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6日人民日报 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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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评“清宫外史”
彭明
 一、关于主题思想
历史剧的主题思想,首先是一个历史观点问题。“清宫外史”的主题虽然因为许多零碎故事的穿插,显得模糊,但是我们可以捉到一个线索:即它是反映了在一八九四——九五年中日战争时期中,满清政府内部的帝党与后党之争的。在这一历史题材中,剧本的若干观点是值得商讨的。
在中日战争中,帝党(载@——即光绪帝、翁同和、张謇等)是主战的;后党(那拉氏——即西太后、李鸿章等)是主和的。帝党主战,是要在战争中削弱后党;后党主和,是要保存自己的实力。两派借和战争夺权利,都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主张虽异,其同为祸国殃民则一。这是对帝后之争的看法(详见范文澜所著“中国近代史”)。
剧本的作者,对这一点是掌握不够的。作者集中精力描写了帝后的私生活及其倾轧,一举一动表现得非常详尽,这让观众多了解一些宫廷的生活,自然也是可以的。但是问题在于让人看过之后,总有那么一种感觉,即:如果那拉氏(西太后)开明一些,太监李连英不那么专横,大臣们齐心,载@(光绪帝)得势,国家还是有救的。
 二、立场问题
剧作者把载@(光绪帝)描写成为很值得同情的人物,并且把太监寇连材的奴才殉主,描写得成了该剧的高峰,这就更模糊了剧的主题;而这种对于封建道德的宣扬,对人民来说,则是有害的。
载@在满洲皇族中是较有头脑的。但是他的目的何在呢?是为了人民吗?当然不是的。正如他对那拉氏(西太后)所说的那样:他的一切做为,都是为了“社稷”,都是为了“祖先的灵庙”。这对人民有什么好处呢?这有什么值得同情的呢?至于他的主战派的人物,也不过是些空谈“尊主攘夷”的官僚,如何战胜日本,他们并无办法,(如翁同和),有办法的也说明书)。
只是“联英伐倭”(如志锐、张之洞),这比李鸿章的“联俄(指旧俄)拒日”又好了多少呢?他们都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实力,稳固自己对人民的统治。他们的主战,是不能与人民的主战相提并论的。
至于寇连材的奴才殉主,作者把它描写得有声有色,确实迎合了一部分观众的落后的封建意识。在寇连材死前“慷慨激昂”的喊出“忠臣不怕死,怕死不为忠”的时候,一部分观众热烈的鼓掌了;在他必恭必敬的向载@(光绪)、那拉氏(西太后)叩了头,并且还说了些什么“让连材临死前给老佛爷磕个头,也不负养育一场……”等等报恩的话,观众又是一阵鼓掌,据说还有的哭了。寇连材演的确实不坏,若作为表现忠于人民忠于革命的气节角色,那他会得到更多更普遍的共鸣,会给群众很大的教育。但可惜他是在扮演忠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奴才,演技愈好,对人民来说,害处愈大。京剧中有一出叫“九更天”(马义救主)的戏,是宣扬封建道德的,已在禁演节目之列了。寇连材与“九更天”中的马义,是同一类型中的人物。
此外,还有些问题,如对李鸿章的处理,剧中把他表现为一个知已知彼、非常有眼光、非常慎重的“正派”人物,这也是不恰当的。大家都知道,李鸿章是北洋军阀的开山老祖,他当时的所谓练海陆军自强,毫无对外之意,他是把海陆军作为看守地盘的私人工具的,他的主和就是要保全北洋地盘。这点在剧中是一点没有交代的。还有对与中会的估价问题,也是值得研究的。
基本的问题是一个立场的问题。站在旧的统治阶级立场上看,那拉氏(西太后)是坏的,载@(光绪帝)是好的。若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来看,他们则都是旧的统治阶级,虽然应有所分别,但作为一个阶级来说,他们都是反动的。对他们不是赞赏、同情的问题,而是用历史眼光,加以揭露、分析与批判的问题。
  三、一点建议
根据报载及该剧说明书,说这是“清宫外史”的上集——“光绪亲政记”;还有下集是“戊戌政变记”。我诚恳的建议该剧的作者与演员们,找几本观点比较正确的历史书,把这个问题好好研究一下,以免再把“戊戌政变”弄成为“资产阶级的革命”(“清宫外史”上集)
