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改制中的北大法律系
余叔通
暑期中，北大法律系便酝酿着进一步的改制。上学期，由于他们全体师生的努力，曾经作了一次初步的急需的改革，停开了很多法律科目，增加五门新课程；因此率先推动了各大学文法学院中广泛的课程改革，收获了一定效果。这些改革在当时虽然是必要的，但却还是没有很详细的系统的研究，同时也自始便准备在半年试验后根据发现的优缺点来作更完善的改革。六个月来，他们便一直在细心摸索着，因此，当高等教育委员会邀请专家组成课程改革研究小组开始工作时，北大法律系便有可能提出较成熟意见，和提供有意义的经验供研究小组参考了。在这一段期间，系里教授、讲助、同学总结了上学期临时课程改革的工作，认为是有成绩的，在刚解放的形势下，这样的改革起了它一定的作用，但当学习环境比较安定了，要求课程的比较正规化时，上学期的改革便显得不够了。大家都觉得上学期：一、过份强调了集体学习，一下子组织了三四个讨论班没有重点地去掌握一两门功课，吸取经验，这样，讨论之先没有充足的准备，而领导上因为照顾不来而显得松弛，结果任何一门也不易搞好，使大家对集体学习容易失去信心；二、废止了大部份业务课，在当时是需要的，但从长期来看，还应该分别课程之应改造和应废止的加以不同处理，另一方面，政治课程应该占主要地位，但不应等于包括全部课程；三、在新课程学习中没有领导大家连系实际，因此部份出现了极端个人主义的、教条主义的或经院式的学习。
由于这些认识，大家又分析了今天法律教育问题所面对的基本情况是：反动的法律已经废止，人民自己的法律体系又正在草拟创建中，现行法令不多，新的教材和师资是缺乏的；其次，同学们一般地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还很不够，特别是马列主义的国家观法律观社会观，必需作为一切业务学习的基础明确地建立起来；另一方面师生的从旧社会带来的旧思想意识，应该在学习中不断地改造，才有可能培养出真正的人民法律干部；而且旧的教学方法已经证明不能适应今天的学习了；大家又估计到现在由于革命形势的急遽开展，各地需要法律干部很迫切，因此同学必须在学习中准备有足够的基本知识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以便能随时胜任地走上工作岗位。
根据这些条件和这样的了解，北大法律系遵照了当时还在作最后讨论修改中的“高等教育委会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经过广泛征求同学意见和两次系务会议的详细讨论后，正式布置本年度的学习。
依照这个规定的原则，结合北大的具体情况，他们规定了：
一、全系必修政治课辩证法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并指出目的在于通过这科目的学习来改造思想，破坏旧的思想，培养马列主义的几个基本观点，逐步地建立共产主义人生观。二、政策与法令为各年级必修，教授全体参加指导这门功课。旧的学习法律是把法律孤立起来，用的从概念到概念的方法，是要摒弃的。正确掌握党的政策法令的精神是对新的立法司法干部的最基本要求，要学好法律，做好法律工作，就必先认真的学习政策法令，这一门课并试行采用新的教学方法。三、增开马列主义法律理论，马列主义名著选读和政治经济学分别为各级的必修或选修科目，前两门后来请何思敬教授来校讲授，并适当地组织讨论，但不规定作定期讨论，以免讨论班太多了。四、业务课时间加以压缩，尽量依据新的司法经验和立法材料来讲授，科目是依照高等教育委会规定就各年级学生程度开设为各年级必修或选修科，并特别着重指出要批判地学习。五、普遍地号召同学选习俄文，以为接受并研究社会主义祖国苏联的先进法学理论的准备。
这样的课程公布后，同学们曾存在着不少思想问题，疑问很多。例如有人以为政治课太重了，或者问政策法，令中能找到什么法律学？有些同学完全不信任集体学习，认为浪费时间，于事无补；有的说北大是正规大学，不能用华大革大那一套教学方法。积极的同学觉得能够聘很多新教授，开很多新课最干脆，最理想，却不知道新的法律教育的经验还得大家埋头认真地摸索创造。大部分的同学在最初不大相信师生互助、教学相长的原则。有一些同学片面地认为要建立新的，必须钻研高深，先搞好旧的。也有人不同意批判地接受与研究的提法。对政治课的看法也分歧得很，有人是自封彻底马克斯主义者，认为自己思想已经不必改造了，或者以为上学期已经念过社会发展史和新哲学，尽可不学了；另外一些人则以为不这样，就得念些大部头大部头的马列、哲学书籍、社会学等，不肯承认或不了解这改造思想课程的目的和重要性。
