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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什么要发行胜利公债？
千家驹
自从十一月份物价起了大波动以后，不断地有报纸和刊物要我写点关于物价问题的文章，也不断地遇到有人问起我物价波动的原因何在？我一直都没有答复，原因很简单，就是物价波动的基本原因是今天军事行动还没有结束，军事支出仍很庞大，赤字财政相当大的一部分还是要依赖通货发行，以致币值下跌，物价上涨。但是今天我们的经济困难与国民党政府的通货膨胀基本上是不同的，我们是胜利中的困难，暂时性的，有办法可以克服的，它与国民党政府之失败中的困难，绝望中的挣扎，根本不能相提并论。我们早就知道人民政府对于紧缩通货，平稳物价是有具体办法的，但在政府未作正式决定以前，是不便任意猜测的。因此，对物价问题我一直不敢轻于下笔。
十二月二日中央人民政府所通过的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与一九五○年度收支概算案，便是紧缩通货发行，稳定物价一个重要的措施，也是保障我们达到胜利克服当前经济困难的一张王牌。发行钞票与发行公债，虽然同是一张纸，但其作用恰恰相反，前者可以膨胀通货，造成物价上涨，后者可以紧缩通货，达到物价稳定。今天我们为什么非发行公债不可呢？事实很明显，军费支出今天是不能省的，没有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就不能建设新中国，这一条是肯定了的。现在我们要养活七百万人，估计到明年要养活脱离生产人员九百万人。把所有旧军队旧公教人员一齐包下来，加以改造，给以生活的出路，免得他们在地方上为非作歹，引起社会骚乱，这一原则，是非常正确的，所以军事费与行政费都无可节省。此外，国营企业投资与文化教育卫生费亦是不能减省的，国营事业投资占明年总支出百分之二三．九，文化教育费（教育人员生活费不在内）占百分之四．一，没有国营事业投资（包括农田水利，铁道修理等等），就不可能恢复战后残破的经济，即不可能使我们国民经济生产力提高一步。文化教育费仅占百分之四强，那更不能减少。在收入方面，农业税占总收入百分之四十一，农民的负担平均要占其总收入百分之二十左右，战勤负担还不在内，农民负担是不能要求再增加的了！工商业税收占全部收入百分之三八．九，这比例虽不算大，但因为今天各大城市解放不久，工商业还没有恢复，况且税收中有许多都要转嫁到农民身上的。支出既不能减少，收入又不能大量增加，赤字财政的存在是必然的。如何弥补这种赤字呢？一种就是继续目前的发行通货办法，让物价过三四个月来一次疟疾性的跳跃，使全国四万万七千万同胞忍受这种物价波动的影响；一种就是发行一笔公债，把发出去的通货来一次大回笼，这样虽使工商业者与富户（推销公债的主要对象）把他们的游资暂时冻结起来，但可以使我们渡过了一九五○年的难关，使我们可以有一个喘息时间来争取财政与物价状况的好转。这两种办法究竟那一种好呢？无疑地发行公债是比继续通货膨胀好过万倍的，所有的爱国人民都会拥护这一公债发行计划的。
这次发行的公债总额是二万万分，每分为一折实单位，以上海、汉口、天津、西安、广州、重庆六大城市之大米（天津为小米）六斤，面粉一斤半，白细布四尺，煤炭十六斤之批发价总和计算之。将来还本付息时亦以折实偿还，所以这对购买公债的人是毫无损失的，不但没有损失，而且等于折实储蓄存款一样，保本保息，在五年之内，连本带利都收回来。买公债不过把他的资金暂时冻结一下，与折实储蓄存款没有什么不同，所不同的仅是买公债的资金要冻结一年至五年之久，而折实储蓄存款只要冻结三个月至六个月罢了。但由于购买公债之战，一方面可以使政府减少钞票的发行，另方面又使市场上减少了游资的活动，这不仅对国家的赤字财政弥补上有重大的帮助，而且对于物价安定上也会起重要的作用。
发行公债的主要对象，第一应该是新解放都市的工商业家，第二应该是未实行土改地区的地主富农，第三应该是有游资在手的寓公富户们。对于工商业家，自然应该以不妨碍他们资金的再生产为原则，有些工业部门，如果对国计民生有利的，生产困难时，政府还可予以生产贷款及其他种种便利。所以推销公债决不会影响生产事业。相反的，物价达到相当安定之后，对生产事业是绝对有利的。至于未实行土革的地主富农，和有游资在手的寓公富户们，我们实在应该叫他们多多负担一些。对他们说，购买公债一方面是帮了政府克服财政困难，另方面是使自己能保全币值，利己利人，亦何乐不为。至于已实行土革的农村，则应以自由劝募为原则，我们不应该把希望寄托在他们上面。
对于这次人民胜利公债的发行，一定会取得全国人民之拥护的，同时鉴于东北发行折实公债的成功，我们也可以断言这回公债发行一定可以顺利完成。东北今年发行了一次折实公债，第一期发行六千亿（东北券），结果推销超过了定额，实收七千亿，这可以看出东北人民对发行公债，是如何热诚地拥护。东北一九四九年通货发行虽有大量增加，而物价在今年内仅仅上涨百分之八十，这基本的原因当然是因为战争在全东北境内已经结束，以及东北人民政府财政工作领导的正确，但公债之合时发行也是一个重大的因素。这一次胜利公债总数为二万万分，以战前币值与人口比例来折算起来，实在是一个并不算大的数目，东北能够做到了超出发行定额的成绩，为什么我们关内不能呢？东北在结束了战争一年之内，物价便有这样的稳定，同样在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之下，有什么理由说在全中国会做不到呢？这一点我们大家都应该有这个信心，我们要保证一九五○年财政与经济局面之好转，我们要保证一九五○年概算之百分之百的实现，首先我们就应该为推销胜利公债而努力。自然这里并不是说，发行公债之后，我们便没有财政赤字，正如陈云主任所指出“即使发行了公债，缩小了明年财政赤字以后，明年的财政情况，仍是困难的。”因此，除了努力保证公债发行计划之实现外，我们还必须实行精简节约，精打细算，减少浪费，保证收入，这不仅军政公教人员有责任，我们全体人民也同样有此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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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物价波动和克服物价波动的基本办法