政协共同纲领的文化教育政策上写得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第四十一条)“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第四十四条)“提倡文学艺术为人民服务,启发人民的政治觉悟,鼓励人民的劳动热情,奖励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发展人民的戏剧电影事业”(第四十五条)。
我建议民艺剧团好好的把共同纲领学习一下,把一些不合乎文教政策的剧本,彻底改造一番;并且多创造一些合乎政策的剧本。只有这样才是对人民有利的,只有这样才会有发展前途的。希望多多研究剧本的主题思想,要告诉观众一些什么?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明确起来。不然,主题搞不对头,任凭演员如何努力,都将是徒劳无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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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人民园地

  表
 节约救灾中的一段记事
杨新
同志!你问我这回为什么舍得拿出这只表来救济灾民么?提起来,我真是感到非常的惭愧。
过去,你知道,我是在国民党反动队伍里当过十来年兵的。“当兵吃粮”的,谁管黄米白米是啥价钱。我常想:既把我招来当兵,就:一要发我的枪,二要发我的军装发我的粮。“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里淹了那里走,那里旱了这里奔;“灾”及了营盘,还能“荒”了我这个兵!
所以,我乍到咱解放军不久,有时总抱怨上级说:“一有空就是开荒、生产、帮助群众;这……这是干嘛?国民党那边官长早就讲过:当兵的在前世阎王爷就注定了他这份口粮,叫他吃,叫他用的嘛!”耕地、割麦、收秋,那我又何必出来当兵?……。
这些糊涂的想法,在我脑子里转了好几个月,直到最近两月的诉苦教育,同志们一个个叙述着他们过去在军阀、官僚、地主压榨下的惨痛生活;我又亲眼见到好多个流离失所的灾民,携儿抱女,哭哭涕涕的到大山林里去拔野菜吃。谁没有父母?谁没有儿女?那个当兵的父母又不是老百姓?天灾!蒋祸!我……我实在再没有心想下去,越看也就越感到心酸。躺在坑上一摸,我还有一个被窝;端起碗盏,自己每顿怎么也还能吃上几碗香喷喷的小米干饭;这……这还不都是人民所供养,劳苦人民的血汗!躺着,吃着,我不知怎的,总是感到特别的不自在呀!我想:我从前还不也就是一个受苦人,爸爸在城里拉洋车被巡捕打断了腿,妈妈在乡下刨着那老财仓库底下的沤坏了的糠,磨磨铲铲地好不容易才把我拉扯大;抗战以后蒋介石抓壮丁,求爷爷告奶奶的都没法生,我才逼着出来当了兵。
国民党、反动派,我打从那达儿来,又不是没有看见:连着三年的水、旱、蝗、雹,它不但不给以丝毫救济,还狠命的加重苛捐杂税。农民将杨树顶、榆树皮、高粱壳、野草根都吃光了;黑良心的国民党!就从中抢田产,搞女人;抽了你的筋呀,还得你叫他“大恩人”!大路上,人与狗、禽与兽,在争抢着死尸的肉。……这……这是什么世道呀?这,在蒋匪的统治区,还不就是很寻常的事情!……
而今,我到解放区还不过五、六个月,眼看着各级政府、共产党、解放军、工人、学生,一见着老乡们受了灾荒,就白天黑夜的想方法去抢种、修渠、拔野菜、采山果、捐衣、募款,自动节约食粮、菜金、鞋、袜……,从每个首长到勤务员、炊事员又都是那么的勤苦忙碌;他们,又是为了什么呢?还不一切都是为的老百姓!  
我……我是个人,国民党过去叫我披上那件“老虎皮”,专门去吓唬老百姓,我简直忘了本!今天,事实为证:我……我又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见到过这样好的政府,这样好的军队呢?!……
我,只恨我没有早几年就投身到解放区来;争取早一些作个新人。我,只恨我懂的道理是太少了!我苦痛着,我摸遍了全身;实在,我是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可以送给乡亲们去拿来换几件衣裳或籴几升米粒;我……我只有这么一只手表,提起来也怪肮脏的——那还是我在国民党那边“发洋财”抢来的一件丑东西。人民的东西还给人民!这……这就算是我真正回到人民的怀抱,从新作人的开始吧!
