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19日人民日报 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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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九尾狐”的排演过程
江新容
导演“九尾狐”的工作还没有总结,目前只能把排演的过程谈一下。
华北戏院再雯社接受了天津评剧公会推荐的“农公泊”歌剧本,经原作者马少波同志改成了评剧(又名“九尾狐”),他们又请文化部戏曲改进局派人帮助导演,我和于善民同志在上级指示下,接受了这个任务。
再雯社是以小白玉霜为首的私营班社,组织形式还是旧型的,但是在市文委旧戏科领导推动下,大家要求进步的情绪很高,接受新的事物较快。
根据他们的条件,每天只有三小时到四小时的排演时间,因此很觉时间不够用,但是由于大家的努力,一般说,还是较正规的完成了导演工作。
导演过程大体是这样的。
首先动员学习剧情,熟悉故事,熟悉人物;启发阶级觉悟,明确阶级立场,首先通过故事进行演职员的自我教育。
讨论导演要求:(1)要站在人民立场演剧,有阶级的真实感情。(2)切实体会身份,掌握性格,作到剧中人化。带戏上场,带戏下场,和整个剧情溶化连贯。(3)建立严肃认真的作风:尊重剧本,服从导演,遵守导演纪律。不掉词,不添词,不改词,不忘词,不随便添加或减少动作,不脱离剧情和观众发生戏外联系,作到一字一句一行一动对观众负责。(4)在尊重剧情的原则下,在演技上大胆的发挥内心感情和创造形象。(5)发挥集体作用:无论演员、乐队、化装、布景、灯光,以至前后台管理,负责把各部门工作作好;互相间紧密结合。(6)不迟到,不早退,苦学苦练、精益求精。
在整个导演过程中,再雯社全体演员职员都是积极努力的,树立了新的工作作风。例如:张永金、席宾@累病啦,头晕呕吐,不叫苦,始终坚持工作;红云霞家住景山大街,每夜三点钟才走回去;魏宝珍一个人制作布景,带病打夜工,乐队的曲喜田、万世德在天桥赶包,宁可雇人代替(自己少挣一分钱,还得付出一笔钱),自己积极带头,苦学苦练。他说:“这个学习机会,千金难买!”小白玉霜虽然有病,也天天到场,认真练习,每次排戏,动作表情一丝不苟,对于导演的意见很尊重,她说:“这才是真艺术呢!我现在是重新作科!”演拴子嫂的郭丽娟从来是按时到场的虚心苦学。人们都说:“过去郭丽娟演戏是死脸子,哭笑一个样,现在好啦!开了冻啦!”的确,他们在演技上是下了很大工夫的,不说别的,单是学农村妇女的身形步伐,也就费了很大的功夫。一些技术上的问题,他们也是认真严肃的,如郭丽娟演拴子嫂,耳环、簪子、顶指,都自动买好;小白玉霜也自己几次跑到天桥买服装,甚至给“九尾狐”买付银镯子。
在排演中,大家的阶级觉悟提高了一步,小白玉霜也努力表现“九尾狐”,以仇恨的感情把它尽量恶化,丑化。大家通过学习,都认识了封建阶级的罪恶,联系自己本身的痛苦,对于走人民大众的方向和信心提高了。
另外还有一点收获是没有意料到的,就是无形中打破了后台迷信的思想。旧戏院特别是评剧社,迷信思想是比较浓厚的,平素有很多奇怪的忌讳。如所谓“五大家”(狐狸、蛇、刺猬、老鼠、黄鼠狼)是不准说的,谁说了就是“犯款”!得“罚香”因为据说一犯了忌就一定主着“打仗闹火”,不得了!所以一开始排“九尾狐”的时候,大家心都不安,有的说“非糟不可”!最初几天还有人烧香免灾,可是排了几天,“九尾狐”“九头蛇”“小灶王”大家喊的火热,于是烧香的也不烧了,他们说:“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屁事也没有!再也不迷信啦!”
