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棉花增产的途径
张广居
一
中国原棉产量据统计最高曾达一、七○○万市担，一九四九年统计则仅达八○○多万市担，几乎相差一倍，因之如何促进棉花增产，实为当前亟需研究的一个问题。要想找到增产的正确途径，首先须认识历年来棉花减产的原因，据我个人的见解：一为棉田面积减少，一为单位面积的减产。
棉田面积减少的原因：（１）棉区粮食供应不能保证，棉粮比价的不合理，为减少棉田面积的基本原因。这种原因的形成，是由于过去敌人长期的封锁分割及交通的破坏阻塞，形成物资交流的非正常状态，加上日寇的掠夺摧残，致使产棉区粮贵棉贱（产粮区则粮贱棉贵），棉贱伤农，植棉不仅无利可图，且影响到棉农生活（一九三六年一斤皮棉合小米一一．八斤，日寇统治时期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三年一斤皮棉合小米五．二八五斤，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一斤皮棉合小米七．五二斤）。其次，由于各种灾害的增多，食粮缺乏，亦使农民不敢大量植棉。（２）由于过去日寇、国民党反动派的掠夺破坏，劳畜力减少，棉花栽培较一般食用作物费工多，在植棉无显著利益的条件下，加以劳畜力困难，棉田势必减少。又因交通的不便，燃料调剂困难，棉区农民为解决燃料，多播种高秆作物，亦影响棉田面积缩减。（３）由于土地分散，农民首先要种植相当数量的食用作物，其次才种棉花，因之也使植棉面积不易扩大。
根据上述原因，据手头材料统计，一九三七年全国棉田面积为六、二○○万亩，占全国总耕地面积一四一、九○○万亩的百分之四．三七。一九四九年的全国棉田面积仅达三、九○○万亩，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百分之二．七。
棉田单位面积减产原因：①由于劳畜力缺乏，棉花耕作技术也随之降低。在耕地的次数上是减少了，过去能耕两遍的，现在仅耕了一遍，只进行春耕而不进行冬耕，而且耕的很浅，妨碍了棉株的生长。在中耕次数上也减少了，一般只锄到三、四次，有的仅锄两次。在播种时间上，也因劳畜力的限制不能按照季节及时播种，再加上棉田管理技术的粗放，都能使棉花减产。根据最近不完全调查，一九四八年比战前降低耕地次数百分之二○．一七，耙的次数平均降低百分之一二．二二，中耕次数平均降低百分之一八．五（在生产基础较好的老解放区将恢复到战前水平）。②肥料缺乏：棉田肥料缺乏是棉花降低产量的原因之一，在施肥数量上，水、旱地平均减少百分之三○．二四，有的农户为了增加食粮生产，将肥料多施于产粮地，少施于棉花地。有些地区因为肥料严重缺乏，下种以前即不施基肥，并有专留薄地作棉田的。如华北一般棉田土壤本极缺乏氮素，再加上圈肥数量近年比战前减少，土中有机物更显缺乏，以致不利于棉花的生长，甚至酿成严重的病害。③棉田灌溉问题：根据各地区植棉经验，灌溉的棉田常比旱地棉田多产三分之一或一倍以上。几年以来个别老解放区水田虽略有增加，但从全国来看，棉田灌溉设备已经破坏，至今尚未完全恢复战前水平，因而使棉田灌溉面积减少。在华北、西北及华东、华中的部分地区，十年九旱，在春季棉花播种时常遭春旱，使棉花不能按时播种。如遇旱时过久，有些地区，种两三次亦未捉苗，只有组织挑水点种。凡点种的棉花，因需用劳力过多，不得不减少播种面积。播种以后幼苗常因继续天旱不能很好生长，并发生缺苗旱枯现象，以及延迟了棉花的成熟期，增加霜后花及晚期棉桃。④病虫害问题：几年以来棉花受虫害的损失日趋严重，亦为减产重要原因之一，因此群众要求防治极为迫切。今年棉花所发生的虫害，最主要的有：棉蚜虫（油旱）、红蜘蛛（火龙）、红铃虫（棉子虫），尤以棉蚜虫为害甚大，在棉产区每年都有棉蚜发生，棉花产量减产百分之一○——二○的是常有现象。红蜘蛛今年在华北植棉地区发生比较普遍，直接妨害了棉作中期生长。红铃虫今年更严重，被害的棉铃籽棉多变成僵瓣，在成安棉产区统计：籽棉变成僵瓣的有百分之五六。另据华北棉产改进处通县棉场统计，被红铃虫为害的棉子占百分之一六。其他地区棉子被害率也多在百分之十以上，既减少棉花产量，又降低棉花品级与品质。其次因病害的减产亦甚严重，如安阳县被黑果病侵害的就占有百分之一五——三○，成安部分棉田有百分之五○，遭受了根腐委凋病。⑤棉田挑水问题：棉田积水不宜宣泄，严重的影响了棉花的产量与质量，每年都有一部分地区因水害歉收，尤以今年为严重，如江苏今年平均产量仅一五斤，河北之东北部因水害平均产量亦仅达十四五斤。
由于以上原因，由一九三六年每亩平均皮棉产量二六市斤，降低到一九四九年的每亩平均二一．三市斤。每一单位面积较抗日战争前减低百分之一八。
二
既然找到了上述的减产主要原因，就必须对症下药，明确贯彻执行刺激棉花增产的政策。
