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怎样提高知识分子和科学工作者的思想政治水准
苏·克夫丹诺夫作 叶群译
我国正在进行着迅速推进国民经济和文化的斗争，这个斗争需要把一切劳动者的力量，空前地动员起来，紧张起来。我们的知识分子在这一斗争中是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的，知识分子的使命在于“以自己的富于创造性的工作发展科学，在国民经济的科学技术方面创造新的成就，启发工人、集体农庄庄员们的创造方面的主动性。”我国在共产党主义道路上越向前进，那么，在社会主义建设各部门苏维埃知识分子的工作就越有重大的意义。苏维埃国家已在自己的知识分子的帮助下，领导了国民经济，执行了自己的对内对外的政策，发展了科学和技术，进行了以共产主义来教育群众的伟大工作。由此，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看到知识分子本身思想教育及政治锻炼的任务是有着怎样重大的意义。
我国已用苏维埃爱国主义的精神，对社会主义祖国无限忠诚的精神，布尔什维克党性的精神和对科学方面的无思想、墨守成规、迟滞、落后等现象进行不妥协斗争的精神，教育了我们这支科学、技术和文化工作的大军。党用一切努力争取使每一科学工作者勇敢地研究目前的实际问题，使他们成为革新的创造者，使他们能按照斯大林同志“论前进的科学”的英明指示来进行工作。这就要要求我们党的组织有系统的进行知识分子干部的工作，提高他们的政治思想水准，帮助他们克服那些对资本主义文化屈膝称奴、奉承阿谀和轻视自己力量、轻视苏维埃科学意义等旧的思想残余。党的组织应负责以爱国主义和勇于提出问题等科学创造精神的伟大范例（如象罗蒙诺索夫、门德列夫、巴夫洛夫、朱可夫斯基、彼罗果夫等许多俄国科学界巨匠那样的范例）来教育知识分子干部，苏维埃的学者在自己的实际科学工作中应学习我党与苏维埃国家创造者——列宁、斯大林的光荣榜样。
斯大林同志不只一次的论到科学和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和苏维埃人民实际工作相联系结合的伟大作用。科学、文化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任务紧密结合之后就能产生巨大的实际的改造力量。“实践”——是新科学的普及和发明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泉源。然而不明了这一点的人，不肯把自己的科学工作同社会主义建设当前实际任务联系结合的学者们及研究院、学校的工作者们，还大有人在。而且还有不少的“废物们”，他们工作在研究院里，然而他们对科学、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都没有和不可能有任何益处。
为了胜利地进行知识分子中的教育工作，党的组织应当更多的研究具有科学内容的问题，应当科学地指导那些社会主义建设任务中所提出的重要问题的研究，应当坚决地与反爱国主义，反社会主义的行为进行斗争。很多党的组织在其思想政治工作方面，没有充分的利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具有社会影响的方法，也就是说他们剥夺了自己的武器，而这个武器是能够更多地进行知识分子政治教育的，是能够动员知识分子克服困难、缺点，动员知识分子来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际问题的。
最近期间，科学创作的讨论会有了广泛的发展，无论出版界和苏维埃大学，研究院学者所进行的讨论会的经验，都说明了这种讨论会是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和进行知识分子政治教育的最有效的形式。这些讨论会是我们直接改进科学工作的最强大的助手。
我们有些党的组织正确地了解了科学讨论会的意义之后，已能够广泛地利用这种形式来进行知识分子的思想教育工作和动员科学工作者去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问题，有时他们还表现了组织这种讨论会主动性。列宁格勒大学经济系的党委就主动地在九月份举行了关于鲁金非里德教授所著“美国工业和战争”一书的讨论会，大家都知道，这本书在全国性报纸“文化与生活”上曾受到了严重的批评，鲁金非里德教授这本书的基本缺点就在于他为美国资本主义工业作辩护。作者用一种特殊的客观主义的立场来叙述和分析材料之后，就轻易地相信和使用了资产阶级的材料，作着美国人的尾巴，给苏联读者“贡献”了在思想上有毒害的书。
讨论会上全部发言都对鲁金非里德教授作了严重尖锐的批评，在讨论会终了时鲁金非里德教授承认了他自己这本书的客观主义的立场，认为会场上的许多发言所提的批评意见都是无条件的正确的。虽然鲁金非里德教授在若干问题上作了保留，其借口是外交条件的限制妨碍了他公开表示对美国垄断者的态度。然而讨论会总算是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讨论会已成为一切与会同志思想教育的特种形式的学校。
