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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珍贵的经验
——略谈十月革命时期的苏联文学运动
荃麟
苏维埃文学到今天已经有三十一年辉煌的历史了。这三十一年的过程，照苏联文学史家一般的意见，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其中从十月革命到社会主义五年计划建设开始以前，即一九一八到一九三○年期间，是被称做苏维埃文学诞生和成立的时期。这个时期中间，极大部分作品都是以反映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作为其基本主题。最著名的，也是被中国记者所最熟悉的，如玛耶阔夫斯基的许多革命鼓动诗篇，勃洛克的“十二个”，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法捷耶夫的“毁灭”，富曼诺夫的“夏伯阳”，以及稍后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等等，几乎都是环绕着一个共同的主题，来反映出十月革命时代伟大的历史内容。这情形，和今天中国大部分优秀作家，都集中其笔锋在描写革命战争和人民翻身斗争，颇有相似之处；同时，当这个年青的苏维埃文学出世的时候，它一方面要和一切残余的资产阶级反动文艺思想作斗争，一方面又要在这实际斗争中间探求其自己的创作道路，这和今天中国文艺斗争的要求，也正复相近。因此，在今天，当新的中国正在展开其文化和艺术建设的时候，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十月革命时代苏联文艺所走过的道路以及学习它的经验和教训，这对于我们应该是件很有益的事情。
十月革命的初期，苏联国内外的情形，要比我们今天艰困得多，在文艺上，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也要比在今天中国强大的多。但是年青的苏维埃文学终于迅速地战胜了一切，而在最初的几年中间，就贡献出上述一大批赋有强大艺术力量的不朽作品。这固然由于苏维埃文学是继承着十九世纪以来人民文学的优秀传统，但是更重要的，却不能不归功于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领导，归功于列宁、斯大林对于文艺的那种令人感动的关心与帮助。远在一九○五年，列宁就指出“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文学的原则，发展这个原则，并且尽可能在更完全和完整的方式里实行它。”十月革命以后，他和蔡特金的谈话中，更明确的发挥了这个思想。十月革命时期苏维埃作家即是以最大的努力，来实践列宁的这个原则。文学上第一个任务，即是肯定苏维埃文学是革命的阶级与党的文学。十月革命以后几个月中，革命的作家首先和反动的资产阶级作家，如蒲宁，安特列夫等分裂开来。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又和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和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如“塞拉比翁兄弟”）以及艺术个人主义（如象征派等）进行斗争，更后来，又和托洛斯基派，布哈林派那种文艺二元论进行了斗争。在这些斗争中间，联共党曾经给予文艺运动以非常重要的指示和帮助。一九二○年，列宁起草了一篇“无产阶级文化”大会的著名决议草案，坚决指出：“无论一般的政治——启蒙教育的范围，以及专门的艺术范围，都应该贯注着无产阶级为胜利地实行它的专政，即是推翻资产阶级，消灭阶级，取消一切人对人的剥削——阶级斗争的精神。”他反对那种企图把文艺和苏维埃政权对立或独立起来的倾向，驳斥“那种在理论上不正确及在实际上有害的一切杜撰出来自己的特别的文化”。一九二五年，在斯大林指导下，联共党又颁布一个关于文艺政策的决议。这个决议更明确的指出“文学领域上的指导的位置，以及所有一切物质的，意识形态的资源整个都要属于工人阶级。……党应该援助这些作家，自己造出进向这领导权的历史权利来”。它要求作家“一方面，和无条件的投降作斗争，别一方面，和自负作斗争——这应该是我们的标语。党对于纯温室底‘无产文化’文学底尝试，也有斗争的必要。把握广大现象和一切复杂情形，不局促于一个工厂范围之内，不是基尔特文学，却在自己之后，带着几百万的农民去斗争的伟大的阶级文学——才是无产阶级文学内容底境界。”
