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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联大政委会讨论苏联和平公约提案
维辛斯基痛斥美英集团狡辩 历举事实揭穿战贩备战阴谋
【新华社北京二十五日电】据塔斯社纽约讯：联合国政治委员会于十五、十六两日热烈辩论苏联提出的关于谴责新战争准备与五强缔结加强和平公约的提案。这一辩论对和平的敌人——美英集团的侵略计划，又给予新的暴露。
美国代表奥斯汀、英国代表团长麦克奈尔，都在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说，他们企图把破坏和平的罪名转嫁予苏联，美英并联合提出了所谓“和平要义”的空洞提案，妄图以此来代替苏联的提案。作为美帝国主义喽啰的法国代表乔维尔、加拿大代表马丁、南斯拉夫代表德热拉斯与?壤?薄⑿挛骼肌⒌ぢ蟆⒚芈车裙?拇?恚?嗳浩鸱⒀杂?汀５?牵??些发言分别受到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克里门蒂斯与波兰代表维尔布洛夫斯基的尖锐抨击，而苏联代表团团长维辛斯基在十六日发表的、几近四小时的长篇演说，特别有力地打击了美英集团，他历举不容置辩的事实，逐一驳斥了美英集团各国代表的各种荒谬论点，并将战争贩子准备新战争的阴谋，再一次彻底地暴露在世界人民的面前。
美英的代表们说，只要有联合国宪章就够了，缔结五强和平公约是多余的重复，是“宣传”（奥斯汀）；他们说，世界上其实并没有战争的威胁，北大西洋公约的目的是在“防御”；他们说：苏联维持巨大的军事预算，马列主义认为战争是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产物，因而苏联没有诚意保卫和平（马丁）；他们说，苏联张起“铁幕”与外界隔绝，反对文化交流（麦克奈尔）。
所有这一切极尽诽谤之能事的“论点”，都为维辛斯基驳斥得体无完肤。维辛斯基首先指出，美英集团的发言人没有一个敢于面对并否认他在十四日在政委会演说中所列举的任何一件事实，他们不敢答复问题，他们企图以毫无内容的叫嚣来转移视听。
为了答复奥斯汀要求举出更多事实的这一问题，维辛斯基十分详尽地举出美国战后在太平洋与大西洋保持四百八十四个海空军基地的事实，举出美国从英国取得塞浦路斯为基地的经过，以及和佛朗哥讨价还价取得西班牙基地的经过，举出美国深入掠取北极基地的经过与其他的许多事实。维辛斯基说，所有这一切，都证明美英确实在进行侵略苏联与人民民主国家的新战争准备。
维辛斯基接着揭穿了北大西洋公约乃是维护和平与安全的公约的胡说，他问道：如果说北大西洋公约也是为了和平的话，为什么美国还要阻碍拟定建立联合国武装部队的措施呢？
维辛斯基答复了铁托集团的代表德热拉斯诬蔑苏联破坏苏南友好条约的无耻谎言，他历举由匈牙利拉伊克案审讯中暴露出来的事实，证明早在苏联废除苏南友好条约以前，南斯拉夫政府就进行敌视苏联的活动，而把这一条约采在脚下了。他在举出德热拉斯逐字逐句重复贝文的发言以后，指出铁托集团的代表们，已日甚一日地成为澈头澈尾的帝国主义阵营的分子了。
在驳复加拿大代表马丁歪曲马列主义的愚妄的发言时，维辛斯基在联合国的讲台上明确地阐明了列宁的教义，他指出：恰恰是根据列宁的教训，尽管战争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现象，民主力量仍然能挫败战争，能以他们的团结一致、阻止战争的力量与决心来防止战争。维辛斯基在驳斥这一加拿大参议员马丁时，马丁曾插言说他不是参议员。维辛斯基指出：当一些事情不符合事实时，就有立即答复的可能，这鼓励了我，因为我在这里已演说了将近一个半钟头，这还是对我所说的话的第一个否认。
维辛斯基接着尖锐地答复了麦克奈尔所谓世界人民惧怕苏联，苏联没有朋友的谰言。他指出，一切拥护和平的人民都是苏联的朋友，苏联的朋友正越来越多。维辛斯基对着麦克奈尔说道：“如果你设想那个坐在标着‘中国’席位上的人是中国人民的代表，那就会是一种最痛苦的设想”。
维辛斯基又答复麦克奈尔要求知道苏联军费的要求。他举出数字说明，苏联今年的军费占全部岁出的百分之十九，而英国是百分之三十，美国是百分之三十四，而如果直接间接用于军事的费用都算进去，那就有百分之六十九，共达三百亿美元。维辛斯基又谈到苏联如何在上次大战中解救了美英军队在西线所遭到的危机，他宣读了斯大林与邱吉尔来往的电报，以此正告苏联的诽谤者在对苏联的看法上应该检点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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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谴责新战争准备与五强缔结加强和平公约的提案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六日维辛斯基在联大政委会上的演说全文（之一）
五强负有和平的主要责任
我认为必须首先请大家注意这几天政治委员会中讨论苏联建议时立即可以看出的特点。这些特点就是那些反对苏联建议的代表们的发言的居心叵测和极端片面性，这些发言中包含着这么多的对苏联和对苏联外交政策的歪曲和粗暴的攻击。这些发言列举了如此众多的与苏联关于谴责新战争准备和五强缔结加强和平公约的建议毫不相干的问题，以致于使人们毫无疑义地知道我们的敌人的真正企图何在。这种企图是在转移舆论对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的注意，这些问题要求加以解决，因为这些问题不解决就不可能消除威胁着世界的新战争的危险。
某些发言者在反对苏联关于五强缔结加强和平公约的建议时，他们说联合国一切会员国都负有和平的责任。这当然是对的，因为联合国中没有一个会员国能免除对挑拨与准备新战争以及对增进和平事业的责任；但是，不论在这里对这个问题谈得如何天花乱坠，任何人都不能反驳这一事实：即安理会五常任理事国应该负和平的主要责任；正因为它们由于其国际地位而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所以它们应该负担这个责任。因此，我们必须坚决反对想要减少五大国对和平事业所负责任的企图，想要借空谈联合国一切会员国负平等责任来免除大国这种责任的企图，这种责任实际上首先与主要地应由五大国负担。大国的这个责任，是任何人所不能逃避的事实，那些否认这个责任或背着联合国一切会员国，企图用种种办法减少这个责任的人们，仅仅是证明他们不但不愿意负担这个责任，而且不愿意采取为巩固和平与国际安全所必须的有效措施。
这首先是指美国代表，他的发言只能被认为是企图阻止苏联建议的通过，从而阻止通过旨在反对新战争与巩固和平的措施。
奥斯汀先生在他的发言中强调苏联提出新战争宣传和准备问题这次并不是第一次。这是对的。但是这一点证明什么呢？这至少证明两件事实。
首先，它证明在几年来某些国家，首先是美国和英国所进行的战争宣传没有停止过，而在最近新战争准备又广泛发展了。
第二，它证明我们始终如一地努力使联合国大会热诚地制订巩固和平的措施。这证明苏联真正奉行始终如一的方针，一贯不仅为反对战争宣传并且为反对新战争准备而斗争。
奥斯汀先生！贵国代表每年不得不聆听我们关于和平的建议，原因就在这里。
美国军国主义者企图掩盖新战争准备
奥斯汀先生否认美国正在进行新战争准备。但是，否认是不够的。必须有不在进行新战争准备的证明才行。我已经举出许多事实和许多证据，证明新战争准备是在进行着。难道是我们所举出的事实还不够吗？难道奥斯汀先生还认为这些事实不能证明任何东西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奥斯汀先生也应该加以证明。但是，他根本不想证明任何东西，也根本不想说明我们所提出的证据为什么不能成立。没有举出任何一件事实来反驳我们的立论，而这个立论是由许多材料来证明的。
奥斯汀先生反驳了布莱德雷将军所发表的疯狂的战争声明吗？他反驳了美国国防部长詹逊的疯狂言论吗？但是，这两位先生并不是美国政府系统里的无足轻重的人员，他们是美国政府的官方代表呀！人们可以预料，奥斯汀或者会对这些疯狂言论作某些解释、他或者会说：“你对于布莱德雷所讲的话解释得不对”，或者“他没有说这些话，他没有这种想法，他说的是别的事情，你歪曲了，你误解了，因此，你的证明不能令人相信”。但是，这类的话奥斯汀一句也没有说。他一言不发，他装作一付埃及的斯芬克斯的样子，我有时还以为他不是奥斯汀先生而是斯芬克斯呢。奥斯汀干脆让这些事实象春风过马耳一样地不理会。我还要举出一些事实：在美国军事学校里有名叫“反苏战争特别战略教程”的课程。这种课程不是在疯人或半疯人的地方或俱乐部里讲授的。而是在马克斯威尔飞机场的军事学校讲授的。我现在要问，难道这不是真的吗？不，这是真的，奥斯汀不能否认它，他没法否认。
