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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保加利亚最高检察署
对科斯托夫及其同谋犯起诉书
【新华社讯】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最高检察署关于特拉伊科·科斯托夫及其同谋犯一案之起诉书，全文如下：
按照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一日国民议会所通过之法律，并根据本案的证据，特对下列诸人提起公诉，控诉他们犯有组织反对国家的阴谋，图谋推翻根据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而建立的合法政权之罪，及判逆间谍与国事犯之罪。
一、特拉伊科·科斯托夫·尤涅夫：
一八九七年六月十七日生于索非亚，保加利亚人，保加利亚籍，职业为政论家，受过不完全的大学法律学教育，索非亚居民，前部长会议副主席及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被捕前是保加利亚国立图书馆馆长。
科斯托夫是保加利亚共产党左倾宗派主义托洛茨基集团的活动分子，一九三一年在补缺选举中被选入左倾宗派主义的中央委员会，该委员会委托他去领导合法的工人党的议会党团，并委托他编辑合法的报纸“工农旗帜”。
他在实际行动中，积极地实行仇视农民的左倾宗派主义托洛茨基原则，从而破坏了工人阶级党与其主要的同盟者——农民之间的联系，并便利了保皇法西斯政权反对国内进步分子的斗争。
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四年，科斯托夫侨居莫斯科的时候，他继续支持保加利亚共产党内的左倾宗派主义集团，他在巴尔干共产党书记处内任职，帮助在保加利亚境外召集党的会议，意图将党的公认领袖季米特洛夫和科拉罗夫赶出党的领导机构。
当他在苏联的时候，他与后来被揭露出来的托洛茨基分子贝拉·铿和马克西米廉·瓦列茨基保持着密切的政治联系，并在他们的帮助之下，和与他们怀有共通的托洛茨基主义信仰的南斯拉夫流亡者铁托取得联系。
他利用他在巴尔干共产党书记处担任的人事审查职位，推荐起用和他持有同样托洛茨基主义观点的铁托在南斯拉夫进行政治工作。
在保加利亚共产党党内清除左倾宗派主义集团时，由于他使用两面派的手法，发表了脱离左倾宗派主义分子的毫无诚意的虚假宣言，遂保住了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回国后，他即在党内破坏季米特洛夫规定的新政治路线的执行。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九日，由于地下中央委员会被破获，他在索非亚的巴特里塔的第十一号房间的秘密工作室中被警察逮捕。
在他被捕之后第十天，为负责镇压共产党的警察署长尼哥拉·杰什夫审讯他的时候，他供认他是中央委员会里最活跃的领袖和委员之一，他贪生怕死地叛卖了他的政治朋友和同志，泄露了他们的联系途径以及党的中央委员会在对德国侵略者及费洛夫政府在匈牙利建立的法西斯警察政权进行斗争的最迫切问题上所作的决议。
他并不满足于此，还签署了与警察秘密合作以镇压共产党的保证书。而他从一九一九年起就是共产党党员。为了掩护自己并且加强他在党内的地位，他在杰什夫的帮助之下捏造了一套关于否认向他提出的罪名的供词。
由于他的叛变和向警察投降，他竟然能够使他的死刑减为无期徒刑，虽然保皇法西斯法庭对其他六位较不活跃的党的政治工作者判处了死刑。他们在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三日被枪决。
在地下中央委员会案件的判决中，军事法庭解释道：没有处科斯托夫以死刑是因为“被告家庭状况恶劣，身体虚弱与思想错乱”。实际上，法庭把原来所判的死刑减轻为无斯徒刑，乃是由于陆军部长尼古拉·米索夫的命令，这道命令是由陆军部长亲自发给军事法庭审判长伊格纳特·姆拉杰诺夫的。
一九四三年九月间，当他在普列夫纳监狱里的时候，他恢复了与杰什夫之间的叛变联系，并且在杰什夫的指示之下，把一封失败主义的信送给保加利亚共产党地下中央委员会，劝告他们不要进行活跃的游击战来与德国法西斯侵略者斗争。
在一九四四年九月九日以后，他们诡计钻到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的领导职位上。
一九四四年末，在盟国对保停战管制委员会英国代表团团长威廉·奥克斯莱将军所布置的宴会上，他经过威廉·雷拜上校与英国情报处建立了罪恶的联系。此后，他即按照后者的指示和劝告，进行反对保加利亚国家的敌对活动。
二、伊凡·斯捷法诺夫·哈德伊——马捷也夫：
一八九九年三月三日出生于发那，保加利亚人，保加利亚籍，受过大学教育，职业为统计学家及经济学家，经济学博士，索非亚大学教授，索非亚居民，前财政部长。
他出身于巴尔契施区塞普杰姆伏里耶兹村的一个拥有四百公顷耕地的大地主家庭，在柏林受大学教育并在巴黎继续科学上的深造。
一九二四年，他在柏林会到他的表弟老托洛茨基分子克里斯蒂安·拉科夫斯基。后者是托洛茨基最亲近的同谋之一，其后于一九三七年在莫斯科的所谓右翼托洛茨基集团的审讯中被判定为间谍和阴谋者。
由于拉科夫斯基为他担保，他在一九二四年得到苏联驻柏林商务代表办事处统计室副主任的职位，一九二五年拉科夫斯基赴巴黎时，帮助他获得了苏联驻法商务代表办事处统计室主任的职位。
一九二九年在回到保加利亚之后，他在拉科夫斯基的影响下，参加了左倾宗派主义集团，并因此被选入左倾宗派主义中央委员会。
一九二九年，他担任出席在柏林举行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代表，参加了反对季米特洛夫和科拉罗夫的斗争，意图把他们逐出保加利亚共产党的领导机关。
一九三二年底，他与英国间谍机关驻保加利亚的代理人律师马克·纳希姆逊建立了犯罪的联系，并通过他与英国情报处主任斯坦雷·勃朗建立了联系。在以后的三年中，他按时将有关保加利亚国家经济的秘密情报供给英国间谍机关，并因供给这些情报而领取金钱的报酬。
一九四五年，他先后和英国间谍机关的代理人威廉·拜雷上校以及威廉·戈陵少校恢复犯罪的关系。他把有关一九四六年和一九四七年国家预算和军费的情报供给他们。
三、尼可拉·巴夫洛夫·科列夫：
生于洛斯琴县的乌基尔琴村，保加利亚人，保加利亚籍，受过中等教育，职业为建筑技师，索非亚居民，前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行政秘书，近来又曾充任建设部副部长。
一九三一年在任共产党主义青年团地下中央委员会行政秘书的时候，他和保加利亚活跃的托洛茨基分子兰朝·萨涅夫建立了联系，后来成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党内左倾宗派主义倾向的倡导人。
在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当他因为保加利亚共产党地下中央委员会的被破获而第一次为警察审讯时，他便背叛了，他向警察署长杰什夫供出他是中央委员会的行政秘书，并泄露了他和非法党的联系。
他在投降并出卖了他的政治上的朋友和同志之后，就签署了和警察秘密合作镇压共产党以巩固当时存在的保皇法西斯政权的保证书。
