到他们二次进厂再被击毙一个时,发现枪弹是从那座高大的炮楼上发射下来时,他们还以为自己人发生了误会,就使用旗语联络。但当那个糊涂的旗手刚把手交叉起来的时候,他的胸膛已经穿过一颗子弹,连旗倒下了。
当先前驻守发电厂里的国民党军(连他的门岗在内)仓惶窜上石景山时,他们那位猪也似的特务长却被遗落了,躲在厂房右侧后方的医务所旧址国民党军“连部”里。这时听到枪声,也探头探脑的钻了出来。当他还没有走到工厂大门内那块空地时,一颗子弹从他左耳根掠过,他慌忙缩回。待到第二次出去时,又是一颗从他头上呼啸而过。
“这是怎么回事?”那位特务长小心地绕道走到发电厂主任办公室里,追问于运海:“是不是八路军进了厂子?”并问:“什么地方有地窖?”而那位家在东北解放区的发电厂工程师兼副主任于运海,却这样回复他说:“发电是我的责任,守卫是你们的事。工厂里进来什么队伍,我怎么知道!”
过了一阵,从西北方四平山麓又来了一班国民党军,他们刚走到离发电厂大门约一百米远的一堆碎石跟前,一颗子弹从厂楼上射下,正打死为首的一个。接着第二颗子弹又打断了另一个国民党军的腿骨,余下的残敌便踉踉跄跄地滚到铁路基下,循原路逃走了。
再过一阵,蜷缩在工厂围墙外的国民党军,鼓起勇气派了两个人冲进厂内,强抓工人给他们抬伤兵。五层楼上的子弹便来给工人们解围,嗖嗖地从那两个国民党军身边擦过,吓得那两个家伙拚命飞奔出厂。蜷伏在围墙外的一些残余国民党军,看见形势不妙,也仓惶向钢铁厂方向窜去。
五、谜
对于国民党军,这真是个谜!在那座发电机始终没有停止转动的厂楼上,到底钻进了些什么人往下打枪,而且枪法又这么准确?!
下午二时许,石景山守敌指挥官团长刘某,把自己手下最得力的人派到发电厂来,以探究竟。当国民党军团长派来的营长,绕小道从发电厂东侧门进入主任办公室时,杀气腾腾地用指挥刀逼着于运海说:
“你们这里一定有暴徒!厂子进了八路,你还能不知道?”
于运海厌恶地耸耸肩膀,走向外面的大办公室去,冷冷地说:
“我是这个工厂的主任,发电是我的职责。至于看守,是你们岗哨的事,进来什么人你们都不知道,我们就更无从知道了!”
说得那家伙无话可对,便只好收下他的指挥刀,莫可奈何地出去了。
钢铁厂国民党军团部一次又一次地来电话催问,但是他们派来发电厂的人,对事情的真象却始终没有弄清楚。他们焦急之余,便到处强抓人带领他们上楼。楼下的工人职员们都悄悄地躲开了。当看门的老头赵华廷被威逼着领国民党军上楼侦察时,好象是事先就约好了似的,守卫楼梯的勇士朝墙上打的一声枪响,赵老头便趁势从不高几层梯阶上跌下来,流了一头血,直喊:“救命!”吓得国民党军再也不敢迈上楼梯口一步。
六、不眠之夜
入夜,发电厂的办公室里,横七竖八地拥塞着一些国民党军官兵。天黑前被国民党军所迫停止工作的发电厂职工,散在大楼后旧厂房下掩蔽休息,正在工具室里的老工人王文斌,左思右想,总找不到给八勇士一条下楼突围的好路径,暗暗地在着急。五层楼上的八位勇士,也紧张而沉着地,监视着敌人一切动静,他们把大煤块搬到窗户和楼梯口上,准备必要时使用。夜晚九点钟,指导员王世珍决定侦察一下情况,让一位战士上到楼顶,利用月色观察四下动静。他自己轻轻地下到三楼的值班室内,向楼下打电话。这时,一个年青的国民党军正在电话室里打盹,听到电话铃响,便胡里胡涂地拿起听筒。
“喂!你是什么人?”电话里问。
“我,我,我是国军!”国民党军答。
问:“你们现在干什么?睡觉了没有?”