美国整个反动报界大登特登和渲染要苏联流血的叫嚣。奥斯汀故作镇静，好象现实环境中没有发生这种事情一样、好象这些报纸是在弹着颂扬苏联的曲调，不是在登载卑鄙的诽谤和肆无忌惮的对苏战争喧嚣一样。
你要求举出事实。我们已经举出这些事实。如果这些事实对你还不够的话，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事实来。奥斯汀对我们的建议表示显然的不快。他不满于我们讲出事实真相，不满于我们把战争准备称为战争准备，不满于我们把战争贩子称为战争贩子。奥斯汀不满于我们以恰当的名称来称呼事物和人物。他干脆就说，责骂不会有利于建设性的合作，挑衅不能促进友好的合作。
当美国军事主义者正在公然煽动对苏战争的时候，奥斯汀所讲的是什么友好合作呢？挑衅两个字除了恰合于美国军国主义先生们的行为以外，奥斯汀所说的这两个字还能指的是其他什么呢？奥斯汀说，苏联的建议是谴责美国和英国准备新战争。是的，就是如此。我们在我们建议的第一句里就这样说过。我们在九月二十三日的全体会议上说过。我们十一月十四日又在这里重复说过，我今天又再重复说一遍。
有人向我们说：这是严重的谴责。是的，这是严重的谴责，但是，这是以事实作根据的谴责。你们说，我们这样就必定要成为一个法庭，因此，必须审查这些事实。我欢迎这样作，但是，我不能同意譬如象秘鲁代表那样的发言，他没有举出任何事实，他大谈其外交惯例以及他作为外交家的丰富经验，他信口高谈，但是他丝毫不谈我们的建议的内容。这不是在讨论问题，不是在研究事实，在这种情况下，你当然没有权利认为自己是对于具有国际重要性的事件的最高法庭。
先生们！要判断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审查事实，而不逃避审查。规避审查事实也帮不了那些自认为他们在这里代表着多数的人们。在这个会场之外的多数，东南西北各个国家中的多数，都在密切注视着这个会场上，在政治委员会上和全体会议上所发生的事情。
我们答应另外举出更多的事实来，我们会这样做，但是，我们有权利提出我们的要求，这个要求就是必须答复我们所举出的事实。你对它们置诸不理。你光是说——再给我们举出更多的事实来。我们将向你们提出其他的事实，但是你们（我是指那些批评我的人）记住：我们不会忘记你们还没有答复那些事实的，你们偏偏喜欢对这些事实保持缄默。因此，你们就说：这些事实是什么意思呢？它们有什么意义呢？
让我们回过头来谈谈事实吧！这些事实说明美国、英国和某些其他国家——我无需把它们逐一举出——的反动集团正在准备新战争。这里的主要角色是美国的统治集团，它公开支持新战争准备，这不仅表现在宣传上，而且也表现在猛烈地增加军事预算上，表现在军备竞赛上，表现在为了专门准备战争而组织的基地上，以及表现在为了专门进行战争而组织的国家集团上。
我们有什么事实呢？请诸位听我说吧。
一九四五年九月，美国海军部助理部长汉塞尔在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谈他对海军部的意见时说：美国必须取得巨大的、环绕太平洋的战后基地网，包括以前属于英国的基地在内。真的，根据权威方面的材料（这些材料没有人反驳过）来看，在整个战争期中，美国在太平洋战区建立了二百五十六个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基地，在大西洋战区建立了二百二十八个陆海空军基地，总共是四百八十四个基地。战后，这些基地的数目又已经增加了。
一九四八年十月，伦敦发表的公报，证实在英国有美国超级“空中堡垒”的永久性基地，并证实在这些基地上停有九十架美国Ｂ二十九式超级“空中堡垒”，分为三个战略轰炸机空军大队。前美国空军司令斯巴兹将军当时曾大吹大擂，以为可以恫吓神经脆弱的人们，他说，这九十架美国轰炸机所能发挥的原子威力，将等于一万九千八百架超级“空中堡垒”！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四日，这是才过去没有几天的事，纽约时报发表过一个消息说：在认真考虑二十四小时以后，英国政府最后于十一月三日同意接受美国将七十架美国Ｂ二十九式轰炸机交给英国的建议。这些轰炸机不久将按照北大西洋公约的条款作为军事援助计划的一部分送给英国。纽约时报指出：英国政府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以后采取了上述的决定，在这一长时间的讨论过程中，皇家空军的高级官员、航空部和参加讨论的内阁国防委员会的官员，都认为接受这些美国飞机有所不便。
这些不容置辩的事实说明了什么呢？它们首先说明了：英国对自己没有信心，它承认自己的军事脆弱，它把国家的命运交予美国武装部队的手中，因而也就交给了那些指挥这些武装部队的人们。此外，这也是一个证据，证明巨大的空军与陆军正确实集结在英国，证明英国已被转变为美国的军事基地，从这一基地出发，很容易到达攻击的目标。哪一个目标呢？想一想这个问题。谁要受到这以原子的威力来说相当于一万九千八百架轰炸机的攻击呢？是谁呢？是法国？比利时？卢森堡？西德？瑞典还是挪威吗？究竟是谁呢？你们沉默，是的，你们用你们的沉默回答了这个问题！奥斯汀、麦克奈尔和他们在北大西洋公约中占压倒多数的朋友的一切言论，都是为了替进攻苏联与人民民主国家辩解而发！这个进攻正在准备之中。美国正在其他国家，包括英国的领土上建立基地，同时，它却谴责苏联，说它正在准备武装的进攻。这样一来，正在建立基地的人就并不是在准备进攻，而没有建立基地的人，倒是在准备着进攻了！但是，究竟一个人总不能空着双手去攻击他人呀！那些正在武装中的人们是爱好和平的人，他们是和平的缔造者；而那些要求裁军和要求签订加强和平条约的人们，倒成了真正的侵略者！你们以为有谁会相信这种逻辑吗？你们以为这种逻辑能够说服任何人吗？
让我们再说下去，一九四八年，纽约时报刊载来自塞普路斯尼科西亚的消息说：塞普路斯正被美国人和英国人变为重要的战略基地，据该报记者说，这一基地必须变为支持反对苏联扩张的地点。这意思是说，塞普路斯已被包括在这个进攻苏联的体系内。
同时，据该报记者报道，虽然塞普路斯是英国的殖民地，但把塞普路斯变为反苏堡垒的计划，与其说是在英美联合控制之下，毋宁说是在美国单独控制下进行起草。
一九四八年九月——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美国参院武装部队委员会主席参议员戈尔尼会见了佛朗哥。据每日邮报驻马德里记者报道：佛朗哥要求使西班牙加入联合国，并予它以马歇尔化国家所享的一切利益以为美国取得西班牙基地的交换条件。
当然，现在我们可以看得明白，某些申请加入联合国新会员迟迟未能批准的原因在那里了。原因是美国和英国企图以各种方法首先将葡萄牙、西班牙等国拉入联合国。人们必须坦白地说，它们进入联合国决不会给联合国带来好处。重要的还不在这里。重要的是背着全世界进行的交易。这个交易就是：“给我们基地，我们将准你加入联合国”。
正如现在美国报纸报道的那样，国务院力求从佛朗哥手里取得使用加的斯、喀他基那、瓦棱西亚、巴塞隆纳及韦尔发等港口的权利；扩张现有军用飞机场的权利；建筑新机场特别是在靠近加泰隆尼亚与阿拉贡尼亚内地高原近海岸的机场的权利。这直接地指出，美国满心想再有一个巴利阿利岛供美国武装部队使用。
这里我们有这样的情报：远在一九四七年，美国便和西班牙缔结了秘密协定，根据这个秘密协定，美国获得了在西班牙境内建立十三个基地的权利。“世界事务汇报”月刊也发表过同样的消息，该杂志曾报道说：美国已与葡萄牙达成协议，获得在葡萄牙本土建立七个基地，与在葡萄牙的殖民地建立五个基地的权利。一九四九年七月，美联社发表消息说，美国正拟定在北极的腹心地区建立前进空军基地的计划，该社并解释了为什么这对美国是必需的。它说：所以有这个需要，是因为飞机在飞越北极作战时可以在那里加油。
你们是否愿意告诉我：这些越过北极的作战是针对着谁呢？是针对着瑞典、挪威、丹麦、冰岛的吗？越过北极——这些作战可能对谁而发？为了作战，便需要这种骇人听闻的准备工作：基地，千百架飞机和原子弹。这个，如所周知，便是美国军人最后的希望。
同一个美联社的报道也遭到了否认，那个报道说，他们——编缉——适才从空军部——美国空军部获得在莱姆斯东建立重轰炸机基地的计划与经费预算的消息。该消息说，典型的北极作战可能需要使从美国基地起飞的飞机在加拿大北部、格棱兰或甚至北极冰上的前进基地加油……
人们还可以引证一大堆事实，这些事实证明说，美国在各种和平及爱好和平的词藻掩饰之下进行的战争准备所感到的焦虑是有着充分的理由的，也证明有充分理由可以断言美国在准备战争。
最后有一点也会是重要的：即向全世界舆论说明保持在反对希特勒德国及军国主义的日本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所建立的军事基地是为了什么目的。为了什么目的不仅把这些基地保持下来，而且还要建立新的基地？设计这些基地是打算对付谁？确切地说，这些基地有些什么和平目的？