这里我们还举另外一个例子，不久前进行了关于“国家与法律历史教程”课本第四部的讨论会，这本书是由全苏法学研究院工作者古列维赤、屠尔金涅夫、查龙等教授首次集体创作的。讨论会上对这本书提出了不少的尖锐、重要的批评的意见，认为它对帝国主义阶段的总的特征缺乏分析，指出它对各帝国主义国家间相互矛盾没有进行揭露，认为它在叙述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发展规律时没有做应有的批判的分析，虽然这一课本在基本上是被讨论会批准了，但毫无疑问，讨论会是能够帮助作者进行很多必要的改正的（这些改正是经过作者本人同意的），讨论会在另方面的益处是在讨论会上提出了很多有关于国家和法律历史科学本身的不成熟的但却是重要的问题。
同样，最近在科学、技术、文化部门所举行的一些其他的讨论会也充分肯定的说明了这种创造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发展的形式是怎样重要和生动的工作。然而，可惜得很，现在还不是一切科学部门都把这种创造性的讨论会当作基本的工作方法之一。许多党的组织对这项工作还没有经常表现自己的必要的主动性。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组织这种认真的实际的，内容丰富的讨论会的必要性，常常表现出某些顾虑，认为“讨论会什么也不能得到”，表示害怕批评和自我批评。科学讨论会的方法应成为一切科学部门，一切高级专门学校的生活规律，党的组织必须要经常注意到这种讨论会。把它看成是党在知识分子中的政治工作。
当然，党的组织要促进科学讨论会的发展，必须要注意使批评成为原则性的，健全的，不要使批评走极端和过火，极力抹杀和掩饰缺点错误，怕得罪任何一个学者，怕把自己和学者的关系弄坏。这是不对的。对于属于自己所不满意的科学派系的学者进行笼统的不适当的诽谤和攻击，这也是不对的。这种态度任何时候也不能给我们的事业带来益处。这种态度不仅仅不能帮助我们发展科学，而且是科学发展中的严重障碍。然而，我们的许多党的组织往往不能充分说明这个看起来似乎是极普通的真理，用能发展科学真理而不是只注意“鸡毛蒜皮”的批评精神，用布尔什维克的原则性的批评精神来教育科学工作干部还做得非常不够。党的组织必须要为使科学讨论会能在高度原则的水准下进行而斗争。
更好地组织科学讨论会，正确地领导科学讨论会，这对于发扬知识分子干部的积极性，对于培养科学工作的集体工作作风具有很大的意义，现在，科学本身的发展已进入到这样的水准，就是许多科学问题已不是个别学者所能单独解决的了，很多科学问题的解决要求一切科学团体的总动员，有时候甚至必须几个科学研究院全部科学力量的总配合。这一点在新技术的科学研究上，尤其表现得清楚。然而，我们的有些科学研究院的工作，还被一种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主宰着，我们的某些学者还想继续把自己局限和封锁在狭窄的圈子里——他们只研究自己个人觉得有兴趣的科学问题，对于当前最重要的，最实际的集体研究中的科学问题漠不关心。我们应广泛地讨论许多工作，应把偷偷摸摸关在屋子里进行的工作拿到集体的讨论会上去——这是同那些使人忍无可忍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工作中的“家长制度”进行斗争的最好的办法。
科学讨论会广泛地提高了科学工作人员的政治思想水准，使他们在掌握马列主义理论方面，在精通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和统一正确的科学创作方法进行有系统的工作。科学讨论会能帮助我们清除某些知识分子代表意识中的思想残余，能从品质上帮助他们把自己改造成新的苏维埃的人，能使他们受到伟大的高尚的苏维埃爱国主义的教育。
科学讨论会的伟大作用就是教育我们知识分子有高度的党性。我们的某些学者已流为极庸俗的客观主义者了，忘记了科学文化及一切战线上的阶级性和党性，在这先进力量和反动力量尖锐斗争的现阶段，忘记我们的特点，这是为害极大的，是令人不能容忍的。目前，资本主义的科学和文化一样是为帝国主义势力服务的，而在我国则在发展着真正的，先进的，人民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着新的社会主义的科学。这种科学是为人民利益服务的，是能够帮助人民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进一步改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这种科学正在把物质上和精神上的辉煌成绩，贡献给苏联人民，使他们日趋丰富。因此在我们国家里，科学是有着另一种与帝国主义国家原则上不同的情形，在这种不同的情形面前，摆着根本不同的任务。帝国主义在分割着科学，使科学日趋堕落腐败，把整个世纪的科学变成反动阶级力量的工具。这种资本主义世界的科学与那和人民结为一体的，成为人民手中新的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巨大力量的先进苏维埃科学，是根本不同的，是敌对的。
