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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冀鲁豫区党委指示收复区工作方针
满足广大农民要求
坚决贯彻土地改革
处理“倒算”问题不应成为运动的中心
【冀鲁豫电】关于黄河南广大新收复区的土地改革工作如何继续开展的问题，冀鲁豫区党委特于日前发出专门指示。指示中首先指出：自去年睢杞战役后，黄河以南广大地区即获解放。淮海战役后，徐州解放，局面完全稳定，广大农民在蒋匪进占该地前，早已进行过土地改革斗争，对于消灭封建彻底翻身是已有过觉悟与锻炼的，因此，在新的形势面前，领导农民进行土地改革是完全可能而且必需的。指示继根据目前黄河南党所领导农民进行的斗争提出总的意见称：不应把反奸和处理“倒算”问题截然划作一个阶段去进行，而应该把它当作土地改革的一个内容。指示中对于黄河南的情况作了如下分析：两年来的解放战争中，黄河南经常处于敌人的不断前进与后退的拉锯局面中，地主阶级中的某些坏分子曾依靠蒋匪，进行报复倒算，奸淫、杀人……对农民百般侮辱，广大农民身受其苦，各地党委依此情况，发动广大农民处理一些进行“倒算”、无理作恶的坏蛋地主是必需的。但目前的问题在哪里呢？指示中认为：许多干部把发动群众诉苦解决“倒算”问题看作是唯一的，甚至把它专划做一阶段当作运动的中心去进行则是错误的。指示中指出目前有两种情况，必须改变；第一种是五地委（包括东明、曹县等地）的情况：从领导思想与组织力量上，就是以反奸与处理倒算问题为中心，结合恢复群众组织去开展一个运动，而对反倒算以后的工作方针，则不够明确。第二种是二、三、七地委（包括济宁、巨野等地）的情况，领导思想上是明确了以反奸及处理“倒算”问题去打下完成土地改革的基础。三地委并在丰、沛两县作过重点村调查，肯定了这一方针，但在具体执行中，在组织农民斗争的具体内容上，却仍以诉苦、反奸、处理“倒算”为中心，而在如何贯彻与结束土地改革工作的领导上，则比较忽视。区党委认为以上两种作法都是十分不妥当的，并指出：如果以处理“倒算”当作一个阶段，或一开始即固定的从反奸与处理“倒算”问题做起，则势必形成反奸诉苦运动代替土地改革运动的情况。运动的发展，将会放松了去满足更多数农民的土地要求。关于今后应如何掌握处理“倒算”及反奸并同时进行土地改革的问题，区党委于指示中明确指出：在进行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土地改革斗争中，农民要求处理地主的“倒算”行为，是十分合理的，“倒算”是一种违法的行为，这在我们的政策方针上亦是十分明确的，但在具体领导与解决这一问题时，必须是有分别的：要区别首要与胁从，要区别大、中、小地主，更要特别注意的是有一部分被伤害了的中农的“倒算”行为是应当当作农民的内部问题去处理的。在运动的领导上必须是坚决依靠贫雇农、巩固地联合中农；必须注意地主分一份，富农留一份的政策。这就是说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去处理“倒算”问题，必须是有领导、有步骤，必须是以党的总路线总政策作依据的。总之，必须是在完成土地改革中去处理“倒算”问题，那种以处理“倒算”及反奸诉苦运动为中心，或当作一段的办法必须改变。在进行的步骤上，区党委指出：首先训练干部，讲明土地改革政策，分成工作组，要分别不同情况，进行深入调查，了解情况，发现积极分子与较好分子，结合当地群众的具体要求，对群众进行广泛的政策与时事宣传。在方式上，应采取重点推动一般，而不是大轰大干，只有这样有步骤的，细致的去进行，才能真正满足广大农民的土地改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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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良乡、涞涿新区工作中某些干部
