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 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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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连模范工厂
 中苏远东电业公司玻璃工厂
华山
旅大地区各公营工厂,在初步地学会了苏联的科学管理方法以后,生产效率普遍提高,十八个主要工厂今年上半年的产量平均超过计划百分之二十二。其中被奖为“模范工厂”的中苏远东电业公司玻璃工厂,今年上半年已完成了全年的计划,这半年的产量和日寇统治时代一九四三年全年产量相比,则超过后者百分之六十三。九月十五日该厂开始拆修熔化玻璃的大窑,又以十四天完成了四十天的修窑计划(日寇统治时代为七十天),因而使得今年产量可能超过一九四三年百分之二百。
玻璃工厂之所以获得这种成绩,有其客观的有利条件。解放战争的胜利打开了抚顺的煤源,这就大大提高了主要燃料——煤气的质量。此外,玻璃板的制造是一种单一性质的生产过程,比起同时制造多种产品的工厂更便于精确地计划生产,便于提高劳动熟练程度和加强劳动组织;玻璃工人这种专门人材,离开本厂就不易找到适当职业,因而骨干工人没有在困难时期大批流散,各个主要技术部门都保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二的老技术工人;这些都是有利的条件。可是恢复生产初期的混乱和困难却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全体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力的高度发扬,如果不信任他们的创造能力,特别是如果没有苏联的科学的生产管理经验的指导,保证这些积极性和创造力发挥出来,如果不虚心学习这些先进的经验,那么客观有利条件再多也是不可能把工厂办好的。
    混乱的恢复初期
远东电业公司玻璃工厂原为日寇的“昌光硝子株式会社”,建厂已二十五年,拥有职工一千三百多名,在本厂工作五年的还算不了老工人。解放时职工们反对日寇破坏,英勇护厂,机器设备得保完整。可是,过去主要技术部门全掌握在日本人手中,各种设备的说明图又被他们藏匿消毁,因此一九四七年下半年恢复生产时,在技术领导上发生了很大困难。
当时旅大地区正处在反动派的海陆封锁中,原料来源和产品销路成了复工生产的严重障碍。因此,“节衣缩食,恢复生产”,是当时领导工人战胜困难的唯一正确方针。但是初从农村转入城市的副厂长,却片面强调“不改善生活就无法发动生产热情”,整天忙于调查物价,统计工人家属人口,计算工资购买能力,列具清单去和厂长争执,而听任工厂陷于毫无劳动纪律的混乱状态。一个车间里十五个工人同时不上班无人过间;工人可以随便转到任何一架机器上去工作,机器空转半天车间工长可以毫无所知;玻璃被任意损坏,偷窃现象遍于各个生产部门。对于这些严重现象,工会也一味偏袒姑息,不但助长了新工人的落后情绪,而且使从来把工厂当成靠山的老技工也普遍消极悲观起来,致使工会自身完全和群众脱离。“福利福利,不当饭吃”,这就是工人们对工会工作的评语。工会会员大会经常只有三五个群众,主席一转身这几个人也不见了。年底总结生产,还达不到日寇统治时年产量的十分之一。后来发生漏窑事件,就连这点可怜的生产也中断了。工厂的危机达到顶点。
    工会与行政团结的关键
不改变这种混乱的局面,要维持生产是难以想象的。一九四八年二月,远东电业公司的中国经理和中共企业党委会重新配备了玻璃工厂的副厂长、党的总支书记和工会干部。他们立即着手两大工作:依靠护厂有功的中国老技工建立劳动组织和改造工会,一方面由行政上把他们大胆提拔到各车间的领导岗位上,一方面发动工人选举他们敬重的老技工担任工会主席。当时该厂的中国领导人员最大的顾虑是:不懂全面技术的工人能否领导生产?工人自己如象在熔化大窑上做了二十五年工的刘茂有也没有信心,害怕熔化部长这重担“挑不起来”。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把工厂当成一辈子靠山的老技工,做不好也不会比蓄意破坏的帝国主义技术者做得更坏。他们担任了部长、股长、班长、技手等生产管理工作后,立刻把车间工人分别编成固定于机器上的工作班和小组;实行被搁置了的苏联厂长所规定的生产日报制度;宣布职工会和行政共同拟定的劳动纪律。尽管这些积极分子当时到处受到在工人中还占压倒优势的落后情绪的打击排斥,还不可成把三月份的产量提高,但是任意摔碎玻璃和随便迟到早退等混乱现象总算停止了,工厂秩序开始建立起来。