必须承认，直到现在为止，不管是我们或任何其他一般的人，都不能从美国方面得到对这些问题的任何确切答复，甚至一个问题也答复不了。
人们不能认为我们所一次次听到的美国代表们——军人或文人以前的和现在的参议员们的演说是对这些问题的答复，他们大谈其军事真空地带必须填充，因为按物理学说大自然是不容许真空存在的，或者大谈其需要互助、防御等等。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没有一个人打算去进攻美国或其他任何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的国家，因此，也就没有谁要去防御了。
北大西洋联盟—侵略的工具而不是和平的工具
奥斯汀在这里试图使我们相信美国的政策是爱好和平的。他援引他在美国参院外交委员会上的讲演，证明北大西洋公约的主要目的是帮助联合国达到其主要目的，换句话说，是维持和平与安全。奥斯汀并且还援引该次讲演中的一段话说，北大西洋联盟只是反对战争的联盟。为此，他也曾提到——我现在引用他的话来说——美国政策的目的纯粹是以联合国为媒介来保证国际和平与安全，因此，除了共同利益之外，不能使用武装部队。奥斯汀进一步力称：美国力图按照宪章上所规定的建立联合国的武装部队。
这就是奥斯汀向我们保证的，将美国的外交政策吹嘘为爱好和平的政策，反对战争与军事赌博的政策，吹嘘为巩固和平的政策。
这是否符合事实呢？不，这并非事实，因此（我引用奥斯汀先生自己的论据），就有人向我们说：由于联合国宪章已包括有加强和平的义务，那么，就不需要再缔结加强和平的五国公约了。但是，为什么你虽然知道在联合国宪章中已规定有多种义务，却又缔结北大西洋公约呢？这种论据是很不能令人信服的。
即使北大西洋公约的目的是最爱和平的，但是，如果既然已经有了联合国存在，仍然还可以有十二国的北大西洋公约的话（联合国组织包括五十九国），那么，为什么不可以有一个五强公约呢？为什么五强公约就要被认为是违背联合国的原则呢？
我必须要说：关于北大西洋公约的和平目的的种种说法，是经不起一驳的，关于北大西洋公约是以共同的利益通过联合国而行动的说法，也是经不起一驳的，这不符合实际情形，因为联合国并未同意建立北大西洋联盟。为着十分自然的原因，你们组织这个联盟没有要我们和其他许多国家参加。因为这个联盟是直接反对我们的。
奥斯汀拍着胸膛说，一切都是为了和平，完全是为了和平，北大西洋公约绝对没有从事任何军事目的，并提到苏联与东欧国家，与波兰、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亚及罗马尼亚等国缔结条约的事实。
但是这些条约是直接为了对付将来可能发生的德国侵略的，这种侵略仍然是真正的危险，在将来对于我们也是一个威胁，特别是由于美英在西德占领区的政策，德国军国主义并没有被消灭，而且还得到鼓励。西德成为这个北大西洋公约未来的缔约国，这样引起的后果，将是西德被变为对其他国家、对苏联及其友人们进攻的桥头堡垒。
如果北大西洋公约也是为了和平的话，那为什么在这种情形下，美国还要阻碍拟定建立联合国武装部队的措施呢？为什么我们四年来在关于联合国武装部队，关于组织武装部队的数量与质量原则上还不能够达到谅解呢？如果美国的政策象你们所说的那样真正是以通过联合国保证和平与安全为目的话，那么，怎么可能在联合国之外，甚至在与联合国相竞争的气氛下建立象北大西洋联盟这样的组织呢？除了现在在此开会的五十九国中间的十二国是这个联盟的参加国之外，联合国与北大西洋联盟还有什么关系呢？奥斯汀先生，你有什么权利来说北大西洋联盟是以联合国为媒介而建立的呢？又有什么权利来说联合国武装部队除了为共同的利益外就不应使用的话呢？这个北大西洋联盟的武装部队如果要使用的话，它将为谁的共同利益而使用呢？这些“共同利益”将是谁的呢？十二个国家参加这个联盟，五十九个国家参加联合国，另外还足有十个国家可能参加这个组织。这十二个国的，或更确切地说是在操纵着一切事务的一国——美国的指挥下的武装部队，又是为着谁的“共同利益”而使用呢？只消这一点就足以令人信服地显示，美国政策所从事的目的，与奥斯汀在这里说的完全不同了。把这个目的说的得更有力量更有权威的是——请容许我们在这里说出来——布莱德雷和詹逊一流的人，是其他一些指导着美国的军事，和制订着美国外交政策的人。
不要国际管制，而要美国的超级托拉斯
奥斯汀不高兴苏联建议的第二段，其中谈到关于禁止原子武器以及执行这种禁令的国际管制的实际措施。
奥斯汀先生对于这个问题解释了些什么呢？他不是成了一个真正的诗人吗？事实证明这是一种甜蜜的高调。
事实证明这是遍绕荆棘的人造的橄榄树枝，这是侈谈和平，而听起来象战争。他已不是参议员（虽然以前是），而是真实的诗人！但是除了这些以外，他对这第二段的内容还说了些什么呢？如果人们把所有这些好听的词汇，所有这些吃力地装出来的诗意的幻想放在一边，剩下的就只有奥斯汀先生的激动罢了。显然地，只有激动而丧失了自制力的情形，才能解释奥斯汀演说的全部作用，他在演说中称：我们忽视了大会的结论，有效地禁止原子武器只有在将一切危险的原子原料，与一切有关制造及使用的方法都交到国际机构——美国代表称之为国际合作组织——之后才能达到。
但是，这也不符合实际情况。我们真的把联大的决议置诸不理吗？恰恰相反，我们彻底分析了这个决议，并且证明这个把一切原子原料及所有对这些原料加工的企业置于所谓国际代理机构（无论它是以财产权，还是以所有权为基础）的要求是不可接受的。而且我们说明了理由。所有反对我们的人已为事实所驳斥，即我们保卫国家主权，我们反对把国际管制机构变成美国的超级托拉斯。他们试图把整个问题降低到某种关于法律概念的理论上的空谈。但是争论点事实上是完全不同的。我在这里引证了艾奇逊所领导的委员会一九四六年的备忘录。我引证了若干其他文件，特别是巴纳德先生所作的报告，奥斯汀先生无疑是知道他的，这个报告透露了关于转移原子资源为国际管制机构的财产的这一建议和反对我们的建议的底细。这些问题仍然没有说明，虽然这些问题的阐明会消除在这里使我们发生各种意见分歧的许多根据。
但是这件事也没有作。我们说，把每个国家的一切原子资源，把所有原子原料加工的企业，把所有所谓有关的工业——冶金业、化学业等等——以及全部科学研究所都转移为这个国际管制机构的财产——把所有这一切都转移为这个机构的财产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意味着使国家的整个经济体系陷于瘫痪，特别是对于那些在国民经济发展当中动力工业起着决定性作用，而原子能又起着特殊作用的国家。
让我们单拿出主权问题来说吧，即使象这里有人所说的那样，主权是陈腐的、古老的、某种封建的、中世纪的理论吧，所有这些当然都是错误的。但是，我们且不管这些。让我们打破法律学者们的圈套，让我们从国家与民族生活的观点来加以阐明吧。从这个立场出发，也必须拒绝美国关于转移原子资源与原子企业为管制机构的财产的建议，因为我们不容许以美国的计划（这个计划正如其拟订人自己所承认是难免有缺点的）来迫使一国的整个经济受这个机构的控制。
此外，没有任何必要把原子能资源转移为管制机构的财产，这一点可以被认为是已经确定无疑的了。这是权威的人物们，美国人自己所说的。这种计划和这种建议是没有任何理由的。除非企图控制原子能的全部设备，把它全部集中在一只手里，成为独占者，以便操纵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路线和该国的国家发展路线。争论点不是国家主权的理论，虽然这对国家主权也有很大关系。我们决不能同意主权否定论，我们不是头一年在这里听到这种论调。争论点是一国的切身利益问题，只有那些在这方面已经无可损失的人，只有那些由于历史的发展过程而处于不能反对的地位上的人，只有这种人，在被迫饮尽这杯苦酒时，才没有选择的余地。
但是，我们不是处在这种地位。我们从来没处过而且将来也永不会处在这种地位。为了保持我们的经济与政治的独立，我们有足够的力量与办法。我们充满信心地展望着将来，我们有伟大的过去，而且有伟大的现在，为我们苏维埃人民的天才所创造的现在是我们的，我们将拒绝任何企图使我国受外国资本主义组织控制的计划。那是十分明显的，我们有两个阵营，每一个阵营有它自己的观念，倘若我们找不到达成协议的方法，自然我们的合作就成为不可能的了。
但是，这种方法找不找得到呢？找得到的。而且我以后将对这个关系到非常重要问题的合作问题特别加以证明，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的提出，是因为在会上谈到了战争，谈到了两个制度，谈到了合作的可能性，谈到了我们的伟大导师列宁和斯大林、我们的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各项言论。是的，诸位先生们，我们是受着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引导和鼓励。我们站在这个立场上，因为这是在社会学和经济学方面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途径的最伟大的科学成就，而且我们的活动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空想上。但是，现在我要谈一谈苏联的建议，以及批评我们的言论有多少真诚的程度。