丧失立场不艰苦发动群众
贪图享受纵容伪保长作恶
两县县委进行严格检讨纠正这一偏向
编者按：对伪保甲政权必须予以彻底摧毁，对一般伪保甲人员经审查后，由民主政府分别其可留用者留用，是给以悔过自新，立功赎罪的机会，决不是承认其在民主政权中已有合法地位。良乡、涞涿某些干部不艰苦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有步骤的摧毁伪保甲政权，建立民主政权；而是官僚主义的把工作停留在伪保甲人员身上，甚至还贪图享受，纵容伪保长继续作恶，压迫人民。对这种严重的右倾错误，应引起当地县委的十分重视，据分社报导，县委对此已进行了检讨，这是好的；但仍应从思想上、立场上、作风上找出这一错误的产生根源，吸取教训，使全县干部因此而得到提高；同时对犯错误严重同志应予以适当处理；并从而规定出今后转变作风，改进工作的具体方法。两县委对此问题处理的具体情况，望继续报导。
【张垣电】分社报导：良乡、涞涿（新设县涞水，涿县各一部）两县中共县委对某些干部在新区工作中产生的严重右倾偏向，进行了检讨，并采取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严明纪律讲解政策等方法，予以纠正。该两县某些干部在新区对伪保甲政权不是采取有步骤的彻底摧毁的方针，而是无原则的把伪保公所改为我之村公所，无分别的一律把伪保长改为我之村长，良乡二区宣布伪保长“原职原薪”，以致使某些坏分子穿上合法外衣，继续为非作恶。甚至有些干部贪图享受，腐化堕落，不关心群众疾苦，丧失了立场，为保长撑腰。涞涿八区人民武装部大队副，与杜村保长在一块吃喝，竟然许他以学校名义摊派大米，大吃大喝，其他不少村庄也有此现象。吃喝一顿不下一千五六百元（人民币）。该区武装部指导员在邸家场伪保长家大吃大喝，一个老太太向他申诉冤屈，控告保长贪污他儿子的抚恤金，他对此事不但未表示同情，反而毫无立场的说：“没时间解决这个问题。”该区区委副书记，到常店村伪保长处清查枪支，伪保长请他吃喝一顿，他不但不要枪了，当该区区长要枪时，反而替伪保长辩护说：“真没有枪”。良乡四区有些村群众不满意伪保长徇私贪污，拒绝他们不合理的摊派，当地干部不但未调查情况，进行处理，反而打击群众，给县里汇报说：“在大会上教育了群众，给保长撑了一下腰。”涞涿八区不少干部认为：保长说村里没问题，就是没问题。衡量某村工作好坏的标准，就是保长工作是否积极；致使我们的工作只停留在伪保甲人员身上。涞涿县委过去认为该县八区多是老干部，没有及时具体的检查工作；区委书记则认为“老干部到新区，一点半点的游击作风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更助长了该区部分干部右倾错误的发展。另一现象是曲解宽大政策，对罪大恶极不肯低头的反动分子也无原则的宽大。良乡四区黄山店的几个叛徒分子，在敌伪统治时期，为非作恶，群众恨之入骨。房山解放后他们跟敌人跑到长辛店，长辛店解放后，无处可逃才回家把枪藏起来。对这种坏分子不但不予以惩办，某干部反而在群众大会上丧失立场的说：“他们叛变，政府应负责任（！？），缴出枪是光荣的，往后有什么困难，政府帮助解决。”引起群众的极大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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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工作研究
大柳林村初步整党是怎样进行的？
本报记者陆灏
（一）