但是曾长期在农村和战争环境中工作的中国干部,对企业化的现代生产方式还是格格不入的。中国干部在战争中习惯了不顾一切代价去完成任务,苏联厂长却要开会,计算生产成本;中国干部在农村中习惯了不误农时的季节性生产突击,苏联厂长却要求在八小时的正常工作中保持持续的劳动。中国干部也知道工厂的群众工作是为了发展生产,但是不让在工作时间开会就好象无法进行政治教育。——个别谈话,上政治课,办训练班,开动员大会,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工人党员,选举功臣模范……一句话,要发动群众就得侵占工作时间。直到四月间拆修大窑工厂无钱支付工资的时候,党和工会的领导者的生产观念才明确建立起来。
修窑期的两个月间,玻璃生产完全停止了,但是工资和工厂费用却得照常支付。打开金库一看,现款只有几千元;向银行提款,存款光了。仔细核算开工以来的收入,才知道过去几个月挣下的钱还不够赔两个月。苏联厂长说:“工厂只能替国家挣钱;一年不生产几百万平方米玻璃,不但国家的工厂要叫我们赔垮,就是工人的饭碗,迟早也要被砸碎的。”
党和工会的领导者这时才感到事情严重了。眼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缩短非玻璃生产的修窑期。于是党和工会向工人发出紧急号召:“保证六十天修好大窑!”同时动员各车间的负责干部亲自带头,以他们为核心组成四百多人的突击队,成为拆修熔化大窑的骨干组织。这是建厂以来从未有过的强大修窑力量,经过全体职工的努力,终于以五十三天提前竣工了。厂方仔细核算成本,修窑经费竟然节省了四分之三。苏联厂长立即呈请电业公司,给修窑有功的三百多人颁发奖金。工人情绪大为振奋,八月间的玻璃产量一下子超过了计划百分之四十二。厂长于是又根据工会建议,把全厂工人的工资等级普遍提高一级,低价粮食和布匹等的配给量也增加了。正如劳动英雄刘茂有说的:“从前开会呀,请求呀,再闹也吃不饱饭。可是玻璃一出什么都有了。”党和工会抓紧生产高涨的时机,进行国家主人翁思想教育,展开了迎接“五一”、“七一”和十月革命节的三次生产竞赛的立功运动,同时配合行政有计划地分批组织工人学习技术,使得每个工人的生产效率平均提高了百分之三十六,全年产量超过计划百分之三十。工资收入也平均提高了百分之二十四。工人们开始从切身经验中体会到工厂的利益也就是自己个人的利益,生产热情普遍提高;原来遭受讽刺打击的积极分子现在成了最受尊敬的人物,党的支部、行政和职工会的工作步调也在明确的生产目标下趋于一致了。
    计划——“共同的法律”
一九四九年,远东电业公司给玻璃工厂的生产任务是二百七十五万平方米玻璃。
这个数字为去年计划百分之一三六,比去年的实际产量还多十万平方米。如果和日寇统治时代的产量比较,则已达到百分之一六二的高度。
这个计划是根据总工程师和专家的精确计算和分析而定出来的。但是,专家可以精确计算机器的潜在能力,却无法计算出工人的情绪。早在一九四七年底的混乱时期中,尽管工人的生产情绪普遍低落,但是每台玻璃板制造机每小时的生产率已经达到日寇统治时代的百分之一二一,因为工人已经从奴隶地位解放出来了。随着阶级觉悟的迅速提高,每台制板机的生产率到去年十月份已一跃而为百分之一八七。同时,工人们特别是提拔到技术领导岗位上的老技术工人,先后提出了许多改进生产组织和机器设备的合理化建议。经过总工程师和技师们研究审核、集中归纳的结果,认为对改进生产极有价值的建议竟达十二项之多。如果全部实现,最少可以把今年的计划产量再提高百分之三十以上。于是工厂的行政、党、工会三方面,又共同订出一个三百六十万平方米的希望计划,作为全厂突破现有生产水平的奋斗目标。苏联厂长常说:“每个工厂都应该有明确的计划;今年预备降低生产成本多少,改善工人生活多少。”以远东电业公司的生产计划作为生产定额的标准,以“希望计划”作为厂方实施鼓励技术上进的超额累进奖薪制,以及工会领导工人展开生产立功竞赛的共同准绳,——这两个计划一经全体职工讨论之后,便自然成为行政、党和工会共同遵守的生产“法律”。一系列的工作都围绕着突破现有生产水平这个中心环节同时展开。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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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北省灾区各县
 发展农村副业生产广大灾民获得自救
