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人民治河与“河督”治河
张含英
我在六月下旬到开封的时候，适当黄河水利委员会召集的防汛会议将要结束，听说今年的防汛任务是“保证陕县的黄河水流涨到一万六千秒公方时，下游大堤不使决口。”这使我十分惊奇、怀疑，同时也透露着一些希望。陕县设站观测黄河水流，已经三十年了，它涨落的变化和数量都有纪录。一万六千秒公方的水流，差不多可以排在第四个高位。根据过去的决口统计，陕县涨到一万秒公方，下游大堤决口的可能性是百分之七十五。一万六千比一万高出了很多，怎敢有这样大胆的保证呢？对人民不负责吗？况且黄河回归故道以后，才经过两个大汛，多年于塞的河道，残破的堤防，又适在支援前线，解放战争正在积极进行的时候，会有这样大的人力物力，来治理修整吗？我很替这个诺言担心！
我逐渐的翻阅黄河的工作计划、报告和总结一类的文件，从这里我发现了许多新的事物，内容和精神，与旧的比起来，显得鲜明、活跃、有生气。所以对治河也逐渐透露些希望。对于这些文件不只在翻阅，而是开始在学习了。可是从文字上的认识，究竟难以切实深刻，仅仅得到些慨念而已。不久大汛到来，又经历了实际的情形，对于目前治河的情势，还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七月上旬第一次涨水，陕县流量到七千秒公方，这时下游堤防仅有少数工程发生塌陷的现象。到了下旬，遇到第二次涨水，陕县流量到了一万五千四百秒公方，我认为考验的时候到了。自然各处段亦都提高警觉，昼夜加工，可是又平平安安的过了。看到这样不惊慌不忙乱，而沉着应付的行动，大有游刃有余的气概，真的出乎意外。在以前象这大水，一定闹的天翻地覆，开封的人民亦不会安枕的。经过这次涨水，使我对于黄河的看法不能不改变，不能不重新估计它的力量。
这时候我们正在草拟明年的工作计划。山东省提出来明年防汛以泺口水流一万三千秒公方为目标，这是泺口在一九三七年的最大纪录。也是自有观测以来的最大纪录。平原省认为明年防汛应该提高一步，要以水流一万八千秒公方为目标，这是陕县最高纪录的第三位。我很兴奋，这种积极负责的作风，给我很大的希望和鼓励。自从黄河有修防以来，虽然在理论上计划过，但总没有敢于提出这样坚决、进取的保证。这实在是黄河史上的新纪元，这是人民几千年的愿望；由于过去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奴役，和一次又一次的灾难，他们不敢起这个念头，只希望能减少些剥削和压迫，就满足了。稍微给一些剩余的，或要买人心的好处，人民就感到“皇恩浩荡”，“太平盛世”，那敢还存着奢望？现在人民翻了身，他们可以表达出他们的愿望，也真的就能自由的，勇敢的，努力去实现这个愿望。不信么？即刻又有了进一步的证明！
从八月下旬就阴天，虽然雨不急，可是下了二十几天，黄河的水逐渐的高涨起来。这次陕县的最大水，虽然还没有上次大，可是持续的时间很久，河南省的河槽很宽，可是到了平原省和山东省，堤距逐渐的缩了。这是黄河上崎形的堤防设施。若是陕县的水流倏涨倏落，那么有些水停积在河南段的槽内，便减轻了下游的威胁。设若水流持续不降，这种作用减轻，平原和山东就要危急了。这一次陕县水流持续在一万秒公方以上的有一百小时，超出所有的纪录，可以说是最持久的洪水。在五千秒公方流量以上的洪水总数为三十五亿公方，较之纪录上最大的洪水总量之一九三三年的还高。所以说这次的洪水虽不算最高，而洪水总量是有纪录以来最大的。泺口流量也因之追上了一九三七的纪录。这一次考验是伟大的。仅只寿张一带就出了三十几个漏洞，堤顶出水仅半公尺。于是单只平原省便有十二万群众，五千干部上堤。在风里雨里，不分昼夜的和黄河作了无情的斗争。虽然在寿张北岸的民埝，和南岸梁山的民埝，有两处决口，终于获得了大堤防卫的胜利，保全了数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即是有这样多群众上堤，也不可能有这些干部，也只是乌合之众，各人有各人的一条心。在压迫强制和自私自利的个人本位之下，不可能有这样成就。现在人民觉悟了，大家抱在一块了，象救自己家的火一样的心情，千百万人一齐干，那有不能克服的事情？俗话说：“二人同心、其力断金。”况且现在的千百万人么？说他们有力量实现他们的愿望，还能不信么？反过来说，从前的决口多半是由于人为的，能算是过分么？