文学不仅应该服从于政治，并且应该服从于党的政策。这个原则，也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初期提出来的，很明显的，党的政策就是布尔塞维克思想在实际行动中的具体表现，也就是历史法则的指示。现实主义的作家如果“企图不根据历史的严格指示，不根据历史底基本的，组织的思想而去找寻创作底自由”，那是不可能的。这个思想经过了长期的教育，一直到后来一九三四年作家协会成立时，正式在协会的规约上确立下来：
文学——它的艺术技巧，它的思想和政治的充实性，以及它的实际动力——之成长的决定条件，就在于：文学运动与党的政策，苏维埃政权的实际问题有密切而直接的联系，作家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活动，并且用心地深刻地研究了具体的现实。
总之，十月革命时期，即是苏维埃文学的诞生与成立时期中，苏联文艺运动上一个中心问题，就是确立无产阶级和党对于文艺的领导。在这个时期中间，苏联存在着无数的文学团体，宗派的斗争和创作问题上的分歧是相当尖锐的，但是这些矛盾都由于坚持列宁的党的文学的原则而一一克服了。后一时期苏联文学界那种巩固的团结和创作力量的高度发扬，是从这种思想上明确和一致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这里正是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教训：革命的文学事业必须是在无产阶级和党的领导之下，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才有它胜利的前途；离开了党，离开了阶级和群众，它的成就是不可能的。
十月革命时期，苏维埃文学上另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关于创作方法上的探索。在革命的初期，许多诗人由于生活与认识的不足，常常喜欢对革命作空泛的，抽象的歌颂。公式主义的倾向也曾经泛滥一时；另一方面，如未来主义，象征主义，构成主义等等西欧资产阶级的堕落思想，也侵入到苏联文学艺术领域中来。但是大多数优秀的作家，却都有一个坚定的方向，在探索着一种适应于革命任务与群众需要的正确方法。在这个工作上，我们应该特别感激伟大的导师高尔基。他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一个起主导作用的人。他本身的创作就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最好的典型。他要求作家尊重劳动，研究事实，掌握材料，要求用朴素而鲜明的形式去写。当他回国以后，他在青年作家中间提倡采用艺术素描与报告文学的形式，这些形式不仅使它能够适应革命任务的迫切需要，而且引导作家走向生活。这种形式和革命初期玛耶阔夫斯基那种鼓动性的诗歌形式，在第一个时期中，成为苏维埃文学上一个重要的特色。高尔基不仅要求形式上的朴素和鲜明，并且要求作家能够实现苏联劳动人民那种充满创造性的劳动热情，以及对于自己是生活的主人的肯定精神。他告诉作家要把注意力“放置在已经开始生长和活动的东西上”。他并且说：“工人阶级对于艺术的要求是非常严峻的，他们不把它看作别的东西，而只看作是拥护他们或反对他们的一种武器。”
在十月革命时期中关于创作方法的经验和认识，经过在实践中不断的发展，直到一九三二年斯大林和高尔基一次会谈中，才明确地由斯大林确定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作为苏维埃的文学方法。这个方法，由于后来日丹诺夫以及许多作家继续发展，今天已经有更明确和丰富的内容了。
此外，在十月革命时期中，文艺大众化问题是被党所特别重视的。一九二五年党关于文艺政策的决议中，明白地指出：
必须提倡，必须创造真正供给大众的读者——工人和农民的读者的文艺。我们应该大胆地，决定地打破文学上贵族主义的偏见，利用旧的艺术底一切技巧的到达，创造出为几百万人们所能理解那样的合适的形式来。
由于这样的努力，才使文艺深入工农群众，经过三十年时间，使苏联人民的文化水平提高到那样惊人程度，据说今天苏联绝大多数的工人群众已经能够欣赏最高级的文艺作品了。文艺的教育作用在今天苏联文学创作上，被提高到最重要的地位。
这一些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对于今天中国文艺界正是最宝贵的东西，值得我们好好去学习和研究。三十年来苏维埃文学运动，不仅对其自己国家人民贡献出灿烂的功绩，而且对于全世界革命文艺运动发挥了领导和推动的巨大作用；特别是中国文艺运动，三十年来可以说是在苏维埃文学的影响和帮助下发展开来的。这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这正是证明了高尔基所说的一句话的真理：布尔塞维克主义是创作上，文艺上唯一的、战斗的领导思想。也证明了日丹诺夫的另一句话：无产阶级的文艺是世界上最好的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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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苏联文学