【本报讯】河北省灾区各县的生产自救运动已普遍开展。该省今年水灾较为严重,致使全省七十九县、二千七百余万亩土地、七百余万人民遭受灾难。为了克服此种灾难,各地均贯彻了中共河北省委关于生产救灾的“深入发动,依靠群众,自力更生,生产自救,长期打算”方针,从各方面组织了灾民生产。如天津专区灾民在地委、专署的领导下,从事捕鱼、织席、纺织、榨油、轧花、运输、打柴草等副业生产和采集代食品等,据文安、武清、宁河、静海等县九月底的不完全材料统计,获利可解决五十多万人的生活和十三万多人的一个月生活。石家庄专区获鹿、井陉两县向石家庄铁路局包砸石子,井陉包砸一万方,获鹿成立了石工合作社,开了三个石场,第一石场四百九十七人参加,一个月即得米十万斤,三个石场能容一千五百人,一天一人能砸一方,即可得工资米九斤。灵寿县供销社并向石家庄分区和正定的鞋厂说好每月供该县纳底五千多双(石家庄分区鞋厂每双工资二斤四两小米)。建屏等县刨药材、运输等也很普遍。生产救灾运动得以普遍开展,主要由于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的大力组织与领导。省府罗玉川副主席曾亲赴安新、容城灾区,视察生产救灾工作,给灾区干部、群众以莫大鼓舞。天津地委曾发动全党调查灾情与各种副业手工业生产条件,并大批训练培养骨干分子,组织灾民男女全半劳力,投入各种生产活动。各地国营经济部门与合作社,围绕生产救灾积极开展业务,如人民银行天津支行,据不完全统计,已贷给农民两亿二千五百余万元,扶植生产。各地商店合作社,采用了供给原料收购成品的办法,保证了灾民适当的利润。如胜芳供销社为推销渔民产品,建立了鱼业合作社,给渔民以极大的方便。宁河、宝坻两县供销社,到张家口、兴隆等地打开土布与席子的销路,换回粮食供给灾民需用。安新宏利席店和供销社为了保持该县席民原料供给,曾派得力干部赴新安市等地,计划包苇地一千亩,并于今冬明春在市场收买八万八千大个席。但也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如有些党员、干部存在着等待救济的思想,不积极领导群众生产自救,或不耐心说服群众自愿组织起来,而强迫群众集体生产等现象;有些地区的土布、席子、柳编、粉条等产品销路尚不畅达;有的供销社,只偏重于生活必需品的供给,忽视了对副业原料的供给和成品的推销;有些灾情较重而没有副业生产基础的村子,群众尚未组织起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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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北广大城乡
 普遍开展节约救灾
 安置灾民工作正妥善进行
【本报讯】河北省各城市与广大非灾区农村普遍展开节约运动。石家庄市各机关、工厂、学校都在节衣缩食,捐钱捐物,救济灾胞。市府税务局全体干部每日除大、中灶分别节约一、二两米外,并掀起献金热潮;铁道部职工学校献金近六十万元;炼焦厂全体职工献出半日工资响应救灾。唐山各公营专业公司正发动职工每月实行“劳动日”一日,坚持至明年六月底止。“劳动日”的薪津全部捐出救灾。唐山募集的大批物资,最近已拨出红粮十万斤、煤六百余吨援助天津专区灾民。在广大非灾区农村,到处掀起“一碗米”救灾运动。农村共产党员,区村干部,积极响应上级号召,节约捐献,并深入宣传救灾意义,有的村用引导农民回忆灾荒的办法,启发同情。在新城、定兴、涞水、易县、清苑、无极、饶阳等二十余县所开展的“一碗米”救灾运动,已献出粮食一百九十余万斤,糠菜、枣、梨数万斤。这一运动,现已扩展到邢台专区,据十月上旬统计,邢台全县七百二十七个自然村,捐谷子四万余斤;南宫三个区七十六个村(统计尚不完全),已捐救灾粮三万七千余斤;任县二十八个村,捐米五千八百余斤,谷糠七千二百斤,菜约九千斤。内邱、临城、沙河、平乡等县机关干部中,也订出节约计划,踊跃捐献。各级政府安置重灾地区灾民工作,也极为顺利,绝大多数灾民解决了生活问题,如河北满城县第五区自安新、高阳等县水灾区移来灾民二百九十三户,一千四百九十三人,得到该地群众热情帮助,有劳力的或者去打短工、作小买卖、织席轧花;没有劳动力的参加纺线,都得到了安顿。石家庄专区支援灾区委员会为妥善安置交安县准备移来的五千灾民,特指示各县迅速为灾民准备住房、生活用具、生产用具,保证灾民到村后,有住、有吃、有活可做,不让灾民发生大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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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扶植门头沟私营小窑
 京市交通银行举办首批贷款