人民治河与统治阶级治河是不同的。以前统治阶级治河，根本对人民不负责任，除借治河来达到升官发财满足个人的欲望外，真正为国家人民的太少了，所谓一种最好的也不过是抱着一种慈善心肠，或者要买人心，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吧了。偶尔因为在这方向努力的结果，有些许成绩，造成“盛世”，成了“能臣”，人民也觉得与自己无关，只不过巩固了少数人的地位，和满足了少数人的欲望。人民所出的代价，比惠益还多。所以那时的治河只是少数人的事，少数人的利益。是不能现出人民伟大的力量的。所以治河几千年没进步，科学到中国几十年也没进步，解放才二年就能有这样大的成就，这一个推转历史进步的巨轮的力量发动了！停滞在睡梦中千余年的古国因此有了新生！
我愿再举一个实例，表示这个力量。一九四八年的春天，胶济路还没打通，黄河上也不断有搔扰。仅山东省济阳县以下的沿河十县（内有新县二）春厢工作，就超出了山东全境解放前五年工作的几倍。据山东省河务局的报告：总计修筑各种土工一百六十一处，用土约二百六十万方（一九三九——一九四一，及一九四四——一九四五等五年的工作，仅当此百分之十二）；共修各种秸埽三百一十八段，连同备防料物，共计秸苇柳枝四千四百万斤（前五年的工作当此百分之四十）；共修砖石坝三百一十七段，连同备防料物，共计砖石八万方（前五年的工作当此百分之七十八）；用民工一千三百四十万个，技术工十二万五千个。共计化费用粮四千六百五十万斤（前五年的化用当此百分之六十三）。而这一段的河长不及二百公里，还不到以前山东全境河道长四百五十公里长的一半。严格说来，括弧内的百分数都应该减半，才是正确的比较。又据黄委会的统计，山东平原两省共用土约三万公方，砖石约五十五万公方，秸柳约两万万市斤，和以前的就更不能开比例了。可是在这样的艰苦情况下，这些成就从那里来的？山东河务局在一九四八年春修堤工程总结里告诉我们：“……甚至直到今年四月初，沿河干部和群众，对于我们究竟在大汛前能否应付工程的紧急需要，还是抱着很大忧虑。下游特别是蒲台，需要极大的土方工程，但黄河南岸的人力不敷分配；全河需要巨大数量的砖石料，但我们除了几座小窑外，没有任何砖石产源；下游需要大批粮食，但因蒋灾和天灾，下游粮食已告枯竭，必须由上游杨忠县运送工粮；而这时还正当胶济线进入决议，敌机不断袭扰我黄河上的交通，西部沿河更经常在敌人攻击的威胁下。这些条件给予工程以几乎不可克服的困难。但当四月治黄会议上，区党委、行署了解全部情况，并在华东局、省府同意下，做出坚决的决定后，全区的力量，便迅速动员组织起来，沿河各县的献砖献石，义务运输，突击材料运动展开了；二期工程在“天下农民是一家”的口号下，外区治黄的远征军组织起来参加突击，治黄工程在空前规模的群众性的运动下，仅在短短两月间，便全部改观；在区党委、行署的号召之下，济阳县党政领导着群众在对岸敌人碉堡的火力下，在敌机经常袭扰，民工及大车牲口时有死伤下，英勇的突击完成十二万公方土的工程，献运六千公方石料，解决了全部工程需要。……坚利以下十万人口的小县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利用每个生产空隙的群众性的修堤运动，自力更生完成土工一百四十余万公方。……河北吴桥、东光、振华及山东阳信、无棣等五县组织了数达一万七千余人的治黄远征军，……”这一切不必再多引了。看出来这力量是从那里来的吧！其他各段的例子，也不必再列举了。
无论是修堤或防汛，都是依靠人民的力量，要想发动这一伟大的力量，基本上在于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使群众明白了为谁工作，将治河和自救连在一起，自愿自觉的参加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着饱满情绪。并且必须给群众解决具体的困难，利用农暇，组织互助，照顾到农村生产和家庭生活，特别困难的可以先借给一些粮食，使民工能安心的在堤工上工作。生产是群众基本利益，必须解除治河与生产的矛盾，并规定合理的工资制度，按件给资，多做多得，规定公平的分工办法，由群众酝酿讨论，快做快完。再则对于工具帮助着准备好，使人力和工具得到适当的配合。并以技术上适当的领导，以群众教育群众，发扬群众的创造性。这样，工具、技术结合着饱满的情绪，工作效率就要大大提高，群众的力量才能合理的发挥出来。
治河工作是通过组织群众、教育群众来进行的。是一个有组织的群众性的工作。拿河南省和平原省的一九四九年的防汛来说明。除了黄委会和三省河务局以下的各修防处和工程队外，沿河各县，皆设立防汛指挥部，专事处理防汛事宜，由县长任指挥长，修防段长任副指挥长，县委书记任政委；段界跨两县者，正副段长分任两县指挥长；下设三股办事。沿河各区设立防汛指挥点，原则上以十华里设一个，由区级派一较强的干部任指挥长。村级防汛，由村干指定专人负责。长期防汛员以庵或堤屋为单位，按水流上涨的情形，每庵由一人可增至十二人。危急时总动员上堤严防。临时防汛员，就是防汛区的自卫队员，平时在家生产，遇水涨临时上堤。这是一个非常严密而负责的组织，经过今年大汛的考验，这个组织确是发挥了极大的力量。