勃洛克作 陈占元译
这是法国名作家若望·里夏·勃洛克在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五日在巴黎法苏协会演说的讲演稿。其中详细说明了作家在苏联社会中的地位，作品的印行，或演出的条件，作家和人民之间的密切关系。勃洛克在论苏联文学时一边又把西欧资产阶级的没落的文学来做对比，更显出前者具有无限光辉的前途，后者和它所属的阶级一样，正面临崩溃的末路。原文较长，节译如下。
假如我们从西方文学界转过眼去看苏联文学界，我们便发见一片与我们的国土处在对极的国土。
在苏联，再没有两种叠架起来的人民，彼此敌对，各有一种知识，各有一种教育，各有一种不同的文化，拉丁文的战壕，古典人文主义的铁丝网，就象一道防坦克车的壕堑一样，展开在这些知识、教育与文化之间。在苏联，只剩有一种人民，受到相同的知识，寝馈着相同的哲学，因为他们享受相同的权利，因为他们担负相同的义务，因为任何个人，都没有把他的优越，他的闲暇，他的豪侈，他的文化，安置在工作者的奴役之上的特权。
这样的事态将怎样影响到作家的条件呢？让我们用几个数字来说明一下。
国家是远超过别的出版家最大的出版家。一本新的用俄文写的最平常的小说有一种起码的印数，一种试销的印数，通常不会少于十万册，而我在这里说的，让我申明一下，是只为念俄文的读者，换言之，是只为一万八千万苏维埃人中的一部分人而写的俄文著作。
在苏联，阅读欲是如是之大，这个印数通常在几个钟头之内就卖完了。一本早上出版的书，晚上想买它是白费力。于是便根据国内八万六千个公共图书馆的馆长，和无数公共事业和社团的图书馆馆长的报告，如果需要的话，又把这本书再版一次，这一版可能达到三四十万册，而且通常和第一版相隔只有几个星期。
这时国家出版局的当局才估量到那本书的成功或失败。假如那本书是成功的话，接近或超过一百万册的印数不是希罕的事。这一版很快就得到实现。因此苏联作家确切知道他是写给什么人看。他知道他的读者是什么人。在苏联，读者与作家的联系的情形也是非我们所能想象的。我相信世上任何地方，都没有象苏联那样，作家得到这样的爱戴，这样的敬重，以及受到这样动人的感激的表示。
在苏联，作家收到的巨量通信是他们成功的尺度之一，但它也构成这种成功的障壁和检查，因为那怕是非常远路、非常卑微的读者，知道文化有他的份儿，一如国家也有他的份儿，面对着这种他虽然非常赞赏的文化，却并不持着闯进阔人客厅里的足踏木履的农民的羞怯姿态。他询问，他争辩，他修正，他责难。他愈爱读那本书，对于他在那里找到的报道或评鉴的错误他便愈加吹毛求疵。
在工厂里面，在集体农场里面，在各种社团里面，每逢一本新书出版，都召集一个座谈会，在这个座谈会里面，由几个会员或由当地文艺会的秘书作一报告之后，大家便讨论这本书，讨论的总结——无论是对这本书的一种指摘或是一种好评——就给寄到作者。在战时，同样的办法给应用到所有军队单位里面。这些单位对于最知名的作家或最著名的报纸通信员所写的关于战事的著作都一样热烈地说出他们的评价。
不单这样。
在那边经常的办法之一，就是作者被邀到工厂、部队、机关、社团的文艺会里面，在他的著作未出版之前，前来朗诵若干章他的著作，或在该作品出版之后，前来与文艺会会员一道对这本作品加以讨论。我参加过许多这些座谈会。这是非常有趣的。它们给过我很强的印象。认真、热心、青春、愉快、信任、友情，就是这些座谈会里面最大的特色，而且还有最完美的诚实，一种它的冒昧，因为其中带有最深刻的友爱才使人受得起的坦白，而这种友爱，我对诸位说过了，却始终把读者和作者联合起来。
还有一件十分触目的事，就是普通工人和农民都非常善于表达自己的思想，这种能力是由十月革命以来苏维埃共和国的公共集会的经常习惯得来的。
对于虚荣的严格试练！我认识许多法国作家，他们对这些辩难一定会穷于应付的。得把作者的自尊心抛弃！得作一个准备好和别人碰头的人，眼睛对着眼睛，听别人说出自己的缺点。我听过集体农场的女主席，有力和历害的妇人，铁道职员，黑海的海员，对知名作家说出他们大大小小的缺点，斯大林奖金的喧吓可吓不倒他们。而当我看到一个爱伦堡，一个萧洛霍夫，一个阿力克斯·托尔斯泰，一个里昂尼·里奥诺夫，一个吉洪诺夫，一个法捷耶夫，一个波里斯·哥尔巴托夫，一个西蒙诺夫，都这么兴高采烈地走去参加这些讨论会时，我明白了有种伟大，崭新、深刻的东西正在苏联文学里面产生了。
我们要讲讲戏剧么？凡戏剧作家都可以，象在法国一样，和一家戏院经理直接接洽上演他的作品，并且获得该经理允许上演他的作品。但这种办法不是唯一的办法。在诸俄国戏院之上，单独在俄国，在俄罗斯共和国，有一个戏院总会，而在苏联所有的戏院——天知道有多少戏院！——的全体之上，有一个国家戏剧委员会。