四、尼可拉·纳切夫·彼特科夫：
一九○年七月十九日生于鲁科维特县的杰干兹村，保加利亚人，保加利亚籍，受过大学教育，职业为农学家、索非亚居民、前国家财经委员会副主席。
彼特科夫和保加利亚活跃的托洛茨基分子基巴斯·查德哥尔斯基有密切联系，出于自己的政治信仰而加入了敌视共产党的查德哥尔斯基的一伙，虽然他是保加利亚共产党员。
一九四一年末，他和英国情报处间谍大制造商基里尔·斯拉沃夫建立了犯罪的联系，其后，即将有关一九四一、一九四二、一九四五、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和一九四八年保加利亚的谷物及其他农产品收支情形的情报供给他。每出卖一个报告，便得到五万利瓦的报酬。
他并将保加利亚国家经济两年计划和五年计划的草案交给斯拉沃夫供给英国情报处。
五、鲍里斯·安多沃夫·克里斯托夫：
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八日生于库斯简迪尔区多尔诺·色洛村，保加利亚人，保加利亚籍，受过大学教育，职业为农业学家，农业科学博士，索非亚居民，前驻苏贸易代表。
克里斯托夫是一个旅店老板的儿子，并且有自己的企业。一九二八年，出于自己的政治信仰，参加了无政府主义者一伙，他在国外上大学，先后在布拉格大学，南斯拉夫萨格勒布大学肄业。回到保加利亚后，他在一些私营保险公司中担任各种行政职位。一九四三年，任新成立的私营“东南”保险公司总经理，并在该公司中拥有价值二十万利瓦的股份。
一九四三年二月十日，他被警察以与共产党有联系的罪名加以逮捕，在斯塔拉·萨哥拉区政治警察局长简朝·萨瓦可夫审讯之下，他供出他的政治联系，并签署了与警察秘密合作的保证书。自此以后，他就把他所获悉的有关他的进步亲朋的情报供给警察。
一九四六年初，他与南斯拉夫驻莫斯科大使馆贸易参事维克托·齐别尔纳建立犯罪联系，并有计划地把有关保加利亚与苏联之间的贸易谈判与贸易协定的情报供给齐别尔纳。
六、索努·斯捷发诺夫·钟切夫：
一八九八年十一月十五日生于捷尔，保加利亚人，保加利亚籍，职业为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受过大学的经济学教育，索非亚居民，前保加利亚人民银行经理。
他出身于大地方家庭，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九年间，在所谓保加利亚洛克菲勒基金会给他的奖学金之条件下，在美国受专门教育。
一九二四年，当共产主义青年团地下小组在发那被破获时，他被警察逮捕，并出卖了地下小组所有的组员，在审判时，他曾发表诽谤共产党与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言论。
在一九四一年，他和美国间谍机关建立了犯罪的联系，并将有关保加利亚经济与财政情况的秘密情报供给该间谍机关的密使奥卡尔·安德逊及詹姆士·克拉克。
七、伊凡·斯拉沃夫·杰夫列诺夫：
一八八四年七月二十三日生于科捷尔区的伊切拉村，保加利亚人，保加利亚籍，受过大学教育，职业为制造工作母机的工程师，索非亚居民，前工业部橡皮工业司司长。
他出身于富裕农民和工厂厂主的家庭，并在国外在别洛苏姆受大学教育。为使自己富裕起来，他在布鲁塞尔娶了一个地主的女儿玛丽亚·哈德伊——梯尼瓦，她拥有一千公顷的可耕土地。
一九二六年，他回到保加利亚，建立了一个橡胶制造工厂——当时是全国最大的，以后又成立了“橡皮”股份公司，最后在一九二九年，与在米兰的意大利一个公司的代表联合建立了一个新的“萨尔·西米昂”橡胶工厂。
在一九四四年九月九日以后，他假装着是人民政权的朋友，靠了过去与共产党人有某些联系的帮助，变成保加利亚共产党党员，并钻到工业部的领导岗位上。
在一九四七年，他与英国居民基里尔·斯拉沃夫建立了犯罪的联系，并将有关国家及国内一切大工业企业之生产能力的情报供给他。
八、伊凡·乔吉也夫·吐捷夫：
一九○二年十月三十一日生于洛纸奇，保加利亚人，保加利亚籍，受过大学教育，职业为农业学家，索非亚居民，前对外贸易部对外贸易司司长。
他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在德国柏林受大学教育。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七年，在担任保加利亚驻德国杜塞尔多夫贸易领事馆秘书时，先后与英国情报处的代表、大制造商亚历山大·缪勒及他的上司英国居民尼米根建立了犯罪的联系。他把有关保加利亚出入口的情报供给他们，并领取金钱报酬，直到一九四○年。
一九四○年末，他奉英国的训令回到保加利亚，通过苏尔塔那·拉卓彼得罗娃与英国间谍机关恢复间谍关系。彼得罗娃是一位前宫廷将军的妻子又是前菲迪王的姘妇。
他有计划地将有关保加利亚经济生活的材料供给彼得罗娃，到一九四五年，他奉英国间谍机关的训令钻到共产党人中间，参加了保加利亚共产党，靠他对英国的服务领了五十万利瓦的报酬。
为了在更大的规模上取得谍报，他早在一九三七年就诱骗前国家企业“捷斯普列德”的总经理伊凡·卡尔富什夫等人，参加这一工作。
一九四七年二月，吐捷夫与英国间谍机关的密使、英国驻索非亚大使馆一等秘书斯捷芬·巴特里克·豪斯建立了联系，以后，他屡次将有关保加利亚与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间的贸易以及与这些国家缔结的贸易协定与条约的材料供给他。
九、布拉哥伊·伊凡诺夫·哈德—潘佐夫：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十八日生于马其顿，马其顿人，保加利亚籍，受过大学教育，职业为律师，索非亚居民，前南斯拉夫驻保加利亚大使馆参事。
一九四七年，作为南斯拉夫谍报机关的间谍，他被派住保加利亚，在彼林区进行颠覆保加利亚政府的活动，而且通过在前南斯拉夫驻索非亚公使奥布拉德·兹齐米尔、南大使馆参事彼罗·曼索夫斯基及副武官阿尔索·米拉托维奇指导下进行活动的间谍与情报员网，来搜集谍报。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依照南斯拉夫政府的秘密决定，他又回到保加利亚，并虚伪地宣称他是政治流亡者和铁托的反对者，以便掩饰他后来在保加利亚所进行的颠覆与间谍活动。
为了这些目的，他与南斯拉夫驻索非亚大使馆领事处主任斯维托吉尔·萨维奇建立了秘密联系，经由萨维奇，他把南斯拉夫政治流亡者当中的政治情绪和他对他们进行打击情绪工作的结果报告给铁托政府当中的他的上司。
十、华西尔·安塔纳索夫·伊凡诺夫斯基：
一九○六年十月十八日生于科斯杜尔区的洛夫拉德村，马其顿人，保加利亚籍，曾受不完全的中等教育，职业为烟草工人，索非亚居民，曾任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鼓动部指导员和保加利亚马其顿文化与教育协会全国委员会主席。
一九四二年，因共产党普罗迪夫的地下组织被破获而被捕，他向警察出卖了三个地下党区委会委员——斯巴斯·巴塔洛夫、热利阿斯科·齐吉也夫和拉意奴，同时，又证实了同一案件的若干被告所供出的牵连著名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彼得·钱吉洛夫的口供，彼得·钱吉洛夫后来即被判处绞刑。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在南斯拉夫领导机关的知悉和同意下，他被从斯科普里派到索非亚，在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的马其顿人当中进行颠覆性的工作。