编者按：大柳林村初步整党是衡水县整党初期的一个典型例子。发现了与解决了党内以及党与群众中不少问题，清洗了坏分子，巩固了党，这都是好的。该村已转入结合结束土地改革继续深入整党，从思想上提高党员，改造支部，这是完全必要的不可少的一个步骤，希望衡水县委能将该村结束土改与整党进行的现状再作连续报导。
衡水大柳林村支部，是一九三八年成立的，开头六年以内，有十三个党员（地主一、富农三、中农六、贫农三），到一九四四年以后的群众运动时，经过一次大发展，现有党员三十二人（富农一、中农二十四、贫农七）。由于开始扎根时，支部的领导权就被富农分子胡玉江所掌握，近四年以来，以支部书记田大春（中农）为首的全村的主要领导思想，又不能摆脱胡玉江的影响，因此，虽然一般支部党员和全村群众关系还好，但就支部领导上严重的包庇地主富农，强迫命令及某些贪污浪费的行为，造成群众普遍的不满。党内表面上是团结的，但由于上述原因，支部领导和一般党员因而也形成了很大的隔阂。
从整个工作来看，一九四五年以前，党的政策基本上受到该村地主王英杰（曾任村长）和富农胡玉江（屡任支委，但却是全村大权的掌握者）的抵抗，歪曲甚至不予执行。至一九四五年群众运动后，党内增加了一批立场较好的中贫农党员，党依靠他们的斗争，基本上实现了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等任务。但由于党内长期的缺乏组织生活和民主生活，特别是近两年来党员没有参加什么党的会议，什么事情只是支部里几个人一咕叨，党员们只是叫做什么就做什么，不叫做就什么也不管，因此工作疲塌，情绪消沉。
（二）
工作组到大柳林村支部领导整党，首先开了个党员大会，传达了整党的方针与目的，由于支部长期缺乏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空气，因此，特别根据具体情况，解除党员对于批评的顾虑，并说明如对批评不是采取欢迎尊敬的态度，而报复或忌恨者，一定予以纪律处分。一般党员听了情绪是好的，如民兵队长傅振生说：“说说吧，这样就知道谁好谁坏了。”妇女组长傅秀春则说：“闹闹清吧，别叫大家背黑锅啦！”工作组随即提出“批评自己，检查别人。”接着开了两天小组会，但由于支部本身过去就没有批评的习惯，因而错误少的，检讨了自己以后，就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了，错误大的如胡玉江等一声不啃，大家也没有办法，虽然提了些意见，但都是表面现象，无法深入下去。当时马清武那个组反映就说：“支部”（即指支部委员会，在农村党员中多如此称呼。）不说，谁也弄不清检查什么，我看山药熟了该掀锅啦！”刘大雨说：“我把我的错误坦白了，谁也不提意见。”这时党员的眼睛都看着“支部”和领导，看看“支部”是不是还一鼻子出气？看看领导到底是什么底子？工作组随即将工作中心转移到检查支部，领导上启发支部委员先自我检讨，同时开始注意在犯错误的同志中，培养对整党态度端正的积极分子，对自己错误愿作检讨，也比较敢于批评别人的同志，启发他们向错误既大且又坚持不自我检讨的开展思想斗争。在这个基础上开了个支部大会，刘大雨等首先检讨自己的错误，继之就是邢文杰揭露了胡玉江为报私仇打算让民兵打死马西斌（贫农）的事件。邢文杰和胡玉江在前几年，曾经是胳膊不离大腿，谁也离不了谁，后来因为文杰看到玉江毒辣就疏远了，这次他批评胡玉江打了头炮，一方面是他觉悟到了过去受了胡玉江的愚弄；另一方面也是钻个空子想洗白一下自己。但胡玉江却耍无赖的说：“家里有老有少，说话要凭良心，咱俩有错吗！”这时傅振生就发言作证人，他说：“是你让我打的，后来你还说我稀松呢。”党员李来子也说：“为了这事，你还下了我的枪。”但胡玉江赌咒坚决不承认，并且还拔起腿来打算离开会场，工作组虽然及时严厉的批评了他，表扬了发言的党员敢于批评的精神，但散会以后，邢文杰把帽子一摘说：“我一家大小不保险了，我不能再在大柳林村住下去了。”他事后问工作组：“可怕不可怕？”支部内刚刚生长起来的批评的萌芽，又被压制住了。