我很熟知这个国家戏剧委员会，它是由一些年青干练的人主持的。这个委员会完全和一个戏院经理一样，有权预约及接受剧本，有权签订这些预约或接受的契约，这些契约本身对作者已经是非常有利的。这个委员会一经获得一个剧本的上演权，剧本的原稿一经拿到手里，它就把这个剧本介绍给莫斯科，列宁格勒，外省，以及其他各共和国所有它认为会对这个剧本感到兴趣的，或对于排演这个剧本能够胜任愉快的戏院，因此用不着你找关系，托人事，作冗长无味的请求，弄到你精疲力竭，你的剧本就可能在许多城市的舞台上演出。
最近有一个电报通知我（这是我完全意料不到的），说我新近写好的一个剧本：“土伦”，正在深入西伯利亚的赤塔城演出，同时它正在莫斯科排演。而作者也如在法国一样由作家协会代收上演税。
还有。那边有一个章则，规定不管一间戏院以怎样方式接受一个剧本，或者直接地，或者通过国家戏剧委员会，那间戏院只能在一定的时间，通常是六个月，保留在当地单独上演该剧的权利。
该剧第一次上演后六个月，同一城市任何别的戏院都有权利继续演出这个戏，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某个成功的剧本同时在莫斯科三个舞台，用三种导演手法，三种不同的技巧演出，如是这个剧本自然会哄动全城，使全城居民争先恐后去看它，使观众对于戏剧的爱好维持不坠，使艺术剧团的团员知道自爱，和知道忠实于他的艺术。
我在这里还没有提到在军队里面演出的剧团。举例说，西蒙诺夫某出戏同时在三十个舞台上演，其中有好些舞台是在前线，而且都一样仔细演出，假如不是到处演得一样精湛的话。
还有一点必须指出的，就是当一个剧本被戏院经理接受以后，跟着得把它向全体演员读过，全体演员把它讨论，假如他们不喜欢这个剧本，他们有权以多数票数拒绝接受这个剧本。我参加过这种讨论会，我自己也当过两次这类讨论会的主角，我愿意证明假如在那里，也如在一切集会里面一样，也遇到一些程度参差的人，那里一切的经过可都是认真、仔细、和正当的。一个为全体演员接受的剧本就以这件事实在演员中间获得额外的信用。即就这一点说，有多少法国爱使小性子容易动怒的剧作者能够和颜悦色在这样一个法庭之前出庭作答呢？
我看见过一个人，很可惜这个人刚刚过早死了，他就是阿力克斯·托尔斯泰，我离开莫斯科的时候他还健在。去年年底，阿力克斯·托尔斯泰实实在在地达到了一个人在目前所能获得的最大荣誉；可以说在某种程度成为桂冠诗人。好的，我看见苏联的桂冠诗人，克林姆宫的客人，斯大林的朋友，最行销的作者，竟安然看着他的一个剧本被小剧院的剧员拒绝了，而且是怎样的一个剧本啊！一个写暴君伊凡的剧本，这个剧本是俄国的，特别是目前俄国的历史传统的登峰造极之作。他的剧本虽然得到国家戏剧委员会和小剧院的主持人的接受，他可得把他的剧本重写五六次，直到剧员接受它为止，然后在它上演的当儿，虽然得到几个高级同志的同意，它在报章上面却遭受到这么猛烈的抨击，托尔斯泰只好把它从戏码上面抽掉。
因此，诸位看到，在苏联，作家不管是通过著作，或通过戏院，他与读者或观众的按触是密切的、经常的、相互的。作家知道他的读者是怎样的读者，对于那个“您写给谁看？”的问题，在那边，他晓得用什么话回答。
在西欧，为了对诸位说过的理由，智力上的炫奇立异肯定着某种与国家痛痒无关的个人的位置。人格在那里只有在与大众对立时才得显著。
这边，作为怪癖、乖张、忧烦的战场的人格的培养。那边，一个致力于把不管是物质的抑是心灵的忧烦的范围不断缩小的社会。这边，一个雅致的、精细的社会，它目前的形式消磨殆尽了，在高贵的逸乐里面灭亡。那边，一个年青的社会，不单就人口统计的观点说是年青的，可是由于一种完全开放的，并且仿佛向着未来，向着对未来的征服投射出去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在心灵里面引起的希望而年青的社会。
当西欧人和苏联文学接触的时候，由于这一事实至于完全无所适从，苏联文学是一种获得千千万万读者注意、爱戴和信任的文学。
举例说，西欧人引为惊讶的事情之一，就是战争在最近三年来苏联文学里面所占的位置。简单得很。为的是战争在文学里面所占的位置与它在人民生活里面所占的位置是一样的。
相反，当苏联人离开苏联，来到法国的时候，他的惊讶就是在他买来的杂志里面见到象下面的句子：“象对于失去的自由的惋惜，或祖国的苦痛的陈套滥调，在诗歌里面势必很快失去效力的……”
他的惊讶就是看见一种文学，除却若干例外，除却若干可击节的反抗运动的诗之外，战争在那里可以说是没有一点儿位置的。
当西欧人接触到目前苏联文学的时候，他易于觉得这种文学过于朴素，过于具体，过于单纯，太没有花样。这些批评家看到象“等待着我”的一个影片，或者看到象“侵略”的一个剧本，他们会瞿然而起，在这个影片或这篇剧本里面，没有希奇的把戏，异常狡诈的心理变化，那里甚至也没有，象在差尔斯·摩根（Ｃｈａｒｌｅｓ Ｍｏｒｇａｎ）的剧本里面一样，一种舞会，威士忌酒，女性的歇斯特里的使人安心的氛围，在那里一切都是严肃的、单纯的、直接的、深刻的、人性的和具体的。