杨 波
自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津沪等地的物价波动平息后，继续两月各地物价皆处于相当稳定的状态，但自十月中下旬开始，华北区物价以粮食带头，上海以纱布带头又先后开始上涨，至十一月上旬即剧烈波动，一月来天津纱布价平均上涨了百分之二六一，粮价上涨了百分之二六三，上海纱布价平均上涨了百分之二一七，大米上涨了百分之二三一，引起了各地市场一定程度的紊乱，前线军队及全国人民的生活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这一时期我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更加巩固扩大了，地区、人民增加了，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已召开，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已与我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国内交通与物资交流已得到进一步的恢复发展，农产品亦是大量上市季节，军事、政治、经济条件皆比两月前为好，为什么物价反会比以往波动更大呢？物价既已波动，那么能否稳得住？现在稳住了，将来是否仍会发生周期性的波协等问题，即成为当前全国人民最关心亦是急待了解的问题。在此个人特将上述问题，就管见所及分述如下：
物价为什么上涨呢？其主要原因在于：
（一）首先在于政府的财政收支不能相抵，赤字相当庞大；因此而来的货币发行量亦即随之增多了。为什么这一时期国家的开支会猛烈增加呢？这就是因为：为适应解放全中国的需要，人民解放军大大的增加了，接收原属国民党之军政公教人员超过了一百万人以上；各种生产与交通事业的恢复建设，需要大量的投资；对外贸易的开展，土产收购及保证主要工业原料的供应（如棉花等），亦需要投放巨额的贸易资金。这一切支出虽然很大，但是必需的，都是与人民根本利益有关的大事和好事，政府必须举办。但另方面，同时期政府的收入却不能得到正比例的增加。“许多收入暂时还停顿着，新解放区城市的税收和农村的税收，或者是因为战争和封锁而陷于停顿，需要整理和恢复，或者是受着季节的限制，暂时不能征收，用于恢复生产和恢复交通的投资短期间不能收回成本，更说不上得到利润”。因此，在这种收入不能大量增加，巨额支出必须维持的情况下，政府的财政发行也就必须随之增加，这就是此次币值下跌物价上涨的基本原因。
（二）随着市场货币流通量的增加，曾经沉寂一时的市场游资，近月来又形活跃。这批游资在市场上的投机囤积，兴风作浪，亦为此次物价波动的主要原因之一。如上海市场平时我国营贸易机关，每月抛售大米一万担左右即可保持米价的稳定；但此次物价波动时，一月抛售大米六万多担，米价仍不能稳住。京津两市平时我国营粮食公司，每日出售粮食只占市场总成交量的百分之二、三十，而物价波动时，则经常占百分之八十左右，北京“粮老虎”王振廷等奸商，在物价上涨时，拒售粮食哄抬粮价，即为一明证。因之也就大大的增加了政府平稳物价的阻力。
（三）物资供求的暂时失调，对此次物价波动亦起着一定的影响。如纱布现正值销售季节，但由于交通不便，调拨困难，在华中、西北各区皆曾引起了暂时的供求失调现象。华南广大地区解放后，纱布需要量亦大大增加，因之，全国纱布产量最多的上海市场，近月来纱布即成为投机囤积的主要对象，形成各货价格随着纱布带头上涨。华北区则由于今年灾情较重，粮食歉收，产棉区粮食缺乏；加以前一时期为了防范鼠疫，京绥交通暂时中断，西北粮源被阻及东北来粮较少等因素，亦形成了华北区粮食供求一度失调，各货价格以粮食带头上涨。此外我国营贸易机关，这一时期在有计划的调剂供求工作上，及各货价格及时的合理的主动调整工作上，亦存在着一定的缺点。
以上各点，即是此次物价波动的主要原因，在物价波动发生后，我国营贸易公司及交通运输机关即赶运粮食纱布等类大量物资，大量抛售，供应各地市场需要。近旬来各地物价，已开始普遍回落。但这是否说明物价问题今天已经解决了呢？不是的，因为物价问题的本质是一个财政问题，当国家的财政收支还不能达到平衡的情况下，要维持物价的完全稳定是有困难的。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我们今天的这种困难，是暂时的、胜利中的困难，是可以也完全有办法克服的，与国民党反动政府灭亡过程中的困难有本质的不同。
为有效地解决物价问题，防止通货膨胀及今后再度发生周期性的物价波动，我们今天必须采取“釜底抽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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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民胜利公债的折实办法
狄超白
这次公债的募集及还本付息，都是以实物为计算标准。其单位名之曰“分”，这一单位名称在关内较为陌生，但在东北已是很熟悉的名词了。东北所发的公债都是以“分”为计算单位，包括物品为高梁、五福布、盐、原煤四种。为一般认购公债者所信任爱好。
构成“分”的实物品种计有四种，即大米（天津为小米）、面粉、白细布及煤炭。这四种物品是全国范围内的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在物价不稳定的情况下，这四种物品的价格最足以代表一般商品的价格。根据本年两次物价跳跃的经验，都说明这四种物品既涨在其他商品之先，上涨率又复较一般商品为高。例如七月涨风，华东区是以大米煤炭开始，其他各物随后；华北区亦以大米纱布开始，其他各物随后。十月中开始的第二次涨风，在华北以小米棉花开始，在华东则以纱布开始，大米面粉继之，其他各物随后，所以米面煤布四种物品在历次涨风中已证明为一般物价的领导因素。