这时党员们的共同顾虑是：把什么也说出来了，但不知怎样解决，又看到胡玉江这样的态度。有的说：“问题掀出来了，光制造些矛盾，这有什么用？”有的说：“除不了根，谁不害怕？”很多意见是说：“怕工作组弄个稀里糊涂，撩下就走了。”他们看不到自己的力量。领导上这时抓紧进行了团结的教育，说明对于错误的思想作斗争，不能看成是某人和某人的事，为了真理，大家要互相支持。并且明确表示，对于党内不纯，一定采取坚决彻底的态度，进行了团结教育和领导上更加明确的态度，使支部内开展批评的精神前进了一步。如马庆武说：“群众都恨他，咱们有老百姓，怕他干什么？”邢文杰也抢着说：“上级就是叫咱们向坏党员提意见呀！”从这以后，党员们才开始不单纯的依靠工作组，随着检查工作，思想斗争就展开了。
（三）
大柳林支部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从检查工作开始的，从几件具体的事件中，来分清是非，检查思想和立场，这对于党员本身是个实际的阶级教育。如一九四三年时，以胡玉江为首的村的领导成份大部分是地主富农，当时为了进行合法斗争，虽然给敌人拿差，但是按着我们政府所规定的合理负担办法摊派，当时地主富农村长干部们嚷嚷受不了，问区里，区里说负担面可以稍许扩大些，但当时胡玉江和地主村长王英杰就全部推翻了合理负担，文杰也随跟着。这时候，富的不肯拿，穷的拿不起，于是逼的贫苦群众拆房卖树，有的就被敌人扣在岗楼上。虽然当时贫农二寿领着八九十人起来反对，但终于没有结果。说起这件事情有人就问：“当时地主当村长，想叫大家负担，大家应该怎么办”？有人反问：“不资敌有人反对，因为怕敌人抢。”别人反对说：“富人弄些圈套，愚昧老百姓，其实富人怕抢，穷人只有破棉套，怕什么？”有人就气愤的责问：“叫贫农掩护地主富农，这是什么道理？”大柳林村直到现在，还保留下来一户地主，六户富农，他们还有较好的土地和相当丰富的浮财，有人问玉江：“为什么说王英杰是中农？”有人高声叫“好稳的地主富农立场啊！”玉江低头不语，文杰很痛心的说：“我不应该丢掉立场，给地主富农办了事。”
在检查具体工作中，党员的立场谁好，谁坏，就看得清清楚楚。一九四六年五四指示以后，到处斗争地主富农，但大柳林村却没有动静。那时“支部”是胡玉江、邢文杰这几个人，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凡富裕些的，每户拿两千斤麦子，稀里糊涂的弄了一下就算了。会议上检讨这件事，大家认为这不是按着政策办事，该斗的没有斗，不该斗的罚了麦子。这事情后来是胡连明、刘大雨他们几个推翻的。大家又认为这推翻得对，这有立场。究竟谁的立场比较好，在补偿中农的工作中也说明了这一点。一九四六年冬天，国民党匪军正进攻到大名，区里开会补偿中农，回村的道上，支委们商量确定只补三户就可以了。但支书大春有点动摇，他想着还是全退吧！省得“中央”军来了麻烦，他问玉江，玉江说：“全退回去少点恶感”。结果把地主富农的地也给退回去了，后来区里知道了，大雨、连明他们主持着又将土地从地主富农手中要了回来，大家说：“这主要是胡玉江、大春他们没有看到穷人，给有钱的人撑了腰。”
在检查工作中，领导上有意识的将问题提到阶级观点上来认识。这对于党员是个提高的过程，一个党员说：“过去明觉是个错，也不敢说这是错，原来是立场闹不清，现在明白了。”
从检查工作开始展开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必须十分重视积极分子的作用，再加上群众的力量——尽情的让群众发表意见，这会使思想斗争更深入的展开，整党工作会因此向前推进一步。
（四）
大柳林支部初步整党，发动群众与发动党员是同时并进的。