我既决心要当人民解放军——人民的子弟兵;同志!交出我的表是一点儿小心意……。
                四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于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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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黑石坡煤窑演义(22)
康濯
不过,玉宝跟大三不同。他没有象大三那样,给窑里窑外定出规章,他也不常下窑底,有事多靠给闲工头泰成,或是听牛宝说说窑底营生和窑黑们的情由,见谁不对就吹两句或是扣两个工钱,窑黑们不爱跟他麻烦,也就没出什么大事。喜禄有时也下下窑底,乾大脑碰对了也来窑上瞧瞧;聚宝还来过两回,哈哈笑着,说两句:“哈!辛苦啦!怎么?动弹得还顺手?好!记着!这可是关联咱一社一村一姓的大事!好好干吧!”这时候,玉宝就又比划又说道,吹拍一阵,把人送走,回头就下窑底吆喝道:“聚宝老人家也来看啦!他老人家说问候大家,叫大伙好好干,不兴跳皮捣蛋!这可是咱浑村大事!记住了么?”吆喝完,他又上来歇歇坐坐,黑家就多半把营生交给闲工头,自己去牛宝他嫂那舒舒坦坦睡安生觉。
看看又是两个来月,新窑也顺顺当当刨出个模样来了。到腊月十八,这一带窑上歇工算账敬老君爷的日子,玉宝跟喜禄结了结账,不错!出炭虽说没去年那么多,可也差不太远,而开新窑花的人工和垫本,却比大三计划的少,喜禄又很高兴,从此并又大胆了些,滚大窑的劲头又一阵比一阵高了。聚宝又跟喜禄贺了喜,并提议大窑在年底放三天官炭,浑村人随便去担,还让喜禄在过年元宵再唱三天戏,并说他也乐意凑个份子出两个钱;喜禄见大窑指望很大,合计着托聚宝借的现洋限期是明年二月,到时会有办法的,也就答应了唱戏,钱当然不让聚宝出。就这么着,动弹、歇工、过年、唱戏,到第二年元宵以后,窑底除开出炭,玉宝就拨了一班人,开始透风筒;不过玉宝估量自己把式不强,不敢东西窑同时刨,就只从西边新窑往东窑透。
这时浑村都瞪眼望着这窑,邻村也无不捣拉这窑,窑口卖场上每天又是人跟牲口挤碰,好不热闹。乾大脑和聚宝也常来看望,喜禄又一心照顾这窑,并让林宝专一管卖场,还把他二小从阳泉叫回帮忙;他自己每天坐在新搭的小棚柜台里面,一边笑着跟来往的人打招呼,一边听他二小报账,他拨算盘珠;柜上没事,他就下两边窑底看看,有时黑夜睡不着,也要起来瞧瞧虚实,他急燥不安地等着风筒透。
有一夜,他正睡熟了,他二小叫醒他说:“许是风筒快透啦!”他翻身下炕,直奔坡跟,下边玉宝忙领着他下西窑;窑底那条刨风筒的行道只刨了高宽各三尺多,他哈着腰跟着爬进去一看,果然!镢头刨在煤墙上空空地响,象是快透了;他又去东窑听了听,东窑的一条岔道里也隐隐听见点镢头响声!他高兴得心跳,就又下西窑,在透风筒那又是炭又是土又是脏水的洞洞里圪@了大半宿,人们告他还得几天才能透开,他才回去睡,并想着透了风筒以后如何经管这窑,如何扩大买卖,给寿阳的小铺再入上股;又有一夜,他果真梦见了他日进千金,他连娘子关、获鹿、榆次都有了买卖……正在这时,他二小又叫醒了他,说这下风筒真个要透了,他急得帽子也没戴,披了件皮袄,冒着冷风,一股劲就下了西窑;他一听,镢头声音的确是象立时就要透开,他马上叫他二小回家取面烙饼犒劳大家。这时有两个人在刨,玉宝也插手刨了一阵,喜禄乐的也硬抢着刨了两下,眼看煤墙真是就要透,他喜得两脚踩在黑泥水里,皮袄下摆也拖在泥水里,他不管,只圪@着一个劲喊:“呃!一下!再一下!呃,往右!再……”后边小行道里还挤满了人,差点没把喜禄挤得爬倒在泥水坑里,他还是吆喝着:“使劲!一下!再……”