系会首先开了联欢会，由行政负责人报告了课程计划，先在同学思想上作酝酿，并鼓励大家明确选习政治课的意义。同时，暑期参加党训班学习时的、参加工厂工人教育工作的、参加法院审判实习的同学，分别报告了学习方法和心得，说明了掌握政策在实际工作中的重要性。并随后在同学中展开关于新民主主义学习的讨论，根据系方课程及系会的学习具体计划在小组中结合本系所开课目，内容，教学方法来进行检讨便作积极建议及计划；在迎新大会上，用漫谈方式从很多学习上、生活上、行政上的实际问题谈起，最后归结拢来解决几个在同学思想中还不够明确，还有怀疑的问题。这样，依靠了行政上、教授、讲助、全体同学的共同努力，大家都进一步了解这个课程规定的精神，要贯彻这精神，必须做些什么？必须怎样做？大家都知道单纯从课程名目上来估量这个规定是不够的。应该１、保证政治课学习能真真地联系思想实际，暴露思想，改造自己的思想，学好政治课是最主要的。２、必须师生结合，才有可能师生互助，教学相长，坚持了这样的原则，便容易解决横梗在旧大学眼前的师资教材的困难，和一改从前刻板的填鸭的教学方式。３、要在业务课中，学习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封建买办法西斯的思想、理论进行斗争，批判地接受正在改造中的业务课。４、政策法令要多花时间去学，并以此为起点采用新的教学方法，学好政策法令，才能学好其他业务课。５、要好好理解并采用“自学为主，集体为辅，教员从旁协助”的方式，既反对关门的完全个人学习，也反对没有准备的没有自学基础的形式主义的集体学习，同时要去除依靠教员依赖报告的想法。
很快地，同学的小组建立起来了，今年同系级的同学都集中住在一起，开讨论会、检查学习、互助都有很大方便；小组是依照寝室划分，并把生活小组和学习小组结合起来，使领导统一，纠正了把生活和学习机械地分割开的错误，生活是为了保证学习，也唯有生活得愉快安定和有规律才能学习得更好更有效率。为了使师生结合，一道学习，全系教授、讲助、研究生每人都分别参加一个小组，最初好些人不赞同这样作法：有些教授深恐时间不够，妨碍自己学习；有些教授觉得到学生宿舍去不方便；也有人认为这样一定不容易开好讨论会。可是，经过两周试验后，大家看法都改变了。系主任说同学们提出很多的问题原来是自己连想也没有想到的；一位教授说原来不很同意这样作，但参加小组后觉得时间用来参加同学的小组不但不可惜，而且对自己进步帮助很大，自己也年青起来，而且纠正了自己很多自高自大的想法；另一个小组因为学习中接触到很多专门问题，立刻有教授给解答了，觉得蛮满意，个别的教授主动地找小组同学在课外谈话，讨论问题。本来，北大法律系教授在教学之外，还都多少协助政府做一部份立法工作，时间忙迫，但参加小组还是异常热烈，这一点对于同学也鼓励很大，有一个同学说不应该不好好准备呵！这种新的师生结合的方式在旧制大学中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在北大法律系的初步试验，证明是可以采用的。
政策法令课除了全部教授参加外，同学也参加了领导学习，这是一门新的课程，既没有现成教材，也没有现成师资，更没有很完整的经验可供参考。系里便先成立包括教授、讲助、研究生、同学的工作委员会、进行搜集资料，剪报，制索引，拟订学习进度、题目、重点等。这一个学期准备学习的是：１城市政策：包括城乡关系、城市政权组织形式、工商业恢复与发展等问题；２、乡村政策：包括土地改革、减租减息、民主建政、城郊土地处理等问题；３、财经政策：包括金融、贸易、外汇、财政等问题；４、劳工政策：包括劳资关系、劳工立法、工会工作、劳动保险等问题。下学期才学习新司法制度、婚姻法令等。方法是首先指定主要资料发给同学阅读，然后由负责该题目的教授作启发报告，拟发大纲小组讨论，根据会报中的问题归纳作解答，每一阶段学习完毕后，请有实际工作经验的负责人员来校作总结并解答还没有解答的问题，在这样的学习中来充分运用新的教学方法，实现“师生互助、教学相长”的原则。目前已经先进行了两个多星期关于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的学习，邀请了张志让、何思敬、许德珩、钱端升、樊弘、袁翰青、王铁崖、楼邦彦等教授分别作共同纲领各章报告，每一次报告礼堂都挤满了人，小组讨论热烈，把政协文件作为正课学习，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旧大学是在一步一步地改进中，大家应该更努一把力。
政治课在听完艾思奇同志关于学习目的与方法的报告后，小组及大班的讨论上关于自学的问题，关于理论与实际连系的问题，关于先要有正确立场来学马列主义还是学习马列主义来建立正确立场问题，都被提出来并卷入讨论和争辩中。个别小组互相保证一定要学好政治课，渐渐明白思想改造的必要。系主任自己担任政治课教员，第一堂他便说我也是来学习的，我的思想也要改造，这门课要搞好要依靠大家共同努力；有些小组已经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有些同学对讲授得不适当的地方和教学法不完善的，都通过小组提出意见，教授们也有自动征求同学对他所授课程的意见，这种情形在解放前是没有的，就是在改制前也很少这样的事情，今天，大家对学习负责了，只有在不断的改进，才能够使正规大学真真担起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责任。在学习中，同学提供很多积极的建议，谁都知道要把教育办好，教得好，学得好，必须行政、师生来个大合唱。