以上是民工和防汛的概况，和以往对照是大不相同的。姑且不说思想上的差别，单就办法来讲，从前征工是由统治者强迫的，民工的吃食是先由人民分摊的。到了完工几个月后，政府才将经费发下来。美其名曰按工给值，但是因为人民没有组织和经验，五个民工不当一个包工。就是作工时按工发钱，也是不够吃的。况且又在几个月以后发放，人民早散了，那里会跑几十里路再来取款？多半是由县政府的负责人代领。这些钱究能不能到人民身上，或能得到多少，是难以揣测的。所以一般沿河居民的印象是向来出夫修堤没拿过钱的。征调来了，就是应差，强迫的，被动的，工作和自己不发生关系。再加以那时统治者敷衍塞责，偷工减料，贪污腐化，和打骂的盐工制度，还能谈得上工作情绪和效率吗？
谈到干部对人民负责，这也是值得赞扬的，工作的学习和检讨，变成了治河最大的武器。治河本来是有技术性的工作，不是生手能干的，但是由于学习，几年里造就了许多人才，由于检讨，工作效率大见提高，文件中对于这一类的经验和心得最多，最值得学习。我佩服那种细心，有耐性的钻研精神，一丝不苟的分析，求得问题的中心主动的去解决。这和从前官僚治河逃避困难是不同的，这些问题都是细目，说来琐碎。还是举山东河务局一九三八年总结的一二例吧。关于经验的总结分“土工 ”与“埽埧”两部。关于土工的有四项，第一项是“怎样布置工程”。第一项里又分三节，第一节是“地方上如何动员准备”。在这一节下又分了三目，第一目是“怎样解决治黄与生产的矛盾？”在这里列举了八种典型的动员方法，都加以说明和批评。这里仅单就这一目摘要说明，以示全豹。
第一种是垦利县的全民出夫办法：他们统一集中力量，农忙时搞生产，农隙时全部投入治黄。把分配的工作，分期办完。第二种是吴桥、振华等县的分组出工的办法：各庄分为小组，出工的保证完成任务回家，在家的保证帮助生产。第三种是高苑、青城的人七地三的负担办法：雇工代出工的人作生产，开支由全村按人七地三负担。第四种是预先教育动员，自愿报名的办法。第五种是照民工单轮流出夫。第六种是抓办法。第七种是凑钱雇工。第八种是全村轮流换夫办法：有的是三天一换。检讨结论是：第一、二两种办法确能解决生产问题。第一种办法更适于沿河工大的县份。第二种办法适合于距河较远的县份。第三、四、五、六、七等办法，都未能将治黄与生产的矛盾更明确的解决。第八种是最不好的办法，公私两不利，它的缺点是：一、思想难掌握，因此工作的质量难保证。二、抱着“干不干，四斤半，等三天，回家转”的思想，工作效率低。三、来往费时，浪费人力极大。这样分条别目的研讨，替人民解决具体问题，是何等深入、精细！
让我再举一个例子。这是土工第三项的“怎样贯彻工资政策”，第三节“贯彻工资政策中间，如何打通干部及群众间思想障碍”。其中第一目是“如何打通干部的思想”，认篇干部的思想有四种障碍：一、干部听取反映，不了解真正群众要求。例如提出“多做多得”的口号后，滑头破坏说：“咱是一家人，不算这个帐，谁多谁少，大家老少爷们，不在乎。”干部常认为是群众意见。二、干部思想麻痹自满，例如看到有积极的，抬土多的，认为是一般情况。三、片面群众观念，认为群众已经很辛苦，还能把人家累死吗？四、怕麻烦，不愿天天算帐。于是便针对这些障碍，提出了打通的办法。又第二目是“如何打通群众思想”，群众的思想主要的有三种情况：一、对于工资是不够吃，有顾虑。二、认为治黄是支差任务，不想得粮。三，老实人埋头苦干的苦闷，觉得有些人偷懒，不得早回家。针对以上思想，利用算帐办法，按工给值，并推行立功运动。思想打通后，对于工资政策，大家十分拥护，说：“实行这个办法，能早回家三天”。
其他的例子不必再引了，干部这样认真的为人民解决问题，这和从前统治阶级与人民对立，是绝然不同的。
我愿再就整体方面的检讨举个例子。一九四八年河南平原两省的总结，除了对于各种工作加以检讨外，又有总的估计，于说出了成绩和优点以后，就提出错误与缺点。在错误与缺点的每一项下，更举出实例和数字。现在只就结语记在下边：一、在作风方面我们存在着严重的毛病，就是决定或制出工作计划时，不调查，不研究，常常是主观的盲目的，提出了要求，决定了计划。二、在我们各级组织中，普遍的存在着无政府无纪律松懈废弛的现象。其根源是缺乏整体观念，组织观念，从个人出发，从本位和地方主义出发，把自己管理的地方，当做一个独立国，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三、对全河员工政治教育与学习，各级领导上十分疏忽。四、对黄河善决的特性认识上还是很模糊的，不了解黄河是一个几千年不驯服的怪物，在思想上常常的产生麻痹与幻想。至于总结的一些事实，现右都不去例举了。最后几句话说：“我们革命的战士，在共产党领导下面，从来是不隐蔽我们的缺点和错误，而且敢于无情的揭发，逐渐从我们思想上、行动上驱逐错误的思想，使我们走向更光明的道路。”