利用诡计钻营到索非亚州党委会担任职务，并且以后以同样方法钻营到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鼓动部，他滥用他在宣传鼓动部的地位，按期把秘密材料供给南斯拉夫大使馆的前任秘书米特科·萨菲罗夫斯基及其继任者——巴维尔·莫姆西洛维奇。
十一、伊利亚·伊凡诺夫·波雅尔查利耶夫：
一九一一年五月二十三日生于希腊的萨罗尼加，马其顿人，保加利亚籍，曾受中等教育，索非亚居民，前索非亚市议会建设协会建设组政治领袖。
他出身于大布商及一所制造厂和四家商店主人的家庭，并在一九四二年申请加入警察局，以后成为在德国人指挥下活动的驻南斯拉夫的占领团的军官。
利用他过去是正式的共产党员的资格，在一九四四年九月九日以后，他骗得了保加利亚共产党党员的资格，并被任命为副团长，但因为酗酒及不道德的行为而被从军队中开除出去。
一九四五年底，在南斯拉夫的吉维吉里，他遇到他的兄弟——南斯拉夫联邦马其顿人民共和国贸易部副部长克利斯托·波雅尔查利耶夫，按照后者的命令，将他送回保加利亚在马其顿人当中发展颠覆性活动，以利于分割马其顿彼林及将其并入南斯拉夫。
为了敌对性的目的，他钻入索非亚的吉维吉里马其顿人协会的领导机关，并使协会的积极分子反对保加利亚政府及保加利亚政府关于马其顿的政治方针。
一九四八年六月，他与南斯拉夫大使馆的参事布拉哥伊·哈德伊——潘佐夫建立了犯罪的联系，一九四九年四月，与同一大使馆的前任秘书、后来因间谍活动被驱逐出保加利亚的瑙姆·纳科夫建立了犯罪的联系，最后——与大使馆领事处主任斯维托查尔·萨维奇建立了犯罪的联系。
执行纳科夫和萨维奇的训令，他搜集关于人民的政治情绪及与南斯拉夫接壤的边境如何防卫的谍报。
本案检举各犯的罪状如下：
一、被告特拉伊科·科斯托夫，在一九四二年与警察有联系，其后与英国情报处有联系；在一九四四年九月九日后不久便与被告尼可拉·巴夫洛夫（科斯托夫也知道他过去为警察代理人）及被告伊凡·斯捷法诺夫（英国谍报机关的秘密人员）开始共同组织企图颠覆保加利亚现在的民主国家制度的阴谋；
二、被告科斯托夫、斯捷法诺夫及巴夫洛夫组织一个阴谋中心，指导其同谋进行罪恶活动，以颠覆保加利亚的合法政府而代之以科斯托夫的罪恶的政府；
三、被告科斯托夫、斯捷法诺夫与巴夫洛夫以及被告彼特科夫与杰夫列诺夫（前三人把后两人拖到这个工作中）。从那些在国家的经济、财政其及他行政部门任职的人当中为罪恶的阴谋招募新的人员；
四、被告科斯托夫、巴夫洛夫、斯捷法诺夫、彼特科夫与杰夫列诺夫和被告吐捷夫、钟切夫及克里斯托夫一同对保加利亚国民经济采取敌对行为，其目的在破坏人民政权的经济基础，为此目的，他们首先瓦解工业、农业及国家财政机构的工作；阻挠保加利亚国民经济计划的履行；阻挠以粮食及其他基本必需品供应城乡居民，并阻滞城乡的贸易与货物流通的发展；其次，企图使我国孤立于社会主义与人民民主国家的阵营之外，并使之依附于美国与英国帝国主义，以这样的手段来破坏保加利亚与由伟大的苏联领导的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之间的工商业关系及其他经济关系，以便剥夺苏联对我国那种慷慨而无私的帮助；
五、被告科斯托夫在英国情报处的知情与同意之下，与南斯拉夫领袖建立密谋不轨和犯罪的关系：一九四四年末与卡德尔，一九四五年初与德热拉斯，又在一九四六年——四七年与兰科维奇及铁托勾搭，并与他们相约采取共同行动，使保加利亚并入南斯拉夫（首先是把彼林区割去，与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合并），以便夺去保加利亚的民族主权、领土完整与独立；此外，被告科斯托夫又与铁托的法西斯统治集团密谋改变保加利亚的外交政策，以便使它离开苏联与人民民主国家，并把它变为美、英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被告斯捷法诺夫也和南斯拉夫领袖卡德尔及德热拉斯有直接的罪恶勾搭；
六、被告科斯托夫与铁托、卡德尔、德热拉斯和兰科维奇商谈后，便与被告斯捷法诺夫（他曾与卡德尔会谈）共同草拟准备行动的计划，其目的在于：第一，推翻那根据人民的意志和依照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宪法而选出的合法政府；第二，在南斯拉夫军事援助之下，以暴力夺取国家政权；第三，逮捕并在肉体上消灭政府领袖与保加利亚人民的领袖季米特洛夫同志；
七、按照他和法西斯铁托及其最亲密的伙友德热拉斯及兰科维奇的协定，科斯托夫乃利用他那个副总理的职位而为南斯拉夫间谍机关从贝尔格莱德与斯科普里派来的、负有特别任务的密探，即被告哈德伊——潘佐夫和安塔纳索夫创设条件，并为南斯拉夫特务被告波雅尔查利耶夫创设条件，使他们能在保加利亚从事颠覆活动与间谍活动；
八、被告哈德伊——潘佐夫依照贝尔格莱德的训令行事，领导南斯拉夫走卒的间谍活动，此外，又与被告波雅尔查利耶夫及安塔纳索夫在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马其顿人当中进行打击情绪的工作；被告安塔纳索夫通过南斯拉夫驻索非亚大使馆的、身居正式外交官职位的南斯拉夫间谍机关代表——萨兹罗夫斯基与莫姆西洛维奇——而按期以秘密的资料供给南斯拉夫谍报机关，而被告波雅尔查利耶夫则与该大使馆官员纳科夫及萨维奇保持间谍联系；
九、被告科斯托夫、斯捷法诺夫、彼特科夫、杰夫列诺夫和吐捷夫把法律所保护的有关国家机密的情报供给英国情报处；被告钟切夫以同类的资料供给美国情报处，而被告克利斯托夫则以同类的资料供给南斯拉夫谍报机关，这种种行动合在一起，按照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法律，就意味着犯了参加反对国家的阴谋和叛逆、间谍与国事罪。
调查证实：在巴尔干代表着英美两国特殊的战略上、政治上和经济上之利益的英美情报处，还在第二次大战期间就已使它们的间谍网活动起来。
英美情报处由于不得不盘算到早在一九四二年就已明显了的，不可避免的事实——希特勒德国在苏德战线上的败北，由于不得不盘算到苏联在东欧、东南欧国家因而也在保加利亚的越来越大的威望，以及不得不盘算到这个国家建立人民政权的可能性，它们便在当时还是地下的共产党当中安置了它们的密探和走卒，它们之所以这样作，是由于考虑到将来共产党，不可避免地要成为统治的政党，要管理人民的政权机关。
英国情报处开始这种工作比美国情报处为早，早在战争爆发以前，它就在保加利亚鲍里斯王的朝廷中，在他的警察和行政机关以及保加利亚的工商界中设立了间谍网。
本案中被告吐捷夫自一九三七年即一直在充当英国间谍并且和与鲍里斯王的朝廷有密切关系的彼特罗娃保有私人的关系，当讯及他在一九四三年经由彼特罗娃而从英国情报处接获任务时，他供称：“……她说，我们共同的朋友要我和那些同情苏联的有进步思想的人们来往，更要和那些我以为他们是共产党员的人来往。彼特罗娃向我解释说，战争发展的情形是，希特勒的失败已显然可见，英国相信，即使没有第二战场，苏联也能够取得胜利。同时，苏联的胜利——英国对此丝毫不感兴趣——只能使苏联在巴尔干的影响巩固起来。英国要反对它，但预鉴于来临中的情况，必须先采取一些办法，首先是知道共产党在做什么以及他们将来打算做些什么。……”