苏联的建议是非常适度的。我们关于原子能的建议，反映在苏联建议的第二段中。苏联的建议主要在于要求联合国大会命令、指导、并建议原子能委员会不要再拖延，而应该赶快地实行关于禁止原子武器、关于建立严格的国际管制的实际措施。照那些真正关怀此事的人们看来，这种建议能阻挠或有碍于问题的解决吗？这种建议的通过会摈斥原子能委员会或其他任何适当权威机构在开始制订关于禁止原子武器和管制的实际措施上的职权吗？但我可以一点不错地说，昨天在特别政治委员会中通过的而且将来自然也会被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原子能的决议，正如联合国大会前此关于这个问题所通过的一切决议一样，这就是说，一点也不重要。
在这方面，我们不需言论，但我们需要实际的行动，我们仅仅向政治委员会（经它提交联合国大会）提出一项要求——通过一种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决议。倘若你们愿意禁止原子武器，那么就要制订实际措施。但是，如果你们不愿大会制订实际措施，这就使我们有权利向全世界宣布：你们不愿意禁止原子武器。这一点已由上面所引据的艾奇逊先生的委员会的报告获得证明了，而你们这些为这个计划辩护的人们，竟还想把这个报告搪塞住。但是，你们是搪塞不了的，因为艾奇逊先生的信中直截了当地说过：“这就是我们给你们制订出来的管制计划。但是，参议员先生们，不要以为采取了这个计划，美国就会不得不停止生产原子弹。不，美国决不会不得不这样做。这还是要国会从较高的政治方面着眼来决定，我们将不管国际管制计划，我们只按我们的宪法手续来解决这个问题。换句话说，我们将依我们的意志在参院表决，愿否保持这些原子弹，并且增加储藏量。”不仅如此，从上述报告可以看出，如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李连塞尔所说，该委员会主要注意的方向，不是想出一些办法来停止原子武器的生产，而是积储尽可能多的原子弹。早在一九四六年，李连塞尔委员会就认识到，总有一天历史的钟声会响，那时，其他的国家也能与美国在原子弹生产方面进行竞争！这个钟声已经响了，而且比美国算命先生的推算早了好几年。
我们现在力争禁止原子武器，建立严格的国际管制，监督执行这一禁令。可是，他们提出来的计划不能使任何人满意，只有那些既不想禁止，又不想管制的人除外。但是，他们却向我们作相反的保证，一口说他们——我们的批评者也是主张禁止和管制的。我们说：好，让我们一起来工作，定出切实的办法吧。但对于这一点，他们却回答说：“这没有用处！接受我们的计划。”但是我们要说：“你们的计划不好。”而且不仅是我们这样说，连你们自己的代表也这样说，举例说，奥斯朋先生就是。你们拒绝接受我们的建议，就彻底地暴露了你们自己。
奥斯汀提议，政治委员会否决我们建议中间的第二段。他提到原子能委员会已经研究过原子能的问题了。但这并不能妨碍政治委员会接受我们的建议，起草关于禁止和管制的切实意见，尤其是因为原子能委员会并没有讨论或者通过这样的建议。只有不想加速这个工作，不想禁止原子武器的人，才会反对我们提案第二段中所提的意见。
美英批评者想蒙蔽舆论
现在，对奥斯汀先生所涉及的一些其他问题——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波兰的选举说几句话。所有这些问题，都勉强地拉进这里来，以便转移对苏联政府关于巩固和平的建议的注意，以蒙蔽舆论。我的波兰同僚已经回答了关于波兰的问题。我想就奥斯汀在这里关于其他几个国家所讲的话说几句。首先，我要提起我们在讨论什么匈牙利、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政府侵犯所谓人权的问题时所说过的话，我们曾颇详尽地谈过这一切事情。我们举出事实，而你们表决。我们举出事实，而你们保持缄默。但是，波兰代表团团长维尔布洛夫斯基恰巧提起希腊选举，这是一个与欺骗和伪选分不开的选举。的确，这也是事实：国际管制委员会委员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因为揭露了这次选举的欺骗性而被逐出管制委员会。奥斯汀和麦克奈尔对这一切都只字不提地回避过去，他们却信口雌黄地诋毁人民民主国家内的选举。奥斯汀认为再重复一遍这种胡说似乎是适当的，说是我在一九四五年致罗马尼亚国王一件最后通牒，要求在两小时另五秒钟内答复。奥斯汀从那里得到这样的精确情报呢？是从罗马尼亚逊王自己那里得来的吗？是不是我们还应该请这位逊王到这里来问问他呢？
事实上当然没有任何这种的最后通牒。只有拉德斯哥将军的阴谋和一小撮将军们——希特勒的代理人——的谋叛。那是在一九四五年二月间。当时，红军正在猛烈地向柏林进军，而拉德斯哥和其他卖国贼却在计划破坏红军的后方。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需请这位逊王注意已经发生的情势，并建议以罗马尼亚人民拥护的政府，来替代拉德斯哥将军的政府。这件事办到了。拉德斯哥将军辞职，这个辞职获得批准。拉德斯哥将军立即到布加勒斯特英国大使馆去避难，大家都知道，他后来又来到美国，他现在是和那些正阴谋破坏罗马尼亚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其他卖国贼和冒险家在一起。
如果要谈谈这个问题，就必须提起在一九四五年同年，根据美、英、苏三外长会议的决议，由本人和英美两国驻苏大使卡尔和哈里曼组成的委员会访问了布加勒斯特，并与这位逊王米琪尔和罗马尼亚政府谈判，把国家农民党和自由党的两名党员加进格罗查政府里去的问题。这件事也办到了。
于是，美国和英国就不再反对格罗查博士的新政府，而正如我们所目睹的，帮助它并且采取措施使它巩固。那末，奥斯汀为什么又在这里噜嗦什么最后通牒，什么在苏联政府指示之下拉德斯哥“合法”政府被格罗查新政府所替代等等呢？
显而易见，这些胡说只可能有一个目的，就是企图把拉德斯哥粉饰一番，用他来作苏联当面干涉的牺牲品。
奥斯汀所夸大的故事显然是必需的，为的是要以空谈来转移人们对讨论这种严重问题的注意，譬如苏联政府关于“谴责新战争准备和五强缔结公约加强和平的建议”就是。
铁托集团的挑拨性狂言
继奥斯汀之后起而发言的是铁托集团的代表，他抗议我这样称呼他，但是，我不想改变我的称呼法。他企图诋毁苏联与人民民主国家。
当然，苏联关于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建议引起了这位绅士不可掩饰的恼怒。他加入诽谤和仇恨社会主义国家的合唱。代表这个集团发言的德热拉斯先生很不高兴，正如他所说的：因为苏联的建议里提出了战争宣传的不完全而片面的定义。他想将这种定义适用到某个方面去，而这是丝毫没有必要的，因为这种不可思议的怀疑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这位发言者在这理却对这一点不厌其烦地，唠叨，他显然已失掉了一切羞恶之心。他企图谴责我们，说我们对于南斯拉夫施以压力，说我们甚至破坏了友好条约。但是难道铁托没有破坏南、苏两国多瑙河航运股份公司的协定吗？难道铁托没有破坏苏南空运股份公司的协定吗？是谁发起要破坏关于这些公司的协定的呢？难道铁托政府没有大批逮捕苏联公民吗？根据南斯拉夫照会所说的，这些人们并没有被控间谍罪名，象德热拉斯昨天在这里所虚构的那样，他们的被捕是由于硬说他们过去是白卫军，但实际上是由于他们主张苏南两国保持友好关系。德热拉斯攻击苏联的建议，他几乎是在逐字逐句地重复贝文于九月二十六日在大会上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贝文当时说我们的建议对于合作，对于加强和平的希望是严重的打击。德热拉斯重复贝文的说话，他说：“这对于加强和平是严重的打击”。谁也不能说铁托集团的绅士代表们还是可怜的学生。他们愈来愈深入地走进他们所投入的帝国主义阵营里去了。他们已一日甚于一日地成为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阵营的分子了。因此，听到这些绅士们的这种诽谤与污蔑并不令人惊奇，德热拉斯对于拉伊克的审讯也化了不少的时间，他企图证明这个审讯是拚凑出来的。这不是新的说法。