演出之后,各方面给了很大的鼓励,主要的是因为以再雯社的水平和条件,能够这样的认真下功夫,这样的努力前进,很难得;政府对于他们的扶助和关心,他们很感动!不过我们的工作还是很不够的,戏的演出一定还有很多的缺点,希望给以严格的批评。
现在正式公演啦,但是每天打住夜戏还是开检讨会,自我批评,不断的改进业务,据我看,再雯社如果在制度方面适当的加以改革,巩固并继续提高大家的进步情绪,多排演对人民有益的戏,在评戏改革工作上,是有很大作为的。                       
编者按:“九尾狐”这个剧的内容对封建制度所造成的罪恶,是挖掘得相当深度的,在北京郊区正实行土地改革的今天,这剧的演出,更加强了它的积极意义。复次,旧剧人演这种现实题材,有政治性的戏,在演技方面相当成功,都是好现象。这说明了再雯社的演员们已开始有了新的思想感情,不再是简单的“做戏”了。 
最显著的是最后一场的秧歌舞,每个演员的面部都充满了自然地欢欣的表情,他们已深切地体会到人民胜利的兴奋和愉快。但总的说来,演员们对反派人物,如“九尾狐”、“九头蛇”、“小灶王”等的性格更掌握得好,因此给观众的印象也特别深刻,而对正派人物,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的体会则还不够深刻,所以效果就比较弱一些。我们希望演员们在这方面更加强努力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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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介绍亚洲、澳洲工会会议
亚、澳洲工会会议很快就要在北京开始举行了。这一个会议包括了亚洲、澳洲各个国家工人阶级的代表,是亚洲澳洲工人阶级空前大团结的会议,也是亚洲澳洲工人阶级和世界工人阶级大团结的一个会议。这个会将在世界工会联合会执行局直接领导下举行,听取世界工联总书记路易·赛扬关于世界工人运动的报告,和亚洲澳洲各个国家工会的报告。另外,代表们还要商量开展工人运动的各种办法,通过各种决议,在进步的、民主的世界工会联合会的领导下,更有力地来开展亚洲和澳洲各国的工人运动,把亚洲澳洲工人阶级,完全团结起来。我们知道亚洲澳洲的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在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反动势力统治下,受到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帝国主义梦想长期奴役殖民地的人民,利用这些殖民地的人力和物力,作为发动新战争的资本。他们在亚洲澳洲许多国家内,制造了很多反动的劳动法令,成立了很多反动的黄色工会。各个殖民地国家内部的反动势力,勾结帝国主义者在国内进行反动统治和压迫。因此摆在亚洲澳洲工人阶级面前的任务是很艰巨的。很快就要举行的亚、澳洲工会会议,就要针对着这种情况,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侵略战争、反对世界工人运动的分裂者,保卫世界和平,争取被压迫国家的民族独立、捍卫工会民主权利和捍卫世界工运统一的总目标下进行,同时使已经获得独立和解放的国家得到交流生产建设经验的机会。
这样一个大会是怎样发起和筹备的呢?那是在一九四七年,由暹逻出席世界工联的代表建议召开亚洲工会会议,由世界工联讨论通过的。在那一次会议上,美国、英国帝国主义的反动工会头子还没有退出世界工联,那时他们想在世界工联内部捣乱,把世界工联搞垮,阻挠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团结,所以他们在表面上赞成召开亚洲工会会议,实际上处处阻挠亚洲工会会议的召集,后来世界工联在苏联职工会的努力支持和在世界工联总书记赛扬的领导下,不顾英美帝国主义的捣乱,决定在一九四九年在中国召开这个会议并且委托我国出席世界工联代表刘宁一同志负责进行筹备,到今年五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又召开了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了关于召开亚洲工会会议的问题,会上大家一致热烈欢迎世界工联的这一个决定。今年六月间,世界工联第二届代表大会上我们中国出席世界工联职工代表团向世界工联建议,亚洲工会会议,在今年十一月间在新中国首都北京举行,亚洲一切国家的民主工会代表,不论是否已经加入世界工联,都应该邀请他们参加这个会议,我们还建议邀请澳洲和新西兰的民主工会代表前来参加,因为在地理上,在传统上,澳洲的劳动人民和亚洲工人运动之间,有着很密切的联系,他们来参加大会,一定能有很大的贡献,同时我们还建议世界工联,为了准备这个大会如期召开,必须在世界工联二届大会完了以后,立刻派遣世界工联的代表到中国来负责筹备。世界工联完全同意了我们的建议,把这个会改称为亚、澳洲工会会议,并且决定在今年十一月十六日起开始举行,现在这个大会的筹备工作在世界工联的指导下,已经完成。