被告斯捷法诺夫曾与英国居民勃朗发生关系，他供述他在一九三五年与后者的谈话称：“……勃朗告诉我，说我不应放弃共产主义运动，纵使实际上我持着与共产党敌对的意见或是受到警察的麻烦。换句话说，我须得像托洛茨基分子那样，在保加利亚的土地上继续在党内活动。这就是我和勃朗所达成的谅解……”
被告钟切夫曾与美国驻索非亚代表团的雇员克拉克保持间谍联系，他供述他们在一九四六年五月间的一次谈话：“……克拉克要求我供给他某些关于保加利亚祖国阵线某些领导人物的情报。他只对其中的共产党人感觉兴趣。我开玩笑地说，他最好对法西斯分子感觉兴趣，因为在他们当中，而不是在共产党当中，美国人曾寻得同情他们的人。但克拉克反对这意见，他说情形绝对不是这样。相反地，他认为完全有可能在持共产主义意见的人当中会有美国的朋友，而他们将是美国最可贵的助手。克拉克接着说，正是这些人可能召之即来，特别是在紧要关头。此外，克拉克更对斯捷法诺夫教授表示兴趣，说他是极有素养的人。克拉克对科斯托夫亦给予大致相同的评价……”
被告科斯托夫与英国派驻巴尔干间谍机关的首脑拜雷合作，他供述他们曾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在英国奥克斯莱将军的索非亚寓所中作如下的谈话：“……拜雷更进一步说，英国与杰什夫有联系，他很早以来就一直执行他们指定的任务。拜雷说：正是执行我们指定的任务，杰什夫于一九四二年吸收了你，并将你所写的供词和文书提交我们。用拜雷的说法，英国远在一九四二年就估计到：德国将要战败而且由于保国的民主化共产党将从地下党脱颖而出并扮演显要角色的情况可能发生。拜雷继续说：英国有见于此，便在共产党领导机构内收买了一个可靠的和有影响的官员。拜雷强调说：英国情报处考虑到我在一个在全国有最大影响的党内占有领导地位，便对我有所期望。拜雷指出：决定英国和它的美国同盟者对保加利亚之政策的主要一点是：竭力阻止苏联的影响在保加利亚日愈增强并阻止该国利用苏联的经验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拜雷强调说：英国认为阻止处在共产党的普遍影响下的祖国阵线政权的巩固，当前正是好时机。”
讯问与此案有关的一些证人们的证言证实了科斯托夫提供的杰什夫与英国情报处通谋的证据。
前斯塔拉·萨哥拉州警察克里斯托·波普——第弥特罗夫作证称：“……德苏战争爆发以后，一九四一年八月，我的给英国工作中的上司，前国王侍从热契夫将军替我布置与国家保安行政处的杰什夫联系，以便将来我们共同工作为我们的朋友——英国效劳……”
前国家保安警察长曼纽·奈契夫作证称：“……我把杰什夫叫到我的办公室，对于因英国势力在皇宫占优势而组成的巴格里亚诺夫内阁出来当权一事，他异常高兴。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对杰什夫早已跟着英国走就不再怀疑了，他之跟着英国走，就是在这以前他对我也是不加隐瞒的。……”
甚至到一九四四年九月九日以共产党为领导的祖国阵线在保加利亚起而执政时，党组织的若干领导职位还被英美情报处专门雇用的间谍占据着。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末，卡德尔由贝尔格莱德到斯科普里中途在索非亚逗留，他会见了科斯托夫，卡德尔向科斯托夫转达了铁托对他的敬意，并称：他握有有关科斯托夫的情报，知道可以和他这样的人在两国共同的国家利益基础上建立坦白和心腹的关系。
科斯托夫供出后来他与卡德尔的谈话的内容说：“……卡德尔秘密通知我：在战争期间，英美曾将武器和军火供给南斯拉夫游击队，但附带一个条件，即在战争结束之后，铁托要使南斯拉夫远离苏联，并且不仅不让苏联在南斯拉夫建立其影响，而且也不让苏联在巴尔干建立其影响。
据卡德尔说，英美采取了一个坚决的决定——无论如何都不让这些可能被苏军解放的国家脱离西方集团。甚至在战争还未结束时，铁托与英美已在这个基础之上获致了确定的协定。卡德尔继续说：南斯拉夫政府为了履行这个协定，并且确信这个协定符合南斯拉夫政府所了解的南斯拉夫的国家利益，因而认为在战争已渐近尾声时，南斯拉夫不应最后与苏联联系起来，而应奉行独立政策，并维持和发展南斯拉夫与西方国家的联系。
科斯托夫在他的供辞中，描述卡德尔转达给他的铁托的计划，他说：“……卡德尔说，南斯拉夫政府打算要求苏联，在南斯拉夫领土上的军事行动一结束以后，苏联军队即撤离南斯拉夫。但是，卡德尔告诉我，这样做还是不够的，苏联军队亦必须撤离保加利亚，因为英美极为关切阻止苏联在多瑙河以南建立其势力。
卡德尔说，铁托和南斯拉夫整个领导机关认为：达成这个目标的最好办法，是：为上述领导机关的利益，利用在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人民中广受欢迎的南方斯拉夫人的联邦的观念，使保加利亚立刻加入南斯拉夫。卡德尔向我解释道，那时，保加利亚将不再被认为是敌国，而变为盟国的一分子，因此，苏联军队之驻在它的领土上，便是多余而且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了……”
卡德尔宣称，他被派遣至科斯托夫处，以讨论这个对两国均极为重要和迫切的问题，并希望获得他的同意和合作。科斯托夫供称：“——卡德尔强调，实现联邦的理想的最有利时机已经到来，因为世界尚处于战争之中，保加利亚以联邦为幌子加入南斯拉夫一事，可以比较没有痛苦地实现。但是，卡德尔说，这必需迅速行动并要具有决心，以把既成事实提于世界之前，这最终必将为大家所接受。”但是，科斯托夫表示某些怀疑，他宣称，盟国可能出而反对铁托的计划，而且由它们的报刊的言论来判断，它们显然是想这样做的。卡德尔安慰科斯托夫说，南斯拉夫的计划是有具体的基础的。他说“……英国和美国曾经明确地应允铁托，说它们将不阻碍保加利亚加入南斯拉夫的计划。照卡德尔的说法，它们警告铁托，说它们形式上将提出抗议，并在它们的报刊上发起通常的叫嚣，以便将联邦组成归咎于苏联，如它们平时所做的一样，并且将利用这事作为口实而废弃他们对苏联的某些义务。卡德尔说，但是，在最后，英国和美国将安于联邦的既成事实。卡德尔强调称，正是为了避免与盟国发生纠纷，苏联可能反对保加利亚在战争结束以前加入南斯拉夫。但是，卡德尔宣称，我们首先应该记得的，是我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苏联的利益。面临着既成事实，苏联同样也会不得不对它妥协……”卡德尔在与科斯托夫的谈话中还提出了一个理由，证明保加利亚加入南斯拉夫一事必需赶快地做。“……卡德尔强调称，保加利亚加入南斯拉夫之所以应该赶快做，也还有其他的考虑——行动应在季米特洛夫回到保加利亚之前实现，因为他的归国将造成对我们的额外困难。无须再说，季米特洛夫会坚决地反对上述的成立一个单一国家的外国政治方针。卡德尔强调称，此外，南斯拉夫人确实是赞成把铁托作成单一国家的政治、军事两方面的领袖的，因为他们认为他是一个民族英雄，他在保加利亚也享有声誉。卡德尔继称，如果季米特洛夫留在莫斯科，那就最好不过了。