一、保证合理棉价：政府要公开保证最低限度的棉粮比价标准（一斤中级美棉皮棉最低换米八斤是目前相当合适的标准。）同时须有组织的进行食粮的调剂和供应。尤其是粮食来源困难的棉区，保证棉农售出棉花，能购到合理价格的粮食。此外还应认真执行良棉优价政策，鼓励棉农提高棉花品质，保障他们应得的利益。
二、棉花代征公粮：照顾棉区缺粮，实行以棉花折交公粮。折合比率，原则上应按政府公布的价格，同时在棉田集中区应免去或减少夏征比例，于秋季一并征收，以调剂棉区食粮的困难。
三、发展棉区合作社的组织：棉花须经过加工，且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商品生产，因之有条件的棉区，要立即发展合作社，调剂棉区食粮、饲料和燃料，办理棉产的加工运销，避免中间商人的操纵和剥削，同时通过合作社的组织，便于集体性的改进棉花生产工作。
四、发放棉贷：棉产贷款，应以专款专用及贷放实物为主，如优良棉种、豆饼和化学肥料、小型改良农具、防除病虫的药械等。由棉产改进机关统筹计划，会同合作社掌握发放，贷出实物，折成籽棉，秋后偿还。
五、统一国营棉花收购机构，历行分级检验：为了提高棉花品质，切实保障棉农利益，必须实行有组织的统一收购，普设国营的专业收花机构，制定棉花等级鉴定标准和标本，严格实施分级检验。坚持保证棉粮适当比价和良棉优价，保障棉农利益，刺激棉花增产。
其次要做到增产，根据当前农村的具体情况，必须做好下列一系列的具体工作。
一、选择土壤和增施肥料：许多地区不注意选择适宜土壤植棉和不施肥或少施肥的习惯，必须重视各地因土壤关系影响棉花减产的原因，并予以适当的改善。指导农民尽可能选用中等肥度以上的砂质土壤种植棉花。我国棉区普遍缺氮，现更形成严重问题，故增加棉田肥料是当前提高棉花产量最有效的办法，是明年棉花增产二成的主要依靠，各地应利用农闲季节组织群众大量积肥，发扬与推广历年各地积肥经验与积肥方法，并特别注意供应煤炭解决燃料，节省出大量柴草用作肥料，有计划地提倡和推广化学肥料补充施用。
二、防除病虫害：是使棉花增产最重要的办法，必须找出适合各地方（最好能就地取才的），和简便易行的有效防治方法，将防治技术深入贯彻到群众里去，发动群众普遍来防治，目前比较具有这样条件的是华北、东北及华中部分地区的棉蚜和红蜘蛛的防治。药剂主要依靠烟草水、石灰硫磺合剂和面粉剂，及普遍使用开水浸种的方法。此外必须尽量准备一大批药材，加强技术指导，以推广良种的棉区为主，实施进步科学方法的防治，并在需要推广的地方，进行示范。
三、提高植棉耕作技术：棉田耕作轻劳动较多，最适宜于动员妇女儿童参加棉田工作，但须注意技术的指导，针对各地植棉技术上的缺点，提倡轮作。此外还需注重棉花早期生长，注意适当的栽植距离（许多地方美棉的行株距，都有太密的毛病，有的行距竟比株距还小，以及过分强调大株行距等），改进棉田夹种其他作物的坏习惯：……等。
四、防旱防涝：除扩大棉田灌溉面积外，并在旱区组织挑水点植，抗旱保苗及多锄防旱等。各种经验证明，这些都是很成功的办法，长江流域棉区和华北部分棉区，每年因雨水太多和河水泛滥，遭受水害的损失很大，除注意大的排水工程和防止水患工作外，还应大力提倡种高垄棉花，使积水从行与行间之深沟排出。
五、推广优良棉种和倡导群众选种：农民现有棉种大部杂劣退化，且还保持有广大面积的中棉，这是减低棉产的主要原因之一，须扩大推广优良美棉，同时并应倡导群众选种运动，普遍提高农民原有的棉种及有步骤地减少中棉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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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东北的棉产
林山
一、种植面积
东北素称富饶，一方面剩余大量的粮食，而另一方面却缺少很多花纱布，一吨粮食只换一匹布。棉产不足是东北历来存在的问题。通常标准推算，一个人的衣被用品以及需要配合的生产资材，平均要十七平方码以上的布料，东北四千多万人口要八万平方码的布料，折合约一百八十万担（百斤）皮棉，以东北平均每小亩（关内市亩）产二十六斤计算需要发展到七百万小亩，合大亩（东北新亩）四百七十多万亩。东北纺织能力，伪满原有五十六万锭，最近可能恢复到四十万锭，每锭平均年可纺花两担二十斤，共需八十八万担，可产棉布七百多万匹，每人可摊十七尺；另加其他需要的棉花一人半斤，计一百多万担，共需植棉四百万小亩，合大亩二百七十万亩。东北适宜植棉的地区，估计有五百万亩（七百五十万小亩）。一九四五年曾发展到过二百二十万亩（三百三十万小亩）。东北棉区无霜期一百七十日，比平津二百天为短，在生育茂盛期的六、七、八月间温度相当高，在开花吐絮期八、九、十月间日照长而晴日多，对于棉花的生长与成熟比关内迅速，较种植早熟性的品种，如“关农一号”亦甚适宜。