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国际问题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经济
毕柯夫斯基作 周惠竹译
德国苏联占领区的民主化，和它在和平基础上的重建与经济复兴，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建立奠定了巩固的基础。苏联占领当局的政策，是有着德国人民强大进步的民主力量支持的。十月十二日，共和国总理奥多·格罗地渥，以政府的立场，曾作如下的宣称：
“德国人民所有力量的团结，各党派各组织间微小争论的弃除，和工作于联合政权下各民主党派的政策，已经产生了很大的效果。我们有计划地复兴我们支离破碎的经济，并渐渐地与战前的生产量接近。”
东德经济成就的历史，是从一九四五到一九四六年大规模的实行社会经济改革时候开始的。重要纳粹和战犯们工厂的被充公并转为人民所有，独占资本的被消除，以及土地的改革，使德国人民有可能走上民主建设的正途，并同时创造有效复兴经济的必需条件。
战后的初期，德国经济的命脉是麻痹了，并于极度艰难的情况之下惨淡经营着，这些困难因一九四六年初期，西方列强违背了波茨坦和其他四强关于德国问题的协定而更为剧增了。她们故意地破坏了各区间的经济联系。苏占区的工业，被剥夺了许多主要的原料，即以前来自德国西部的燃料与半制品。
不管这些阻碍与困难，东德经济的发展，还是迅速地前进着。为了遵照一九四六年的国民表决案，以前为头等纳粹和战犯所有大的和中等的工厂，都被充公而成为人民的财产了。这些工厂计算起来，要占东德区工业生产的百分之四十。在这个富裕的区域中，公有工厂的组织，并不如资本家生产的紊乱状态一样。所以，计划本区的经济，是件非常可能的事情。一九四八年，一个两年计划（一九四九——五○采用来为了复兴与发展本区的和平经济。这个计划将其重点，集中于重工业的主要部门——矿业、冶金、和化学工业。
两年计划的成功，不仅有经济上的意义，即在政治上，意义也是很重大的。它消除了旧任厂长关于经营工厂与工人不能直接指导经济生活的反动论点。
这些诽谤已经被一九四八和四九年的经济发展所否定了。为和平经济的复兴与发展而拟定的两年计划，正在很好地进行着。一九四九年工业的总生产量，差不多两倍于一九四六年。这一年的上半期，工业生产的总额，较预定计划高出百分之十。有些工业部门超过量更多，例如：机械建筑——百分之十五，建筑材料工业和轻工业——百分之十八。一些主要工业，将在今年达到一九五○年所预定的水准。而铸钢与辗钢、农业机械、电力、电气摩托、和汽车工业等则已经是如此了。
许多工厂超过了他们预定的计划。例如，纳哈特斯特炼煤厂，已经超过了战前的生产量，八月份较一九三六年各月的平均生产量，超过了百分四十三。“奥勃儿纳维德”蓄电池厂（在柏林的苏占区），今年秋季的生产率，较战前超过百分之九十五。“朋辛亥克”厂，在九月份完成了全年的工作。所有发电站于九月十八日，完成了第三季的工作。共和国第三期的工业生产，较预定计划超过了百分之九。
建筑材料生产量的增加（今年将较去年多两倍），将使首都建设的扩张、和各城市重建的加速，成为很可能的事。一九四八年有五十亿马克投资于建筑事业中，一九四九年有一百亿马克，一九五○年将有二百亿马克。
生产和平货物的工业，已在东德复兴了。大规模的工业建设正在积极地进行着。两个新的拖拉机工厂，已于布莱德堡和诺道生城建立了起来。克许摩什城也已建立了辗铁厂。大批资金正调拨到布莱德堡去发展新的煤田，并建立新的化学工厂、织物厂、和食品制造厂。但在西德，工厂一一地倒闭着，失业的工人则是有增无减。
重工业的发展，替轻工业的建立铺设了道路。消费品的生产在大量增加着。公营工厂开支不足的恶意断言，已被证实是荒谬的了。例如，脱林吉亚的公营工厂，在一九四九年的第一季，就获得纯利三百万马克，第二季则获得八百万马克。
无疑的，德意志民主共国，将于一九五○年，获得更大的经济成就。大部分工业部门的生产额，较之一九四九年，将有如下的增加：生铁——百分之六十八；钢——百分之七十三；辗钢——百分之九十二；电力——百分之十二；织物——百分之二十三；水泥——百分之三十二；建筑砖——百分之九十。一九五○年的工业总生产量，较一九四九多百分之十八，将要达到一九三六年的水准。
“我们是可以骄傲与满意的。”在政府宣言中，奥多·格罗地渥总理曾如此申称，“如果一切有利的时机，能够充分利用的话，两年计划是可能在一九五○年夏季完成的。”
× × × ×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经济情况，与西部占领区根本不同，三国占领区的经济，正在经历着极度的艰难。和平工业的复兴被阻碍了。工业原料抢购之后，被运至国外。工厂也转入了外国人的手中。同时，西德的和平工业，正遭受着生产过剩的危机，失业者的数目每月在增加着，现在已超过了一百五十万人。国家的负债已达到了很庞大的比例。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没有恐惧经济危机的原因，是由于她没有外债，也没有预算的不足。相反的，一九四九年的预算，税收较开支还多了十亿马克，失业是不存在了。更甚者，新技工的训练，已成为迫切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拥有六十万学生的七百五十个职业学校，已开办了。
东德经济上的成就，是人民自觉地努力劳动的结果。领导他们的一些人，清楚地知道，民主地重建他们的国家，是所有德国人民的责任。在德国社会统一党的领导之下，劳动热忱已经在工人阶级中展开了，因而为经济计划的先期完成，创造了充分的条件。在德国经济复兴的奋斗中，由于矿工阿道夫·赫奈克范例的开始，工人阶级在生产英雄的广泛运动中，得到了表现创造力的机会。生产英雄是受重视与尊敬的。十月十三日定为每年的生产英雄节，也就是庆贺他们尊荣的节日。国家奖品获得者的名单内，与科学家、教授、作家、艺术家并列的，有许多生产英雄的名字，如黑尼道夫工厂的铸工头利查·许密特，立沙工厂的工头卡尔毕林，铁路上的青年队员等等。