最近的一次系务会议上，初步地改变了以往的繁琐事务主义作风，会议的大部分时间是讨论学习问题，听取了同学学习情况的反映，并且就可以立刻解决的问题研究解决办法，检查关于贯彻规定和教学方法的情形，和同学不细心自学，只依靠集体学习的偏向；对于教授参加小组作了很久讨论，议决加强大课领导，吸收同学系会学习干事参加学习领导机构等，这虽然只是一个新的开始，在旧大学里系务会议上，好好地进行研究同学学习情形，并讨论如何更好地领导学习，而不是只作一些行政事务的争论，这转变在整个教育的改造过程中，是值得重视的。
经过了改制，法律系的同学学习情绪空前地高涨，小组会除了病假外很少缺席的，晚上不是上课便是讨论会，要不便是自修；张志让先生的宪法原理因事请假，同学要求在礼拜天也给补课，同学们又要求大量地供给更多参考书籍和学习资料，讨论会中发言普遍地是热烈的，准备不足的受到了批评，有自动点名的，有成立互助小组监督并互助学习的，有互订学习计划的，大家都有信心地要努力训练自己为一个有用的镇压反动阶级，维护劳动人民利益，巩固人民民主国家机器的人民法律干部。
从这一段改革中，可以看到在执行高等教育委员会的课程规定时，就要求各院系要真真地掌握这规定的精神，采取其他适当的必要的步骤来保证这一规定的真正目的的实现；党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每一个在文化教育工作岗位的人员，都应该耐心地认真地贯彻“坚决改造、逐步实现”的方针，有步骤有计划地来改造旧教育旧学制，那怕是一点小小的收获，积累起来，推广开去，便有可能最终地攻破并夺取旧的文化堡垒。其次我们应该看到行政上明确地了解政策精神对改制工作是很重要的因素，同学应争取行政进行有益的改革，行政上又须经常研究和解决同学的问题。在改革中党团员应起积极带头作用，帮助并发动同学来解决学习上的问题，保证政策的贯彻。同时，在执行改革之先，要深入了解情况，进行必要的调查研究，结合自己院系的具体情况来执行上级规定，另一个应该归结到的经验教训是：一定要动员群众思想，了解为什么这样改，改了有什么好处；并时刻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困难，不坚持群众路线，便只好等待失败。
迅速依照高教会的课程暂行规定的精神，改革旧教育，已是各大学迫切的课题，反对只满足于表面的课程名目的相符，要经常不断地改善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接受他校的经验教训，摒弃坏的，发扬并巩固已有成果，尽快地改造旧教育，准备迎接人民祖国的文化建设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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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中等学校的国文教学
刘国盈
最近笔者因为工作上的关系，作了一次“关于中等学校国文教学”的调查，调查的结果虽然不大成功，但多多少少总是得到了一些材料。我想把它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供给专家和教育工作者参考。
一、教材问题
据调查的结果，一般中学生对于现有的国文教材（新华书店出版，周静、王朴编），有如下的反映：“太浅”，“文言文太少”，“抒情文太少”，真的太浅吗？真的抒情文太少吗？我们作了一个研究。
前两个意见，基本上是一个问题。那就是说，现有的国文教材不是太深或太浅的问题，而只是文言文和白话文所占的数量太多或太少的问题。是的，假如拿现在的国文课本和国民党时代的国文课本比较起来，文言文无疑地是减少了。我们姑且不谈文言文究竟有什么价值，然而，我们一定要问：为什么中学生对于文言文有这样大的兴趣呢？经验告诉了我们：除了极少数的学生外，绝大多数的中学生是不喜欢文言文的；而所以现在的中学生要求增多文言文，不是别的，基本的问题还在国文教师的身上。我们知道以前的国文教师，所谓讲书，只不过是翻译了一下罢了，把古文翻成了今文，把学生不懂的古语法翻成了现代的语言，把子曰翻成了孔夫子说，其它还有些什么呢？什么也没有。虽然偶尔在国文课本上也有一两篇白话文，可是，我们的国文教师们是怎样处理这些教材呢？是这样的：“白话文，你们看看算了，用不着讲。”这话的口气包含着一种轻蔑与不屑，但问题的本质是连他们自己也不太懂白话文的精神与结构，这样，怎样给别人讲呢？！