众所周知，铁托分子擅长于散布各种恶毒的诽谤。为了这种目的，他们有象比雅德这样的专家，他在关于苏联与人民民主国家的任何问题上都不惜横加诋毁。他在对于拉伊克审讯的诽谤上也是出色的。德热拉斯想在捏过各种神话这件事情上胜过比雅德。德热拉斯竭力想使拉伊克的供词和拉伊克案的整个审讯不为人所相信。但是必须承认：这一切都没有任何结果。他避而不谈在拉伊克审讯中所揭露的许多重要事实，许多使铁托分子感到苦恼不堪的事实。例如关于布兰科夫的证言德热拉斯就沉默不发一言。而布兰科夫在铁托—德热拉斯—兰科奇维公司里并不是一名小卒。布兰科夫是一名饱有经验的间谍，南斯拉夫驻匈牙利的主要秘密间谍。他是受米利奇将军与南斯拉夫内长兰科奇维直接指挥的间谍。他的证言已为众所周知。难道德热拉斯已经忘了吗？我可以再向他重新提起这些话。
布兰科夫在法庭上供称：在战争期间，洛姆巴被派往瑞士，奉命与美国在欧洲的间谍机关领袖艾伦·杜勒斯建立联系。
这位洛姆巴曾与美国驻欧洲的间谍机关负责人艾伦·杜勒斯接触。洛姆巴在到达瑞士后，也曾与那里的托洛茨基分子的集团建立联系。在马赛的拉蒂诺维奇和在巴利（意大利）的尤凡诺维奇，都曾与英美情报机关建立秘密联系。尽人皆知的英国老间谍维利比特将军是在伦敦。在他到达伦敦以后，他将他所知道的一切材料，以及关于苏联军队的情报都交给英国情报处。这就是关于布兰科夫的证据。但德热拉斯却忘了。
他并不认为有这样做的必要，他宁愿在此间长篇大论的谈到拉伊克供词的某种不确切。拉伊克案暴露了许多在以前不为人知的事情，并使自称代表南斯拉夫人民的，并且——你没有看到吗？——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的铁托集团遗臭万年。正因为如此，苏联政府碰到了它对一九四五年与南斯拉夫所签订的友好条约的态度问题。德热拉斯自然知道苏联政府九月二十八日的照会指出了：在审讯国事犯和间谍，同时又是南斯拉夫政府的代理人的拉伊克及其帮凶时，暴露了南斯拉夫政府很久以来就一直从事极为严重的仇视性和颠覆性的反苏活动，而虚伪地以友好条约作为掩护，因此，这一条约自那时起就已被南斯拉夫政府踩在脚底下了。
事实就是如此。
扮作“理论家”的诽谤者
接着发言的是加拿大代表马丁先生，似乎是参议员马丁。他的演说是一连串的诽谤和歇斯底里的叫嚣，而又不得不装成是对苏联建议的批判。他在此间用了一大堆各式各样诽谤性的胡说和妄谈。
我首先要谈到主要的事情，自然，我也要说到其他值得注意的事实。人们要是听马丁先生说话，那么，目前联合国所面对的问题就不是谴责准备新战争的问题，绝不是集中力量保卫和平的问题。他说：联合国所面对的是他所说的苏联统治下的地区所引起的恐惧和忧虑的问题。
人们能不能劝告这位加拿大参议员先生不要为这些地区担心呢？让这些地区自行其是好了，他还是担心加拿大的卑贱的命运好一些……（马丁打断了演说，他说他不是参议员。）
你看，当一些事情不符合事实时，就有立即答复的可能。这鼓励了我，因为我在这里已演说了将近一个半钟头，这还是对我所说的话的第一个否认。
可是，马丁先生担心波兰，但波兰本身却并不忧虑，他也替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担心。但它们也都不要求加拿大代表为它们“担心”，特别是因为加拿大政府阻止这两国参加联合国。
马丁也在担心一件事情：按照马列主义学说，战争在人类历史中是不可避免的，而他，马丁，却是象他所力加申说的那样，并不想有战争。但既然这样，马丁先生为什么不赞同把这些话写在国际文件中，写在适当的国际条约之中呢？为什么他不愿支持我们所提的五强缔结加强和平公约的建议呢？为什么这个和平的拥护者逃避我们的建议，象魔鬼逃避圣水那样呢？
马丁说：苏联政府，人民民主国家和一般共产党都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承认无产阶级一旦成为统治阶级，就需要它自己的军事组织。马丁举出了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一百二十二页的话作为证明，听到加拿大代表引用我们伟大的导师的说话是愉快的。可怜的只是他们援引得这样糟糕，而且歪曲了他们所读的东西。
我们伟大的导师列宁在被引用的关于无产阶级国家的军事组织这一节中到底说了一些什么呢？他是在什么时候说这些话、在什么情况下说这些话的呢？列宁的话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呢？我认为需要回答这些问题，因为不回答这些问题，人们就不能说确当地了解了伟大的列宁所说的话。那时是一九一九年，正当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被敌国四面包围的时候。早在那时，资产阶级的著名保卫者，以前是马克斯主义者的考茨基（我希望这个名字是马丁先生所熟悉的，我不能确定，但我希望如此）企图指责布尔什维克，说布尔什维克“没有社会主义，只有军国主义”。因此，马丁并没有发现任何一个新大陆，只是重复了著名的诽谤者反苏的滥调而已。
关于这一点，列宁在一九一九年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说过：“我微笑和耸肩。好象历史上真的曾有一个和战争毫无联系的大革命。”这是列宁所说的非凡的话。正是战争，它从四面八方逼迫年轻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并且提出了这个问题，就是无产阶级一旦成为统治的阶级，就必须建立它自己的军事组织，能够保卫它的疆界——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疆界。在敌人从四面八方进攻，在工人和农民的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确确实实危在旦夕的情形之下，人们怎能不这样做呢？显然，在这种情形之下，人们不能不这样做，而且绝对必需不仅谈论军事组织，还要建立这个军事组织，去击退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在邱吉尔指导下组织的十四国十字军。
人们必须说，马丁提出这个问题，至少迟了一年，因为在第三届联大巴黎会议上，就已经有过同样自命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解释，不是别人，就是——我差一点要说参议员——前参议员奥斯汀。那时，他引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的一节，其中说，战争是资本主义不可免的伴侣，有把人民从资本主义奴役下解放出来的正义的战争，有非常正义的战争。奥斯汀想证明苏联力谋毁灭资本主义国家，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苏联因此绝不为和平目的而努力。奥斯汀先生还从此得出结论说，因此，苏联一切肯在巩固和平的建设都是伪善的，不真诚的，因为一个一心想巩固和平的人岂能同时又说战争不可避免吗？必须承认，倒运的评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先生们，以解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为己任，可是了解得太可怜了。他们表现出一点也不懂得社会发展规律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和作用。他们在这方面表现得十分无知，这种无知，正象大家知道的那样，从来丝毫也不能有助于任何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教导说，人类社会按照这个社会内在的规律发展，并受这些规律的影响。资本主义社会有其发展的规律。资本主义的伴侣是战争，经济危机、失业、犯罪、卖淫。这些现象是从资本主义的规律产生出来的，这些全是以剥削人类劳动、以社会中某些阶级对另外一些阶级剥削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祸害和伴侣。
这些社会现象是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产生的，绝不是人的心理或是人的某种特点，侵犯他们的权利和自由等等产生的。侵犯权利，本身就是这个制度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最大的贡献（请各位原谅我在这里谈到这点，因为在大学的讲台上谈这些或许要更合宜些，但我的对方迫使我转到这方面来。我知道我现在是在向谁们说话；因此我并不想说服任何人或向他“宣传”，使他相信任何东西。我之所以要说，是为了消除对于我们伟大的学说的曲解），我再说一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最大的贡献，恰恰在于它发现了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从而了解这个社会之历史的规律的钥匙，它不是在人的观念里面，也不是在社会的观点和观念里面找到这把钥匙，而是在生产资料，在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关系首先是生产关系中找到了这把钥匙。但是，人类社会依一定规律发展并不表示人就降为盲目受这些规律的作用所支配的角色。人到底是人。加拿大代表说过，人是上帝的形象。