由于人民的赞扬，生产英雄们升担了高级的经济和行政的职位。例如，机匠威廉胡刚，已被选为尼斯玛的农村区的区长。推选他任命的农人，曾如此说道：
“我们的同乡威廉胡刚，是新民主德国的先进斗士，这是由于他在工作上的成就。我相信，在区长任内，他一定会获得人民的信任的。”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总统威廉皮克，在选举总统的演说中，曾向生产英雄们致以特别的敬意。他说：
“尊敬和光荣，是属于生产英雄们的。他们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奠定了基础。他们是使破碎的祖国重新统一，并向前迈进的重要骨干。”
东德的农业，也有着同样显著的进步。四年前，一九四五年的九月，土改便已开始。它铲除了存在于乡村中的封建残余，大大地缩小了资本家剥削农民的根据地。从前仅有很少或完全没有土地的农民，以及从别处迁来的农民，现在都得到土地了。许多大庄园改成了现代化的公有示范农场。这种改革，保证了农业的发展，也为城市和乡村的工作人民，建立了坚强政治联系的基础。
一九四五年，苏占区的农业，情形非常之坏。地主和富农们，有组织的将牲口驱向西区。结果，一九四五年末较之战前，牛的数目仅为百分之六十四点三；猪，百分之十九点七；羊，百分之三十八点三。当土改刚开始时，要求在乡村里停止这种实验的呼吁是不少的。
但是，一切的发展，轻蔑地讽刺了这些“预言家”和麻烦的制造者。农业已经站稳脚跟了。这要感谢德国当局的民主方案，工人阶级对农民有系统的帮助，和苏联军事行政当局的政策。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已生产了足供所需的食粮了。一九四八年的收成，达四百一十万吨，而前一年仅为三百六十万吨。今年的数目，是更为庞大的。一九四六年一月到一九四九年六月，牲口的增加额如下：大角牛，百分之三十二点四；马，百分之二十一点八；猪，近乎百分之二百；羊，近乎百分之百。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八年七月，由于土改得到土地的新农民，所有马匹的数目，从四万八千匹增至十一万六千匹，大角牛从十一万八千头增至四十万零五千头，家禽从七万六千只增至一百一十万只。
在乡村中建立起来的机械出租站（其中五二四个是今春设立的），将农业牵引力的问题解决了。农民在田地上的收获量大为增加。从公有农场里，他们还可以获得优良的种子和家畜的种畜。由于农业的进步，也改善了市郊居民的食粮供应情形。去年较前年，多了二十万吨面包用的原粮，四千多吨肉类，五万五千吨不是用来制面包的谷物，一万二千七百吨脂肪，五万一千吨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建议在一九五○年收成后除肉和脂肪外，一切食物的计口授粮制尽行废除。
应该提及的是，三国占领区的农业，情景是非常悲惨的。就我们所知，此区的土改已被西方列强所阻止。她们是倾向于地主与富农们的。地主仍保有四百六十万公顷土地。耕地面积在一年年的减少。这里的粮食完全依赖着外国的输入。浮登堡——班腾的首相梅尔，在司徒加的演说，如此说明了西德的经济情形：
“西德的经济是立足在泥土之上的。它的食粮必须从国外输入。食物的消耗每年在万亿元以上。所以单就我们日常所需的面包而言，也是依附于列强自私自利的、游移不定的政策上的。在美国如有歉收，或商业情形的改变，就可能将我们毁了。”
德国苏占区的经济问题之所以能解决，主要是由于它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间的贸易联系，以及这些国家所供应的金属、燃料、和其他物资。三国占领区的输出，原料占百分之六十到七十。而东德的输出，却是制成品占百分之七十五。更甚者，不象三国占领区一样，东德并不因粮食的输入，而负金元国债。在奈普及格市，今秋东德和波兰、捷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瑞士、印度、冰岛、芬兰、及其他国家，订立了总值达一千七百万元的合同。
一九四八年东德的输出入贸易，百分之七十五是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作交易的，其中苏联占百分之四十五。这是当然的，因为对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冶金、化学和织物工业，如同对于农业一样，苏联的供应是有很大帮助的。共和国与计划经济国家间的密切联系，促进了自己经济的稳定。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平经济的建立，对于整个德国是有重大意义的。这里的成功，促进了德国民主阵营力量的巩固。对于三强占领区的人民，他们指出了克服经济困难与摆脱美国枷锁的道路，他们指出了走向统一德国的光明大道。以民主基础统一德国的政策，是从德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尤其是经济需要上出发的。所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这个政策，得到了西德人民的热烈拥护。在和平经济的成长中，欧洲各国可以看到，德国人民与其共和国的民主力量，意旨是非常和平的。
（译自新时代四十五期）