在我们的国家里，有些个别的科学家，忘记了科学的阶级性和党性，这样他们就坠入了严重的错误的深渊里去。忘记了社会科学的阶级原则，譬如说忘记了社会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一点，就使我们某些哥萨克斯丹尼、乌克兰、莫尔达维的历史家们在解说历史问题时，犯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错误。热布拉克教授的事件也正是科学上不关心政治的惨痛例子。热布拉克教授忘记苏联公民的最起码的义务：他不仅仅不给著名法西斯反动派理论家美人萨克斯所著的生物学以强烈的反击，而且他还和他们凑在一起发展什么世界生物学，在法西斯面前卑躬屈膝，并诽谤和非议优秀的苏维埃学者，因此，他就犯了反对爱国主义的罪行，遭到苏维埃社会科学界的义正辞严的驳斥。
在我们这里有些学者们还保持着一种对资本主义观点不进行批评的态度。就拿哥列斯涅夫教授所著“社会主义农业组织”这本书来说吧，这本书特别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他对于外国农业先进技术的叙述。作者在这本书里，毫无限制毫无分寸地赞颂美国和德国的技术，但他却没有说明先进的技术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具体矛盾，没有说明俄国的优秀的学者和技师们在社会主义农业机械化的工作方面，正在大步的前进着。最后作者更没有说明一个最重要的原理，就是，真正的，坚不可摧的先进农业技术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才有可能产生。更没有说明苏联在农业机械化的成就是空前未有的。作者本人的这种不正确的反真理的态度，就使他形成这样错误的观念，认为只有美国和德国才能有良好的农业机器制造业，而我国的农机制造业，是应当盲目的模仿和依附美国德国的。虽然，全世界都知道苏维埃祖国生产的许多的机器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机器。
和上述的讨论会一样，其他许多类似工作的广泛批评性的讨论会，在使知识分子干部懂得对资本主义科学和技术的应有的党的态度方面，在发扬他们用新的，勇敢的创造精神去解决技术问题方面都具有很大的教育意义。向墨守成规，因循不进的态度进行斗争的精神，敢于创造新的生产方法，和新机器，新器械的精神，都是我国科学技术界知识分子真正爱国主义精神的实际表现。党的组织经过科学讨论会能同我们某些工程师、技术知识分子意识中的旧思想残余进行决定性的斗争，特别是能帮助他们从那些认为只有美国垄断者及其他技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才能有最好的机器制造业等的错误观点中解放出来。告诉他们，是曾经有这样的时候，那时苏维埃国家必须从外国专家那里取得技术上的帮助，然而这样的时候早已过去了，我们的知识分子已取得了这样的经验，就是一切外国专家的本事，我们都能学到。
苏维埃政权建设以来，特别是斯大林五年计划执行的这个时期，我们的祖国在技术上已大步的前进了。如果说我们过去曾是资本主义国家技术方面的附庸的话，那么，现在已不是而且根本不能这样说了。我们已创造了充分的条件，使得我国在短期间内，在一切科学和技术的成就方面不仅能赶上，而且超过一切其他国家。在使用社会主义建设，一切技术成就时，我们应不要忘记勇敢的开辟科学和技术的新道路的问题，应探索出解决国民经济中许多科学技术问题的合理方法，并应经常记住斯大林同志的话：“事情常是这样的，新的科学和技术道路的开辟者往往不是科学界的知名之士而是那些全无名望的科学工作者，是普通的人普通的实践和事业的创造者们”党的组织应当经过科学讨论来培养干部，使他们注意研究每天的经验，总结和发展这些经验，并把经验体现到实际生活中去。使他们懂得许多新起者都能够成为工业上和农业上的先进的斯达汉诺夫者，斯大林奖金的公告上说，必须要经常不断涌现善于创造推进科学事业的新技术方法和新劳动办法的斯达汉诺夫运动者。
我们一再坚信，科学讨论会是能够成为有原则性地广泛和深入地讨论各种科学工作优、缺点的最有效的办法。我们应着重地指出及时和正确的组织科学讨论会，能够帮助我们预防错误书籍及论述的出版，把我们的出版物和广大读者从必不可免的错误中解脱出来（因为书一出版就成了“既成事实”。只有科学讨论会的经常举行，才能预防这种“既成事实”。）