但窑底却出了稀罕事。这些天西窑风筒刨得空空的声音一天比一天响,东窑却还只听见隐隐的,不见响声加大;窑黑们早就在偷偷地捣拉,说方向怕不对,闲工头也早就看出来了,但他是在聚宝的土窑里领岔多年的人,乾大脑也交代过他,叫他好好听玉宝的话,他把窑黑们的闲话给玉宝说了,玉宝本来就没把握,事到如今,只一个劲推说没甚么,并编了些胡话解释,窑黑们不服,但也不说了,闲工头觉着说也是不顶事,也就稀里麻糊随和着吧!不过喜禄父子却被玉宝的话哄骗住了。现在眼看西窑快透口,东窑却还没动静,闲工头急了,就忙从东窑跑过来告玉宝,玉宝也心慌起来;正在这时,风筒口上又一块大炭被刨下来,轰地一声,只听牛宝嚷道:“@他妈的,可透啦!”风筒行道里一阵乱,玉宝和闲工头立时往东窑找口子去,这边喜禄直嚷道:“别挤!再来两下!呃,左边,靠上点!”但有人从这边口子上叫东窑的人,却叫不应。这时口子大了,牛宝头一个钻过口子,仔细一看,不觉叫起来道:“咦!这是哪里?”人们又钻过去几个,看了一阵,原来这口子并没透通东窑,只是透通了西窑里边东北角一道没人刨炭的小岔道!一个多月工夫,这不过象牲口拉磨一般转了个圆圈,又透回西窑了!工夫完全白费了!
当时喜禄本来没穿多少衣裳,这一气,他陡地躺在了风筒口上,口吐白沫沫,晕迷了。人们把他抬上来,只见柜房里烙饼的也丢开饼不烙了,一刹时东西窑窑黑全歇了工,跑上卖场来,窑外天冷,忽地一阵风,人们浑身打哆嗦,不知谁吆喝了一句:“好冷!还不回家睡去!”人们就都跑了个光。玉宝也不知藏到哪里去了,营生也没人管了。喜禄他二小找人把他父亲抬回家,赶紧熬热汤暖热酒,灌了半天,快天明的时候,他才从嗓子眼里咳出一堆痰,人是清醒了,可是,却躺在炕上不能动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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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什么他们恼恨苏联的统计
N·塞尔盖耶娃作 李文海译
对于那些“美国生活方式”的宣传家们,苏联的统计数字就如同斗牛勇士的红布对那大水牛一样的作用。美国的报纸,广播,常常以黄疸病的眼光(即“黄色的眼”——译者)来看苏联的统计数字。
这些统计有甚么不妙之处呢?显然的,美国的商业大亨,政治棍徒,新闻贩子们对这些统计很不开胃,首先而又最重要的因为这些统计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它的计划性的有力的上升。因为这些苏联的成功,比起满是经济磨难与灾害的资本主义世界,连同它的马歇尔计划及钞票战争一起的背景,是特别显得凸出的。
不用说,美国的记者和广播评论员是绝不会拿这真正理由来解释他们的恼怒的。他们的差事只是去对这些统计左怀疑、右怀疑。他们问:为甚么这些统计多半是用百分率来记载输出的增加呢?他们追问:“纯粹数字”都到那里去了?