历年全国平均每小亩产量约二十五斤，河北陕西约三十斤，东北约二十七斤，与河南山东相当。根据这一情况，东北应发展植棉。但一般都认为东北天气冷不宜植棉，以为大可多种粮食来换华北的棉花，而事实并不如此，东北产棉虽不及华北，所产不多。但在东北以十五斤高粱换一斤棉花，棉农就满足，要从关里运来，得化比十五斤高粱更多的代价。就全中国的棉产供需上来说，全国现有四百五十万纺绽，需一千万担皮棉，另外其他尚需要五百多万担。去年植棉不过四千万小亩，产棉仅一千多万担，其不足之数百万担，要靠大量的美棉纱布来补充。现在东北的纱厂有因无原料而停工的，即天津的纱厂亦只能半开工。历来中国棉花就不够，必须迅速发展才能解决东北用棉。如果全靠外来棉纱，既不可能，也不应该，因此尽可能迅速恢复与发展东北棉产事业，是确定任务。今年因为棉籽有限，只能恢复到十万垧（合一百五十万小亩），可收皮棉三十万担以上。至明后年可逐步扩大到三十万垧（四百五十万小亩）。
二、植棉技术
技术问题，主要是品种改良与防治病虫害。
东北的棉种主要是关农一号，在辽阳以南普遍推广。此品种是属美棉中改良金字棉的系统，自朝鲜传入，经关东农事试验场选出，故名关农一号，比原种早熟一周，产量棉质也较优良，适合纺十六至二十支棉纱，适宜在辽阳以南种埴。在辽阳之北以至郑家屯洮南一带较寒冷的棉区，有“辽阳一号”，此品种是郑家屯白籽中棉系统，经辽阳棉作场选出，成熟比“关农一号”更早，棉绒细长，能纺三十二支，产量少。此外还残存一些退化美棉，属金字棉或脱字棉系统，经朝鲜或冀东传入，产量与质量比“关农一号”差些，还勉强适合辽阳以南棉区，今年自冀东运入棉籽也是这一类棉种，可在棉籽缺乏时暂为利用。还有一些当地留传下来的各种中棉，品质与产量都很差，今后改良东北棉种的途径：（１）从“关农一号”中，选更早熟品种，往北推广。（２）以“关农一号”为基础，与其他长绒美棉如斯字棉等杂交，育成早熟长绒棉种，使适合纺三十支以上细纱的需要。（３）收罗优良材料，育成抗虫品种。目前的推广是有计划的利用各种棉种，把外来种籽限止在一定的范围，把原有的“关农一号”单独保持在一个地区，每县至少特定一个区，再就每区设置一百亩以上的特约留种棉田，把“关农一号”或“辽阳一号”恢复纯净，以逐步淘汰外来品种与代替混杂退化了的良种。三年之后就可以恢复关农一号与辽阳一号的播种面积，五年之后可以全部纯化，八年之后将有更优良的品种发展起来。
防治虫害是东北植棉成败的关键，棉作病虫害在全国各地都普遍发生，但在东北特别严重；因为东北棉花生长期间很短，如果棉苗遭受了虫害便没有时间来恢复健康以完成霜前吐絮。过去东北棉花发展得很快，治虫得力亦其因素，从南洋台湾运入大量的鱼藤根制成地力斯石硷，从日本运入硫黄，配备了几十万架喷雾器，指导几十万家棉农熟悉治虫技术，这个基础是全国各棉区所未有。但今天鱼藤根与硫黄来源困难，喷雾器的补充也不易迅速解决，现在除了利用存余的鱼藤根制鱼藤粉使用之外，可用烟草水，豆油乳剂与面糊浆水来解决（但在效力与推广上都有困难），并准备推广种黄花烟（小叶烟）来制硫酸尼古丁，与利用东北工矿条件来制造合成农药如ＤＤＴ与六六六等，这是一个复杂的技术问题。
三、业务经营与管理
棉花与普通的农产自有其特殊性质，棉产是纯粹的工业原料，又是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商品，而且棉花的栽培又是比较精细而技术化的经营，因此棉业的经营必须是加强有关业务的计划性与组织广大的棉农互助合作，才能便利于发展。
首先是棉价问题，如果种棉得不到比种别的农作物还有利的话，不管棉种产量质量多好，治虫方法与栽培技术多高明，农民总是不能多种棉花。东北棉农所流传的“一捆（十斤）花三斗（四十五斤）粮（高粱）”和“一亩棉（约二十六斤）二亩田（三百六十斤粮食）”就过去的资料与现在的调查情况来分析，结果也相近，五斤高粱换一斤籽棉（大花籽）是适合东北的一般情况，现在以一斤皮花换十四斤到十七斤高粱的作价，对于今年能迅速推广植棉起了很大作用。我们考察过去蒋管区的各棉区盛衰历史，棉花的比价关系很大，以布匹的价格来分析，统制掠夺多于商业利润，商业利润多于工业利润，而工业利润又多于农业收益，实际是工农赔本，严重的影响棉源不足，亟应提高农业利润，才能整个的发展生产。但是官僚资本相反地却以美棉做靠山，拼命加强统制掠夺，这就是棉价问题在过去蒋管区不可能解决，而成为棉业发展的基本障碍。只有今天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才能解决这个历来棉业的症结。