党的组织在使用科学讨论会的方法时，在发扬必要的独立的主动性时，应同某些科学工作者的庸俗的无党性的行为进行斗争，应当培养高尚的爱国主义的精神，党的组织应当逐渐提高知识分子热爱我国人民的感情，应使他们更努力地把新的精神上物质上的宝贵的成就贡献给我国人民，应使他们看到我国人民的发展和幸福。科学讨论会的实际意义是不可争辩的，科学讨论会的召开，使得很多科学干部迫切的要求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科学讨论会的方法应成为党的组织对科学干部进行思想教育的最重要的环节；应成为动员数千百万苏维埃科学工作者去解决社会主义建设实际问题的最重要的环节；应成为解决工业建设，集体农业建设，苏维埃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的最重要的环节。
（译自苏联党的生活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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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政治经济学教程绪论（３３）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任务及其特点
王学文
第三章 政治经济学的任务意义与中国革命
第三节 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革命
不但苏维埃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是这样，人民解放战争的三年，也都是这样。我们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群运、党务等各方面的工作，都与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着极密切的关系。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形成着全国统一的局面，除了广大全国范围的农村以外，中国人民已拥有或将拥有数以千计的全国城市、与世界有名的若干大小城市及联结这些城市和城市与乡村的近代铁路、公路、交通漫长的海岸线，多数的重要港口，我们现在不仅只有半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而且还有商品经济高度发达或较高度发达的城市经济了。在人民解放军胜利渡江，东北，华北，华东，中原先后完全解放以后，共产党的工作重点已由乡村转向城市，在东北，华北各解放区的经济，由战时经济转向平时经济，除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以外，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方针又增进了议事日程，而形成了共产党的新的四面八方政策。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革命推动了经济的发展，经济又推动了革命的前进，政治与经济是这样血胤相连地交互作用着。
现在我们再从革命工作的各个重要部门，来看政治经济学对于它们的关系：
政治经济学与革命的政权工作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是中国革命的产物，是革命政权的产物。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武装夺取政权问题。同时人民的政权，它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面的。人民民主政府的任务，在革命战争未结束以前，基本的是“发展生产，保障供给”，保障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在革命战争胜利结束以后，基本的是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并准备一切物质条件，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在革命过程中，革命政府必须进行一系列的工作，废除旧的封建的与半封建的生产关系，废除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废除帝国主义的在华特权，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与中国经济对帝国主义的依赖性，反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适当改造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解放人民大众的生产力，建设巩固与发展新民主主义的生产关系，使革命在政治革命胜利以后，得到经济革命胜利的保证，从而使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的水平进到近代工业国的水平。