现在，我们不但要反对而且要坚决消除一些教育工作者的清高思想，同时我们对于刻版式的某些教学方法，也要予以改善或革除。然而，事实的说明是有些国文教师还仍然在用他们“传统”的教学方法，这样无怪乎学生们感到国文太浅了，文言文太少了，对于这一问题，中学的国文教师们必须加以解决，否则这门学科的教育作用，将要降低或完全丧失。
其次让我们谈谈抒情文的问题。
所谓抒情文，在这里不单是指描写情愫的文章，而是所有的隽永、诙谐、幽默、优美、秀丽的描写文都包括在内，也就是说，凡不是论说的文章，都是抒情文。我们知道，中学生曾经是喜欢“我所知道的康桥”、“寄小读者”、“超人”、“埋存与发掘”等一类的文章。这些文章究竟是些什么东西？为什么还喜欢它？一句话，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温情、自私、优越感的思想习惯在作祟。今天，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必须认识到：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是要把顾影自怜的个人主义彻底肃清，革命的英雄主义与集体主义必须建立；因此我们决不许可再有“孤独的智慧”的错误理论存在于我们课本里，同时对一般学生的错误思想，我们也必须要用各种方法去消除它。
反过来我们再来看看现有的国文教材是不是没有所谓抒情文呢？不，有。廖承志同志的“遥寄”、吴晗先生的“哭一多父子”都是很好的抒情文。我们的国文教师只要能够把叶挺将军和闻一多先生当时为民主事业奋斗的精神和事迹，很好的叙述一下，我相信年轻天真的中学生，一定会因感动而流出热泪的！这样，他们还会去留恋那“孤独的智慧”吗？！还会去贪图那“穿夜行衣服，带镖背剑，来去如飞的人”吗？！不，决不会，我相信他们很快的便会改变，改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先进、最聪明、最有为的青年一代。
屠格涅夫的话说的很好：“处女土不应该用一架轻轻滑过的木犁，而是要用一架深入的犁来开垦的。”我感觉我们的国文教师们要切记这一句话，掌握好自己深入的犁，好好地在我们青年朋友的学习领域里去开垦，鲜花不久就会开放的。
二、一般学生对国文学科的态度
关于这个问题，调查大纲是这样拟定的：
（一）你对国文感到：①讨厌，②不在乎，③还有兴趣，④特别爱好？是什么原因：①没有用处，②容易及格，③自由阅读，④国文教师的启发，⑤受了其它的影响？
统计的结果，“还有兴趣”的人最多，可是“讨厌”和“不在乎”的人加起来，和“还有兴趣”的人相比，也就差不了几人了。但最奇怪的是这三种人，大多数都是因教师的关系而产生了近乎完全相反的结果。因此我们不难推知，教师对于学生的影响是有一定的决定意义的。至于感到国文“没有用处”的，只不过是几个人罢了。
（二）你觉得国文教师给你解决了：①读书方法，②作文技巧，③政治认识，④思想更有条理，⑤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
使我们最惊奇的是无情的统计数字落在第⑤个小题上的最多。这告诉了我们：国文教师的教学几乎是完全失败了，而且是可怕的失败。
绝大多数的学生，都没有感到“国文是没有用处”的东西，这就是说，他们都愿意学习国文，可是为什么感到“讨厌”和“不在乎”的人又是那么多？原来他们学来学去，国文教师也没有给他们解决问题；这样，他们怎么会有兴趣？怎么会不“讨厌”？我们知道中学里的课程比较起来很复杂，一般的数学和其它的自然科学又都有课外习题。因此，学生们与其是死坐在国文教室里听国文教师讲“不解决任何问题”的课，倒不如歇歇脑筋准备去作数学题更好些，与其是整天去看那些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先生留下来的作业，倒不如多作些还可以增进知识的功课更好些，那么，是谁贬低了中学国文课程的应有的地位？我想这是不言可喻的了。
三、教学法
我们中学国文的传统教授方法，是就课文逐字句的讲，而一般学生在此种教授方法的影响下，所收益的只不过是认识了几个“冷字”，多了解了几句“古文法”罢了。
今天，我们教国文的教师们，不但自己要懂得而且一定要学生们也要懂得：国文课本不同于“千字课”，更不是“怪名词”的垃圾箱，正如法捷耶夫所说的：“这些诗同着其他的材料，会显出这些为将来而奋斗的战士的面貌是多么高贵，……人生由于有他们而开花，没有他们，人生的谷田会腐朽的。”是的，国文就是这么重要，它是人类智慧的种子，没有它“谷田会腐朽的”。我们必须让学生从基本上把国文课重视起来，然后细心地把这宝贵的种子，撒到我们最先进、最聪明、最有为的青年一代的智慧的田园里。