我要特别提到这两个特点：人性的和具体的。
和二十五年来或五十年来法国及其邻邦的时行文学写给我们看的东西恰巧相反，在那里一切都是狡诈和抽象。十分出色的，不错。法国文学界从没有象最近二十五年来这样侪侪多士的。的的确确象希腊文明日暮＠磁的时候的阿力山特里。
在苏联战时作家庞大的队伍中间我们尤其记得的有那几个名字呢？
首先，我想对诸位讲到一个新作家：哥尔巴托夫。哥尔巴托夫发表过一本可击节的小说，在最近数年战争文学里面几乎没有其匹，这本小说的名字是“不可征服的人们”。哥尔巴托夫是乌克兰的一个矿工，三十五岁，十年前开始写作。这是一个宽膊、结实、魁梧、沉静、友爱的人，一个非常近人情和值得同情的人。他的小说是什么呢？“不可征服的人们”是什么呢？这是一本非常大胆的书，依照他的方式，象里昂尼·里奥诺夫的“侵略”，但是还添上小说所允许的种种发展。他给我们讲乌克兰一个小小的采矿的村落里面发生的事情，老矿工特拉斯的家庭住在这个村落里面，他描写这个家庭的变化，有些家人走向英勇行动，有些家人却相反，走向对胜利者的屈服，和走向道德的破产，而介乎二者之间的，就是那些中立者，那些易于对付的人。这个故事层出不穷的惨剧，差不多没有事故，是从这三种人物的接触，单单从这三种人物的接触产生出来的。用一种非常纯熟的笔法写成的小说，故事非常从容地展开，作者的心灵异常宁静，这是具有伟大才能的标记。
我们再遇到我们的老友萧洛霍夫，“静静的顿河”和“未开恳的处女地”的作者，他正在写着一本书，在“消息报”上分段发表：“为祖国而战”。
我们见到一个新作家，瓦西里·格鲁斯曼，他写过一本了不起的书“不死的人民”，和一本很好的报道“斯大林格勒”的报告文字，这本书具有一种文学作品的价值和意义，它是可以留存后世的。
康斯但丁·西蒙诺夫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这是一个天分很高的人，年轻，他做什么事总是顺利的，他在第二次欧战开始时在“消息报”发表了一首六节，每节六句的长短句的诗，名字叫“等待着我”，康斯但丁·西蒙诺夫不过在这天找到了一个人类感受性的最伟大的题材，把它施以剪裁。看过用这只歌改编的影片的人知道我在说什么了。
那士兵在这只歌里面说什么话呢？等我……
“等待着我吧，因为在等我的当儿你将把我拯救。
等待着我吧，因为在对我忠诚的当儿你将使我活。
众人将相信我死了，众人将把我掩埋
众人将用未完成过去时讲我。
如果单只你在世上始终深信我活着，
我将活着，我将回来……等待着我吧！……”
好的，这首诗在军队里面不胫而走，爱唱他的人一天比一天多，当我离开苏联的时候，已经有五十二个作曲家把它谱成音乐。到处都唱它，它甚至成为一种反复歌唱的尾声。在收音机里面只听到用种种调子唱出来的这支歌儿！西蒙诺夫把它改写了一出电影，他把它改编成一个剧本，都得到同样的成功。
他又写了一本书，我不会吝惜我的口舌向诸位推荐这本书的，它的名字是“日日夜夜”……在这本书里面讲的又是什么呢？
这是受命守卫斯大林格勒三所房子的一个小队长和他的小队的故事。这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最后几个星期间，德军节节进迫的当儿，他们守卫这三所房子的故事。没有辞藻，没有夸张，没有空想，这个故事是一如日常生活的朴素讲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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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的现实主义的道路
法捷耶夫作 袁水拍译
我是属于民主的知识分子的一代，正在我们的青年时代，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我们带着旧式中学所给我们的教育的包袱，踏进了新旧两个世界的激烈斗争中去。新世界是俄罗斯的工农大众创造的，通过争取合理生活的努力，工农大众第一次赢得了胜利。旧世界为国外反动势力所支持。在远东，那国外势力就是日本。这一段长留在人民记忆中的内战时期就是叫做“十四国对苏联的干涉战争”。
我们必须选择站在哪一边。我们的良心要求我们这样做。同时，我们也必须选择，因为既不站在这边，又不站在那边，势必受到两边的攻击。这选择不是容易的。我们所受的一点儿教育是我们父母所仅能张罗的。我的父母是遥远的村庄上的一个医生的助手，他们同时还耕地。我的几个同学都有着相类的生活情形。我们和工农的生活非常接近。
因此我们充满着青年的高度希望，我们书包里放着高尔基和涅克拉索夫的书，我们参加了革命。我们被解放的愿望所激动，因为那时候在西伯利亚和远东，白军库尔察克将军正在得势，他比过去时代的军人还要残酷。我们又被爱国的热情所激动，因为我们的国土被日本干涉军的铁蹄践踏着。