至于四种物品的计算分量的多寡，是根据一般人民对各物需要的比率，并根据平时市场这四种物品的销售数量的对比，而决定以大米六斤（天津为小米），面粉一斤半，白细布四尺，煤炭十六斤，构成一个“分”所包含的质与量。
更因为公债的发行遍及全国，而全国各地的物价往往有差异，所以不能以一地的价格为标准，乃选择国内有代表性的六大城市上海、天津、汉口、西安、广州、重庆，将上述六大城市各该物品的平均批发价格底总和，作为“分”的计算标准，每十日由中国人民银行挂牌一次。
为什么不用折实牌价而用“分”呢？因为：（一）折实牌价逐日更换，中小城市无法当日得知，推销时和还村付息时都有困难。（二）折实牌价各地不同，与其以六大城市的折实牌价平均计算，不如即以六大城市四种物品的平均批发价格底总和计算，较为直截了当。
“分”是一种购买力的单位，它开始购买公债时代表着一定数量的实物，还本付息时间等地代表着一定数量的实物。这个单位确实保证了债权人的利益，比之货币单位或某一种实物单位都要确实可靠些。
今天不可否认地，社会里有大量的游资存在着，游资的持有人为了要保持其货币资本底一定的价值，在物价波动时就要抢购物资，因此对市场发生极大的破坏作用。这在过去是如此，现在也仍未改变。但所不同的，是人民政府掌握着相当数量的物资，在市场上已具有一定的调节力量，一般投机家以保本赚钱出发，结果必以亏蚀告终（只有少数例外）。以此次涨风为例：来时涨势固猛，去时跌势亦烈。上海二十支纱（这是投机的主要对象）最高时会达每件三百七十余万，现已跌至二百七八十万，在猛涨猛跌之中，一般投机家可能亏蚀甚大。所以今后的商品投机，不仅仅要冒名誉地位以至个人自由权利的危险，而且要冒亏蚀老本的极大危险，过去是官僚资本与投机家为伍，所以投机一定获利；而今天的国家经济却与投机家为敌，投机必至名利两失！
投向折实公债是游资新生的道路。它既保证公债购买人可靠的本息，并使社会具有破坏性的投机资金转而为对国民经济有建设性的生产资金。
除此而外，公债也是可靠的储蓄手段，它既较金银外币稳当，同时又保证取得五厘的实物利息，在我们通货还没有稳定之先，大城市的短期储蓄可以采取折实存的方式，但一般地区的比较长期的储蓄，现在可以投向公债。
为此我们必须：
（一）增加财政收入，减少支出，逐渐争取收支平衡。在收入方面，老解放区应进一步加强税收工作，新解放的城市及农村，则应迅速建立税收机关，整顿税收制度，合理的调整城市与农村的负担，以期扩大增加国家收入。在支出方面，又须尽量减少，一切可以节省的开支皆应节省之，举办各种事业，亦应分别轻重缓急进行。各个生产企业部门，应建立严格的经济核算制度，反对浪费，过去有些部门那种只有要钱预算，而不做盈亏结算报告的不良作风，必须迅速克服。只有如此，才可能保证胜利完成一九五○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概算。
（二）发行公债，紧缩通货。在今天的国家财政状况下，如单靠整顿现有税收，精简节约等办法，尚不能使财政收支完全平衡。因此本月二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通过了有历史意义的“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借以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在今天全国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人民购买公债也是一种负担，但这种负担，正如陈云副总理所说：“比起因增发钞票，币值下跌的损失说来，是比较好的。因为币值下跌的结果，其下跌部分的币值，是全部损失了的，购买公债在一时算来是负担，但是究竟可以还本付息，不是一种损失……”。我们希望全国各阶层人民，积极响应政府号召，踊跃认购公是债，协助政府渡过当前的财政困难。
（三）根据陈云副总理的报告：“即使发行了公债，缩小了明年财政赤字之后，明年的财政情况，仍是困难的。”因此为避免物价波动，一方面我国营贸易机关还必须在各地市场上结合合作社，团结正当的私营商业，进行有计划的调剂供求，组织城乡物资交流，同时加强市场管理，严厉取缔投机活动，借以有效的稳定物价。另方面，随着我军事上的胜利，在新解放区要迅速肃清伪“银元券”，外币及银元的市场活动，扩大人民币的流通范围。目前广东省大部仍为港币市场，江南很多省份的广大农村，至今仍有人以银元为交换媒介。如我们能很快将这些地区的外币、银元肃清，则人民币的流通需要量，将会大大增加。经验证明当我货币流通范围扩大了，币值稳定了，则货币的流通速度亦将随之减低。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货币发行量增加一些，亦不会引起物价波动。相反如不能保持物价稳定，则货币的流通速度将会加快，流通范围亦即随之缩小，这样循环的结果，必然是促成物价更加波动。因之当我政府发行公债，紧缩通货以后，我贸易金融机关在稳定物价工作上，仍应努力加强市场的供求调剂，扩大人民币的流通范围，提高巩固人民币的信用，以保证明年的物价不再发生剧烈波动。
根据以上所述，可以看到我们目前在财经工作上尚有相当大的困难；但我们有办法来克服这些困难，只要我们的工作作好，我们可以预计明年的物价情况，一定会比今年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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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政治经济学教程绪论（４４）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任务及其特点
第二节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性发展性与预见性