调查表告诉了我们，凡是取得了一定的教学成绩的国文教师们，在他们的教授法里，一定包含着如下的方法：（一）讲文章的精神和结构；（二）增加了其它的材料连系实际。我想这两种方法都是必要的，而且正因为如上的两个方法，苏联中学的文学课，已经获得了惊人的巨大的成绩。我们要向苏联学习，学习他们把“包含在我们文学中的巨大的思想宝藏，一定要正确地、易懂地、动人地带到学生们的面前，启示给他们看。只有在那时候文学才会对他们起巨大的积极的影响”（法捷耶夫语）。
当然，国文教学的方法很多，而且也不能不顾具体的客观情况，便规定了一套死方法。只有联系实际的教学法，才能引起学生们的兴趣，达到上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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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政治经济学教程绪论（２６）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任务及其特点
第三章 政治经济学的任务 意义与中国革命
第一节 政治经济学的任务与意义
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
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要研究的，除了人类社会历史上各时代或一时代经济的共同点，共同的规律以外，还要研究人类社会各时代或一时代经济的不同特点，特殊的规律。而重要的还是在于研究各时代或一时代经济中各种特殊的规律，研究各时代经济中占领导支配地位的那种主要的经济的特殊规律，这便是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关于这一点，恩格斯早在“反杜林论”一书中有非常明确的指示：
“人类进行生产交换的那些条件，不仅因国家而不同，而且在同一国家中也是因时代变迁而不同。所以政治经济学对于一切国度对于一切时代不能都是相同的。从弓箭、石斧、和间或偶然进行的野兽的交易等起，到近代数千匹马力的蒸汽机关、机器织机、铁道、英格兰银行止，有着莫大的距离。巴塔哥尼亚人，如果不知道大量生产和世界商业，也不会知道空头支票和投机恐慌。所以谁要想把巴塔哥尼亚的经济和今天英国的经济置于同一的规律下，显然地，他除了那些糊涂的平凡事情以外，再也弄不明白什么东西。所以政治经济学本来就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它要研究历史的，也就是不断变化着的材料。它首先要研究生产与交换各个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然后才能作为这种研究的结论，定出可以适用于一般的生产与交换的少数、完全普遍的诸规律。自然这时候适用于一定的生产方式与交换形式的规律，同时也能适用于那些具有相同的生产方式与交换形式的一切时代。例如：与金属货币的采用一起，一系列的规律同时发生了作用，这些规律，对于那些借金属货币为交换媒介的一切国家与一切时代，也都可以适用。”（“反杜林论”第二编第三节）
马列主义的一切理论学说，都围绕着一个中心的任务，这个任务就是阐明社会发展的规律，当无产阶级还没有掌握政权前，我们就要依据这些规律去指导无产阶级与其他劳动人民的革命运动，谋取无产阶级与其他劳动人民的解放，以推动与促进全世界社会主义的实现。当无产阶级在一国内获得胜利以后，我们依据它一方面就要为本国社会主义的或新民主主义的建设而奋斗，另一方面就要为援助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与人民民主革命而努力。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列主义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是用以阐明历史上社会的基础构造——历史上社会经济结构底发展规律的科学，因此，它的任务，是与马列主义的总任务完全一致的，并服从与服务于马列主义的这个总任务的。在今天工人阶级已领导人民大众获得了政权的新中国，我们学习它，是为了了解与掌握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反对与扫除一切阻碍与破坏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障碍，克服一切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困难，与国内外各种敌对的经济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展开对各种错误的与反动的经济理论与经济思想的批判，并为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去准备条件。