这种无情的揭发，和勇敢的认错，这是统治阶级所不敢为的。他们一切是虚伪的、欺骗的，他们完全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就不能结合群众，就不会有进步，这不就注定了他们的一切了么？现在领导群众的，是群众的一分子，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而群众认为了自己的地位，翻身了，变成主人，便觉一切都与他们是休戚相关、苦乐与共的。他们集体的生活、集体的工作，上下团结一致，处处都在表现着一种不可战胜的伟大力量。这便是人民治河与“河督”治河的一个明显的对比。
（河督是明朝和清朝治河的官名，是河道总督的简称。这里取作代表治河的统治阶级。）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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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积极性
卡尔波立特工厂团委书记 索因
李樵 译
我们的团委会在选举总结大会上受到了批评，因为它很少听取共青团员的意见，使得许多共青团员在组织生活中失去了作用。谁经常在团员大会上当主席呢？团委书记朱尔可夫。谁常常在讨论会上发言呢？朱尔可夫，德米特里阿得，洛金别尔格。是谁执行了几乎所有的任务呢？朱尔可夫，洛金别尔格，德米特里阿得。一个积极分子的小集团领导讨论，读报，出版黑板报和参加长途旅行。只有当要召开大会和征收团费的时候，团委会里的人们才想到其他的团员们。很多很好的决议经常变成了一纸空文。落得有始无终。
青年女工穆拉索娃和耶西娜参加组织早已不止一年了。但是她们在会上从来没有发过言。她们过去没有执行过，现在也没有执行着任何任务，团委会里的人们企图借新团员缺乏经验为口实，来解释新团员的积极性不够，这是不对的。从新团员入团的第一天起，就应当培养和发展他们对自己组织的主人翁的自觉，而不是等待，直到他们混到一定的团龄的时候。在工厂和车间的选举总结大会上，确实表现出了每一个团员都有着强烈的创造事业的意志，我们有责任用尽各种方法来支持和发展这种意志。
女共青团员瓦莲基娜·柯列妮可娃在大会上提出了关于政治学习小组的出席人数不够的问题。从这个批评中可以看出她对自己的组织是关心的。同时瓦莲基娜还谈到她是上夜班的，很难参加从晚上五点半才开始的学习。
柯列妮可娃指出说：“可是有好多女共青团员她们比我的困难还多哩！”她想起住在托河右岸的那些女工们，她们要每天坐火车到工厂上班。
不，这不是个人的叫苦，而是有感于工作中的缺点而发出的一种真诚的主人翁的呼声。根据瓦莲基娜·柯列妮可娃的提议，我们开始实行把学习小组分成两班。出席的人数马上增加了，学习开始进行得更生动活泼和更有趣了。类似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这些例子足以说明好多共青团团员是积极地参加组织生活的，他们对事业是采取主人翁的态度的。
女共青团团员基娜·斯维丽特娃建议有步骤地进行朗读报纸。她在下班以后利用吃饭的时候召集青年们，她亲自动手来从事这个工作。魏雅特基娜和茹拉弗列娃来帮助她。委员会关切女工们能不能及时得到报纸，指示给她们那些材料需要她们读。
与卡尔波立特工厂为邻的是荣膺列宁奖章的化学炼焦工厂。我们的许多同志只听说过关于炼焦炉和这个工厂的复杂有意思的生产过程。共青团团员建议组织参观炼焦炉一次。我们的青年运动家想和军事学校的学生们举行一次二十哩的滑雪接力比赛，并且已开始准备。
我们认为必须更大胆地相信共青团团员，给她们些重要任务。团委书记一个人所做过的和现在还在做着的某些事，其他的一些同志也能很顺利地完成了。