第5版()
专栏：国际问题
捷克的经济发展
正当英国财务大臣克里泼斯于广播中宣布英镑贬值，而面包价格正随之上涨的二十四小时以前，捷克问题沙蒲托基昭告全国人民面包与其他面食品的配给制将于十月一日取消，而面包价格则仍保持原状。
布拉格真理之路报在评论这二种发展的事实时说：“我们的共和国象英国一样，同样是一个工业国。但是这两个国家所发展的事件，正是值得对照并研究的。我们已剥夺了资本家力量的来源，并且在社会主义苏联的支持下，从事了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建设。但另一方面，英国工党政府因为受着马歇尔计划的牵制，而将她的命运断送于美帝国主义者，并且投靠于最反动的华尔街老板的的权力之下”。
这是两种政策，两条道路，两条今日社会发展的路线。
捷克人民听到了取消配给制的公告，不仅每个家庭都欢迎，并且把它看作他们国家正在成长中的经济力量的新的和动人的象征。因为这充分地表示了工业生产计划的有系统的超等成就（在今开始的九个月中，完成了计划的百分之一○一·八），几千架新的拖拉机、播种机、刈割机和其他的机件供应了农业上的需要，因此才可能有优良的收获，而加速了面包配给制的取消。
捷克共和国对于草秣供应的巨大改进，具备了增产牛羊牲畜的有利条件。在这方面，一九四九年是一个转捩点。雏豕的数目在六个月中增加了百分之十四。居民有了更佳的肉类，乳类和奶油的供应。例如在七月间奶油的产量就较六月多了二二四、○○○公斤。而乳酪的产量较一九四八年七月多了三○○、○○○公斤。
捷克正完成了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这一年的方案将要完成，并且还可能提前完成，尽管还感觉到存在着某些困难。更进一步地改进人民生活水准的新的前途是广阔的，使完全取消配给制的条件正在不断地创造着。
由此，我们不禁要回想到反动报纸那许多悲观的预测，它妄言着捷克的无可避免的经济崩溃。事实却嘲笑了这些所谓“预言”。
人民民主捷克的新的成就是如何解释的呢？斯勒许泰部长在无线电广播中这样地解释着：“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工厂，而每个劳动者都感到他是土地的主人，并对自己的资产负责……。我们已消除了失业。我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我们国家的财富。我们成就的可能是由于社会主义的经济计划，并由于和人民民主国家尤其是和苏联的合作。我们有稳定的货币。我们的市场上充满了货品，而工资的实际价值正在提高着”。
这些就是事实。也就是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控诉，即那陷于政治和经济危机与灾难中瘫痪中的，而又使千百万劳动人民陷于痛苦悲惨境的制度。
（子凡译自新时代四十六期）
第5版()
专栏：政治经济学教程绪论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任务及其特点（５６）
第三节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党派性与国际性
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者就是这样用尽一切的方法来掩盖、隐蔽、抹煞、否认它们的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与党派性，想借以蒙蔽、欺骗、麻痹无产阶级与人民大众，这种事情是数见不鲜的。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资本主义获得相当发展，资本家各工厂的生产得以扩大，资本家遂在各大都市摇旗呐喊到处招募工人，但因工人缺乏，乃大吹大擂大肆宣传优待工人，当时有一些失业工人轻信资本家的宣传，应募工作，并由资本家用汽车载送入厂，可是进厂以后，所有资本家宣传中所允许的一切诺言，都无影无踪。资本家历来就是这样最会打算盘的（在外国应为最会使用计算机的），他们为了利润！利润！更多的利润！因此他们就要剥削！剥削！更多的剥削！那个资本家要忘记了利润，要不懂得剥削，那个就不成其为资本家了。所以资本家只要他们能挣钱，只要他们能剥削，他们无不尽情地剥削，尽情地挣钱的。只有当工人发生不满，爆发怠工、罢工的时候，资本家才能出来说好话，说什么工人们只要好好地忍耐，好好地工作，说什么一个人要做两个人的工作，就可以得到两个人的工资。但是当老实的工人们轻信了资本家的诺言，流尽血汗，加强劳动强度，延长工作时间，努力提高劳动效率，达到资本家所要求的程度和目的时，我们“仁慈”的资本家老爷们的工资标准也就马上降低了下来，所以工人无论如何卖死力气，流尽血汗，永远也是不能达到资本家所要求的水平，永远也不可能满足每一个肥头硕耳、大腹便便的资本家的无厌无尽的欲壑的。在资本家的心目中，只有怎样剥削工人，怎样更多的剥削工人。他们都是依靠无产阶级而存在，依靠剥削无产阶级而肥壮发展自己的。只有遇到无产阶级坚决的反对，强有力的反抗，才有可能从资产阶级方面夺回一些被剥夺的劳动成果来，但在另一个时机上资产阶级又是会以另一种的方法来加重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来补偿他这一部分的“损失”的。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与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生存，为了利润；工人与无产阶级为了自己的生存，为了生活，就这样尖锐的对立着，并经常不断反复不断地对立着，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而在这种斗争中，无产阶级想要摆脱资本主义的剥削与锁链，只有“经过暴力的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才有可能。