看看我的对方，我不想说这种理论常常是灵验的。
但无论如何，人是人，社会是社会，它能够组织社会关系。人借其组织活动而促进历史的发展。如果这一发展合乎发展的规律，它就是进步的，如果它不合乎发展的规律，它就妨碍社会的发展，就起反动的作用。
人、社会的各阶级，因此就起着巨大的作用，这就是说，人能够调节社会关系，他们的活动起巨大的作用。
这个任务受这个或那个国家的内政外交政策的影响。
苏联的外交政策—和平政策
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政策的任务，在于采取能够解决这个任务的措施，来遏止或完全消除象战争这类的社会罪恶。能够解决这一任务的这种措施之一，就是组织一切国家爱好和平的力量，建立相互信任，消除一切可能发生足以酿致战争的冲突的东西。
这里是苏维埃人民的领袖列宁在二十七年前接见英国报纸“观察家”和“孟彻斯特卫报”的记者时所说过的话：我们的经验使我们产生了不可动摇的信念，即只有大大照顾各国的利益，才能消除冲突的根基，消除相互猜疑，消除对于某种阴谋诡计的恐惧，建立信任，特别是语言不同的各种工人和农民的信任，没有它，则无论是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关系，或是任何对于现代文明有价值的事情的任何种类成功的发展，都绝对不可能。由此显然可见，我们坚主——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要如此——各国人民间的和平关系，没有这种关系，如象列宁所指出的，任何对现代文明有价值的东西的任何种类的发展都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为什么早在一九一九年，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七次大会上就确确实实讲过下面的话：“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根据过去两年的经验（一九一八—一九一九两年内战），可以绝对肯定的说，军事上的每一新成功，都将大大加速那个时间的到来——现在已经近在眼前了——那时，我们将把我们的力量全部投入到和平的建设工作之上，我们根据我们已有的经验可以保证，不多几年之后，我们将在和平的建设工作中，完成较之我们在这两年成功地反对强有力的协约国的战争中所完成的大得无可比拟的奇迹。”
在一九一九年，我们祖国还被许多敌视我们的策划反对我们的军事阴谋的国家所包围的时候，就说了这样的话，这不是非凡的吗？
在那个时候，在那种情形之下，虽然我们对敌人获得胜利，列宁就在全俄苏维埃第七次大会上建议通过了如下的决议：“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愿与一切国家和平相处，把它的全部精力用于国内的建设工作，以便在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组织生产、运输与公共事业，这是它直到现在一直被阻而未能进行的，先是被德国帝国主义、后来是被协约国的干涉和饥饿封锁。”
你加拿大的先生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的基本问题，关于决定社会发展的规律与自觉的社会为减轻消极的规律的有害影响和为创设条件尽管有这些规律——以尽量消减周期地招致资本主义社会所充满的灾祸的危机而采取的措施两者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也说，我们的导师们所教给我们的，整个历史所教给我们的哲理——战争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社会不可避免的现象——与旨在限制、遏抑这一规律之运行的努力之间并无任何矛盾。相反，尽管战争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现象，民主力量仍能挫败战争，以他们团结一致，阻止战争的力量与决心，防止战争。群众在反对战争的斗争中团结得愈坚强，各国反战的抗议呼声愈响亮，就能更快的消解战争的危险。爱好和平各国团结的力量能够麻痹备战之类现象，使世界免于可怖的灾祸。
各位先生：当着有人在这里引用我们导师们的一些话，一些以巨大的深度，科学地确证了的话，企图以此来证明，似乎我们承认危机之类是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因而就表示我们力谋促进这种危机的发展的时候，我们必须说，这是荒谬的。我们的对方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们认为战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固有的，你们就是主张战争。这同样是荒谬的，因为任务就在于克服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点——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就叫它规律——以各国自觉的努力，麻痹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特点、规律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就是如此。回想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希特勒军国主义所赖以发荣滋长起来的土地，不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里美国金元的甘霖所培育起来的么？希特勒军国主义不是法国和英国、达拉第和张伯伦——站在他们背后的是大洋彼岸的大国美国——的慕尼黑政策培育起来的么？关于这个问题，人们可以举出很多文件。
过去提出过这些文件，我请诸位注意他们。这些文件毫无疑义地说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怎么样和为什么发生的以及谁要对它负责。
在希特勒已经将魔爪伸入他所占领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整个期间，苏联难道不是一直在高呼保卫捷克斯拉伐克共和国的独立吗？难道苏联没有揭露那个必然导向而且已经导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慕尼黑政策吗？这就是苏联的外交政策——和平的政策。麦克奈尔企图歪曲事实和诽谤我们的外交政策，企图证明苏联不要和平。这是胡说八道！他当然不能证明这一点，因得同样的原因（这是所有反对我们的人所最感苦恼的）——没有证据。这也说明——请他原谅我说句老实话——他为什么以空谈来替代认真地考虑苏联的建议，他信口空谈，而不提到我们的建议。
麦克奈尔似乎很致力于保证各国和平共处。他说，正常的人正常地期望和平，这完全是对的。如果麦克奈尔先生是正确的话，即一切正常的人都期望和平，那末，这就是说，那些不期望和平的人就是反常的人。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麦克奈尔先生是正确的话，参照一下事实，这些事实依我看来是绝对无可置辩的，那就应当承认在某些国家这种反常的人太多了。在这种情况下，难道不可能把这种反常的人放在适当的环境里吗？比如说，至少能把他们放在疯人的直袍里吧，或许这样会缓和一下形势。
我们完全了解，而可惜的是麦克奈尔不想去了解，上面所指的并非各个国家，而是某些国家里真正想要战争的反动集团。首先是哈佛大学斯莱利赫特教授所直爽谈到的“冷战”，后来就是决定美国政策的美国首要人物几乎对全人类叫嚣的“热”战。
麦克奈尔力辩没有战争威胁世界，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慕尼黑的英雄们也同样这样说过。他们也曾经企图证明希特勒没有准备战争，而当时我们苏联曾经提出警告：希特勒正在准备战争，这种战争准备不应鼓励。
