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从讲课到指导课外阅读
刘齐瓛
一向沿用注入式的“寻章摘句”的讲授方法，对于今天的教学——尤其是国文教学，我最初感到太陌生和窘迫。
暑假后，我开始教初中国文（新华书店出版）就碰到许多困难。最初，在讲课的时候，我非常细心地，认真地给同学们分析和解释着课文的内容。讲完后，同学们没有什么反映，自己也认为很圆满，很成功。
两星期后，他们忽然向我提出正面的意见，他们说：“课文内容简单浅易，不讲也能够了解。”“一学期讲课不过十几篇，质量都少，对于学习，没有多少收获。”“没有指定课外阅读范围，不知阅读何书。”……就在开国文小组会的时候，别班的同学也不断提出类似的意见。他们学习国文的态度，是够认真的，求知心是非常迫切的。怎样才能不辜负他们这种学习精神和满足他们的需要呢？这问题，在我脑里不知盘旋了多少时候。
关于课文的内容，有些篇的确很简单浅易，难怪他们感到不满足；同时，我的讲课方法也确实太陈腐呆板了，那怎么会引起他们学习的兴趣呢？至于课文的质量与课外阅读问题，也深深感到分配与指导的不够。我反复研索这些问题，一面环绕课文尽量搜找与课文有联系的一些具体的生动活泼的材料；一面计划着一种生动活泼的教学方式。
于是，再上课时，除了把课文内容予以清晰的阐述外，特别着重正确地介绍作者或课文内容的中心人物底传记及课外参考材料。譬如在讲“接待贵客”一篇叙述毛主席热诚接待农民的故事时，便连带讲述毛主席的生平：他是怎样学习的和怎样勇敢革命的事迹，同时介绍给他们看几种毛主席底传记书籍，如：“毛泽东青少年时代”（肖三编）“毛泽东自传”（史诺著）“毛泽东同志略传”（肖三编）之类，让他们课外去阅读。同样在讲“列宁和炉匠”一篇列宁对待炉匠宽宏大量的故事时，便连带讲述列宁革命的重要事实及其童年的生活与学习，另外也介绍有关列宁的书籍，如：“列宁的童年”（月列琴尼科夫著，金人译）“列宁的故事”（左琴科著，曹靖华译）“列宁书传”（路斯·肖编，凌山译）“列宁传”（雅洛斯拉夫斯基著，莫文译）之类。又如在讲“红军中的小鬼们”时，这课文后面的习题里曾指出搜集人民革命战争中的儿童英勇事迹，这便可介绍他们阅读“红军长征故事”（高朗亭等编）“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孔厥著）“小号手”（罗丹著）等一类的书。至于在不论介绍每一种书的时候，都必须扼要的抽出每一种书内容的精采断片，象放映电影介绍精采境头一样，引起他们高度的阅读情绪，发动他们课外去阅读。
我这样进行了三课书，再去问同学，他们都感到比以前满意了。他们说：“课文内容丰富了，质量提高了，课文之外，能读许多好文章。”他们对学习国文的兴趣普遍的提高了。于是在图书馆里看到他们抢着借书的现象，也有自己花钱去买的。下课的时候，常常听到他们嚷嚷着“列宁传”，“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声音，作文时也看到他们有材料可写了。一个小同学在“一封信”里曾这样的反映着“我在小学时，对国语并不发生兴趣，就是入中学以后，在刚开学时，对国文还不感到什么兴趣。近来国文教师对课外进行了一些补充及讲些有意义的书籍的故事，所以我近来对国文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是这样认真的学习着，他们再不感到“课文简单”“质量少”或“无书可读”的枯燥了。
从上面的试验，我获得一个新的启示：就是从讲课而介绍传记等课外书，引申到广泛的指导他们课外阅读问题——这是有关于培养他们的正确思想与灌输他们新鲜知识的重要问题；尤其培养他们正确思想，一个伟大传记的介绍，便直接是一个思想教育。“苏联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一书里，斯米尔诺夫在一篇“文学阅读教学上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报告里，就曾着重的指出：“在文学阅读课程中包括的传记首先是有思想教育课题的传记，……他们有伟大的教育影响，虽然文学阅读的课程里只有简短的一篇，他的传记，却有巨大的教育意义。这是我们时代的一位英雄，这是我们学生底品性模范；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以他底无量的精力和对人民事业与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引起了重大的惊异，将他的传记用到学校里面来是太好了——这是一件伟大的教育工作。”传记在苏联的文学阅读课里，就这样的被重视着，我们不仅利用这种活泼的讲课方法，另外将更得到一件进行思想教育的法宝。