不久以前全苏列宁共青团团委会讨论了关于第三号车间共青团团员们缴纳团费的问题。以前这些问题是由团委书记来处理，当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便把别的工作都忘了。现在我们指定卢基柯娃做车间委员会的委员，她很细心地分析了不绵纳团费的原因，同违犯了团纪的人进行谈话。然后卢基柯娃向委员会提出建议，委员会同意了这个建议。我们就是这样帮助了第三号车间的共青团团员们，让共青团员卢基柯娃参加活动，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还应当承认，有许多团员现在还没有参加积极活动。克服以前的缺点，在以后的工作中竭力做到使每一个团员都感到自己是组织的真正主人。譬如：我认为应当让所有的团员都能在大会上练习做主席。当然，主席是在大会上选举出来的，但是不能让大会的主席团总是只提出这几个积极分子来担当。
我们愿意在每次大会上做报告的人当中，至少能有三四个是首次登台讲话的人，我们帮助他们准备第一次的讲演材料，注意培养他们能经常做报告，不只是委员会的委员，车间底共青团的组织委员要去大会上做报告，就是普通的团员也应该做报告的。
一个重大任务不是每个团员都能完成的。开始让共青团员先通知隔壁车间底青年们关于滑雪竞赛。再打一个电话给区委会，讯问一下什么时候进行宣传竞赛工作。要知道，如果一个人在公共的事业中能看到自己工作的一小部分，那么他将完全是另外一种心情，他将以主人翁的姿态去对待组织了。十一月七日的前夜，委员会给了女共青团员们做绒花和布置纪念柱的任务，他们是多么热情地着手于这件工作呵！
当然了，少给任务是对的，应当善于监督执行，使得共青团员们感到团委会记得他们，还记得分配给他们的任务。不只是要监督，还要关心帮助他们来完成任务。在任何一件工作里，即使是很小的一件工作里也需要给年青的团员们提出意见。如果让一个小伙子去出黑板报，那么就必须教给他如何收集消息，如何编排。没有这样的帮助，任务就将流于形式，并且不会有什么益处的。
从小组里开始培养共青团团员对自己组织的主人翁的自觉。在小组里容易研究个人也容易找出那一件事情适合于某人去做。令人遗憾的是团委会对小组的领导还不大好。还经常象哄小孩似的哄他们，不给团员们以单独处理问题的机会，没有让他们广泛地发挥他们的主动性。事实上我们这里的小组经常是在车间总支和团委会的提议之下召开会议的。车间总支书代替小组长自己召集共青团员，自己又决定议事日程。他一个人讲话，团员们只是听着。领导意思就是从多方面启发共青团团员，关切地教育培养小组长。但是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代替小组长召集小组会，替小组制订议事日程。
在共青团团员和青年工人的积极参与之下，我们工厂的全体工人于十一月七日提前完成了一年的计划。在共青团团员和青年工人的努力之下，节约了价值一、○二五、○○○卢布的原料。二十九个青年工人完成了五年的出产量。青年团团员科卢金斯基，奥幸切夫，别洛靡特则娃已经完成了六年的出产量。（译自一九四九年三月一日共青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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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政治经济学教程绪论（３９）
王学文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任务及其特点
第四章 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点
第一节 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统一性与完整性
运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解剖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例证。