在这一点上,纽约时报和“美国之音”选取了联合国的一九四八及一九四九年第一季的世界经济状况报告借以掀起新的恶毒的叫嚣。这报告除举出了其他指数外,也举出了苏联的经济指数,而美国评论员们可被这事实,即苏联经济远在马歇尔计划国家之上所狠狠的刺伤了。可是由于他们无法驳倒这无可争辩的事实,他们只好找数字来出气——他们不要别的,只要“纯粹数字”。
要是我们姑且假设一下,说“美国之音”的负责人员和纽约时报老板们是真有兴趣去研究一下苏联经济的,那么我们可以正告他们说:除了有那些清楚地图了解苏联经济的迅速进展的百分率数字之外,还有许多正式的,很有意思的纯粹数字已经公布了。下面是其中一些:约有四千所国营工业机构已在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及一九四八年建立或者复工;与此同时,在农业区中,有一百六十万余所住宅建好或修建好;一九四八年苏联的熟田比一九四七年增加了一千三百八十万俄亩;一九四八年有十二万二千名熟练的专门技术工人在我们的高等教育机构毕业,这比一九四○年多了二万名。
这些都是纯粹数字。而若有在某些项目方面,为了国家安全,不能公布生产数字,那么每个人无论如何也会了解到,为什么偏偏在这些数字上面,那些忙于公开筹备对苏作战的人那样感兴趣了。此外,还有一个用百分数的原因:百分数作出了显明的图示,表明了基本的而又最重要的事情——经济进展方向与进展的速率。联合国秘书处发表的报告指出了美国的与苏联的工业发展二者之间的强烈对比。苏联工业在一九四八年岁输出方面比一九四七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七。而在美国,一九四八年岁输出比一九四七年只增加了百分之三。今年第一季,美国工业生产量减缩了百分之五,而苏联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
当然,要想任何一项表明了社会主义经济成就及苏联人民生活日趋丰裕的数字——不论是纯粹数字或是百分数——会得到纽约时报及“美国之音”承认,那就太天真了。这一批绅士们绝不会把苏联国土上的事物真相告诉美国人民大众的。正相反,他们的目的是要污蔑苏联。所有表明苏联经济成就的数字都使得美国反动派生气,因为这些数字必然地引导千万人民去作种种不利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比较。
值得注意的是:最使得纽约时报及“美国之音”气昏的事情就是苏联没有雇佣劳动。就这一件事实就把那批“美国生活方式”宣传家们所精心细构的谣言大厦完全推倒。
这些连系着联合国关于世界经济状况报告的对苏联统计的谰言,正起于杜鲁门对国会报告美国经济地位之时。这份总统的报告是用的一种官方的乐观的腔调,是一种不敢睁眼看痛苦现实的政客所用的腔调。杜鲁门宣称以完全信心瞻望着将来。但当他向美国人民叙述他们国家的经济状况的时候,他却并没有引用任何数字——纯粹数字或是百分率的——去支持他的宣言。
他的最动人的数字是三百二十万失业人数。这数字之所以动人主要是因为它是明显地谎报的。实际上,美国失业及部分失业人数已接近于一千五百万,这数字是美国工联所提到的。
杜鲁门的报告将丝毫没缓和美国人民对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的忧虑。它只是增加了这忧虑,因为它暴露了美国政府已经技穷到只能粉饰太平,而不能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去减轻那些将在危机前首当其冲的劳动人民的恶运。
这说明为什么美国反动派看到苏联的经济统计时那样愤恨。因为这些统计是一个对着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与社会主义世界的各种前途的忠告者。(译自新时代一九四九年三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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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电影制片厂
 新闻纪录片第四号
汤明
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第四号出品,即在首都放映了。它内容主要包括了这样几个部分:
一、“军旗”,报导“八一”建军日聂荣臻司令授旗华北特种兵团和卫戍首都的部队的庄严仪式。
二、“简报”,从这里可以看到东北人民的庆祝“八、一五”,机械耕作的农场,山西运城盐池的生产。
三、“踏上生路”,这是记录了京津改造乞丐工作的实况。以具体的事实说明过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所造成的乞丐,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变为劳动生产者了。
四、“第四野战军南下记”,叙述着“四野”向华中进军时,一路受到人民各种热情的欢迎,战士们不辞辛劳的帮助农民收割。一路上工人们抢着修桥筑路。解放了武汉和六月四日汉口举行了空前盛大的庆祝。
五、“大上海欢庆胜利”,表现了大上海人民从解脱了内外压迫,内心中发出不可抑制的欢欣。七七纪念那天,上海的人民,一方面在庆祝着解放的胜利,一方面举行着隆重的阅兵典礼。热烈地进行着百万人以上的大游行。
这部片子更进一步指出了人民力量的强大,反动敌人的频于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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