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事实上成为可能呢？这是很久以前大家就都知道的事。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可能并且随之爆发，这个事实自然证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有过准备。而且我是根据历史材料知道这件事的，我们还知道英国、法国以及美国政府没作一点阻止组织这个战争的行动，相反地，它们设法平息舆论，说不会有任何战争——这只有对绥靖希特勒才是必要的，他们果然帮助了希特勒。他们开始以贷款和鼓励其掠夺政策来绥靖希特勒。
我们反对这种绥靖政策，我们反对这种沉默的政策，尤其是在当那些人要我们沉默的时候，那些人一方面说“没有战争”，同时却进行极疯狂的战争准备的宣传，而且不仅仅在进行这种战争准备的宣传，甚而还在进行战争准备本身。
麦克奈尔企图争辩，企图动摇六万万和平拥护者的结论：他甚至举出某些其中共产党人只得到很少选票的国家来证明共产党影响的微弱。但是，问题决不是选举，在这个或那个资本主义国家中，这个或那个政党所得的选举结果，决不是断定人民对和平的情绪的典型办法。
大家知道，选举的制度对这一点有很大的关系。大家知道，法国的“朱勒·莫克”制度（按指由法国内政部长主持制订的选举制度）是特别发明的制度，为的是要使那些选票愈多的人得的议席愈少。
大家知道，这是所有这种议会制度的历史传统；所谓“郡镇人口减少而还有选举权的制度”曾经在英国普遍滋长过，直到最近，这个制度才使人们感觉到它，这绝不是偶然的。因此，对于在某些地方共产党人得到选票很少的事情，是没有什么可夸口的。拥护和平的六万万战士就是六万万！麦克奈尔先生告诉我们说，看一看吧，你们朋友的数目是愈来愈少了！这是荒唐的幻想！我们朋友的数目是愈来愈大了。我劝告麦克奈尔先生摘下他的遮眼，睁开他的眼睛，看一看他自己，瞧瞧正在发生着什么。他没看见各个国家的数以千百万计的人民已开始行动了吗？麦克奈尔先生，这些都不是你的朋友，因为你不是他们的朋友。这些人是我们的朋友，和平的朋友，在民主这个字的最崇高的意义上的朋友。
如果你没有注意到这点，如果你设想那个坐在标着“中国”席位上的人是中国人民真正的代表，那么，这就是一种最痛苦的设想，你在不久定会失望，因为这位国民党代表是无法代表中国的，中国目前是一个新中国，五亿人民的民主的中国…（主席要求发言人“守秩序，不要离题”）我很抱歉，主席先生不能拿出勇气来要求那些在我前面发言，和谈到绝对不切题事情的人们，说话“守秩序，不要离题”。而幸亏我是一个有涵养的人。我不会干涉你的秩序，自然这并不是说我会不遵从我的秩序。
麦克奈尔先生告诉我们：“给我们看看你们的预算”。他希望证实我们是军国主义国家；我们不希望和平，我们正在准备战争和建立可怕的军队。
请“拿出你们的预算看看”—我打算给你们看看我们的预算。可是麦克奈尔应该不用我帮忙就知道这个预算的，因为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一日，莫斯科各报都发表了我们一九四九年预算案的全文。在这里谈预算——主席，我请求你原谅，我可以说这个吗？（主席说可以，哄堂大笑）。
苏维埃国家，在进行巨大经济建设的同时，还实施了社会与文化设施的庞大计划，这对于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和物质福利来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九四九年预算案规定以一千一百九十二亿卢布从事于这种设施，比一九四八年增加了一百三十六亿卢布。
岁出总数当中从事这项或那项的款项是很庞大的。现在，我们来谈一下军事开支。在一九四九年，我们打算支出七百九十一亿卢布，或预算岁出的百分之十九，来维持我们的武装部队。军费之所以较去年有一些增加（去年这一数目占百分之十七），是由于批发价格与铁路运费提高。一九四九年度预算中规定的武装部队的拨款，使忠实保卫着祖国自由与独立的苏军的全部开支得到保障。
这就是我们的预算的情形。我们的预算中所计划的一九四九年度军事需要的拨款，共达百分之十九，或七百九十一亿卢布。
而在其他国家，这一方面的情形怎样呢？譬如说英国怎样呢？在英国一九四九——一九五○——会计年度的预算中，军费所占的比额比战前还大，在这一年度占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三十。
美国一九四九——一九五○会计年度的预算，情形又如何呢？在总额四百二十亿美元中，美国军备与武装部队的直接开支达一百四十亿美元，占全部预算的百分之三十四。
据统计，约有三百亿美元，即美国一九四九——一九五○会计年度全部预算的百分之六十九，直接或间接地用于军事用途。
在法国呢？法国国家开支的百分之二十用于军事需要。但是，毕竟人们都知道，在法国为法国军队所采取的大部分军事措施，都不是花费法国预算的钱，而是花费美国预算的钱。附带地讲一下，这是国家主权问题的一个不坏的说明！因此，英法美报纸在这一方面认为这一军事预算超过适用于正常情况的一切许可的预算标准，并不是偶然的。麦克奈尔先生，你对于我们预算的询问的答案就在这里。
盟国的责任与苏联
波兰代表维尔布洛夫斯基先生今天在这里极妙地谈过苏联在这次战争中的作用。
我很感激他，但是，除了他所说的，我还愿多讲几句话。他追述过一个具有巨大历史重要性的插曲。这是一个具有高度意义的插曲，或许，先生们，将来在涉及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时，它会有助于使有些人以较大的责任感对待自己的话。当初，以艾森豪威尔为首的西线（泰德空军元帅统辖下的英国空军也包括在内），处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邱吉尔在一九四五年一月六日向苏联政府首长兼我们军队的总司令斯大林大元帅拍了一封电报，里面说：“西方战事甚为激烈，随时都需要最高统帅部作重大决定。你由你的经验中知道，在暂时丧失主动权之后，需要防守广阔战线时，局势是多么令人焦虑。”
懂得军事术语的人都知道艾森豪威尔将军“丧失主动权”意味着什么。
“艾森豪威尔将军很愿意而且很需要概略地知道你有何计划，因为这显然影响他的和我们的一切重大决定。据昨夜消息，我们的特使泰德元帅为天气困于开罗。他的行程耽搁甚久，这并不是由于你的过错，假如他还没有见到你，请将我们是否可希望苏联于一月间在维斯杜拉河前线发动大攻势一点及阁下愿提及的任何其他点告知，不胜感激。除布鲁克元帅及艾森豪威尔将军外，我不会把这一极秘密的情报告诉任何人，而且也只在极秘密的情况下告诉他们二人。迫切期待之至。”
你们一定懂得邱吉尔在一九四五年一月六日拍这样一封电报给斯大林大元帅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请求作英雄的努力，以挽救西线。我们并不计较这些先生们如邱吉尔之流及其他的人怎样对待我们，怎样不执行开辟第二战场的义务。我们的同盟者处在危险中，我们把履行对盟国的责任引为我们的义务。斯大林大元帅在第二天早晨就拍去电报：“阁下一九四五年一月六日来电，已于一月七日晨收到。不幸，泰德空军元帅尚未到达莫斯科。利于我们在炮兵和空军方面对德国的压倒优势是极其重要的。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晴朗天气以便空军出动，并须待使炮兵无法瞄准射击的低雾消失。我们正在准备攻势，但目前天气不佳，我们的攻势尚不宜发动。然而，鉴于我们盟国在西线的处境，最高统帅部已决定不顾天气加速完成在中央前线对德军发动大规模攻势作战的准备，不迟于一月下半月。阁下无须怀疑，我们将尽一切可能帮助我们盟国的光荣军队。”
后来事情怎么样呢？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七日，邱吉尔致电斯大林说：“我代表英皇政府对阁下在东线发动的巨大进攻由衷地表示我们的感谢和祝贺。你无疑将知道艾森豪威尔将军的计划以及它们被伦斯特德（按系西线德军统帅）的破坏性攻击延宕到什么程度。我相信，我们整个前线的战事将继续下去，蒙哥马利元帅所部英军第二十一军团，今日已在罗尔蒙德以南的地区开始进攻。”
斯大林于一九四五年二月向苏军发出的命令说：“本年正月，红军沿着波罗的海至喀尔巴阡山脉全部战线对敌人予以无比威力的打击。在长达一千二百公里的战线上，红军击破了德军多年来所建筑的坚固防御。在进攻时，红军以迅速的和熟练的行动把敌人远远赶到西方。我们冬季攻势的成功，有一个重大的影响，就是阻止了德军在西方发动旨在占领比利时和阿尔萨斯的冬季攻势，并使盟国军队得以发动对德军的攻势，因而联结了它们在西方发动的攻势和红军在东方发动的攻势。”这些事实摆在我们面前，而且都是新鲜的和最近过去的事实。正是这个时候，我们听到比利时代表和新西兰代表的演说称：我们是在重演戈培尔和希特勒。麦克奈尔先生今天牵强地说：我们的政策是戈培尔政策。我引用这些说话并不是要对这件事情有所发挥，只是用以提醒这些绅士批评者们，就是起码的谢意，也应该使他们不但在措词上要小心些，而且在他们对苏联的看法上也要小心些。