广义的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分为广义的政治经济学与狭义的政治经济学两种。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就是研究人类社会历史上各个时代生产关系的科学。其任务就是在于发现人类社会各个时代的生产关系，以及支配各个时代经济运动的规律，即发现各个时代经济的发生成立发展没落死亡的规律，具体些说，广义的政治经济学的任务，是在于发现自给自足经济里生产与分配的规律，商品经济里生产，交换与分配的规律的科学。恩格斯曾对它下过一个经典的定义：
“最广义的政治经济学，是一种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底生产及交换的诸种规律的科学”。（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二编经济学第一节对象与方法）
“政治经济学，按广义的经济学说来，是研究各种不同的人类社会里生产与交换，以及与生产与交换相适应分配生产物底条件与形态的科学。”（同上）
在广义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内，人类社会历史上所有各个时代各种不同的经济关系，各种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都是它的研究对象或研究范围。在今天说来，现代社会中存在着的各种经济形式和历史上所存在过的各种社会的经济形式，都是成为广义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或研究范围。历史上社会的经济形式是各式各样的，即便资本主义经济占支配地位的社会中所存在着的经济形式，也是极其复杂的，发展很不平衡，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比单纯商品经济复杂，单纯的商品经济比自给自足经济复杂。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也具有它的复杂性多样性。我们的目的，便是要从这些错综复杂各式各样的各种形式中探求出支配那些经济形式运动的规律，这也便是我们广义的政治经济学的任务。
广义的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与建设
虽然，这种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当恩格斯写“反杜林论”时（一八七七——七八年），还没有建立起来，认为还须要今后去创建起来。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却第一次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为真正的科学，为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奠建了一定的基础。他们不但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阐发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的规律，从而创建了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并且与此同时，他们也研究了资本主义以前各种社会的经济，阐发了某些的经济规律，为广义的政治经济学的建立也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这些都是我们从资本论、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等著作中，关于历史上各时代各种社会经济的材料中可以看到的。
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帝国主义阶段，世界上出现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列宁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及其发展规律，作了深刻的研究，著作了资本主义底最高阶段——帝国主义这部名著，成为资本论理论上的继续与发展，并扩大了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