【本报讯】京交通银行为扶植门头沟私营小窑恢复生产,以补助京市今冬用煤,特举办首批贷款。门头沟矿区今夏被水浸淹后,地势低洼,各矿现仍从事排水,门煤产量因而减少。交通银行配合京西矿务处及京西煤矿公司,于九月二十一日根据该矿区地势及各窑目前具体状况,选择圈西门一带之私营煤窑十余家为扶植对象,于十月七日开始办理贷款手续。截至本月十日,已发放贷款一千七百三十万元,受益煤窑有福春、三合、德顺、华兴、兴茂、德盛、宏丰、和纯、永生、宝天、同义兴、宝福、明记等十三家。这些煤窑获得贷款后,即开始购买窑柱或修理窑道。修整工程简易者如宏丰、三合等窑,最近即可出煤。工程较繁者,正兴工赶修。预计一个月后即能全部恢复生产。估计最低每日将能产煤四百余吨。
                         (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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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京邮局恢复收寄
 京绥沿线邮包
【北京讯】京绥铁路已自十六日起恢复通车,北京邮政管理局及所属各支局于同日起恢复收寄京绥铁路沿线各地三十公斤以内各种包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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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南农村一月
【新华社开封十六日电】河南省十月份的农村工作,仍以剿匪和反恶霸的农民运动为主,并结合进行秋收、种麦和布置秋季征粮工作。
该省的剿匪工作,经过四个月的努力,至十月底共歼匪达六万余人,全省股匪已基本上被消灭或击溃,散匪也大部被捕获或被迫投降、缴枪登记。逃窜于豫陕边境伏牛山区和豫南大别山区的残存股匪,十月中亦经各剿匪部队的努力搜剿,一月内剿灭四千一百余名。
    农村阵地初步巩固
全省农民的反恶霸运动,到十月底已发展到四十二个县二百三十五个区(全省共八十五个县六百九十五个区),全省已有九百二十万余农民群众卷入这个运动。在一般地区,反恶霸运动已由重点突破,继续向全面深入扩展。陕州、潢川等重点剿匪区,亦于十月间转入有重点的反恶霸运动。在许昌、陈留、郑州、商邱、南阳等五个专区中,已有六十多个区、三百零一万人口基本上结束了反恶霸清算运动;其中特别是宝丰、郏县、临汝等县农民运动先进地区,由于过去已经过反恶霸和减租运动,秋季主要是向反攻和漏网的恶霸地主展开复查,并通过复查斗争进一步整顿和发展农会组织,密切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在反恶霸运动业已结束的地区,已组织起来的农民达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地主当权派在政治上已被打垮,经济上亦被削弱,反动武装已被全部解除,广大农民已在农村中占了优势,有了农民协会的组织,掌握了农村政权,初步巩固了农村阵地。目前全省已有二万三千二百余干部深入农村进行工作,农民运动将进一步发展。
    整顿干部思想继续肃匪反霸
但由于某些干部因陶醉于已有的成绩而产生了严重的自满情绪,在各地工作中现在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盲目和被动现象;同时,“左”倾急性病也开始滋长,因此有些地区不能正确地有秩序地领导高涨的群众情绪,产生了强迫命令、包办代替、不讲政策、乱打乱捕的无政府无纪律等现象。有些地区在重点突破后,只顾向面发展而放弃了原有重点,使某些村乡农民运动被篡夺或流产。根据以上情况,河南军区司令部曾于九月下旬至十月初召开了全省的剿匪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散匪、抉剔潜匪,打倒恶霸、发动群众的工作方针;十月中旬,中共河南省委也召开了全省重点县的群众工作会议,检查各地的工作,使今后农民运动的指导思想更加明确,定出各种具体政策正确与否的界限和工作方法,严肃地批判了包办代替等恶劣作风,并指出了今后的前进方向。各军分区及中共各地委,亦将于十一月间分别召开所属地区剿匪和群众工作会议及整党会议,整顿干部思想,学习准确地掌握政策,巩固农村已有阵地。
入秋以来,河南各地阴雨连绵,致部分秋收未能及时完成,有些秋地亦因积水而不能下种。十月初旬天晴后,各地部队和机关人员立即帮助农民抢收抢种,领导挖沟排水。政府并帮助农民解决了麦种困难,除贷出种籽一千余万斤外,并有领导有秩序地发动了互借互济,规定所有借粮于明年麦热时归还。十月中旬全省秋禾已经大部抢收完毕,接着即全力转入秋耕种麦,很多地区并实行简单的变工互助,解决了人力畜力的困难。陈留、兰封等县农民,并挤出人力开垦荒地,增加麦地面积。水灾区商邱、淮阳、许昌等六个专区被淹土地六百余万亩,亦已大部救出,人民政府并号召和组织了灾民种菜备荒。