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以济学是这样的一定的历史的产物，所以它具有充分的历史性。这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是与一定的历史时代背景不可分离的。也只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在具备了一定的历史的社会的基础和思想理论条件的情况下，才能够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成立与发展。我们如果要离开了这种一定的历史条件，也就无法了解这种政治经济学产生成立发展的渊源。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的社会根源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的历史的社会根源或时代背景，是在十八世纪末叶，十九世纪初期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当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高速度向前发展，资本大量集积，生产技术不断改进，它先以英国为首，不久及于欧洲各国，再后美洲，也都有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立与发展，世界上各落后民族，也由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征服，也变成了他们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方面引起了先进资本主义各国间争夺世界商品市场的竞争和斗争，另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次第推广到了全世界的范围以内，把全世界次第结成为一个统一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全世界都被资本主义经济所统治，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与它周期性的危机和没落死亡的必然性也都在这时期内愈益明显地暴露了出来。同时，由于各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与它全世界范围的发展，作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的近代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也以同样的速度，同样的规模，先在资本主义各国发展了起来，到十九世纪中叶，突破了一切国界，在世界范围内发展了起来，并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亲自领导下，形成了国际的团结。无产阶级为了反抗与推翻资本主义雇庸奴隶制度的剥削，与资产阶级进行经济的与政治的阶级斗争，需要有理论的指导，需要理论的武装做他们行动的指针，由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进到自觉的斗争，由无产阶级自在的阶级进到自为的阶级，同时除了行动的斗争以外，还必需与当时各种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理论进行理论的斗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始者——马克思恩格斯处在这样的时代，生活在资本主义发展最早也是最典型的英国，一方面领导当时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一方面从事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研究，完成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经典巨著——资本论，完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指导理论，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奠定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的理论根源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的另一方面的根据，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的思想的和理论的根源。谁都知道，只有在科学的发展，人类思想的进步，在历史上也具备了产生这种理论的条件时，才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诞生。前面已经说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的理论的来源，是十九世纪英国的科学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即英国亚当·斯密，李嘉图的古典学派政治经济学，德国的古典哲学，即黑格尔的辩证法，与法国的社会主义，即傅利埃，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就是十九世纪人类这“三个最先进国家里三个主要思潮底继承人和天才的集其大成者”（列宁：“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搜集了堆积如山的事实材料，根据当时各国无产阶级运动的经验，根据自己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解剖分析，继承了这三种思想的科学部分，予以批判的接受，并在新的基础上加以发展，以四十余年毕生的精力，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创造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各国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的理论武器。