我就从那时候起开始做一个作家。我认识了人民的最优美的德性，而我也是从他们中间来的。我作为一个兵士和他们一起行军，走过几千公里地，睡在同样的军装大衣之下，在同样的铁罐中吃东西，这样一共有三个年头。就在那时候我开始认识了那些领导人民的人物。我认识了他们和我们是一样的，只是他们是人民的最优秀的子女。如果人民不在他们中间发现这些人，那么他们将永远沉沦在穷困和压迫之中。
塞吉·拉索，这个远东游击队所爱戴的领袖，被日本人抓去活活烧死在火车头的炉子里。我的表兄西伯采夫也在那时候被他们抓去同样烧死了。这是我进入生活的“入场券”。我认识了党对于人民命运的重要意义，我被准许入党，我感到极大的骄傲。
苏维埃文学最初是怎样创造的呢？它是象我们这样的人创造的。在内战以后，我们开始从我们广大的国土各地聚集拢来——我们不少是党员，更多的是非党员的青年——我们惊异地发现我们的环境虽则各有不同，但我们所经历的生活是有许多相似之点的。“夏伯阳”的作者富曼诺夫的道路是如此。比较年轻的，也许是我们之中最有才能的，萧洛霍夫的道路也是如此。还有奥斯特洛夫斯基，当他在前线受伤失明而瘫痪之后，他创作了描写我们这一代的不朽巨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我们加入了比我们年长的一代作家群中，他们大部分和我们来自相同的社会阶层；只是他们比我们出发得更早。这中间杰出的是玛耶阔夫斯基。他是一个声音洪亮的巨人，他在工人俱乐部和大学讲堂里发出雷鸣似的巨声，引起我们带着畏惧之意的崇敬。当我们出版青年时代的作品时，年老的，已经写了大量著作的，绥拉菲摩维支完成了内战的史诗“铁流”。
我们象浪潮似的一群群卷入了文艺界；我们人数众多。我们带有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我们自己的个性。我们一致感到这新世界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一致爱这个新世界。紧接着我们而来的人，旧时代与他们的联系更少。最后加入我们的作家们则从幼年时起，就生活在新的时代里了。其中最年长的一位是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现在更有许多名字，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才为人所知的。在这次被我们人民确当地称为爱国战争的时期中，我们的作家每三个之中有一个参加作战，牺牲在战场上的达一五○人。
苏维埃文学家不仅包含我们俄罗斯人。我们其他民族的作家一年比一年多加入进来，乌克兰人、乔治亚人、吉尔吉斯人，后者还是在十月革命以后才有了他们自己的文字。他们的作品带来了不可模仿的，传统的和民族形式的特色。
高尔基过去是，现在也是，苏维埃文学的伟大领袖。他来自俄罗斯人民的底层，他是列宁和斯大林的朋友，他是我们的第一个也是最好的一个艺术的教育者。在我们的一代作家中，没有一个人不受到高尔基的鼓励。
因此你可以明白，那些西欧新闻记者们所说的话是多么愚蠢，多么粗忽（说得温和些）啊！他们硬说苏维埃文学是不自由的，是由命令产生的。他们不知道，或装作不知道，苏维埃文学是苏维埃生活所产生的。新社会象空气似的充塞在我们肺叶中。我们自己就是苏维埃文学的奠基人。
当我们进入文学界时，我们的艺术的行囊中是什么呢？我们向世界说一些什么新的东西呢？当然我们很抱歉我们没有波特莱尔、魏尔伦，尤其是马拉美。我们甚至不会带着勃洛克，这位俄国杰出的象征主义者，要不是他写了“十二个”。在其中用他自己的方法来歌颂新社会的到来。但那些现实主义者，十九世纪的古典作家们，是更合乎我们脾胃的。当然，我们最爱好的是普式金、涅克拉索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和契诃夫。其次是法国和英国的伟大的现实主义古典作品。
我们苏维埃作家认为文学不是象牙塔里的东西，而是生活的教师，人民的教育者。有人说，这种态度会使文学的艺术性降低。但是这正是巴尔扎克和斯汤达尔、托尔斯泰和狄更斯、左拉和契诃夫、高尔基和罗曼罗兰的态度。我想，这同时也解释了他们的作品为什么能够具有那么伟大的力量。他们真实地刻划了生活——创造了他们的单纯的自由的形式。一切伟大的文学来自他们国家的泥土中和人民中。每一个有价值的作家不能不感觉到他对祖国和人民的责任。由于这个内容，现实主义的古典文学才使我们感觉到贴近它们。
在战后出现的许多西欧和美国文学一鼻孔出气地说，人是反社会的动物，人按照自发的意志而生活，他是软弱的，可怜的，或者，当他变得强壮时，只是象狼一般的食肉兽。在许多西欧和美国作家的头脑里，装的只是下流和色情。他们的作品讴歌犯罪，变态和堕落行为。这些作家似乎在向他们国内千百万人民说教，人是没有理性的，没有意志力的，人永远没有希望安排合理的生活。