在业务管理上，企业化的管理是有很大的作用。但现在我们一时还不能建立起来一个新的完整的棉业管理系统，暂时把这套完整的工作分割到各个有关的系统部门来分别负责进行，虽然也能解决许多重大的问题如棉价预购贷款，调剂棉籽等等，但是在许多具体工作上，还未能迅速完备的贯彻起来，如轧花厂的管理与修建，棉籽的选择与分配，分级的作价与检查，推广的合作组织，农药喷雾器的配备等等，都有些不合理不科学的浪费脱节表现，这将或多或少影响到东北棉业的发展，应及早健全组织，将数十万棉户组织起来，变成宏厚的合作经济力量，以加速东北棉产的发展，解决历来东北棉源不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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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政治经济学教程绪论（４２）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任务及其特点
王学文
第四章 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点
第一节 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统一性与完整性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观察经济现象的出发点
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不论古典学派也好，不论庸俗派也好，他们多是从个人主义出发，以个人的自私自利的利欲追求作为经济现象，经济活动的基本动力。例如古典学派的出发点，就是“个人的利益，其始祖亚当斯密对于人们为什么要从事经济活动，他认为资本家是为着利润，工人是为着工资。他们把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认为是人类的天性，因此他们把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建立在他们所谓的人类自私自利的天性上，他们认为人类本性是为着追求自己的利益，人一生出来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活动的，所有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分工的进步，商品交换的形成，都是基于人类这种自私自利的本性，正如中国旧社会剥削阶级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成为剥削阶级人生定律一样。因此，基于这种出发点，形成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经济学说。这种观点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产物，同时也正是产业资本主义形成时期，代表资本家的利益，说明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拥资本主义经济利益在社会意识形态上的反映，这种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个人主义的出发点，及至资本主义发展时代，就也更加发展起来，例如李嘉图认为人在社会里只有一种活动，一种要求，一个目的，所谓一种活动就是谋利的活动，所谓一个要求就是生利的要求，所谓一个目的的就是做富人的目的。他认为推动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力量，就是在于各个人追求利益的欲望，也就是在于各个资本家追求更多更大的利润的倾向。以后资本主义走上金融资本主义时代，更露骨地有奥地利学派（心理学派），“个人的欲望”和心理的分析，遂成了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的出发点，其享乐主义经济学说更赤裸裸地把没落的资产阶级的享乐主义人生观，用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的出发点，他们认为所有的人类都是为了追求享乐而生活的，生活的目的，无非在于尽可能地增加扩大享乐的程度，经济学就是为了帮助人们获得最大可能的享乐量，探求享乐过程中的定律的学问，晚近数理学派更进而认为一种商品对人们心理上的快乐与痛苦的满足，人们心理欲望的满足是可以用数量来测度的，可以用数学数字来度计的，货币乃是表示心理满足的一种实质尺度，是可以用作普通的准则，作为测量人们所有动机和欲望的有用表尺；所以认为经济学是数理的科学。