所谓英美的“文化”事业
麦克奈尔先生说，我们干涉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同时他也涉及“美国之声”的问题，说是我们不允许他们渗入这个“铁幕”，他们说一切门窗都被关闭了！除了维尔布洛夫斯基先生在这里说过的话以外，我还必须告诉麦克奈尔先生：事实上，英国和美国的一切无线电广播，是最恶意的敌视宣传。这是煽动暴动的叫嚣，实际上是叫嚣反苏战争。这是最具污蔑性的虚伪宣传，这是最富污蔑性的诽谤谰言。
我们深信，如果我们采取一些措施，保证所有这些诽谤和所有这些反对我国的谰言得以毫无顾忌的广播与宣传，那么，这一定会激起我国人民的普遍忿怒和义愤——这很可能不是麦克奈尔先生和所有那些设法使我们不要妨碍这些广播的先生们所十分喜欢的。
对于这一点，需要再作如下的说明，在这里，我也对奥斯汀先生作个答复，他抱怨说，苏联无意于保持与美国的文化关系。麦克奈尔先生说：打开窗子，打开门，让新鲜空气流进苏联去。
我必须说，在我们国家，窗子与门户是经常为新鲜空气开放着的，但是，那一个方向——从西方和大洋彼岸流向我们的是些什么样的空气呢？
现在在莫斯科出版有一本小书，我愿向我们的批评者推荐这本书。这本书是著名的英国新闻记者拉尔夫·巴克所著的。你，英国代表先生，也许知道拉尔夫·巴克吧，这个英国新闻记者在莫斯科住了八年，而现在拒绝回国了。因为，如象他所说的，他不能回到一个准备对苏战争的国家中去。他在题为“对和平的阴谋”的书里，详细叙述了经由这些“打开着的门”到我们国家来的英国“文化”的领袖先生们怀着些什么目的。让我引几段他书上的话吧。可以吗？主席先生！（主席答：“可以”全场大笑。）谢谢你，我现在就引证了。巴克写道：“来访的伦敦记者，都与负责的官员密切合作，每天早晨在英国大使馆给他们举行指示性的谈话。住在莫斯科的英国记者是直截被隔离的。”
麦克奈尔先生，在你们自己的大使馆里对你们自己的记者打开门户吧！巴克写道，也许，这是因为害怕记者们的出现，会搅乱外交部与外交记者——所谓“驯服的海豹”——之间的和谐关系。
后面这个引号里的字，暗指他们可以很方便地会晤外交部新闻处处长李兹戴尔，他是日夜备供咨询的。巴克又说，他不能不称赞外交部发言人驾御其“驯服的海豹们”的技巧，并称，他们关于会议工作的记述都是限于列举完全抄自事前拟好的大使馆给外交部的记事与报告。巴克引证一大堆事实证明这同一个英国广播公司，总的说来也就是外交部，如何试图在这些记者的外衣下派遣尽可能多的间谍到苏联去。这恰巧泄露了大不列颠的国务大臣、外交部的领袖之一麦克奈尔先生今天所表现的特别坚持的秘密所在，他坚持要求我们不管怎么样，要对在各种假名掩护下的英国间谍“打开窗子与门户”。我必须警告麦克奈尔先生，对于这样的人，不管是门户或窗子，即使是一个小小的用来流通空气的窗眼，我们也不会为他打开的。
奥斯汀先生也在这里抱怨我们反对文化联系，抱怨我们断绝了一切这些文化联系，不愿有任何交流。
奥斯汀先生，你为什么抹煞某些事实呢？你为什么不谈谈诸如一九四六年所发生的事实呢？那时候，到美国出席纽约第三届美国斯拉夫人大会的苏联的六位代表和乌克兰共和国的五位代表被命令作为外国的代理人进行登记或者立即离开美国。在这些代表团中，有作家科尔内楚克，教授高尔布诺夫，几位将军，著名的乌克兰艺术家，诗人和新闻记者，以及罗夫大学的教授等等。鉴于国务院和司法部的特别招待，所有这些代表，如俗话所说，都不得不“匆匆卷起铺盖”回家去了。
一九四九年三月，由作曲家萧斯塔科维奇、作家法捷也夫和巴夫连科、科学院院士奥巴林、电影制片者格拉西莫夫和乔列利、教授罗然斯基所组成的苏联代表团，不是到达纽约出席知识分子拥护和平大会吗？这些代表不是被美国当局禁止作艺术旅行吗？美国当局说，鉴于大会已经结束，他们已没有必要再留在美国。
你埋怨我们不要文化联系，但你们不是在和各种叛徒和变节者保持着所谓文化关系吗？如象克拉夫钦科、柯森金娜等等，尽管他们是叛徒和变节者，你们都还是捧他们的场，你们以各种各样的办法用这些恶棍来反对苏联！在这种情形之下，你们要我们和你们保持文化关系吗？奥斯汀先生，请你们先和苏联真正保持文化关系，然后我们再回报你们。
假如你要我们用舞队来招待你们，你们要我们用我们的音乐家、艺术家、演员、乐队来款待你们，那么，这就需要适当的条件，适当的气氛。但是，现在正缺乏这些条件与气氛，而且，要是你们还把叛徒——苏联的敌人——当作知己的话，将来也还是缺乏这些条件和气氛的。
我们和各国人民保持着广泛的文化关系，这一点就完全驳倒了你们那种关于什么“铁幕”的骗人的话。
假如你们对这个问题真正有兴趣的话，你们便会晓得：没有一天没有一些代表团离开苏联到其他国家去，或者一些代表团到苏联来。这些颇为频繁的往来，是在科学与艺术上进行着的，从音乐、舞蹈而至足球及其他各种体育事宜——无所不包。苏联和许多国家保持着这种关系。我可以指出名字来。这些国家就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芬兰、中华人民共和国、意大利、瑞典、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比利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巴基斯坦，而苏联作家代表团现在正在参加巴基斯坦进步作家协会大会的工作。这是事实！假如我们派遣我们的代表团，我们的法律工作者、科学家、作家、音乐家前往比利时，前往意大利（尽管这些国家的政府反对我们这些措施），那么，你们又有什么权利说什么“铁幕”，重复戈培尔肮脏的诽谤呢？然而，我们派代表团到那种国家去，我们在那儿被以朋友相待，碰不到克拉夫钦科先生们和你们的其他朋友们，那儿没有人想用各种各样的神话和来历不明的诽谤捏造来诋毁我们。
奥斯汀先生，在发出这样的诬告之前，要请先仔细思量！因此，奥斯汀先生说什么苏联不想遵循国际往来的常轨，说什么这样就没有表示出谋求国际合作的任何努力的这一番话，便是虚构，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主席先生，我要结束我的讲话了。
我必须说：当麦克奈尔今天放纵他自己说：这是列宁的教义，这是斯大林的教义时，也许这只是他心神激动时的游戏，人们不能跟他认真。难道列宁的教义已经过时？因此你就可以抛弃这一教义了吗？
我必须说：对这类侮辱的话，我认为不屑一顾。
我实在不想再说什么苛刻的话了。
麦克奈尔先生今天用他对科利罗夫寓言的非凡的学问来吓唬我们。很久以前，在私人谈话中，他曾告诉我说：我正在用心地研究你们的科利罗夫寓言。我不久会回答你的。
我等得不耐烦了，不知他究竟什么时候才会回答。可是今天他回答我了。他引用了一篇现有的英译科利罗夫寓言。翻译得似乎还恰当。这篇寓言的题目叫做“蛇”，这也是麦克奈尔而不是科利罗夫奉送给我的名字。
按照麦克奈尔的说明，就是说我象一条蛇。我有象蛇一样的毒牙，但是我又象一只夜莺，因为我有婉转的声音。就是能够当一分钟麦克奈尔所说的那种夜莺也是好的。
那么，在你们面前的就算是一条蛇了。
寓言总归是寓言，但是我愿意奉劝麦克奈尔先生——假如他回到英国寓言去的话，那也许会好一点，因为那时他就有比较熟悉的根据了。他用科利罗夫的寓言来举例而没有研究这些寓言，结果犯了错误。因为假使麦克奈尔先生以为必须找比喻的话，为求客观起见，他就应该再多搜集并阅读一些寓言。麦克奈尔先生，在你的收藏之中，我今天看过那里有些别的寓言，并且也是关于蛇的。为不负麦克奈尔先生起见，我也愿意引用一个寓言作为回答。
这个寓言叫做“诽谤者与蛇”。我不愿以自己为任何比喻。麦克奈尔在此地曾说我是一条蛇而有夜莺的歌喉。可是，当我向你们讲这个寓言时，我不说我脑子里想的是谁。你们自己当然会很容易地猜出来。请让我想一下这个寓言。好，现在我们就讲科利罗夫的寓言“诽谤者与蛇”吧。
这个寓言说：主张恶魔没有正义感的人是很悲哀地错误了。某次，诽谤者与蛇发生争吵，两者都希望当地狱游行的领队，他们争得很厉害，没人愿意让步。最后，他们到魔王那里去解决争端。魔王对蛇说：虽然没有人再比我钦佩你的道德了，但是我要做的决定必须是对诽谤者有利的。我知道你的毒牙可以致人死命，但是，你的毒牙能够象他的舌头那么巧妙地一动就自远处喷出毒液来，高山大海都挡不住吗？因此，他比你更厉害。爬到他背后去，以后谦卑点吧。从此以后，在地狱里，蛇就对诽谤者老老实实地了。
先生们，我就这样结束吧。我非常感谢在我讲话的时候主席先生只打断我一次，而且是当时是不凑巧。我的话完了。（完）
【新华社讯：塔斯社莫斯科十九日电】（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