工作组刚到村里，群众的态度非常冷淡，工作组进行个别访问，有的回答是：“咱不出门，不知村里的公事。”贫农马老四在拾柴火，工作组的同志走过去，他就躲到南边去，问他村里的事，他说：“我不知道，你们慢慢就知道了。”特别是有的受过报复的顾虑更大，如傅仁旺，干部洗脸擦黑的时候，他提了个意见，结果说他是封建集团，他现在也不发言。第一次开了个群众大会，全村一千零三口人，只到了六七十人，而且还都是无精打采的。
后来群众由于一方面听到了党内已经撕破了脸，展开了批评，这也就使他们感到自己的意见并不孤立；另一方面，在第二次群众会上公开了支部，公布了党员的名单，支部委员邢文杰、胡景星等在会上讲话，表示要求群众帮助整党，并欢迎多提意见，决不报复，如谁报复，受到党和群众的纪律制裁。这样，群众被党员的实际行动所感动。如傅仁旺说：“我没有想到，有叫我说话的一天。”经过了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的酝酿，十九位代表（中农十贫农九）就在此种情况下，被大家选出准备出席支部大会参加整党。
群众代表参加第一次支部大会时，因时间所限，就有七个人发言。胡景灏（贫农）说了说胡玉江强霸他三亩麦苗的事儿，并且还威胁景灏说：“你敢动，我就有地方收拾你。”这时事情已经蹩了四年了，景灏说：“要不是整党，怕就没有我说话的地方了。”傅仁旺说：“我给被斗户说了几句话，农会说我捣乱，挖防空洞拿走了我大姨子存的几件衣裳，把我扣起来，这是大雨干的事。”大雨说：“这是我办的事，我办错了。”
接着第二天，支部大会举行时，群众看着能提意见，发言的人就多起来了，他们也热烈的发言，说起过去村里因为买枪、打坯，要了四十多户中农的麦子（最少的一百廿斤，最多的三百六十斤），当时一二百人砌锅吃伙饭，村干们浪费了一万多斤麦子，雇人打了二万多坯，只有两三家贫苦户盖了房子，其他的乱七八糟用了。群众们尽情的发言，有的问：“为什么东头中农也可以用坯？”有的说：“因为东头有个胡玉江。”有的问：“为什么胡大顺被斗拿八百斤米，一直没有拿？”这个会上，有意识的避免了群众发问、其他党员旁观的毛病，党员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有错误的承认，没有错误的说明自己的意见。如追问胡景灏的麦子时，傅振生就说：“胡景灏的麦子，应该还给人家。”这就将群众与党员的意见与感情要求，具体的溶合在一起，特别是支持了群众讲话的勇气。田永德对胡玉江说：“毛主席给了我们的自由幸福，是你把我们的自由幸福剥夺了。”吴庚秋家的老大娘说：“田子元硬赎了我的房子，这回可有办法了。”她声音颤抖，但眉目之间，欣喜异常。群众对于党员的优缺点，是有批评也有表扬的，如一个群众对刘大雨说：“穷人种了地，谁也结记你，但共产党当家都是当清家，你是当了个混家。”这对于大雨有些贪污行为，是个中肯的批评。人们尽情的发言，毫无顾虑。一个群众事后回忆他在会上发言的情景说：“开头我不敢说，看着别人全说，我心里也鼓动，别人也把我带上来了。”
（五）
当批评展开，群众也已充分的发表了意见，初步整党将告结束的时候，对于犯错误的党员如何处理（特别是对胡玉江），成为群众、党员最关心的问题（特别是群众）。直接受过胡玉江打击的非党群众，高数华、马西斌等人，为了求得自己的意见能通过群众来实现，他们就在代表们跟前说：“你们说胡玉江还会报复吗？”如有人答理他：“商量商量呗！”他就又进一步的说：“该怎么办就怎办吧。”开头他们赞成打他一顿，后来又说：他该判二十年徒刑。
县委对于错误最严重的胡玉江决定开除他的党籍，这事给个别群众代表知道了，跑到工作组去说：“你们要不让群众打一打，这事不好办。”工作组随即到群众中去摸了摸思想，有意问大家：“把胡玉江怎么样？”群众有的说：“让他坐了牢，他还有老婆孩子呢。”有的还说：“他一冒坏气，谁也知道了，还怕什么？”群众思想得到了真正的发动，带有报复情绪的意见，就已经无法左右群众了，而实际对于这些人，却是很好的一个教育。除了将胡玉江清除出党，其他三个支委也受了批评，大雨则早已自己声明将多占果实退出，群众对于这样的处理结果的评价是：“这是万古千秋的事。”他们说：“这还不当古话往下传，多少辈子也传下去了，这比打还解气。”只有极个别的受过胡玉江很大苦处的群众，总还表示不够十分满足。