答:“没有!”
问:“你们这里有多少人?”
答:“一排人!”
当他知道电话是从楼上打下来时,象中魔似的,连忙撩下听筒,抽腿就跑。
夜十一时,听见东方有枪炮声,不久又转沉寂。原来是另一部东北人民解放军向石景山方向作试探性进攻,后因地形不利撤走了。八勇士静静地倾听着这一切,在沉默中交换着同志间互相关切、互相激励的眼光。这时候,机器转动时留下来的余温,已被冬夜的寒风带走了,厂房楼上象一座冰宫那样寒冷,勇士们互相偎倚着取暖,那位臂膀负伤的二排副为了减轻伤口的疼痛,不断地来回走动,帮着哨兵监视敌人。连指导员紧握着枪柄,时时提醒大家:“天越晚,越不能疏忽,要对革命负责,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为了长久地坚持,他让把工人洗手的那桶油水甚至每个人每滴尿都保存下来。准备不得已时用来解渴。
望着,望着那座矗然直立在国民党军腹心中谜也似的厂楼,它的巨大的黑影,在寒冬的夜色里,似乎愈来愈加扩大了,国民党军哨兵的心都收缩了,悄悄地悄悄地退进屋子里。
“他妈的,怪现象,上屋里站岗来了!”那位姓赵的国民党军营长大发雷霆,把他的卫兵撵出去后,继续在主任办公室里踱来踱去,焦灼地自言自语说:“这样好的地方,怎么叫人家占了?!”一忽,走过来问于主任:“厂里工人怎么样?”一忽,又问,“职员思想怎么样?”听到于主任说员工都不错时,他似乎有点放心了。但是过了一会,他又走过来问:“他们为什么这样熟悉?一来就上到楼顶!”于主任说:“就是啊!他们为什么这样熟悉呢?恐怕里头有过去在这里做过事的人吧(?)”那个营长觉得这话说得很有道理,同意地点点头,又继续踱他的方步。
这时候,外间大办公室突然传来一阵惊慌的闹声,国民党军营长以为人民解放军里应外合进来摸营,当他慌忙奔出去时,才知道是他带的一群士兵中的一个,打盹时从桌上跌下来,自以为是吃了八勇士的手榴弹,大叫救命,把全屋的国民党军都吓醒了,大家惊慌了一阵,然后又互静了一阵。姓赵的营长无可奈何地,把那个小兵臭骂之后,便又回到主任办公室里。为了渡过这漫漫的长夜,不时提些问题,去搅醒在他身边打盹的那位发电厂主任于运海。当他问到楼上有没有吃的和喝的东西时,于告诉他说什么都没有,他便象得救了似的,大讲特讲起他的“围困战法”来了。他说:
“只要困上三五天,不打自垮”!