在这些政权工作中都是完全需要着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武装，例如在进行废除农业中封建与半封建的生产关系的土地改革工作中，我们首先就要划清农村中的阶级，要划清农村中的阶级，则要首先从对农村社会经济结构进行具体深刻与缜密周详的调查研究、解剖分析出发。又如在城市中进行恢复与发展工商业工作，除了必须对城市工商业的生产关系特点、经营范围、工商业资本的性质、资本构成、劳资关系等各方面有缜密周详的调查研究以外，还必须对城市各种行业各种形式的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的过程、状况即原料来源，成品销售、劳动条件、生产设备，以及资本、利润等等各种问题，都必须有具体深入的了解掌握。这些都不是没有一定的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知识的修养所能做到的。
在人民民主政权的构成上，除了工人阶级的领导成份和主体的工农劳动人民大众以外，还有社会其他各革命阶级的人民参加。因此除了政治上如何发挥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巩固工农联盟，争取与团结其他各革命阶级以外，同时还必须懂得怎么样在经济上依靠工人阶级与其他劳动人民，和他们的创造性、主动性的发挥，组织城乡经济的互助，从经济上更加巩固地密切工农联盟的基础；并在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下，与资产阶级结成既有团结又有斗争的统一战线；怎样经营与发展国营经济，充分发挥其领导作用，怎样组织与扶助合作社经济，并使他们成为整个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中的两个主要杠杆；怎样组织那些有利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并怎样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怎么样领导组织与改造农民与手工业者的小商品经济，并引导它们向合作社经济发展，以克服他们的散漫无政府状态和生产上的盲目性，这些都是革命中与革命胜利后政权工作的基本任务。也都是需要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武器来武装的。
以上只是就政权工作的基本的方面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来说的。此外政权工作中的军事、财经、群众运动、文化教育以及外交司法公安党务等各方面工作，对于社会经济的促进发展，都有着直接的或间接的关系。
政治经济学与革命的军事工作
战争是阶级社会经济矛盾——阶级矛盾的最高表现形式，革命的战争对于新社会与新的社会经济的产生发展能起催生与促进的作用。
谁都知道：近代中国革命的特点，就是“武装的人民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一“中国革命的特点同时是优点”（斯大林），基本上也是由于近代中国经济结构地方性的农业底特点与由此而产生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的特点所产生的。但要革命，必须要有革命的武装——革命的军队，才能进行武装斗争，坚持武装斗争，并战胜敌人，消灭敌人，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但是要有革命军队，就必要有革命的军事供给，这种军事的供给，直接地支持着武装斗争，并直接地依靠于战争后方的经济建设工作，成为革命的军事工作中的极重要的一个部门。故毛泽东同志很早就提出“发展生产，保障供给”，作为人民民主政权革命战争时期财政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同时成为战时革命政权的基本任务。现在我们的战争，在规模上已经不是内战时期，也不是抗日时期所可比拟，已大大地扩大了，在战斗上也早已由过去的游击战转变为大规模的运动战、攻坚战、大兵团作战，因此它在军事供给方面的需要以及实现这种军事供应的交通运输条件，也早已与过去不大相同。单就军事需要的供应言，大兵团的作战，尤其是夺取大城市的攻坚作战，怎样组织一切人力物力与财力来支援前线，保证战争的胜利，乃是一个极其复杂极其浩大的工作。它与过去游击战争可以就地取给的小兵团活动时代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一八六七年马克思给恩克斯的信中曾经说过：“军队的历史比任何事物都更明显地显示着我们的关于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联系”（马恩通信选集一八五七年九月二十五日马克思给恩格思的信），这一观点底完全正确性。