坦白地说，我个人也不反对季米特洛夫不回国。那不止对铁托是有利而惬意的，对我也是一样。但我仍问卡德尔说，铁托和南斯拉夫领袖们对于建立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的联邦实际上是怎么想法的。卡德尔答称，铁托及其他南斯拉夫领袖认为，保加利亚必须加入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作为它的第七个共和国。卡德尔继称，保加利亚军队必须置于铁托最高司令部的指挥之下。
从卡德尔向我提出铁托计划的方式看来，我了解到，这次南斯拉夫的建立联邦的计划，目的只在于吞并保加利亚，使保加利亚附斯于南斯拉夫，以便便利于把保加利亚与南斯拉夫一起与苏联破裂，把保加利亚拖进西方国家的集团中……”
在与卡德尔谈话的时候，科斯托夫明白了：新国家机构中的领导权，几乎将完全留在南斯拉夫人手里，南斯拉夫人将在一切方面发号施令。
科斯托夫供称：“……当我提请卡德尔注意这个事实的时候，卡德尔答称：“在联邦领导机构中地位的这种排列，是必须当作自然的现象来接受的，因为南斯拉夫比保加利亚大得多，在战争中有过重大的功绩，在经济发展上超过保加利亚，而且它的党和政府是由具有明确而清醒的外交政策的人所领导，且强大得足以实现他们的与西方国家修好从而获取经济利益的这种政策。”
最后，卡德尔要我作力所能及的一切事情，来说服保加利亚党的领袖完全不通知苏联而接受南斯拉夫的建议……”
科斯托夫向卡德尔保证称，他接受铁托的建议，并将遵从卡德尔的劝告。
据科斯托夫的供词在关于进一步的准备行动的计划达到了协议以后，卡德尔就宣称他今后将把科斯托夫看做铁托和新南斯拉夫在为达到他们的共同目的而奋斗的盟友。
“……卡德尔强调称，除了保加利亚共产党和南斯拉夫共产党间现存的正式联系以外，应该建立一种特别的联系：一方面是我，另方面是铁托和他的最亲近的伙伴……。”
象和卡德尔协议的那样，科斯托夫通知一九四四年在他领导下的党的领导机构说，卡德尔曾来访过他，提出了建立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的联邦问题，约许在不久的将来向保加利亚政府提出关于这件事情的局面建议。
但是科斯托夫象他和德热拉斯所一致同意的掩藏了他们两人之间所达成的反苏协定的秘密内容，不让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知道。
几天之后，南斯拉夫的建议从贝尔格莱德来了，科斯托夫把它提交到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讨论。
关于这一点，科斯托夫供称：“……在讨论这个问题以前，我在私下的谈话中强调指出：铁托和南斯拉夫人坚决主张，如果我们希望这个联邦成为事实的话，我们就要迅速行动，不要延迟通过决定，否则英国和美国将会察觉，并阻挠全盘的事情。但是——就象德热拉斯和我所一致同意的我当然要隐瞒铁托和我自己所发动的运动是针对着苏联这一点。
党的领导机关有欲接受南斯拉夫建议之意，但是坚持要告诉身为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的季米特洛夫，征求他的意见。这就是破坏了铁托所草拟之计划的原故。……”
科斯托夫供称：铁托原来的计划遭到惨败，因为季米特洛夫从莫科斯发来一个明白的警告：不要急急忙忙把保加利亚加入南斯拉夫。
在审讯中证实了这种情形之后，科斯托夫供认：“……季米特洛夫警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说：没有国外的政治上的初步准备就组织联邦，将产生不利的后果，特别是对保加利亚，如果考虑到它作为一个战败国的地位的话。铁托要保加利亚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立即参加南斯拉夫的这一计划，就这样在一九四四年失败了，但这不是因为我们的过错而失败的……”
不久，科斯托夫就得到了机会通过可靠方面打听出：铁托对保加利亚民族独立与主权的奸险的图谋，是得到英美帝国主义统治集团的同意，并且由他们指使的。
在一九四五年“保加利亚”旅社中举行的新年招待会上，科斯托夫又会见了英国的拜雷上校，盟国对保停战管制委员会各国军事使团也出席了这次招待会。
科斯托夫决定问他的英国上司，究竟他们对铁托计划的态度如何，并探察这个计划是否符合英美在巴尔干的利益。
关于这个问题，科斯托夫供认：“……我得到了机会从拜雷那里来检验究竟卡德尔向我说的话是不是真的，因此我把我与卡德尔的会面和卡德尔的意见告诉了这个英国人。
拜雷回答说：他知道南斯拉夫方面就要提出这样一个建议，并且说英国和美国都不是和这件事情不相干的。拜雷说：他所订出的任务与卡德尔向我提出的关于组织联邦的意见绝不抵触，因为他们都是追求同一个目的：使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离开苏联。
拜雷后来说：如果我一方面为英国做工作，同时也为南斯拉夫做同样的工作，他并不介意。”
拜雷心想英国情报处不是要和普通特务——情报员交往，而是要和那以瞒骗的手段而高踞当政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之要职的人交往，便向科斯托夫披露了美英帝国主义集团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和铁托达成的秘密协定的内容。
科斯托夫供称：“……拜雷告诉我说，甚至在战争期间铁托和英国就在美国的同意之下，获致了关于战后南斯拉夫所将遵循的政策的协议。铁托承担了这样的义务，就是使南斯拉夫脱离苏联和苏联在东欧与东南欧的朋友，并奉行一个照顾到英美集团在巴尔干政治上、战略上之特殊利益的政策。
拜雷说，作为交换，铁托在战争期间就得到了英美的慷慨的支持，而且将来也将得到同等的支持。
拜雷强调说，业已在按照联合国救济总署的方针给予南斯拉夫以大规模的物质援助，而在战后，这种援助甚至会更多。拜雷最后说，你们在保加利亚也必须慎重地估量所已发生的情况，而且必须效法南斯拉夫的榜样。这么一来，保南两国都将能够作为一个强大的足以抗抵得住苏联压力的单一国家而存于世界上……”。
一九四五年三月，科斯托夫和南斯拉夫领导机构的另一要员德热拉斯会晤，那时，他来索非亚出席全斯拉夫代表大会。
谈到这次会晤时，科斯托夫供称：“……他是负有和我会晤的特殊任务而来出席全斯拉夫代表大会的，我在午餐后在党的中央委员会中我的办公室接见德热拉斯。我们的会谈约九十分钟。
德热拉斯首先向我转达铁托和卡德尔的敬意。他代表他们而对保加利亚之未能立即并入南斯拉夫表示遗憾，并责备我不设法去达到这个目的。我把政治局内的发展情形通知德热拉斯，并指出：由于季米特洛夫方面的干涉（这种干涉是避免不了的，因为政治局无条件要求探询他的意见），使整个的计划归于失败了。
德热拉斯说：不管政治局的决定如何，不应该把这个问题提到季米特洛夫的面前，或者在极不得已的情形下，应该与事实相反，而通知政治局说季米特洛夫已经做了表示赞同的回答，并应根据这点立即做出宣布成立联邦的决定。
德热拉斯告诉我说：只论目的莫讲手段。我回答说，我还不敢这样做。
德热拉斯继称：尽管第一次失败了，但我们共同的目的不应从程序上勾销：我们一定要向着这个目的而工作并且一有机会就要把它实现……。”
德热拉斯继而解释铁托的关于按照新形势与科斯托夫共同工作的计划。
“……德热拉斯转达给我的那个计划规定：逐渐使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与苏联分离；象以前一样，在投合这些国家人民心意的这个联邦的理想上下本钱，但是，要奉行倾向西方的明确的外交政策方针。