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说都是狭隘的国家主义的和民族主义的
资产阶级及作为它的辩护者代言人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者，他们在政治上都是基于资产阶级狭隘的阶级利益的国家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在经济上也同样是狭隘的资产阶级国家主义的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他们的政治主张经济主张以及学说政策，也都是基于这种狭隘的反动的资产阶级国家观和资产阶级的民族观出发的。有人因为亚当·斯密曾经主张贸易自由，因此就错误地认为他是国际主义者，事实上他也只不过是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英国资产阶级利益的一个代表，一个代言人而已。因为英国的资本主义发达最早，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比欧洲其他国家为高，它的商品需要国外市场来出卖，它的商品原料必须由海外各地来供给，因此亚当·斯密提出了贸易自由的口号，其实只反映了当时英国资产阶级需要市场需要原料供给地的要求而已。与英国相反的情况与相反的主张，可以德国为例，德国是资本主义发展比较后进的国家，开始时它的生产力的发展赶不上英国，因此不能与英国竞争，因此它在贸易上所采取的是保护主义的政策，而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上遂有以李斯特、罗夏尔等为代表的国家主义的、保护主义的、反对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说出现，他们完全是当时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利益的反映。及至资本主义进入独占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各国竞争尖锐化的时候，各国间都相互建立了关税壁垒，加重了关税税率，甚至采取了禁止关税，关税就由保护作用进到了独占作用，即由保护关税进入了关税壁垒时期。主张这种学说的就有各帝国主义的经济学者。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意大利墨索里尼德国希特勒法西斯统治上台前后，作为意德法西斯主义的传声筒，在国际资产阶级的经济思想领域内，便有以史班与桑巴特等为代表的所谓全体主义经济理论的出现，它们公开以反社会主义、反自由主义为标榜，而它们的反自由主义，主要的还是由于古典学派中还有若干科学的成分，为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批判地接受，所以它反自由主义主要也是为了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它为德意中世纪式反动的法西斯统治和它疯狂的黩武侵略主义，在经济思想中扫清道路，并为德意法西斯的经济政策建立理论根据，使德国国家主义经济学说达到了登峰造极，他们主张以中世纪的基尔特、卡特尔、合作社等所谓职团经济的形态，实现所谓全体主义的理想。他们主张为帝国主义大战与资本主义危机所大大削弱了的德国实行经济上的奥太基（法西斯的自给自足）；他们主张德国应当回复到农业去，使德国失业的半失业的工人回到农村去，并巩固农村中普鲁士地主的生产关系；主张恢复家庭为经济生产单位，号召妇女回到厨房去；他们主张对外找寻生存空间，宣扬德意法西斯“文明”，鼓励策动德意法西斯对外侵略，使资产阶级国家主义经济学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帝国主义者以新古典学派凯恩斯学说作为他们经济纲领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的基础；他们依据凯恩斯学说，除了在国内提出了所谓充分就业，补贴资本家工厂开工，提高大众购买力，并实行法西斯统治，进行欺骗高压以外，对外提出与进行了全世界扩张政策，奴役世界的计划，并公开以反对苏联、反对共产主义、反对新民主主义做标榜，加强帝国主义的活动来侵占全世界市场，由政府大量投资或津贴生产，进行军备扩充与疯狂备战，叫嚣煽动新的侵略战争，以军火、以借款、以剩余物资来支援全世界反动势力，把这些国家变为自己的附庸，或者帮助他们进行反革命内战，来为美帝国的过剩资本寻觅出路，并妄想依靠这些来克服解救其不可克服的危机，征服全世界，而美其名曰“世界主义”，实质上无非是帝国主义垂死期最后挣扎的世界侵略主义的总暴露或高度表现而已。
第5版()
专栏：
斯大林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
柯柏年
我们在庆祝伟大的斯大林同志七十大寿的时候，来谈一谈斯大林同志关于民族问题的学说，他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庸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许多宝贵的教训。