其次，广泛的指导课外阅读，当然是很要紧的一件事。在才进中学年纪不过十几岁的小学生，他们还是儿童，他们非常需要阅读新鲜的儿童读物，在目前出版的若干儿童文库里，应予多量的选择与介绍，这对于他们是有极大意义的。鲁迅先生说：“为了新的孩子们，是一定要给他们新作品，使他面向着变化不停的新世界，不断的发荣滋长的。”（表的序言里）这是很明确的一个指示。
至于我们既广泛的指导课外阅读，在新的书籍里，我们不要仅让他们拘限于阅读象前面所列举的文学书籍，同时我们必须有计划的指导他们多阅读科学书，因为文学书和科学书是分不开的，高尔基说“文艺书和通俗科学书之间不应有划然的界线。”鲁迅在给一个向他请益的青年颜黎民的信里更具体的说明着“专看文学书，也不好的。先前的文学青年，往往厌恶数学、理化、史地、生物学，以为这些都无足轻重，后来变成连常识也没有，研究文学固然不明白，自己做起文章来也糊涂。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放开科学，一味钻在文学里。”这又是多么明确的一个指示。
现在我们根据适合于学生阅读的科学读物，可以用分类法选出若干种：譬如
阅读有关经济的便可选出：
“少年经济学讲话”（崔尚辛著，开明书店出版）
“五年计划故事”（伊林著，董纯才译，开明书店出版）……等书。
阅读有关历史的便可选出：
“近代世界革命史话”（陈光祖编，东北书店出版）
“中国史话”（许立群著，东北书店出版）
“中国抗战史讲话”（朱泽甫著，光华书店出版）
“中国近代史讲话”（韩启农著，光华书店出版）等书。
阅读有关地理的便可选出：
“航海的故事”（刘虎如著，开明书店出版）
“人和山”（伊林著，董纯才译，开明书店出版）
“世界大都市”（胡仲持著，新中国书店出版）
“西北”“黄水”（蔡君启著，光华书店出版）等书。
阅读有关理化的便可选出：
“物理世界的漫游”（德盖尔著，顾均正译，开明出版）
“水”（陈大年著，东北书店出版）等书。
阅读有关生物的便可选出：
“生物奇谈”（法，法布尔著，宋易译，光华书店出版）
“动物珍话”（英、富克斯著，齐荷文译，光华书店出版）
“狗的故事”（托尔斯泰著，陈原译，光华书店出版）
“凤蝶外传”（董纯才著，东北书店出版）
“田野里的杂草”（周建人著，新中国书店出版）
阅读有关生理卫生的便可选出：
“人和病”（彭昭庆著，新华书店出版）
“细菌与人”（高士其著，开明书店出版）
阅读有关工程的便可选出：
“一个苏联飞机构造家的自述”（雅可福烈夫著，新华书店出版）
“汽车怎样跑路”（伊林著，符其珣等译，开明书店出版）等书。
阅读有关自然科学一般的方面便可选出：
“人民科学丛书”（凡十二种，天下图书公司出版）
“十万个为什么”“黑白”（“黑白”又名“书的故事”，此书以胡愈之译本最好，生活书店出版。）“不夜天”（灯的故事）“几点钟”（四书皆伊林著，董纯才译，开明书店出版）
“科学与日常生活”（英、海登著，陈原译，生活书店版）等书。这些书都是有着丰富的科学内容并通过文学形式写出的，也正象高尔基所说的“以艺术手腕传布科学知识”的生动的小册子。这一类书将更是学校里科学课程的学习参考资料。其重要性是不容漠视的。
我们在介绍同学这些书的时候，必须照顾同学阅读时间和阅读的能力，有计划的指导他们阅读方法，拟出各项提纲，利用小组讨论的方式鼓起他们阅读的兴趣和勇气，让他们作读书笔记，写日记，经常的督促和调查他们的读书笔记或日记，注意他们阅读的心得和了解的程度，予以适当的鼓励或纠正。另一方面在介绍每一种书的时候，必须把每一个种书的内容主旨、著者或译者、出版地方、书的价钱详细的告诉他们，照顾他们的经济能力，能够储钱的发动他们购买，否则到学校图书馆里去借，或直接到本市各大书店（三联、新华、大众、联营等）里去，自行阅读。
总之，为了教育新中国的新一代，从指导课外阅读上，使学生有效的受到实际的思想教育，以丰富其知识，这在全体教师们不能不算是一个重要的实际任务。
一九四九．十一．六日
第5版()
专栏：
清华大学少数民族文物展后感
——并论大学博物馆的前途
陈梦家
清华大学于十一月四日下午至七日在北京城内艺专，举行了三天半台湾、西藏及西南少数民族文物展览，得到了社会人士的注意，并接收了许多宝贵的批评。在我们自己检讨之下，也获得了很多实际经验的教训。现在略写个人的感想，以为研究少数民族、办理大学博物馆及举行特种展览的商权。