这一类文学和我们苏联所熟悉并且尊重的，西欧和美国的进步的人道主义的作品也是不相同的。对于这些进步文学，我们苏维埃文学伸出兄弟的手。苏维埃文学重复证实了那伟大作家高尔基所说的话：“人——这是多么骄傲的名字啊！”苏维埃文学努力着使人类价值恢复其真正的意义。它肯定了爱祖国，和各国之间的互相友好，是伟大的人类的感情，男性和女性的爱情是高贵的，美丽的，真正的友谊不是从私利来打算的，母亲是神圣的名字，人是为了劳动和创造而生存的。
旧的人道主义只是因为它战胜了社会的罪恶，所以才能够在我们国内存在。从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观点看来，人如果不劳动，不创造，就不能算人。苏维埃小说的一个特色就是它所描绘的人物是平常的男人和女人，但同时也就是一个战士，劳动者，革命者，改变着自然和社会的人。在无数关于战争以及战后伟大的建设工作的小说和戏剧中，都包含着具有这些显著性格的英雄们。这些作品中的角色都是令人信服地真实和生动的，他们的目标和努力都朝着明日的世界。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创造性的活动中，他们不是被动地随波逐流的，他们设想着明天，并促使明天更快地到来。
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呢？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就是把生活按着它的发展来表现，是把今天的生活真实地表现出来，使我们从里面看到未来的种籽。这一点上，苏维埃的现实主义去掉了过去文学中所存在着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矛盾。福楼拜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但他不相信人类具有发展和进步的可能性。他缺乏较高的理想，他的现实主义不能鼓舞人们。雨果则含有过份的道德目标，和实际的接触太少。他的浪漫主义缺少生活的历史的真实性。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扎根在发展中的生活的现实上，它包含了革命的浪漫主义。
一家法国报纸在批评我的小说“青年近卫军”时，表露了他们的不满，就是我没有描写苏维埃青年的罪恶。那位批评家明显地感到了失望，因为他们发现苏维埃的青年是按照人的法则而生活的，却不是按照“存在主义”的法则而生活的。但是这不能怪我，我也无法为那位批评家效劳。
有时有人这样说：党和苏联国家权力对文学创作表示他们一定的态度，会不会因此而干涉了文学的发展呢？这样不会阻挠创造的自由吗？但是，苏维埃国家的文学是我们的国家精神和人民精神的表现，正如党和国家权力一样。在苏维埃国家内，党是过去半世纪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三十多年来人民奋斗的最好的最崇高的成果。党和文学的目标是相同的。无论党或是国家权力从来没有干涉过艺术家的个人的创造，从来没有命令过，或是企图命令过，要创造哪一个主题，形象，或艺术形式。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不是教条，它承认丰富的个性的存在，和艺术形式的多样性。
苏维埃文学在创作上的立场是对人民、对民族、对国家，对全人类的高度的负责。党鼓励着作家具有这种责任心。只有当作家具备了这样的责任心，他才能够表现他的个性的最好的方面；否则他只是他自己的不负责任的幻想的奴隶，这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伟大的东西是凭不负责任的幻想创造出来的。只有当文学作品中发现了不合乎苏维埃人民精神的倾向，使苏维埃文学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降低的时候，党才加以“干涉”。党直率地指出这种错误，提醒作家对人民的崇高的责任，并代表人民向作家们要求完成精采的艺术作品。
只有那种渺小人物，习惯于钻在自己的个人感情和经验中，辗转在自己的狭窄的单调的小天地中，才会觉得党干涉了创作的自由。相反的，这些真实的，诚恳的，为了人民的利益，民族的利益而发出的指示，觉醒了每一个创作家的灵魂中的最好的力量。那些在资产阶级报纸中叫嚣着“创作自由”最利害的人们，正好是依附着有钱的主人，出版商，报纸和杂志老板而过活的人们。这算是什么自由呢？世界上再没有比真理更有力量了。只有真理是自由的。在决定谁有最大的自由时，应该先决定真理是在谁的一边。
我们苏维埃作家对于那些恶意诬蔑者的谰言，将不看一眼地走过去。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也知道在这世界上，我们的朋友的数目超过那些诬蔑者多多。
（译自“群众与主流”本年五月号）
第5版()
专栏：