发展性
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其历史性，同时有它的发展性。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既是在这种时代，这样的思想条件下的产物，这就说明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的时代背景与思想根源。但一经产生出来，它就决不为一定的历史时代所限制，它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的。其理论内容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阶级斗争的发展与时代的进步而日益发展与日益丰富，它的发展也绝不停留在一个阶段上，而是具有继续发展的性质。既如第二章广义的政治经济学中所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自马克思创建以后，到了二十世纪初期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遂有列宁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论的出现，对它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形成着列宁的关于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在苏联有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建立、建设及其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有列宁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说，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发展为马列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与中国革命胜利中，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又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与高度的发展，除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以外，又有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发端，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因此也随着更加发展与扩大；它不仅在社会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里，同样也在资本主义各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里，也得到了应有的发展。总之只要那里有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的存在，有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有组织力量的一定程度的发展与成功，有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与以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为领导的革命斗争的存在与发展（不论社会主义革命或人民民主革命），那里也就必然会有对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需要，同时也必然将伴随而有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内容的更加充实、更加丰富、更加发展。所以，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性，也就是说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发展的科学。
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是创造性的发展
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但是伴随着社会经济底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而且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乃是前进的发展，创造性的发展。马列主义者认为革命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针，它完全是在与社会发展和革命实践的发展相密切联系中，不断地积累丰富充实发展扩大起来的。斯大林同志在联共党史中也曾经这样指示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