此次展出方面，离我们的理想还差的很远。这是事先早已料到的，而且很为此踌躇。第一，北京城内没有适当的展览室具有光线充足柜架设备，以及其它的物质条件。第二，我们对于展览品的研究工作尚未齐备，以致说明简略而有错误。第三，限于学校的经费，我们不能有充足的工作者和一切展览应需的材料设置。但是，为了此次展览对于“迎接广大边疆解放，发扬少数民族文化”有着重大的意义，我们乃敢尝试的先行展览一次。经过六小时的会场布置，用了八匹布和几盒图钉，并借光艺专礼堂的充分光线和较大的场面，我们十二位工作人员终于把五百件以上的文物陈列出来了。
西南少数民族以及西藏文物是我校历年收藏的，又有专人经常研究，所以在准备上（尤其实物与照片塑像的配合）是比较完善的。台湾高山族文物，有一半是在预展的上午方才开箱的。这批文物的捐赠，有追述的必要。一九四八年春天，我们知道上海丁惠康医师在复员后，曾请人收集高山族文物，并在沪杭展览过。是年夏，奉学校之命到沪商洽收购。因收藏者不在，竟不能如愿。今年夏天我在上海与丁氏初次会面。告诉他，我们还需要借用研究他的藏品，并且这批材料的公开展览，在目前有其特殊的意义。丁氏了解我们经济情形，并承推许清华的成绩，慨然先予借藏。我于九月中带回了比较重要而较小的物品，先事整理。十月中丁氏亲自携带其余的大件北来，看到学校的图书设置以及工作情形，就于十月十七日正式全部捐赠。但我们对此批材料实在并无充分了解。高山族的史前生活，近代历史，地理环境，人种来源，宗教习惯，家族制度，生产方式，政治组织，艺术品的制作等都需要长时期的研究，并配合各有关学系的分头工作，综合的讨论，才可以完成的。我们尤需中日文有关书籍，以及照片，政府报告作对照的材料。在目前，我们只在开始着而并未进展多少。
由上所述，则展出品与研究品，国家博物馆与大学博物馆是稍有其分别的。前者是以宝藏陈列可以展出的（即不需或已经研究了的）展出品为任务的，然严格地说，国家博物馆亦必需先经过研究。大学博物馆乃以有目的地收集某一类研究品为任务，以其综合研究的结果，变物品为教材，以配合各系所需的实物材料，以示例于学生。因为惟有直接从实物才容易体会到人类历史在制作、制度和艺术上种种的具体表现，才能用来考验我们理论上的或由书本知识所得到的推论之实际的证明。因此，大学博物馆的重要性与图书馆、实验室可说是相等的。
但是，大学博物馆不应仅视作学校范围以内综合性的研究机构，它和一般博物馆一样，是应发挥其人民教育的作用的。它不但是有目的地搜集材料，综合的研究，作有系统的陈列，而且更应经常的供诸大众以了解某种专题和一般文化的面目。同时它也要和国家博物馆及研究发掘部分合作专题研究与个别的鉴定审别。它需要配合现实的需要，提醒大众对于本国境内各方面文化历史的认识。对于当前发展中的艺术创作，它也可以提供历史的知识，以充实新艺术的生命与了解我们过去的环境。
作者前曾为了研究博物馆问题，曾参观英法瑞荷及美加等处的博物馆，学了一点技术上的知识。但始终没有机会到苏联去获取更可宝贵而重要的经验。这不仅是我个人的莫大遗憾，而且我想也是许多学术工作者所同感的莫大遗憾。今后在我们中央人民政府正确的领导下，如何开展与苏联学术界作紧密的联系与互相观摩，实是我们当务之急。这对于发扬我们今后博物馆事业，更是必需的。苏联对博物馆的重视与开展是众人所知的。就拿数字来说，已经有了惊人的成绩。据一九三九年的统计，约有八百所博物馆，其中美术陈列馆占八十八所，历史陈列馆占四十九所，自然科学阵列馆占四十四所，工业陈列馆占五十五所，而边疆陈列馆却占了三百九十九所，为博物馆总数的一半。可见他们对于边疆文化的重视。
我校博物馆创始不及二载，向来以配合教学，发展研究，注意边疆为任务，所以我们已顾及到的是历史考古，少数民族及艺术工艺品三部门，参加的系别为历史、哲学、地质、社会、人类、国文、营建七系和图书馆。我们计划而未做的是与中国接壤诸国的文化交流遗迹和自然科学的公开展览。希望不久的将来，能举行大规模的特种展览，而在城中设立经常的陈列室，轮流展览，这是这次展览以后所接受到各方的要求。为充实材料起见，我们甚愿作旅行调查与搜集遗物的工作，尤盼望发展到边疆各地去。我们更盼望各方人士，兴起私藏归公的风气。此次展览时，我们也曾接受了一部分捐赠，一些热心的朋友们曾经答应我们将其收藏捐赠。我们认为特种展览非常重要，故盼望城中能有一个具备各项条件的近代化的陈列馆。