“这个办法好!”于主任无条件地表示“拥护”,他知道,人民解放军大军不久就会来的,所谓围困,全是空话,说罢,又昏昏地睡去。
天色黎明,东北人民解放军另一部大军正自各方面向石景山推进。第一颗炮弹正落在四平山顶国民党军的碉堡上,当发电厂的职工们被炮声惊醒时,那个吹嘘“围困战术”的国民党军营长,早已不知道溜到那里去了。
七、胜利会师
十六日早晨,听到四周愈来愈密的炮声,八勇士知道自己的大军已经接近了。
六点钟,四平山完全被人民解放军攻克了。八点钟,攻取黑山的战斗正式开始。五层楼东北五百米就是黑山。黑山是敌人在石景山区最高制高点,八勇士便紧紧地盯着它,寻求一切机会,配合大军作战。当人民解放军第一、第二颗炮弹自北面落到黑山头时,黑山上的国民党军便慌忙绕到山梁南侧躲藏,这时正好落在八勇士射界里。当敌人再往西侧转移时,另一部占领四平山人民解放军的两挺机枪,正在二道山上等待着他们。
看到人民解放军神炮手第三、第四颗炮弹端端地打在碉堡里,把国民党军在黑山头上的阵地几乎全部摧毁时,山下的敌人着了慌,连忙派一连多人上山增援。王世珍指导员见时机已到,便把那挺冲锋枪端起来,照着上山的敌人就是一梭子弹,把敌人阻止在山腰上,踌躇不定,后来一排敌军强冲上去,王世珍指导员便瞅准那个抬炮座的敌军,两枪便把他撩倒了。正在这个时候,我大军自山北射来的一颗炮弹,正落在那群国民党军中间,打得他们人飞炮翻,从山腰上滚下来,残余国民党军除小部绕至发电厂西侧进至厂楼后侧的炉灰堆里顽抗之外,大部被我人民解放军某部杜营俘虏了。黑山头的战斗,就这样结束了。
下午二时,八勇士和进入石景山地区的解放大军胜利会师了。当王连长接过八勇士的防务,把残留在发电厂后面炉灰堆上的国民党军肃清时,只剩下一股孤悬在石景山头上的敌人,等待我大军最后的一击了。
夜晚,一个青年工人领着人民解放军悄悄地绕过电网,从一条小路抄上去,把残留在石景山顶上的少数敌人完全肃清,余下一部向南遁逃的敌人,全部为我另一部人民解放军俘获。
十七日早晨,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石景山地区已全部解放,职工们以最高的效率使烟囱冒烟,无数人民解放军的英雄行列,从烟囱旁边的大道上穿过,指向北平。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于石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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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慰劳站上
张志民
夜,黑沉沉的,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离天津六十里地的王庆坨村的街头上,高高的挂起一只耀眼的明灯,它标示着:“这里就是慰劳站!”使前线上下来的担架很快的就可以找到这里。
这里搭起了暖和的席棚,准备了充足的鸡蛋、饼干、牛奶、纸烟、热汤……,在这慰劳团里有四五十岁的老大娘、老大伯,也有十四五岁的小弟弟小妹妹,他们一会会的到门口去瞧瞧,只怕负伤的同志在外面多冻一分钟或是找不到这个地方。
担架过来了,他们都齐声的吆喝着:“慢点!慢点!放平,放稳!……”为使担架放的平稳,减少负伤同志的疼痛,老乡们都习惯的喊着“一二!放!”
慰劳站上,每人都拿了各样吃的东西围上去,谁都希望把自己手里的东西叫负伤同志吃点。这是一个伤势很重的同志,他口里说着大声的呓语。“冲!冲!打呀!快打!”一位老大娘端了一碗热汤,掀开担架上的一个被角说:“别着急!有人打哩!快打下来呀!你先喝口热汤定定心!”她每一勺都用自己的嘴吹温才送进同志的嘴里,一边喂一边问道:“烫吗?冷不?”他摸着这同志因流血过多而冻得发僵的手,便用自己的嘴在他的手背上吻了许久、许久:“同志:暖过来了吧?”这个同志以感激的眼望望这位大娘,用力的说了一句:“亲娘………我不冷!”人民解放军的母亲啊!对你们的儿子在这里表现了最伟大的母爱!
伤势较轻的同志是坐着大车来的,一个十三岁的小弟弟,把鸡蛋剥了皮,喂给一位眼睛负了伤脸上还沾着很多血的同志:“哥哥!张嘴!吃鸡蛋!”这是东北解放军×军的一个战士,今年才十七岁,他听到是个小孩子的声音,使感激的说:“小兄弟!我要是眼睛能看到一点,死也不下来呀!”
当往医院送走的时候,一位赶车的老乡把自己的棉袍子脱下来,给负伤的同志盖在身上,这位战士说:
“老大伯,我不冷!您冻着了可了不的。”
“你为我们流血,我冷点算个啥!”