参加亚、澳工会会议的国家在亚洲有中国、印度、日本、外蒙古、朝鲜、菲律宾、印尼、马来亚、暹逻、缅甸、越南、锡兰、巴勒斯坦、伊朗、黎巴嫩、叙利亚、塞普鲁士等国家,和苏联亚洲部分的阿塞尔拜疆、哈萨克、吉尔吉斯、土克明尼亚、乌兹贝克、达吉克斯坦等几个共和国;在澳洲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这些国家的代表,大部分已经来到北京,不过还有几个国家的代表,现在正受着帝国主义者,或是国内反动政府的阻挠,到现在没有到达,例如印尼总工会在全体代表会议上决定要派代表来参加亚、澳洲工会会议,但是印尼的反动卖国政府哈达集团就尽其一切可能阻挠印尼总工会代表团到北京来,他们虽然受到了阻挠,但是根据新华社北京十三号的电讯,印尼总工会委派出席亚、澳洲工会会议代表团仍然正在设法到北京来。可以肯定的,即使帝国主义者,反动派阻挠了代表来北京参加会议,但是亚、澳工会会议的精神和会上所决议的一切事项,不久将仍然要传播到各个国家里去,对于亚、澳工人的团结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团结,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国内反动派是无法阻挠的。
这样一个盛大的国际工人阶级的会议,能够在我们的首都——北京召开,这是由于我们中国人民革命获得了胜利的结果,这对于我们中国工人阶级是一个莫大的光荣,对于我们中国工人运动会有很大的帮助。我们中国工人阶级应该认识到这一个会议是全世界工人阶级反侵略战争、保卫和平、争取殖民地和附属国独立解放、反对世界工人运动的分裂者、保卫工会民主权利和世界工运统一的大会,我们中国工人阶级必须认识到亚洲澳洲工人阶级的斗争胜利,就是我们中国工人阶级的胜利,也就是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大胜利。所以我们中国工人阶级应该密切地注意亚、澳洲工会会议进行的情形,应该完全支持这个会议,并且完成拥护这个会议的一切决议。同时对于远道来参加这个会议的各国代表,竭诚表示慰问和欢迎。
                     (新华广播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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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参观长辛店工厂后
张铭
我是一个缺乏生产知识的青年学生,从小没有参加过劳动;因此,也不了解劳动人民的伟大。
解放后,学习了社会发展史及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明白了劳动创造世界的道理,知道了工人阶级是最富有组织性、纪律性,革命最坚决最彻底的领导阶级。同时,在报纸上又常看到待解放区的工人英勇地展开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保护资财,解放区的工人,提高了阶级觉悟,积极发展生产。这时就开始在我的脑子里意识到工人的地位和作用。并且好几次在开大会的时候,工人们和我们一起参加,穿着崭新的制服,唱着各种愉快热情的歌曲,因此,我对工人阶级的情感也亲近了,甚至有时竟抱怨自己以前怎么不也当一个工人——如果是一个工人够多么光荣和伟大啊!
上月末,我们有机会到工厂参观,进入工厂以后,看见屋子里到处排列着马达和机器,地下也没有地毡(我以前是有这种想法的),却堆满着铁砂和各种零件,每一个工人同志,都静静地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目不转晴的工作;一个电焊工人,穿着破皮衣服,戴着皮套子眼镜,紧张地在那里工作,管理汽锤的工人,兢兢业业一点也不敢分神,截螺丝钉的工人,随着机器的一上一下,也不容有半秒钟的马虎。于是,我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这眼前的工人生活,不是我以前每次在工厂外边走过时,所幻想的有着无限神秘的极诱惑人的感觉了。尤其在我看到炼钢工人,每人都拿着一把大钳子,站在机器的两旁,火红的钢条,从这边进去,从那边出来,从那边进去,又从这边出来,他们手不停息的送来送去,累得满脸大颗汗珠子向下淌。我不自觉的向引导我们参观的工人同志说:“他们整天就这样工作吗?”那位同志望了望我,不知道我问话的意义在什么地方,但很激动的回答说:“对,他们整天就这样做”。接着又说:“现在工作还不算太紧张,逢到外边定货多时,工作还要更紧张。”
以后,我们又参观了许多地方,到处是马达在响,机器在动,工人同志们手不停息的工作。工人阶级积极生产的伟大力量,今天生动而形象的映在我们眼前了。我们看到这个情形,好象觉得是刚开罢小组会,同志们给了我严厉的批评似的,我发觉了我思想中存在着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幻想病。原来我以前钦佩工人阶级,并不是因为他们劳动的伟大,而是怀着虚荣心,钦佩他们的“光荣”。好象做工作,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取得别人的赞美,取得自己的光荣。而且尽可能的不费一丝一毫的气力来取得别人的赞美和光荣。细想起来,这种思想是多么错误啊。我把工人的生活用小资产阶级的情调把他“轻松”化了。我想,要叫我作这种工作,也许一天也干不下去。