以文物为供玩赏的古董，现少数民族为化外的野蛮番夷的时代业已过去。今后的新中国是要取鉴于历史的教训，根据时代的需要，发扬创造新文化；是要根据平等互助的原则，团结少数民族并发展它们的经济文化。凡此皆需彻底了解过去现在各民族社会所以形成的物质条件。因此文物的发掘与搜集是必要的。我们此次称高山族文物而不用“番品”等名称，是有深切意义的。我们尤当反省，自古以来的历朝文物乃许多人民心计劳力的具体创造，过去为王室贵族所专有，今当还之于人民，使他们借此等实物了解祖先辛苦的历史，从而享受祖先匠心所创造的艺术品。封建社会虽已成过去，然而对于封建社会下人民所创造的文物，应该表扬它、珍惜它、整理出来为人民所用。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一日燕东园
第5版()
专栏：
形式逻辑与唯物辩证法（续）
斯特罗果维契 作
曹葆华、谢宁译
“我们争取国家底衰亡。我们同时又争取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到现在为止的一切国家政权中最有力量和最强大的政权。国家政权底最高发展，其目的便是准备国家政权衰亡的各种条件——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公式。这是‘矛盾的’吗？是的，是‘矛盾的’。但这矛盾是活生生的矛盾，它整个地反映着马克思的辩证法”。
这就是说，辩证的矛盾在这里就是如此；社会主义国家在加强着，而这种加强又是它将来衰亡的条件。要确立这一原理，必须完善地掌握辩证法。谁要是仅仅形式逻辑地（或者——或者，是——不是）去思考，他就不会达到这样的真理，他大概会这样地推断：“如果国家加强了，这就是说它不会衰亡；而如果它会衰亡，这就是说它没有加强，而是削弱了”。
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的这种辩证的矛盾就是这样确定的，并且是借助于辩证方法而确定的。如果考察一下这种矛盾是否排除形式逻辑规律底作用，那么我们看出是一点也不的：上述的辩证法原理肯定社会现象发展中的活生生的矛盾，但是不容许思想进程中和逻辑论证中的任何矛盾。社会主义国家现在加强着，以便后来（当必要的条件到来的时候）衰亡。这里是完全合乎矛盾律底要求的；根据矛盾律，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关系上不能把一些矛盾的属性归诸于一个对象。在当前的场合下，一些矛盾的属性（加强和消亡）之归诸于社会主义国家，并不是在同一时间内，而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在不同的条件下。这里一点也没有违反形式逻辑底规律。
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底相互关系。斯大林同志在“社会民主党是如何理解民族问题的？”一文中写道：
“我想起十九世纪五○年代的俄国形而上学家，他们执拗地向当时的辩证家询问雨对于收获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要求他们给一个‘斩钉截铁的’答案。辩证家们毫不困难地证明了这样提出问题是完全不科学的，在天旱的时候雨是有益的，而在多雨的时候却是无益而且甚至有害的，因此，要求对这种问题给一个‘斩钉截铁的’答案，是显然的愚蠢”。（十一）
形而上学家仅仅是形式逻辑地思考着，因此提出了雨一般地是有益或无益的问题。辩证家摈斥这样地提出问题，认为这是不科学的、不合理的：在一些条件下雨是有益的，在另一些条件下却是无益而且甚至有害的。只有辩证地思考，才可能正确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辩证地提出这个问题并解决这个问题，丝毫也没有和形式逻辑底要求相矛盾，而且这样获得的解决从形式逻辑方面看来也是正确的。实际上，在不同的条件下雨是有益的也是无益的，但是在相同的条件下它就或者是有益的，或者是无益的。在天旱的时候雨是有益的而且恰好是有益的（同一律），在这种条件下它不能认为是无益的（矛盾律），在这两个判断——在天旱的时候雨是有益的和雨是无益的——之中，第一个判断是真的，第二个判断是假的（排中律），在天旱的时候雨是有益的，因为它润湿干燥的土地，保护播种并使种子能生长起来（充足理由律）。如果有人说：在天旱的时候雨是有益的也是无益，这就违反了形式逻辑底规律，而从辩证法底观点看来这也是不合理的。
总结上述各点，形式逻辑和唯物辩证法底相互关系可以表述如下：
（一）形式逻辑是与辩证逻辑不同的科学，它对于辩证逻辑乃是低级的认识阶段。
（二）形式逻辑底规律乃是人的思想底必要条件；在低级的认识阶段上，在寻常的、最简单的关系、事物、对象和现象底范围内，这些规律是足以达到认识底目的的。