“你们待我这样好,我觉得太光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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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只有飞来解放区才是生路
 俞渤等访问记
从南京驾B二四式重轰炸机起义的前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中尉驾驶员俞渤对记者这样说:“去年十二月十五日夜间王叔铭(国民党空军副总司令)奉蒋介石之命给我们空军八大队敬酒,当场捧了我们一顿,说我们‘戡乱’有功呀,忠实积极呀,技术优良呀,请我们吃了许多威士忌、香槟等好酒。第二天晚上蒋介石又亲自慰劳我们,还要训话。正好那天晚上月光皎洁,我们就趁此机会飞到解放区来了。”
记者日前会见愈渤,是在某地一座咖啡色大厦的客厅里,旁坐者有同机起义的中尉轰炸员周作舟,中尉驾驶员郝桂桥、陈九英。他们穿着崭新的草黄色军服,精神很饱满。记者要他们谈谈这次飞来解放区的经过,这样就引起了俞渤的话题。俞继续说:“我们的这种行动,表示国民党空军中爱国青年对于王叔铭的‘敬酒’、蒋介石的‘慰劳’的答复。我们是选择了载有五颗各有一千磅重的炸弹的飞机起飞的。当我们起飞之后,就把炸弹通通回敬了他们。也许蒋介石当时还在称赞我们忠实积极呀,‘戡乱’有功呀,那么,炸弹爆炸的狂响,就是我们回答蒋介石的耳光。”
俞二十三岁,祖籍杭州,生于北平。“七七”事变后,曾在武汉、桂林、重庆等地求学,他曾经是重庆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的读者。他与郝桂桥、陈九英是同学同事,一九四四年底考入国民党空军学校,曾到印度和美国受训二年,一九四六年底回国。俞在历述他们投考空军时,是激于抗日热情,但近两年来参加内战,内心苦闷,于谈过共同谋划起义经过的情形后,便滔滔不绝地叙述了他们到达解放区后的见闻说:“这里和南京、上海完全是两个世界,那里人们给国民党做事都是懒洋洋的,得过且过,敷衍了事。这里却完全不同。那天晚上我们的飞机着陆以后,说是要把飞机伪装起来,于是千百个解放军战士马上就把极其笨重的飞机推到机场边,紧紧接着从四面八方涌来了无数抬着稻草、挑着秫秸的老乡,机厂里黑压压的全是人,不一会就把飞机伪装好了。这种集体的力量,这种精神,我从来没有见过。”
“我们在着陆以后,会见了该地的警备司令。他对军事以及对空军的许多问题的知识,使我们十分敬佩。我们谈话之后,才知道让我们着陆是他决定的。那天晚上,我们飞到该地时,地面灯火突然全部熄灭了。我们飞得很低,看到了机场,但机场上遍布着障碍物,于是我们开了落地灯,表示我们没有敌意,要求降落。某司令根据这些情况判断,迅速与各方商量,才决定清除机场障碍,燃着火把,指示我们降落下来。”
“到了此地以后,我们所看见的都使我们满意。林立的烟囱,每天都冒着烟。虽然我还没有去参观工厂,但这可以证明,这里工厂都开着工。这和我看见的上海、南京的情形完全不同。那里工厂不断大批倒闭,很多烟囱不冒烟,那里如果几天以前有三个烟囱冒烟的话,那么过两天就只剩两个烟囱冒烟,再过两天就全部不冒烟了。”
郝桂桥向记者谈了许多关于南京国民党小朝廷逃往台湾等地的那种鸡飞狗跳墙的狼狈情形。他说:“很多空军人员跟着跑到台湾以后,连饭都吃不饱,结果又跑回来了。”俞渤最后说:“从我们飞来解放区的那天起,到现在为止的一个月内,据我知道的,就有六架飞机,十六个空军人员飞到解放区来了。今后这类事情将会不断地大量发生。国民党政府很快就要垮台,这谁也看得清楚。现在一切事实说明了一个真理:国民党空军人员只有飞到解放区来,才有生路,跟着国民党逃跑,那是死路一条。”
         【新华社陕北二十八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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