运用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解剖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果，我们可以发现在复杂庞大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存在着许多经济现象，所有反映这些现象的材料，都可以作为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把这些实际存在的复杂庞大的经济现象，如以抽象，加以分析，探求其中中心的基本的因素。例如在许多经济现象中生产关系是基本的，而在广义的生产诸关系中，人与人在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关系——狭义的生产关系，又是最基本的关系。但是这种生产关系具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形式，人们就在各种不同的形式下面进行生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就进行着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马克思经过了这样的解剖分析，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的规律，及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细胞——资本主义的商品。资本家就是经常在这种一定生产关系下进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交换、分配、以至于消费。但追溯资本主义商品的根源，乃是资本主义以前社会里小生产者所生产的单纯商品。马克思运用他的科学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再进一步观察分析资本主义经济中许多复杂的现象的结果，认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出卖、为了利润。但是利润从那里来的，又是怎样实现的呢？马克思运用这种科学的观点与方法，又进一步的加以分析，追求利润产生的根源，最后获得了利润不是从流通过程中产生，而是从生产过程中产生出来的结论。也就是说：资本家在他的生产过程中生产了剩余价值，这种剩余价值包含在资本家生产的商品中，但这种剩余价值，却要在流通过程中才能实现出来，即要在商品由生产过程进入流通过程以后（即商品出卖后）才能实现出来，也只有这种剩余价值实现以后，才能成为资本家的收入。但这种剩余价值的分配，除了工业资本家以外，还有商业资本家、银行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所有这些资本所有者，都分别分割剩余价值的一部分。
马克思就是这样子来分析和追求利润的根源，认为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剥夺了工人的剩余劳动，剩余劳动形成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形成资本家利润的泉源，构成着资本家阶级财富的泉源。这便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说，它是构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基础，或如列宁所说：“是马克思经济理论底主要基石。”（列宁：“卡尔马克思”）
由此可见：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分析是正确的、全面的、深刻的。他从这种分析中，即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过程的分析中，给我们指示出了支配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经济规律，即如价值规律，剩余价值规律即其发生、实现与分配的规律等等。这些规律不管资本家意识到或者意识不到，它们都是客观地存在着，驱使着资本家必须服从它们的支配，否则资本家就要倒毒，就要受到惩罚。
其统一性与完整性
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方面是科学的客观的真理的反映，同时又是对真理的正确的、全面的、深刻的认识。这种理论不仅具有这种合乎真理的、高度的、严整的科学性，并且它又是统一的、完整的。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种严整的、科学的统一性与完整性，首先表现于它的基本观点是统一的完整的，所以它对于人类历史上各个时代的社会经济与社会经济运动，都能够运用根本的、彻底的、一贯的观点，与正确的、严密的、科学的方法来认识与阐发。同时，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结果又不断地充实着统一的系统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容，并使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地得到充实与发展。