第一，斯大林同志指出民族问题，在帝国主义时代，不仅是限于西方的民族问题，而应该包括东方的民族问题。应该把东方的民族运动与西方的民族运动汇合起来。
在过去，欧美流传着一种胡涂的想法，认为白种人是“文明的”民族，统治的民族，而有色种人，黄种人和黑种人，是“野蛮的”民族、天生就是被统治的民族。好象亚洲非洲的黄种人和黑种人被欧美帝国主义者所统治、所压迫、所剥削，是当然的事。第二国际的许多机会主义者就是这样想法。因此，他们对于东方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运动是完全忽视了。
但斯大林同志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亚洲非洲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庸国的被压迫民族，如果没有解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那末，欧洲的民族压迫的消灭，也是不可能的。西方的民族运动与东方的民族运动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样就打破了东方的被压迫民族与西方的被压迫民族之间的隔膜，把东方的民族解放运动与西方的民族运动这两个潮流汇合成为伟大的革命潮流。这就是斯大林同志关于民族问题的第一个宝贵的教训。
第二，斯大林同志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庸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已经不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因为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他们所要打倒的对象是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统治，是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剥削。帝国主义之所以能存在，帝国主义力量的主要源泉之一，就是它们的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残酷的剥削；如果没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剥削，帝国主义是不能存在的。所以，东方的被压迫民族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的统治，消灭了帝国主义的剥削，这就削弱了国际帝国主义的力量，因而便利于帝国主义本国国内的无产阶级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
由此可见，亚洲非洲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是从事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同盟军。
因此，先进国的无产阶级必须援助亚洲非洲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如果没有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削弱了帝国主义的力量，西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是很困难成功的，就使是成功了，如果东方被压迫民族没有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西方无产阶级的胜利，也不能巩固、俄国革命就证明了这一点。
这样，斯大林同志的教训，把东方的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与西方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联系在一起，组织成为一个伟大的反帝国主义的战线。
第三，斯大林同志指出，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是一定要经过革命才能达到。这即是说，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不是用哀求帝国主义者的恩惠得到的，因为帝国主义者决不甘必放弃其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剥削；而是要以革命来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才能争取得到解放。