本省的秋季征粮工作,亦已开始进行布置,省人民政府决定在灾区减征公粮九百二十万斤。洛阳、南邱、陈留等专区,对灾区和非灾区的负担亦进行了适当的调剂。各地为了保证秋征任务的胜利完成,已普遍召开各界代表会议进行布置,由代表们讨论和总结夏征中挤黑地、贯彻合理负担的经验,并深刻认识秋征工作的意义,以便回去后在群众中进行广泛宣传并协助秋征。省人民政府已确定秋征工作为十一月份全省的中心突击任务,争取于十一月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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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邢台农民完成“生产长一寸”任务
 增产粮食十四万石
改进互助妇女参加劳动起了保证作用
【本报讯】邢台县由于党政军民一致努力,加之雨水及时,今年在农业生产上获得重大成绩,全年增产粮食十四万三千四百十九石。基本上完成了毛主席号召的“生产长一寸”的任务,今春该县中共县委曾提出在农业生产上,为增产二万一千石粗粮而努力,并领导农民大量播种棉花、大麻等,号召农民深耕细作多施肥,发展水利。由于农民翻身后生产情绪普遍高涨,该县大部土地做到了耕二遍,半老区施肥一般的均在一车到一车半。棉田管理技术逐渐改进,一般较去年增产每亩平均籽棉十斤至二十斤,全县棉地平均每亩产棉八十二斤半。与修水利的结果,水田较去年增加一万八千一百六十六亩。这些成绩的获得从领导上检查,主要的掌握了以下环节:(一)大力发展了农村合作互助,克服了过去行政命令,强迫编组及自流现象,使真正自愿两利不拘形式的小型互助,得到了大量的发展,从开春到锄苗、秋收,逐步发展到参加互助的户数占总户数的百分之八十,一般的均在百分之七十左右。据十一个区二百八十三个村统计,共三万九千八百八十一户,参加互助的农民达二万九千六百一十一户,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七十五。对小型互助的领导,一面贯彻了自愿等价的原则;一面克服了把互助组当成行政组的偏向,把过去所有加在互助组里的统计数字、征收负担等行政工作,全部由行政组织办理;再由支部发动党员到各街互助组,分头以自己的积极生产,模范行动影响领导互助组,农民对这种新的领导方法热烈拥护。(二)该县领导上贯彻了关于发动广大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的号召,据三百五十三个村统计:前半年参加农业生产的妇女,占妇女人数的百分之六十八,麦收下种时即发展至百分之七十至八十,妇女由锄苗、拉砘子,直至亲自扶耧耩种,下水刨地。(三)运用了一般号召与典型推动相结合的领导方法。区干部在领导工作中广泛的采用了这种方法,也是今年生产运动获得巨大成绩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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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推广机车包乘制
全国机车旗帜—毛泽东号机车奉命往郑州机务段示范
并向郑州机务段工人弟兄学习
【新华社北京十六日电】为推广机车包乘制的经验,全国机车的旗帜——毛泽东号机车已于本月九日离开丰台机务段,奉命前往郑州机务段示范。该机车系于今年三月奉调入关,在天津铁路局丰台机务段服务,协助丰台机务段推行包乘制。现丰台段在推行包乘制方面已得了显著成绩。本月九日,该机车又奉命调往郑州机务段。毛泽东号机车是全国第一个实行包乘制的机车,由著名的铁道英雄李永(司机长)、郭树德等九名乘务员负责驾驶、检修。该机车原是哈尔滨的一辆破损机车,解放后经工人修好后即由李永等驾驶。他们深感解放前乘务上所实行的大轮班制,不能使乘务员对机车关心爱护,赞成实行包乘制,此后毛泽东号机车即由李永等包开包修。由于他们精心操纵,认真检修,毛泽东号机车的质量日益提高,行车上先后创造了一连串的光荣纪录。该机车曾安全行驶十三万九千余公里没有发生事故;在每机车每月行车标准公里定为五千公里时,该机车即超过六千公里;实行新行车制时,该机车首创四十一点八公里的技术速度;此外该机车还缩短了库停时间,节省了煤、油等等。由于这些成绩,该机车于今年全国机务会议上被选为全国机车的旗帜。丰台机务段的模范机车,如五一劳动号和一九三九号,就是在毛泽东号机车的帮助、培养下产生的。此次该机车奉调到郑州机务段工作,出发前他们曾订出南下工作计划,保证要做到好、稳、快、省,并虚心向郑州机务段工人弟兄学习,以进一步提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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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整顿农会建立农代会