看了电影“青年近卫军”以后
刘白羽
看了法捷耶夫同志原著、格拉西莫夫同志编导的“青年近卫军”以后，我觉得我自己从思想到感情却被提高起来。我觉得这是在世界上以苏联为首的进步人类的胜利，是斗争的胜利，也是文学艺术的胜利。最近我脑子里常常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世界的文学艺术，在苏德战争中，向前大大提高一步，不是一般的一步，而且是划时代的一步。因为文学艺术，作为人民斗争武器，为政治斗争服务，从来不能象在苏德战争中结合得那样密切，那样推动斗争，那样有力、那样光辉、那样丰富。
当我看到为苏联（也为全世界）英勇尽忠，最后被法西斯捕获的，以奥列格、刘巴、邬丽亚、邱列宁为首的青年近卫军同志们英勇、慷慨走向刑场时，我忍不住我的热泪，我难过吗？不，我庄严而欢快的看到世界上产生了这样真正优秀的人物，这是共产主义的胜利。这种人是英勇的，也是美丽的，是世界上最完整、理想的人，这种人在斗争中象火焰一样单纯、勇猛，这种人在旧社会制度中是不可能产生，而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按着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导而出现了。看了他们，你不觉得你生在这一时代光荣吗？你不想向这些人走去，跟上他们吗？你不想你的兄弟姊妹象他们一样吗？你会相信这样人一定会战胜世界上黑暗势力，你会因而爱所生他的社会与社会主义制度，而且坚决为它斗争。“青年近卫军”给现世界制造出一个人的标准、也就是光明与幸福的标准，它留下的不仅是战时做一个人的榜样，而是永远做一个人的标准。我希望中国青年记着奥列格、刘巴，我们学习他们爱国主义的英雄主义，学习他们成为一个光辉的人。
据说：演邱列宁的演员布鲁佐，就是一个火线上追歼德寇的战士，饰邬丽亚的呢？也是库班游击队的一员，而这片子就是在克拉斯诺顿拍制的，创造英雄的人物又创造了文艺上的英雄事业，文艺在苏联已经与现实如此密切相联。他们的作家、艺术工作者，这样做，是无愧于站在克拉斯诺顿青年英雄墓前的，百万英雄人物的社会里应该出现这样英雄的文艺，这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伟大收获。一个真正革命的现实主义者，不为当前斗争而服务，不思考如何使斗争胜利，他是不能与人民呼吸相通的，和人民结合，正是在火热斗争中结合，你和他们共同呼吸着困难与胜利。同时“青年近卫军”也告诉我们如何表现正面的英雄，他们不是自然主义的，而是指示着明天，未来前途，无限理想与希望的。在我们中国的斗争中，在监牢里、火线上，不但有这样英雄，而且英雄们中间也存在着前进的，走到前面，带着未来光芒的人物。我们文学艺术工作者，从“青年近卫军”可以学习得很丰富的东西，但也可以什么都学不到，首先的首先，还决定于你和现实斗争的关系、深度，你，决定你自己创作的道路。
我们应该感谢苏联在创造新的人与新的文艺的成就，感谢法捷耶夫、格拉西莫夫同志的工作，这种成就在我们面前出现，已不仅仅是苏联的，而是全世界的了。
十月三十一日
第5版()
专栏：
自从第一面红旗升起
严辰
自从第一面红旗
在克里姆宫高高升
起，
世界改变了她陈旧
的面貌，
生活开始有了新的意义。
太阳不再先前那样漠不关心，
——她照亮了我们前进的路；
黑夜也不如过去的恐怖，
——恐怖的是他们，
是那些吸血鬼和战争贩子，
他们每晚上辗转反侧，
大热天也会起一阵颤栗。
自从第一面红旗
在克里姆宫高高升起，
汽笛的叫唤不再是痛苦；
它带来了劳动的自觉和光荣，
机器呵，尽快尽快的转动，
斯泰哈诺夫们，每一秒钟都在突
击。
那流尽了先人的血汗的
绿油油的广阔无边的农场，
丰收赶走了荒歉，
拖拉机代替了木犁，
俱乐部晚会的歌声嘹亮，
那些简陋的小茅屋去了那里！
自从第一面红旗
在克里姆宫高高升起，
西伯利亚不再是万里荒原，
繁荣的城市在一座座建立，
北极圈里有了人的脚迹，
沙漠能变成肥沃的土地。
这不是什么神秘的奇迹，
这是无产阶级的智慧所创造，
没有一件事情不可能成功，
人类的历史我们要从头写起。
自从第一面红旗
在克里姆林宫高高升起，
民主自由不再是奢侈的幻想，
美好的生活不是长夜的梦呓，
戴着幸福的花朵的，不是别人，
正是我们劳动人民自己。
你们妒忌吗？你们想破坏吗？
十四个国家曾经在铁门外栽倒，
希特勒疯狂过一时，
可是，终究是谁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
自从第一面红旗
在克里姆林宫高高升起，
古老的中国呵，
也被照映得年轻清醒，
沉睡的、奋起，善良的、战斗！
我们终于骄傲的
走进了伟大的十月的行列。
红旗相并的招展在我们头顶，
武器相并的扛在我们肩膀，
新世界正紧紧地掌握在我们自己手
里！
一九四九，二，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