这些都是资本主义没落腐烂期，资产阶级腐烂的自私自利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映，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无非是随着它的各个发展阶段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进行辩护，替资产阶级自私自利骄奢淫逸寄生剥削享乐消费的生活掩饰遮盖，来加紧剥削工人，欺骗工人，麻醉工人，尽着它们效忠的职责而已。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局限性和其庸俗化
总之，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只是一个——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剥削工人阶级损人利己的打算，因此，它对于社会经济现象的观察，就受到了它的局限或限制。不过这种限制的程度，还是因为资产阶级各个发展时期，与无产阶级利害关系的不同，而有各种不同的表现。
当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最初形成的时候，还是比较科学的、正确的。这是因为当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还没有露骨，还没有达到尖锐化的程度，所以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者还能够比较正确的，深入的观察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现象，探求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现象的内部联系。他们提出了劳动价值论，如亚当，斯密认为“劳动是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尺度”，“劳动是商品的真实价值，货币是商品的名义价值”，“只有劳动是价值之普遍而正确的尺度，换言之，只有劳动，能在一切时代一切地方比较商品的价值”。（亚当·斯密：“诸国民之富”），他也讲到资本家的利润，也认为是由资本家从剥削工人的劳动得来的，又如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史中，重农学派魁奈的经济表，也是比较能够概括地观察社会的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等的关系，以后成为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先驱。但是这种初期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还是有着它的局限性，有着它的一定的限度的。因此科学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认识社会经济的内部关系，要是超过了这一定的范围，就要表现出它的无力，表现出它的幼稚性、局限性和狭隘性了。并且就是连这一点有限度的科学性，等到以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向前发展，表现得露骨，达到尖锐化的阶段，资产阶级看到这种理论被自己的阶级敌人—无产阶级利用来攻击资本主义制度感到对他们不利的时候，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者就抛弃了他们政治经济学中的这些科学的部份，抛弃了这些还比较能反映客观真理的部份，而开始俗流化，走上庸俗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道路。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文中所说的：
“资产阶级在英、法两国都已夺取了政治权力，自此以后，阶级斗争，不论从实践方面说或从理论方面说来，都是益发采取了公开而威吓的各种形态。于是科学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丧钟敲响起来了。从此以后成为问题的，已经不是这定理正确那定理正确的问题，只是对资本家有利抑或有害，便利或者不便利，遭警察的禁忌或不遭受警察的禁忌的问题。代替没有私心的研究，出现了利害得失的论杂攻击，代替无拘束的科学研究，出现了于心有愧的与意图邪恶的论辩。”