 京郊区土改开始划阶级
【北京讯】北京市郊区土地改革已进入划阶级阶段。第一批七十三个土地改革村,大部都整顿了农会或建立农民代表会。由于土地改革后普遍发动贫苦农民,提高了农民代表会的威信和农民的阶级觉悟,因此一般农民都迫切要求划阶级。目前已有五十多个村庄转入划阶级。划阶级的步骤。一般是先广泛向群众说明划阶级的标准,然后小组讨论,自报公议,三榜定案。有不服者可向法院上诉。郊区农民在学习划阶级中,情绪空前高涨,小组会上发言非常热烈,都认为必须好好学习,才能把划阶级的尺子拿到自己手里。长辛店农民说:划阶级是个大事,必须认真学,以后好在地主面前划一划。”北郊五道庙、太阳宫等村向农民解释如何划分富农与中农的界线后,中农搞清了自己的成份,都更安心了。
在解释划阶级时,南郊马家堡村是结合宣传政策进行的,讲划中农,就联系到不动中农的政策;讲划富农,就联系到不动富农自耕部的政策,这样就使群众更深刻的认识了土地改革政策。西郊罗道庄等村把划阶级与诉苦结合起来,当地主报的不确实或巧辩时,农民结合着诉苦来说理,更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石景山、门头沟等区划阶级时,将封建部分与运输业严格分开,群众感到极为合理。个别工作组中也发生了一些偏向,如不让地主到场,对地主富农划阶级象逼供一样等,经中共京市郊委及时指出,大都得到纠正。
                        (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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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路局与天津路局
 办理直达货运
【新华社开封十六日电】为加强各地区间的物资交流,郑州铁路局已与天津路局洽妥,办理与天津路局各站间的货物直达运输。自本月十一日起,郑州路局的货运即直达津局辖内之北京、天津、保定、唐山、山海关、张家口、大同、归绥、包头等站。此外,并与济南路局所辖的青岛、连云港、和安徽裕溪口等站,办理直达货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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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欢迎亚澳工会代表参观
 津工展延期
【本报天津专电】天津工业展览会工作委员会,为欢迎亚澳工会会议与亚洲妇女代表会议的代表来津参观,于昨日下午召开全体委员会,决定工业展览会延期到下月四日闭幕(原定本月二十三日闭幕),并以天津工业展览会名义组成亚澳工会及亚洲妇代会代表招待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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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市解放以来的税收工作
子谷
北京解放之初,人民政府税务工作遇到的第一个难题,便是如何改革旧税制?毫无疑问,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其统治时期所订的旧税制必须废除,而代之以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新税制。但改革旧税制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在对北京缺乏充分调查研究之前,旧税制虽有许多地方不合理,但人民已有多年习惯,而我们又不能听任税收停止,以致引起社会的疑虑。因此在初期,只是取消了其中不合理的部分,如三月一日首先废止一切不合理的苛捐杂税,使旧税制中三十七种税目,减少到二十一种,并继续进行税收工作,为建立新税制作准备。