德热拉斯解释说，为了这个缘故，必须在人民群众当中广泛宣传以联邦方式参加南斯拉夫这一理想，并证明弱小贫穷的保加利亚在南方的斯拉夫人联邦之外是所谓没有前途的。
德热拉斯继称：也必须向大家宣扬新的南斯拉夫，强调说南斯拉夫在政治的和社会的制度上较保加利亚优越。德热拉斯建议：把铁托和季米特洛夫对比，大力宣扬铁托是抵抗法西斯主义的英雄之一。
德热拉斯建议把南斯拉夫的经验搬到保加利亚来并且还要进行统一保加利亚与南斯拉夫军队的编制、训练与纪律之工作，以使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可以成为单一的国家中的单一的军队。德热拉斯说：为了这个目的，我们请求你保证给予南斯拉夫驻索非亚武官以全力的援助，并且在两国内政部机构之间也要建立密切的联系与合作。
德热拉斯使我注意在党内认真工作的必要性。他强调称：必须开始建立并扩大我的顾问团。把这些人提升到国家和党机关的领导职位上去，俾在将来他们能够把他们的影响用到我们所需要的方面去。
德热拉斯以为到现在为止，必须把这个任务摆在重要地位，这就是在所谓完全彻底解决马其顿民族问题的名义下，把彼林区立刻并入南斯拉马其顿共和国。
德热拉斯通知我，除马其顿人民共和国的官方代表科利雪夫斯基和伏拉霍夫以外，南斯拉夫驻索非亚大使馆的人员曼哥夫斯基与萨菲罗夫斯基都已按照这个方针被指派以专门的工作。德热拉斯要我给这些人以必要的援助……。
科斯托夫在敌意活动中的第一个助手是巴夫洛夫，他把巴夫洛夫提拔到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充任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行政秘书，其后也把他与卡德尔的秘密谈判通知巴夫洛夫。被告巴夫洛夫在证实这种情况时供称：“……科斯托夫还把他的其他政治联系告诉我。在一九四四年底他曾与卡德尔会谈。卡德尔在自贝尔格莱德假道索非亚去斯科普里时（因为去斯科普里的直接通路那时仍然为德国人封锁着）曾停留在索非亚并访问了科斯托夫。
据科斯托夫所谈，卡德尔向他转达了铁托的意见，即进行活动以便减少苏联在保加利亚的影响，采取建立强大的期待已久的巴尔干联邦的路线，这个巴尔干联邦要能够站在与苏联敌对的立场并执行其旨在与美国人和英国人修好的独立政策。以为美国人与英国人会给南保两国以最有效的经济援助，特别是因为以铁托为首的联邦的存在之故。科斯托夫并把他与卡德尔和德热拉斯的谈判，告诉他那位在国家机关中的敌意活动的第二助手——英国间谍斯捷法诺夫，科斯托夫在一九四四年九月之后就与他建立犯罪的联系。
已经确定，斯捷法诺夫的知道南斯拉夫领袖关于联邦问题的立场，不仅由科斯托夫的情报，并且也由他与他们亲自的谈判。
一九四六年六月，斯捷法诺夫赴贝尔格莱德，与南斯拉夫政府处理战争以来未解决的问题，以便在南斯拉夫放弃对保加利亚的赔偿要求的条件下，就赔偿占领时期对南斯拉夫所造成的损害问题达成协议。
一九四六年夏季，科斯托夫负有保加利亚党领导机构的正式使命赴贝尔格莱德。保加利亚代表团住在于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大厦中。在晚餐后的傍晚，科斯托夫与兰科维奇在后者的办公室中密谈。兰科维奇首先询问的就是关于科斯托夫与卡德尔及德热拉斯早先已达成协议的工作的进展情形，着重指出必须严重注意保国最重要的机构——保加利亚内政部各部门。
“……兰科维奇称：你必须试图把你的亲信安插在这些机构的领导职位上。这些人必须在与南斯拉夫间谍机关的代表（后者是以伪装的面目按两国政府间的特别协定而允许进入保加利亚）保持密切的联系下行动并且与其保持密切的接触。我们要求——兰科维奇力称——保证我们的代表完全能够进入一切机关、也包括内政部的各部门在内，并给予他们以取得必需的情报的机会。为了强调指出我们在保加利亚的工作扩大范围的时机业已到来，兰科维奇肆无忌惮地谈论，而且开始毫不隐瞒地说：问题不是某种只与南斯拉夫或保加利亚有关的事情，而是有更广泛的国际意义的事情。按照兰科维奇所谈，铁托的计划（以东南欧和东欧国家独立政策的口号为掩护而实际上则是追逐着把它们团结在南斯拉夫周围并巩固和发展它们与西方国家的关系的目的）在东南欧的别的国家中，也得到了有利的反响。
铁托赞同由他的亲信卡德尔及德热拉斯与科斯托夫共同订定的措施，这一措施旨在建立一个“会把其意志强加于巴尔干并成为国际政策中的重要因素的强大的国家”。
科斯托夫供认他进一步与铁托谈判的情形如下：
“……铁托建议在保加利亚党与国家机构中的领导人物中间，加紧吸收可以为我们执行必要政策的追随者。
当我向铁托询及南斯拉夫的对外政治方向时，他表示藐视英国。据他说，英国已经唱了它的决别曲，它已完成他的任务，现在，必须让位给繁荣的美国资本主义了。铁托使我了解到，南斯拉夫外交政策的方向，具有日益增长的亲美趋势，与从前的亲英迥然不同。他并劝告我们保加利亚人与美国人建立有用的联系。我要求铁托，如果可能的话，在这方面与我合作，他允诺这样做……。”科斯托夫询问铁托为何他不派遣较卧病中而无所作为的科瓦西维奇更为活动的人员出任驻保加利亚的使节。铁托回答说：“……南斯拉夫政府已决定，一有机会，即将派遣外交部中最为活动的一个人员到保加利亚——这个人就是兹齐米尔，他在匈牙利工作，表现了很好的成绩，但现在是他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了。铁托向我举荐兹齐米尔，说我可以容易地从他那方面找到共同语言。
在嗣后的谈话中，我向铁托保证：当他将来为签订同盟条约或在其他任何场合下，到保加利亚时，我们将给他布置一个他在任何地方所未曾看到的欢迎。我告诉铁托：（为的是奉承他，因为我知道他是怎样地喜欢大事铺张的仪式和感情的喧闹的流露）这次会议将使你相信，你在保加利亚人中间威望很高。我强调说，这也是我们所完成工作的结果……。”
科斯托夫按照他在贝尔格莱德所作的诺言，亲身照料使铁托在一九四七年后半年到保加利亚缔结南保条约时，能受到最盛大的和铺张的欢迎。
科斯托夫就铁托抵保的情形供称：“……在由索非亚经保加利亚北部到发那及由发那经保加利亚南部到索非亚的整个行程上，铁托一直笑容满面，沾沾自喜。他以为前来欢迎他的保加利亚人民的热烈感情是对他个人而不是对南斯拉夫人民的，并且觉得他自己也已经掌握了保加利亚的情势……。”
铁托与科斯托夫的第二次会谈，在埃夫克西诺格勒的王宫中指定供铁托居住的房间中举行。
“……我与铁托的会谈，这一次比以前更加坦率。铁托说，他已经决定在最近将来改变他对苏联的外交方针。据铁托保证，他在南斯拉夫国土已经有足够军队和良好的组织来顺利地执行他的计划。但保国利亚则落在后面。这是实现以后巴尔干各国同时脱离苏联的障碍。