支部选举，做了大柳林村初步整党的煞尾。这选举不但为党员所关心，在前一天酝酿时，非党群众也表示很惦记。如一个群众代表就跑来问工作组：“你们这次支部是选还是指定？”他热心的说：“选举准能选上好人。”他怕我们又指定田大春当支书，他说：“大春是好人，但他不能负大责任，他态度不明确。”选举是在愉快和毫无顾虑的情况下进行，结果是马庆武等七人当选，马庆武得了三十票，而前任支书田大春则一票也没有。票数的集中，表现了新的支委在党员群众中极高的威信，他们从来没有这样高兴的说：“大家捉摸的这几个人都当选了。”有的说：“以后心也一样了。”
要问大柳林村的初步整党，对于党内起了些什么变化？党员马庚辛讲过这样的话：“我一九四零年入党，不知道是干什么的，现在知道坏的要提意见，好的也要说，我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了，出担架不要动员我，我自己会去。”该村初步整党结束以后，群众中的优秀分子很多人要求入党，如受过打击的胡景灏找到工作组述说他为什么要参加共产党，他说：“共产党真好，咱明白了，真给老百姓办事情哩。”支部现正在考虑二十个群众申请入党的请求。
大柳林村支部初步整党，由于正确的掌握了整党的方针，依靠了积极分子，从检查工作入手，展开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充分的发动了群众，以使全村面貌焕然一新。顺利地转入结束土地改革，并进一步从思想上提高党员觉悟，提高支部。
大柳林村的初步整党虽已告一段落，但要使党群关系和党内进一步的密切团结，并使党员的觉悟程度继续提高，尚有待于以后整党中的努力，现该村在进行调剂土地，也正继续结合整党进行中。
一月十日在衡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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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城县部分村干
产生松懈堕落思想
编者按：大城村部分干部党员产生了松懈堕落思想，这一问题值得各地高度警惕。在新的胜利形势下，必须进一步加强干部教育，动员全体干部继续努力，对于任何松懈堕落的错误思想倾向，都必须进行耐心教育和不调和的思想斗争，加以克服；并使全体同志认识新的伟大任务，更加积极奋发，为完成当前新的工作任务而努力。
【冀中讯】大城县有些村级干部，自平津解放后，产生了一种松懈享受堕落思想，工作懈怠。据各区区委书记汇报：有些村庄村干部工作不踏实，要求“到天津看看”或做买卖，甚至有些干部要求退职。三区苏庄公安员薛俊杰，叫他开会故意不到场，第二天出门去做买卖。五区邓良村公安员刘锡保，不但不作工作，反而在家成局聚赌；区干部找他谈工作，装病不见；区干部批评他，还坚持错误不肯接受。区干部给村代表会主席刘德荣布置春节娱乐工作，刘德荣故意不干，走亲拜年好几天不回来。二区骆贾村土地证没发完，土地改革中遗留的问题也未弄清，全体村干部要求“换换”。 （秦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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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决肃清残匪是开辟新区工作的首要步骤
豫北新区肃匪经验介绍
端正干部思想
及时纠正左右倾向
深入广泛发动群众
密切结合行政力量
分别对待赏罚严明
大力进行分化瓦解