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也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完整性
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它统一的完整的基本观点，而且它的理论体系也是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完整性。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每一个部分理论都是那样精密地构成着，而与全部理论具有密切不可分离的关系。它们的研究方法，在采用历史方法的时候，它的理论是切实地结合着经济的历史变动过程，它对历史的研究分析的结果，同时也就形成着它的理论顺序，因此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展开是与历史的进展是一致的。
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这种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统一性，这种理论与实际过程的统一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文中，自己曾有这样的介绍，他说：“当然叙述的方法在形式上必须与研究的方法有所区别，研究必须仔细掌握材料，分析其种种发展形态，并探究这种形态内部纽带，只有完成了这工作以后，才能对现实的运动予以相适应的叙述，如果叙述一经成功，从而如今材料的生命如能观念地反映出来，那末就会感到我们宛若耽溺于一个先验的结构中似的。”
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在这种科学的、统一的、完整的理论基础上，运用这种科学的、统一的、完整的基本观点与基本方法，从经济运动客观的，现实的、具体的研究分析出发，阐发经济运动的规律，并予以相适应的叙述揭露，形成着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科学的完整的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与政治经济学任务的统一性
形成着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在实践意义上，同时也形成着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按照马克思为资本论初版所写的序文，资本论——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一卷的天才杰作——“其最后终极的目的，是在暴露近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这虽是就狭义的政治经济学的目的而说的，但依照马克思的见解，“每一个历史时代，都有它自己的规律，……（经济的）生活，通过一定的发展时期，由某一阶段向其他另一阶段推移，它就开始受其他一些规律的支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真实的科学的价值，也就是在于“阐明规制某一一定的社会有机体的发生、成立、发展、死亡，以及由更高级的社会有机体来代替原来的社会有机体的那些特殊的规律。”（“资本论”原著者第二版跋）。所以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系统所体现的所揭露的，也是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任务所要求的所提出的，也完全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