庸俗派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方法
从基本的方面说来，任何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者，他们都只能观察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发生成立和发展，而不能说明分析其没落与死亡。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没落与死亡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者所意想不到，同时也是他们所不愿意想象的事情。科学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其科学性既有一定的限度，至于庸俗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就更无科学气味了。庸俗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基本上只能继承古典学派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庸俗的见解，单纯从社会经济的表面现象来观察社会经济现象，机械地罗列一些表面的现象与事实，肤浅地观察这些现象与事实的外的关联，用他们庸俗的唯心的静止的观点，与片面的皮相的形式逻辑的方法，甚至于拿高等数学的方法来加以说明解释，这样形成着他们所谓经济学的理论。即使连那最好的庸俗派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其最大限度，也只不过是把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先进者的理论反复地重新说述一遍，并拿出它们来和自己一些拉拉杂杂的庸俗见解混合起来，就算成为他们经济学的系统了。因此他们不能也不愿意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矛盾，与矛盾的展开，予以观察分析，并且相反地，他们甚至否认这些矛盾的存在，并且用尽一切方法，用尽全副力量来加以粉饰，加以掩盖。甚至于还企图调和这些矛盾，调和这种斗争等。这种企图调和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浅薄的折衷派的最著名的代表，有美国学派经济学的建立者加雷与法国庸俗派经济学者巴士蒂等。
庸俗派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不能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来观察，只能局部地分裂地观察问题。他们为了资产阶级的私利，不把资本主义秩序看作历史的过渡的性质，而视为“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态”，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将来的死亡，不愿意想象，也不敢想象，他们只想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永久长存，长期繁荣。因此，当资本主义经济恐慌发生的时候，他们有的就不敢承认，有的就根本否认，或者把这种定期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现象，当作一时的现象看待。他们不承认资本主义社会里有阶级矛盾、阶级冲突和阶级斗争存在。他们的政治经济学就尽量利用其改良主义来蒙敝掩盖阶级间的矛盾、冲突与斗争，再不敢象初期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那样比较大胆的暴露社会的内幕，而以蒙敝欺骗的办法来掩盖否认这种阶级矛盾的存在。对于价值说，庸俗派也已不再从劳动形成价值这个观点来认识了，因为，他们认为这样说法，是会激起工人与工人阶级的不满和反抗，是会对于资产阶级不利的。庸俗派因此放弃并攻击劳动价值说，采取了效用价值说，或者用高级数学的方程式来说明价值的形成与分配——如数理学派。他们对于资本的认识，也是这样，只是从表面现象上去观察，有的说货币就是资本，有的说生产手段如工具机器等是资本，甚至连原始渔夫的渔网原始人的斧石等也都是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