太行去年十月下旬道清战役以来，沁河分区（原四分区）解放了焦作、修武、武陟、获嘉等县四十余万人口的广大地区。但敌伪残余武装仍隐蔽存在，扰乱社会秩序，严重危害了群众利益。经两月多发动群众肃清残匪，使新区工作获得开展。至今年一月中旬，豫北新区肃匪工作已大体完成，并初步摸索到如下经验。
第一、加强组织性纪律性，端正干部政策思想，及时纠正错误，成为肃匪工作胜利完成的基本关键。首先，各县由于自始至终进行了肃匪政策的宣传教育，领会了历史教训，以政策思想武装了干部与群众，因此大部地区均正确执行了“必须彻底肃清残匪”的总政策，与具体分别对待的宽大政策，因而获得了一人未损、一枪没打即肃清了残匪的成绩。同时，领导上及时坚决地纠正了执行政策中的某些偏向，开展了两条路线的斗争，提高了干部政策思想，进一步推动了肃匪工作，一方面及时发现与纠正了少数干部抵抗宽大政策的报复情绪，与单纯搞武器的乱打、乱扣、乱逼供、乱惩办、乱没收资财等左倾蛮干现象；另一方面，不敢揭露敌伪人员之罪恶，以及对某些敌伪人员犯罪行为不去揭发镇压、依法惩办等右倾现象。其次，大部分干部积极分子，在肃匪运动开始曾严重存在着太平麻痹思想，对残匪轻视，急于搞土地改革。因而一方面着重反对了太平麻痹的右倾思想，同时又严密防止了偏激报复的左倾思想。在运动开展以后及逐渐深入中，发现不少干部积极分子又产生了“残匪多的很”，“搞的很不彻底”等夸大敌人力量的思想。此时，即着重反对了“扩大化”的左倾思想偏向，同时亦防止了对极少数反动分子不加警惕的右倾思想。由于始终贯彻了“反右防左”或“反左防右”的两条路线斗争，致使肃匪运动获得正常发展，迅速完成。
第二、有步骤的深入、广泛发支群众，紧密结合行政力量，是肃匪工作的基本路线。两个多月的经验证明：囫囵吞枣，一口气即想肃清残匪是不可能的。去年十月下旬至十一月底，主要以行政力量结合动员群众参加，初步打开了肃匪局面。为此，各地分别召开了共有十五万群众参加的大会及各种座谈会，宣传时事与政策，号召群众协助政府军队肃匪，并同时大力号召动员敌军人员及其家属，争取敌军人员登记悔过，缴出武器。十二月初旬以后，开始转向主要以深入发动群众肃匪，结合行政力量，这样，才能进一步肃清隐藏残匪及解除其武装，彻底完全肃匪，建立与巩固民主秩序。为此，基本一环是唤醒群众肃匪觉悟，树立肃匪政策思想，深入开展群众性的肃匪运动。自上而下，大规模动员。焦作、修武、武陟、获嘉四县分别召开了四千余新区村干部会的大动员，继即有领导有计划的以区或联防召开了二十余万人的祝捷肃匪动员大会，进一步使群众认识一年左右胜利的形势及我党肃匪政策，并不断结合群众思想反复宣传教育，解除其“变天”顾虑，提高阶级觉悟，树立肃匪决心。其次，必须培养与运用大批积极分子，进一步发动与组织武装群众，有组织的展开有骨有肉的肃匪运动。各县采用集训贫苦老实农民或召开小型群众诉苦会，培养积极分子。武陟以区为单位先后短期集训十三次，涌现积极分子三千余人。焦作五十三个村通过召开群众小型诉苦会，发现了六百八十六个觉悟的积极分子。集训中一般采用了讲时事、表心思、诉苦及政策与作风的教育，研究残匪情况，组织起来，作有步骤的思想发动，使积极分子既有阶级觉悟，又初步有政策自觉。接着，依靠积极分子广泛联系群众，个别串通逐渐组织与武装起来，掀起了群众性的调查残敌、劝说与警告其登记缴枪或检举密报。修武城关发动群众清查出隐藏残匪五十名，有的地方并展开小型说理斗争，促使其守法。但是，绝不可忽视继续充分发挥行政力量以配合群众肃匪，以政权武装镇压残匪与特务活动，给群众以有力的撑腰。
第三、分别对待敌军人员，赏罚严明，进行瓦解与分化工作。经验证明，一律对待敌军人员与或左或右的倾向，势必造成肃匪的困难。各地经短期集训登记悔过后的中下层敌军人员，认识了自己罪恶与改造前途，有的不但缴出武器，并检举未登记的敌军人员及其隐藏武器；有的并去劝说串通其他敌军人员登记缴械，积极立功赎罪。现残匪日益接近全部瓦解，绝大部分开始低头转变进行生产，少数上层反革命分子则更加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