铁托以尖刻的措词表示他不同意苏联对马歇尔计划的政策。他力称，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这些在经济发展上这样落后的国家，没有美国援助是无法维持下去的。铁托说，但美国人在拿出这样援助之前，提出以我国与苏联决裂为条件……铁托继而扼要叙述他正在奉行的美国的计划：“……铁托强调说，美国的计划规定不仅仅在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而且也在一切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中增加反苏力量；施用一切压力——经济的、政治的和军事的——以便使它们与苏联隔绝并使它们能够与西方集团联合起来。据铁托称，这一工作不仅在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而且也在东欧与东南欧其他国家中进行着。铁托自信地说，他个人在各人民民主国家中享有足够的威权，只有依靠他的威权和新南斯拉夫的威权，才可能在东欧各国实行脱离苏联而与美英修好的政策。象铁托对我保证的，美国人自己认识到，只有经过他，他们才能把各人民民主国家争取到他们那边……”在进一步谈判的过程中，铁托要求科斯托夫进行更坚决的行动，以便取得较好的成果。（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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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工展胜利闭幕
工商业明确发展方向
面向农村满足农民迫切需要
【本报天津专讯】记者古维进报导：天津工业展览会，从上月四日开始，举行一月，已于本月五日闭幕，获重大收获。其中最主要者如天津工商业面向农村问题和加强城乡物资交流问题，均得到初步解决。
一、这次工展明确的指出了工商业面向农村具有宽广的发展前途。天津解放以来，许多工商业界人士对于面向农村抱着怀疑态度：农村能否供给原料？农民是否有购买力？经过工展已得到确切的解答。据四省农民代表（即河北、山西、平原、察哈尔）的详细介绍，华北广大农村蕴藏着丰富的工业原料，如察省等地的羊毛，平原地区的棉花、花生，上党的煤、铁及各地的芒硝、油料，都能大批供给工业所需，可以摆脱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原料依赖。这首先就解除了他们怀疑农村能否供给原料的顾虑。关于农民的购买力问题，又据不完全统计，这次农民代表计订购与购买的有水车一万余辆，织草袋机一千三百架，草袋一万八千个，磅秤一百八十台，丝钢滚的磨粉机十二部，丙种钢磨十一部，自由式连续榨油机十余部，其他如各种新式农具，杀虫药剂、肥田粉、万能粉碎机、手摇切面机、罗丝板、杆丝锥、云峰孵卵机、细菌培养箱、细粗砂轮、干板、风匣、油烟、云母机、比重表、铅丝、颜色、火柴、色布花布等均订购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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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村经过土地改革
农民购买力已提高
农民代表如此踊跃购货，决不是偶然的，它充分说明有些人认为农村购买力一般下降，只是看到问题的一面，没有看见新形势发展的另一面：由于解放战争接近全面胜利和政府发展生产政策的贯彻，更由于华北广大农村经过土地改革，农民翻身，农民政治觉悟空前提高，对农业生产建设具有高度信心，他们正积极进行合作互助及必要的节约，这样农民也就有力量购买迫切需要的生产工具和必需品，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这种力量将与日俱增。根据这次农民代表订货的要求来看，天津现有工业的生产情况，即已很难满足农村要求。如：各地农民代表共订购水车一万余辆，全市只有六个造水车的厂子，每月出产水车四百六十台，至少需一二年才能全部交货。华北草织公司的织草袋机、民生工业社的风匣、新业工厂的砂轮、裕中摄影器材公司的干板等，虽接到大批定货，但为生产能力及资金所限，不敢承制。制造化学肥料的厂子只有三家，肥料价格虽贵，由于产量小，仍然供不应求。制造新式农具的除了北京的华北农业机械总厂外，津市只有三家，仅能制造单把犁、玉米脱粒机、打稻机三种，产量极微，亦供不应求。其他如黄玉符的蒸气旋转机、磨粉机、自由式榨油机及除虫菊、烟精、鱼油、乳剂、砒石灰等杀虫剂，只能说已经发明创造出来，尚未建厂生产，以致对农民的要求一时仍无法满足。这一切，说明工商业界必须大力投资于面向农村的行业，为祖国经济建设服务。
二、工展的另一个主要收获是提出并初步解决了城乡贸易中存在的问题。农民代表一致提出土产及原料滞销的情况，津市许多厂、商则感到原料缺乏。如化学厂因缺乏芒硝、曾到东北去购买，但各地即存有芒硝四千万斤销不出去；造纸厂缺乏原料，渤海区等地的苇子则多的无法推销，有的甚至拿作燃料……这些说明城乡贸易存在很大的盲目性。经过各地农民代表与天津工商界多次座谈研究，对于如何解决，已获一致意见。（详情见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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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加强城乡物资交流
应解决四项问题
【又讯】记者古维进报导：在天津工业展览会上，河北、山西、平原三省农民代表纷纷提出乡村土产及工业原料没有销路。河北省农民代表提出：衡水专区，年产砒硝约一千万斤，无人收购弃置于地；沧县专区绝大部分地区为灾区，急需把火硝、苇子、芝麻、草帽辫等推销，换取粮食、水车、杀虫剂等，但没有人做这件事；井陉县药材年产三百万斤，以无人收购，大部当柴烧；磁县硫磺月产二十万斤，以无人收购，产量渐减；内邱、临城的烟叶，无人收购，全部放坏；南武县的花椒没有销路，致使群众砍伐不少花椒树；唐山专区的皮硝、火硝、玻璃石、木材、药材、石棉、石膏、耐火石，定县专区的大豆、花生、棉花、猪鬃、鸡毛，通县专区的砒硝、火硝，刑台专区的皮毛、花生、大麻子等均无销路。山西省农民代表提出：晋南专区石膏日产二百万斤，砒硝年产八百多万斤，火硝年产五十万斤，阳泉日产铁七万多斤，以及各地之硫磺等，均无销路；兴县有羊毛四千万斤，猪鬃万余斤、鸡蛋三千六百万个，及各种兽皮等，因当地贸易部门资金薄弱，收购不了，等待外地收购；翼城县有剩余油类六十余万斤，希望外地收购，该县麝香年产二百余个，不能推销；榆次专区年产大麻子二万担，蓖麻子一百五十二万斤，柿子一千二百万斤，核桃五百万斤，黑枣、小枣四百二十万斤，及花椒、梨、杏等均销路不畅。平原省农民代表提出：新乡专区年产砒硝一千七百万斤，火硝四千万斤，以前有军工部收购火硝，人民曾依此渡过灾荒；现无人收购，人民生活感到困难；博爱日产硫磺一万斤，因无销路，大部停工；辉县年产核桃一千五百万斤，党参、连壳共六百万斤，木丁一千万斤，橡壳五十万斤（作染料），因缺乏销路，生产量降低；濮阳专区十个县，今年约收获花生四千九百余万斤，由于无人收购，销路不好，一斤售价尚不能换回一斤小米；内黄县今年产枣一千四百八十余万斤，除本区做酒用一小部外，大部依靠外销，但现在毫无销路；菏泽专区过剩的土产有：蚕丝十九万斤，土硷三百万斤，火硝、砒硝十五万斤，猾子皮、胎羊皮约八十万张，猪鬃一千二百余斤，均迫切需要外地收购和调剂交换；郓城、定陶今年产棉花九百二十八万三千余斤，当地贸易公司只能收购十分之一。其他各专区也均感土产销路不好。另外，三省农民代表普遍提出缺乏水车等各种农具及榨油机、轧花机、磨面机、肥料、杀虫剂、畜疫药品、火柴、煤油、食盐、洋布、染料、碱面等。
三省农民代表一致希望经过此次工展，能够逐渐解决物资交流问题，使土产品得以畅销，而农村必需品得到供给。除有的省份带来许多土产样品，和各厂商接洽订立交换合同外，但为从根本上解决物资交流，农民代表与工商业界多次座谈研究，认为必须解决下列诸问题：