结合着自己过去的思想,我又想到我在连队上工作,过去一直不满意,认为军队工作不合胃口,老想请求上级调动我到“合适”的工作岗位上去。这是多么自私的思想啊!以前同志们批评我有小资产阶级的尾巴,我总是不悦服,甚至有时感到愤愤,觉得同志们批评人不具体,好给人戴个帽子,动不动就说一句:“小资产阶级的意识!”也不管人家转变了没有。经过这一次参观,自己才真正了解自己小资产阶级的气质,真正还浓厚得很,小资产阶级的幻想病狂热性还存在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还没有很好的树立。以后必须好好地接受同志们的批评,检查自己的思想,改正缺点,力求进步。这一次参观回来后,我首先作的检讨是:安心工作,不再为自己兴趣而要求调动工作,坚定地做个“永远是个战斗队”中的一员。           
             (稿费救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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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节约救妈妈”
沙明华
十月十四号人民园地上,登着一首“节约救妈妈”的短诗,署名是“仁立地毯厂十五岁女工沙明华”,是我在九月二十五号天津进步日报副刊上抄下来的。事情的经过是这样:十月初我母亲回到天津去上坟,可是我们底祖坟都已淹在水里,母亲回来说起好伤心,她还说现在各地方正发起节约救灾运动,有的人家还一个子儿都不愿意化。同时因为下雨,窗户上的纸都被打碎了,我们就把从天津带回来的旧报纸糊起来,中间有一张进步日报,就登着“节约救妈妈”这首诗,我看到以后,就起了一个不正确的想法:要是把它写给人看了,会对于节约救灾运动有帮助的……。
自从人民日报上登出以后,大家都来夸奖我,我就慢慢的受不住了,人家越夸奖我,我就越觉得难过,到十六日那天,人民日报约我去谈谈,我就急得说不出话来,很想把事实详细的说出来,又觉得没有勇气,就象拿了人家的东西怕被人发觉似的。现在,我体会到文章也是有所有权的,把人家写的东西写上自己底名字,就好比拿了人家的东西一样,现在我向诗的原作者及报社编辑致歉,并澈底克服这种不老实的行为。                       
编者按:诗的原作者是汉沽大青工厂司青科同志,我们刊出后,经读者来信指责,才查出这诗已刊载于九月二十五日天津进步日报副刊,这说明了我们平时对工作的严肃不够 (连京津各报的副刊也未很好的看)。
这诗虽已证明不是出自“十五岁女工”之手,但我们仍然认为这是一首值得推荐的比较好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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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黑石坡煤窑演义(33)
康濯
从来干大脑又开会告给人们,说聚宝盆人人有,养种地的,这盆就叫兵农合一,下窑的叫兵工合一,作买卖的叫兵商合一。可又怎么“合一”呀!不久,村里北坡顶上却安了个炮楼,炮楼上天天问村里要白面,问妇女要慰劳鸡蛋和鞋;摊款是按地摊分,并且也有季款,没房没地的就叫出“无财产款”,应差出夫更是三天两头有;后来全村又大编组,十七岁到四十五岁的男人,六人一组,一组出一个“常备兵”和一个“预备兵”,不出去当兵的就给出去的拿优特粮和棉花,但编了组以后,出兵又是乱抓,没有壮年也没编组的人家却也叫了优待粮,闹得天昏地暗!村里玉宝也还是村警,牛宝上炮楼当了自卫团,牛宝他嫂的差事也只换了个名,叫妇女干事……拴成是领着他兄弟躲兵跑了,大三倒还在村里呆着,但到第二年,就真的听说要把浑村的土地都化成什么“份地”,编了农组的人才能领上“份地”种,干大脑还信口指定谁谁是窑黑,窑黑就不给地种,闹得谁家养种也不安生,聚宝却趁那会窑黑们没营生,只花很低的工资,召人又刨了两座小土窑,大窑却还是没人问。这里大三被人家指定是窑黑,不给地种,下窑吧也没人寻他,聚宝的土窑他又怎么也不去给干,只好呆着,吃喝也有一顿没一顿。有一回,他碰见喜禄,只见喜禄也是冰凉冰凉地,看了他半天,问他道:“你怎么这么瘦?”他说“瘦?没吃喝还能不瘦?”喜禄摇着头说:“唉,一球样!咱比你强吧,可如今地划归了份地,俩小又抓了个去当兵,家里不光没人给掏优待粮,咱还得给人家掏!你看看!这还是“中国复兴”哩!大三,你还呆着受这个罪干什么!还是出去瞎跑跳去吧!”大三没言声,愣愣地走回自己的土窑洞,只见天禄一家子正愁眉苦脸不声不响地呆着。浑身没劲,就又去了四矿。
在四矿又碰见拴成。拴成和左近各村一帮子躲兵的青年,在矿区南边一道深沟里,刨了秘密土窖住着,大三也就搬了过去。大三问拴成道:“还知道山里边的讯么?”拴成说:“自打阎军占了荫营,跟山里通气的人一个也寻不见了。”大三一听,又是浑身发冷。窖底下看看,也还是过去那些汉奸们当权,窖里比日本鬼子那会还没规章,刨炭还跟日本那会一样,用的“长壁法”,只管出炭方便,把行道刨得五丈六丈宽,又不支顶木,砸死工人人家也不管,风筒也不拾掇,短不了起火烧死窑黑,也一样没人理睬;窑黑里头有两下把式的,大多是没劲没劲地干干歇歇。大三也就稀里糊途,动弹两天,领了工资便喝喝酒,寻寻女人,没钱了又再干一阵。拴成有时也好言好语跟他捣拉两句,他却爱理不理,傻愣傻愣地,好象他是什么想望头也没有了。
                    (上本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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