（三）在高级的认识阶段上，在从现实底全部丰富性、从其发展底全部复杂性和矛盾性来研究现实的时候，形式逻辑底规律是不足够的，而必须应用辩证法，必须遵循辩证逻辑底规律；但是就在这个范围内辩证思维也不排除形式逻辑底规律，而是保存形式逻辑底规律，把它们作为自己必要的、但不是唯一的也不是主要的、而只是初步的条件。
对形式逻辑的“修正”
形式逻辑乃是教育底必要因素，学习的训练；研究形式逻辑对于每个科学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都是重要的。
列宁曾经指出：必须“修正地”（十二）研究形式逻辑。这就是说，应当不是按照它在资产阶级逻辑著作中、在资产阶级形式逻辑教本中所具有的样式去研究它。
为什么只须对已形成的形式逻辑加以修正，而不需要新的另外的形式逻辑呢？本章中已经指出：形式逻辑底规律乃是人在许多世纪以来重复过无数次的实践在人们意识中的概括和反映；这是思想底属性，与客观现实之对象和现象底最简单的基本必性相适应。因此，形式逻辑不是人们臆造出来的，它是存在着的；它的规律甚至对于一个丝毫不把形式逻辑看作科学的人也是有作用的。这些规律是必须研究的。因此，并不需要建立“新的”形式逻辑，而是需要建立存在于生活和实践中的形式逻辑，需要把形式逻辑从唯心论的歪曲和曲解中解放出来，而把这些歪曲和曲解带入形式逻辑中的，在中世纪是经院哲学，在近代则是资产阶级学者们。
资产阶级哲学家们始终企图抛弃“古典的”形式逻辑，建立新的形式逻辑。他们借口说“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已经陈腐，已经不适合于科学底新的需要和成绩，于是摒弃或贬低那已渗入人民意识中并由人们日常的实际生活经验所证实的形式逻辑底规律，捏造出一些新的思维公式，捏造出一些失掉了内容并和实践分离的新形式。这一条道路是把形式逻辑转化为形式主义逻辑的道路。
我们对形式逻辑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科学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在科学中掀起的革命在每一步骤上所引起的，不是需要以一种形式逻辑代替另一种形式逻辑，而是需要辩证法，需要辩证方法。形式逻辑则停留在自己的地位上。但是仅仅把形式逻辑从唯心论的歪曲和曲解中解放出来是不够的。
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立场来研究逻辑底规律，把形式逻辑这一科学加以发展和推进。
根据列宁底指示，形式逻辑应当有哪些修正呢？
这些修正是：
（一）形式逻辑应当看作是关于思想底最简单的必要属性的科学；因此，应当摈斥把形式逻辑看作关于认识方法的唯一的和无所不包的科学的任何企图，即是，应当确定它对于唯物辩证法的地位。
（二）必须从唯物论的立场进行形式逻辑底研究及其问题底科学探讨，把形式逻辑从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和资产阶级学者所加之于它的唯心论的歪曲中解放出来。它的规律应当看作是现实底客观属性和关系在人们意识中的反映。
（三）形式逻辑应当看作是认识现实的手段，而不是逻辑形式底无目的的游戏，因此，应当把一切无益的和人为的东西与一切不能由生活、科学和实践底要求所证实的东西从形式逻辑中排除出去。
（四）研究或讲授形式逻辑，应当根据从苏联人民底观点看来是现实的材料，应当根据苏联现实和苏联生活底材料。这种材料应当表明形式逻辑是解决苏联科学和实践底现实任务并揭露和驳斥含有敌意的资产阶级观点和概念的手段（不是唯一的、不是主要的、但却是重要的手段）。
形式逻辑和唯物辩证法底相互关系就是这样。必须简略地考察这一问题，才能确定形式逻辑底规律在对于现实的认识中的地位，在我们的反映客观现实的思想之表现和发展中的地位。
（一）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一九四八年，一六八页。
（二）同上，一六二页。
（三）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十一版，第五三六、五三七页。
（四）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三版，第一三四页。
（五）列宁，哲学笔记，第一五二页。
（六）同上，第一八八页。