一、专业公司必须与合作社结合起来。
过去专业公司购销物资，一般是通过各地合作社；但有许多合作社业务不健全，资金短缺，难于完成这一任务；也有些合作社给专业公司购销物资，因价钱不相宜，或付款迟缓影响了收购；有些合作社存在单纯营利观点，专业公司便不愿意通过合作社购销物资。合作社得不到专业公司充分扶植，自然业务开展有困难，而专业公司仅依靠分支公司，也很难圆满完成任务。为了使城乡物资交流得畅顺发展，今后专业公司及合作社，在业务上必须紧密结合起来。首先专业公司在观念上要确定依靠合作社，扶植合作社，把合作社广泛地组织起来，发展起来，使之成为开展物资交流最主要的一环；同时合作社必须克服单纯营利观点等毛病，这样双方关系才得正常，有计划地共同组织物资交流。
二、要适当掌握合理的交换比率。
过去（指抗日战争前，下同）一斤花椒换三十斤小米，现在一斤花椒换不到三斤小米；新乡过去一斤硫磺换九斤小米，现在只换二斤；平原湖西区过去一斤油换五斤粮，现在只换二斤；临榆县一百个核桃才换一斤小米；濮阳专区一斤花生尚换不到一斤小米。这些都是不合理的交换比率。今后要使之合理，一定要专业公司的组织健全起来，建立各地商情网，缜密进行调查统计工作，掌握各地生产情况及出口情况，进而逐渐掌握供求规律，才能逐渐掌握合理的交换比率。
三、调整运费。
许多物资如梨、枣及其他笨重东西、从产地运津、运费高于成本，因此农民希望商人下乡收购，商人希望农民运进城来，结果物资无法销售。今后必须适当调整运费。另外，运输车皮缺乏，运输耽误时间，人力资金均受损失，今后要尽可能增加车皮。
四、大力组织私商为国家经济服务。
目前合作社未普遍建立（平原省黄河以南还没有合作社，黄河以北只有县合作社），或建立了而不健全；专业公司成立不久，组织亦不健全。根据这种情况，特别根据过去经验，仅依靠合作社与专业公司组织城乡物资交流，目前尚有许多困难；因此应把广大私商组织起来，发挥他们的力量，十分必要。但是，要作到这点，就要解决私商在物资交流中所遇困难，如运输未适当解决，外汇牌价尚未合理调整，在贸易上和贸易机关尚未合理分工等。
目前城乡物资交流指导委员会正在筹备，今后对上述问题可能逐步得到合理解决。
第2版()
专栏：
及时总结经验克服偏向
湖南工会工作获成绩
长沙等县市成立工会筹委会
对恢复、发展生产作用很大
【新华社长沙五日电】湖南解放以来的工会工作，在华中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湖南办事处领导下，已经取得初步成绩。华中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湖南办事处于今年八月长沙解放后，就派出一批干部分赴长沙市和长沙、常德、益阳三个行政专区开展工会工作。截至上月中旬为止，长沙市、津市、株州、湘潭、醴陵、常德、湘阴、岳阳、临湘、华容、南县、益阳、衡阳等县市，都已先后召开过职工代表会议，成立了工会筹备委员会。至于铁路、公路、邮政、电讯等全省性的工会筹备委员会，以及邵阳等新近解放的地区的工会筹备委员会，也在积极筹备建立中。据不完全统计，长沙等县市已经组织起来的产业工人，目前共达四万余人。各地组织工会的过程一般地是，首先向工人们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各种政策，说明工会的中心任务是要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以便全力恢复和发展生产，支援前线，争取迅速全部消灭敌人，解放全中国。同时，对于伪工会欺压工人的反动本质，一一加以揭露，并通过学习等方式，逐步启发工人们的阶级觉悟，放手让工人们自己去建立工会筹备委员会。例如，长沙市邮政、电讯等企业单位的工会筹备委员会，就是经过学习政策等以后，由职工自己动手组织起来的。在工会筹备委员会的领导下，许多企业单位的职工都成立了学习小组和学习班，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学习，提高了政治觉悟，从而开始建立起新的劳动态度和自觉的劳动纪律，以及批评和检讨制度。由于工会工作的配合，公营湘潭湘江煤矿和长沙锑品制造厂、裕湘纱厂等单位，都在恢复和发展生产中开展了生产竞赛，取得不少成绩。湘江煤矿的船员们，且在湖南海员工会筹备委员会领导下，革除了国民党统治时期一向存在的偷窝风气。私营工厂如长沙中州棉织厂的工人们，也在工会筹备委员会领导下，正确处理了劳资关系，改进生产。此外，湖南各地的铁路、公路、电讯、邮政、航运等交通事业的迅速恢复，也和工会工作的密切配合不能分开。
湖南解放以来在工会工作中得出了一些重要的经验教训。首先，要做好工会工作，必须及时纠正一切形式的关门主义偏向。由于湖南工会工作的干部力量单薄，以及许多干部过去在农村工作，习惯于个别活动的工作方式，和惟恐坏分子夺去工会领导权，因此不敢大胆放手地去吸收工会会员，使工会工作停滞不前。例如，长沙专区所属岳阳、醴陵、湘潭三县十多万工人，到十月底左右加入工会的仅有一万多人。益阳县的工会工作直到十月中旬还停留在调查研究的阶段，不敢放手去吸收工会会员。此外，如湘江煤矿的工会工作虽然做了二个月，结果在近三千的煤矿工人中没有发展一个工会会员。这些例子说明不纠正关门主义的偏向，就不能很好地开展工会工作。其次，工会工作必须和生产工作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顺利地开展工会工作，并使之巩固和发展起来。例如，醴陵县的瓷器工业，在解放前后即全部停工，解放后，工会工作人员为使瓷业能够迅速复工，便组织工人研究复工办法，并帮助督促业主复业，由此解决了工人的失业问题。在进行复工中间同时组织了工会，这样的工会就很自然地受到工人们的拥护。再如湘潭县的工会，是在帮助工人解决工资争议中建立起来的，所以同样受到工人们的拥护。此外，如长沙公营裕湘纱厂和私营中州棉织厂的工会筹备委员会，都是因为真正能领导和组织工人提高生产，使工会在工人中间树立威信，并由此获得巩固和发展。相反的，也有一些工会因为没有把恢复和发展生产作为工会的中心工作，所以只剩下一个工会的空壳，实际上早已垮了台。例如，南县的工会，在初建立时曾经有过一些成绩，但是因为工会领导人员没有根据具体情况去领导和组织工人恢复生产，只是提出一些脱离实际的“左”的口号，结果使工作受了损失。最后，工会工作必须和行政工作密切配合。那个地方工会工作和行政工作配合得好，那个地方的生产便恢复和发展得快，工会工作也就健全。例如，湘江煤矿的工会，组织工人响应行政领导机关完成十月份采煤计划的号召，结果超过计划二百五十吨。这样，工会就受到工人和行政两方面的拥护。相反的，也有一些公营企业单位，由于接管工作干部错误地认为，组织工会需要长期教育工人以后才有可能，或者认为工会和行政无关，不愿主动地去帮助工会工作。同时，也有些工会工作的干部，孤立地去做工会工作，不和行政工作配合，结果就使两方面的工作都受到损失。例如长沙市电讯局，解放初期的复工工作本来做得很好，但是后来由于行政和工会工作不能紧密配合，工作便没有进一步提高，而且使职工的工作情绪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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