在部分旧税目试行过程中,根据调查研究的结果和群众意见,现行税目,现已自解放后的二十一种,减少到下列十七种,即营利事业所得税、利息所得税、印花税、货物税(包括酒、烟)、矿产税、屠宰税、筵席税、娱乐税、旅店捐、房捐、契捐、交易税、营业税、使用牌照税、摊贩牌照税、临时营业税、地价税。当然,这并不是说新税目已全部订成了,但已较前大大合理了。
我们所谓比以前大大合理了,是因为:
第一、在税收中贯彻了发展生产的政策:如对发展生产所必须的生产资料、如机器、原料、燃料等,本国不出产或出产不足而又必需者,均采取轻税和奖励生产的政策。譬如矿产税,北京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派税目达六种之多,有灰煤税(百分之四点七),筑路费(百分之四点七),养路费(百分之四点七),自治捐(百分之○点八),其它摊派(百分之十二),矿产税(百分之三)等,总税率高达百分之二九·九。进城之初,人民政府便毅然决然将其废除,合并统一课征税率百分之三的矿产税。另外,本年五月间征收的营业税,及八月间征收的三十七年下半年营利事业所得税,除规定“已纳出厂税或出产税之工厂或出产人”及“每季应纳税额不满四百元之手工业,特种手工业制造业”予以免纳外,并对工业机器制造业减低税率为百分之一,对化学、交通、印刷器材、农业机器、建筑器材,必需品制造业等六类制造业,仅课以百分之一点五的税率。八月间评议了三十七年下半年营利事业所得税后,对十九种制造业及卫生、运输两商业,也曾分别予以百分之四十到二十的减征(详细规定见八月七日市人民政府布告布城字第九号)而对有重大技术创造发明有利于国计民生之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则规定“得呈请华北政府批准另予分别减征”。总的说,就是工业税轻于商业税,必需品工业税,又轻于非必需品工业税。只有这样,才能促使社会资金逐渐转入工业生产,扩大生产。
第二、就是在税收中贯彻了保护贸易政策:如京市现征的临时营业税(一般称行商税),在六月一日以前,是两种税:行商营业税(税率百分之三),与行商一时所得税(税率百分之一),由于行商们感到手续不便,因而合并征收了。在税率上,人民政府六月二十三日布告规定,分别减免,对粮食、棉花、油料、梨枣、瓜果的行商营业税,减为百分之一点五(减低一半),与行商所得税合征为百分之二点五,对肩挑负贩其总值不超过二万元者及自产自销之农产品及小手工业品免征。而在征收制度上,自七月八日起,废除了在各城门口检查纳税的方式,因为这种纳税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是阻扰了城乡物资交流的发展的。
第三、就是贯彻了节制资本政策:对私人资本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采取适当的税率,对于国计民生影响极微的烟、酒,则采很高的税率,烟为百分之三十到一百,酒为百分之八十到一百。为节制粮食消耗,增加财政收入,并于四月二十日根据华北政府指示,对“土酒”“啤酒”实施了专营,制止私自酿造。在促使钞票回笼,稳定物价上,京市税收工作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如征收春季营业税的五月,及征收营利事业所得税的八月,对稳定当时波动的物价说:都起了相当的作用。
其次,在征收制度上,总的方向是:简化税制,实行合理负担:
第一、解放以前,国民党反动派在北京税收机构共有三个:伪财政局税收部分及伪各税捐稽征处(八百八十一人),地方财务筹征处(一四九人),伪国税稽征局(五七九人),共有一六○九人,现在市税局和十二个分局的人员为一○六一人(较前减少五四八人)。
第二、在稽查工作上:过去国民党反动派税收机构中,没有专门的组织,只有零星的外勤人员,他们不重视正常合法的税收,而只是敲诈勒索。解放后,市税局于四月间设立了稽查科这个组织,现在各税务分局也因业务需要有了稽查课。在与不法的商人斗争中,起了相当的作用,拿占据京市经常税收重要地位的酒税税收情况来说:八月下旬开始了突击检查私酒,印花税的工作,九月份税收剧增,酒税收入几近三倍。
北京市解放以来的税收,在数字上是逐月增加了的。是有了开展的,但就“自给自足”说,却还未曾达到,据市财政局最近的统计,北京市自二月至十月止,全市财政收入,折米计六三、一二○、一六八斤,占总支出百分之五六点六九,由华北政府补助者,占百分之四三点三一。平均几近一半的开支依靠华北政府的补助,如按月统计,则华北补助者二月占百分之九一,四月为百分之七二,十月为百分之四十二。这就是说,我们努力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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