（七）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一六二页。
（八）恩格斯，反杜林，一九四八年，一二六——一二七页。
（九）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十一版，第六○六页。
（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十版，第五○——五一页。
（十一）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第五○——五一页。
（十二）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三版，第一三四页。
第5版()
专栏：政治经济学教程绪论
政治经济学教程绪论（48）
王学文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任务及其特点
第三节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党派性与国际性
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点之三，是它的阶级性、党派性、与国际性。
阶级性的意义
马列主义者认为任何一种科学理论，在阶级社会里，都是阶级的，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或者俱有阶级性的。因为任何一种科学理论，都是基于一定的阶级实践，一定的阶级利益和一定的阶级要求的反映，并且都是由代表一定的阶级利益和阶级利益的代表人物所创造，用以表现一定的阶级利益和阶级要求。这种一定的阶级地位、阶级利益和阶级要求，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包含在各种科学理论和人们的思想意识中，这种具有一定的阶级内容的科学理论，历来就是人们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各阶级都要为本阶级为本身的利益而利用它们来为阶级，以及为本身服务。这是科学理论的阶级性的意义。
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不同的阶级性的区别
政治经济学自始就是阶级性的科学，因为它所研究的对象触及着人们最基本的利益，最基本的阶级利益，所以它反映阶级利益与阶级矛盾最为直接最为锐敏，因此它与阶级斗争的关系也特别密切。
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从不隐讳它的阶级性，并且公开宣传它，它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与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武器，它所代表的阶级是近代最革命最进步最有前途的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它所反映的利益和要求，也是近代最革命最进步最有前途的人类——无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利益和要求，所以它的阶级性也是最革命、最前进的。资产阶级除了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还具有它若干进步性以外，由于嗣后资本主义高度发展，资本主义愈益表现其寄生性腐烂性，走向没落衰亡与反动的道路，资产阶级变为不劳而食的寄生腐朽没落反动的阶级，而愈益表现其寄生性、腐料性与没落性与反动性。关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文中曾这样描写过：
“在经济学领域内，不仅自由的科学研究，所遇到的敌人，和在其它一切领域内所遇到的相同。而且经济学所处理的材料的独特的本性，会唤起人心中最激烈最狭窄最厌恶的情念，把从私人利害出发的忿怒召唤到以自由的科学研究为敌的战场上来。例如英国国教会，可以对你在他三十九条信条中攻击了它三十八条的罪行赦宥，却不能宽恕你对他货币所得的三十九分之一的攻击。在今天，无神论本身，如与从来对所有权关系的批判比较起来，罪戾是要比较地轻一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