在阶级社会里，战争有它经济的必然性，它是集合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科学的诸种社会力量的总角力，同时又为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所制约，所以科学的军事家、军事工作者必须具有一定的政治经济学的知识，它对于今天我们革命的军事家、军事工作者，乃是完全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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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清华大学青年团怎样搞好群众关系？
清华大学的青年团员，在参加解放以后的北京的接管工作、宣传工作以及人民政府所号召的各种活动当中，都起了模范带头作用。但是，由于一些团员在北京解放以前的秘密环境当中，没有很好的受到共产党的教育，因此解放以后，在团员和一般同学的关系上，曾经有一段时间搞得不大好。
刚解放的时候，有一些清华大学的青年团员，对于在工作当中必须有民主精神这一点认识不够，对于解放以后一般同学觉悟的空前提高估计不够。在工作当中，不很重视一般同学的意见，不善于团结大多数同学一道搞工作。比如曾经为了成立一个庆祝北京解放的领导机构的名称问题，同学们与团员们的意见并没有原则上的不同，但团员们却在学生代表会上和一般同学们争执了两个多钟头，结果还是没有适当的采纳同学们的意见。在通过新学生会会章的时候，事先没有征求多数同学的意见，也没有到同学中去做解释工作，就举行表决，结果，因为有半数以上的同学没有投票而流产了；同时，对于比较重要的工作，团员们也总喜欢亲自做；在中国民主青年联盟公开的时候，只强调民主青年联盟过去所起的先锋作用和模范作用，很少提到联盟外广大同学所起的作用，因此引起了同学们的不满，于是有些同学说：“一切功劳都是你们的。”这样就降低了一般愿意进步的同学参加工作的积极性。
还有，在最初有些清华大学的团员们，对于解放以后学校青年团员的主要任务是学习这一点，也认识得不够。他们认为搞团的或其他的工作是第一，学习是第二，整天忙着开会。看到学校没有象过去那样的轰轰烈烈的运动，就认为没有事情可干了，希望调出去工作。对于一般同学所提出的学制改革问题，不在同学当中起积极作用，引导同学想办法解决，只在那里等候上级的指示，结果使学制改革的讨论形成自流的现象。那时候，一般的同学都迫切的要求学习，可是看到有些团员，对于学习不大注意，因此很多同学怕入团把学习搞垮了，不大敢申请入团。
清华大学团支部在党的领导下检讨了这些错误以后，为了克服过去关门主义的倾向，决定在学生代表会、学生会、班会以及各种工作当中，团结非团员的同学一道工作，并且在工作当中诚恳地听取非团员同学们的意见。于是各班团分支委都一起动员起来，有计划的邀请各班干事联合开会讨论问题。结果，大多数新参加学生会、班会以及其他工作的同学，工作都很积极负责，一样地能完成任务，并且在工作中也很尊重团员们的意见。许多工作由于事先经过群众的酝酿讨论，做得很好。比如在第二次投票表决学生会会章以前，团员们积极响应学生会关于改选各班代表的建议，并尽量选举了一部分愿意进步的同学当代表，新的代表会开得很好，新代表们在会后亲自到同学中去做宣传解释工作，结果，投票人数达到全校同学百分之八十以上，胜利地通过了新的学生会会章。在评议人民助学金的时候，由于事先在各班发动广泛讨论，使一般同学正确地认识到人民助学金的意义，同时也接受了一些同学所提出的关于评议方法的建议，这样，清华大多数同学对助学金评议的结果都表示满意。团员和群众的关系也有了初步改善。
在团支部的号召之下，过去对学习不够注意的团员们都认真参加学习了。他们在班上组织互助小组，不仅要求自己学好，还要帮助别人学习。比如航空系二年级的团员，有一次为了准备化学考试，他们联合了三个学习小组，共同温习化学，先找几位功课较好的同学每人准备一章，轮流作报告，化了很少的时间，就使每个同学对所要考的课程都弄得更清楚了，大家很满意。团员程怡生又在考试以后，向班上的同学，报告他的学习经验说：他在歌咏团负责，很多堂课都没有上，这一次因为自己先好好准备了一下，再来听同学报告，因此考了七十多分。这样又用实际的经验帮助同学们认识到学习互助是要以自学为基础，并且还检讨出凡在这次考得不好的，主要的是由于自己事先没有很好的准备，只依靠小组的结果。于是他们就根据自学互助的精神订出了如何整补功课的计划。在其他班次，也是靠团员们的带头作用，组织了研讨小组，经过小组经常和教师研究问题帮助同学解答问题，还把教师所讲的笔记加以整理补充，拟定参考书的学习提纲，在壁报上公布，在清华园内掀起了热烈的学习运动。在学习运动当中，由于团员们的努力学习，并且热心帮助别人，就更进一步的改善了团员和同学、教师的关系。在学习运动里，同学当中涌现出的大批积极分子，纷纷要求入团。连过去对青年团不满的一位航空系同学也要求入团，而且承认自己过去对团的看法是错了。
清华大学团员和群众的关系，就是这样搞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