为要把革命进行到底，获得彻底的解放，被压迫民族的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权，一定要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手里，由无产阶级领导着城市和乡村的小资产阶级，使小资产阶级摆脱妥协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要达到这一点，便必须要有一个把工人阶级优秀分子吸收进去的独立的共产党。这样的一个独立的共产党，有了马列主义的理论作为指导，领导着工人群众，与城、乡的小资产阶级成立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联盟。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一翼，也要与他们联合来反对帝国主义。共产党在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中，必须保持其独立性，应该保持其对于统一战线中的动摇的妥协的分子有批评之自由。只有这样，才能及时暴露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与妥协性，才能使小资产阶级摆脱妥协的资产阶级的影响，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
同时，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所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要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联合在一起。
只有这样办，亚洲非洲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才能行到胜利。
这就是斯大林同志对于亚洲非洲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庸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之极端重要的原则指示。
第四，斯大林同志指出，民族问题，在本质上，并不是民族资产阶级间之竞争的问题，并不是某一民族的资产阶级在竞争中打倒另一个民族的资产阶级的问题，而是农民问题。这即是说，在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问题，其社会的本质，是农民问题。
在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庸国中，被帝国主义所压迫、所剥削的最广大的群众，就是农民。（当然，他们同时也受其本国的剥削者所剥削。）因此，他们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封建势力。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领导着农民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工农联盟的坚固，是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庸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胜利的基本条件。
中国革命的成功，就是依循斯大林同志这个指示而获得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在领导农民群众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北洋军伐、蒋介石匪帮时，就从事减租息的斗争，从事土地改革，满足了农民的基本要求，使农民群众支持革命，赞助革命，参加革命，成为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这是中国革命成功的重要条件。
第五、也是最后的一点，斯大林同志向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向被压迫民族的共产党人，指出了一点，即：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的共产党人要防止狭隘的民族主义。不要因为要求民族解放，要求民族发展，因而流为狭隘的民族主义。
被压迫民族要求解放，要求独立，但这并不是排外，并不排除在平等和自愿的基础上与其他民族联合，并不反对在平等和互惠的原则上与其他民族合作。
被压迫民族要求发展本民族的文化，但这并不是说，本民族的文化，只要是民族的，什么都是好的，把坏的东西也当成宝贝，保存起来、发展起来。恰恰相反，是要发展民族文化的好的东西，消灭坏的东西。而且，发展本民族的的文化，并不是排除别民族的文化，而是要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好的东西，使得民族文化的内容丰富起来。
被压迫民族的共产党人，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必须坚决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始终高举着国际主义的旗帜，以国际主义来教育自己、教育群众。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只有在国际主义的精神之下，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斯大林同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庸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教训，简单说来，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